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发展模式范文第1篇
一、吉林省东部地区的概况
吉林东部地区具有广大的面积, 和众多的人口基数, 其区域位于吉林省东部, 地形地貌多样, 气候环境复杂多变, 区内拥有大量的绿色农业自然资源。于此同时, 在东部地区拥有较多的贫困地区, 具有许多国家和省级重点扶贫开发县。农村人均收入较低, 如据国家统计部门显示2015年吉林省东部地区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为7901元, 在全国的农村地区当中排名较为落后。到2018年统计显示, 吉林省东部地区的贫困和特贫人口约为187.71万, 在这些落后贫困的区域主要的经济产业为传统的农业, 同时由于其基础设施落后, 农业基础薄弱, 于此同时其自然灾害频发, 因此造成了区域整体农业水平很低, 几乎没有任何的抵抗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在种种因素的制约下, 造就了该地区的扶贫攻坚任务非常艰巨[1]。
二、吉林省东部地区农业产业扶贫精准扶贫的模式分析
(一) 区域农业产业扶贫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吉林省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模式的分析我么你可以发现, 目前依然存在着一下几点问题和不足:首先, 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非常的不完善, 缺乏基本的生产劳作的条件。这就会造成农业产品无法及时进行加工和销售造成农户的经济损失。其次, 产业信息化步伐慢。缺乏完善的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的和外界的信息交换障碍, 很难及时了解农户、企业及产业的生产、销售、农民需求等信息, 在市场变化波动当中处于被动状态。其三, 劳动力严重外流、劳动力质量低下。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 文化水平高、懂技术的人少。
(二) 农业产业发展
吉林省东部地区具有丰富的农业特色资源, 具有十分突出的中药材、林业产品、生态旅游等资源优势。近年来, 该地区开始大力开展和升级农业产品, 逐步开始打开了以绿色农产品为主的特色农业市场。伴随着特色农业市场的逐步打开, 吉林东部的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开始走入了全国广大消费者的视野当中, 并被广泛的接受和热爱, 于此同时也成功的带动了当地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农村电子商务产业的蓬勃发展。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目前在吉林省东部地区的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成为制约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最大制约因素。主要变现为该地区基础设施力量薄弱无法进行农业产品的深度精加工, 目前普遍采用的“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 存在着品种老化、管理粗放、经济效益低的缺陷, 同时也具有较低的风险抵御能力, 市场竞争力较低的问题[2]。
(三) 产业扶贫
就目前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项, 当地政府也相应的提供了许多的政策倾斜和指出, 也进行了一系列产业扶贫措施来共同面对产业发展和贫困问题。这些扶持措施具体如下[3]:
1. 扶持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
要想把特色农业市场做大做强, 首先就是需要加大力度扶持和帮助企业和专业大户使其做到做强进而使其充分发挥市场带领作用, 即通过鼓励和扶持大户、经纪人、企业等做大做强使其能够承担起地区的龙头作用, 实现全方位的精准扶贫。需要指出的是做大规模, 努力拓展产业链条, 发展农业的上下游产业集群, 是发展强大的特色农业的基本方向。在政策上需要对龙头企业和专业大户给与更过的政策支持和扶持, 经济上需要给其提供跟多的资金扶持以及优惠政策。在龙头企业成立之后, 便可以广泛的开展“公司+贫困农户”以及“专业大户+贫困农户”的帮扶模式来实现精准扶贫。
2. 融资扶持
很多贫困农户由于其贫穷的家庭实际情况, 在面对良好的发展机会时往往会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而错失良机。在目前的扶贫过程当中, 资金的主要能源来源为国家相关部门, 个体户很难再社会上拥有其他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法。这主要是由于, 社会的信贷机构往往都会优先选择具有相对抵抗风险能力强的企业和种养殖大户, 对于个体散户往往是很难获得资金的支持和扶持的, 这就造成了较为突出和矛盾的“扶富不扶贫”的现象发生。因此, 针对这种情况政府需要为贫困的农户提供低利率的小额信贷金融服务, 来帮助贫困农户能够借助特色农业长夜来实现脱贫致富。于此同时也需要最大程度的减少和降低个人的贷款和融资手续和时间, 来最大可能的帮助农户实现快速融资。
3. 特色产业扶持
目前吉林省东部地区的特色农业大多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因此这对发展惠农利贫而言, 具有十分天然性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吉林省东部地区在发展特色农业来实现精准扶贫具有十分巨大的优势和成功概率, 因此对本地区而言要想实现精准扶贫就继续加大对发展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和政策倾斜。吉林省东部地区现有的特色农业发展的典型案例说明, 当实现了特色农业产业化集群化之后, 不仅仅可以极大程度上发挥特色农业的集群效应, 同时也可以大大的降低农民的生产资料、科技服务的成本, 提高利润和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 同时也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为广大贫困农户提供一条崭新的增收致富的通道。
三、关于吉林省东部地区农业产业精准扶贫的几点建议
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文献, 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 根据吉林省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现状和其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下几点精准扶贫的建议[4]:
(一) 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优势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市场化市场当中, 孤军奋战单打独斗的模式是无法适应市场和社会的发展趋势, 只有通过集约化的发展模式才能够提高抵抗市场和自然风险的能力同时也能最大程度的减少生产成本。因此, 在精准扶贫过程当中, 就需要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来优化农村有限的资源配置提高广大农民的经济收入。
(二) 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自古以来农业都具有非常低的抵抗风险的能力, 在面对自然环境改变的时候显得格外的脆弱性, 在市场化高度发达的如今农业在市场化变革的时候也往往是没人任何的抵抗能力。在自然和市场两方面的风险共同影响下, 也会造成特设农业及时拥有足够的资金也无法发展壮大。因此, 为广大农户制定出科学完善的防范自然和市场风险的措施, 构建起健全的防范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引入商业保险制度来为农业发展提供兜底保障。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积极的探索和发展农产品价格保险, 来降低市场风险。最后政府还需要积极的开展各种农业补贴来降低农民的成产成本, 提高其自身的抵抗风险的能力, 以及实现集群化发展, 通过报团取暖的方式来降低风险损失。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吉林省东部地区的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模式和经验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指出了其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并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和建议。
摘要：在十三五末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指引下, 我国开始了一场广泛而全面的脱贫攻坚战。在新的形势下, 如何实现贫穷地区农业产业升级, 实行精准是目前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近年来, 吉林省东部地区在进行农业升级和转型过程当中,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 初步形成了一些特色农业产业, 但是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 如政府行政程序繁杂、特色农业经济效益低、贫困群众收益低等问题, 造成了特色农业不能形成规模化市场化, 很难做大做强。本文针对目前吉林省东部地区的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 对其如何进行精准扶贫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提出了一些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农业产业发展,产业扶贫,发展模式,精准扶贫
参考文献
[1] 杨振强.精准扶贫视域下西部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发展模式研究[J].学术论坛, 2017 (3) :125-129.
[2] 张煜晗, 陈嵩嵩, 张晨.互联网+现代农业精准扶贫新模式探究[J].农业与技术, 2018 (9) .
[3] 朱琳敏, 王德平, 邓楠楠.精准扶贫背景下产业扶贫发展模式——"1+5"产业扶贫案例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17, 45 (25) :226-228.
地区发展模式范文第2篇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作物:水稻。供试作物品种:F优993。腐熟剂:武汉合缘绿色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合缘牌秸秆腐熟剂。供试肥料:尿素 (46%) 、过磷酸钙 (15%) 、氯化钾 (60%) 。试验地点:息烽县石硐镇水头村杨传友责任田。试验地为大眼泥田, 土壤养分情况见表1。
1.2 试验设计
处理1:常规施肥。处理2:常规施肥+粉碎油菜秸秆。处理3:常规施肥+秸秆腐熟剂+粉碎油菜秸秆。处理4:常规施肥+秸秆腐熟剂+油菜不粉碎秸秆, 腐熟剂和油菜不粉碎秸秆进行堆沤腐熟。处理5:常规施肥+秸秆腐熟剂+粉碎油菜秸秆, 腐熟剂和油菜粉碎秸秆进行堆沤腐熟。
1.3 试验方法
试验共设5个处理, 3次重复, 完全随机排列。小区长7.5 m, 宽4 m, 小区面积30 m2 (0.045亩) 。移栽时各处理均采取常规施肥, 等量基施纯氮34.5 kg/hm2, 五氧化二磷28.8 kg/hm2, 氧化钾90 kg/hm2, 处理2添加粉碎秸秆, 处理3添加粉碎秸秆和秸秆腐熟剂, 处理4、处理5分别添加堆沤腐熟秸秆。6月1日移栽, 9月25日收割。6月13日第一次追施纯氮34.5 kg/hm2, 7月29日第二次追施纯氮69 kg/hm2。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秸秆还田能培肥地力。如表2, 油菜秸秆还田种植水稻后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均有所提高, 土壤容重均变小。5处理秸秆粉碎还田比其他模式还田效果要好, 秸秆还田的2、3、4、5处理比秸秆未还田处理1土壤肥力明显提高[2]。纵向 (试验前后) 相比表明秸秆还田培肥地力效果显著。
2.2 对秸秆腐熟效果的影响
将秸秆颜色变化、手感软化情况和秸秆气味3方面级别数据相加, 数据越大, 表示秸秆腐熟程度越彻底, 比较各处理的秸秆腐解变化情况, 如表3可见:处理3、4、5秸秆腐熟剂施用5 d后较处理2秸秆未施腐熟剂腐解程度不太明显, 施用10 d后处理4、5较处理1有一些的变化, 秆色由中黄变为微黄, 手感微软, 施用30 d后处理3、4、5较处理1有明显的变化, 秆色裼黄, 手感软, 秸秆气味为酒味, 施用70 d后处理4、5较处理1最为明显, 秆色黑黄, 手感程度腐烂, 秸秆气味为腐烂味。综合所见:秸秆还田施用腐熟剂较不施腐熟剂腐烂开始早、速度快、腐烂程度更深, 尤以粉碎加腐熟剂堆沤效果最为显著。
2.3 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从表4可看出, 各处理产量均高于对照, 分别增产8.2、17.1、32.7、30.5 kg, 增产率分别为1.9%、3.9%、5.2%、6.1%。经方差分析, 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3 结论
秸秆还田能培肥地力, 尤其以秸秆粉碎后加武汉合缘绿色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合缘牌秸秆腐熟剂堆沤腐熟还田模式效果最好, 今后可作为秸秆还田模式进行推广。
注:采用分级制, 将秸秆颜色中黄、微黄、裼黄、黑黄分别定为1、2、3、4级;秸秆气味中的霉味、氨味、酒味、腐烂味分别定为1、2、3、4级;手感软化程度中的硬、微软、软、腐烂分别定为1、2、3、4级。统计时各处理中的腐解程度数值为三大指标级数值之和, 数值越大表示该处理的秸秆腐烂越快, 腐熟作用越明显。
试验结果表明, 使用武汉合缘绿色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合缘牌秸秆腐熟剂实施秸秆粉碎腐熟还田, 与无秸秆还田对照相比, 稻谷产量均有增加, 但产量差异不显著[3]。
秸秆还田施用腐熟剂较不施腐熟剂腐烂开始早、速度快、腐烂程度更深, 尤以粉碎后加腐熟剂堆沤效果最为显著。
摘要：介绍了黔中地区油菜秸秆还田的几种腐熟模式, 通过试验, 得出油菜秸秆粉碎后加武汉合缘绿色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合缘牌秸秆腐熟剂堆沤腐熟还田模式效果最好。
关键词：油菜秸秆,腐熟模式,腐熟技术
参考文献
[1] 刘仁, 王秀峰.玉米秸秆腐熟剂腐解度测定试验及推广模式[J].安徽农学通报, 2013 (19) :4.
[2] 林华.不同秸秆腐熟剂的应用效果比较试验[J].农业科技通讯, 2010 (9) :76-78.
地区发展模式范文第3篇
“十三五”实施以来, 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家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 并且出台很多政策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农村物流中, 近年来关于农村物流的研究运用受到很多企业重视, 阿里巴巴投入重金实验农村淘宝、组建菜鸟物流, 京东、苏宁也不甘落后, 先后投入重金组建农村物流车队, 各地流通企业纷纷加入, 各种涉及农村物流的运作如雨后春笋。但很明显, 现在主流的双向物流模式侧重于通用性, 区域性考量少, 缺乏区域物流的观念, 很难在效率和成本之间达成平衡。
一、良性农村双向物流应具有的特征
大量的数据证实, 双向物流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进城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双向物流良性运作的关键就是围绕着农产品进城进行思考。良性的双向物流应具有以下特征。
(一) 降低物流参与各方成本。
农产品进城物流实质就是农户生产产品通过物流企业销售给市民。物流的参与方是农户、市民、物流企业。双向物流良性方案首先是要降低农民生产的风险成本, 不能让农户生产的产品烂在地头, 及时将农产品送到需求地, 同时保证农产品低于市场价销售。二是要降低市民的采购成本。通过削减中间环节与流通费用降低市民的成本。三是要降低物流企业的流通成本, 通过减少车辆的空载率, 提高流通效率, 从而降低流通成本。
(二) 提高农产品商品转化效率, 提高附加值。
目前农产品销售的现状是农产品仅做粗加工就进入市场, 而且物流过程中的包装、流通加工等环节基本属于简单粗暴, 产品在进入流通环节增值能力较差。甚至于由于物流的不顺畅, 装卸搬运的不注意, 大量农产品在摆上餐桌之前已经出现了损耗。良性的农村双向物流要求将农产品进行精细包装, 改善农产品贸易条件, 缩短农产品产出地与消费地的时间距离, 降低农产品在物流环节上的耗损率, 最终达到提高农产品商品转化效率、提高附加值的目的。
(三) 实现农产品供需信息的无缝对接。
双向物流模式中要解决农产品“买难、卖难”的关键因素, 就是信息传递及时性和信息反馈的及时性。实现农产品供需信息的无缝对接显的尤为重要, 及时准确的信息传递体系, 可以减少农村物流环节, 降低农产品的损失率, 也可以提高交易效率, 减少交易的成本。也就是说农户了解消费者对需求之后, 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从事农产品的生产, 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四)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提高农民收入。
农产品返城的良性运作可以提高种植养殖者的收入, 但小规模分散式的经营并不是长久之策, 双向物流的长远观念是让农户生产能以规模化、集约化为主流。这就需要能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 良性的模式不能是某个企业受益而应扩大到更大范围, 通过物流环节中的开发, 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吸纳大量农民就业, 既增加农民的收入又提高物流企业的收益, 还满足市民更高的消费要求。
二、现代农村双向物流模式设计
(一) 农村双向物流模式的实体要素
农村双向物流的实体要素是处于该物流链中的各个节点, 以上行物流为例, 主要包括郴州邮政速递物流公司 (EMS) , 郴州汽运集团, 农产品需求者 (市民) 和农产品生产者 (农户) 。完整的农产品上行物流供应链始于农产品生产者止于产品消费者。
1. 郴州邮政速递物流公司 (EMS)
截止2017年底, 郴州地区的物流及邮政网点的建设迅速, 已经基本完成对所有乡镇和大部分行政村的覆盖。物流服务的满意度是逐年提高。农村居民也能获得快捷的物流服务, 农村居民可以足不出户将农产品委托EMS收售。
2. 郴州汽运集团
湖南郴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是郴州市以道路客货运输为主, 多种经营为辅的运输企业集团, 目前该集团的班车线路已经覆盖郴州地区所有乡镇, 做到了乡乡通班车, 县市区公共交通无盲区覆盖, 完全可以承担小批量农产品的运输和分发功能。郴汽集团的班车可以解决农产品时效性需求, 同时郴汽集团利用班车闲置运力进行运输又可以满足农产品运输成本低的要求。
3. 农产品生产者
南方地区的农产品生产者的显著特征是生产地分散和小批量生产。每一处村庄的出产都是品种多, 数量少, 这样导致农村运输的不饱合, 再加上农产品在运输、储存等环节上高达25%-30%的损失率, 农村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随着国家信息化的推进, 农户在信息化手段的使用方面也日趋熟悉, 根据调查, 郴州地区70%以上的村落都有农村淘宝的商家在进行运作。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新农村双向物流模式的推手。
4. 农产品需求者
农村双向物流关键就是满足农产品需求者的消费需求。农产品需求者除了市民之外, 还有超市、饭店、农贸市场, 他们通过集中采购汇集农产品再进行销售, 然而随着网络经济的冲击, 集中进行农产品采购的数量是呈逐年下降趋势, 市民已经成为农村双向物流研究的主要农产品需求方。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们对食物的消费早已经由数量需求过渡到质量需要, 不但是要追求吃饱, 更重要的是要吃好, 要吃绿色无污染的安全食品。这样的市民越来越多, 而市民的农产品消费具有持续性、群体性、普遍性的特点, 这样对直接从农村山野田间的农产品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二) 农村双向物流模式支撑要素
1. 网络信息交易平台
网络信息交易平台是双向物流正常运作的支撑平台。双向物流的各个实体在该平台上实现信息的无缝链接, 通过该平台, 各个节点企业可以及时发布、接收相关信息, 实现高效的协同运作。农户发布产品信息, 市民下达采购信息, 邮政和郴汽公司收到运输信息。通过平台串联商流、物流、信息流, 实现农村物流与城市物流的融合衔接。
2. 物流系统标准化建设
物流标准化是整个双向物流模式效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农产品的多样性如果不用物流标准化来进行约束, 必会对运输效益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双向物流标准化应该包括检测标准化、设施设备标准化、包装标准化、运输设备标准化。推广标准化让农户租赁托盘和周转箱可以起到规范物流的秩序、降低流通成本, 保证农产品运输安全等多种目的。
3. 农产品追溯系统设计
分散生产让农产品的检验成为农村物流健康的一大瓶颈, 农户自家地的作物拿到市场进行销售, 从没想过要进行检验, 在双向物流模式中构建农农产品网上双向追溯系统是有必要的, 既有利于打击农产品安全犯罪行为, 也有利保护农民利益。消费者应可以通过查询农产品包装上的代码进行质量追溯, 实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控制, 让各个物流环节都能互相了解所有信息。
(三) 农村双向物流模式的运行机制
1. 信息沟通机制
由交邮合作共建网络信息交易平台, 作为整个双向物流链对农产品需求、生产、加工, 销售的信息交流平台。农户将农产品的种植、生长、收获的情况实时在信息平台上发布。邮政根据农户信息定时进行农产品的征集工作, 郴汽集团根据邮政的征集信息, 安排班车在乡或镇客运站装运。农产品需求方则根据农产品收获信息向农户下达采购订单并支付货款。
2. 运输机制
EMS负责双向物流末端的配送工作, 从农户家中装运农产品到郴汽客运站, 郴汽集团负责运输到市区总站, 由总站进行流通加工后, 再交由EMS配送到市民手中。与之相反, 工业品下乡的运输机制是由农资公司将农户订购的农资交由郴汽集团进行向下运输。
3. 附加值提升机制
粗加工的农产品在包装上无法取得优势, 这必然需要在双向物流中存在一个附加值提升的功能, 由郴汽集团或邮政公司建设农产品流通加工车间, 既可以提高产品的价格又可以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
摘要：本文以郴州地区为例思考良性的农村双向物流应具有的特征, 并以农村上行物流为主要研究对象, 思考农村双向物流建设实体要素、支撑要素、运作机制。根据郴州地区现有的物流环境, 构建以公交公司和邮政公司为双主导下的农村双向物流模式。
关键词：农村,双向物流,交邮合作
参考文献
[1] 余小花.农村双向物流供应链模式的网络结构设计[J].改革与战略, 2016 (1) :72-74.
[2] 李利伟刘大龙.广西农村双向物流交邮合作模式研究[J].江苏商论, 2017 (9) 9-10.
地区发展模式范文第4篇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区域协调发展亮点频现的一年。一年来，中央围绕深入贯彻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现将2011年我国区域发展领域的重大事件予以盘点，旨在与大家共同分享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大事件之一：“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区域发展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区域发展战略体系更加完善。2011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用了一篇三章，系统阐述了未来5年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明确提出了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战略等方面的重点任务。与以往相比，“十二五”规划纲要在促进区域发展战略部署方面呈现出四个亮点：一是战略体系更加完善。“十一五”规划仅提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十二五”规划则把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特色城镇化战略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战略体系框架更为丰富而完整。二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继承原有思路的基础上，凸显了对培育新增长极的高度重视。比如西部大开发地区提出推动呼包鄂榆、广西北部湾、成渝、黔中、滇中等10个经济区的发展，东北地区提出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等5个经济区的发展，中部地区提出推进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等6个区域的发展，东部地区提出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10个区域的发展，合计明确31个重点区域的发展任务。三是主体功能区战略更加强调实践。“十二五”规划纲要把主体功能区思想上升到战略高度，并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体系、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评价制度、建立健全衔接协调机制等方面，对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作了全面部署，进一步夯实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基础。四是城镇化战略中更加体现人文关怀。“十一五”规划《纲要》的提法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十二五”规划在突出构建城市化空间布局等要求外，更加注重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时对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提出了积极推进的思路和要求。总体来看，“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一步明确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内涵、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为新时期全面推进地区经济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大事件之二：“十二五”规划顺利开局，中央领导同志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2011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国内外各种矛盾和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大力解决突出问题，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危机成果，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实现了“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近年来，为切实凸显宏观调控的综合效果，中央不断强化区域政策的积极作用，出台了一系列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培育形成了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增长极，明显激发了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和自我发展能力，区域发展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为有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对近年来区域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都分别对当前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了积极评价，区域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大事件之三：区域政策体系呈现出细化、实化、差别化的显著特征，区域经济新版图基本形成。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完整地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近年来，围绕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国家在四大板块开发格局的基础上，科学梳理我国区域经济布局，有针对性地制定了重点地区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出台了主体功能区规划，统筹谋划重点开发开放的经济区和城市群，培育形成竞相发展的多极化开发格局，区域政策空间尺度进一步缩小，日益呈现出细化、实化、差别化的特征，区域经济发展版图得以重构和优化。近年来的发展实践充分表明，赋予区域性政策的区域发展速度和质量要明显优于其他区域。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地区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元的省份已达到23个（比上年增加了6个），广东继续领跑，成为第一个GDP迈入5万亿元的省份，而江苏、山东也突破4万亿元，紧随其后。排在前列和近年来进入这一阵营的省份，基本上是区域政策覆盖密度较大的地区。
大事件之四：各地区经济增长继续企稳趋缓，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2011年，各地区坚决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迎难而上，锐意进取，经济运行各项指标好于预期，调控效果逐步显现。据统计，2011年前三季度，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分别增长10.6%、12.8%、14.0%和12.9%，仍保持较快增长水平。从增长速度来看，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各大地区经济增速较上年同期普遍出现回落迹象。与上半年相比，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分别回落了0.2、0.1、0.2和0.1个百分点，增速呈现趋稳态势；与上年同期相比，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分别回落2.0、1.3、0.1和1.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继续保持最快且回落幅度最小。从各地区增速和经济比重对比来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速度继续保持快于东部地区的良好态势；2011年前三季度，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GDP占地区合计的比重分别为52.6%、20.5%、18.7%和8.2%，与上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比重减少0.9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比重分别增加0.5和0.4个百分点，区域发展差距趋于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令人欣喜的是，各个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呈现出积极变化，如2011年前三季度，北京、上海、浙江3省市GDP同比分别增长8.0%、8.3%、8.5%，增速列全国各省区市的倒数前3位，但上海、北京、浙江3省市的竞争力和发展质量又分列全国第1、第2和第5位，这充分反映出上述地区更加注重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大事件之五：中央批复实施了一系列新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性文件，重点地区开发开放力度继续加大。2011年，着眼于细化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在近年来已开展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重点地区开发开放的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一年来，为促进东部地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国务院相继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国务院批准设立了舟山群岛新区，批复了关于横琴开发的有关政策。沿海地区的规划政策体系和层次更为完善，空间开发格局更为优化。围绕进一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认真落实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支持山西开展经济转型试点工作，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向纵深层次积极推进。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国务院出台了《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我国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批复了《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为进一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积极推动资源型城市和地区转型，组织实施了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专项，编制了“十二五”东北振兴规划。随着诸多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政策文件的深入实施，重点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开发开放力度加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加强。
大事件之六：中央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予以高度重视，对口支援新疆、西藏等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2011年，在已经制定实施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有关政策的基础上，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均具有了专门的扶持性政策，明确了新时期各个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重点任务。为扩大新疆对外开放水平，国务院还出台了《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赋予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进一步完善对口支援工作机制，为促进新时期新疆、西藏等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和有关援藏会议，研究部署全年对口支援工作。中央进一步调整完善了经济、干部、人才、科技等全方位对口支援工作格局，首次明确了对口援藏、援疆资金实物工作量，并要求各支援省市以规划为依据有序推进对口支援各项工作，切实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优越性。对口支援工作对于缓解欠发达地区发展瓶颈，破解发展难题，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加快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实现全面小康步伐，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初步测算，2011年，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西藏地区生产总值（GDP）同比分别增长15%、12.3%、12%、12%和12.6%，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西藏增速均高于2010年水平，展示出民族地区蓬勃的发展势头。
大事件之七：区域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国际国内区域合作载体不断实化。2011年，我国国内外区域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合作载体明显实化。为积极引导产业跨地区转移，继2010年国务院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建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之后，2011年国务院又批复了《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设立了湖南湘南、湖北荆州、广西桂东、重庆沿江、宁夏银川5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积极创新产业转移承接机制和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2011年，不同地区间合作交流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重点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西咸、长株潭、长吉等地区在战略规划、产业发展、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市场体系、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深度不断加大，合作机制不断完善。2011年，国际区域合作得到积极拓展。沿边地区开放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大，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向北开放步伐加快；我国与东盟、东北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对外国际通道、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规划建设进程明显加快，我国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大事件之八：中央对扶贫开发提出新要求，农民收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统计，2001—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累计达到2043.8亿元，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形势和任务，全面部署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贯彻落实工作。为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个标准比2009年的标准提高了92%，将更多的低收入人口纳入了扶贫范围；中央同时决定全面推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将六盘山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及四川、云南、甘肃、青海4省藏区，新疆南疆3地州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并在武陵山片区率先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上年增加1058元，增长17.9%。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1.4%，增速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实现了连续8年较快增长。2011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79元，比上年增加2701元，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继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协调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
大事件之九：全国海洋经济试点工作全面实施，海洋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新亮点。2010年4月，国务院同意开展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2011年，国务院相继批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同意设立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这些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是我国区域发展从陆域经济向海洋经济延伸、加快推进陆海统筹、拓展国民经济发展空间的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自上述战略规划批复以来，山东、浙江、广东三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广泛动员，建立了高效有力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和配套政策，启动了一批产业项目和重点工程，试点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据统计，目前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接近10%，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2011年，我国海洋科技取得重大突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突破5000米海深，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大事件之十：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重点流域、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11年，国家研究起草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分解下达了“十二五”节能目标。支持重点节能工程建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研究制定了“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完成了部分省市循环经济统计试点，安排专项资金支持15个城市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33个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单位建设、6个园区循环化改造。继续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京津风沙源治理、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防护林体系建设和退牧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积极推进生态补偿机制立法和生态文明试点示范。加大投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积极推进重点流域、海域污染治理，太湖等重点湖泊水质进一步好转。国务院审议通过了《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积极探索有利于青海藏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
地区发展模式范文第5篇
摘要: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必须要有良好的法治环境。建设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法治环境,既要建立《西部开发促进法》为基本法的法律体系,又要修改完善不适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更要提高西部地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只有这样,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才会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中有序推进。
关键词:空间结构;法治环境;制度建设
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必须加快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可以确保西部地区的有序开发和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演进。
一、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现状分析
经济空间结构(简称空间结构)由点、线、网络和域面四个基本要素组成。空间结构中的点、线、网络和域面具有特定的经济内涵和相应的功能。点、线、域面之间有不同组合方式,在区域中最合理的表现为节点相互依存,通道配套运行,域面协调发展,各种空间经济实体的联系交错密集,呈现网络化系统。
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提升的过程。演进的动力来自于经济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从内在机制来看,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是分工发展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展开,而分工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空间结构自我演进的进程。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也受到外部力量的推动,这种外力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及区际联系体现出来,外力对结构变迁的效果则取决于它们对内因变化的影响程度。法治环境是经济空间结构向上提升的外在动力。
西部地区经济空间开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关中地区、川西地区、陇西地区曾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创造过高度的古代文明。西部地区在几百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云南的元谋猿人至今有170万年的历史。在新石器时代,东西部的发展差距不大,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夏商周三个王朝的中心横跨黄河流域今天的晋、陕、豫、鲁等省,东西差距也不明显。秦汉以后,不断开发、不断移民,经济社会都有较大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发达的以关中地区为极核的西部经济中心。唐宋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向东南推移,西部地区逐渐呈现落后的状态。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就是中国经济中心向东南推移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空间结构得到了优化提升。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为了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国家于2000年启动了西部大开发。
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6 65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47 455亿元,年均增长达到11.6%,超过全国同期经济增长水平,与全国同口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差距不断缩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72亿美元增加到786亿美元,年均增长近25%。”[1]200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8 256.58亿元,占全国GDP的17.8%。西部大开发的九年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九年。
九年多的西部大开发,从经济空间结构分析,西部地区空间结构演进初步形成了西陇海—兰新经济带,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带,南贵昆经济区,呼包—包兰—兰青经济带,环西部边境经济带;西部各省市区在经济空间开发上已初步形成了广西西江经济带,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昆明—瑞丽经济带,昆明—景洪经济带,藏南河谷经济带,攀西经济带,甘南经济带,银川平原经济带,河套平原经济带,青海盐湖经济带,天山北坡经济带,塔里木盆地边缘经济圈。
西部大开发,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日趋合理,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区域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西部各省、市、区之间,与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西部的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差距。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的发展差距,明显大于陕西、内蒙、新疆。西南的四川、重庆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贵州、云南、广西。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地方年度统计公报,按常住人口计算,2008年重庆市的人均GDP是17 952元,贵州的人均GDP只有8 788元,相差9 164元。新疆的人均GDP是19 726元,甘肃的人均GDP只有12 085元,相差5 560元[2]。从人均GDP来看,西部的区域差距呈U字型状态,形成远西部地区、近西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格局。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在持续拉大。2000年东部的人均GDP是10 768元,西部是4 606元,相差6 162元;2008年东部的人均GDP是36 658元,西部是15 993元,相差20 665元。若贵州的人均GDP与东部的上海相比,相差8.25倍,2008年上海人均GDP是72 538元。二是城乡格局难以打破。西部地区广阔的落后的农村经济与现代的发达的城市经济并存的格局依然很牢固,并有扩大的趋势。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了6∶1;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达到了6倍。西部的城乡差距、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更大。三是产业层次低下。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远没有形成有特色的产业,特别突出的是西部地区一些资源性产业,产品的链条不长,深加工的能力不强,难以支撑西部地区的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四是交通远没有形成网络。经济空间结构演进依托的交通网络还相当薄弱,西部地区的公路乃至铁路的路网密度远不如东部,且通达条件差,西部地区省与省之间的公路连接,特别是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公路主干道的连接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五是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外的部分企业利用东西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将部分环境污染大、能耗高的产业转入西部,加重西部的生态环境恶化。西部地区资源的开采并没有给当地带来富裕,而带来的却是环境的污染和人民的贫困。六是资源开发浪费严重。西部地区矿山企业布局散乱,生产规模小,大矿小开,回采率极低,资源流失严重,浪费严重;水资源的污染触目惊心,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塔里木河流域有60 %以上的河段不同程度受到污染,10% 的河段污染严重。七是发展工业不切实际。西部地区工业布局混乱,适合和不适合工业发展的区域都在发展工业,都在倾全力招商,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也没有效益。八是合同的履约程度低。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法治精神可视为契约精神,法治精神的精髓是公平正义。参与市场经营的主体,都是平等的,靠合同来规范双方的交易行为。合同法是变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是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由于签订合同的双方都缺失法治精神,合同不兑现的事时常发生,也难以解决。因此,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进一步演进必须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用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法治环境,保障西部大开发的顺利推进和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演进。
二、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必须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西部地区良好的法治环境对于西部大开发的有序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具有极其重要作用。法学家夏勇说,讲西部开发的法律问题,最关键、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讲法治(the rule of law)。第一,西部开发是一种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开发,所以要特别强调循法守则。第二,西部开发亟需建立合理的开发与发展的秩序;第三,西部开发急需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在国家财政支持有限、西部人才大量流失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够使资金和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西部?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是市场交易的准则,投资安全的保障,政府行为的尺度。依法办事是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最佳信用。法治环境乃是最佳的投资环境。如果说资本、技术和人才的输入是“输血”,那么,法治环境就是“活血”机制。如果一个地区的法律意识薄弱,政策随意变动,税外收费苛繁,合同难以履行,那么,该地区的资本、技术和人力市场就不会有可靠的利益预期和利益安全,就不会产生任何体现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海内外投资者也就会望而却步。对于成熟的市场主体来讲,尤其是对那些想到西部发展的有商业远见和事业心的客商来讲,毫无疑问,法治环境要比临时的、短期的甜头更具有吸引力[3]。
2000年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时要求西部大开发必须统一规划、部署、协调、组织,所有的规划、方针、政策要用法律的稳定性和强制力来保障。西部大开发是在市场调节和国家调控有机结合的框架下启动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以法治保障下的国家宏观调控为前提。西部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利益的增长,不仅需要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更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运用法律规范和制度引导资源的流向,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扩展,最终形成一体化的经济空间开发格局。
西部大开发九年来主要依靠的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法治保障作用还没有显示出来。由于缺少法治的保障,西部大开发中不可避免出现了盲目、无序和浪费的现象。这在自然资源开发中特别严重,有资料显示,长江上游的小水电开发,由于技术力量薄弱,支流的开发近乎掠夺性开发。不少流域由于投资主体不同,造成流域开发缺乏整体规划;梯级电站之间无法协调,既造成了流域资源的严重浪费,又使开发利用效率低下,影响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国家确定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特色优势产业发展[4]。重点建设的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公路、铁路、机场、输气管道干线、电站、电网、信息传输设施、市政基础设施、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也是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载体。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巨大,具有极强的公益性,需要立法确认和规范,才可能达到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共生共进的均衡,奠定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坚实基础。
西部地区是国家的生态屏障。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已经十分脆弱。自1978年以来,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环境资源立法明显加快,可以说,在森林、草原、矿藏、河流、土地、环保、水土保持等主要领域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但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有效遏制地方和部门在自我利益的驱使下破坏生态环境,不断出现“一边治理,一边破坏;一方治理,多方破坏”的现象。西部大开发必须处理好环境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的关系,自然资源要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找到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均衡点。这就需要从制度上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功能修复的问题,需要建立利益平衡的制度机制并使之规范化、法律化,以充分调动各类利益主体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西部地区环境承载能力弱,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调整,落后地区人口的无限制增长、经济建设带来的资源和能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企业和政府的短期行为,才有可能得到有效控制。
特色优势产业是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支撑。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关键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具有典型的资源型、初级化特征,缺乏核心竞争力,且产业结构严重趋同,过分追求小而全的发展模式,没有形成特色优势产业。因此,西部大开发应根据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通过政府有效的宏观政策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加强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解决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选择以市场为导向的西部特色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集约化农业、农牧产品深加工、旅游业等特色产业,建立能源、冶金、石化、机电一体化、稀有金属材料、航空航天等主导产业群,实现产业结构的效率最大化。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必须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调节,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为西部不同区域特色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西部大开发,国家配套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优惠政策意在通过权利与义务的重新配置,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西部地区的迅猛发展。地方的优惠政策应该尊重市场规则,遵守国家法律,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当地人民的利益。目前,不少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已经出现了乱给优惠,不惜血本,恶性竞争的不良现象。国家应该从法律上明确优惠的原则、权限、程序、范围和时限,尽可能用法定优惠替代行政优惠。凡需要给予西部与现行法律规定不同的优惠政策,必须经过立法明确规定之后,再予推行。国家应加快制定统一的优惠原则,并根据各地区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制定分层次的优惠幅度,各地不得自行突破。凡出台的地方性优惠政策必须经上级政府和同级人大批准后公布实施。条件成熟后,应尽量将优惠政策上升为法律,保证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有一个公平的投资环境。
西部地区地域广袤,有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1.4%。西部地区地形也很复杂,高原、盆地、沙漠、草原相间,主要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四川盆地。沙漠地貌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国家可考虑西部未利用的国有土地实行特殊的开发制度。在西部地区,城市和已经开垦的农村土地仍然坚持现行土地法律和政策,但对于数量巨大的未利用荒地、沙漠,可考虑在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运用法律机制,通过授予开发者更明确、更长久、更稳定、更充分的土地权利来加以治理和利用。据有关资料显示,西部十二个省、市、区仅适宜开发的农用土地约6.3亿亩,占全国农用后备土地的一半以上。政府可考虑将一定面积待开发治理的土地以低价、无偿或先期注入资金扶持的方式,承包给个人,在治理开发的前期给予贷款、补贴、贴息、雇佣工人工资、医疗保障等政策,规定100年不变(因为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承包者拥有充分的土地使用、转让、经营管理权。还可鼓励一部分人长期甚至一生以植树种草、治理土地为业,等到土地治理开发产生明显经济效益时,政府可通过经济手段将承包者所得利润用于土地更大面积的治理开发,形成土地开发的良性循环。国家还可考虑,建立一种允许开发者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权期满后自动顺延的制度。承包者在承包期满后,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撤销承包权的情形,则其权利自动顺延,以此鼓励西部地区土地的生态开发和利用。
三、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法治环境建设
建设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的法治环境要多管齐下:既要立法,而且立法要适度超前,又要修改完善不适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还要提高西部地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
1.加快立法进程,规范西部地区开发秩序。立法开发在西部大开发启动时有关专家、学者就多次提出过。用成文法律规范区域开发行为,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发达国家区域开发的重要经验和普遍做法。美国在19世纪为开发西部出台了《鼓励西部植树法》、《沙漠土地法》等法律,极大推动了西部开发的进程;20世纪60年,又相继颁布《地区再开发法》、《加速公共工程法》、《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引导西部地区的开发进入新的阶段。德国1969年颁布实施了《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两德统一后,确定了区域经济促进区,东部五个州全部划为区域经济促进区。统一后短短五年时间,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就缩短了1/3,现在基本达到了一体化发展。日本在开发北海道过程中,制定颁布《北海道开发法》、《国土综合开发法》,并从1952—1997年连续实施了五期综合开发计划。中国开发西部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加快西部地区的立法进程。通过立法把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重点任务、组织领导机构、开发资金渠道、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开发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等等,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保证西部大开发有序推进,以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精神。西部大开发是由国家颁布政策率先启动的,2000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73号)以及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6号)及其国家相关部委颁发的配套文件。这些文件历经九年仍然在发挥作用。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西部开发的实践,本着注重实效、突出重点、逐步完善的原则,加快西部开发法制建设步伐,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法律保障。抓紧起草《西部开发促进法》和《西部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逐步建立和完善西部开发法律法规体系。”
西部开发法律法规体系应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应是作为基本法的《西部开发促进法》。2004年3月国务院提出“抓紧起草《西部开发促进法》”时,全国人大就把制定《西部开发促进法》列入全国第十届人大五年立法规划,由西部开发办牵头,成立了“西部开发促进法”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并形成征求意见稿。据2005年7月28日《法制日报》报道的信息,《西部开发促进法》着重从生产力布局调整、运用经济杠杆、人才培养和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进行规定,并于2005年底提交国务院审查[5]。快四年了,《西部开发促进法》应尽快颁布,作为规范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法。
第二个部分单行法。《西部开发促进法》颁布实施后,国家应根据西部地区的开发需要以及立法条件和时机的成熟度,制定相关的单行法律。在投资方面,应尽快制定《西部投资法》,规定资金的筹措,国家投资的比例,资金的管理,使用程序;依法鼓励和保护投资主体的利益,有序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产业发展方面,应尽快制定《西部工业布局法》,调整西部开发中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通过法律措施促进市场主体的培育,使工业成为西部地区的支柱产业,以缩小东西差距,解决产业布局东轻西重、北重南轻的格局,将工业发展逐步从发达地区引向西部,确定用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并确定在边远地区大力创办大学和科研机构,摧生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在边境开发方面,西部地区有2万公里的边境线,与十三个国家接壤,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有三十多个民族在西部地区六个省、区的边境线上跨境而居,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国界线内侧依次紧靠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区域,有贫困地区、较发达地区、发达地区。边境开发有他的特殊性,应尽快制定《西部边境地区开发法》明确规定边境地区开发的地域范围、目标、任务、原则和手段,明确西部边境地区开发的程序、法律责任、政府作用、职能分工以及开发资金的筹措和使用,促进西部边境地区和谐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应尽快制定《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法》,明确规定西部地区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流动、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知识产权的保护,教育投资的比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配置,鼓励各类人才向西部流动,尤其要利用西部地区已有的人才资源,发展高科技产业,带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经济空间结构的演进。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尽快制定《西部生态环境保护法》,着重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封山绿化、水土保持、修渠灌溉、土壤改造、生态功能修复作出规定。正在制定的《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监督条例》要尽快颁布实施,并结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补充、修改、完善,上升为法律。在流域开发方面,应尽快制定《长江流域管理法》、《黄河流域管理法》、《塔里木河流域管理法》,统筹全流域水资源和河流开发的活动,规范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具体行为,将流域的水能开发、矿产资源开发、森林保护、生态修复等纳入立法保护范围,形成大生态,绿河川的开发格局,更好地造福人类。
第三个部分地方法规。根据我国宪法、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省会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享有立法权,可以制定地方法规,依法引导地方发展。四川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可制定岷江、雅砻江等省域河流的开发条例,规范开发行为,确保流域资源的综合开发,获得最佳边际收益。国务院各部门也可根据西部开发的实际需要,制定相应的部门法规,依法引导西部地区的有序开发。
建立西部开发法律法规体系是一个过程,既要加快速度,也要讲求质量。《西部开发促进法》从提出到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到起草送审,已是九年有余了。九年来靠政策推动的西部大开发力度在减轻,各方支持的力量在减小,发展速度也在放慢,人才仍然留不住。仅就人才而言,西部地区待遇低,条件艰苦,与东部地区人才的收入相比,相差有的超过10倍。国家完全可以加快西部地区人才开发的立法进程,就像芬兰一样,把在边远地区创办大学和科研机构纳入立法范围,吸引、培植一大批人才到边远地区创业,形成用高新技术产业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立法的方式上改变过去由部门立法再送国务院审查后送国家人大批准的方式,可采取招标的方式由法学专家组成起草小组,根据西部开发的实际需要,充分考虑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找到各方开发主体利益的均衡点,避免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垄断化,垄断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法律化的倾向。一些法律法规制定出来,无法实施,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从国家利益出发,没有体现科学发展观,更多地保护了部门利益,这是部门立法的必然结果。比如,我国现行的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主要有四部:《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这四部法律对我国的水资源保护问题已作出了全面的规定,但实际上在立法理念与实践中,这四部法律本身及其相互之间没有找到利益的均衡点,以致于在河流出现严重污染时,现行法律无法发挥作用。国家通过招标立法,既可以提高立法的质量又可加快立法的速度,更便于实施。
2.修正完善法律法规,引导西部地区可持续开发。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国家要在创制新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对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不利于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规章要及时修正完善。当前尤其要尽修正完善《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是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必须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尽最大努力延续使用期。我国矿产资源总量大,但人均少、禀赋差,大宗、支柱性矿产不足。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据《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的测算,“到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将超过35亿吨,2008—2020年累计需求超过430亿吨;石油5亿吨,累计需求超过60亿吨;铁矿石13亿吨,累计需求超过160亿吨;精炼铜730～760万吨,累计需求将近1亿吨;铝1 300～1 400万吨,累计需求超过1.6亿吨。如不加强勘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届时在我国45种主要矿产中,有19种矿产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其中11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矿产,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上升到60%,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在40%左右,铜和钾的对外依存度仍将保持在70%左右。”[6]中国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特别丰富,占全国储量的50.45%,45种主要矿产资源储量的50.81%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富集了64%的煤炭资源,53%的石油和83%的天然气资源以及主要的稀有金属矿藏。但西部地区在矿产资源的开发上秩序混乱,乱采滥挖、采富弃贫、低回采率问题特别严重。
造成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混乱最关键的原因,是缺乏严厉的法律规定。有序、和谐开发矿产资源,必须修正完善《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法》是1986年3月19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后又于1996年作了一次重大修改。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矿产资源法》在某些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其中的一些规定与当前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必须作相应的修正。《矿产资源法》应作六个方面的修正:一是应明确矿产资源必须集中统一管理。既要明确主管部门的职能,又要处理好与协同管理部门的关系,尤其要明确规定稀有金属矿藏的开采、加工、储备、出口审批程序,未经法定部门审批,不得勘探、开采、加工、出售、出口稀有金属矿产品,违反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确保战略资源的永续利用;规定西部地区已查明的钨、锡、锑、稀土等稀有金属矿藏实行保护性开采,建立特定矿种的矿产地储备基地。二是要有环境保护的规定。开采矿产资源不可避免对地质环境造成破坏,应增加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条款,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保矿山企业自觉履行保护、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义务,使矿山企业的开采行为更加规范,避免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地质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三是对矿业用地要有复垦的强制性规定。矿区范围内的土地不能按一般的建设用地的管理办法来管理,必须要有特殊规定。勘探和采矿中造成的土地破坏要有复垦的强制性规定。四是对尾矿利用应作出明确规定,对矿山固体废料资源要有依法管理、有序开发的条款,明确尾矿的所有权和开发权。五是对矿产资源勘查要有明确规定。矿产资源是国有资源,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可由国家垄断开发,收益由全中国人民共享,不是谁有钱就可以取得探矿权,就可以取得采矿权。中国已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充足的财政收入,可以支撑矿产资源的勘查费用。国家应每年拿出足够的资金用于地质勘查及重要矿种和重点成矿区带的勘查,有计划地赎回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矿藏的外资矿山、私有矿山。六是对国家储备稀缺矿藏的地方政府给予相应的补偿,使其在保护期间,经济上得到足够的补偿,保证经济社会能够稳定发展,国家最终得到边际开发和边际收益的均衡。
3.大力提高西部地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依法推动西部开发。西部大开发需要制定和修改若干法律,更要遵守和运用现行法律。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在总量、结构和获取方式上存在明显差距,法治观念也相对淡薄,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必须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法律素质是指领导干部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律己的一种能力。提高西部地区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可从五个方面着力:一要认真学习法律知识。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手段进行领导,改变过去那种单纯用政策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做法,克服“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错误做法。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既是适应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的需要,也是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学法、用法和自觉遵守法律的需要。因此,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既要注重法律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法治理论的培育,打好法律知识的功底。二要注重更新法治观念。由于西部的部分地区从奴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有的地区曾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有厚重的封建文化的积淀,也由于我们过去实行了多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习惯于按领导人意见办事,以致有的领导干部法治观念淡薄。依法推进西部大开发,必须清除不适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传统观念,特别是人治思想的长期影响,使法治思想在领导干部的头脑中扎下根来,超出法律许可的特权,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三要注重法制的宣传教育。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良好法治环境的重要因素。领导干部应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采取积极可行的措施,加大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素养。四要注重在实践中改进工作方法。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注重改进工作方式,从运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推动工作转移到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并举推动工作上来,特别要突出法律手段的运用,不断提高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能力。五要注重培育法律至上信仰。领导干部要有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事实、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和有以身殉法的精神,更要在心目中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敬畏宪法和法律,使权力的运作受制于法律的引导[7]。
开发西部,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必须加强法治环境建设,不但需要公正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修改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不利于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规章,而且还需要制定一系列有利于促进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规章。只有这样,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进才会和谐推进,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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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鑫.《西部开发促进法》将于年底提交国务院审查[N].法制日报,2005-07-28(01).
[6]国土资源部.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Z].国土资发[2008]309号.
[7]吴大华.营造西部大开发良好的法治环境[J].中国法学,2004,(1):6.(责任编辑/ 姜超)
地区发展模式范文第6篇
摘 要：随着人口老年化程度日趋严重和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养老和健康逐渐成为个人乃至国家关注的问题，康养产业孕育而生。但其作为我国近几年才开始重点关注的行业，其产业体系只是初步形成，因此国内对其概念还没有统一的界定，金融在支持其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明晰康养产业的定义，再结合贵州独特的地理优势以及人口结构特征，分析其发展中的不足，为金融如何发力促进我国农村地区康养产业发展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地区;康养产业;金融支持;贵州省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迅猛发展，2019年全国人民生产总值已达91.9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经济的繁荣让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不再仅满足于对基本生活物质的需求，而且更加关注精神享受，对保持身心健康、提高生活品质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因此，康养成为每个人都在关注的话题，康养产业也成为中央乃至全国各地重点关注和发展的领域。但是，康养产业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其基本的概念亟待界定，金融与其有效的融合模式还需继续摸索。贵州农村地区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森林资源，2019年贵州的森林覆盖率已达59.95%，负氧离子含量高，药材齐全。此外，贵州省是喀斯特地形地貌最为突出的省份，有着独特自然风貌。贵州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药材有着特殊的疗养功能，因此，金融支持贵州康养产业发展的研究成果可为全国农村地区提供一些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康养产业界定及其内涵
（一）明晰康养产业定义的意义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以及健康状态的维持。在经济总量和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养老问题成为全国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始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尽管中央各部门颁布和编制了一系列有关康养产业发展的政策和规划，但对康养产业的概念没有明确界定。
因此，明晰康养产业的内涵对构造完整的产业体系、合理安排产业布局有着重要意义。康养产业的定义是对产业的范畴、产业发展方式、产业规划布局以及以怎样的融资方式支持其发展的基本要求，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正是因为含义的模糊，康养产业的构成体系便不能明确归类，与康养相关的管理职能部门与规范管理法规便不能统一标准，给予规范。基于我国康养产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康养产业主要面临着产业体系不完整、激励机制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完善、产业链不完全、人才服务队伍缺乏不足等问题，故而对康养产业概念的界定是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全链条的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如果概念不能界定，金融支持便不能准确识别需求，会导致资金无法形成有针对性、有效的匹配，社会资本只能流向政府所界定的范围，融资筹资方式也会因进入和退出机制的不完善受到限制。
（二）康养产业的内涵及其划分
康养产业是指紧紧围绕着人类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心理健康以及养护三种状态的生活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产业综合体[1]。“康”表现为最终的健康状态，该最终状态体现的是全方位的健康;“养”是指实现健康状态的养护过程，需要以各相关产业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作为基础，是康养产业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各产业出现、发展以及创新的根本驱动力，只有成功养护好，才能实现健康。康养产业内容广泛，包含治病、康复、保健、养老、预防、教育、咨询、环境保护等领域，相关产业有食品业、康复业、医药及器材制造业、养老养生业、心里咨询业、旅游业等等[2]。因此，康养产业的属性十分复杂，不过作为产业概念仍属于经济学范畴。康养产业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既有完全由私人参与生产的市场化的商品，也有政府完全负责建设的公共性质的物品，还有政企合作一同参与设计的准公共品，很难统一归类其商品属性。从我国学者对康养产业的研究成果来看，站在实现健康状态的角度，可以将其分为自然资源实现型、药品器械实现型、食物调养型、人力疏导型以及运动调节型。自然资源实现型是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利用自然的调节功能，实现整个人的身心愉悦，减压降负，该类型如森林康养、旅游康养等;药品器械实现型通过药物治疗、器械康复等维护人体器官的正常运转，如保健品的生产、跑步机的开发等等;食品调养型主要是通过食用绿色无害的食物和食物的药理功能作用实现健康;人力疏导型通过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对心理有问题的人进行心理开导，为他们解答疑惑，解决心理障碍;运动调节型通过人类自觉、自律的运动健身，保持健康的体魄。自然资源实现型康养产业发展需要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完备的基础设施，该产业项目建设具有资金需要量大、投资回收期长、风险高等特点，往往需要多方的参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给金融支持其发展带来的阻力最大，而其他类型的康养产业发展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资金的投入和收回时间较短。因此，本文主要解决的是金融支持自然资源实现型康养产业的发展问题，以下统称为康养产业，避免阐述累赘。
二、贵州康养产业发展现状与金融支持瓶颈
（一）贵州康养产业发展现状
贵州省自2013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发展要坚持两个底线以来，利用其独特的旅游、生态、养生、文化等资源，通过加强顶层设计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康养产业的政策和规划，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健康中国正式列入国家的发展战略，贵州省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战略安排，以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环境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健康产业的政策并制定《贵州省健康养生产业发展规划（2015—2020年）》，相应实施的“6个50”工程。2015年贵州成立大健康医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就贵州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专门进行探讨，2018年继续出台《贵州省大健康产业发展新一轮六项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该计划中预计到2020年，大健康产业产值增加值突破1 800亿元，形成让大健康產业的大企业越做越强，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竞相迸发的产业格局，并对健康医药产业、健康医疗产业、健康养老产业、健康运动产业、健康管理产业、健康旅游产业、健康药食材产业等六大产业发展做了三年行动计划。2018年贵州在交通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全省公路里程达19.69万公里，铁路通车里程达3 560公里，高速公路达6 453公里;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县城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在97%以上，森林覆盖率达57%;在医疗保障方面，每千人床位数达到6.51张，远程医疗会诊服务23.6万例。2019年8月底贵州省中药材（不含刺梨、石斛）种植597.53万亩，产量42.87万吨，产值50.51亿元，截至9月，贵州33个县药用植物资源5 304种。目前，贵州的全国500强制药企业达到14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药独家品种达到154个，2015年苗药总产值突破300亿[3]。2018年贵州实现旅游总收入9 471.03亿元，国内旅游96 712万人次，国外旅游9 449.58万人次。
（二）制约金融支持贵州农村地区康养产业发展的因素
实现资金融通是金融最基本的功能，金融体系是包含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等综合体系，活跃的金融市场、丰富的金融工具、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和有效的金融监管对康养产业融资、减低成本、分散风险有着重大意义。虽然贵州对康养产业实施了具体战略计划并营造了一定的金融支持环境，但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1.金融政策不完善。近几年康养产业在贵州的发展速度迅猛，但支持其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却落后于产业的发展速度。目前，贵州省出台的政策主要都是在加强顶层设计部署规划，着重从宏观角度给予指引，对康养产业的具体细则、实施手段特别是金融支持政策非常少，金融监管政策相当缺乏，缺乏有效支撑金融产业发展的法律环境。
2.金融市场参与主体不多，制约融资规模。目前，康养产业项目建设主体者在金融市场的参与度不高，其主要以政府财政资金和银行信贷给予支持。主要因为：一方面，政府对参与康养项目建设者门槛较高，通常是实力强大，资金雄厚的成熟企业才能从政府手中拿到指标，因此限制了从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个数;另一方面，康养产业是新型产业，投资者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不好判断其风险，担心资金安全性和产业盈利能力，往往望而却步。这两方的因素制约着与康养产业相关的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上参与主体的单一导致金融产品开发缺乏动力，品种少。金融产品能将资金从盈余者流向短缺者的中介工具，丰富的金融产品有助于融资规模的增加，通过在不同的金融工具间配置资源有利于风险的分散。我国康养产业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声誉和信任度不强是投资者少的重要原因，极大地制约了企业从金融市场融资的规模。
3.金融监管法规缺乏，风险难以控制。金融监管作用主要在于對风险的防范，规范权责范围，避免权力过于集中。贵州乃至全国都没有制定金融支持康养产业详细的法律法规，康养产业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企业准入和退出机制不完善，让很多投资者心有顾忌，不敢大胆涉及相关投融资活动，只处于观望状态，阻碍了企业融资渠道的扩展。企业除了从银行取得贷款和利用政府设立的专门基金外，还有大量的资金需求不能得到满足。金融监管法规的缺乏往往滋生众多的风险，金融监管制约着人的非法行为和投机行为，是维护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秩序的保障。风险的存在和信息的不公开让人们有资金不敢投，不愿意投，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让资金不能有效地流向康养产业，从而制约了产业发展。
三、金融支持康养产业发展的建议
（一）完善支持康养产业发展的金融政策
在政府加大顶层设计的同时，更要完善基本的金融政策安排，在官方平台和多媒体媒介上加大政策宣传，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投资的顾虑，让更多资金流入康养产业，支撑产业发展，完善产业链条，安全的金融政策环境是保障金融支持康养产业发展的生存土壤，是对资金运用、盈利、安全的保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指导、规范是完善康养产业金融支持体系，同时也是保证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全产业链的重要举措。
（二）提供财税和金融信贷政策支持，吸引更多主体参与
美国政治家汉密尔顿于1971年提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主张产业还处于初创期的时候采取适度的保护政策，能让该企业更具竞争力，其在未来具有的比较优势，能对国民经济和企业壮大作出积极贡献。康养产业作为新生产业，需要政府在税收征收上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政府在保障企业起初发展应积极作为，在财政上设立一笔专项资金用于补贴，起初为保障支持康养产业发展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来源，并为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供相应的优惠利率贷款和税率安排。
（三）完善康养产业信用体系，激发市场活力、扩大融资规模
从事康养产业建设的企业之所以融资方式单一，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是处于康养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的现实背景，各种金融支持政策和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另一重要原因是由第一个因素导致的不完善信用体系。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商业信用的缺失会导致市场经济的混乱，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运作难以进行。在养老产业中，人们对保健品质量的担忧让新研发产品销量受限，获利小反过来又制约企业的创新动力;在民族医药方面，由于中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相关理论还未完全建立，人们证实中医药是否有效主要是通过尝试后的身体状态进行判断，不具有先知性，从而导致人们不敢放心大胆地使用中医药，民族药发展受限;在金融市场上，企业之间由于贷款抵押物品种单一，可供抵押资源有限，企业融资规模受限，企业往往通过PPP模式参与康养产业项目实施，其所有权通常属于政府，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等方式融集到的资金规模不容乐观。因此，通过完善金融政策和金融法规规范，政府和企业应积极进行宣传以逐步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让老百姓放心使用，投资者大胆参与，让康养产业的市场生机勃勃，充满朝气。
（四）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对项目进行事前评估，降低融资风险
对康养产业项目可行性进行事前事中评估是控制风险的必要措施，大多数项目具有投资时间长、资金回流周期长等特征，加大企业预期营利性的风险和因为资金短缺破产的风险。目前，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与人们日常生活深入融合，通过整合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让康养项目在开发前有了可靠的依据，在开发过程中的时时跟踪进一步确认项目的可行性。政府和企业在开发前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技术，做好完整的项目计划和预测，合理安排项目实施进程，从而减少融资成本和融资的风险。
参考文献：
[1] 房红，张旭辉.康养产业：概念界定与理论构建[J].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20.
[2] 刘敏.健康产业：八万亿的机遇[J].国际市场，2014，（4）：26-27.
[3] 贵州民族医药去年总产值突破300亿苗药：销售额最大的民族药[EB/OL].人民网，2016-07-01.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Industry in Rural Areas
——Take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ZHANG Mao-lin
（School of Economic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Key words：rural areas;health care industry;financial support;Guizho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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