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大众传媒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
最近几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人们正在不知不觉间见证并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下是这场变革中的三个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1997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通过卫星电视直播，中外国家元首围绕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激烈辩论；第二个案例是2005年5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数万人通过手机短信和诸如QQ、MSN这样的即时通信软件自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同一时期，网民通过互联网组织了反对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在线签名活动，2005年5月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2次就这些活动专门回答了记者提问；第三个案例是200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1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11650万人至12950万人之间，接近总人口的10%。[2]
以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为代表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将对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国际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中国外交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合作-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３]同时尽管有学者承认在所谓的非民主国家（nondemocratic）里要准确评估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倾向于认定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精英保持着对于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中国也不例外，大众传媒不过是政府对外宣传（Propaganda）的工具。而且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之类新兴媒体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消极的，倾向于在某些时候以关闭某个有争议网站服务器的方式来控制事态恶化。[４]
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因为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因此在信息发布方面拥有特殊的优势，同时媒体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在研究中国的具体案例后，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在线公众舆论成为了一种足以影响外交决策社会力量，尽管最终的决策仍然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学者更加乐观的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推动中国通向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提供了“多-多”的交流新模式，使得那些处于传统决策圈之外的人能够以更加方便和更加廉价的方式在线表达其不同看法。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中国通过传媒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自身形象提供了可能。
上述所有研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相对比较缓慢。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就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出令人相对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大众传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外交的决策。本文尝试通过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外交决策模式和权力分配的变化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
从形式上来看，所谓外交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国政府用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系列声明、决定、政策和反应。[５]从内容上来说，外交政策包含三个部分：一国政府努力在海外追求实现的目标，在背后促成这些目标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和价值的手段与方法。[６]在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看来，理解、预测和应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决定和行动的前提就是要辨别出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要素。[７]所以很自然的在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之前，需要先明确中国外交政策决策体系的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整个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体系可以分为三大主要机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其中决策机构的演变可以看作是整个决策过程特点变化的标志。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完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根据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陈毅为外事小组组长。[８]该小组在文革期间被撤销，1981年重新恢复，1993年3月，江泽民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任副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目前胡锦涛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唐家璇任副组长、秘书长。自1993年至今，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开始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出任。同时该小组的人员构成也逐渐趋向于稳定，其职能被确定为负责对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９]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可以据此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
从理论上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应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一种集体决策而非个人决策。这就是说最终政策的选择并非由个别领导人说了算，而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第二，它应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决策过程，因为咨询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有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合法地位，另外，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与，外交政策的领域也有不断扩散的可能。但实际的运转情况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预期，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历史沿革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经历了深刻和重要的变化，大致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至1978年结束。该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占据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核心位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或者说个人权威是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1０]在这一时期，有2个经典的案例：第一个经典案例是有关是20世纪50年代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根据已经公开的档案，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讨论中说服他的同事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出兵朝鲜的艰难决定。[1１]第二个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尽管当时国内处于“反帝反修”的特殊时期，尽管毛泽东当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这毫不影响他在深思熟虑后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1２]
在这一时期，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占据了决策体系的核心位置，使得整个决策过程成为具有高度个人化色彩的过程。与此同时，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是高度同质化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冷战这一国际大背景也让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之外。因此，大众传媒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功能就是报道政府新闻和政策。
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持续到1993年，这一阶段邓小平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并且领导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时期外交政策决策的主要特点是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的过渡和转换。邓小平本人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源自个人超凡魅力开展工作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对外政策上扮演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决策者。作为决策核心的表现在于，这一时期中国重大的对外决，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决策，以及各项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与外交政策的指导方方针，都是由作为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确定了中美建交的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１３]另一方面，以1981年重新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为标志，显示出这一阶段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集体决策机制的逐渐回归。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大众传媒也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从1995年前后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所处的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传媒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下面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大陆扩大了影响，并改变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社会：在冷战期间，或者甚至在1992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阻碍中国接入互联网最主要的障碍。[１４]同时，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和运行更加注重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例如在2004年，通过对于宪法的修订，重新赋予国家主席以国事权。[１５]这一修订让制度与中国外交的实际实践相互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首脑外交属于体制外型化的尴尬局面。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中国人口的构成上。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属于革命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出自革命时期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其领导的社会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就意味着外交决策模式将会发生变化。超凡魅力领导人个人化色彩较浓的决策模式逐渐从历史淡出，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外交决策过程。尽管仍然存在诸多局限，但是整个决策过程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真正的集体决策过程。虽然公开的资料有限，相关公开的资料仍能让人一见端倪。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的决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得知事件发生之后，首先的反应是召开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紧急会议，最终对美国的反应以及引导国内舆论的措施，都是在会议上讨论之后做出的，总书记仍然掌握最后的权力，但是这种决定是在各方讨论后综合各方意见做出的。[１６]
第三个变化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外交政策领域进一步得到扩散，外交政策的领域涉及到武器贸易、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外国专家、情报和信息、公共外交、贸易和技术转让等。为此，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变化一方面反映着国家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和战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参与者加入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外交政策领域的扩散客观上需要相关外交决策信息资源的开拓，媒体无疑是一个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
第四个变化是互联网以前所未见的通讯高速度在中国的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1997年整个中国大陆共有299,000台计算机可以通过电话线拨号或者是专线方式上网，到2004年则达到了22,503,000台，截至2006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创纪录的49,500,000台；在网络用户方面，1997年全中国有420,000人以各种方式上网，整个网民数量在2006年增加至1.4亿人左右，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上网。[１７]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大大加速了信息和知识的跨国流动；其次是伴随着互联网、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在线论坛和个人博客的迅速发展，每个单独的个体都能够从众多的工具中寻找到一样最简单和最方便的工具去获取与中国外交政策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这两个效果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提出了三个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信息的重新分配。高速和几乎实时的跨国信息流动使得所有互联网的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问题的最新进展，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可能和最高决策者同时甚至更快的了解到同样的信息。同时，网络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从网上得到各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知识，这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一种理解和分析国际现象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能被动的接受来自政府的唯一解释。这意味着政府不再垄断对于国际问题和本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解释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更多的考虑如何在政策公布之后说服公众，以赢得更多公众支持。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知识的扩散。如同约瑟夫·奈（Joseph Nye）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信息时代，可信任知识的供给将成为新的权力来源。因为信息时代过于充分的信息供给使得人们更加需要有效处理和过滤信息的知识，谁能够提供这种知识，就能够通过提供知识影响接受者的行为，这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权力新来源之一。[１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决策机构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民众对于官方口径的信赖。
第三个挑战是权力分布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趋势。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决策权仍然是高度中心化的，特别是大国。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指出，外交决策中权力的去中心化趋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这一趋势意味着在传统决策圈之外的行为体能够比以前更加方便地影响圈内的行为体以及决策过程，尤其当决策圈外的行为体能够有效动员民众支持的时候。作为应对这种趋势的措施之一，中国外交部2004年3月19日在新闻司下设立了一个公众外交处，主要的职责就在于推动公众更多的了解外交部的工作。
三、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媒的管理政策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简要的变化情况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表格：
简单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主要开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财政拨款被看作是政府的投入，在管理上，除了全国性的少数媒体之外，都是各地方政府分别管理的。改革开放之后，媒体更多的被看作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说，仍然强调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对于媒体的管理，但是媒体的专业工作方面已经由职业化的编辑遵循和西方新闻媒体比较类似的原则进行管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认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对于媒体的管理，在那时形成了“党管媒体”的认识。这里的媒体是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媒体，对于这些媒体的控制是高度中心化的，等级非常森严，在媒体上几乎无法发现学者个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评论。总而言之，可以说当时媒体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大众传媒扮演的就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它只能如实报道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所有信息，而对于决策过程构不成影响。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关于媒体管理政策的敏感话题开始被允许讨论起来，同时部分媒体也开始了比较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但是真正的实践仍然要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媒体被放入市场，通过竞争来促进成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媒体必须依靠自身去赚取继续生存下去的资金，除了少数作为政府喉舌的媒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给媒体提供财政上的支持。[１９]对于大多数被放入市场竞争环境的媒体来说，必须依靠与众不同的风格来吸引足够多的民众以保证发行量。
同时对于媒体的管理模式也从“党管媒体”变为“中央领导，政府管理，媒体行业自我约束，企业或事业单位独立管理”。尽管党对于舆论大方向保持控制的原则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情况仍然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媒体之间竞争的加剧，也使得各种报纸的编辑竭尽全力去寻找自己的特色，而且让越来越多的职业编辑来管理报纸的内容。这些编辑所学习的主要是西方的新闻理论，并越来越多地试图学习西方同行们的实践经验，结果就是媒体内容更加的开放，声音趋于多元。
这一变化趋势对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影响。
总结来说，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种类型的功能：
第一类功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不仅仅是所有主流媒体的职责，也包括其他媒体，尽管后者通常采取比较灵活和多样化的报道。在发挥这种作用时，媒体仅仅报道其从官方来源获得国际新闻，并且不会对政府外交政策发表基于不同立场的评论。
第二类功能是作为知识精英表达其意见的“麦克风”。这些意见包括对外交政策的补充、完善甚至是批评。那些试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从大众传媒的发展中看到了表述其主张、吸引更多的支持者的机会。
这一“麦克风”的作用在朝鲜核问题上得到了体现。2006年9月，当朝鲜宣布要进行核试验时，有学者发文认为“朝鲜政策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对其影响有限”。[2０]当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地下核试验之后，有记者就中国对朝政策有效性更加直接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则给出了与学者完全不同的评价。[２１]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效用的不同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记者的提问，这种影响目前可能还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测定，但其存在本身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也使得外交决策过程必须考虑这类因素的存在。
第三类功能是作为政策辩论的“竞技场”，提供一个让持不同政策主张的精英进行辩论的平台。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持不同主张的精英通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进行辩论。媒体对种辩论很欢迎。因为这会吸引众多感兴趣的读者。因此当发生某个热点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意鼓励这样的辩论。2002年6月开始的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就是典型的案例。[２２]这种辩论很快就从学术期刊扩散到了网络，借助新兴媒体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并在经历了种种外界影响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这一时期中国对于日本争常的强硬态度多少受到了这一激烈辩论的影响。
第四类功能是作为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促使缩短反应时间的“加速器”。针对某些热点问题的实时、密集的报道，会让决策者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要加速做出反应的时间和速度，这对于整个决策体系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遇到袭击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24小时之内，外交部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后续处理问题发布了详细的信息。[２３]
第五类功能是作为普通民众宣泄其针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不满的“安全阀”。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政府会鼓励媒体无限制的去表达民众的这种不满。同样无法确定的是中国政府曾经尝试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利用媒体去煽动某种负面的公众舆论，进而利用这种舆论在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这一安全阀的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自2001年至2005年，新浪网为中日关系至少建立了10个专题，持续时间最短的是3天，最长的是615天（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新闻报道和频率最密集的则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在39天时间里发布了接近200篇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从内容来看，除了“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之外，其他专题集中报道的都是中日关系中的负面新闻。这些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最终引发了民间的大规模涉日游行，而此后出现的“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则是在出现了大规模涉日游行之后外交部引导民间情绪所做努力的结果。在这些新闻报道和分析中，正面或相对中立的立场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同时配合人民网上发表的包括《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在内的三篇时评，才最终较有成效地疏导了受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学者关于转变对日政策辩论和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一系列时件高度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一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通过发表一些比较激进甚至接近极端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媒体有可能在部分受众中获得共鸣，结果就是能够追求到更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这种通过媒体进行宣泄的做法并不理智，而且被高高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要作妥善的善后工作也会比较困难。
结论：大众传媒的影响及其限度
总而言之，目前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强，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
在今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开始有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同种类的媒体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兴趣了解国际问题，并日益强烈的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最重要的变化是今日中国大众传媒已经获得比以往更大的自由来发布不同学者对国际现象的分析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评价。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影响仍然有限。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仍然未充分开放，大众传媒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较难考量。其次是因为外交决策的信息资源分布尚不均衡，体制内政治精英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同时对大众传媒乃至大众直接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无论如何，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将使得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大众传媒在决策过程中也会因此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注释：
［1］ 本文是在提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年10月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18次），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doc/2006/7/19/103601.doc （2006年8月20日）。
［３］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４-１０.
［４］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72-175.
［５］ Junhao Hong, “The Internet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a New Social Force”, in Yufan Hao, Lin Su 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7.
［６］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７］ Arnold Wolfers,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67-80.
［８］ 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8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580/5581/20010606/483231.html （2006年8月29日）。
［９］ 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该部分以及下面有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历史沿革的论述主要依据网络资料整理而得，资料主要来源为：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44/0509/20243.html（2006年8月29日），该资料来源经求证外交部相关部门人士核实后基本可信。
［１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http://www.hzxjhs.com/dangzhibu/wenti.htm
［1１］ 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2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0-300页。
［1２］ 中央电视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http://www.cctv.com/specials/50th/bwl/17.htm
［１３］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１４］ 《中国互联网大事记1986-1993》，http://www.cnnic.org.cn/html/Dir/2003/10/22/1002.htm
［１５］ 张清敏：“中国修宪：提升首脑外交”，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8期，第62页。
［１６］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
［１７］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1997年、2004年、2006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据统计报告，见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3/10/13/93603.pdf，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4/2004072002.pdf，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pdf/2006/7/19/103651.pdf
［１８］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45-65页。
［１９］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chl&Gid=49335
［２０］ 沈丁立：“朝鲜核试验和中朝关系及中国的选择”，载《青年参考》2006年9月5日，资料来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7/4789770.html （2006年10月2日）。
［２１］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275579.htm （2006年10月15日）。
［２２］ 主张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学者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等，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洪明：“重振河山待后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随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开始进行反驳，代表性的包括：林治波：“对‘对日关系新思维’之九点质疑”，载《时代潮》2003年第14期；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２３］ 2006年2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e/cgngy/chn/fyrth/t235695.htm （2006年8月29日）。
（作者简介： 蒋昌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副教授；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讲师，上海，200433）
传媒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媒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对于文学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其中影视改编便是一个重要手段。严歌苓这位准确把握时机，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新发展的女作家也逐渐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形成了严歌苓“影视热”。
关键词：传媒 影视改编 严歌苓
传媒或媒介的定义一直以来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概念，在1979年版的《辞海》中只收录了“媒介”一词，解释为“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1]麦克卢汉说“媒介即是讯息”。黄发有在《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中提到的“文学传媒”是指以文学信息为主题内容的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文学副刊、文学期刊、文学书籍、广播、影视、网络及其生产与传播机构。[2]随着碎片化时代的到来，文学开始以多种方式传播，以适应快节奏的生活。传媒对于文学的影响愈加明显，这其中影视改编就是一个最常见的手段。
一、影视改编的含义及现象分析
影视改编是指按照影视艺术的特殊美学要求和表现需求，将其他体裁的艺术作品改写为电影或电视剧本。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向来密切，影视改编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导演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导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除此之外，大家耳熟能详的影视剧《唐山大地震》《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都改编自文学作品。最近几年，国外作家的文学作品也相继被改编为影视剧，如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东野圭吾的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解忧杂货店》《放学后》《白夜行》也都被改编为电影，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影视改编不仅能使作者名气大增，促进作品销量，而且由于原著本身带有读者基础和话题性，自然会使影视剧容易取得成功。虽然对于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这一现象大家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但是一直以来也存在很多争议，文学家、编剧、评论者所持观点都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对影视改编持反对态度，而有一些作家则赞成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他们认为影视剧比小说的影响力大。
但是不难发现，一方面作家认为改编后的影视剧会削弱原著中的独特精神内涵以及韵味，特别是原文中的美学色彩、“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场面，一旦被拍成画面，透过镜头呈现出来就破坏了作家的独具匠心；另一方面，作家们对于自己的作品能被改编求之不得，例如苏童、北村、格非、赵玫、须兰、钮海燕等六位作家同时为《武则天》撰写文学脚本。在影视剧面前，文学作品已经成为附庸，而作家们也身居幕后，成为商业时代的消耗品。就像金庸虽然不赞同改编后的成果，但是他的作品却一直在被翻拍为影视剧。
二、严歌苓：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新发展
（一）严歌苓“影视热”
如今，观众对严歌苓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从电影《天浴》《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到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铁梨花》《幸福来敲门》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她本人也多次获得编剧大奖。不管是文学作品被买走版权改编为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为影视剧而写，严歌苓都在传媒迅速发展的今天找到了扩大文学影响力的方式，在影视改编中谋求文学作品的新发展，形成了严歌苓“影视热”。
（二）电影《芳华》
2017年，有一部电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与讨论，那就是改编自严歌苓同名作品、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芳华》。
因为冯小刚和严歌苓在年轻时有共同的文工团经历，所以冯小刚几年前就找到严歌苓，希望她能写一部与文工团生活有关的作品，然后改编成电影。但是严歌苓本人也透露，这部作品其实和冯小刚最初想要的不同，虽然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改编为电影，但是她还是坚持先文学，再电影，不能完全为了电影而写作。
电影《芳华》上映之后，网上影评很多，一些人没有看过原著，就对小说妄加评论。小说和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电影出于商业和市场的考虑，不可能将小说一成不变地呈现出来。
虽然这部同名电影由严歌苓本人担任编剧，以此保证了改编后的电影基本内容不变以及改编的质量，但是原著与最终电影呈现的内容还是有所差别。首先是氛围不同。小说英文名叫“You Touched Me”，来映射当时环境对人性的压抑，因为“人性是唯一不会过时的主题”。电影在前期则用镜头更多地表现文工团里男兵女兵们的青春，宛如一个世外桃源，集体主义是其表现的重点。小说中蕴含的矛盾、冲突、对立减少了，禁欲与压抑的氛围削弱了。其次是何小萍的故事缺少细节。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何小曼到电影中改名为何小萍，缺少了一些细节的刻画。小说中何小曼从不摘帽子，以至于别人都以为她是瘌痢头，其他女兵嘲笑她、嫌弃她，甚至故意脱下何小曼的帽子，刺激了何小曼，导致她自卑心理加重。小说中对何小曼成为模范人物后的心理变化过程描写得比较细致，她精神分裂后只说一句话“我离英雄差得太远”。[3]这一细节值得深思，电影中完全采用的是另一种表现方式。此外，有一个删掉的情节严歌苓本人也特别惋惜。何小曼当兵前在家里，因为一件红色毛衣和妹妹发生争吵，而母亲偏向了妹妹，后来何小曼把这件毛衣拆了，从侧面表现了何小曼的悲剧人生。这小小的爆发甚至带有一种人性的黑暗，但黑暗之后是更深层的悲哀。
三、影视改编的期待：在商业中实现良性循环
孟繁华在《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指出：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走上经济的主战场，他们被宿命般地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而传统的人文理想在这一时代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光彩。[4]的确，很多作家对大众传媒持有不屑和不信任的态度，他们认为一旦妥協就会丧失文学的独立性。潘军更直白地说：“电视剧是个破东西，不过很赚钱。” [5]
金理在《什么是80后文学》中强调：如果我们在如今依然持一种夸张“文学”与“市场”之间对立的看法，其实是很可笑的。影视改编是在当下生产力和人民需求下产生的，我们应该想办法如何推进其更好地发展。
正是因为一些作家们表达的热情依然存在，所以他们介入影视，希望其作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在影视改编并不太令人满意的现状下，只有像严歌苓一样，有更多的作家愿意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参与进来，才能推动影视改编的进步。
四、结语
影视改编作为传媒对于文学影响的手段之一，已成为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现象。文学作家和导演借助这一手段实现互惠互利，也能让观众看到更高水平的影视作品。但是，影视改编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如果为了商业利益一味崇尚形式而忽视内容，那将对观众的审美判断力产生很大的伤害，进而使其阅读接受水平下降，而受众的趣味又会反过来影响文学，这就形成了一种在文学与影视中的恶性循环。
严歌苓作为文学作品参与影视改编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经验。我们期待这位高产的女作家在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之间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促进传媒与文学、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舒新城.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2]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4]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潘军.答何锐先生问[J].山花，1999（03）.
（作者简介：孙梦嘉，女，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刘月娇）
传媒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摘 要：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既构成公众认识外部世界的“传媒镜像”，同时又在当下风险传播“充满矛盾的丛林中”完成。在风险传播的普遍悖论（矛盾）下，大众媒体报道突发公共事件应该有理性的角色期待与定位。大众传媒必须肩负社会（公众）安全使命，实现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实现新闻报道的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实现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统一，并在此角色追求中完成大众媒体在风险环境下的传播。
关键词：风险传播；悖论；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传媒角色
人类社会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同各种风险斗争的历史。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风险发生频次与强度大大加速。仅以我国观之，2008年以来的汶川地震、瓮安事件、“三聚氰胺”事件、陇南事件、甲型H1N1流感、校园安全等不断影响着国家的政策议题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各种自然的、人为的因素导致的风险对人类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大，风险存在成为社会常态和当下社会的重要特征。
一、风险社会形成的原因及其表象
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将人类拖进一个风险高度发生的时代，吉登斯用“失控的世界”①来概括当代人类社会的风险特点，而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则提出“风险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得到了吉登斯、拉什等社会学家的积极响应。他们认为，当传统的工业社会向高度现代性社会转化时，随着核技术、化学技术、基因技术等的发展，人类生活开始面临两种根本性转变：“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②，人类随之迈入风险社会。与此相应，风险的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农业社会的自然危险→工业社会的可以控制的“外部风险”→风险社会中高度不确定性的人为制造的公共风险。因此，现代风险是指这样一种东西：它以科学技术为直接源头、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进而产生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未意料到的后果,这种后果的影响多半在未来而不在当下，很可能是全球性而不是地方性的。
关于风险社会的形成原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用“系统性风险”进行了解释。该组织报告《面向21世纪的新风险———行动议程》指出：“人口、环境、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改造了传统危害，却导致了新型风险，改变了风险的脆弱性，转化了事故影响扩散的途径，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依赖于大众媒体，而媒体报道着眼点由信息公布转向娱乐，使得相关问题以大众化而非信息化的方式表现出来，造成信息闭塞，加剧了危机的社会后果。”拉什也从技术手段特别是传播技术极度扩展来揭示风险形成。他认为：“技术资本主义试图将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安全机制和保险原则拓展到人类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地步，技术资本主义希望能够在未来世界中确保化解一切风险，消除一切不利事件”，然而，技术手段“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的混乱无序”，“人类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而不停地忙于改进和更新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忙于解决各种问题。可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各种问题花样翻新层出不穷”③。罗森塔尔、贝克等人也都谈到大众传媒在风险产生过程中的影响，罗森塔尔甚至将媒体化作为公共危机的重要特征之一。总之，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传媒在风险社会生成中的影响与作用。
就我国情况而言，从宏观来看，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我国社会也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高发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问题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不仅有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带来的不稳定，也有贝克所说的现代性带来的不确定。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问题呈现的复杂性与现代化过程带来的不稳定使得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具有普遍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风险语义正逐渐盖过经济语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④。从微观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产事故屡禁不止。据粗略统计，“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造成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超过二十万人，伤残超过二百万人，经济损失超过六千亿人民币”⑤，其政治和社会影响也难以估量。童星和张海波把我国高风险社会表征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二是表现为社会结构紧张乃至断裂，社会冲突加剧；三是社会各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增强，由此导致无法预知的后果；四是现代性的不确定性与自我危害。概言之，我国的风险社会特征既具有与其他国家风险社会的相同特点，又表现出自身特殊性。
二、风险背景下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悖论
突发公共事件是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它强调事件发生的突然性、紧急性和非常规性。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发生时的突然性、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发生过程的公共性、后果的严重危害性、突发事件的多样性等特征。无论突发自然灾害事件、突发群体性事件或突发社会事件，在公共边界日益模糊的状况下，都会滑向突发公共事件，危及公共安全。为行文方便，笔者对这些事件不作详细区分，概以突发公共事件称之。
在我国进入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传播就深深打上风险的烙印，并表现出传播中的内在矛盾和悖论。这种矛盾和悖论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微观层面内在的现实/表现这种实在论和认识论的二元分立，即媒介呈现(认识)与独立于呈现(认识)的客观现实,也就是传播主体建构的传媒镜像与现实客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宏观层面的、作为突发事件报道的外部环境与风险社会特性并存的社会的高度信息化、网络化。前者内置于媒体的风险传播过程中，后者作为媒体外部环境对突发公共事件传播产生巨大影响。
从微观角度看，当代社会不只是风险社会，更是高度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化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媒介影响力对于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从本质讲也就是人的媒介化、人与人关系的媒介化。在这样的社会中，突发事件传播最有效的手段自然是大众媒介。但不幸的是，风险的媒介化却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传播悖论的形成，其一，风险的媒介化使媒介成为风险的定义机制；其二，风险的媒介化使媒介成为风险的内化机制。大众传媒通过新闻报道构筑的世界已经成为人们联系真实世界的桥梁，即麦克卢汉所谓的“传媒描绘的是怎样一个世界，对于受众来说基本上就是他能够认识的世界的全部”，而李普曼则以“人们头脑中的世界”或“拟态环境”、“传媒镜像”称之。由此，传播媒介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则“被媒体、文化和社会群体、制度和个人进行加工并深刻形塑着风险的社会经验，并且在决定具体风险事件的总体社会影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⑥。这种作用表现为，一方面经传播媒介选择、加工并重新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传媒镜像”具有风险预警和揭示功能，從而使得风险公开可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突发公共事件的复杂性，大众往往把这个间接、虚化的“拟态环境”当做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并从这个虚构中介出发安排自己的行为。特别是在遭遇危机的情况下，媒体的预测瞭望功能就被极度放大，当媒体的聚光灯将某一风险拉入公众视线时，媒体往往成为卡斯帕森所比喻的“风险的放大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恐慌的形成。由此，媒体往往难以避免地陷入传播的矛盾之中——预警的天职和促进公众风险认知的主观意图与可能成为风险的渊薮的客观传播效果之间的矛盾。
从宏观角度看，当代社会不只是风险社会，更是信息化、网络化社会。按照贝克的观念，“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⑦，风险传播在知识信息中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削减、隐匿，简而言之，极易为知识政治所左右⑧。而在网络社会中，人类的活动与交往方式表现为一种认知的信息结构与“行动的网络结构”⑨。这就注定人的行动所导致的社会风险具有自反性、牵连性和扩散性，导致“飞去来器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雪崩效应”。特别是当媒体将支离破碎的风险知识密集塞给公众时，不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夸大风险状况，加剧公众的恐慌心理，而且使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升级扩散，造成恐慌心理大面积爆发，反而会毁灭其所置身的当下社会。
媒介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当下社会又叠加上风险社会的特征，就构成风险传播的一个混乱而矛盾的悖论场景：信息借助网络和手机的巨大传播张力，传播速度极快，影响范围极广，不负责任感大增，也使得局部的、个体化的风险公开化、扩大化，并进一步政治化和社会化。正如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所指出的：“随着社会的媒介化程度日益加深，传媒能制造出强大的‘信息螺旋’，在这个螺旋中，相关的事件自动集合成一个冲量，可能导致无心插柳的结果和无法预测的结局。”⑩在这个过程中，与危险有关的事件总是和各种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因素产生互动，从而强化或者弱化个人和社会对风险的感知，并形塑着人们的风险行为。反过来，这些被形塑的人们的行为又会产生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后果。这些后果大大超出了对人和社会的直接损害范围，导致了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三、风险传播悖论下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媒体角色
新闻传播事业永远是一项“带着镣铐跳舞的事业”，新闻传播中的矛盾、悖论广泛而深刻地存在着。在风险社会下，突发公共事件传播的内外矛盾更为尖锐与激烈，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识生产的悖论，即传媒有关风险报道的碎片式呈现与受众强烈的完整的风险知识需求之间的悖论；二是报道观念的悖论，即传媒寻求确定性的努力与不确定的现代风险的悖论；三是风险媒介化的悖论，即媒体不但再现风险而且定义并内化风险的悖论；四是效果的悖论，即风险预警与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悖论(11)；五是新闻报道的快与准之间的悖论；六是传播生态的扩散性、网络化、信息化与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安全性、约束性之间的矛盾。那么，在这样的传播矛盾和悖论下，新闻媒体应该担当怎样的角色才能在不断变动的风险和不断形成的紧张张力中出色完成自身使命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必须肩负社会安全使命
人类的安全感随着现代社会进程的加快与现代性的深入而呈现与日俱减的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在涉及大众生存最基础的“安全”层面上危机频发，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建构起公众对社会普遍不安全的认知。安全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必需的条件之一，其价值却从未像今天这样凸显。贝克甚至视安全为风险社会的价值基础和动力，他认为：“风险社会通常的对应方案——这既是它的基础又是它的动力——是安全。”“在风险社会中，‘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述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12)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依次提升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五个层次需求又可以分为“生存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而安全需求属于个人刚性的“生存性需求”，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前提，其目的是维持人类最基础的生物性存在，因此，它具有自然性、生存性、底线性几个明显特征。所以，安全是身处风险社会的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生存发展之基，是追求和实现其他价值的首要价值基础。因此，在现时背景下，安全在风险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巨增，而且安全已经成为风险社会的首要价值。当下，安全自然成为生活其间的人们普遍关心和追求的首要利益与价值。
因此，大众媒体必须考虑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如何消除大众认知上的盲点和信息不对称；消除心理情绪上的恐慌焦虑；消除行动上的骚动、混乱、动乱乃至暴乱，进而建立起大众基于媒体报道知识的心理感知安全，促进社会安全，这是风险社会下突发事件报道最急迫、最现实的要求。这就需要大众传媒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从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把安全作为与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及时、公开等原则同等重要的一个原则加以确立，既在新闻原则上加以确认又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
2.坚持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重原则
在中国社会语境中，新闻传播事业是党和政府的事业，也是人民的事业；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传播或新闻报道既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中信息安全的重要维护方式之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知情需要或知情权实现的主要通道之一；新闻工作者是党和政府的新闻宣传工作者，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实公仆。新闻媒体既是党和政府与人民大众之间联系的桥梁，也是人民利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因此，新闻媒体必须在国家→媒体→大众三者之间充当桥梁并维持三者之间的艰难平衡。这需要在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报道时，媒体要实现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并以此为出发点安排报道。
3.坚持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原则
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必须做到公开透明，这是媒体的使命所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闻的公开性是有规范的公开性,有限度的公开性，更是相对的公开。公开有度,才能公开有效。“经验告诉我们,讲透明要有个‘度’,不能超度,讲公开也不能凡事都完全公开,要注意新闻传播的社会效果。”(13)例如，從2010年3月23日发生在福建南平的血案，到5月12日发生在陕西南郑的校园血案，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国连续发生了6起校园血案。惊人相似的血案频发，是否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带来“示范效应”呢？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认为：“新闻不仅仅是事实，它还包括意见和趋势。我们不是不需要报道，而是需要富有责任感的、科学审慎的、有言说的报道。连续发生的杀童惨案与媒体传播后导致犯罪嫌疑人效仿有关。因此，即使能自由报道，也必须要足够的有节制，才能符合社会的最高利益。”(14)
因此，需要对媒体报道的公开性做出适度限制,并且必须是合理的制度性限制规范。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规范，必须是良性的规范，即必须是从根本上对社会发展和人民有利的规范。一切恶性的规范都将对新闻传播公开性形成恶性的限制，也必将损害社会和大众的根本利益。因此，虽然对新闻传播的公开性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对限制本身应当有所限制”(15)，即把限制本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要在制度上追究不合理限制的各种责任，以保障新闻传播公开性的正常运行，最终实现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之间的良性平衡与并重。
4.坚持及时性与准确性并重原则
“及时性”与“准确性”的矛盾是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最尖锐的矛盾。罗森塔尔从突发事件角度揭示了矛盾产生的原因。他认为，不确定性和时间压力才是突发公共事件的根本特征，不确定性与时间压力之间充满张力与矛盾，迫切需要作出决策。在此状况下的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常常是在极大的时间压力、心理压力、社会压力下进行的，因而就产生天然而无法回避的矛盾。媒体努力在第一时间到第一现场，获取全面、真实、客观的事件信息，并在第一时间报道给社会公众，既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矛盾又统一的要求。这里要强调的是“又快而准”，既要有及时性，又要有准确性，二者缺一不可。
总而言之，大众传媒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既构成“传媒镜像”，又在风险传播“充满矛盾的丛林中”完成，这就使得大众传媒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时必须肩负社会安全使命，实现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实现新闻报道的公开透明与适度管制并重，实现新闻报道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统一，并在此角色追求中完成大众媒体在风险环境下的传播。
注释
①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肇始》，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③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④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
⑤吴庆才：《中国每年因突发事件死亡20万人，经济损失逾6千亿》，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7/15/content_4837443.htm.
⑥谢尔顿•克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徐元玲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87页。
⑦(12)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64、56—57页。
⑧王小钢：《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河北法学》2007年第1期。
⑨张锋：《高科技风险与社会责任》，《自然辩证法》2006年第12期。
⑩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顾宜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11)马峰：《现代风险报道中的传播悖论》，《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
(13)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54页。
(14)曾革楠：《专家称警惕媒体报道带来校园血案示范效应》，《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5月19日。
(15)杨宇冠：《人权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研究•附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1页。
责任编辑：采 薇
传媒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电视体育界存在着三条不同发展道路，即央视模式、地方体育台模式及付费电视模式。但是，这三条道路却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1950年7月，《新体育》杂志创刊，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本体育杂志;1954年，第一家体育专业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成立;1957年，第一份英文体育期刊——《中国体育》创刊;1958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张《体育报》正式创刊，后改名为《中国体育报》，至今仍是全国唯一报道体育新闻的专业性日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1951年12月开设了每天定时播放的广播体操节目。1955年，该台开设了体育专题节目《体育夜话》。体育新闻在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对外广播的常态性内容。1959年，中央电视台进行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体育实况转播，并在此后转播了历届全运会和诸多国际、国内重大体育赛事。
据国家体育总局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全国体育报纸种类达到44种;而到2003年年底，全国各地可收看的体育类频道也增至42个;新媒体的成长速度与惊人影响力更不容小觑，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新媒体首次正式成为奥运会持权转播商。更令人鼓舞的是，手机作为“第五媒体”也已经在体育报道中崭露头角.
回到三十年前，也许，上了岁数的人们还依稀记得围在收音机前或一台黑白小电视机前收听和观看老女排比赛实况转播的情景。时过境迁，当年珍贵的画面已渐渐成为了脑中的记忆。科技的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新兴体育媒体的不断涌现，让传统体育传媒市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各种形态的体育媒体如何取胜市场?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资源制胜”法则下的体育电视市场
从电视的视角来看，体育本身是建立在注意力基础之上的影响力经济。这种影响力需要聚敛人气，需要黏合度，也需要有一个专业化的非常懂得聚敛人气的专门的技巧和能力的产业，使它得以实现，那么这个产业就是电视。因此，电视和体育本身的合作应该是一种天然的符合逻辑的双赢合作。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中国电信传播研究中心、央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共同推出的《中国体育电视研究报告2009》指出，我国体育电视频道已进入理性发展期。1999年后，由于各类电视台对体育节目的重视，我国各类体育频道超过了100家。但是，经过大浪淘沙，到2003年底全国剩下42个，到2007年底还余下33个，至2008年底只剩了17个。同时，随着我国数字电视的快速发展，以足球、网球、高尔夫球、围棋、羽毛球、冰雪運动等为内容的10个付费体育频道应运而生。《中国体育电视研究报告2009》同时指出，付费体育频道在中国的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是赢利模式难以得到观众认同。
但总体来看，我国电视体育频道还处在资源性制胜阶段，央视五套曾经占有80%以上的赛事和节目资源，现在仍然占有50%。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电视体育界存在着三条不同发展道路，即央视模式、地方体育台模式及付费电视模式。但是，这三条道路却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央视垄断地位的强大与尴尬。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它必须要承载很多体育之外的东西;央视掌控过多节目源，但是播出时间有限，特别是在体育赛事所谓的“大年”，以往央视的传统优势节目，如意甲、德甲、NBA直播等，往往要让位于一些受关注不够的赛事播出。而地方体育台模式发展的瓶颈则在于资金不足，无法以高价去竞争优质节目源，所以只能以中超等赛事转播来“填空”，以强化地域性来“找齐”，衡量体育电视频道竞争力的直播节目比例很少。对付费电视来说，当前中国电视市场上较大的体育电视频道有央视风云足球、上海文广体育、广东天盛足球等，大多成立于2006年前后，经过4年多的经营，效果只能说一般，以天盛为例，其2007-2008赛季全国范围内付费用户不超过2万，而之后几个赛季的订户数不断下降，经营举步维艰。由此看出体育电视界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央视吃不了，地方吃不饱，付费电视卖不掉”。如此，就给后来的体育电视经营者们留下很大空间。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和电视体育产业发展迅猛，并向全球进行文化渗透和产业掠夺式的“殖民”。我国70%的赛事转播需从国外购买，当前，缺少赛事资源加上资源分配不均已经成为我国体育电视发展的主要障碍。
以CSPN为代表的新模式
2008年1月1日，由山东、辽宁、湖北等7家地方电视台体育频道联合神州天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共同策划发起的中国体育电视联播平台网(CSPN)正式开播，成为中国体育电视市场的一种新模式。内容方面，由神州天地影视传媒公司出资购买节目源，然后由公司出面与各地方台商谈加盟条件，谈妥后，各加盟台均将90%以上的时段交给CSPN，然后由各加盟台派出制作人员赴北京集体制作节目，再将节目发回各台统一播出，也就是所谓的“统一制作，多台联播”。经营方面，每年根据各加盟台所在省份的GDP、人均购买力、节目覆盖面等指标进行核算，确定给各加盟台的分成，而广告则由神州天地下属的神创天地广告公司出面与客户洽谈，各地方台只需将时间段提供给公司便可以“旱涝保收”地拿到固定分成。各加盟台则会对公司提出经营方面增长的具体要求。由此可以看出，“CSPN模式”既不像央视那样要受到诸多限制，又不像付费电视那样挑战人们基本收视习惯，同时部分解决了以往困扰地方体育电视频道发展的难题。
开播至今，CSPN的收视率之好远超人们预想，从2008年9月份开始，CSPN在济南地区的黄金时间收视率一直领先央视五套。CSPN于2010年6月1日又与湖北卫视合作零点至早上6点时段，这样CSPN部分节目开始覆盖全国。
CSPN是中国电视体育产业的一朵奇葩，但经过两年多的运营，CSPN仍然面临资金相对紧张、推广困难、落地欠佳、央视钳制等诸多困境，在当前形势下无法彻底走出来。
电视体育媒体的机遇
《中国体育电视研究报告2009》指出，我国体育电视频道目前已进入理性发展期。从2004-2007年，体育频道的数量虽然不断减少，但全国体育节目的播出总量呈上升趋势。2004年，体育节目播出总量为66245小时，2007年这一数字上升为93034小时，2008年全国体育节目总量一举突破10万小时大关，创下了12万小时新高。
从美国的做法与经验来看，一家独大绝对不可能良性发展，不可能壮大我国电视体育产业。公平竞争对具有垄断地位的央视来说，并非与虎谋皮，而是中国电视体育产业整体做大做强的现实需要。央视体育频道必须和同级别媒体或地方媒体相对公平的竞争，中国电视体育产业才有出路。
地方体育频道突破口：深耕细作。我国的体育电视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和体育发达的城市，体育电视相对发展较快。在上述几个大城市，央视体育频道并没有这么高的份额。在北京，由于北京电视台占有35%左右的收视份额，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收视份额为60%;在上海，上海体育频道的收视率和市场份额在当地都高于央视体育频道，上海市级频道占有60%的收视份额，央视体育频道的收视份额降为35%;在广州，体育电视频道的竞争更为激烈，央视体育频道占35%，广东电视台体育频道和广州电视台竞技频道分占30%和25%。
产业联动，完善机制。电视体育产业，必须和传统体育产业、体育产品制造业、服务业、广告业等形成联动，互相支撑和助力才能共同繁荣壮大。
应鼓励和引导业内公平竞争，如中央级媒体的竞争、民间传媒机构与官方媒体的竞争、无线有线与数字电视的竞争、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的竞争、传统媒体与数字新媒体的竞争等，有竞争才有活力。
在联动顺畅、机制完备、竞争公平的同时，深化业内各方的合作，如赛事和节目资源、人力资源、广告客户资源等等，利用资源共享实现产业内共赢。
2010年6月11日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后，在中国足球无缘世界杯的大背景下，足球场内出现带有“中国”字眼的广告“中国英利”、“哈尔滨啤酒”，尤以“中国英利”广告最为抢眼。7月12日凌晨5时，南非世界杯以西班牙加冕落下帷幕，16小时30分后，4年前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河北民营企业英利(YGE)以开盘价11.95美元、1个月股票市值增加5.44亿美元结束了中国企业的首次世界杯之旅。
中国英利2010南非世界杯上的“名利双收”使其成为“南非世界杯获益者TOP10”的第二名，也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大型赛事中成功宣传的案例。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未来体育产业的市场潜力广阔和电视体育产业的美好发展前景。
电视媒体经营之道
1、打造跨媒体的综合性体育信息平台。从媒介传播的效果看，跨媒体的综合性传媒集团打破了不同类型媒介间原有的壁垒，促进了媒介间的融合，实现了不同媒体的协同效应和多种传播形态的整合，使各种媒介的传播效果从技术层而且在同一传媒组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信息产品生产的角度看，跨媒体的信息平台使人们可以一体化地利用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传播手段实现一次操作引出多种产品。从媒体经营的角度看.跨媒体综合性信息平台的建立，促进媒体组织在组织方式、 经营理念、 运行机制和赢利模式上发生根本的改变，它可促使传媒以最为精简的人力，最为科学有效的业务流程，最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去争取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推出品牌赛事与体育明星。体育电视产业要想真正的繁荣起来，离不开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的支撑。目前国内推出的足、篮、排三大球的联赛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精彩程度上，与真正意义上的品牌赛事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打造具本土特色的品牌赛事是体育电视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推出品牌赛事的同时，明星效应也是运作体育电视产业的一个有效手段。明星的号召力必然带来观众的增加，观众的增加定能带动体育市场的运作， 体育市场一活跃，商家就会赞助体育事业从而也就推动了体育电视产业的发展。
加强与国际传媒机构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目前，世界各大传媒集团实行的都是全球化生产、传播和营销，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传媒规模越做越大，中国应积极参与传媒产业的全球化进程，加大开放力度，在参与中争取权益，并确立自身的地位。在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媒介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单打独斗保持领先或原有的地位，更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赶超一流，参与并融入媒介全球化的进程，是做大、做强中国电视体育产业的重要途径。
加快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体育传媒运营人才。中国传媒与发达国家传媒的差距，归根到底是人才质量上的差距。没有大批高质量的优秀人才，中国体育传播就无法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给中国体育电视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所以，培养新型的体育传媒运营人才己成为当务之急。当前，必须根据媒介全球化的需要，立即着手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培养和造就国家急需的紧缺型媒介运营人才。
5、开发体育相关商品。ESPN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体育频道、体育赛事、体育杂志、体育网站、体育商店、体育食品、体育服饰等多项生意的大产业。这就是未来中国体育频道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电视频道应该在推广体育赛事的基础上，开拓体育相关商品。杂志、网站、商店反过来会扩大体育频道的宣传，提高其收视率。
网络体育媒体价值凸显
目前，互联网对于体育赛事报道已趋于成熟，海量信息、快速报道、多样形式已经成为这些强势网站体育报道的基本要求和基础。正因如此，大量的体育迷乃至普通民众已经把上网了解赛事当作一个习惯，互联网已经成为网民了解体育赛事首选渠道。
有关人士分析指出，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其独特功能和技术特点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方式观看体育赛事，互联网企业今后将越来越多地参与热点体育赛事报道，这说明互联网等新媒体在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中越来越凸显其优势。如果操作得当，互联网企业将会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收获。
中投顾问研究总监张砚霖介绍说：“通过在众多体育赛事中不断摸索，互联网借助重大体育赛事进行营销的表现日益突出，为品牌寻找潜在消费者，畅通两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使体育营销迈上一个新台阶。等到深圳大运会举办之际，相信互联网这一营销平台会在现有基础上发展的更完善。”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体育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中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体育服务业专业市场，国内从事健身娱乐业、竞赛表演业、技术培训业的体育企业、体育产业经营性机构总共有2万多家，总投资额已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年营业额超过600亿人民币。
互联网成为观众的新选择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势头突飞猛进，以南非世界杯为例，与CNTV(中国网络电视台)不同，虽然其他一些知名门户网站、视频网站没有南非世界杯的直播权，但是，世界杯依然是这些网站倾力打造的重点内容。搜狐、新浪、网易、腾讯以及优酷等众多网站全面出击，都在首页开通世界杯频道。
相对于传统的电视媒体，在网络上看世界杯直播既可以自主选择视频画面，还可以逃避“呜呜祖拉”带来的噪音干扰，这是网络给球迷带来的全新体验。球迷通过CNTV收看世界杯直播时会发现，播放框下方有一个直播多视角的选项，可谓是世界杯的第二观阵台。原来电视观众只能看到前方导播切换好的一路信号，而网民通过CNTV可以看到来自现场多達11路的视频画面信号，也就是说，球迷可以在同一时间从球场的各个角度收看一场精彩绝妙的世界杯比赛。与此同时，应许多球迷的要求，CNTV还成功将“呜呜祖拉”的声音信号进行了分离，让球迷可以享受一场没有“呜呜祖拉”信号干扰，又能收录现场全部音效的球赛。
而对于网友担心的在线人数过多是否影响视频清晰流畅的问题，CNTV相关技术负责人表示：网站最高可支撑1000万人同时在线收看。据国内第三方网站性能监测机构对视频访问效果做的监测数据显示，98.5%以上的CNTV用户都能非常流畅地收看世界杯视频。
正是因为网民获取世界杯信息的习惯变化，使得广告主更加青睐于向新媒体投放广告，随着媒体形式的多元化，广告营销也表现出个性化和多元化的趋势。
南非世界杯营销打破了原有“明星+广告轰炸”的形式，明显增强了差异化和整合营销的理念。从营销角度来看，覆盖受众的广泛性和平台自身的定位与品牌影响力是广告主在投放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网民互动体验不遗余力
能够带来更多互动体验是球迷选择网络看球的又一主因。据了解，2010年世界杯期间，CNTV官方网络电视客户端产品——CBox网络电视专门推出了世界杯定制版，增加了直播提示、进球集锦、完整回放、赛程、积分榜和射手榜等与球迷高度互动的功能，特别是完整回放功能，错过直播的球迷也能够随时观看比赛赛事。此外，每场比赛的赛前、中场和赛后的全部精彩花絮视频，包括运动员进场和准备活动、教练和队员采访、赛后新闻发布会等内容由于受时间限制，从未在电视上直播，此次世界杯也凭借新媒体的特性，首次在CNTV独家播出。据统计，世界杯期间，CBox用户数大幅增长500%，全天在线观看用户数量超过300万，创下新的纪录。
搜狐则将微博作为贯穿整个搜狐世界杯平台的利器，在媒体报道平台和《我是体育迷》互动平台中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为网友呈现出更丰富更精彩的内容。搜狐特派大批赴南非的前方记者和南非华人网友，在第一时间用微博的形式发回赛场内外的精彩瞬间，全面快速地展现出世界杯的第一现场;由专家名嘴组成的微博评球团对每一场赛事进行同步评球。在比赛日，网友可在“球迷大PK”活动中通过搜狐微博为自己心爱的球队和球星加油，并能够在比赛结束后赢取大奖。
为了吸引网民参与世界杯网上互动，优酷早在世界杯开赛前就启动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八大城市民间绝活选拔活动，最终优胜者参加各地巡演。优酷网总编辑朱向阳表示，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赛事本身就是球迷的精神朝圣和非球迷的狂欢嘉年华，优酷作为视频平台更需要为所有心怀激情和梦想的人提供一个狂欢互动的平台，从线上到线下带领网友感受世界级顶级体育盛事的魅力。
自创节目成为新的亮点
在世界杯期间，国内几大门户网站以及视频网站自制节目从点播到直播为中国的体育赛事报道和体育营销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大话世界杯》、《非球勿扰》、《黄加李泡世界杯》等自制节目的诞生，不仅是媒体节目形式的创新，更促进了新媒体营销模式的创新，为新媒体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据了解，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腾讯网以8亿次的点击量居视频网站之首，酷6网以6亿次点击排名次席，排在第三位的土豆网也有3亿次的点击量。
世界杯期间各大视频网站的访问量均创新高，单靠世界杯期间的贴片广告收入就超过了2.5亿元。据悉，酷6网世界杯日均用户数比北京奥运会时增长了近50%。优酷网世界杯直播节目单集最高播放量接近300万次。而来自土豆网的数据显示，在南非世界杯一个月的时间内，《韩瞧世界杯》的总点击量突破了3亿次，平均每天点击量高达1000万次。
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10年世界杯热点营销研究报告》调研数据显示，64.3%的网民首选网络媒体了解世界杯相关资讯，而仅有21.4%的网民首选电视。数据还显示，在网络媒体中，综合门户网站以68.9%的比例成为网民了解世界杯的首选途径。其次是视频网站，占比达到57.3%。门户网站和视频网站成为网民了解世界杯的主要途径。
花了1500万元购买门票的视频网站自然不可能单单坐等球迷点播来增加收益，各家都精心筹划了多种方案来提高世界杯点播的性价比。对于这场昂贵的战争，土豆网首席内容官蒋为民认为，各家转播网站获得的内容都是相同的，与门户网站比前线人数、比嘉宾数量不是视频分享网站的业态优势，应当强调根据自身特点发挥交互性节目的优势。而所有购买了世界杯点播权的视频媒体也都充分利用了自身特点，制作创新了节目形式。
“微记录”展现微博传播力
作为2010年互联网领域的黑马，营销价值极具发掘空间的微博自然没有理由被忽略。
新浪华南区营销总监孙硕告诉记者：在南非世界杯期间，新浪微博更多的是以一个配角、补充的身份参与各个营销活动。而在广州亚运会期间，微博已成为广告主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营销载体与平台，其作用更为明显和突出。微博与门户、频道、内容、产品、线下营销活动等的结合更加紧密、自然、有效。此外，微博营销除了常见的话题活动外，还融入了娱乐、游戏等元素，因此为众多网民所喜爱，吸引他们积极参与。”
以新浪微博在亚运会期间推出的《微享亚运》专题为例，《微享亚运》从日记、访谈、服务、榜单、运动员、志愿者等多个角度记录亚运会进程，体现了记录、分享、现场三个概念。在短短16天的时间里，博友共发布了近18万条亚运日记，其中包括志愿者、礼仪小姐、交警、记者、亚组委官员等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微博中，每个人都是信息传播者，这是以往传统的媒体所不具备的。
“在这16天里，据不完全统计，有331位亚运会运动员、8256位亚运志愿者以及442位亚运记者入驻新浪微博，而与亚运相关的微博数量超过了南非世界杯，接近4400万条。对于运动员而言，他们告别了被动采访的传统模式，只要在微博上发布自己的近况、想法，就能够满足传播、互动等多方面的需求。”孙硕说，随着运动员纷纷变成微博控，媒体可以直接了解赛场内外的第一手信息，体育迷们也得以在第一时间和偶像互动交流。
据市场研究机构艾瑞网发布的广州亚运会后期调研数据显示，在用户微博使用情况调查中，新浪微博以78.4%稳居第一，高出第二名22.3%。全民微记录，使微博展现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传播力量和营销潜力。
案列
優酷结盟CBA新赛季
从2010年12月10日新赛季CBA联赛开赛起，优酷体育篮球频道已全面推出CBA资讯，除每轮比赛的最新赛况和报道之外，包括赛事前瞻、五佳球、球员交易和周边新闻以及合作电视台的赛事评论等丰富内容也应有尽有供球迷点播观看;另外，在优酷篮球频道页面右侧也会实时更新每轮的积分排名和最新赛况，用户可以在对阵表或轮次汇总中选择所关注球队的比赛查看比赛集锦。同时，优酷体育也计划直播包括焦点战、保级战、季后赛和全明星赛等重点场次的比赛。
继南非世界杯期间的《大话世界杯》、《非球勿扰》和广州亚运会期间的《大话亚运》等原创节目大获成功之后，针对新赛季CBA比赛，优酷体育也计划将体育原创节目作为长期栏目推出，目前一档原创篮球节目已经进入时间表。据记者了解，现役CBA球星、篮球解说名嘴等篮球界名人将有望获邀参与，在节目中畅谈新赛季CBA的比赛以及中国篮球等球迷所关心的话题。
在参与了北京奥运会、南非世界杯和广州亚运会等诸多大型赛事之后，优酷体育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体育大赛报道经验，继直播英超之后，优酷体育再次介入常规体育联赛的报道中。
优酷网总编辑朱向阳表示：“优酷在体育赛事报道和原创内容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与CBA合作，对三大球之一的篮球的全面参与，标志着优酷在体育内容方面的一次丰富和提升。”深层次、多方位的视频内容，以及符合互联网特点的体育原创节目，标志着优酷体育已经成为互联网体育内容的领先品牌。
新浪联姻NBA
2010年10月，新浪与美国职业篮球协会(NBA)联合宣布，双方达成战略联盟，新浪将成为NBA中国官方网站(NBA.com/china)的官方运营商。新浪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曹国伟与NBA主席大卫·斯特恩共同出席了发布会，新浪正式成为NBA的中国官方互联网合作伙伴。
自2010-2011赛季开始，NBA的相关内容将同时出现在新浪NBA专题和NBA中国官方网站上，为中国球迷营造全面、丰富、互动性强的用户体验。
球迷们将获得精彩纷呈的数字内容，包括NBA最新资讯、每日一场比赛直播、精彩视频集锦、NBA在新浪微博上的官方账号、手机新浪网NBA新闻、梦幻NBA游戏等。
NBA主席大卫·斯特恩表示：“新浪丰富的篮球报道经验使其成为我们的理想合作伙伴，双方将为广大中国球迷提供非凡的NBA在线体验。与新浪结盟将帮助我们满足球迷日益增长的对NBA资讯与内容的需求，每一天都可以为NBA与球迷建立沟通，帮助这项运动得到更好的发展。”
曹国伟表示：NBA在中国的球迷基础日渐壮大，与NBA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体育报道力度。新浪很高兴成为NBA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带来的一系列重要产品以及我们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将最终造福中国的NBA球迷。
TOM在线牵手顶级赛事
TOM在线执行副总裁兼执行董事冯珏女士称：TOM在体育战略布局上致力于给用户带来多元化、最完整丰富的赛事体验。因此除篮球、足球之外，也会做好其他体育项目，并与国内外更多顶级赛事合作。
冯珏表示：篮球与足球是最重要的两大组成部分，也是TOM未来2-3年重点发展内容。因为篮球是人群参与程度最深的运动，而足球是人群覆盖最广的运动。在篮球的布局上，TOM力争做好能给用户带来更多互动体验的国内赛事。TOM目前是WCBA、NBL的官方网站，也是斯坦科维奇杯、亚洲男子篮球联赛等国际赛事的独家网络合作伙伴，同时与具有庞大线下参与人群的肯德基3对3篮球赛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并与中国篮球协会共同运营了面向中国青少年的篮球互动平台——篮球大本营。TOM认为，落地程度更高的国内篮球赛事能让用户更好的参与到篮球氛围中。而TOM利用其门户网站、无线互联网的优势，使用手机报、移动梦网、手机版篮球电视台、飞信等多元化工具，让用户有了全方位的篮球体验。
TOM已经成为英超联赛2010-2011赛季网络转播独家战略合作伙伴，TOM将继续利用其在无线互联网方面的优势推陈出新，给用户带来全新的足球盛宴。TOM是中国篮球协会的战略合作伙伴，同时与北京市体育局达成了长期战略合作，已经成功运营了“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杯赛”、“北京市国际长跑节”、“世界武博运动会”等一系列赛事的官网。冯珏明确地告诉记者，在未来，TOM依然会以篮球、足球为核心，其他综合体育为重要战略部署，在体育营销上持续投入及发展。
传统体育媒体的未来之路
2005年8月30日，生存了5年多的《南方体育》在出完最后一期报纸之后，宣布无限期停刊。这也是继《球报》之后，又一家体育专业报和读者说再见。两家体育媒体退出了市场，让人感到惋惜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市场竞争的残酷。
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宋建武教授认为，《球报》、《南方体育》的相继倒掉是体育传媒“市场集中化”的表现，少数媒体占得了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其他媒体逐渐走向灭亡，这是必然的趋势。
专业体育报纸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在1996-2000年，而这段时间正是中国足球职业化刚刚开始，足球热潮席卷全国的时期，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足球职业联赛和足球热带动了体育专业媒体的成长。2002年日、韩足球世界杯之后，中国足球水平开始出现倒退，足球场上观众越来越少，体育报纸的读者也越来越少。目前，仍然出版发行的体育类报纸，除了《体坛周报》、《足球报》两强外，还有《中国体育报》、《东方体育日报》、《扬子体育报》、《竞报》、《体育晨报》、《篮球报》、《球迷》、《羊城体育》、《体育周报》、《足球周报》等。
《体坛周报》是典型的小企业做大做强的成功案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体坛周报》都顺应市场的变化，在努力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凭借核心竞争力—内容，《体坛周报》在十余年的时间内成为中国体育报纸市场的佼佼者。
需要指出的是，《体坛周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它早早地跳出旧的管理体制、按市场的规律运作有关，这也是90年代末它在与体制内的体育报纸竞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专业化是《体坛周报》的制胜关键。针对国内体育报纸普遍过于煽情、内容较为浮躁的弱点，该报提出了靠专业化取胜的口号。其专业化不仅表现在对记者和编辑的精细化分工，而且还具有全球视野，不仅在英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等地派出驻外记者，还与国际一些权威的体育专业报刊或杂志结盟，引进内容，使自己的报道完全与竞争对手拉开了距离。
体育报纸四大经营策略
1、在内容上竞技体育应与休闲体育并重
体育报道的娛乐化已经成为新时期新闻报道的新趋势。面对纷繁复杂的体育资讯，不能一味只追求“轰动效应”和“吸引眼球”的竞技体育新闻，而忽视对大众体育的关注。要知道大众休闲、健身、娱乐体育的市场相对于“精英体育”的市场更是巨大的，体育新闻报导不能放弃这一主阵地。
2、在经营方式上，向多元化发展
随着体育受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单纯的体育专业报纸已很难满足读者需求，也很难满足报纸品牌效应的提升，因此，报纸的经营方式应发生变化，由单一经营向多元经营转变，因为在广告支柱发生动摇的情况下，体育专业报纸要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拥有《米兰体育报》的RCS传媒集团业务已触及传媒业方方面面;法国的《队报周刊》影响力甚至超过《队报》;《马卡报》也拥有自己的杂志，还将自己的商标放到各种商品上，以扩大影响。我国的体育专业媒体同样也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体坛周报》旗下的《足球周刊》、《全体育》初获成功;即便是专业性报纸《足球》，也推出《劲体育》和另一份篮球专业性报纸。
3、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充分合作
2006年《体坛周报》与TOM在线网站合作，推出全新“TOM体坛网站”，致力打造一个集综合体育门户和强化各种专项体育门户相结合的多层次“体育门户矩阵”，依靠全球范围的资讯生产能力，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不间断全球体育资讯服务。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网上全球体育通讯社”。报纸向网站提供高质量的稿件，网站为传播报纸信息提供新平台，创造了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结合的典范，赢得了更多读者和广告收入。
4、借鉴“三次售卖理论”，创新报刊盈利模式
所谓“三次售卖理论”，是指欧美发达国家期刊的三种商业模式。第一次售卖是指“卖内容”。杂志以精彩的内容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使杂志有可能获得发行收入，所以第一次售卖是杂志发行收入的基础。第二次售卖是买“读者群”。定位清晰、内容精彩的杂志拥有一定数量而且相对固定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是杂志吸引广告的资本，所以第二次售卖是杂志广告收入的基础。第三次售卖则是出售期刊的品牌资源，利用品牌资源发展衍生产品。主要方式通常有：重印或合订本、特刊或增刊、图书或光盘、数据库、网站、会展、客户名单、品牌授权等。一本有影响的报纸和杂志在其读者群乃至整个社会上都拥有良好的知晓度和美誉度，利用期刊品牌发展的衍生产品也因此被赋予了良好的市场形象。
传媒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当代传媒文化;问题研究
一、公域入侵私域现状分析
(一)公域和私域。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再版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逐渐广为注目。
“依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中间的领域。一方面，‘公共领域’属于‘私’的范畴，是摆脱了‘公’的强制性、官方干预和其他一切教条权威的私人领域;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在私人领域中又超越了家庭和个人日常生活，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会为了保护私人利益同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它是具有批判性功能。
相对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阿伦特将私人领域定位于私人性，私人领域因此是进入公共领域的前提和基础。可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私人领域逐渐公共化，导致其私人性的逐渐丧失，私人领域也因此失去了对于建构公共领域的重大意义。
(二) 传媒公域入侵私域现状。公域入侵私域的现象不仅广泛存在于报刊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网络平台中，个人的隐私变成对大家最具吸引力的资源，当代传媒已然高度娱乐化，私人生活素材变成其内容产业的主要资源。在他们看来，越是奇特甚至耸人听闻的私人素材，越是具有传媒的商业价值。
在许多电视节目中，亦广泛存在这样的现象。主持人和观众津津乐道于他人的个人隐私的暴露。例如一些节目以保护弱者，为其解决问题或纠纷为由，在询问具体原由或主要问题时，不加限制地追问甚至在镁光灯下逼问被采访者的个人隐私，最终当事人在现场主持人和观众的逼迫之下不得已说出自身的隐私。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为了理清思绪，但倘若仔细分析，很多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本质，只是为其节目效果制造噱头，以获得关注度，旁观者开始以一种道德至高者的姿态去审视和议论，反而对当事人个人生活造成困扰，引发道德和伦理的激烈讨论。最终使当事人沦为满足大众窥探欲的娱乐资源。
例如陈赫出轨事件，众人在网络平台对其进行声讨，评判其作风问题。最终陈赫公布离婚协议，闹剧方才收尾，但众人的窥探行为并未结束于此。不仅在之后陈赫的微博评论下大放阙词，更甚于频频介入其前妻许婧的生活，同情怜悯之词比比皆是。然而“键盘侠”们是否想过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隐私空间，不应该受到众人的窥探。这是严重混淆公共空间的公共话语和隐私话语的行为。
二、公共领域入侵私人领域的产生的威胁
一是传媒公共领域中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间的界限变得日趋模糊。例如在某电视综艺节目中，主持人为帮忙嘉宾解决问题，从基本的了解慢慢演变成对隐私的深挖。显然，这样的节目与其说是在保护弱者，毋宁说是在侵犯弱者。他们的个人信息的被暴露就是一种公域入侵私域的体现。
二是在互联网等公共空间缺乏必要的限制和严格的管理，某些来源不明的文件，例如视频，图片，音频等变成公共浏览的对象。因此，越来越多涉及这类对象的事件成为网络视频的热门浏览对象。其中不乏有人为了一己之利，不仅窥探他人隐私甚至上传网络变成公开浏览，有人通过造谣生事败坏他人名誉。如今对网络的管理日趋严格，但还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可钻之空。这些都严重影响公共空间的纯粹。
三是许多网络空间成为曝出个人隐私，以博得高点击率的阵地。例如微博等网络空间成了各大明星的“晒场”，他们为了博得高关注度，吸引粉丝的眼球，纷纷主动展示自己的隐私和生活细节。传媒公共领域变成他们保持名气、增加名气的重要场所。使得公域和私域界限逐渐消失，这是不利于营造理性、客观、批判的传媒氛围，一定的尺度和界限是需要的。这种情况，严重扰乱了公众试听和公共领域的传播原则，大有猎奇和出风头的嫌疑。当今社会，收视率和点击率成为娱乐传媒成功的重要评判标准，因此许多媒体争相夺取个人隐私变成自身竞争的娱乐资源。
事实上，大众传媒肩负着神圣的新闻使命，不能成为媒体用来吸引眼球和谋利的手段。作为一个健康社会的传媒，应该以为公民发声，保护公民隐私为责，共同创造和谐社会文化环境。但如今的形势值得所有人警惕，不仅是传媒自身的走偏，也是传媒受众倾向的问题，长此以往，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对整个社会的风气产生恶劣影响。
三、解决传媒公域入侵私域的措施
(一)加强传媒文化的管理，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我国目前传媒行业相关法律的制约机制尚属法律空白，现行的准则主要作用于道德的规范宏观指导，而非实际操作。这就给了个人操守低下、道德意识薄弱的记者为获得独家传媒资源而去侵犯个人隐私权的机会。媒体不应以受众喜欢什么为主要考量因素，而要从整个社会需要什么为出发点，做好舆论的把关者，引导受众更加关注政治生活及整个社会的动态，重新唤醒受众的社会责任感，让个人隐私重新回到它该存在的世界。由于传媒的分散，导致其是难以管理的。由于报纸等媒介是传播公共舆论的重要载体，因此要关注传媒管理机制的创新问题。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保护公众的隐私权，加强传媒的监督，在高效传播信息的同时也能保障个人信息及隐私的安全。
(二) 加强积极健康的传媒主旋律的引导。当收视率成为各大媒体的生存法则时，大多数情况下传媒只考虑是否会触犯现有法律，往往漠视人文关怀和伦理道德约束。改善公众舆论引导，扭转传媒圈子内传播信息的偏差，积极传播正能量，不捕风捉影地奔波于公众人物的私生活，真正弘扬社会公德。培养高素质的公共舆论领袖。加强自身文化的积累，积极接受教育，还要创新公共舆论领袖的教育机构培训，通过创新媒介的运作和管理机制，为提高公共舆论领袖的产生打通通道。以预防为主加以规范，避免伦理伤害。
(三) 提高全民道德文化素质。通过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宣传，教育传媒受众不应以窥探他人隐私作为文化娱乐，而应通过对自身兴趣的探索丰富生活。也应教育部分隐私暴露者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而非在公众面前矫揉作秀，吸引媒体关注，这样无疑是在与道德和法律间游走，最终会受到应得的结果。
(四) 政府加强把关力度。媒体是国家和群众的喉舌，更好地规范和引导媒体报道，不为收视率放弃自身的职业操守。鼓励媒体更多的讨论与公共领域相关的事情，重新把受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公共领域上来。而非将工作重心放在报道个人隐私上。一些媒体侵入私人领域无视受害者的隐私保护，只顾社会轰动效应带来的经济利益的行为，是在漠视道德伦理底线，并模糊传媒公域与私域界限，这样的行为应受到制约和惩罚，并需对其进行教育。(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哈尔贝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
[2]周宪、刘康.《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166、167
[3]曹卫东.《哈贝马斯在汉语世界的历史效果——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例》[J].《现代哲学》，2005(1)：53
[4]尹宏伟.《传媒公域入侵私域带来的传媒伦理失范现象——以记者偷拍姚某某遗体事件为例》[J].《新闻世界》，2015(3)：7-8
传媒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关键词】网络艺术;新传媒;艺术教育;传播
新传媒
“新传媒”是一个还不确定的概念，因为它的外延一直在不断扩大，内涵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媒产品的不断创新更加丰富，可以说它是媒体技术、媒体形态、媒体产品、传播方式等媒体行为的统称。就目前而言，“新传媒”概念的外延大致主要包括互联网传播、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IPTV等。也有人认为新传媒就是个人传媒或者跨传媒。因此，新传媒时代有这样几个特点：内容生成的即时性、内容获取的随时性、内容传播的互动性、内容投放的定向性等。事实上，新传媒时代是信息时代、知识时代等概念的拓展。从当今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信息网络的普及来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新传媒时代。
网络艺术
网络艺术的兴起是与信息科学和网络技术发展同步进行的，是伴随互联网的发展而发展的。最早的网络艺术作品，大致都是传统艺术作品在网络中的呈现或再现。到了本世纪初，随着网络发展的成熟，网络逐渐成为人们的通用平台，真正的网络艺术作品开始出现。因此，网络艺术是在网络平台中创造的，并主要存在于网络中。就目前国内外网络艺术的发展来看，网络艺术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论是表现形式、编写规范，还是管理引导、政策导向，都处于自发状态。国内外对于网络艺术的研究也是刚开始，不仅没有相关的著作出版，而且相关的论文也不多。总体而言，网络艺术的概念大致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从广义的角度看，所谓网络艺术是指所有能与网络发生联系的形式艺术，或者通过网络来表现的艺术，或者运用网络技术设计的艺术，既包括网络中的艺术，又包括网络的艺术;既指能够在网络上传递经过数字技术处理后的语言、文字、声音、图片、动画、视频录像等，又指把一些网络生存状况(所谓的网络文化)作为表现对象，通过“网络多媒体艺术”形式或者传统艺术形式来表现的艺术。[1]从狭义的角度看，所谓网络艺术指只能在网络上传播和实现的经过数字技术处理后的艺术，其艺术实现还必须要有用户的在线参与。
从目前而言，我们认为网络艺术的概念还是理解为广义的好。因为，任何一个概念的成熟不仅需要实践来检验，更需要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给予广泛的关注。人们对于网络艺术的理解还存在很大的不同，由此，对于网络艺术的定义也有很大不同。从网络艺术的英语使用就可窥见，网络艺术被翻译为Network Art、Internet Art、Cyber Art、Net Art、Art Online或Web Art等。在国外，网络艺术一些时候还与new media art、electronic art、software art、digital art、telematic art和generative art等对应起来。而这些概念并不与网络艺术完全对等。由于在一些基本概念上没有达成共识，关于网络艺术的教育及其研究的情况，在文献统计与分析上还存在困难。因此，从材料收集的角度看，目前我们对于网络艺术及其教育的整体情况的把握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通过文化传播实现网络艺术的文化价值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文化的结晶，艺术是文化的重要部分，尤其对于民族文化和久远的文化而言，艺术是其精华部分和主要载体。因此，网络艺术教育要十分注重文化的参与，不论是网络艺术创作还是对于网络艺术教育，既要注意吸收外来文化，又要注重弘扬民族文化。日本很多少年漫画确实能激起年轻一代对美好的事物产生共鸣。这种现象的积极作用，我们也要抓住，但其消极面必须加以克服。要想清除消极的影响，就需要进行高水平的教育引导。教育工作者应因势利导地深入讨论文化侵略等问题，提高政治文化认识、提高审美的教育功能。在学习国外网络艺术优点的同时，要融入并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不仅对于网络艺术的传播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创建网络艺术健康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2]
我国网络艺术作品应该符合我国人民的一般审美诉求和审美心理，应该与我国社会生活的现状紧密联系。设想一个网络艺术作品呈现的是受众完全陌生的世界，那么受众势必会产生很大的受挫心理，从而作品也就达不到应该产生的艺术影响力。事实上，就目前而言，网络艺术还是一种试验艺术、前卫艺术，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形态或传统的艺术形式，更不同于以往的直面艺术(包括纸张艺术、建筑艺术、形体艺术等)，它存在于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非物质性等特征，它既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挑战，又为传统艺术的创新提供了崭新的机会。因此，网络艺术与传统艺术之间并没有鸿沟天堑，它们之间有竞争，更有合作融合发展的巨大空间，二者的融合不仅可以更新欣赏者的感知世界，而且更能够满足欣赏者的审美需求。[3]网络艺术是艺术发展的崭新形态，它属于艺术的整体体系，“艺术”是其核心和基本的成分。我国传统艺术是五千年文明文化孕育的成果，是丰富的艺术宝藏，我国网络艺术完全可以与传统艺术结合产生出更具美学价值的艺术作品。[4]
网络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染缸，网络艺术也会被染上各种颜色，甚至变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带有过多的功利化和物质化，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被严重忽视。很多时候，未成年人如果在现实家庭里找不到亲情温暖，就会到网上去寻找，而变质的网络艺术如网络色情暴力文学作品、图片、影视等，都有可能侵害那些经常上网的未成年人。对于变质或劣质网络艺术的传播，必须运用“堵截与疏导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说，既要注重采取堵截、剔除、限制等措施，也要采用疏通引导、疏导宣泄等方式，用积极、进步、优秀的网络艺术作品去感染、去熏陶、去引导、去教育广大受众。网络艺术教育有责任去避免感官刺激的低俗化。网络管理者或网络艺术的施教者有责任引导受教者欣赏高雅脱俗和庄严肃穆的美的网络艺术，远离低级趣味、肉欲挑逗的所谓的“艺术”作品，获得高尚情操的陶冶和审美境界的升华，在施教过程中向“妙品”“神品”“逸品”的方向做有效引导。[2]
通过学校教学构建网络艺术的学科教育体系
在我国，网络艺术教育基本上还没有走进学校的课堂，尽管一些老师、个别学校已经开始在艺术教育的课程中加入网络艺术的内容，但完整地进行网络艺术教育的课程或教学体系还没有见诸报道。因此，我国有必要尽快开始在学校学科课程教学体系中开设《网络艺术教育》课程。尤其是在中小学，应当使现有中小学的美术、音乐等艺术教育课程得以提升，增加网络艺术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中小学的艺术课本，既应增加网络艺术知识与内容，又要尽快改变信息技术教育与艺术教育脱节的现状。教育，师资是基础。为了有效推进中小学网络艺术教育，高等学校的艺术师资培养必须加进网络艺术教育的内容，为中小学提供合格的网络艺术教育师资做好充分准备。同时，网络艺术教育还要求学校和社会并行，有效地推进社会公德和未成年人道德伦理体系的协同发展，应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网络艺术教育模式。[2]
在中小学实施网络艺术教育，既要避免工具式的、技术性的单纯技巧倾向，又要避免脱离实践操作的简单的理论灌输和说教的偏向;既要把一些工具软件当成是信息技术的必备知识来学习，又要注重训练提高学生艺术审美能力，使之能够创造性地、整体性地把握艺术对象;既要重视学生的个别差异，注重因材施教，又要在全面了解学生个性特征的基础上，充分开发他们的潜能，引导其想象力、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既需要通过网络艺术作品的欣赏评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又要在创作中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好软件工具与艺术灵魂的关系，处理好娱乐性与高雅性的关系，处理好喜闻乐见的形式美与精神文化的内涵美的关系，实现创造力培养、情操陶冶、灵魂塑造的综合培养。[2]
在条件成熟的学校，应该开设网络艺术教育课程，甚至在高等学校的有关专业开设网络艺术的专业方向。个别高校已经在这样做，例如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就开设有网络艺术设计专业方向。
通过网络艺术教育实现传统艺术教育创新
一是网络艺术能够实现艺术想象力的巨大扩张。互联网的兼容性使任何艺术作品都可以非常方便地相互引用、转化。任何数据都可以成为艺术题材。原先栖身于不同媒体的作品可汇聚、转换和沟通。这对于培养具有发散性思维的艺术创作人才来说极其重要。数字化创作已经成为当代艺术的一项重要内容。网络中的虚拟世界具有超自然的想象、激动人心的情节、巧妙的构思以及出色的视觉效果，极大地激发了人的艺术想象力。人们习惯于将左脑的抽象思维、数字意识与右脑的图像、音乐的感悟能力分离，而网络最大化地发挥了大脑的左右功能，使艺术观念产生了变化。当今行业间的界限正在数字空间中逐渐变得模糊，人们需要丰富的知识经验去理解与体会网络数字化的生存空间。生物学、物理学、艺术学、电子学、数学、天文地理、音乐等共同构筑了数字的空间，形成了一个综合的知识体系，从而提供了一种综合的艺术观，激发了人们的艺术想象力。[5]
二是网络艺术能够实现作品的无限复制和受众的自由漫游。在网络模式的艺术教育中，大量珍贵的、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都可以很便利地通过网络艺术形成复制品，取代了原作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和价值，使得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可随时观赏，这就使复制对象产生了新的活力。从一个角度看，这是以往传统模式的艺术教育所不能实现的。
现实时空中的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固定在一定的时空中，很难实现一个又一个瞬间链接，而网络艺术却能轻松地实现这一点，一个又一个的超文本链接，不仅很容易，而且诱惑人们不断地点击和浏览，最终实现自由的漫游，甚至把漫游作为目的，行为代替了思想，漫游本身也成为艺术。当然，网络的超文本链接一般规定了对一个问题的唯一诠释，可能网络以一种终极权威的方式迫使人们接受完全一样的艺术，使一些毫无价值的所谓“艺术”增值，甚至成为合理合法的方法和理论。这是网络法西斯主义所造成的。从一个角度看，网络本质特征就包括这一点。由于网络提供给人们无限自由漫游之权利，当人们漫游网络的行为变成了使用网络的目的时，漫游者就很少会对某个艺术或者问题提出质疑，只无休止地漫游于超文本的一个又一个的解释，人们的批评性和逻辑性等理性思维必将被束缚，网络艺术的实现与价值将与传统艺术发生激烈的碰撞，必将影响到传统艺术的发展与创新。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基于公共服务的河北电子政务Web2.0研究”(项目编号：HB12TQ002);河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企业非正式组织类型分析与治理研究”(项目编号：SQ121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与推进河北沿海地区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2BJY005)]
参考文献：
[1]陈鹰.网络艺术与受众的审美需求[D].武汉理工大学，2006.
[2]彭逸伟，王春光.网络艺术教育的发展问题分析与对策[J].辽宁教育研究，2008(5).
[3]张屹.网络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的融合[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4]张屹.论网络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之相融[J].齐鲁艺苑，2006(6).
[5]白育芳.网络艺术教育的悖论[J].成功(教育版)，2007(4).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