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征程再出发范文第1篇
西部开发十年了, 重庆在这十年里取得了那些成就, 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年前, 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报账”称, GDP整整增长了3.74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3.5倍。“综合经济能级实现历史性跃进, 应该说, 重庆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报账
反映十年来重庆经济社会发生的变化, 杨庆育用数字说话。
他说, 2000年至2009年, 重庆市GDP由1603亿元增长到6000亿元左右, 年均增长12%;人均GDP预计将由5616元突破21000元, 年均增长1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656亿元突破为5200亿元, 年均增长23.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720亿元增长到2500亿元左右, 年均增长14%;一般预算财政收入从76.7亿元增长到670亿元, 预计将增长8.7倍。
“这些仅仅是大数, 具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杨庆育称。
一是综合交通枢纽规模初具。“8小时重庆”工程完工, “二环七射”高速公路主骨架形成。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预计今年将增加到1577公里, 比西部开发前增加1443公里。同时, 铁路营运里程从591公里突破到1200公里, 结束渝东南和渝东北没有铁路的历史;港口货物吞吐量也由2600万吨提升到8000万吨, 货物吞吐量占长江上游地区的90%以上。
二是现代产业高地雏形已显。西部大开发之初, 重庆资产负债率高达80%。经过十年的打拼, 国有企业实现“凤凰涅槃”, 工业增加值由1999年的478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2500亿元左右, 年均增长17.5%, 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5.67倍, 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
三是综合改革实现新突破。重点做好“一圈两翼”区域协调发展、劳务经济健康发展、土地流转和集约利用等“三篇大文章”, 率先在土地流转、城乡资源双向对进等方面取得突破。
与此同时, 精简61%的行政审批事项, 减少53%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在全国首创并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等;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700多万人;安排下岗事业人员再就业近200万人, 基本消除城镇零就业家庭,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
好处
成绩是诱人的, 重庆到底在西部大开发中得到那些好处呢?
“这点, 在国家对重庆的政策支持上表现尤为明显!”杨庆育说, 比如, 2001年至2008年, 重庆共有4679家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 共减免所得税145.08亿元。
杨庆育称, 国家在资金报账方面, 为西部大开发重点任务落实提供了坚实支撑。比如, 国家稳步增加了对西部地区投入, 国债资金用于西部地区比例保持不减。
数据显示, 2000年至今, 重庆市共获得国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约529亿元, 享受各项转移支付总额2609亿元, 年均增幅20.7%。
借助这些支持, 重庆165户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80%以上完成股份制改造。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20个百分点, 达到57%。
隐忧
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 重庆发展成效显著, 但经济社会发展仍存在“隐忧”。
“首先是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杨庆育说, 农村户籍人口是京、津、沪三市总和的2.7倍, 一般预算收入比天津少近100亿元, 却要统筹比天津多1000多万的农村人口, 城乡居民收入比达3.5:1,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 区域本身发展落差大, 经济发展最好的区与最差的县人均GDP相差10倍。
其次, 贫困面仍较大、贫困程度仍然较深, 有国家级贫困县12个、市级4个, 仍有13万户、47.4万人生活在高寒边远山区和深山峡谷地区;城市低保人口80多万人, 占比高达9%。
第三, 对外开放程度较低。进出口总值仅占全国比重0.3%, 在西部地区排名第5位, 外贸依存度仅13.8%, 实际利用外资只占全国比重2.9%。
第四, 社会发展“短腿”现象仍较突出, 创新能力与内生动力较弱, 粗放型发展增长模式亟待转变。
未来十年将从哪里下手
目标已定, 方向已明。重庆在西部开发新十年中将从哪里下手呢?
“提升, 是重庆新阶段的关键词, 主要表现在‘六个提升’上!”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说, 即基础设施由突破瓶颈向提升基础保障能力转变;产业发展由培育特色产业向提升产业竞争力转变;农村发展由突破扶贫开发难点向提升统筹城乡能力转变;生态环境由控制恶化趋势向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转变;对外开放由营造环境向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转变;改善民生由着力解决百姓急难问题向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转变。
据杨庆育介绍, 与“六个提升”相对应的, 有六条措施。
一是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畅通重庆”, 尽快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综合交通枢纽;以电力为中心、煤炭为基础, 天然气为补充, 资源开发与区域合作并举, 加快建设能源保障体系;加快综合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率先开展“三网融合”, 建立直达国际的专用高速通信通道等。
二是建设西部产业高地。重点围绕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石油天然气化工、能源等, 积极发展千亿元级产业链, 加快建设一批千亿级园区, 形成竞争力强、带动力强、支撑力强的优势产业集群。同时, 发展农产品加工、轻纺、食品、创意、珠宝首饰加工等各类劳动密集型产业。
三是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着眼2012年形成统筹城市发展的制度框架、2020年形成统筹城乡的制度体系两阶段目标, 围绕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劳务经济健康发展、土地流转和集约利用三条主线加快推进改革创新, 突出“内陆开放、圈翼互动、双向对进、统筹挂钩”的重庆特色。
四是建设长江上游生态文明区。树立生态立市和环境优先的理念, 创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发展模式, 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走绿色发展道路。
五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积极推进“两江新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西永综合保税区建设。积极对接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及其他国内外知名企业, 吸引国内外较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新征程再出发范文第2篇
一段情谊的开始，总是生命中注定的缘分，不然，茫茫人海中为什么偏偏让我遇到你，沦陷了彼此的心情，就那么守候，不求回报，被温暖的心因此而感动着、歉疚着，也许像那隔海相望的礁石，只拥有一种海角天涯的相思和祝福;这样一种相遇，是应该好好珍惜的。
三十六年再聚首感言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喜悦、无比激动的心情相聚于此，隆重举行个旧七中“七五”级同学相识三十六年再聚首纪念活动，首先要感谢为这次活动付出辛勤劳动的以何云泰班长牵头并组织的部分同学们，你们辛苦了!是你们的热情把我们汇集在一起。在此感谢筹备组给我这个机会，代表大家发表感言。
在我们相识三十六后的今天，当我们又重新回到这温暖的集体，看到了亲爱的同学们的时候，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悠悠岁月，弹指一挥间，三十六年前的情景还历历在 1
目，三十六年前的欢声笑语还荡漾于耳边，七五年惜惜相别的场面还记忆犹新„„忘不了老师的谆谆教诲，忘不了同学之间的纯真友情，也忘不了教室里渴求的眼神，更忘不了同学间无忧无虑的嘻笑打闹„„今天，是三十六年前聚首后的依依不舍和强烈的思念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此时此刻，我衷心地向在坐的老师道一声：“敬爱的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们”。向三十六年前与我携手同窗的同学们，说一声：“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回来了，让我们把美好的回忆，继续延绵。”
三十六年前，我们满怀憧憬从全省各地走向锡都，带着张张稚嫩的脸、柔弱的肩的火热青春安营在美丽的七中校园。共和国的长子、工程师的摇篮，骄人的成就、伟大的贡献，无不使我们这些懵懂青年自豪惊叹。数年的教诲，母亲般的关爱;伴之苦读和修养;催熟了我们的脸，墩实了我们的肩，坚强了我们的体魄，使我们能经历风雨去实现我们的人生追求。相见时的理想、明天、寄托、期望与抱负;同窗共读的相助相伴、兄弟姐妹之情;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及对母校的深深依恋;在那里就已深深的刻入我们生命之中，将伴随我们永远。在同学们带着志向和母校多年充给的能量奔赴各地，各行各业后，一直怀着对母校、老师和同学的深深眷恋。有了困难首先想到的是母校和同学，电话求助，相见索计;有了烦恼和同学信聊、电聊、网聊;有了成绩不忘同学小撮一顿吹吹小牛，回校做个汇报;有了发展的机会首先
想到的还是母校，想着回馈老师携手同窗。而今，同学们身居各地，成绩斐然。有世界知名的学者，也有大公司的老板;有政府的高官，也有国企的高管;有还在哺育我们下一代的园丁，也有各行各业的中坚骨干;当然也有英年仙逝而令我们永久怀念的遗憾。
三十六年，我们都历经了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变迁，然而，永远不变的是用三十六年时间打磨出的深厚友情，和对往事的怀念。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创造生活和实现自我价值过程中，体味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经历了世事的浮浮沉沉之后，才发觉：让我们最难以忘怀、难以割舍的依旧是那份浓浓的同学谊、校园情。尽管由于通讯地址的变化，我们的联系曾经中断;由于工作忙碌，我们疏于联络;可我们的友谊没变，我们彼此的思念在日益加深，彼此间默默的祝福从未间断。友谊不曾因岁月的流逝、境遇的变迁而退色、而淡漠。这份情谊如同一首深情的歌，回味无穷，深长悠远。
近天命之年，重忆往昔，感慨万千!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的是再聚的期盼。在到达生命终点之前，期盼着多看看，多谈谈。
新征程再出发范文第3篇
一座城市的发展，再次牵动世人的目光!在深圳成立经济特区40 周年之际，中办国办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 年)》。从国家层面出台一系列有力措施，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这在深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全新探索。
南海之滨从不为人知的小渔村，到跃居经济总量亚洲前五的现代化大都市，40 年来深圳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从改革层面来看，敲响土地拍卖第一锤、第一次打破“大锅饭”、率先启动商事制度改革、首创“前海模式”……一批批“深圳创新”走向全国;从开放角度来看，第一家外资银行落户深圳、创办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在开放潮流中，深圳始终勇立潮头。深圳建设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赴深圳考察调研，多次就深圳建设发展做出重要指示批示。2019 年 8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行示范区的重大决策。从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这是党和国家赋予深圳的新的历史使命，也是新时代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起点。肩负新使命、踏上新征程，如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成果、为全国制度建设做出重要示范?如何续写深圳建设发展的新辉煌?需要深圳在新起点上继续奋勇当先、勇于攻坚克难，不断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
对深圳而言，当务之急是要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将建设发展的蓝图变成现实。这次中办国办印发的方案，从“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制度”、“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完善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等方面，明确了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具体要求，可以说是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的路线图、施工图。一方面要对标对表方案要求，细化实施细则，抓住时间节点，一步一个脚印推动落实。另一方面要立足深圳区位优势，最大限度利用好中央给与的政策支持，继续大胆地闯、大胆地试。
任何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内改革发展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深圳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面临的任务更重、标准更高、难度也更大。
40 年来，深圳凭借着“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精神，创造了发展史上的奇迹。今天，实现建设示范区的目标，依然需
要继承和发扬特区精神，以“杀出一条血路”的豪迈气魄，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蹚出一条新路，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排除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新征程再出发范文第4篇
“出发后,我们永远在路上……”
作者：
来源：《现代教育科学·中学教师》2012年第05期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实验中学，是宁江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于2001年6月创办的完全中学不断发展壮大后，2010年8月剥离出来，独立开展办学活动的实验性、示范性初级中学，学校坐落于松原市江北城区东南部，在校生3000余人，教学班32个，教职员工120人。
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虽然建校刚逾十载，独立开展办学活动才满三年，但已经发展成为宁江区的“龙头校”、松原市的“窗口校”、吉林省的“知名校”。在“和谐、超越”的校训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引导下，学校在起步创建阶段就冲破新建校发展模式的传统禁锢，以改革的勇气、坚定的信心和创新的品质迈入健康、稳定发展的快车道。学校管理优质高效，教育教学特色鲜明，育人质量堪称一流，教育科研独树一帜，德育活动丰富多彩。经历了第一个三年的艰难创业、第二个三年的顽强崛起和第三个三年的健康发展后，2010年开始，学校进入创建特色、打造品牌、丰富内涵的“二次创业”的崭新发展阶段。
“课本剧”就是生活剧。“教育即生活”，宁江区实验中学从学生的兴趣和身心特点出发开展的“课本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和创造了学生的生活氛围，引发了学生们的生活体验和感受，课本上和教育中那些原本用说教的方式传递给学生的信息，被演绎成学生喜闻乐见、愿意自觉参与其中的生活场景，以戏剧的方式展现出来，其教育功能可想而知，不言自明。这是在学生的生命画板上涂抹斑斓的色彩，是在学生的生活空间里装点美丽的花瓣。
“课本剧”就是情感剧。“教育是要用情来做的事业”，宁江实验人以充沛的激情做着一份伟大的事业，大爱情怀投入其中，贯穿始终。课本剧教育是充满着爱的情感教育，学生们牵动着情感长线，拉动体会人生、认识社会、畅想未来的情愫，关注自然、关心社会、关爱他人：编演课本剧的学生一次次在编演中感动着自己;观看课本剧的师生一次次被深深地感动。这份情感深深植入学生的心田，伴随着学生们的走过困惑、跨越艰难、忘却痛苦，在生活的路途上坚强前行，铿锵奋斗。
“课本剧”就是成长剧。“在活动中成长要远胜于在温室中成长”，课本剧教育锻炼了师生，从确定主题到选材，从编写剧本到排练，从场景布置到演出，师生们经风见雨，在“摔打”中成长;学生们读的书多了，查阅的资料多了，思考的问题多了，生活体验多了，他们的见识在广博，能力在增强，素质在提升;正是在课本剧教育中，学生们张望着多彩的生活世界，辨别着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他们也用“剧”的形式讴歌美、真、善，鞭挞丑、假、恶，在讴歌和鞭挞中，学生们的思想道德在进步，学识能力在长进，综合素质在提高。
“课本剧教育”实验研究在宁江区实验中学走过了十个年头。在一次总结“课本剧”教育教学实践研究开展情况时，校长马文华深情地告诉实践研究的教师们，“作为一种教育方式，„课本
龙源期刊网 http://.cn
剧‟教育虽然已经历了十年的实践研究和发展创新，产生出一些令我们欣喜的成果，但教育永无止境，„出发后，我们永远在路上……‟，任何停歇下来的做法都会是对教育的戕害，就连停下来的想法都会危害教育的发展。”
新征程再出发范文第5篇
即使是没有众多外在压力，走过六十年岁月的中国援外之路，也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援助模式和方法如何与时俱进，援助思路当作何调整，都不仅关系到中国援外战略的前景，更诚如外媒所言，也是为中国走向更成熟国家定位展开的新探索
60年后，中国开启援外新思维
回顾中国60年所走过的援外之路，厘清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把握援外的方向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发自北京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随着上季度经济数据的公布，有关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消息正令国际舆论沸腾。
面对外媒对“世界第二”的狂热宣传，有些人在看热闹，有些人则借机向中国施压。其中最为人瞩目的，当数美国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特使霍尔布鲁克对中国的公开喊话：“美国捐款最多，中国等国捐得少。巴基斯坦人将看到，危机来临时，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总在起领导作用。”
霍尔布鲁克说的是中美对巴基斯坦洪灾的援助，但他却故意“省略”了以下事实——中国在巴基斯坦爆发洪灾后，第一时间向巴捐赠了100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此后又追加了5000万元的物资援助。而且，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巴基斯坦的主要援助国之一。
包括援助巴基斯坦在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援外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漫漫长路。如今，当突然被戴上“世界第二”的高帽后，今后的援外路该怎样走，已经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援外前传：周边安全和“重义轻利”
面向未来，就要以史为鉴。回顾中国60年所走过的援外之路，厘清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把握援外的方向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对外援助的起步阶段。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越南和朝鲜成为了我国最早的受援国。1950年4月，越共中央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解放军派出一批干部全面帮助越南搞好军队建设。
那时，新中国也只是一穷二白，却无私地将援助之手伸向了兄弟国家。除了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给予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援助之外，中国还“寓援助于贸易之中”。刘少奇曾在1950年12月指示，“以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些贸易中自觉赔一点钱，也是应该的。”根据这一精神，中国进口了越南一些很难出口的土特产，越南则换回了各种生活必需品。
“这一时期体现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教授周琪对《国际先驱导报》说。
截至1963年，中国先后向21个国家提供约49亿元援助。其中亚洲国家12个，包括8个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援助，有助于加强国防安全，亦可在边境地区建立缓冲地带。”一位台湾学者如是猜想大陆援外背后的战略考虑。
但与此同时，“重义轻利”等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援外政策。
比如在援助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时，刘少奇指出，“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毛泽东也曾对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表示，“如果它(法国)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阿尔及利亚)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为了援外，中国作出的牺牲还有很多。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经济陷入低谷，但其间和此后，对外援助的车轮却未曾停止。
1964年，周恩来访非期间提出了援外八项原则。此后到1970年的六年间，中国的受援国从21个激增到32个，中国共帮助20个国家建成了313个成套项目，其中包括坦赞铁路等连西方国家都望而生畏的大型工程。
个别受援国没把钱用在刀刃上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对外援助量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份“关于援外工作的几点意见”文件就曾直截了当地批评，“援外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国家的任务过重，不注意经济规律，浪费比较严重。”
事实上，自从1950年开展对外援助工作以来个别问题就已经出现，其中的典型案例，当属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教训。由于双方缺乏对援助物资的有效监督，导致浪费现象频发。“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阿方用作电线杆，中国援助的锰钢钢板，阿方用作厂房地板，中国援助的高标号水泥，阿方来建烈士纪念碑。”这样的记载让人心寒。
也正是在那时，中国援外工作踩了一脚急刹车。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查阅外交部档案馆资料时发现，周恩来早在1965年会见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时就指出，“今后援阿金额不可能比前5年再多了。经济援助，你们提28项，我们研究后，能答应18项„„粮食，你们要求五年供应67.5万吨，我们只能给40万吨„„军事项目有的设备材料(精密车床和好的钢材)到货后尚未安装，放在露天，请注意检查一下，放久了就会坏。”
面对更多地区和组织随意的张口伸手，周恩来曾发话：“经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对外援助，尤其是一些完全不了解对方情况的人员提出的援助要求，我们基本婉拒。”
从“交钥匙”到“教经营”
从7%到0.7%，这是1973年与1979年中国援外金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变化。这背后，是对时代主题的认知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
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中国的援外也进入实质意义上的战略转型期。
长期以来，中国援外资金基本靠单方“从裤腰带里勒出来”。改革开放后，援外资金的筹集更加灵活、多元，实现了三个结合，即同联合国多边援助相结合、同受援国自筹资金相结合、同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相结合。比如，1986年，中国就与联合国合作，向37个国家提供了111个技术援助项目。
资金的多元不仅为中国援外省了钱，受援国的范围也随之铺得更广，达到了102个。
除了改善筹资方式外，援助方式也由单项的提供经济技术变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援建项目多为“交钥匙”，即工程完后就移交受援国。但很多受援国缺乏管理经验，项目效益不佳。如1976年移交的坦赞铁路，到1983年累计亏损9.7亿坦桑先令。1983年中国派出专家参与管理后，次年即扭亏为盈。
九十年代至今，与援外一起走出国门的，还有探索全球化道路的中国企业。与此同时，中国还逐步摆脱了过去意识形态和经济能力的限制，加大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在飓风受灾的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的俄罗斯、在遭海啸吞噬的印度洋沿岸国家„„红蓝相间的“China Aid”(中国援助)标识已无处不在。
“回顾这60年来的援外之路不难发现，中国从来不逼债、中国专家不享受特殊待遇、中国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外作风，在中国与受援国之间架起了信任的桥梁，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一位专家如是概括道。
新形势提出新要求
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在援外的同时，仍然接受着来自世界银行等组织的技术援助。如何在受援同时，更好地援外?如今又被戴上“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帽子，援外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形势。
曾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张郁惠曾在论文中建议，“中国每年要向10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撒胡椒面’式的援助不利于发挥最佳效能。中国的援外应该分清轻重缓急，周边国家排第一，非洲国家第二，西亚和美洲第三。无偿援助规模不宜过大。另外，要提高援外工作透明度。否则，不利于国际社会和国内公众对援外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不干涉内政”是中国援外的基本原则，也是一些西方国家大做文章争议的焦点。在周琪看来，中国应该在“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人道主义援助之间找个平衡。以苏丹为例，2007年后，中国派出了驻苏丹特使与联合国配合，还与联合国驻非洲部队一同维和，并提供了大量援助，如帐篷、打井、医疗队等。
“西方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后来的做法很好。但要是开始就这么做，可能就不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对声而陷于被动了。”周琪认为，“中国援外不能完全忽略人权问题。(对苏丹)主动进行温和的劝说或引导是需要的。”
此外，中国在个别受援国开发矿藏发生矿难、在非洲砍伐原始森林等情况，也招致了国际社会的批评。 “这些问题，不光是我国在援外工作中所欠缺的，我国国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今后我国要进行一些改革，推动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升在受援国的形象。”周琪说。
尼泊尔电视媒体在尼议会召集场所，中国援建的尼泊尔国际会议中心前录制节目。 本报记者 比
马/摄
中印日援助“鏖战”尼泊尔
作为一个离开外援就几乎过不了日子的国家，尼泊尔接受的不同援助方式也提醒我们，援外还可以做的更细致、更有效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乔炎、章建华发自加德满都、北京 8月23日，尼泊尔总理选举第五轮仍未有结果，当地媒体称“总理选举次数创世界吉尼斯纪录”。跟着这一纪录进入人们视线的是尼泊尔国际会议中心。
这是尼泊尔最大的大型会展中心，它在2006年见证了尼泊尔和平协议的签署。到了2008年，又成了尼议会召集场所，并在当年见证了该国废除君主制、实现共和。但外界不太了解的是：这个会议中心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
中国援建的总统府、总理府、议会大厦和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建筑，广泛矗立在亚非拉许多国家的首都。这些“高高在上”的地标性建筑见证着中外友谊和所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却与普通民众有着心理上的距离。
不过，这种情况或许正在改变。
“中国援助尼泊尔的领域今后将进一步有所侧重。如不再单纯注重标志性建筑工程，而是向能够使更多民众受益的项目倾斜，如基础设施和道路等。”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白东民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援助“最有效”
“中国政府在尼泊尔的援助做得不错，帮助尼泊尔修了不少它需要的公路、医院和通讯设施，”罗伊曾是印度《印度斯坦时报》驻尼泊尔的记者，他认为中国援助项目的质量和社会效益都不错，“尤其B.P.柯依拉腊纪念肿瘤医院在尼泊尔民众中很受信任。”
医院显然比那些地标性建筑更直接地惠及普通尼泊尔百姓。
迄今为止，该院手术例数已经达到1.7万例。手术室刚建成时只有两个手术间，记者8月初来到医院时发现已扩建成4个。虽说设备并不是最先进的，但是在中尼医生的共同努力下，一些高难度的肿瘤手术都能够开展。建院十多年来，已有总共六批百余名中国医生来到这里工作。
这所由中国政府援建的医院位于尼泊尔南部巴拉特普尔市，项目总造价9700多万元人民币，1998年竣工。
当年，承包建筑施工的中国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员工们，从开垦一片原始森林开始，战酷暑，斗瘟疫，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使一座现代化的肿瘤医院拔地而起，为尼泊尔南部甚至邻国印度百姓寻医问药、解除病痛提供了方便。尼泊尔前首相柯依拉腊曾专门向中国政府发去感谢信，盛赞这项工程体现了“中国的速度，中国的质量”。
“援建的加德满都公务员医院2008年竣工，相信也将成为尼泊尔最杰出的医院之一，”白东民介绍，尼泊尔是中国援外项目实施比较早的国家，也是中国周边国家中接受经济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1955年8月1日中尼正式建交后，中国从第二年就开始向尼泊尔提供援助，早期的援助包括项目、物资，还有现汇。迄今中国援尼完成包括成套设备、工程、技术合作和技术培训等各类项目至少83个。
中国援建的常为尼泊尔政府所急需的项目，如举办南盟首脑会议前，1993年中国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援建了比兰德拉国际会议中心;南亚运动会前，1997年中国援建了一个射击场，并为原有一个大型体育场更新和升级了所有设备。
尼泊尔政府对中国的无私援助给予高度评价。有官员告诉记者：“中国对尼泊尔虽然不是援助最多的国家，但援助的项目却是最有效的。”
印度援助注重“打动人”
相对地，印度驻尼使馆每年可以自行支配500万卢比(约合71万元人民币)的援助配额，用于一些小项目。这就显得十分“灵活”。
无论在地缘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印度对尼泊尔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尼泊尔的重要援助国之一。印度一直试图不断扩大自己在尼泊尔的影响，所以也一直在增加对尼的援助力度。印度对尼援助为无偿援助，主要集中在陆路交通、卫生和教育领域。
“印度提供财政援助主要有两个方式：一如中国援助中央政府，而印度也为地方政府，甚至村委会，提供资助。印度还经常为学校提供校车，为医院提供急救车。”宾朱对记者说，这些援助不仅实在，而且能由下而上地“打动人”。
在援助区域上，罗伊介绍：“印度政府对尼泊尔的援助主要集中于南部德赖平原。”德赖平原上居住着近百年来从印度迁移到尼泊尔的印度人及其后裔，称“马迪西人”，占尼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自治呼声日炽，甚至有部分马迪西人要求“独立”。
不过，印度也有印度的烦恼。“虽然印度给了尼泊尔大量援助，但尼泊尔人仍然对印度不满，”罗伊说，“主要是因为错误的外交政策。”尼泊尔人对印度势力在尼泊尔的大量存在和援助的意图有所猜疑，而一些印度军政要人对尼内政指手画脚曾多次引起尼民众反感。
“中印援助的不同主要是工程的质量，多数印度建的建筑和公路质量不好，原因是腐败，没有足够的监督，”罗伊说。
日本援助细到投票箱
除了两个邻国中印的援助，一些区域外国家也对尼泊尔进行援助。
日本在尼泊尔的援助目标是，减少贫困和向穷人最低生活水平提供支持，主要集中在援助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对人力资源发展和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发展提供支持;对环境保护提供支持，以减轻由于污染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加的环境负担。主要援助方式为无偿援助、贷款援助和技术合作。
不过，日本的援助也比较重“视觉效果”。尼泊尔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日本援助的面包车上印有日本国旗，而举世关注的制宪会议选举前，日本提出要援助投票箱。
“总体上，日本同中国一样援助比较有效，”基肖尔评价道，“欧美的援助集中于社会领域，效益难以预见。”
美国的援助比较多地投放在意识形态方面，如以加强尼泊尔“民主化建设”和“培养行政管理能力”等为援助项目，其主要目标是“帮助尼泊尔进一步提高民主化程度和政府管理能力”。
另外，美国和平队在尼泊尔的人数一直维持在100多人，每年得到美国会的经费约为100万美元。目前他们进行的援助计划包括饮用水、环境(土壤)保护、医疗护理、社区发展、城镇发展、林业和渔业等。
欧盟的做法和美国类似，对上层侧重意识形态援助，比如，欧盟最近为尼泊尔提供了大量的“和平进程”基金，同时注重对村社的援助。
“基本上，美日欧政府援助正在大量增加，它们关注各种领域。它们似乎想改变落后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夏尔马23日对记者说，“他们试图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钻进尼泊尔人的心里，而在这方面，我看中国政府是缺席了。”
中国不会一直“缺席”。“今后的援助工作还将更加注重人员交往和技能培训等，提高受援国官员和民众的基本素质和各种生产技能，”白东民介绍，尼泊尔依旧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将加强这方面的援助，“今年，中国已经启动了如杂交水稻和工程隧道技术人员等的定向培训计划。农业方面的援助合作工作在尼泊尔还是空白，中方正在努力，争取尽快找到双方合作的方向，让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惠及尼泊尔民众，帮助尼泊尔解决困扰已久的粮食安全难题。” 建言：中国援尼可以更灵活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政府对尼泊尔的援助，和西方援助用于政府治理和人权等社会项目不同，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人民福利的效果显而易见，并被当地人民所赞许，”尼泊尔政治观察人士基肖尔对记者说，“但也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中国在上世纪曾大力帮助尼泊尔进行早期的工业化，在不同地区建设了纺织厂、造纸厂、糖厂和皮革厂等，“但所有这些工厂现在都问题重重，或者被关闭或者被私有化了。原因很多，但我至少认为，这种方式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基肖尔为此建议，中国政府应将重点放在公路网建设、中型水电和城市基础设施提升上。
尼泊尔媒体人士宾朱则注意到，中国很早就帮助建设大型公路、水利设施，“这有助于尼泊尔长远发展，但一些中国资助项目的维护是个问题。”
这显示出，普通尼泊尔人并不了解，中国援外体制、援助形式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援助对象是尼泊尔政府，项目的确定完全由双方政府协商。
此外，尼泊尔内部政治复杂多元，政府更迭频繁，提出的援助需求也大为迥异。
“中国的援助集中于邻近中国的地区，我想全面的发展不应只限于边境。另外，中国的援助局限于道路和通讯领域。为什么不投资于偏远的罗尔帕和鲁古姆呢?”夏尔马是一名亲近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的记者，他提及的两个县是该党武装斗争的发源地，“尼泊尔是一个农业国家，多数农民还挣扎在温饱线上。中国政府应该优先为落后地区的尼泊尔百姓提供帮助，而不是城里的人。中国政府应致力于帮助工人阶级和农民。”
夏尔马固然是从其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但他所提的问题也确实与中国援助缺乏灵活性有关。
“与美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欧洲国家的援助形式不同，中国每年是按照一定的援助额度，根据尼泊尔方面提出的要求，确定援建项目。而其他援助国，则往往没有额度，而是根据项目投放资金，一个周期下来，三五年或七八年不等。”白东民介绍。
中国的援助，哪怕是一个非常小的工程，也要按照程序由政府逐级审批，显得不够灵活和过于程序化。由于援助项目都是由尼政府确定，所以边远和边境地区的尼泊尔民众往往看不到，也享受不到援助。西藏自治区两年前决定，每年为中尼边境10个县各援助3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主要是粮食和食糖等食品，但由于与尼泊尔政府部门沟通尚欠火候，这些物资的发放并不顺利。(陈乔炎 章建华)
同是经济大国，他们如何援外
完全不带目的的援助是不存在的，关键要看援助国如何去缩小得失之间的落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冉维、彭梦遥、郭一娜发自华盛顿、巴黎、北京 “没有完美的援助。”研究对外援助的日本专家桥本光平曾说。
对于援助国来说，完全不带目的的援助是不存在的。而对于受援国来说，也一定是有得也有失。关键要看援助国如何去缩小得失之间的落差。
名为援助 实为美国“政治工具”
美国主要依靠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个联邦政府独立机构来进行对外民事援助。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正式成立美国国际开发署，将美国对外非军事援助集中到一个机构之中。这使得美国能够有一个专门的独立体系统一实施对外援助。
国际开发署提供帮助的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近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谓美国对国外的“利益输送”组织，对美国延伸其外交利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地位。看看美国对外援助金额的排名便可以知道，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利益都举足轻重，要么是美军进行作战的国家(比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么是美国在地区的重要盟友(以色列)，要么是美国试图施加影响的国家(埃及、巴基斯坦)等等。
美国开发总署明确表示，美国的对外援助一直有两层目的，第一是通过扩大所谓民主和自由市场延伸美国对外政策利益，第二才是改善发展中国家公民的生活。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美国给予援助的标准不是基于改善社会条件或者人道主义，而是为了奖赏它的政治和军事伙伴。
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有各种条件，它规定援助必须采用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比如规定援助资金购买的大宗商品必须使用美国的航运公司运输。这实际上对美国的收支平衡起到了帮助作用。还有很多对外援助的项目合同都以高价授予了美国的公司，批评人士认为，对外援助的招投标过程受到美国政府内部政治倾向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很大影响。
法国帮受援国“造血”而非“输血”
由于历史原因，法国与非洲特别是非洲法语国家联系密切，这些国家也便自然成为了法国对外援助的最主要对象。
1995年，希拉克担任法国总统后提出“新非洲政策”，将法国与非洲的关系重新定位为“新兴合作伙伴关系”，减少对非洲国家事务干预，法国与原法属殖民地由“父子”变为“兄弟”。这一政策具体体现在法国对外援助政策上便是法国开始将对非援助与双边合作相结合，把财政援助以贷款形式提供给具体合作项目，而不再直接提供给非洲国家政府。
2008年，法国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约为75.62亿欧元，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39%。下一步，法国计划于2012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0.7%。
法国专门为对外援助设立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机制。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职责是每年修订“优先援助地区”的国家名单。每年调整名单不仅确保法国在对外援助中更重点明确、有的放矢，也避免了受援国的习惯性接受，从而更珍惜得到的援助。
近年来，法国对外援助项目的重心发生变化，更多以推进受助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为目的，直接扶贫已经不再是其援助的重点。特别是法国在支持受助国环保、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展方面热情极高。无疑，这种帮助受助对象“造血”而不是直接“输血”的方式更有利于受助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进步。而在积极倡导、推动气候变化等热点领域项目的同时，法国也在国际范围内于相应领域取得了更响亮的话语权。
日本援外注重于环境共存
对于长期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位的日本来说，上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的援外都是商业利益优先。日本政府规定，所有援助项目的物资必须从日本商社购买。这被称为“系鞋带”或捆绑式援助。
这虽然让日本公司得到很多利益，加速了全球扩张。但这一做法也受到广泛批评。
80年代后，日本改革援外，从捆绑变为松绑式援助，援助所需物资从全世界公开竞标方式。有数据显示，日本公司在80年代的中标率为70%，到了93年就骤减至29%，而日本援外的最突出特点在于重视环境。
其实，日本对外援助也曾被指责破坏了当地环境和生态。痛定思痛，日本政府从1990年后，专门从ODA资金中拿出1000亿日元，作为“地球环境问题对策费”，并从92年开始5年共投入9000亿到1万亿日元作为ODA的环境项目专项资金。
现在，主要负责实施ODA的JICA设定了“顾及环境指导手册”，进行援助项目的综合环境监测。
中国在援外时要多考虑对方利益
【主持人】《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郭一娜 实习记者 胡渝
【嘉宾】李安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
我在非洲某国曾听到一种说法，“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日本人是我们的爱人”
《国际先驱导报》：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对外援助多由追求利润的企业具体实施，如何克服援助要求与企业意志之间出现的矛盾?
李安山：这个情况是存在的。某国财政部官员曾向我表示，你们中国企业的一些做法让我们不满意，好多中国建筑企业跑到我们财政部，都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建筑公司。这种恶意竞争，其实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我认为有必要由政府、行业协会出台一些切实可行的规范，来确保援外过程中公平、有序的竞争。
Q：近年来，由于雇佣工人等其他方面的原因，部分受援国当地人对中国企业和工人进行了攻击，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A：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多重原因。关于雇佣工人问题，一个方面，有的项目，由于签约工期、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工作效率等原因，迫不得已地较多使用中国劳工。另一方面，不少项目劳工还是以当地人为主，比如最近我访问苏丹时参观了喀土穆炼油厂项目。目前本地工人有1100人，中国工人200人左右;而且本地工人是一半上班，一半培训。这个项目改善了苏丹的经济与民生。
Q：中国对外援助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但这种援助方式却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中国传统上的援助方式是否有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A：我个人觉得，干涉内政对于有过被殖民经历的国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因为他们受过殖民宗主国的压迫，所以对他们的指责也好，援助的附加条件也好，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历来看，也是这样。私下谈，朋友般的劝告，这可以接受。但是在国际社会当着别人的面，以一种“不这样、就怎样”的态度，是不可接受的。中国还是应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私下给非洲朋友提出一些建议，但听不听是人家的事。
Q：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非洲的援助力度，但一些国家攻击中国是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活动。中国应该如何回应国际社会的这些批评?
A：这些年，我们中国为非洲培养了不少医生、工程师、外交官，我们称之为教育援助。而且，许多非洲国家希望和中国合作，他们是自愿的，所以说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是说不过去的，也是不值一驳的。今后，中国在非洲的援助过程中也要多考虑对方的利益、权益，实现真正的双赢，才能继续在那里待下去。
另外，我在非洲某国曾听到一种说法，“You Chinese are our friends,but the Japanese are our darling.”(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日本人是我们的爱人)。日本在一些方面的确做得不错。比如日本的志愿者制度，能涵盖各个层次的人们。很多非政府组织也配合政府开展援助。又如日本设有专门的援助机构JICA，全面负责援外事务，在非洲有几十个点，深入到各国基层，工作做得很细，影响力很广。但我国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援助机构，各部门的协调还有待改善。再比如在援助透明度方面，法国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援外花钱不少 为何非洲更喜欢日本人?
核心提示：另外，我在非洲某国曾听到一种说法，“You Chinese are our friends，but the Japanese are our darling。”(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日本人是我们的爱人)。日本在一些方面的确做得不错。比如日本的志愿者制度，能涵盖各个层次的人们。很多非政府组织也配合政府开展援助。又如日本设有专门的援助机构JICA，全面负责援外事务，在非洲有几十个点，深入到各国基层，工作做得很细，影响力很广。但我国还没有成立专门的援助机构，各部门的协调还有待改善。再比如在援助透明度方面，法国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完全不带目的的援助是不存在的，关键要看援助国如何去缩小得失之间的落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冉维、彭梦遥、郭一娜发自华盛顿、巴黎、北京 “没有完美的援助。”研究对外援助
的日本专家桥本光平曾说。
对于援助国来说，完全不带目的的援助是不存在的。而对于受援国来说，也一定是有得也有失。关键要看援
助国如何去缩小得失之间的落差。
名为援助 实为美国“政治工具”
美国主要依靠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个联邦政府独立机构来进行对外民事援助。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正式成立美国国际开发署，将美国对外非军事援助集中到一个机构之中。这使得美国能够有一个专门的独立体系统
一实施对外援助。
国际开发署提供帮助的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近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谓美国对国外的“利益输送”组织，对美国延伸其外交利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地位。看看美国对外援助金额的排名便可以知道，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利益都举足轻重，要么是美军进行作战的国家(比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么是美国在地区的重要盟友(以色列)，要么是美国试图施加影响的国家(埃及、巴基斯坦)等等。
美国开发总署明确表示，美国的对外援助一直有两层目的，第一是通过扩大所谓民主和自由市场延伸美国对外政策利益，第二才是改善发展中国家公民的生活。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美国给予援助的标准不是基于改善社会条件或者人道主义，而是为了奖赏它的政治和军
事伙伴。
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有各种条件，它规定援助必须采用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比如规定援助资金购买的大宗商品必须使用美国的航运公司运输。这实际上对美国的收支平衡起到了帮助作用。还有很多对外援助的项目合同都以高价授予了美国的公司，批评人士认为，对外援助的招投标过程受到美国政府内部政治倾向和特殊利益集
团的很大影响。
法国帮受援国“造血”而非“输血”
由于历史原因，法国与非洲特别是非洲法语国家联系密切，这些国家也便自然成为了法国对外援助的最主要
对象。
1995年，希拉克担任法国总统后提出“新非洲政策”，将法国与非洲的关系重新定位为“新兴合作伙伴关系”，减少对非洲国家事务干预，法国与原法属殖民地由“父子”变为“兄弟”。这一政策具体体现在法国对外援助政策上便是法国开始将对非援助与双边合作相结合，把财政援助以贷款形式提供给具体合作项目，而不再直接提供给非
洲国家政府。
2008年，法国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约为75.62亿欧元，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39%。下一步，法国计划
于2012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0.7%。
法国专门为对外援助设立国际合作与发展部际委员会机制。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职责是每年修订“优先援助地区”的国家名单。每年调整名单不仅确保法国在对外援助中更重点明确、有的放矢，也避免了受援国的习惯性接
受，从而更珍惜得到的援助。
近年来，法国对外援助项目的重心发生变化，更多以推进受助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为目的，直接扶贫已经不再是其援助的重点。特别是法国在支持受助国环保、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发展方面热情极高。无疑，这种帮助受助对象“造血”而不是直接“输血”的方式更有利于受助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进步。而在积极倡导、推动气候变化等热点领域项目的同时，法国也在国际范围内于相应领域取得了更响亮的话语权。
日本援外注重于环境共存
对于长期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位的日本来说，上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的援外都是商业利益优先。日本政府规定，所有援助项目的物资必须从日本商社购买。这被称为“系鞋带”或捆绑式援助。
这虽然让日本公司得到很多利益，加速了全球扩张。但这一做法也受到广泛批评。
80年代后，日本改革援外，从捆绑变为松绑式援助，援助所需物资从全世界公开竞标方式。有数据显示，日本公司在80年代的中标率为70%，到了93年就骤减至29%，而日本援外的最突出特点在于重视环境。
其实，日本对外援助也曾被指责破坏了当地环境和生态。痛定思痛，日本政府从1990年后，专门从ODA资金中拿出1000亿日元，作为“地球环境问题对策费”，并从92年开始5年共投入9000亿到1万亿日元作为ODA
的环境项目专项资金。
现在，主要负责实施ODA的JICA设定了“顾及环境指导手册”，进行援助项目的综合环境监测。
中国在援外时要多考虑对方利益
主持人：《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郭一娜 实习记者 胡渝
嘉宾：李安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
我在非洲某国曾听到一种说法，“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日本人是我们的爱人”
《国际先驱导报》：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对外援助多由追求利润的企业具体实施，如何克服援助要求与企业
意志之间出现的矛盾?(以下简称Q)
李安山：这个情况是存在的。某国财政部官员曾向我表示，你们中国企业的一些做法让我们不满意，好多中国建筑企业跑到我们财政部，都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建筑公司。这种恶意竞争，其实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我认为有必要由政府、行业协会出台一些切实可行的规范，来确保援外过程中公平、有序的竞争。(以下简称A)
Q：近年来，由于雇佣工人等其他方面的原因，部分受援国当地人对中国企业和工人进行了攻击，如何看待
这一问题?
A：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多重原因。关于雇佣工人问题，一个方面，有的项目，由于签约工期、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工作效率等原因，迫不得已地较多使用中国劳工。另一方面，不少项目劳工还是以当地人为主，比如最近我访问苏丹时参观了喀土穆炼油厂项目。目前本地工人有1100人，中国工人200人左右;而且本地工人是一半上班，一半培训。这个项目改善了苏丹的经济与民生。
Q：中国对外援助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但这种援助方式却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中国传统上
的援助方式是否有值得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A：我个人觉得，干涉内政对于有过被殖民经历的国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因为他们受过殖民宗主国的压迫，所以对他们的指责也好，援助的附加条件也好，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历来看，也是这样。私下谈，朋友般的劝告，这可以接受。但是在国际社会当着别人的面，以一种“不这样、就怎样”的态度，是不可接受的。中国还是应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私下给非洲朋友提出一些建议，但听不听是人
家的事。
Q：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非洲的援助力度，但一些国家攻击中国是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活动。中国应
该如何回应国际社会的这些批评?
A：这些年，我们中国为非洲培养了不少医生、工程师、外交官，我们称之为教育援助。而且，许多非洲国家希望和中国合作，他们是自愿的，所以说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是说不过去的，也是不值一驳的。今后，中国在非洲的援助过程中也要多考虑对方的利益、权益，实现真正的双赢，才能继续在那里待下去。
新征程再出发范文第6篇
1)老百姓被政府重重的抽了许多的税收，但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公款吃喝、贪污腐败把人民的财富挥霍了;
2)企业上市了，但在中国股市好企业筹不到钱，有大帽子的企业(背景、关系)却烂透了的还在股市吸着股民的血，和社会的财富;
3)那么全中国老百姓、企业在改革30多年里，起早贪黑的、极大滴损害了环境、输出了巨大的社会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30多年里，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
4)什么食物都可能有毒、看病难且贵、房价高且还在涨、现在还将有房产税、遗产税，呵呵，中国的国人之痛啊!那么我们付出的这些代价都转化为了什么呢?
5)全世界奢侈品的消费大国，中国土豪的迅速扩大，浪费的惊人，携着巨款潜逃的贪官，这些钱都从哪里来啊?郎先生给出了数据的答案，我们生活的环境给出了现实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