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思想演变范文第1篇
摘 要：随着信息全球化的到来以及互联网科技的迅速发展，现今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当代大多数企业进行商务交易的一种必然选择。电子商务为嵌入市场中的企业减小交易成本的同时，也会给企业的内部组织架构带来影响，进而影响企业在外部市场的地位以及竞争战略。因而，企业必须深刻理解电子商务这一经营模式给企业带来的变化，并根据企业的内外部环境，适时的选择组织结构转变进程和模式及竞争战略，并处理好以此带来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将对国内外关于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组织结构、战略进行系统梳理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探索出进一步需要研究的重点，旨在为下一步开展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电子商务；企业组织；竞争战略；文献综述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电子商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扩散到了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它现已成为企业商务运作的新兴模式，并在运作过程中改变了企业原有的内部组织结构以及外部的竞争战略，为企业未来的发展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所带来的缩减外部交易成本，减少时间、空间上的障碍，以及带来管理方式上的创新，给企业获得了盈利机会。但是随着电子商务热潮的进一步发展，企业所面对的外在经营环境越来越复杂，起初由电子商务优势所带来的溢价显得越来越小，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创新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对市场的反应要求越来越紧迫，再加上随着经营的不断扩大，企业内部组织不能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很好地协调，未找到在宏观、微观环境下适合企业发展的内部组织架构从而有效规避风险，这对企业在信息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生存是极其不利的。因而，企业作为未来电子商务应用的主体，必须深刻了解电子商务给企业组织内外部带来的变化，并根据企业的特性进行适宜的调整（包括内部组织架构调整及组织面对外部环境下战略的变革），从而为企业在这一全球互联网大背景下，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提供助力，同时，它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多数企业所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有待更深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与分析
（一）企业组织内部结构变革文献回顾与分析
电子商务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潜力，吸引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研究关注。电子商务对企业组织的变革，在内部主要体现在组织架构上。国外学者在研究电子商务对企业组织架构的影响时，多集中于研究虚拟企业和以此为基礎的网络组织架构。1993年，JohnA.Byrne在其文章中指出虚拟企业是在其自身的核心能力基础上，由多个企业为迅速响应市场的变化而快速形成的临时性网络组织，并从组织形式的角度总结了应具备的特点；1995年，Kenneth Preiss与Steven L.Goldman、RogerN.Nagel在其出版了专著中进一步丰富了虚拟企业的概念：虚拟企业是获得竞争优势的手段；之后，Marhsall Van Alsytne在对以前的各种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回顾的基础上，指出虚拟企业实质上是一种网络组织；布莱恩·克莱格等在这一阶段对电子商务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也提出了虚拟企业、虚拟社区、注意力经济等一系列电子商务组织模式概念。这些组织结构概念大多在现今电子商务的应用过程中仍然为大多数企业创造持续的核心竞争力。
电子商务在我国企业的应用普及，国内学者也对其嵌入组织内部所带来的结构变革进行了研究。起初，孙健等学者在电子商务作为全新商务运作模式的基础上，以交易费用理论的视角，深刻且全面的阐述了电子商务在企业中的实施对组织结构的发展，并指出组织朝着扁平化、跨职能团队、虚拟运作等组织运作模式演进；同样运用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来分析电子商务对组织结构变革的还有学者孙艳，她认为在电子商务时代，企业不必将市场交易成本内部化，而可以通过建立网络化的组织将其化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生产性、非生产性两种网络组织的运作特点；随后，林丹明学者注意到，企业组织结构转变不仅与电子商务的应用有关系，还与企业所处的内外部制度环境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入宏、微观制度因素，构造出两个理论模式来区分企业组织变革所处区域；杨路明等学者从供应链的角度进行研究，并根据电子商务嵌入供应链的程度来对组织结构模式变革进行分类，并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林英晖和张淑梅等从企业组织结构演变为分析视角来说明当今电子商务在哪些方面对组织结构进行影响；其他的大部分学者则从电子商务的特点、传统组织的局限性方面来研究电子商务对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并提出组织结构网络化、虚拟化、柔性化、小型化、专业化等组织结构演变特点。
（二）企业组织外部竞争战略变革文献回顾与分析
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企业组织的内部架构，也由于其对市场环境的影响，改变了企业组织的竞争战略。最具代表性的是波特在其文中指出：电子商务时代，企业想要获得超越对手的持续竞争优势，就应该把电子商务战略作为传统战略的互补，而不是完全的替代，同时，企业的竞争战略也要取决于行业的市场竞争情况及企业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David Feeny在文中基于传统战略理论框架下，深入分析了互联网电子商务在三个领域中给企业带来的价值；Rangan和Adner写文深入剖析了互联网电子商务的根本价值是要让企业提高长期盈利能力，并指出当前企业在实施互联网战略时存在的七大误区，为大多数传统企业在实施电子商务外部竞争战略时，提供了指导性的建议；Christensen也通过对比传统企业竞争优势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变化，为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得优势提出参考性的变革战略理念。
电子商务改变了嵌在市场中的企业个体的商务运作模式，最终改变了行业结构或者市场结构，大多数中国学者注意到了其对企业组织外部的影响，也对其进行了研究调查。姚国章在其书中描述了互联网电子商务在企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其在中国发展中所出现的战略问题，并依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同样，赖茂生学者在其书中也描述了电子商务对企业组织竞争战略的重要影响，依此为理论基础选择了几个重要的行业，深入分析了行业外部环境特点电子商务的应用情况等，最终为其制定或调整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企业信息化的电子商务竞争战略。国内企业电子商务竞争战略研究才刚刚起步，相关研究还较少，有待下一步的根据本国企业的具体情况，做进一步适合企业发展的本土化电子商务竞争战略。
三、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组织变革文献述评
对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组织的研究，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已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在企业组织架构方面，从电子商务对企业边界的弱化下，深入分析了虚拟企业、网络组织的形成条件、结构、交流方式等。同时，从不同的视角下，如交易费用理论视角、制度因素视角、供应链视角、组织结构演进视角等，来研究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应用对当前的企业组织内部结构的变革，并得出了符合实际并广泛应用的结论。但针对这一论题的研究结论中，仍然存在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理论性的探索性研究为主，很少有实证角度的研究，大多數研究都是归纳性的共性研究，很少有针对某一行业或者某一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验证的案例研究。在研究过程上，也基本上只是应用电子商务相关理论作为研究基础，从而得出对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或者结合电子商务的背景，构造理论模型而得出企业电子商务变革所处的区域，基本上都是静态的研究，而很少有动态的研究。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组织结构变革的未来研究中，可以利用实证验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使研究的结论有数据或数理模型的支撑，让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也拓展了研究方法。也可以采用案例验证研究，而尽量避免大而泛之的理论总结，在验证之前研究结论的同时，也能根据案例情况，进行本土化调整，从而使结论更具用应用价值。
对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组织竞争战略变革研究中，国内外研究者都对电子商务嵌入企业组织竞争战略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并对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兴的商务模式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地位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但研究仍然较为泛化，提出的建议可能不适合某一行业或者企业。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应用较少，更没有动态化的研究。当下，电子商务对企业组织竞争战略变革和行业结构的影响还处于初级阶段，但随着电子商务的热潮，电子商务对企业组织战略变革的影响将成为研究的重点方向和领域，到时可以多应用实证且动态化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该课题以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基于以上的描述和分析，对文献进行归纳后，总结出几个在未来研究该领域时，值得关注的重点研究主题。第一为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组织结构的变迁规律。现在的大多数研究拘泥于电子商务对企业组织结构演变结果的阐述，缺少对其演变过程的研究，更缺少加入具体行业或企业因素来反复验证，并总结出结构演变规律，最终做出适应企业发展的管理准备。
第二为电子商务对企业选择组织变革模式的方法讨论。在现有文献中大多数涉及的只是电子商务环境下有哪些变革模式，而对什么特性的企业应该采取的变革模式，以及如何采取并且在采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很少涉及。在当下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如果一个企业采取了正确的电子商务组织变革模式，就能在企业组成的网络中占据领导能力进而增强核心能力，并为规范电子商务市场、带动其他企业的信息化发展及宏观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因此，研究电子商务对企业选择组织模式变革的途径及问题解决显得尤其的重要。
第三为电子商务时代下，企业组织结构变革所带来的各部门的协调危机和为企业带来的外部风险。电子商务的应用大多造成企业层级结构的弱化，使企业组织向扁平化、网络化方向发展，使原本组织中运行良好的协调制度趋于瓦解，此时需要建立适应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自身特点的协调机制，缓解由于协调不顺造成的部门间利益冲突阻碍企业的壮大。同时，电子商务应用造成企业核心信息的泄露，致使企业面临严峻的外部风险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因此，对于电子商务环境下如何避免企业重要信息泄露以及如何解决由于组织结构变革造成的部门矛盾，让企业在网络组织中具有先发优势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最后为电子商务对企业组织竞争战略变革的研究。电子商务改变了行业的结构，从而也改变了企业原有的市场位置。电子商务战略作为传统战略强有力的补充，如果企业在这一特殊时机，采取有利的市场竞争战略，不仅能抓住时机发展壮大，甚至还能击败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改变其在行业中的地位。因此，对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组织竞争战略的调整和变革研究展现了其重要的价值。
四、结束语
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不仅影响了个人，更深地影响了企业。它为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企业在发展其的过程中带来一些管理问题。如何应用电子商务所带来的组织变革优势以及相应的调整组织竞争战略以获得市场上持续的竞争优势，对于当前企业界还是学术界，依然是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分析，阐述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当下研究在不同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并指出了未来在研究该领域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从而扩展研究方法，增加结果的实践性。同时，在对文献进行阅读和深入分析时，也归纳出了该领域研究的重点话题，为下一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具有参考性的主题。
电子商务在企业中的广泛应用是不可避免的时代主题。在这种主题下，研究企业发展电子商务对企业组织内部结构、外部竞争战略的改变以及企业在演变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并从中总结出一系列相应的解决措施和普适性的变化规律，这对于当下中国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环境下生存发展并取得持续性且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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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张甜溪，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组织与战略管理。
西方经济思想演变范文第2篇
摘 要：构建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并采用“核心—边缘”式空间关联探究城市群发展引起的土地价格影响，研究发现：土地价格并非全域或局域空间关联，而是“核心—边缘”式关联;城市群发展的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提高了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后者甚于前者;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次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越有可能促进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但对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影响甚微。土地“核心—边缘”式关联可以促进边缘城市的经济发展，这不仅需要加强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需要推动城市群内产业的相互融合，以及促进城市群结构的高级化发展。
关键词：城市群发展;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核心—边缘”式关联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从1979年的17.9%跃升到2020年的63.9%，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1]。伴随着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建成面积迅速扩张，土地城市化甚至超过了人口城市化。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4年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并明确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
城市群是要素、人口以及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的载体[3]，也是“块状经济”的重要体现。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城市群也将从最初的单核心城市群结构逐步向双核心城市群以及多核心城市群结构演变[4]。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城市群并非城市在空间上的简单堆砌，而是需要城市间的相互协调来促进城市群的发展，包括加强要素空间流动、促进城市间交通便利性以及提高城市间的产业分工等。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城市群能够更好地促进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推动区域的市场整合和一体化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绩效的提高[5]。城市群的发展降低了要素价格在空间上的扭曲程度，从而引起城市群内的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要素价格趋同。作为不可流动要素，土地在空间的关联性通常较弱。城市群的发展更有可能增加城市群内不同城市间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城市群与中小城市土地价格的表现让我们不禁思考：城市群的发展是否能促进城市间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进而导致土地价格的趋同？
尽管研究城市间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文献较为少见，但是城市内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和城市或区域间的住房价格空间关联的研究却可以为其提供佐证。比如，同区位的土地价格存在着空间的相互影响 [6]，以及城市群内的住房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收敛现象[7]。这些研究从侧面为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提供了佐证，但并未能够揭示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内在机制。因此，仍然有如下内容待补充：第一，关于城市间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以往关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研究，更多地是选择城市内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作为研究对象而忽视城市间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第二，关于城市群发展的研究。城市群的发展无疑会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但是相对于城市群发展数量的研究、城市群发展质量的研究却极为罕见。第三，关于空间关联的研究方法。空间计量经济学除了令人诟病的空间权重设置外[8]，截至目前仍然没有能够识别出“核心—边缘”的空间关联，而“核心—边缘”却是空间经济学的核心内容[9]。现有研究不仅未能揭示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内容，而且未能触及城市群的发展如何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为此需回答：城市间的土地价格是否存在空间关联？如果是，城市群的发展（交通一体化发展、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否影响城市间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不同城市群结构是否会改变这一结果，是否会改变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模式？
二、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理论模型
尽管部分研究指出城市间的居住土地价格存在着相同的变化趋势[7]，但鲜有文献研究城市群内不同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机制，为此，笔者尝试构建一个简化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模型对此加以解释。
（一）基本假设
类似于Fujita和Thisse[10]，假设城市土地呈狭长条形，宽度为单位距离。由于城市土地宽度足够小，因而城市为线性的城市，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长度上的延展。假设经济系统中存在两个城市，并且假设每个城市的中心位置（CBD）都已经事先确定。每个城市中包括若干个工业企业以及城市居民，其中工业企业为居民提供消费品，而居民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城市居民在城市居住需要占据一定的土地，换言之，居民需要和工业企业竞争使用土地。考虑到城市群存在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不妨假设城市群中的两个城市存在着规模差异。如果假设核心城市的CBD到城市边缘距离为l，边缘城市的城市CBD到城市边缘距离为l*，则始终有l>l*。为简化，假设所有的土地租金收入全部收归政府所有，假设工业品在不同城市间贸易存在冰山交易成本（τ），而在城市内部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9]。
（二）消费者行为
假设居民效应函数为两层效应效用函数：上层效用函数为土地与工业品组合的Cobb-Douglas型的效用函数，下层效用函数为工业品组合的CES效用函数[9]。代表性消费者的效应函数：U=H1-αMα，并且M=[∫n0mρidi+∫n*0（τmj）ρdj]1/ρ。其中，U表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水平;α∈（0，1）为常数，表示工业品支出占消费者总支出的比重;H为代表性消费者的土地消费量;M为代表性消费者的工业品组合的消费量;mi为代表性消费者对核心城市第i种工业品的需求量，τmj为代表性消费者对边缘城市第j种工业品的需求量;n、n*分别为核心城市和边缘城市的企业数量;ρ为消费者对不同种类工业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
假定土地租金由政府所有，那么工资w将是消费者的唯一收入来源。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函数：pHH+PM=w。并且，P=[∫n0（pi）1-σdi+∫n*0（τpj）1-σdj]1/（1-σ）。其中，σ=1/（1-ρ）为不同工业品之间的替代率，pH为土地的价格，pi为第i种工业品的价格，P为工业品价格指数，H为单个消费者土地的消费數量。在预算约束下，最优化消费者的效应函数可以得到代表性消费者对土地以及不同工业品的需求函数：H=（1-α）w/pH，M=αw/P，mi=αwp-σi/P1-σ，mj=αw（τpj）-σ/P1-σ。
（三）生产者行为
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土地和劳动力，不妨假设工业企业使用f单位土地作为固定投入，使用a单位的劳动力作为可变投入，从而企业的成本函数：F（q）=R（四）一般均衡分析
1.土地市场供求均衡。类似于Alonso[11]，不妨设位于区位x的土地价格为R（x），那么可以得到城市土地的平均价格为：R[TX-〗=[∫l0R（x）dx]/l。根据假设，城市土地总供应量为2l。而城市土地需求来源于两个方面：居民居住对土地的需求和企业生产对土地的需求。当土地市场供求均衡时：
本文多数数据直接来源于汇总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取对数进行处理，文中城市群产业一体化指标采用“城市专业化程度（SPEC）”作为代理变量。以往研究对专业化的衡量采用区位商LQ，从而得到地区各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但是，由于存在多个行业，直接采用区位商无法判断地区的专业化程度。为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两个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城市专业化的变化情况：（1）对地区专业化程度选择均值作为地区专业水平的变化（SPEC1=1n∑ni=1LQi），作为主解释变量;（2）从所有专业化程度中选择最高值作为地区专业化水平的变化（SPEC2=max{LQ1，LQ2，…，LQn}），作为稳健性检验。
四、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检验
本文理论研究发现，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受本地工资水平、人口数量以及土地面积等因素影响。但是，当考虑空间因素时，理论研究发现土地的价格实际上是存在空间关联的，并且这种空间关联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
（一）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理论假说1，地区的土地价格与本地的工资水平、人口数量以及土地面积有着直接的关联。表2中给出了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影响稳健性回归分析的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不管是使用全市或市辖区的全部用地价格、商服办公用地价格、工业用地价格还是住宅用地价格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发现地区的工资水平对土地价格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数量对土地的价格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而地区的土地面积对土地价格有着显著负向影响。
从表2结果来看，不考虑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因素，本地的人口规模、工资水平以及土地面积等因素为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因素，这一研究结论也与宋佳楠等[13]的研究结论一致。然后，正如理论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城市土地价格可能还会受到其他城市的土地价格影响，土地价格是否存在普遍的空间关联呢？
（二）土地价格全局空间关联的Moran’s I检验
为了检验土地价格空间关联问题，文中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来进行检验。表3中给出了2011—2016年全国317城市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全局Moran’s I指数，按照500公里的距离给出结果②。除2012年之外，无论距离远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地区的土地价格并不存在空间关联。
城市群内城市经济关联更加紧密，因而通常认为城市群内城市之间更有可能出现土地价格空间关联。表4中给出了2011—2016年三大城市群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检验的全局Moran’s I指数。从表4中可以看出，除了京津冀城市群在近距离内存在负向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之外，整体无法观察到显著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表3和表4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城市群内的城市间还是全国城市间，空间统计意义上的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并不显著。对于城市群而言，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问题可能更加复杂，其“核心—边缘”特征可能更加明显。正是由于城市群内城市间的关系更加满足核心—边缘的结构，城市群的空间关联并没有通过空间关联Moran’s I指数的检验。那么，城市群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是否为“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呢？
表5给出了三大城市群2007—2017年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土地价格“核心—边缘”式空间关联的回归结果。整体而言，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
现有对空间计量经济的研究更多地是研究空间的普遍关联，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核心—边缘”式的关联可能更加显著。本文的理论假说2也指出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更有可能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表3—表5实证结果则可以进一步证实：城市群内的土地空间关联并非普遍的空间关联，反而更多地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③。 五、城市群交通一体化、产业一体化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无疑缩小了城市间的交易成本，进而使城市间的经济关联增强。相比较城市群的交通一体化而言，城市群的产业一体化则是城市群发展所追求的更高目标。这需要研究城市群发展如何影响土地价格“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
（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高铁的开通无疑加速了城市群内人口的空间流动，从而促进城市群经济的空间关联性提高。而城市群内的一些城市高铁互通，本质上是城市群交通一体化。那么，以高铁开通为代表的城市群交通一体化是否改变了土地价格的空间相关性呢？
表6中给出了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如何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回归结果。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城市群和年份等固定效应后，所有样本的回归结果都是十分显著的。
（二）城市群产业一体化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只是城市群发展的初步，城市间良好的交通能够有效地促进城市间的经济关联， 从而更好地利用城市群集聚效应。 而城市群的发展最终是让城市间形成良好的分工、协同发展。换言之，城市群的产业一体化才是城市群发展的更高目标。那么，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如何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呢？
表7中给出了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如何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回归结果。与表6的结果一致，所有样本的回归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十分顯著的。并且，无论是全市数据还是市辖区数据，三大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商服办公用地空间关联的影响仍然是最高的，对住宅用地空间关联的影响次之，而对工业仓储用地空间关联的影响仍然是最小的。
（三）交通一体化与产业一体化，谁的影响更明显？
从表6和表7中可以发现，城市群发展所包括的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都能有效提高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交通一体化只是城市群发展的初步，而产业一体化才是城市群发展的主旋律。如果将两者放入同一框架中，并且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则可以进一步分析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核心因素到底是交通一体化还是产业一体化。
表8中给出了城市群交通和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影响的回归结果。从表8中可以看出，在增加了城市群产业一体化、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相对国内生产总值、地理距离、工业化率、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土地面积等控制变量后，城市群交通一体化的影响变得相对较小且不显著，而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在控制变量方面，整体而言，GDP相对值越大、距离核心城市的地理距离越远、土地面积相对越小、房价相对价格差异越小，则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土地相对价格越大。值得一提的是，边缘与核心城市的地理距离远近并没有影响到城市全部用地和工业仓储用地土地价格，对商服办公用地和住宅用地有着正向影响。而相对工业化率则对工业仓储用地的土地价格有着负向的影响，但是对商服办公用地的土地价格则起着正向的影响。这与地方对工业用地的偏向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只是初步的城市群发展，其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则是城市群发展的高级阶段，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十分显著。
六、稳健性检验
研究表明，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可能会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产生影响，但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才是影响城市群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笔者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将“土地成交价格”替换为“土地挂牌价格”。
（一）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挂牌价格影响因素稳健性分析
表9中给出了空间缺失下的城市土地价格影響因素稳健性分析结果。与表2不同的是，表9的被解释变量由原来的土地成交价格均价换成了土地挂牌价格均价。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以哪种类型的土地挂牌价格为被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的解释变量都是十分显著的。
表9的结果充分表明表2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从而可以证实理论假说1，即空间缺失的情况下，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越高、地区人口数量越多、地区土地面积越小，地区的土地价格越高。而从计量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考虑土地价格的空间影响，选择这三个变量作为城市土地价格影响的主要因素也是合理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或者人口数量，其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空间关联的结果，因而也可以解释地区的土地价格。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如果加入这些因素，则无法解释空间相互影响。这也表明，在研究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时，如果加入平均工资水平和地区人口数量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反而是不合理的④。
（二）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城市群产业一体化与土地挂牌价格空间关联的稳健性检验
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表明城市群交通一体化、 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有着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影响十分显著。那么，这一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呢？与表9相似，表10同样将解释变量由原来的土地成交价格均价换成了土地挂牌价格均价。与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相似，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土地价格，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都对其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前述的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影响具有稳定性。
（三）城市群发展与土地挂牌价格空间关联的稳健性检验
表10的回归结果与表6和表7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无论是城市群交通一体化抑或是产业一体化都将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样，与表10相比，表11将交通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放入同一框架并加入控制变量，可以发现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但是交通一体化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一结论也是与表8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9—表11给出了表2、表6—表8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这里采用了解释变量替代的方法⑤。从回归的结果来看，表2、表6—表8的回归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无论是解释变量还是控制变量，其系数的大小和符号都是相似的。
七、拓展研究：城市群结构有影响吗？
从城市群结构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在城市群结构中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多核心城市群、双核心（对等）城市群和双核心（非对等）城市群⑥。从城市群结构等级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多中心，珠三角城市群则形成广州、深圳双中心，京津冀城市群则以北京为单中心。长三角城市群结构优于珠三角城市群，而京津冀城市群结构的等级最低。那么城市群结构是否影响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一）城市群结构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
表12给出了不同城市群的城市群发展与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之间的回归结果。整体而言，城市群产业一体化会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产生正向的影响，但是不同城市群的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则是截然不同的。
整体而言，长三角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显著为正，珠三角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京津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显著为负。相比较而言，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显著为正，与城市群结构无关。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代表着城市群结构的不同阶段，因此可以认为：城市群结构影响着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效果，也会影响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效果。
（二）城市群发展与土地价格层级空间关联
上述研究表明，城市群发展尤其是城市群产业一体化能够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而这种空间关联是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并且，城市群结构越高，城市群交通一体化的作用越明显。但是，上述研究所揭示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只是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那么城市群发展会如何影响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关联呢？
表13给出了城市群发展、次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分析的结果。表13中分别以长三角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珠三角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深圳，京津冀城市群的次核心城市天津，把这五个城市作为边缘城市的参照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边缘城市与次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这一点与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空间关联完全一致。同样，与城市群结构得到的结论相似，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对边缘城市与次中心的土地空间关联影响存在差异，除了南京影响为正、天津影响为负之外，杭州、合肥和深圳三个次中心城市的影响都不显著。由此可以认为：城市群中次核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城市群发展越有可能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
根据表13的结果，城市群发展增强了“核心—边缘”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而类似南京、杭州、合肥、深圳和天津这类次中心城市，隨着城市群的发展，其与核心城市上海、广州、北京的土地价格关联性不大。而城市群的发展，尤其是产业一体化更有可能影响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土地价格关联。整体而言，城市群的水平越高，城市群内的次中心城市越有可能对周边的中小城市产生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
八、结论与启示
城市群的发展无疑会增加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促进要素在空间的流动从而实现城市群的高质量提升。随着城市群的交通和产业一体化，即便是土地这类不可流动的要素的价格在空间关联上也会得到提升。通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使用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50个城市2011—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1）在存在空间维度的情况下，地区工资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大和土地面积越小，则地区的土地价格越高;（2）城市间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并非是普遍意义上的空间关联，更有可能是“核心—边缘”式的空间关联;（3）城市群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但处于城市群发展初级阶段的交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相对较弱，而处于城市群发展高级阶段的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则相对较强;（4）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影响并不受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次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但是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及次中心城市发展水平越高，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越有可能促进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城市群发展是边缘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城市间是否存在关联直接影响着土地价格的空间关联，尤其是这种关联是“边缘—核心”式的土地价格关联。城市群的发展有望促进城市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关联。因而，边缘城市通过加入城市群后，有望缩小与核心城市的要素价格差异，实现边缘城市的经济发展。其次，城市群的发展需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产业的相互融合。城市群交通一体化能够有效地提高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相对价格，但是相比较而言，城市群的产业一体化能够更加促进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的土地相对价格。换言之，城市群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只是城市群的初级阶段，只是城市群发展的基础，城市群经济要想达到规模经济的效果，则需要城市群内不同城市产业深度融合，实现更加专业化的发展。最后，城市群结构会影响到城市群要素空间关联，城市群的发展需要推动城市群结构的高级化。不同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对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土地相对价格的影响是不同的，更加高级化的城市群结构能够更好地促进城市群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并且城市群发展的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效应也会更加明显。因此，城市群的发展需要逐步实现从单中心到双中心最后再到多中心的演进，以促进城市群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国泰安区域数据中有部分地区年度数据存在问题，包括绍兴（2015）等地区，作者采用EPS中国区域数据库数据代替。
②2011年，汕尾市、武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石嘴山市、阿勒泰地区缺少土地成交价，笔者用当年土地出让价格替代;潮州市、迪庆州、铜川市、嘉峪关市、金昌市、甘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缺少土地成交和出让价格，用后两年土地成交均价替代。
③本文证实了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是“核心—边缘”式的关联，随后对土地价格空间关联的分析均指这种关联模式。
④地区土地面积并非内生变量，因而在研究土地价格空间关联时仍然有必要加入，这也是为何下文研究中保留土地面积作为控制变量的原因。
⑤受于篇幅的限制，有关解释变量替代的结果不再赘述，如有需要请联系笔者。
⑥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多个核心城市，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双核心城市，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双核心城市。值得一提的是，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北京和天津虽然是双核心城市，但是北京在城市规模、人口规模以及经济总量方面都要远超过天津，形成比较明显的强弱型双中心，严格来说介于单核心城市群和双核心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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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金霞
Key words：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land price; spatial linkage; core-periphery linkage
西方经济思想演变范文第3篇
一、研究方法
采用物理学耦合概念构建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耦合协调发展模型, 对河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及规律进行考证。为了真实地反映区域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实际情况, 反映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相对高低, 引入客观反映城市旅游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模型, 称为耦合协调度
(一) 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水平测度
区域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是两者相互协调作用的结果。运用物理学多系统耦合度函数模型, 结合本文研究对象只有两个系统, 则本文设系统变量f (x) 和g (y) 分别表示区域旅游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则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耦合函数模型为:
式 (1) 中, f (x) 表示区域旅游经济系统发展水平, g (y) 表示生态环境系统发展水平ai表示旅游经济各指标的权重, bi表示生态环境各指标的权重, 该权重本文采用熵值赋权法予以确定, xi, yi则是各项指标对所在系统的贡献大小, 为了统一单位, 便于计算, 本文对相关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式 (2) 中, C为复合系统的耦合度, 在[0, 1]区间取值。
(三)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简单的耦合度指标无法准确有效的反映出复合系统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 因此本文引入协调度概念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式 (3) 中, D为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 C为复合系统的耦合度, T是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 反映了两系统整体协调效益或水平。λ, μ为待定参数, 一般取0.5, 表示二者对区域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根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度的大小, 可对耦合协调度进行八个等级类型, 见表1。
二、河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测度
(一)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为设定旅游产业指标体系和生态环境发展指标体系, 在一级指标体系 (区域旅游产业指标体系和生态环境指标体系) 之下建立起二级指标体系,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指标, 在此基础上, 结合河北省11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独特情况, 构建两大系统的指标要素。并利用熵值赋权法确定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系统各指标的权重。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北统计年鉴 (2010—2016) 和河北11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报告 (2010-2016) 、河北省环境状况公报 (2010-2016) 以及河北旅游政务网。
(二) 河北各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将上述对应数据中各项指标带入公式 (1) 耦合协调的计算公式 (2) (3) 可算出全省11市2009-2016年度旅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综合耦合协调度。
三、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析
(一) 耦合协调度逐步增长, 尤其近年上涨趋势明显。
按照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河北省11市2010-2013年大多数城市居于0.25-0.55之间, 均处于失调状态。其中秦皇岛和张家口两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均在0.5以上, 说明两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两个城市的旅游经济以及环境都处于较为良好的状态。2014-2016年间11个城市的协调度增长明显, 除邢台和廊坊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外, 其他城市均上升至一般协调阶段, 秦皇岛的协调度进入到较高协调阶段。协调度的不断上涨趋势主要得益于旅游经济的大幅度增长, 这与河北省大力发展旅游业, 中国旅游需求蓬勃发展分不开。尤其张家口申请2020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地, 为此张家口地区政府在旅游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方面做了多方面有利的措施。环境问题已经困扰了经济的发展, 严重损坏了河北的形象和名誉, 尤其对旅游业影响巨大。若生态环境不能得到有力的治理, 将会对整个河北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 协调度发展的空间差异性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 协调发展度较高的城市, 在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发展都比较好。比如秦皇岛和张家口以及承德的协调度都非常高, 而唐山市虽然是河北省经济发达且GDP最高的城市, 但其环境问题较为严重, 因此在两系统的协调度上就不是特别的显著, 明显低于其他旅游城市。而邢台、衡水以及廊坊等城市处于较低的协调阶段, 说明旅游经济和环境发展二者整体水平都比较低。因此必须对11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内部进行比较分析, 找出各市在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上存在的问题, 确定协调阶段和滞后类型, 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发展建议, 提升各市的协调发展水平。
(三) 河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整体水平偏低
通过对全省11市协调度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河北省全省的平均协调度处于中等水平偏低, 这充分说明这些城市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按照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律, 如果按照目前的旅游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政策, 河北省的旅游经济和环境协调度的演变会比较缓慢, 甚至造成生态环境的深度破坏。因此必须从两个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两个系统入手, 从政府、企业和旅游者等方面三管齐下, 根据不同城市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的产业调控政策和环境保护措施。
摘要：河北省旅游资源丰富, 但是河北省的生态环境问题非常严重, 导致城市旅游经济发展面临着压力。本文运用协调发展模型, 对河北省11市2010—2016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情况进行计算, 考察了河北省11市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为协调关系, 对河北省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河北省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在2010-2013年处于失调状态, 但秦皇岛、张家口、邯郸和衡水处于低水平协调状态, 从2014年开始全省呈现协调度上升的趋势。
关键词：旅游经济,耦合模型,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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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思想演变范文第4篇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佛山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重要的一员, 深入大湾区建设已经成为佛山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并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一次重大战略机遇。《2019年佛山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佛山要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 继续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 牢牢扭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纲”。这些都为本项目研究提供了重大政策指导依据。可见, 新时代背景下, 研究和探索如何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同城化发展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新时代供给侧营销理论
传统的市场营销观念 (Traditional marketing concept:TMC) 的核心往往是以消费者作为其自身运行的中心, 这种TMC理论一般认为并坚信市场需求可以以直接或间接的模式引起供给;落实到微观企业层面, 即市场中的每个微观企业都必须依照同一个市场中的消费者的需要与愿望来进行商品的生产组织与销售活动。几十年来, 这种传统的TMC市场营销观念已被普遍接受与得到公认, 在实际的现实营销活动中, 这种“需求引起供给Demand causes supply”的理念也倍受理论家、企业家和学者们的青睐。然而, 进入新时代, 随着市场消费需求的多元性 (Diversity) 、多变性 (variability) 和求异性 (heterogeneity) 特征的出现, 市场需求表现出了一种模糊不定、异质性强的“无主流化”趋势, 许多企业对市场需求及走向常感捉捕不准, 适应需求难度加大。另外, 从创新经济学的理论出发, 如果完全过度地强调按消费者购买欲望与需要来去组织企业的生产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必将会压抑产品供给侧的创新, 而创新经济学告诉我们, 创新正是经营成功的关键所在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926) 。为此, 在新时代, 许多学者和企业家总结了现代市场营销实践的经验, 并从供给侧理论出发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的新时代供给侧营销理念 (New Era Supply-side Marketing Concept:NESMC) , NESMC其核心是指新时代的市场营销活动不仅仅是限于适应和/或刺激需求, 更在于能否生产出对产品的需要, 即供给侧可以以直接或间接的模式引起需求 (Arthur Laffer, 1985;You&Yi, 2017;2018) 。可见, 新时代NESMC供给侧营销理念对于提高佛山经济竞争优势与企业营销模式水平, 有着启发作用。
三、“广佛同城”进程中佛山经济竞争优势获得的供给侧分析
按照供给理论 (Supply theory) 及区域产业集聚发展原理, 结合NESMC新时代供给侧营销理念, 在“广佛同城”进程中, 佛山经济可以通过供给侧的产品技术创新来促进佛山经济竞争优势获得以及佛山企业的外贸转型与制造业升级。目前, 佛山企业普遍存在着技术改造和R&D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 大部分佛山企业为外贸导向产业 (Foreign trade oriented industry) 和本土的外贸企业都普遍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或知识产权, 因此无法迅速和持续形成自身核心品牌参与国际层面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竞争。因此, 按照供给理论的原理和新时代供给侧营销理念, “供给产生需求”, 所以, “广佛同城”进程中佛山经济竞争优势获得以及佛山企业的外贸转型就必须借助“供给侧-高端产品—创新驱动” ("Supply side-high-end products-innovation drive") 这一作用机理和路径来加大对R&D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 借助大幅度提高技术水平以确保高端产品和/或服务的供给。同时, “广佛同城”进程中佛山经济还要加快利用先进并且适用佛山的技术, 特别是高新技术来实现对其佛山自身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改造提升, 使佛山外贸企业和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 上获取新的竞争优势, 最终实现佛山经济竞争优势获得。
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结论, 即新时代“广佛同城”进程中佛山经济竞争优势发展演变机理, 就是沿着“创新驱动”激发“新供给”, 从而推动“新需求”, 佛山经济需要抓紧“广佛同城”进程, 特别是深入大湾区建设已经成为佛山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并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一次重大战略机遇, 所以, 创新驱动, 从供给侧发力, 就自然构成了新时代“广佛同城”进程中佛山经济竞争优势获得的一条必经路径。
摘要：本文从“广佛同城”视角出发, 以新时代供给侧营销理论为框架, 研究了佛山经济竞争优势发展演变机理与路径, 从创新驱动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等两个方面提出了“广佛同城”进程中佛山经济竞争优势获得的路径与机理, 同时, 也从微观企业层面对佛山制造业企业和外贸企业转型升级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新时代供给侧营销,“广佛同城”,佛山经济,创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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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思想演变范文第5篇
摘要：经济伦理内生于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思想之中，是调节和规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人们经济行为的基本准则。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探讨的主题包括可持续性与环境公正、可持续性与代际分配公正及可持续性与代内公正。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力图解决的矛盾包括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的矛盾、个体主义与社群主义的矛盾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福利目标之间的矛盾。围绕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被划分为两个广泛的阵营：新古典主义和生态主义，前者以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为代表，后者以生态经济学为代表，对这两种思想流派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当代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面临并力图克服的矛盾和冲突。
关键词：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新古典主义；生态主义
“可持续性”本质上就是一个伦理议题。经济伦理内生于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思想之中，是调节和规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人们经济行为的基本准则。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将调节当代人之间经济关系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拓展到了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的相互关系中，体现了一种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甚至是生态（或自然）中心主义的伦理哲学观。这一思想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伦理价值观而言，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全新的课题。
一、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内在联系
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强调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该排除价值判断，主张经济学应该专注于实证研究，摆脱规范研究，实现“价值中立”。经济学中著名的“斯密问题”最初被认为是Adam Smith经济观与伦理观之间的矛盾，即经济上的利己主义与道德伦理上的利他主义的矛盾。但后来的研究发现，Adam Smith在伦理上的利他主义与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并无本质上的对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可以解读为：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之下，实现了利他的目的，即利己是动机，利他则只是利己动机导致的一种结果。“斯密问题”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与伦理学，或经济利益与伦理目标之间的内在关联。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rmatya Sen更是指出，经济学有两个起源——一个是工程学，主要解决经济分析的逻辑问题，而另一个就是伦理学，解决的是经济学的最后归宿和人类福利问题。陈岱孙先生对经济学与伦理的关系阐述了类似的观点：“经济现象和自然现象是有区别的。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不能脱离人，不能脱离社会，因而也不能脱离社会价值判断，不能避开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不能成为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化学、天文学那样的科学。”
事实上，崇尚实证研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
立在边沁和穆勒的效用主义或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尤其是“边际革命”以来，边际效用价值论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大多推崇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贬抑伦理化，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地位表明了经济学仍然是建立在明确的主观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名义上的“价值中立”、实际上的“效用主义”，体现了以人为中心，以个人效用或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价值取向。这一伦理价值观同样也内生于新古典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和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思想之中。
综上所述，人类的利益目标与伦理道德目标本质上是能够和谐统一的。“经济与伦理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已经表明经济学与伦理学可以联手形成合力共同研究社会经济生活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
二、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思想的演变
“可持续性”一词源于生态学，原指生态系统能自我维持的一切生态过程、功能、生物多样性和未来的活力。
早在200年前，包括Malthus、Ricardo、Mill和Marx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就已经认识到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这个概念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才开始关注社会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限制问题，才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始承认这一真实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然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一个国际共同关注的议题却是在1987年。Brundtlan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给“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一个简单的描述性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能力的发展。”
尽管Brundtland的定义因为其模糊性而备受诟病，但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可以相容的基本观点，强调了伦理在处理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中的重要性，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分水岭。Bruntdland定义提出之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可持续性，尤其是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定义。虽然他们定义的角度不同，措辞不同，但是都重申了Brundtland定义中的可持续性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伦理主张——伦理是内生于可持续性经济思想之中的，包含了社会、经济和环境公正三个维度。其中，环境公正是指人类管理和保护自然环境的道德责任，是处理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伦理原则；经济公正，即代内公正，是处理当代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伦理原则；社会公正，即代际公正，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资源配置的公正问题，体现了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伦理责任。
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探讨的主题
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和矛盾中，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其中，新古典经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价值观基本上继承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用主义传统价值标准，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弱可持续性（包括极弱可持续性）”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另外一种伦理思想完全或部分脱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伦理价值观，选择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可持续性价值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的“强可持续性”的生态经济学研究范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思想是在对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的长期争论中逐渐发展而来的。这一争论实际上依旧是围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展开的，涉及资源在竞争性用途中的配置问题以及成本与收益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生态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同样关注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和分配公正问题。但是，前者更加注重经济规模的研究。此处的“规模”是指与整个生态系统限制相对应的经济物质规模。将规模问题纳入研究范畴可以说是生态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思想的最大区别。
1.可持续性与环境公正
西方经济学家们将自然具备的两种基本经济功能，即“源功能”和“洗涤槽”（或“自净”功能）统称为“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是能够在现在或未来提供有用的产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及环境资产的存量。自然资本与人力资本和生产资本
新古典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将资本的概念拓展到自然领域实际上是将自然“工具化”了，它延续了李嘉图的“资源相对稀缺”假设：自然与环境服务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是稀缺的；自然与环境服务只有是“相对稀缺”，并能够为个人产生效用才具有经济价值；自然服务的价值的高低取决于个人偏好；维护自然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经济人福利；资源与环境保护如果不能产生经济福利就是一种经济资源的浪费，是资源的无效率配置。
相比较而言，生态经济学对“规模”问题的关注则凸显了对自然生态内在价值的尊重。而这正是生态经济学环境伦理的重要内容。生态经济学是在Malthus的“资源绝对稀缺”的观点上发展起来的，它强调某些生态过程的不可逆性，封闭生态系统中生物物理限制的客观存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这一观点秉承了生态学的“生态中心”或“生物中心”强可持续性伦理取向，将几乎所有的生态资源看作是同等重要的，无论它们是否具有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相对稀缺性”。环境和资源保护的目的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人福利的改善，还因为它们是整体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有其内在的价值和自身的生存权利。这种资源绝对稀缺性思想、自然服务内在价值论和最优规模主张，共同构成了生态经济学强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理论研究范式的基本前提。
2.可持续性与代际分配公正
Solow明确指出，可持续性关系分配公正问题，即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福利分享问题。分配公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其中，代际分配公正是其核心内容。新古典经济学家将代际分配公正看作是各种资本的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问题。换言之，可持续性要求在不牺牲当代人消费的前提下，为后代人维持能产生不低于当代人消费水平的资本存量。如果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解读，代际公正是对经济增长的一种限制。而生态经济学的代际公正思想依然源于对“规模”问题的关注，也可以解读为最优规模目标下的代际分配公正。无论怎样解读，代际分配公正关系到资本存量如何构成以及如何在代与代之间公平分配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弱可持续性与强可持续性思想之间的差异皆源于对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相互关系的不同认知。
弱可持续性的拥护者认为，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具有广泛的可替代性。Solow的主张颇具代表性。他认为，维持后代人获得福利的能力就是在人口和技术零增长的假设前提下，维持资本存量（笔者注：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和）不变，即人均消费不变。“可持续性并不要求保留任何特定的物种或自然资源，当代人有责任保留的是一种为后代人创造福利的一般能力。”
强可持续性思想则主张，各类资本都是必要的基本生产要素，彼此之间是互补关系，不能完全替代（或具有低替代性）。自然环境中的每一子系统、每一物种和每一资本的物理存量与构成都应维持在必要的水平，总资本构成中的各类资本的存量必须分别维持在相应的合理底限之上，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强可持续性“应该通过保留人力资本、技术能力、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来实现”
除此之外，还存在两种较为极端的伦理主张——主张“丰饶主义”的极弱可持续性和主张“深度生态主义”的极强可持续性原则。前者是站在马尔萨斯资源绝对稀缺论的对立方，支持自然工具论的伦理价值主张，赞同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的完全可替代性，更加关注当代人的福利，反对对人口和经济增长采取任何限制。后者则是纯粹的“生物中心”论者，赞同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认为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仅仅是互补关系，主张对资源开发和利用进行严格管制和对整体经济规模的限制。这是两种较为极端的思想主张，此处不再赘述。
3.可持续性与代内公正
代内公正是指当代人之间的分配公正问题。如果说代际公正涉及资本的跨时间配置问题，那么代内公正则涉及资本的空间配置问题。代内公正与代际公正关系密切，是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思想的第三个伦理维度。正如Daly和Cobb指出的，如果人们感觉为他们的后代负有责任的话，那么他们至少同样应该感到为自己的同代人负有责任。因此，代际公正有助于代内公正的实现，代内公正则是代际公正实现的前提条件。
尽管分配公正问题包含代际公正和代内公正两个维度，但是代内公正问题并没有像代际公正问题那样得到相应的重视。新古典经济学更多地关注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和代际分配问题，却没有正确地解决代内分配公正问题。传统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很少涉及代内分配的问题。生态经济学虽然明确指向了分配公正问题，但实际上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跨时间配置的方法路径研究代际分配问题，从而含蓄地避开了代内分配公正问题。因此，生态经济学始终未能建立一个代际公正与代内公正之间连贯的分析框架。
Solow赞成Daly的观点，但他同时指出，代际公正和代内公正问题似乎是“某种悖论”
四、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力图解决的矛盾
新古典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伦理价值观的矛盾，本质上是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思想与生态经济学的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社群主义伦理思想之间的矛盾。其中，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主义代表了经济学家们对社会—环境—经济交互系统相互关系的主观认识，是新古典和生态经济学环境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二者实现效率目标和分配公正目标的伦理依据。
1.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的矛盾
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稀缺假设以及自然资本的定义可以看出，人是主体，自然被看作是人类要征服和利用的对象，即客体。自然只是一种实现人类价值创造或效用满足的工具，其价值大小取决于主体的偏好。这一思想代表了极弱可持续性的极端思想，与西方经济学功利主义传统价值判断标准相吻合，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伦理取向。
生态经济学吸收了经济学、伦理学、生态学和热力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将人类社会看作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是共生演化关系。生态经济学既承认自然的经济价值，同时也承认自然作为生命维持系统的固有价值和存在的权力，体现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而关键自然资本以及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有限替代的主张则是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之间的一种折中。此外，极强可持续性的思想主张则处于另一个极端——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强调人对生态系统的依附地位，主张人类必须在自然承载力的范围内发展经济，这就必然要人类对自我经济活动的整体规模和速度进行严格约束。极强和极弱可持续性思想过于极端，遭到了来自各界的猛烈批判，因此，可持续性经济思想必然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或物质）中心主义之间进行折中。
2.个体主义与社群主义的矛盾
传统经济学认为，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是由于环境公共品的负外部性和公共资源的开放性导致的。在这种情形下，环境收益由个人或企业获得，而环境成本和污染治理成本则由社会共同承担。个人行为与环境公共品或公共资源的关系问题正是新古典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共同问题。不过，两者分别采取的是“个体主义”和“社群行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
从方法论上来看，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采取的是传统的“个体主义”分析方法。Hadin的“公地悲剧”和Coase定理为环境经济学提供了通过公共资源的产权私有化代替社会化治理的理论依据。而Pigou的负外部性理论则成为环境公共品外部社会边际成本转化为个人或厂商私人边际成本的理论依据。
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源于“经济人假设”，它也是其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来源。在产权明确、信息完全的市场中，个人偏好决定了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具有稳定有序偏好的个人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就是那个引导资源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的无形之手。但是，经济人对一般商品和服务的偏好往往是短期的。而自然产品和服务的价值通常具有长期性，而且多半不存在既有市场和能够反映其对个人效用影响水平的完全信息。为此，新古典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们主张由人们对自然产品或服务市场的主观支付意愿来决定它们的市场价格。但是，由于相关市场信息的不完备以及搭便车的心理，这种定价往往低估了自然资本的实际价值。因此，即使在由完全理性和具备完全信息的经济人构成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当中，自然资本的实际价值仍然会被低估，环境恶化也将因此难以避免。
生态经济学则认为，当代、后代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社会关系，而非个体关系。“个体主义”方法论不适用于可持续性问题的分析。人类虽然是单独的个体，但是这种个体性却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Costanza等人明确提出了“社群人”概念。他们认为，社会关系一旦发生改变必然导致个体本质上的改变。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由我们个人对不同物品的支付意愿联系在一起的，而是由我们对穷人、后代人和其他物种的托管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生态经济学家认为，可持续性的代际公正，代内公正以及环境公正思想都是对人类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伦理判断，而非个人支付意愿的简单计算。他们再次强调了“规模”的必要性，认为传统资源配置的个人决策和市场价格机制只能在预先确定的生态经济规模或边界之内发挥作用。而“规模不是取决于价格，而是取决于能反映生态极限的社会决策。在社会决策的制约下，市场中的个体之间的交易才能实现稀缺权利的有效配置”
3.当代人与后代人福利目标之间的矛盾
第一，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仍然受到福利经济学最优资源配置效率，即帕累托最优标准的限制。帕累托最优要求一个人的福利改善不会造成另一个人的福利恶化。这就意味着当代人的福利改善不能以牺牲或损坏后代人福利水平为代价。但现实情况是，可持续性或可持续性发展处处要求将当代人与后人利益进行权衡。当代人之所以会考虑后代人利益往往是因为他们预期能够从后代人那里获得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代际分配被看作是一种代际帕累托最优配置标准。由于自然和后代人在当代没有合适的利益代言人，在当代人与自然和后代人之间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以当代人的利益最大化为优先考量。这也证明了Amartya Sen的观点——“帕累托最优标准是评价社会成就的一种极端有限的方法”
第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合理性也受到质疑。Beckman指出，强可持续性在道德上难以接受，在现实中无法实行。而弱可持续性则是一种多余的概念，它对福利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没有任何改进。在弱可持续性的分析框架中，自然世界毫无独特性，它们和其他任何商品或经济投入具有同样的经济价值，其资源配置方式也和所有外部性都内在化了的完全竞争市场毫无区别。虽然强可持续性是否如Beckman所言“在道德上难以接受，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弱可持续性对于福利最大化目标而言是多余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符合实际的。在弱可持续性情境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种情况：后代人福利水平恶化，但总福利水平却能保持不变。这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对建立在效用理论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思想产生怀疑。
第三，为保障代际分配公正对自然资本的未来价值进行贴现是常见的方法，也是可持续性经济学研究中的众多棘手问题之一。新古典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对此意见不一。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自然资本的未来价值可以基于市场利率进行贴现。但是，这种方法仅适用于某一时间点的个体经济决策。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后代人的决策。Georgescu-Roegen认为，由于后代人不能对可耗竭资源竞价，后者也就不存在真实的市场价格。因此，“贴现率的选择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问题”
总之，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的弱可持续性思想还是生态主义的强可持续性思想，抑或是处于两个极端的极弱或极强可持续性主张，都是在对人类、自然、社会及后代人的伦理关系和道德义务的思考过程中形成的，并正在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尽管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面临着诸多矛盾并在努力克服这些矛盾，但它依然是西方可持续性思想的重要基础。因为无论如何，人类共同的使命——使我们与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朝着人类—环境—经济和谐共生和可持续性的道路上前进，决定着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伦理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注释
①陈岱孙：《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的现代化》，《世界经济》1983年第9期。
②孙春晨：《论经济和伦理的相关性》，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12月18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764/127623/141212/141213/8542995.html.
③Regional Ecosystem Office （U.S） REO Information Center Definitions. Northwest Forest Plan （NWFP） definition of sustainability.
④Agyeman， J.， R.D. Bullard and B.Evans. 2002. “Exploring the nexus： bringing together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quity.” Space & Polity， 6（1）：77.
⑤WCED.1987. Our Common Future， 8.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⑥UN General Assembly. 2005. “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12. http：∥www.who.int/hiv /universalaccess2010/worldsummit.pdf.
⑦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生产资本则符合传统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指的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与服务。
⑧Solow， Robert M..1992. “Sustainability：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In： Robert N. Stavins（Eds.）， Economics of the Environment：Selected Readings-5th ed.， 507. 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 Inc.
⑨资源租金（resource rent）被看作是生产者剩余，是自然资源的市场价格与其开发成本之间的差额。
⑩Brekke， K. A. 1997.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On the Measurement of Income and Welfare， 91. Cheltenham： Edward Elga.
B11 参见Daly， H.E..1992. “Allocation， distribution， and scale： towards an economics that is efficient， just， and Sustainable.” Ecological Economics， 6（3）： 188.
B12Solow， Robert M..1992. “Sustainability：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In： Robert N. Stavins（Eds.）， Economics of the Environment：Selected Readings-5th ed.， 511. 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 Inc.
B13B14B16Costanza， R.， John Cumberl and Herman Daly， Robert Goodland and Richard Norgaard.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Economics， 82. St. Lucie Pres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
B15Nortan， Bryan. 2008. “The Ignorance Argument： What Must We Know to be Fair to the Future.” In： Bromley， Daniel W. Paavola， Jouni（Eds.）， Economics，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Contested Choices， 44. Oxford： Blackwell.
B17Sen， A. 1987.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35. Oxford：Basil Blackwell.
B18Gowdy， John H. And Peg R. Olsen.1994. “Further Problems with Neoclassic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Environmental Ethics， 16 （2）：165-166.
责任编辑：思齐
西方经济思想演变范文第6篇
( 一) 佛教的善恶观
1. 佛教关于善恶的定义
善与恶是宗教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关于善恶的定义, 佛教从宗教信仰的立场出发, 自有其一套理论体系。
总的说来, 佛教认为善就是“顺益”。[1]顺是指一切的思想言行要符合佛教的宗教教义。“益”就是一切的思想言行要有利于佛教的修行和实践。佛经明确指出: “顺理为善, 违理为恶。” ( 《大乘义章》卷十二)
2. 佛教关于善恶观的内容
( 1) 善的内容。唯识学派将善分为自性善、相应善、等起善、胜义善等四类。其中自性善十一种, 详细地从心理上对善作了分析。它们是: 信、惭、愧、无贪 ( 不贪求) 、无嗔 ( 不仇恨) 、无痴 ( 不愚昧) 、精进 ( 努力修行) 、轻安 ( 心情舒适) 、不放逸 ( 不断努力) 、行舍 ( 心情放松) 、不害 ( 不杀、非暴力) 等等。[2]
( 2) 恶的内容。佛教认为, 违背常理的, 与佛教教义学说不相符合的, 都是属于恶的。[1]恶的根源就在于贪、嗔、痴“三毒”。除此之外, 慢、疑、恶见三种也被归于“根本烦恼”之中。
概括的说, “慢”是指傲慢, 对有德行之人的不尊重和怠慢。“疑”是对佛教所讲的道理持有一种怀疑态度。至于“恶见”, 是从根本上颠倒佛教的理论基础, 阻碍了人们对“真谛”的正确认识。
( 二) 佛教的人生观
1. 佛教关于人生的本质
佛教在对人生现象的形态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 也逐渐对人生的本质进行了探讨。涉及此问题的概念主要有四个, 即苦、无常、无我和不净。[3]苦是佛教产生时提出的基本概念之一, 《中阿含经》把人的一生概括为“八苦”: 苦圣谛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五盛阴苦。之后佛教又进一步衍伸出了无常和无我的观念。无常即非永恒, 无我说是指在一切事物中不存在一个主体, 因为不存在永恒之物没有至上的主宰者, 因此世间万物也不是由主宰者创造和生成的, 要放弃对“我”的执着, 才是符合佛家真谛的行为。
2. 佛教关于人生的目的
佛教的最高目的是追求涅槃。在这里,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对于涅槃的追求也略有不同。小乘佛教注重个人的解脱, 而大乘佛教则以普度众生为终极目标。另一方面, 小乘佛教始终将遵守佛教教义放在首位, 对教义戒律持绝对的肯定, 但大乘佛教强调“不执著”。
二、佛教经济伦理的基本内容
( 一) 佛教的“自利利他”思想与商业交换行为
“自利利他”是佛教中一个重要的思想。“自利”是指有利于自身, 为了使自己得到解脱, 消除自身的痛苦和烦恼而进行修为实践。“利他”是指对他人有利, 为了普度众生, 消解众生的痛苦。在佛教看来, 自利与利他是相辅相成, 辨证统一, 相互渗透的关系。
佛教的“自利利他”思想体现在商业交换活动中, 就是有利于实现“共赢”的局面, 是一种合作精神, 这有利于解决现代商业活动中的恶性竞争等不公正现象。
( 二) 佛教的“平等”、“慈悲”观念与社会财富分配
“平等”的观念渗透于佛教伦理思想的各个方面, 强调“佛性本有”的众生平等观。“慈悲”是佛教反复强调的观念, “慈”指使众生收获幸福和快乐, “悲”指接触众生的烦恼和苦痛。
佛教中的“平等”、“慈悲”观念也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有着积极的影响。为了践行平等和慈悲的观念, 佛教倡导人们主动拿出部分财产去行善事, 普度众生, 使得社会财富得以均衡分配。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均衡并不等于平均, 而是按照需要适度合理的分配。
( 三) 佛教的“清心寡欲”与物质消费观
佛教讲求清心寡欲, 认为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并摈弃贪求物质财富的念头, 时刻保持一颗纯净的本心, 只要满足保证基本生活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就足够了。
佛教的清心寡欲的思想对防止当今社会的过度消费有着积极的意义, 提倡勤俭节约, 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 有利于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 四) 佛教的“业因果报”和经济增长方式
因果报应是佛教的又一重要思想。概括的说, 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在经济伦理层面, 是告诫世人在经济活动中要遵守德行。业因果报的思想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 主要体现在经济的增长方式上。佛教提倡经济的增长要取之有道, 否则人类最终会吞下自己亲手种植的恶果。
三、结语
佛教的善恶观和人生观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和方向; “自利利他”思想为营造和谐良好的商业交换关系提供了精神动力; “平等”、“慈善”的思想又进一步推广了慈善事业; 佛家提倡“清心寡欲”, 对人们形成正确的物质消费观产生了积极意义; 因果报应的理念更是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立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佛教作为我国的主要宗教之一, 它的伦理思想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的善恶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基础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善恶观,自利利他,平等慈悲
参考文献
[1]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 袁震.佛教善恶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青海师范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