日本和中国关系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2、开展民汉双语教育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发展
3、萨义德《东方学》之争与中国的“理论东方学”
4、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大时代
5、专题二十二 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
6、从昆明方言传承看昆明城市文化发展
7、为词源研究打开另一扇门
8、浅析语言文化观及其对第二语言教学的启示
9、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若干策略问题
10、国际汉语教学中的书法教学设计构想
11、基于超星学习通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应用
12、从中韩文化冲突探讨中韩交流范式
13、电视节目《中国成语大会》的传播学考察
14、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字学研究
15、中日文化交流中往来物的研究价值
16、为跨文化书法教学搭建“文化脚手架”
17、从丝路古贝到美国内战
18、传统文化视域下的高校艺术设计人才培育思考
19、观日本动漫·品文化香韵
20、黄遵道宪与晚清“西学墨源”论
21、黄河文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22、探析书法艺术与建筑空间形态的通感研究
23、从“以字引词”到“以字统词”
24、体用合一：加葛里亚蒂的文化资本运作观管窥
25、汉字与朝鲜半岛文字形成
26、东北亚地域古代史的“难民”视角
27、浅析韩国文字与汉文化的关系
28、通向“外亚”的“内亚”之路
29、法国文学杂志《原样》对毛泽东诗词的译介
30、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差异
31、蓬莱与朝鲜半岛的海外交往
32、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反思与重构
33、浅论主持人如何对待语言与文化的辩证关系
34、长安形象在韩国汉诗中的接受与嬗变
35、当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定位与发展
36、“以文促情”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37、论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路径
38、古代中国科技文化解题思维发散
39、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深层次问题凸显
40、郭沫若：现代中国书法文化的创造者
41、从公共外交角度比较孔子学院及歌德学院的美国实践（下）
4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在电视公益广告中的表达
43、汉字意蕴中的大学生德育教化研究
44、论饶宗颐先生的华学观
45、佛教与汉语外来词研究
46、室内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
47、试论中俄电影文化的几次“交集”
48、保加利亚翻译家韩裴的《红楼梦》情缘
49、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重建大战略
日本和中国关系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介绍和分析日本战后工会制度与劳动关系的发展变迁的状况，并比较与中国工会制度的异同点。分析战后日本工会制度与劳动关系的发展变迁的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对于还没有与发达国家的内涵相同的工会组织的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日本战后的工会制度与劳动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因为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在二战后才制定颁布了《工会法》与《劳动关系调节法》。当时在美军占领下，联合国司令部在对日本实行民主化改革的进程中，日本的工会活动才被合法化的。这一点是战前的日本所没想到的，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属于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社会变革。一些学者在比较分析日本的这两部法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类似的法律时，还发现，其具体内容里，日本把“团结权”和“争议权”当做宪法中的基本人权来保障，这些创新大大超越了当时的发达国家。
第二，研究日本工会制度的另一更重要的理由是日本良好的劳动关系常常被称作为是支持了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工会这种社会组织自出现以来，贯穿整个20世纪，一方面是一个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组织，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的攻击性的组织。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数发达国家，工会运动都或多或少地向着和谐劳动关系的方向变化着。在这一方面，日本的工会虽然是最晚被合法化的，但确是最早达成劳动关系和谐的，所以也被称为是“超越时代发展的日本的劳动关系”。日本劳动关系的和谐使得石油危机引起的工资推动型通货膨胀能够比其他发达国家早收敛，并且能更好地支持企业的技术进步。这些特点都受到了欧美国家的特别关注，认为是支撑了战后日本高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拥有“和谐的劳动关系”称号的日本，出现了劳动时间过长、过劳死、人才被企业组织埋没和公司人等比较深刻的问题。中国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同时，也需要警惕这些负面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即使存在这些负面问题，日本的工会及和谐的劳动关系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战后复兴期日本工会的发展历程
（一）战后初期工会的发展历程
日本的工会变成合法组织是在二战后。战争期间，工人是不可以自愿成立工会的，因此工会组织极少。二战后，日本被联合国司令部占领。联合国司令部认为需要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工会组织和活动的合法化。这样，在1945年12月和1946年10月，日本分别颁布实施了《工会法》与《劳动关系调节法》。又由于当时日本面临着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百姓的基本生存都非常困难，所以基于这两个法律的工会运动受到了劳动者的积极支持，工会参与率迅猛地增加了起来。到1948年为止，参加工会的会员占到了全部劳动者的50%。
在工会的指导下，各种激烈的劳动争议频发，争议的内容除了提高工资、反对解雇等之外，甚至包括了生产管理等。其结果，在这个时期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等，劳动者比经营者都更有话语权和决定权，经营者常常需要在意工会的脸色。对于工资的决定，也有无视物价和企业的支付能力，仅凭交涉能力而决定的情况。这样，在劳动民主化的改革中，工会成为工资上升的主要因素。
当时工会的提高工资的目标比較容易实现的另外两个原因之一是，尽管占领军反复强调应该把工资也列入国家统一控制的对象，但是一直没能做到。另一个原因是当企业经营陷入赤字时，这个赤字可以通过政府的价格补贴、银行融资和政府调整官方物价的形式填补。
这个时期工会对工资上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临时性工资的范围内。因为到1946年9月为止，战争期间政府对工资的管制还在持续，因此，劳资交涉的内容主要围绕着各种补助而展开。例如：化解食物危机资金、家属疏散费和伙食补助费等。后来，在政府取消了对工资的管制之后，工资交涉主要以临时性收入为主的这个特点也一直没什么变化。例如，在公务员的劳动争议中，工资交涉是最被重视的。其中，每年都会对最低工资水平的确定和生活补助金进行讨论。在1947年至1948年中期为止，公务员的工会主导着日本整体的工会运动的方向。
（二）1949-1950年期间的工会运动状况
1949年4月，日本开始实施了德国的道奇提出的致力于结束通货膨胀和经济自立“超均衡财政政策”。这个政策使得日本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宏观经济进入平稳运行的轨道。并且，日本开始撤销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确立了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对于工资，开始实施了“工资合理化三原则”。具体内容是，第一，因为提高工资而需要政府补贴时，这个补贴仅限于政府能够有新财源支付的情况下。第二，银行不再为了填补企业因为工资上涨而产生的赤字而融资。第三，不允许出现引起物价上涨的工资上涨。这样企业工资的上涨就限定在了自己能承担的范围之内。企业对于自己的赤字只能凭借合理化经营和自己的努力来实现。通过这个措施，与战后初期相比，工资可以轻易上涨的经济环境就不存在了。
对于民主化运动，最初非常支持的联合国司令部，以1947年的全国总罢工为界限，开始出现了抑制的意向。随着占领政策的改变，“国家公务员法”被修订了，从此禁止公务员实施劳动争议。更进一步，在1949年5月，对于《工会法》与《劳动关系调节法》也进行了修订。这些措施对于工会运动的打击很大。从此，企业的经营权大幅度回到了经营者手中，经营者的力量渐渐强大起来了。重新获得了经营权的经营者对企业的劳动人事管理和企业经营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也解雇了一些员工，重新整顿了企业。
以上这些一系列的新措施使得以公务员工会为中心的工会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结果，不仅出现了工会的分裂和会员数的减少，劳动争议也有过去的激烈的斗争形式转变成了相对消极的防卫性斗争。例如，在1946年起到1954年期间，1949年和1950年的争议中，工会提出的积极的要求的件数（要求增加工资的件数）比其他年份减少了很多；反之，消极的要求的件数（反对降低工资、定期支付工资、确保雇佣的件数）增加了。与此同时，工资总额的增长率急速地低于之前的时期，其中临时性工资的增长率在1949-1950年期间几乎都是负值。
（三）1950年6月-1954年12月期间的工会运动
根据寺西重郎（1993）的研究，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了特需景气。旺盛的产业活动的结果，使得企业生产和利润急速增加①。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在1950年7月日本工会运动史上最大的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成立了，号称拥有365万名工会会员。这样工会组织得到了重组。
此时日本人的生活仍然低于战前水平，非常贫穷。面对再次出现的通货膨胀和企业利润的急速增加，工会再次发动了积极的以提高工资为主要目标的劳动争议，与经营者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交涉。但是到了这个时期，由于企业经营权已经大幅度回到了经营者手中，所以对于劳动者发起的激烈的罢工活动，经营者方面断然以置之不理的态度进行了对抗。这样，劳动争议就出现了长期化的倾向，最后渐渐朝着对劳动者不利的方向发展了。另外，在争议中劳动者方面常常出现违法行为，与刑事事件相牵连，结果争议以经营者的胜利为终结的例子增加起来。
对于涨工资方面的要求，其解决状况如下：日本的总工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固定工资，一是临时工资。在1952年要求涨工资和增加临时性补贴的劳动争议的件数共有842件，各自分别占58%和42%。由此可见，在劳动争议中，关于增加固定工资方面的争议占多数。但是从解决情况来看，58%的关于增加固定工资的争议中，只有40%达成了妥协，另外以增加临时性补助的形式落实的占40%，剩下的20%是不解决或未解决。这样842件中只有23.2%的争议取得了实效。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年分。在1954年，要求增加固定工资的争议发生了398件，低于要求增加临时工资的408件。参加人数为1000人以上的大型劳动争议中，增加固定工资的要求中40%得到了落实，30%转化成了临时性工资的增加，30%为不落实或未解决。此处，即使在落实的情况中，固定工资的增长幅度通常都比工会要求的程度要低。完全按照工会要求的程度增加工资的情况很少。以一定程度地增加固定工资再加上一些临时工资的增加的形式达成妥协的情况比较多见。另外，在1953年的参加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劳动争议中，落实为增加临时工资的有83件，高于落实为增加固定工资的58件。
导致临时收入增加的情况具体如下：第一，在关于增加固定工资的交涉中，因为难以达成妥协，最后变成了临时工资的增加；或者虽然双方达成了妥协，妥协的结果是一定程度地增加固定工资再加上增加临时工资。第二，工会发起的要求增加临时工资的争议获胜时。第三，在工会提出的反对解雇员工的争议中，被解雇者被落实到“自愿辞职”的程序中，按照公司的“自愿辞职”待遇，获得一笔临时性补贴。此外，在反对解雇的争议中，以向工会一次性支付失业补助金和解雇金的形式解决了劳动争议时，或者对于反对关闭工厂的争议，以支付一次性退职金的形式达成妥协的。
这样带来临时工资增加的劳动争议的件数就远超过了增加固定工资的件数。这个现象还突出地表现在每年的12月份。12月的临时工资的上涨幅度远大于其他月份。一个原因是，“总评”在着力于增加固定工资的同时，对于年末的“奖金斗争”也越来越重视。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具有永久性效果的固定工资的增加来说，增加些临时性的补贴的要求，对于经营者来说，比较容易接受。
這样，在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期，尽管工会运动非常激烈，但是对于工资的影响，比起固定工资来说，更主要地体现在临时工资的上涨方面。由于临时工资占总工资的比重在经济复兴期平均为11%，所以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由工会推动的工资上涨给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不太大。
二、日本劳动关系的特点
日本的工会是自二战后才合法。到现在为止日本的劳动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形态。主要特征“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工资上涨与晋升机制”、“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组织”。这些特征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劳动关系和谐。
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宏观意义在于，从供给侧来看，可以改善劳动条件、特别是工资水平，从而使得劳动者的收入得到增加。这一点对于日本经济来说，增加了购买力、扩大了国内消费市场，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另外，顺畅和高效的劳资间交流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从需求侧来看，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时期，有利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尽早收缩。因此，尽管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都拥有工会制度，在遇到石油危机时，日本的工资变动更具有弹性，工资物价的恶性循环能够尽快得到安定。与之相反，美英等国却不得不需要政府出面采用直接的物价控制措施。其结果，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尽管其他发达国家都长期陷于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而日本却凭借其良好的经济业绩，在发达国家中的地位急速上升。从此，日本劳动关系迅速地被世界瞩目。
发达国家的视角关注日本劳动关系的理由主要是在需求侧。这一点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出现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和通货膨胀，这两个因素阻碍着经济增长，并造成了贫困。
日本的劳动关系虽然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才受到世界关注的，但是实际上，早在石油危机之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就和谐的多。此处引用中村隆英（1985）的论述作为旁证“平均每个工会会员的损失的工作天数超过1天的年份，在整个战后只有1946、48、51、52这4个年度。超过0.8天的再加上1947、50、57、58、59，这5个年度。这个数字比美国和英国少得多，仅次于西德。并且，到50年代为止，工作天数的损失主要是因为出现了反对解雇的长期罢工，发生在电器、煤矿、汽车、钢铁等部门，并不是因为整个日本出现了大量劳动争议。” ②
和谐安定的日本的劳动关系还是日本企业能够积极成功地进行设备投资的一个重要理由。由于长期以来劳动关系和谐，所以日本的企业在采用新技术或导入机器人的时候，发生的劳动争议比其他发达国家少得多。这一点为日本能在很长时期都一直能提升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日本企业在解雇职工方面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如果没有连续两期出现经营赤字，就不可以解雇职工。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则不可以随意解雇职工，因此，日本企业在导入机器人时，都是把替换下来的职工进行了重新安置，而不是直接解雇。
在微观层面上，劳动关系的和谐使得工会存在的必要性不再像过去那么高，许多协调工作通过企业的劳动协商委员会就解决了。其结果，日本的工会的参与率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越来越低，降到了10%的样子。
三、对中国工会制度建设的启示
中国工会法中，工会的定义是劳动者与企业或政府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团体。这一点是中国工会制度与发达国家的根本区别。其结果，中国的工会主席常常是由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担任。而在日本，当一个人在企业的职位晋升到“课长”以上时，就必须退出工会。因为他已经是属于企业的管理层，他的工作内容是维护企业的利益，不能直接代表员工了。因此，中国还没有允许劳动者自己组织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中国工会制度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本质性的差距。
一些中国学者说即使是发达国家，工会组织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所以，中国现在这样的工会制度也没什么问题。如果鉴于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中国需要保持目前的工会制度不变，或许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如果说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工会制度多种多样，中国的工会制度也可以属于其中的一种，则有些想当然了。因为，发达国家的多样化的工会制度中，没有中国这种类型的制度（王新梅，2005）③。
发达国家的工会多种多样，有以企业为单位的、不分蓝领白领的工会，各种事项的交涉和决定也主要在企业层面，因企业不同而不同。例如，日本的工会制度，尽管他们也都层层加盟到全国总工会。也有以职业或产业为单位成立的工会；还有主要在全国总工会层面进行事项的交涉和决定的工会制度。无论哪种工会制度，都是各个国家在工会的发展历程中自然而然演化成的。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劳动者自愿成立、自愿参加的、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组织，而且工会的领导也由会员选举产生。他们中没有一个工会的定位是介于劳动者和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定位于协调工会组织与经营者团体之间利益的组织，在发达国家叫做“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是另外的一个独立的组织。显然，中国目前把工会定位成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协调委员会”。然而，由于中国不允许劳动者自愿组织代表自己利益工会，所以还处于民间社会组织非常缺乏的状态，严重影响劳动者与经营者之间的高效交流。
工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其目的是通过顺畅的交流機制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然而，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同时也是建立在企业经营者是否对企业的发展有长远的目标和规划，是否有意向和动机把企业引领到一个良好的发展远景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国家的工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与建立一个良好的适宜于企业家致力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相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否则，如果贸然强调保护工人利益，或者只是单方面鼓励工会和团体交涉，其结果，可能带来的只是更多的劳动争议，而不能给企业和劳动者带来长期的双赢。
参考文献：
①寺西重郎：《安定化政策和生产的扩大与成长》，香西泰、寺西重郎编，《战后日本的经济改革：市场与政府》，东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②中村隆英：《日本经济：成长与结构》（第3版），东京大学出版社，1985。
③王新梅：《建立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劳动关系与工会制度》，本文收录于蔡昉、张展新主编《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国人口出版社，2005。
日本和中国关系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一、工会角色的转变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得益于工会的支持才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并开始执政。1961年， 随着人民行动党内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裂，工人也分别追随两个工会组织，一个是亲激 进派的“新加坡职工联合会”(简称沙都)，一个是亲温和派的“全国职工总会”(简称 职总)。随着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逐渐稳固，沙都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1963年11月 ，沙都申请注册被拒绝，失去了在新加坡的合法存在，再加上沙都集团的高阶层领袖被 拘留，以及1962和1963年间许多附属的工会被吊销注册，造成了激进派职工运动的崩溃 ，许多以前隶属于沙都的工团以及被吊销注册工会的会员都转而加入职总。职总成为统 领全国工人运动的半官方组织。“新加坡李光耀总理的人民行动党，原来是靠工会运动 起家的，并且，独立的第一年，工会就当了权。但是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之后，政府 觉得岛国担当不起劳工斗争，也担当不起劳工的涨价，因此，工会的权力就被削弱了。 ”新加坡工会权力及在新加坡政治体系中地位的衰减，经历了一个先政治功能被剥夺、 再到经济功能被弱化的过程。
人民行动党执政初期，“新加坡工会历来反政府的政治色彩已大为减弱，但仍保留着 传统工会的经济职能，如通过谈判维护工人的利益”(李一平、周宁《新加坡研究》第3 1页)。1968年以后，新加坡的工会运动已被行动党政府有效地控制，职总并被认为是行 动党组织体系内的一部分。李光耀政府特别赋予职工总工会特殊的地位和权利，透过职 工总会加强与各工会的联系，最终目的是希望工会能够支持人民行动党政府推动的政策 ，站在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立场，与人民行动党协调合作。
目前，新加坡工会的职能已经大大转变，其传统的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已经不复存在 。而履行的新职能是与人民行动党配合，维护工业秩序，加强劳动纪律，抑制工资增长 ，成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成为政府政策推行的助推者。在新加坡，60%的 职工都参加了工会，职总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都是人民行动党的重要干部，吴作栋曾表 扬原内阁成员、后任职总副秘书长的林瑞生，称他在向工人解释我们面对的困难时“相 当坦率、积极和主动”。
近年来，工会也不再只是属于蓝领阶层的安全网，越来越多的执行级人员(俗称白领) 也希望能获得工会的保护。每个月加入全国职工总会的5000名新会员中，就有75%是执 行级人员。职总的42.4万会员中，超过10万人是执行级人员，占了总会员人数的近三成 。职总助理秘书长成汉通指出，过去几年经济不景气，有些公司重组，有些公司裁员， 许多工人包括执行级人员的饭碗都不保。同时，这些中层管理人员，夹在管理层和员工 之间，更需要工会的保障。此外，职总所提供的多种福利，例如职总平价合作社、超市 回扣、奖学金、助学金、娱乐设施等，也是吸引人们加入工会的原因。
二、人民行动党政府与工会关系的制度化
如果说人民行动党与工会的关系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和执政初期是依靠人民行动党领 导人的主观意念来调整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以来，随着新加坡法制的日益健全和工人 自主意识的增强，人民行动党政府逐渐建立了一套制度化的机制来调节政府与工会的关 系。
1、“三方协商”机制
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即新加坡职工总会、新加坡雇主协会以及政府的关系中始 终贯彻“协商的精神”。“三方协商精神”是新加坡工业关系和谐的基础，三方通过协 商、调解或裁决等手段来解决日常的工业纠纷，从而保持了新加坡劳资关系的稳定。
这种协商机制在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就逐步建立，到1968年时，随着人民行动党对全 国政治局面的完全掌控，这个机制得以形成。全国职总于1968年4月发表文告称：“在 过去
一年来，新加坡职总比较注重促进劳资双方的良好关系。该总会在处理劳资关系及 要求加薪的问题上，比较关注前者的工作。职总与其他四十八个附属工会在过去一年来 ，已经不太注重改善工资及更多的工资以外的福利，他们比较关心改善劳资良好的关系 。”在1968年职总主持的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上，职总主席号召工人“以牺牲及爱国的 精神去克服未来的难题，且全力支持政府维持政治、经济的安定”。全国工会评议会秘 书长对新加坡劳资政关系评述说：“在新加坡，大概所有劳工问题，都能在会议桌上， 根据劳工关系的法律、协调手续，而得到圆满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工人自觉意识的觉醒，人民行动党又加紧了对工会的控制。1 980年，为了加强人民行动党与工会的联系，成立了专门协调两者关系的“联络委员会 ”，人民行动党和工会各派4名代表参加，确保职工总会推行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政策， 充当人民行动党和职工总会联系的桥梁。
自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工人罢工逐渐销声匿迹，从1986年至今，工会就再没有行使 过罢工的权利，因为工业纠纷一般都能够通过协商而得以妥善解决。新加坡三方机制的 实际效果由此可见一斑。除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工人罢工行为严格的控制和严厉的打击 外，职总在其中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政府与工会之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使新加坡的 工人运动悄无声息，工人运动的减弱尽管对工人利益的保护不利，但对于新加坡的社会 稳定，减少社会动荡和经济发展在客观上起了重要作用。
2、互相渗透机制
所谓“互相渗透”机制，是指人民行动党和职总在领导层的人事安排互相交叉。人民 行动党执政以后，新加坡各基层工会绝大多数被收编进“职总”彀中。职总的大部分经 费要靠行动党政府拨付。人民行动党派出大批干部到职总工作，不少工会领导也被动员 进入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中工作。职总和人民行动党之间的关系被称为“共生的关系” ，工会在维护工业秩序，抑制工资增长，提高生产率，加强劳动纪律，宣传政府意向等 方面都与政府密切配合，所以有人称之为“政府的工会”。人民行动党党员有一半是新 加坡职总的会员。总之，新加坡工会通过三种途径参与国家决策：第一，通过执政党和工会交叉任职的 领袖来实现决策参与;第二，通过工会在国会中的议员来实现参政议政;第三，通过在 内阁任职的成员实行参政决策。工会在60多个官方机构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例如：全国 工资理事会、经济发展局、建屋发展局、中央公积金局以及人力资源部等机构中都有工 会代表。因此，凡涉及劳工利益的重要政策方针的制定和出台，工会都可以通过正式渠 道和规范机制实现参与。
3、法律机制
随着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执政地位的绝对稳固，人民行动党政府逐渐运用法律手段来 调整劳资关系，而不希望工会过多地介入其中。完备的劳资关系法律体系保证了新加坡 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雇佣法令》、《劳资关系法令》、《职工会法令》等一系列法 律法规，使雇员的基本劳动标准、劳资关系的处理原则以及工会的权利和活动都纳入了 法制轨道。《工业关系法》授予资方在招工、解雇、提升、任免等方面的权力，工会不 得参与其中。1972年，由政府、企业和工会代表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成立，其职 责就是制订工资结构与工资增长的指导方针和总体规划。
这样，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通过三方协商、互相渗透和法律三种机制维持了劳、资和 政府三位一体的合作关系。
发稿 知识词典工会理论研究(上海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京46～47D422工会工作孙景峰20052005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使工会组织体制建设面临新的 挑战：如投资多元化进一步冲击原有控股集团工会体制、劳务公司的发展给工会组建带 来难题、工会体制难以摆脱行政管理体制的依附性……对此，工会应适时调整工作
日本和中国关系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2、高校日本文学教学中的文本分析问题研究
3、探究日本文学中的“蓬莱”意象及其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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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本文学对中国和欧美文学的接受特征研究
7、日本文学巨匠夏目漱石的两次中国行
8、《日本文学思潮史》数字化出版及其传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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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本文学的个人主义传统
11、浅谈日本文学中“长安”意象美学意蕴
12、浅析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方法
13、后疫情时代高校日本文学教学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探究
14、Biblio-battle在日本文学作品赏析课堂的应用
15、赶上关于日本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
16、儒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浅析
17、浅析日本文学中的“物哀”
18、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文化差异分析
19、日本文学中的“蓬莱”意象及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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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本文学作品赏析课程的教学探析
22、日本文学作品汉译中的译注研究
23、浅析美学特征在日本文学中的表现
24、基础日语教学中日本文学的融入研究
25、浅析日本文学中的物哀审美
26、日本文学作品中「つもり」否定表达的语用差异
27、解析日本文学作品《且听风吟》的语言特色
28、日本文学中的极致审美
29、浅析日本文学作品中文译本翻译方式对比研究
30、从日本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日本文化的独特特征
31、教育语言能力到审美意识的日本文学教学方法
32、关于日本文学中季节感和景物观的探讨
33、关于日本文学课程在日本语教学中的作用
34、日本文学中的物哀探究
35、以悲为美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
36、文化视野下日本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分析
37、日本文学中的物哀审美研究
38、美学视域下的日本文学研究
39、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方法化”
40、杭州题材的日本文学研究
41、日本文学中“物哀”的美学意义分析
42、物哀之美：日本文学中杨贵妃形象的流变
43、浅析日本文学中汉字“假读”现象
44、评柴红梅的《二十世纪日本文学与大连》
45、分析文化视野下日本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
46、研究生日本文学课程思政的意义、方法
47、spoc课程教学在日本文学选读课堂中的应用
48、浅谈《西游记》在日传播及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49、文化视野下日本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研究
日本和中国关系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2、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新特点及人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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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南卡通”的三种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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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P品牌个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13、浅析零食品牌卡通吉祥物的设计策略
14、动漫品牌形象在地方特色小吃中的跨界应用
15、宝鸡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之路的调查与思考
16、论盛福源纯真有机公社会员营销策略
17、安卓公仔品牌的再设计探究
18、日本熊本县：网红熊的故乡
19、国内车展沦为利益丛林
20、城市CI与企业CI比较研究
21、从“主体间性”视角解读微表情符号与社会互动的创新性消费趋势
22、设计先行——论江西旅游文化资源的视觉化表现
23、信小呆：“中国锦鲤”的2019
24、我国创意动漫衍生产品设计与开发刍议
25、“品牌提升”还是“品牌升级”?
26、一款杯子卖了50亿：我的浪漫必须隐藏在我的内心
27、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路径与策略创新
28、奥组委保障赞助商权益确保奥运品牌价值
29、“水军”真能左右电影市场吗
30、企业视觉识别系统（VI）设计的基本原则
31、儿童职业体验,化“虚”为“实”
32、被亿万大礼包砸中后……
33、奥运图书策划的窘境与突破
34、《中国童话》出版传奇
35、浅谈产品包装设计中卡通形象的运用
36、企业跨文化广告传播冲突探析
37、从“信达雅”谈商标异化翻译
38、“羊”气过年动漫争宠
39、上市公司积极布局“钱”景赛道
40、城市形象设计中的视觉传达研究
41、《山海村》景区文创品牌塑造方式研究
42、基于钻石模型的河北省旅游业竞争力研究
43、基于岭南文化的广州旅游商品开发研究
44、从《杜拉拉升职记》看电影植入式广告之效果
45、浅谈媒体品牌的策划与构建
46、电影音乐玩转“另类”营销
47、京东营销的无界与有道
48、中国品牌的世界杯营销新态势
49、奥运会对国家形象的建构逻辑与整合策略
日本和中国关系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梦想在前，路在脚下
11月8日的晚上，在图书馆报告厅里，我第一次聆听了关于“中国梦”的解读。当时，83岁的荣开明教授满怀激情和心寄希望地给湖经的莘莘学子阐述了“中国梦”的内涵和基本内容。荣开明老师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出发给我们做了一次政治报告，这个类似政治思想课的讲座却道出了不一样的心声，传递出了不一样的正能量。
而在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在参观国家博物馆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而我认为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的确，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历经了170多年的沧桑岁月的中国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无疑在彰显着“中国梦”的伟大力量。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也在一直延伸。此时的我们，整个中国都在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只因心中有梦，有着中国梦和自己的梦。
11月11日，当再次观看“中国合伙人”，看到“新梦想”在时代的发展中革故鼎新，因势利导，带着自己的梦想走向全世界时，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梦想带给人的精神动力。这部电影其实就是中国现行的一个缩影，而合伙人就是广大的中华人民，新“梦想”是人民需要奋斗的目标，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中华人民一直着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精神在打拼、在奋斗。在这个奋斗的过程中，人们继承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共同努力着，即便有困难，也是通过团队和集体的力量去共同寻找出路。
而在不久前，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在我眼前时，我第一次了解到了“美国梦”。矗立在纽约港入口处自由女神雕像向我们阐述了最为明显的“美国梦”——平等、自由、民主。这是每一个美国人心之向往的东西，他们坚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了不起的盖茨比》让我了解到了美国梦过度强调了物质财富在衡量胜利和快乐上所扮演的角色，拥有物质财富和权利地位是美国人仰慕的对象。但是盖茨比最终的悲惨遭遇却有告诉了我：看似仰慕他的人有着“同而不和”的思想理念，关注的不是他个人的能力，而是他所拥有的财富。虽然他们共享派对，但是无不羡慕着盖茨比的金钱和地位，而当盖茨比失去了这一切时，没有一个人会在意他曾经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