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贸易结构;产业升级;贸易不平衡;政策选择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多极化发展，以中国、巴西、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兴起，有力影响了世界经贸格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积极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通过参与国际加工贸易，不断提升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力保障了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持续发展。
在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历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美贸易争端此起彼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态势。2017年以来，美国以“美国优先”战略一方面对内大幅度减税，降低美国生产成本，推行“再制造业化”，提升美国传统制造业比重;另一方面，对外则通过增加报复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试图转变美国对外贸易的失衡。2017年8月，美国对我国实行“301调查”，并在近期密集出台对华产品加征关税措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同时不断发动对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以及欧盟国家的贸易战，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短期波动。美国这种全面开打的贸易政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真的符合美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吗?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并非单一逆差，其中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是逆差，但服务贸易却一直为顺差。截至2018年5月，美国贸易赤字为430.53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入超657.87亿美元，服务贸易出超227.35亿美元①，而贸易结构中细分产业层面的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差异性则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大于美国，对GDP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2017年底，我国进口和出口对GDP贡献均超过15%，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现有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主要围绕在技术创新与输出限制[ 1 ]、中美贸易逆差[ 2 ]、产业价值链分工[ 3 ]等方面，相关研究也揭示了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主要包括美国技术出口限制[ 1，4-5 ]，中美经济结构差异[ 6 ]，统计口径差异和统计方法、概念差异，加工贸易报关和中间商加工后转贸易引起的价格差异[ 7-9 ]等，由此造成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各执一端。美国认为，由于中国升级国内技术产业的措施，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相关技术转让损害了美国企业技术产权，剥夺了美国企业创新收益权，并将美国就业岗位转移给了中国工人，这是美中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重要原因②。我国则认为，由于统计口径差异[ 9 ]和全球分工体系[ 10-11 ]，现有统计口径过高估计了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应采用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中美贸易利润收益，同时考虑美国在华企业销售额后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并不大，中美双方基本实现了共赢。实际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也日益扩大，在美国放开对华技术转让等服务贸易限制后，贸易结构失衡局面是可以避免的。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但中美贸易失衡的表现仍然是贸易问题，或者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仍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這需要从贸易本身入手来寻找原因。但已有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中美贸易结构的并不多，没有系统区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细分产业贸易水平对中美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数据统计口径争议由来已久，如何在现有贸易数据统计口径下更客观地认识中美经济与贸易关系变得十分必要。因此有必要厘清中美贸易发展格局、现状，研究中美贸易结构差异对自身贸易发展的作用，以此回应美国在贸易失衡方面的指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从贸易结构理解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较多，既有美国面对中国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的复杂情绪，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层面等因素③，美国政府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提高关税额度、对外商投资进行限制等贸易壁垒措施，提高美国国际贸易份额，扭转中美贸易失衡，促进美国经济发展④[ 4，12 ]。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关税是单向实施的，即只有美国能对他国征收高额关税;第二，提高贸易壁垒可以有效扭转贸易失衡结构，扩大本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第三，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可以促进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下的自由贸易规则逐步明晰，第一个条件显然是不成立的。贸易结构是由本国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结构失衡恰恰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的不均衡性。因此，要准确回答第二和第三个条件是否成立，还需要从贸易结构入手分析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当不同经济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产品时，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整体福利，即贸易结构依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和产业。不论是具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还是不同国家技术水平相对差异引起比较成本差异，贸易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都揭示了贸易依赖于不均衡要素、产业的集聚。由于不同国家要素充裕程度不同，且商品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也不同，遵循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可以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制造优势的国家提供商品参与贸易，具有知识技术水平优势的国家提供服务贸易，在没有要素跨国流通的条件下，自由贸易可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生产能力的有效配置。当要素存在跨国流通时，要素也会通过自由贸易带动世界要素均衡分配，并进一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福利。资本输出可为资本富裕国家的闲置资本迎来长期可供回报的利息，人才流动可进一步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出口产业产品质量，也为发达地区知识技术转移提供服务贸易收入和可供消费的高质量商品，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发达地区知识累积和创新投入。可以看出，贸易推动商品、服务互补性发展，有利于参与贸易国家整体福利水平提升。
伴随全球化进程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世界贸易量迅速增长，同类产品差异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原有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克鲁格曼[ 13 ]提出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是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在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14 ]。实证贸易经济学进一步研究表明[ 15 ]，贸易不再仅仅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还可以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途径;市场消费需求引发贸易结构变化，也可以创造比较优势，消费者需求促使垄断企业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推动国家间进口差异性产品。可以看出，贸易发展及贸易结构演化不仅与国家、地区要素结构、产业基础相关，而且还受到经济外部性的影响。因此，提高贸易壁垒会降低自由贸易趋势，进而弱化比较优势和削弱规模效应，美国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美国的贸易失衡。
贸易失衡与贸易结构优化并不等同，贸易结构依赖于本国产业比较优势，解决贸易失衡并不一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贸易发展伴随着贸易结构演化，贸易不仅直接带动经济增长，而且贸易结构变迁还带动相关国内产业结构变动，对贸易结构合理调整可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16-17 ]。裴长洪[ 18 ]通过对59个经济体贸易数据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结构变化存在着明确的正向关联性，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经济增长与资本品进口比重显著正相关，与初级品进口比重负相关。苏庆义[ 19 ]对30个经济体与24个产业的经验分析表明，现有全球贸易结构主要还是由要素禀赋和绝对技术差异决定的，相对技术差异贡献份额较小。根据本国比较优势来优化进口贸易结构仍是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措施，片面扭转贸易失衡并不能优化贸易结构，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结构优势，拉低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中美加收关税的产业类别看，截至2018年8月底，美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产品主要是高技术产业领域，属于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业，具体涉及航空航天、机械、医药、通信、电器等产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并未对贸易逆差比重较大的纺织衣物加收关税，可见美国的贸易限制对象主要瞄准了中国高技术产业。作为回击，中国对原产于美国顺差较大的大豆、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中国采取回应的贸易政策还仅局限于部分进口美国的货物贸易，产业面较广，主要有从美国进口的肉类、海鲜、浆果、咖啡和茶，生活用品如折叠伞、鞋靴、帽子、厨房用品，生产资料如玻璃、不锈钢材等，并未涉及进口美国的服务贸易。
由此可见，美国挑起中美贸易冲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引起的美国产业比较优势丧失，其逻辑仍然是基于中美贸易结构，力图通过贸易关税来降低货物贸易逆差。但贸易结构反映了产业结构，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比较优势，降低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竞争力下滑。美国应该立足优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促进中美自由贸易，进而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相匹配，强化高技术产业的服务贸易输出，才有可能实现中美贸易均衡发展。
三、世界经济发展与中美贸易全球格局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毋庸置疑，国家与地区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活动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发展根本取决于全球化进程产生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选择不同产业链环节，形成产品供给和需求互补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两国位于产业分工体系不同环节上，在理解中美贸易摩擦之前，有必要回顾并对比研究中美对外贸易的全球格局。
从世界银行发展指数(WDI)的数据看⑤，贸易与世界经济显著正相关，且对经济贡献份额逐年上升，其中货物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大于服务贸易。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市场需求逐步下滑，使2010年后贸易对全球经济贡献总体份额下降，2017年货物贸易占全球GDP比重约为56%，服务贸易仅占GDP的12.78%，其中货物贸易下降幅度较大，而服务贸易增长较为稳定。中美两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貿易，首先体现在出口份额中，中国出口贸易占全球比重增长迅速，并在2005年首次超过美国。2017年两国出口贸易占全球份额约21%，美国出口占全球比重2008年以来一直稳定在8%上下;2000年中国出口贸易比重仅为5%，美国约10%，2017年中国出口全球占比高达12.7%，美国则下降至8.2%。其次，从全球进口贸易占比来看，中国进口比重迅速增加，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美国进口占比呈现短期波动，2000年美国进口全球比重约为18.8%，此后逐步下滑，2008—2013年进口全球占比稳定在12%，2013年后有短期增长，但在2015年后又开始回落。2017年中国进口的全球比重约为10%，美国为13%。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全球格局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加，使得进出口比重持续攀升，尤其是初级进口品和对美货物贸易;另外一方面，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我国深度介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但仍位于全球分工的中下游，处于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环节。随着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程度的加深，我国出口全球占比虽然有所提高，但产品实际利润较低[ 4，11 ]。
从中美贸易占各自国家对外进出口比重来看，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2014年以来美国占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约在16% ～19%区间波动，欧盟、中国香港分别以16.37%、11.75%位居其次;对中国的货物进口比重而言，中国从欧盟(12.68%)和韩国(9.53%)的货物进口比重较大，美国(8.14%)并非中国最大货物进口国，其中，中国对亚洲进出口占比将近50%，欧洲、东南亚占比都超过10%，非洲的货物进口占比也较大，2018年上半年约为7.17%，增速尤为明显。对美国而言，欧洲是美国的主要贸易地区，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具体来看，中国是美国第四货物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8.39%)，美国对欧盟⑥(18.33%)、加拿大(18.21)和墨西哥(15.7%)货物出口比重都较高;中国还是美国的第一货物贸易进口国，美国对欧盟(18.53%)、加拿大(12.94%)和墨西哥(13.55%)的货物进口比重都较高;中国是美国第三服务贸易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7.22%)，次于英国(8.73%)和加拿大(7.33%)，欧盟地区则总计高达30.51%;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不高，2017年中国占比仅为3.21%，欧盟仍然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进口地区，其中美国对英国服务产品进口最多，2017年约为10.49%，德国(6.52%)和亚洲地区的日本(6.09%)也较高，具体数据参见表1和表2。
四、从产业与贸易结构看中美整体经贸水平
伴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原有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使得对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投入不断增加，这也不断推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对外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并逐步与欧美占据传统优势的高端精密制造业、创新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形成竞争关系，因此理解中美贸易摩擦还需从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入手。
(一)中美经济增长均受惠于贸易发展
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都受惠于贸易发展，但中国对贸易依赖性更强。第一，中国进出口贸易拉动经济效应明显。2005年出口贸易占GDP比重约37.5%，进口约28%，进出口贸易比重占GDP比重高于美国，且长期以来呈现贸易顺差;2005年后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末出口和进口占GDP比重分别为20%、17%。而美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在2008年短暂波动，2013年后呈现短期下降态势，但长期来看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大于中国。第二，美国对外贸易呈现逆差是长期现象。对美国而言，尽管服务贸易顺差稳步增长，但美国对外贸易总体呈现长期逆差，货物贸易逆差2017年约8 000亿美元。1980年之前美国进出口占GDP比重基本持平，从1983年后美国进口对经济拉动效应逐步显著，并长期高于出口对经济拉动效率，到2017年底，进口对经济拉动为15%，远高于出口拉动近 2.5%。第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同步加大。从中国净出口结构看，1990年后中国对外贸易一直顺差，2008年和2015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转折点，其中对外货物贸易一直增长，但服务贸易2008年后逆差越来越明显，2017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约2 300亿美元。第四，商品的货物贸易是中美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持。中美商品贸易对本国经济拉动力明显，中国2005年货物贸易经济拉动率达到峰值(64%)，美国商品贸易对经济拉动力稳定上升，但近期下降趋势明显，由2010年的21%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9%。两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都较低，美国为7%，略高于中国。
(二)中美产业结构差异决定了贸易结构
相对而言，中国产业结构较为均衡，农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都较高。2017年，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占43.5%，工业就业比重约为3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51.63%，高于制造业增加值比重29.34%。中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呈现长期下降趋势，而工业、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均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一般制造业就业比重仍较高，1993年后中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无论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还是增加值比重，二者总体上升趋势明显。在对外贸易上，中国的电力机械、电气零件、电信与录音设备、通用工业机械零部件占出口比重较大，尤其是电气零部件和电力机械占比都超过13%，服装和纺织物制成品的比重也都较大(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约6%);中国主要进口电力机械的高端成品、精密零部件和石油产品，分别占进口比重的20%和13%(参见表3)。中国服务贸易主要是进口，2017年服务贸易进口约7 000亿美元，主要是运输服务业、电信与计算机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业、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业。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贸易结构与本國产业结构优势息息相关，从中美产业结构的对比看，美国产业结构呈现高度服务业化，2017年服务业就业比重近84%，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6%，传统工业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工业就业比重占全国的15%，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2%。美国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对外贸易一直长期处于逆差，其中服务贸易为顺差，货物贸易规模较大(货物出口比重占66.07%，货物进口占81.31%)，但长期都为逆差。具体而言，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主要是能源产品，分别占全国总货物出口的11.41%，其中石油及石油加工品占9.74%;非药物化工品占7.15%，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出口也较高，约7.60%;汽车零部件及发动机的比重约10.26%。对外货物进口比重较高的仍为能源产品(占总进口比重约9.77%，其中主要是原油与石油产品);家用和厨房等家居用品进口比重为8.12%，服装鞋类等用品进口比重5.59%，计算机、电气设备、民用飞机、电信设备等零部件比重也较高(2.0% ～3.5%)(参见表4)。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占33.93%，服务贸易进口占18.68%，长期处于顺差。具体而言，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业，旅游(含求学)和维修保养服务业一直是顺差，其中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业出口比较大，分别占当前全美出口总额的16.09%和13.64%。
从中美两国海关数据来看，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及零部件主要依赖于进口，例如航空器、航天器零部件，铁道机车零部件，光学医疗设备，机械机床等;而美国贸易结构主要依赖于技术转让、金融业等服务贸易出口，国内商品消费主要依赖于进口，其高端制造业如飞机、汽车和石油产品出口量较大，进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高度一致。
五、中美两国间贸易失衡的现状
中美对外贸易有力促进了全球贸易发展，中美两国间也存在双边贸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要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需从具体产业深入考察中美两国间贸易结构以及中美双方相互投资结构。
(一)中美间货物与服务贸易相互补充
根据美国商务部和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表明，中美间贸易体现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并且均长期存在。199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一直存在，货物贸易规模较大，主要源于进口中国商品。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品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含汽车)和一般消费品(不含食品、汽车)。2017年前者逆差为1 428.78亿美元，后者逆差为2 286.04亿美元，二者占对华商品购买逆差的98%，资本密集型产品(非汽车)具体有机械装备品、电气设备、航空飞行器及零部件、工程机械等，非食品和汽车消费品主要有服装鞋类和家居用品、医药牙科和医药产品、家用和厨房用具及其他家居用品、玩具和体育用品(含自行车)。其余的汽车及其零部件、发动机(2017年逆差为 61.49亿美元)和原材料逆差较小(2017年逆差不到60亿美元)，食品、种子和饮料出口是顺差，但占比不高，2017年顺差为121.64亿美元(参见图1)。
中美间服务贸易在2008年前基本持平，2008年后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幅明显，而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值增幅较少。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主要是旅游(个人教育和商务旅游占比大，其中商务旅游是在2000年后开始的，2017年美国对中国旅游的顺差为282.18亿美元，其他如维修贸易(11.81亿美元)、知识产权(78.40亿美元)、金融服务(31.86亿美元)、保险业(1.93亿美元)也是重要的顺差来源(参见图2)，计算机等知识产权(含视觉电子产品、电影和电视产品)、信息技术、管理、法律和商务咨询、建筑工程设计服务、工业技术、租赁业务、政府服务也为顺差，但规模不大。以顺差最大的旅游业为例，2008年后美国对华旅游服务贸易顺差增加迅速，其中教育比重较高，且增长稳定，2016年教育服务贸易顺差为125亿美元，但2013年后中国赴美商务会谈与旅游比重逐步提高，2016年顺差已近140亿美元。美国对华服务贸易主要逆差为货物运输(含海洋、码头、航空)、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研究和发展服务、会计业务、广告业务、工程建设。其中货物运输总体(含海洋、码头、航空)是逆差，但港口和航空运输贸易一直是顺差，对华海洋货物运输长期为逆差。具体如表5所示。
(二)中美非均衡的双向投资结构与规模
中美在推动全球贸易格局发展的同时，还积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发展。总体来看，第一，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规模都高于中国。无论是从投资存量还是增量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都小于美国，但差距正在缩小。以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例(参见表6)，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仅为美国的1/15，到2017年上升至美国的近1/5。第二，欧洲是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的主要地区。2017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4 273亿美元，其中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约占59%，亚洲地区约占16%，主要是针对制造业投资，其中美国电气设备、电器和部件制造对外投资中欧洲占94%;同时欧洲也是对美投资的重要地区，主要为爱尔兰、瑞士和荷兰等国，2017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流入投资增加了2 604亿美元，增幅近49%来自欧洲，它们在美国也投资制造业和零售业。第三，中国吸纳外资和对外投资基本持平。除金融业投资外，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 20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9.4%，主要是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信息软件技术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尽管建筑业比重不高，但增幅较快。201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约1 310亿美元，保持7.9%增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幅较快。吸纳外商投资的主要是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前者2017年吸纳外资338.22亿美元，后者实际使用外资近208亿美元，增幅为157%;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比重也较高。
中美两国双向投资的相对规模不大。第一，中国对美投资占美国吸纳外商投资比重不高。尽管中国对美投资占中国对外总体投资比重是上升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为169.81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但从美国吸纳外资结构来看，中国投资的比重并不高，且逐年下降。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吸纳外资主要来自于欧洲国家。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395.18亿美元，不足美国吸收外资总额的1%，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具体产业主要是交通基础设施(18亿美元)、房地产(35.72亿美元)、一般制造业(16.92亿美元)和批发业(8.09亿美元)，存量最大的仍是制造业，占对美存量的比重超过25%。第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相对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美国对中国投资1 075.56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不足1.78%;从中国吸纳外资的结构来看，吸纳美国对华投资比重也是下降的，由2000年的10%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8%。美对华投资产业主要是运输装备制造业、计算和电子制造业、零售业、食品制造业等产业。其中，美国对中国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上升较快，2017年末已达15%;食品制造业下降明显，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和零售业近年来比重上升。
六、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政策思考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伴随着中国技术研发投入比重逐步提升，中美在前沿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削弱中美经济结构互补性，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面临常态化。为进一步系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需要在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制定反制贸易措施坚决反击，根据美国贸易结构，制定针对性强的贸易措施，增加美国高技术中间品成本和消费品价格，降低美国政策预期。从长期来看，中国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出清过剩产能;加大技术创新研发与应用力度，提升核心技术独立性，培育创新型经济体;进一步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在深化全面開放新格局、促进对外开放的基础上，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开放市场，提升中美贸易互补性，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内生性长期增长模式。
(一)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
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摩擦实质和中美经济的客观现实。首先，要认清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正如前述，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逻辑是对后发经济体技术进一步削弱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战略遏制。尽管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较大，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限制却是由来已久;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并非仅由中国引起。2008年以来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扩大使得近期美国对进口中国的工业中间品开始加征关税，但有选择地忽视了纺织、鞋类等影响日常生活的商品贸易，其目的是出于对中国技术进步的限制，这是理解中美贸易结构失衡的关键。第二，尽管美国引发贸易摩擦后使美国传统制造业复苏效果明显，但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获益甚微。从经济数据来看，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确提高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经济活力，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增幅达到4.1%，为2008年以来增幅最高时期，同时失业率大幅下降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是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服务业失业率比重变化不大。这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并未显著受益于贸易摩擦，长期贸易摩擦会压抑美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美国经济结构服务业化的趋势表明，中美贸易摩擦还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动。第三，中美经济规模尚存较大差距，美国经济增长内生性较强。2017年中国GDP为101 610.13亿美元，仅为美国GDP的59%，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3%(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这是中国需要认清的客观事实。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居民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对GDP贡献，对进出口贸易依赖较小，2016年以来国际贸易持续下降，2018年第二季度净出口拉低GDP8 499亿美元(以2012年不变价计算)。
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无疑增加了中国加快经济转型的紧迫性。美国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中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性大于美国，为应对美国贸易挑衅，合理维护中国企业海外权益，在短期内中国需要通过合理的贸易政策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采取对进口美国农产品、飞机、汽车等优势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是合理的⑧，通过全面拉高进口美国产品价格，压制美国优势产业出口。但同时还需提高对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货物与服务贸易比重，发展替代贸易。由于中国对美出口工业零部件、纺织服装、鞋类与医药等消费品和赴美商务、教育、旅游带来的服务贸易比重都较高，后续还可采取以下短期贸易措施：减少对美关键工业中间品出口，抬高国际相关商品价格;转移中国的一般消费品出口，提高美国相关进口品价格;降低美国对华旅游、教育出口、保险和咨询、信息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比重。另外，进一步扩大对美开放，提高中美贸易合作预期收益，“以打促和”，稳定中美双边贸易。扩大美国商品进口，缩小中美货物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促进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二)强化创新驱动机制
尽管中国国内市场巨大，具有多元化经济体系，但目前中国产业技术密集程度还不高，重大关键技术领域仍然依赖国外进口，而美国等其他国家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使得中国以市场、海外并购、技术转让等措施获取核心技术愈发困难。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技术之争。伴随着从国外获取技术难度的加大，突破美国等技术封锁的唯一途径是自主创新，中国必须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发展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继续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1.培育创新环境。建立具有包容力的社会环境，鼓励试错就是鼓励创新活动，培育崇尚和鼓励科学家、企业家自由探索的风气。(1)强化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基础创新。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和人才教育的支持力度，改革高校人才考评机制，鼓励理论原始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研发，克服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2)推动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围绕市场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研究，提高研究成员收益比重，推动基础研究的产业化进程，实现科研成果的生产力转化。(3)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但由于初始投入大、投资风险高，国家对自主创新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可以且应该通过适度的补贴、减税、信贷优惠、事后奖励、行政便利、基础设施提供等方式，对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创新予以支持。
2.完善创新制度。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红利降低，需要提升人才资本累积，激发创新的新动能。加快构建完善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体系，通过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提升，健全知识产权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完善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和国产化替代，以市场带动产业发展。提高创新者收益，提升专利转让率和转让收入，激发原始知识创新，调动技术人员创新积极性，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注重技术人才培育，强化工匠精神，加大面向先进制造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和培训，夯实产业基础。
3.升级创新理念。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基础创新意识，促进我国由商业模式创新到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转变。提高政府对企业原始创新兜底政策保障水平，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参与企业风险投资，严控企业负债，减小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出口退税，完善企业退出市场机制，倒逼中国企业从成本依赖转向创新驱动。
(三)用好宏观经济政策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经济与政治的全面博弈，需要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来整体应对，降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提升经济增长内生性。
1.提高产业政策有效性，明确产业政策内涵。无论在发达国家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政策都是促进创新产业发展的通行做法⑨。目前中国面临中低端产能过剩与前沿核心技术不足的问题，单纯依靠纯粹市场机制可能导致中国错失有效供给形成的窗口期，因此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产业政策应当注重对基础研发能力的资金和制度扶持，重点构建政府监督、高校研发、企业生产的技术创新与转化制度。(1)提升产业政策促进市场竞争的效率。合理的促进竞争性产业政策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1 ]，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与促进竞争功能，以激励更多企业参与竞争，引导企业实现差别化发展。企业具有创新路径依赖性，倾向于在自身已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内创新，缺乏利益驱动去关注其他产业领域，需要产业政策合理引导，提升政策的正外部性。(2)提高产业政策对象的精准性。对于新兴技术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产业政策可以构建有益于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的制度环境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机制能够更加灵敏地捕捉供求信号，产业政策更应注重制度性的建构作用。(3)完善政策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等微观市场客体通常能够对市场信息及时反应，产业政策的制定受到市场信息滞后、政策周期滞后、多重政策执行层级等因素影响，需要构建政府、市场、企业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提高产业政策在制度合理框架下的干预有效性。第四，明确产业升级内涵。中国产业体系健全，发展服務业要跳出产业结构“空心化”的误区;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并非单纯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推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地位。
2.协调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缓冲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企业对美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短期会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协调税收、补贴等财政政策与汇率等金融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贸易摩擦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1)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维持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力度，促进投资带动优化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减税政策与科技政策相结合，降低中国企业税负，尤其要降低涉及对外贸易的中小企业税负。通过减税降费、有针对性的补贴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降低中国企业发展成本。对于申请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企业，可以提供相关的政策优惠和专项资金鼓励创新。鼓励推动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有较多科技贡献、较高专利数量、科技水平较先进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降低其负担和政策性成本;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可以给予较低险率的出口保险，以免除其后顾之忧。(2)坚持稳健、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货币供给，保障市场流动性。稳定国内储蓄利率，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防止房地产等价格过快上涨引发的资产泡沫。(3)优化贸易结构与汇率政策相配合。实施自由双向贸易。调整进出口空间布局，使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较为均衡，规避单一国贸易摩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周边成熟贸易区推广人民币结算业务。稳定汇率政策。中美企业贸易规模较大，贸易摩擦将引导市场不利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逐步降低，尽管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外贸压力，但中国需要稳定汇率，避免大幅度波动，为后续中美贸易关系改善提供基础。发展对欧盟、墨西哥、东南亚等多边贸易。提高中国对非洲、东南亚及欧盟的市场份额，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对欧盟区等其他经济体的汇率，鼓励发展替代贸易。
3.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美国对中国工业中间品征收关税既会影响中国的东部地区，也会影响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短期内贸易依存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区将受到更大冲击，需要完善对受影响地区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工作：(1)根據不同地区比较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素非均衡分布、产业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地区依赖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东部地区创新经济体提高研发比重，实现创新驱动;利用中部地区人口规模优势，继续扩大标准化制造业发展;东北和西部地区需要加快产业升级，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吸引高端人才集聚。(2)促进城市群建设，协调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群中心城市通常集聚较多人口，知识外溢效应明显，适宜发展产业多样性的城市化经济，研发创新更具优势;对于中小城市，不宜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应培育因地制宜的地方化经济。发展城市群内交通设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3)推进生态经济发展，优化工业供给结构。建立生态资源确权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区域利益共享;提升创新、循环经济比重，优化原有工业体系，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过剩产能。(4)推进“三个支撑带”发展，整合国际、国内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整体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大城市病治理和落后地区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拉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降低国内市场壁垒。
(四)协调好“两个市场”
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同等重要，需要通过优化贸易结构，扩展国外贸易市场，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1.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提高对中亚、欧洲和东南亚贸易比重，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区、贸易港建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贸易规模。参与WTO等多边贸易规则制定，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中国企业海外利益。降低外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深化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开放外资投资领域，提升中国企业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倒逼技术研发，提高资本利用效率。鼓励外商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事业、教育等领域投资。
2.加强对内开放。中国目前经济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存在较大潜力，在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培育国内市场，构建国内生产与消费的规模经济，进一步塑造内需导向性经济模式。对内扩大民营企业准入范围，改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在国内投资;调整国内产品结构，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培育中高端消费，拉动高品质内需形成。培育新经济增长动能。伴随着我国人口劳动力结构转变，养老、健康产业需求增大，通过打造高质量健康产品供给体系，促进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内生性经济模式形成。
注释：
①除特殊标注外，本文与美国有关的数据均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和美国商务部。
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是白宫内阁级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协调和管理美国国际贸易、投资及贸易谈判等事务，具体原文详见其新闻发布“USTR Announces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China”。
③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还有战略遏制、制度等政治与文化原因，属于“醉翁之意不在酒”，已经超出本文的讨论内容，故不予讨论。
④萨缪尔森在研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观点，其立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会挑战美国原有产业比较优势，与美国争夺全球产业价值链份额，并导致美国退回不贸易的状态，这似乎是当今美国政策推行贸易壁垒、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的经济学理论依据。但其忽视了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及发展高技术产业互补性。一方面，美国优先发展生物技术，而中国主要将信息技术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目标，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是美国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进而降低服务贸易收益，加剧贸易失衡;另一方面，欧美具有绝对技术优势的产业还很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迅速发展缺乏现实基础。
⑤作者根据WDI(2018)数据分析。
⑥这里将欧盟看作统一市场国家。
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受益于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而非服务业。采矿业失业率由2016年的8%下降至2017年的4.1%，其下降幅度约为48.75%;制造业整体失业率2017年为3.6%，下降幅度为16.28%，其中耐用品制造业失业率由4.2%下降至3.7%，电子装备制造业下降17.5%(2017为2.8%)，木产品失业率由6.9%下降到4.3%，下降幅度为37.48%，家具制造业下降22.22%。在非耐用品制造业中，食品制造业、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纸张制造业、石油与煤制品业、化工制造业、塑料与橡胶制造业的失业率分别下降9.25%、19.44%、18.18%、40.54%、17.5%、18.18%和43.58%。除广播电视、电信产业、房地产业下降明显外，其余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失业率下降不明显。上述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研究局(BEA)。
⑧中国商务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7号)，2018年8月23日。
⑨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曲解中国对信息技术、航天航空装备、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划，却无视自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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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of China-U.S Trade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U.S Trade Structure
DENG Zhong-liang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28，China)
Key words：China-US trade conflict;trade structure;industrial upgrading;trade imbalance;policy choice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2篇
海关总署6月10日发布的数据可以证明上述判断。今年前5个月，中美贸易总值为1.42万亿元，总体下降了9.6%。其中，中国对美出口1.09万亿元，下降3.2%;自美进口3352.7亿元，大幅下降了25.7%，以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7506.2亿元，扩大11.9%。
中国自美进口为什么会出现25.7%的大幅下降?当然有中国反制美国贸易霸凌而主动减少自美进口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阻止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售技术产品。这类商品从来都是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头儿”，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需求市场，如果美国政府把这样一笔大生意掐了，那中美贸易失衡程度一定大幅攀升。
历史地看，中美贸易失衡从来都不是汇率或其他什么原因，而是美国刻意而为，比如对华出口限制清单，从2009年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就说要撤销或减少，但8年没有丝毫变化;特朗普来了，这份清单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更大幅度地增加，现在甚至扩大到了一般性的技术产品。而中国生产的很多商品又是美国不生产的“刚需消费品”，两者相加，必然导致中美贸易失衡越来越严重。
此外，这样会不会让美国企业更多地失去中国市场?比如，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实施封锁，那中国依赖美国进口电子元器件的企业势必加大自主研发力度，至少会快速寻求替代方案，一旦替代成功，美国电子元器件再想进入中国市场，谈何容易?
反过来，中国对美出口的大宗商品基本是美国本土不生产的“刚需消费品”，美国政府就算大幅增加对华进口关税，美国企业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找到如此品质、价格和规模的替代货源。这也是美国对华进口商品大幅增加关税之后，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货值仅下降3.2%的重要原因。
据美国媒体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中国“端午节”假期(美国的周末)，美国超市突然出现大规模的中國商品“抢购潮”。为什么会出现这阵势?因为美国公众担心中国商品可能会断货。有美国公众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让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所剩无几，他们甚至因此要求特朗普改变对华政策。
据说，这样的“抢购潮”已经出现多时，而特朗普为了安抚公众情绪，几天前特地发布一份声明，他说：“美国民众不需要担心生活产品供应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更加合适的替代品。”真有这样的替代品吗?价格和品质又如何呢?美国公众当然相信会有替代品，但美妙的“性价比”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今年5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出人预料地从此前的20万左右骤降至7.5万人。“我们正在拿枪指着自己的脑袋!”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尔尼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这样判断。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的不断升级，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在全球贸易失衡及单边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将越来越频繁。文章深入分析了中美贸易战爆发的背景和核心原因，剖析本次贸易战对中美尤其是我国贸易的影响。同时，就中国对中美贸易战的应对之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观点。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摩擦;贸易战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1.015
1 背景
2018年3月9日，美国政府签署关税法令，加征来自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关税，截至2019年10月，美国政府接连发布的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措施，不断激化了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除了表面上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特朗普中期选举需要，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的全面崛起严重影响了“美国优先”的国际战略地位，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具威胁性的竞争对手。随着中美贸易之间矛盾不断加剧，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影响也在逐步扩大。特朗普政府有意为之而发动的此次贸易战，中国将如何应对，是此次贸易战的关键所在。
2 贸易战爆发的核心原因
2.1 巨额的贸易赤字
过去十年来，全球贸易失衡加剧， 东亚国家经常项目盈余已经攀升至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十年前负有赤字的欧洲如今也迎头赶上，盈余越来越多。美国长期占据世界经常项目赤字排行榜第一，贸易逆差高达5000亿美元。而且，这种贸易失衡正在朝着越来越不利于美国的发展演变，中美贸易逆差额缺口越来越大，失衡现象愈演愈烈。重商主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长期的贸易逆差使美国的制造业遭受严重冲击，促使失业率不断上升。基于此，为扭转局势，美国政府有意实行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为中美贸易战埋下种子。
2.2 中期选举和总统连任
目前，共和党依然掌控着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席位，特朗普和共和党领袖们想继续在国会推进他们的法案、确保由总统提名的官员获得通过。因此，他们设法在中期选举中保住两院多数党的地位。特朗普政府始终坚持“美国优先”的战略地位，表面上是在强调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繁荣将会带动世界的发展。但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就是想让美国拥有最优利益，正如其在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达的在满足美国提出的各种苛刻条件下，美国将推动国际经贸活动。而WTO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建立并维护的贸易体系，显然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不匹配。自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以来，始终保持着霸权地位。面对现如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势力的崛起，为了继续保持并巩固美国国际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决定绕过WTO规则发起贸易战。
2.3 弥补减税所产生的财政更加不平衡
根据美国2018年12月通过的法案，大大降低了企业所得税和个税起征点夫妻合并申报的所得税起征点，征税额加起来减少的额度高达1.4万亿美元，这对本来财政就很吃紧的美国政府更是雪上加霜。减税完成后，一方面实现了在税收上和其他国家的竞争，另一方面也为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开展做好了准备。而随着贸易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多边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模式。在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的体系下，中国的出口贸易得到了长足有效的发展。然而在美国政府看来，这属于“搭便车”行为，严重挑战了“美国优先”的战略地位。特朗普政府想要建立服从美国利益的双边贸易模式，抛弃多边贸易，挑战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体系。
3 中美贸易战的前景分析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有两个层面与两种运作：一方面是虚晃一枪。“吆喝”或“口水战”，拿着大棒却不会打下来，目的在于增加谈判筹码，迫使中国大幅度让步、开放市场，迫使中国企业尽可能到美国本土投资生产、解决美国就业;另一方面是真刀真枪。真的增加关税或实施真的制裁，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崛起，加征高关税迫使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削弱中国经济实力，迫使中国在其他领域做出让步。
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极大抑制对外贸易额的增长，对中美双方的对外贸易都将产生强烈冲击，而贸易顺差国家遭受的冲击更大。但是从中国政府一次次有效反击中可观察，在本次贸易战中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与美国政府硬碰硬的长远打算和准备。因贸易战所带来的一系列严峻问题和负面影响，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被动“割肉”这种方式，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当前需要做的就是改变贸易战线。
3.1 贸易战前景的最基本判断
3.1.1 中美贸易摩擦或纷争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此次中美贸易战的对立双方是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且双方贸易高度相互依赖，对中国而言，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增加关税，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必然会降低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另外，中国采取积极的正面迎战，提高美国进口产品关税的反击措施，同样会对中国的贸易进口产生不利影响。双方的一系列反制措施将使中美贸易摩擦成常态化发展，这种纷争将会越来越频繁。
3.1.2 做最坏的打算，爭取最好的结果
大范围提高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不可避免将使中国对外贸易出口严重受阻，并将对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产生严重的影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将在短期内迎来最严峻的挑战。面对这样的局势，中国不得不寻求新的贸易方向。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良好发展，中国可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一定程度上增大出口量，尤其是实现优质过剩的产品输出。
3.2 中美贸易战未来发展的三种可能
3.2.1 雷声大、雨点小
中美双方应积极开展贸易谈判协商活动，尽量减少贸易战带来的损失，迅速回到谈判桌上，增强双方之间的信任感并达成共识，通过协商把双方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尽可能消除。
3.2.2 中等规模贸易战
随着双方贸易局势对峙的不断深入，贸易战带来的影响将涉及双方贸易额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双方均有损失，根据多方测算，中国损失可能相对大一些。
3.2.3 全面和大规模贸易战
双方贸易和投资大幅度萎缩，一旦出现更大规模的贸易战，将是两败俱伤的结果，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除非台湾海峡局势出现巨变，目前这种可能性发生的概率极小。
3.3 中美贸易战对双方的影响
随着贸易战的持续僵持，中美双方之间博弈越来越激烈，在自有主张的原则下互不让步，加之中美双方的贸易依存度较高，两国任何一方在彼此贸易依存度较高情况下都无法独善其身，对双方经济都将造成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1）对美国的损失。美国国内一些消费品价格上涨，引起国内民众的普遍抱怨;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可能受到相应制裁或减少优惠待遇，遭遇经营损失;贸易战还将触发美国金融市场动荡，股市市值缩水;贸易战将使一些美国企业丢掉或损失中国巨大市场的机会。
（2）对中国的损失。中国大量中小型出口生产企业遭遇经营困难，造成相当一部分人失业;中低端制造业将逐渐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将逐渐失去美国巨大市场;中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完全被美国拒之门外，发展严重受阻;中国失去重要的进口高科技技术和产品的渠道来源;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大豆、玉米、种子等价格将继续大涨;诱发金融市场不稳定和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
4 中国应对之策
贸易战对我国而言，从长期来看未必完全是坏事，它将迫使中国企业提升高新核心技术能力，促进内需发展和相关行业市场的开发。面对贸易战，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艰巨任务就是改革，中国大部分企业缺乏足够的核心竞争力与美国抗衡，应设法将贸易战控制在尽可能有限的范围之内。
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利益。贸易战是其手段而不是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之间将上演着一场巨大的博弈。我国“以夷制夷”，沉着应对。一方面，在有利于我国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增加进口，减少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切实为特朗普制造一些让选民看得见的政绩来;另一方面，准备“应战”，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先发制人以实战对付特朗普的虚战，比如，特朗普政府扬言在哪个方面对中国出手，我国不等他出手就在那个方面主动出击，让其不敢随意发动贸易战。
了解了贸易战背后的意图和核心原因之后，中方应做好充分的准备，从外交部、大使馆，再到商务部的反应和应对，不难看出中方对此贸易战已经做足了功课，从外交到经济到政治到军事，无论美方采取怎样的举措，中方可以采取应对之策如下：
（1）先礼后兵。在语言上以及姿态上绝不示弱，同时做好反制清单准备。
（2）积极寻求谈判解决问题，尽量减少贸易战带来的损失。
（3）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努力开辟其他贸易渠道或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积极主动开放市场，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中来。
（5）大力加快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领域改革。
（6）降低进口优质产品关税，让国人能更实惠地购买到国外优质产品。
（7）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對美元的依赖。
（8）进一步加强高端科技和制造业的自主创新。
（9）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5 结论
中美贸易战实质是美国特朗普政权霸凌主义遏制中国崛起。无论对中国外贸的稳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因此，面对此次蓄谋已久的贸易挑衅，中国需稳住阵脚，在寻求国际协助的同时，加强自我创新，加快产业结构内部的升级与转型，坚定“一带一路”倡议。如此有利于加强中国的内核竞争力、增强中国对外贸易体系的灵活性，进一步适应国际贸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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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松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修班学员，就职于集美工业学校，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2019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均有所下降，贸易逆差总体呈下降趋势，2018年以来美中贸易额明显下降。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面临挑战，传统的统计和会计方法未能反映企业内部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情况，导致贸易数据和贸易情况的扭曲。
关键词：美国;商品贸易;服务贸易;逆差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0.07.003
一、美国商品贸易及其变化
2019 年，美国商品出口总额为1.7万亿美元，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1.3%，約215亿美元;美国商品进口总值为2.5万亿美元，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1.7%，约426亿美元。由此，与2018年相比，2019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减少了211亿美元，占2.4%，逆差总额降至866亿美元（见表1）。
2019年，美国主要出口类别包括机械（3791亿美元）、运输（2749亿美元）、化学品、塑料和皮革（2563亿美元）、矿产（2097亿美元）;美国主要进口类别包括机械（7175亿美元）、运输（3443亿美元）、化学品、塑料和皮革（3421亿美元）、矿产（2082亿美元）。其中，矿产进口数量比2018年下降了13.2%。
2019年，欧盟27国（不包括英国）是美国双向商品贸易的最大贸易伙伴，其次是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从出口规模看，加拿大是美国主要出口市场，总额为2933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7.7%;欧盟27国是美国第二大出口市场，总额为2689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6.3%。从进口方面看，欧盟27国是美国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总额为4536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8.01%;其次是中国，总额为4527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8.0%。2019年，美国与多数伙伴国的商品贸易仍为逆差，包括中国（3455亿美元）、欧盟27国（1846亿美元）、墨西哥（1076亿美元）和日本（702亿美元）。
2018—2019年，美国对多数贸易伙伴的商品出口呈增长态势。其中，增长最多的是美国对欧盟27国的出口，增长了154亿美元，占6.1%。其次是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增长了30亿美元，占4.4%。美国对印度出口增长了9.68亿美元，占2.9%。同时，美国对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出口分别下降了11.3%、3.4%和 2.4%。2019 年，美国对多数贸易伙伴的商品进口有所增长，增长最多的是美国对欧盟27国的进口，增长了 252亿美元，占5.9%。其次是美国对墨西哥的进口，增长了119亿美元，占3.4%。美国对中国进口下降了 16.2%，相应地，美中商品贸易逆差下降了17.7%。
二、美国服务贸易及其变化
2019 年，美国服务出口增长了2.2%，从8270亿美元增至8452亿美元，服务进口增长了5.0%，从5673亿美元增至5954亿美元。由此，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减少了3.8%，顺差总额降至249.8亿美元。
关于双向服务贸易（出口与进口），2019年欧盟 27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就单一国家来说，2019年美国服务贸易的主要伙伴国是英国、加拿大、日本和中国。2000 年以来，美国与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的服务贸易比重有所下降，与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上升。2019年，欧盟27国是美国服务贸易的最大出口市场，也是美国服务进口的最大来源地，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22.6%，占美国服务进口总额的24.8%。美国服务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是英国、加拿大、日本和印度。2019年，美国与多数服务贸易伙伴国保持服务贸易顺差（不包括印度）。2019年，美国对多数贸易伙伴国的服务出口都有所增长（不包括中国）。其中，美国出口增幅最大的是欧盟27国，为114亿美元，占6.3%;第二是日本，为35亿美元，占7.7%;第三是印度，为12亿美元，占4.9%。
2019年，美国对多数贸易伙伴的服务进口都有所增长。增长最多的是欧盟27国，为96亿美元;第二是加拿大，为17亿美元;第三是英国和墨西哥，均为16亿美元。
三、美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及其变化
2019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为2.5万亿美元，进口总额为3.1万亿美元，逆差为6164亿美元，比2018年下降了1.8%，比2006年创纪录的历史最高水平（7617亿美元）下降了19.1% 。商品贸易逆差减少了2.4%，降至8662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减少了 3.8%，降至2498亿美元。
2019年，欧盟27国是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最大市场，总额为4598亿美元，占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的18.4%;欧盟 27 国也是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总额为6011亿美元，占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总额的19.3%（见表2）。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总额为3580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4.3%。加拿大是美国进口第四大来源地，美国对加拿大的进口总额为3633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1.7%。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贸易快速增长。200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仅仅占美国出口总额的2.0%;对中国进口仅占美国进口总额的7.1%。 2018 年以来，美中贸易有所下降，但2019 年对中国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6%;对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5.1%。
四、美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面临挑战：以统计和会计方法为例
美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面临挑战，比如，相关贸易统计和会计方法并没有随着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而做出相应调整。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较快发展，企业内部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不断增长，但是，相关贸易统计和贸易会计的方法却很少改进，传统的统计方法和会计方法扭曲了贸易数据和贸易情况。现在我们理解和解释美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变化情况、变动趋势及其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困难。比如，一些数据可能会低估服务贸易情况，这些数据不是基于增值衡量的，并且无法将制成品和农产品的贸易价值归于服务投入。关于服务贸易的中间产品，包括运输和分销、研究和开发等，也经常被忽略。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为了维持在经济世界毫无争议的霸权地位，同时打压中国、巴西、东盟等新兴势力，美国在国际金融贸易中坚决地打“贸易保护牌”。在国际对华投资日益增长的今天，中国便成为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为了应对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减少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需要了解并认识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及特点，找到合适的应对策略，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经济；影响；对策
一、目前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1.背景。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在限制进口方面，主要是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前者主要是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阻止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后者则包括采取进口许可限制、进口配额制等一系列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口[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里，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赢得了中国在国际经济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蜕变，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区域梯次开放的格局。
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同时，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形势也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政府自二战以来的霸权地位岌岌可危，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让负债累累的美国经济风雨飘摇，奥巴马政府激进的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恶果迁怒于中国，甚至幼稚的认为起源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缘起于中国。为了维持在经济世界毫无争议的霸权地位，同时打压中国、巴西、东盟等新兴势力，美国在国际金融贸易中坚决地打“贸易保护牌”。自2010年以来，原本一度缓和的中美关系再度紧张，从最初的借“谷歌事件”推崇互联网自由，到不顾中方反对多次向台军售，奥巴马政府会见达赖，到如今在中日钓鱼岛事件上过于“暧昧”的态度，都使得中美关系遭遇“寒流”[2]。
2.产生的原因。各国在从事贸易活动的时候，始终会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制定各项制度与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总体来看，导致一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因素主要有两点：（1）国内因素。在经济危机爆发时，美国的国内经济环境恶化，政治环境中存在较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会促使该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消费者当期收入和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预期收入都会下降，因此会减少当期的消费支出。投资者对经济前景具有消极的判断，因此会减少投资[3]。另外，疲软的国内市场还要受到国外进口产品的挑战。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期，一国贸易政策的重点往往是保护本国市场，运用各种手段把其他国家的产品和劳务拒之门外[4]。这种封闭国门，拒绝进口的贸易保护政策跟帝国主义“以邻为壑”转嫁经济危机的政策是如出一辙，都阻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2）国外因素。美国采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会诱发其贸易合作的国家或地区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策略。在国际贸易中，如果各国约定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这无疑会使各国的利益都实现最大化。但是，如果一国不遵守约定，采取了贸易保护策略，其他国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策略，其结果是各国都没有实现利益最大化，陷入了“囚徒困境”[3]。欧美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让原本萧条的世界经济更加冷清。
二、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与特点
1.形式。一国（或地区）政府实施或支持实施的措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对中国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1）违反或不履行该国（或地区）与中国共同参与的多边贸易条约或与中国签定的双边贸易协定；（2）对中国产品或服务进入该国（或地区）市场或其他国家（或地区）市场存在或潜在存在不合理的限制或阻碍；（3）对中国产品或服务在该国（或地区）市场或其他国家（或地区）市场的竞争力存在或潜在存在不合理的损害。
2.特点。（1）主要贸易保护手段由关税转到非关税措施。一系列的国际贸易与关税谈判中形成的决议，大大降低了关税总水平，于是各国转而采取非关税措施来推行保护主义政策[5]。这些措施灵活、隐蔽、限制性强，世界贸易总额一半以上受到各种非关税限制。 （2）保护政策对产品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如贸易保护政策对工业品的限制减少和降低，但其对本国农产品的保护却极少松动，另外，其对工业品中不同商品的限制也有很大差别。（3）贸易壁垒的门槛越来越高。贸易保护措施中对其他国家产品或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各国必须不断提高进口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指标和要求。
三、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应对的策略
1.影响。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新贸易保护主义有趋于严重之势。在一些欧美国家，甚至出现“只买本国货”、“只裁外国人”的口号。新贸易保护主义着重限制发展中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生命型产业，从而导致它们原有的比较优势丧失。
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中比重较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靠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价格优势抢占世界市场。因此，中国的出口产品往往成为各国反倾销的重点目标。中国自1995年起，连续十五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最多的国家[6]。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专门针对中国而实行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外贸的发展。
中国加入WTO以后，其他成员国对中国的单边限制按照WTO规定逐渐取消，但这些地区对中国产品的技术壁垒则是加强了。以欧盟为例，2004年取消了对中国的光学仪器和钟表等产品的普惠制待遇，2005年启动了对九类中国纺织品的特保调查，2008年对中国钢铁紧固件征收五年高达87%的反倾销税。而美国也对中国产品采取各种限制措施，轮胎特保案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个案例。
中国的出口额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2009年以来，中国出口持续下降。另外，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了应对他国的贸易保护措施，需调整出口商品的结构，这对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具有负面影响。
2.应对策略。从中国的角度，回应对本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如下：（1）积极交流和沟通，陈述利害关系。众所周知，贸易保护主义的直接效果是以邻为壑，最终结果是拖累世界复苏的步伐。中国政府领导人和主管部门应当明确陈述贸易保护带来的利害关系，最终是没有一方获得利益，全球福利遭到巨大损失。（2）积极开展政府间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近年来，一些国家已宣布不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政府在谈判、签署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时，应该把不对中国实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措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3）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回击国外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策略。它是一种保护成员方合法权益的手段，也是督促其履行义务的工具[7]。可以采取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工具，不仅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而且维护国内相关产业健康发展，也会对那些对中国滥用贸易保护的国家起到威慑作用。（4）重视和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增强企业应诉能力。首先，规范出口商的市场行为，避免授人以柄。通过行业组织协调本行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防止出口商之间的恶性竞争，尤其是杜绝个别企业的低价倾销行为，可以大大降低国外对中国反倾销指控的机率。其次，继续发挥“四位一体”，特别是涉案企业、行业协会的作用。提供各类信息，做作好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预警工作；组织企业认真研究国外贸易救济法律法规，聘请相关专业人才，采取合理的规避措施；建立应诉与受益对称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共同分摊应诉费用，分享应诉成果。（5）积极扩大内需，转出口为内销。与其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不如通过国内市场拉动经济增长。这需要我们改变经济结构，重新配置投资、出口和内需这三大经济成长动力之间的比重[8]。改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大力扩展国内市场，从而缓解本国受贸易保护策略的经济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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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晓燕]
贸易战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际分工;比较优势;服务贸易;贸易平衡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而言，在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中谈到贸易平衡或贸易失衡都是针对商品贸易项目而言。这在商品贸易占绝对主导地位、服务贸易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自然是可以接受的。然而，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服务贸易的总量飞速增长。其中服务出口在1980年的总量是3643亿美元，到2005年增长为24150亿美元，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可略窥一斑。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以旧有的标准来看待和处理贸易失衡问题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根据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在服务贸易项目上存在盈余的国家一般在商品贸易项目上都存在赤字，反之亦然。表1以2005年为例，列举了服务贸易盈余和赤字分别位居前五位的国家(地区)的具体贸易余额。从中不难看出，除瑞士以外，主要的进出口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都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关系。很多学者(Melvin，1989;Hisanaga，2007)在理论上也对此作出了充分说明。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传统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平衡等问题都需要重新进行认识。
一、国际分工的演进与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
国际分工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晚期，当时主要表现为工业国和以农业国及原料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型国际分工，即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垂直型分工至今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问的一种重要分工形式。二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逐渐形成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产业间分工和以部门内专业化为标志的产业内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总体上表现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共存，且水平分工不断深入拓展的格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继续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同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传统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以美国为例，早在1980年，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高达63.77%。现在已超过70%。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较低，中国仅为40%左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现代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以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部门。随着服务产业的迅速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也随之不断扩展。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5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高达4.8万亿美元，占商品贸易额的1/4左右。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共存且互补的贸易格局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有必要对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作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在包含服务产品的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法则同样是适用的。这已经由很多学者(Hindley andSmith，1984;Deardorff，1988)予以证明。
假设经济中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要素K和劳动要素L;两种商品X和Y，其中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A国的资本要素禀赋相对比较充裕，B困的劳动要素相对比较充裕：资本除用作本国生产还可作为服务要素跨国界流动，从而产生服务贸易流，劳动则不可流动。需要特别指出，这里的资本要素(K)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除了传统的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用于生产服务(这里主要是指生产者服务)的要素。
在单纯的商品贸易情况下。A国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B国则在劳动密集型商品x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两国比较优势的对比可由如下的相对价格给出：
(PX/PYA>((PX/PY)B (1)
[1]式的含义非常显见，即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的不同，A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要高于B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这一相对价格体现了两国在生产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并存的条件下，A、B两国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比不仅可以由(PX/PYA>(PX/PY)B给出，而且还可以由如下比较容易遭到忽视的相对价格给出：
(r/PX)A<(r/PX)B (2)
(r为资本要素K的价格，下同)
(R/pY)A<((r/PY)B (3)
细加考虑，其实(2)、(3)式的含义都不难理解，而且与(1)式一样直观。(2)式表明，由于A国的资本要素相对比较充裕，故其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要低于B国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若A、B两国的贸易仅在资本要素K和商品X之间进行，则A国在资本K的生产与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而B国则在商品X的生产与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类推，(3)式的含义在于，A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要低于B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即，若贸易在资本K和商品Y之间进行，则A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K而非商品Y，而B国的比较优势则在商品Y。回忆前文所述，资本可以跨国流动以提供服务产品，因此，(2)、(3)式可以理解为A国在服务产品上相对B国具有比较优势。这反映了国际分工新格局下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
通过上文分析不难看出，若A、B两国的双边贸易是同时包括服务和一般商品的全方位贸易，则A国相对B国而言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是广泛的。A国既可以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对B国保持比较优势，也可以在资本K(生产者服务)的生产上保持比较优势，又有可能同时在商品y和资本K上保持比较优势。但是，B国除了可以在商品X的生产上对A国保持明显的比较优势以外，其他潜在比较优势的获取必须要被动地依赖于A国的分工选择。故而，在两国双边贸易中，A国对于贸易模式的选择也就由于其自身在双方比较优势对比中所占据的独
特地位而掌握了主动权。
国际分工演进带来的比较优势变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崭新特征，即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是可以共存互补的。而且，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这一特征将日益凸现。在这样的国际贸易格局下，贸易平衡问题也就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下文将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探讨可能的贸易模式、实现贸易平衡的新机理以及贸易失衡的实质。
二、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贸易平衡问题
本文在Melvin(1989)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构建一个包括A、B两个国家，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动L)，两种商品(X和Y)的模型来具体分析两国分T和贸易的模式，进而说明两国贸易的平衡问题。同上，在该模型中，假设两种商品的生产均需要资本和劳动要素，所不同者，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A、B两国的生产函数都为一次齐次：两国消费偏好相似：B国的劳动要素比较充裕，A国的资本要素比较充裕：两国的要素供给既定且充分就业，资本要素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即为可贸易的)，劳动要素则只能在一国范围内使用。同时我们需要假定，在该模型中贸易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再者，如上所述，这里的资本要素(K)也包括服务生产要素。当然，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贸易摩擦和运输费用等交易成本都是忽略不计的。
A、B两国的贸易中，B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表现为不可跨国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要素相对充裕，而可自由流动的资本要素则比较稀缺：A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刚好相反。如前文所述，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A、B两国在分工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对比，即A国的比较优势要更为宽泛。这一比较优势对比决定了B国在双边贸易中可选择的贸易模式非常有限，而A国则比较灵活。通过模型可以非常直观地对此进行说明。
如图1所示，TAT’A，TBT’TB分别是A国和B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X、Y，两种商品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的情况下，若A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与B国从事传统的商品贸易，则必然选择生产并出口Y，商品，同时进口X商品;B国则生产并出口X商品，同时进口Y商品。在贸易平衡时，A国在QA点生产，按照国际相对价格P出口QB单位Y商品，进口BCA单位X商品，并在CA点消费，贸易三角为QABCA。同时，B国在QB点生产，按照国际价格出口X商品，进口Y商品，并在CB点消费，贸易三角(图中用虚线表示)与A国相同。A、B两国通过传统的商品贸易同时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均衡。
由于A国所拥有的相对充裕的资本要素是可贸易的，因此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A国在同B国的贸易中还有其他的选择。A国可以选择只将其全部资本要素中的一部分用于国内生产，同时将其余部分出口到B国以为B国的生产所用，比如进行技术转让、设备出租或管理咨询等，作为贸易报酬，A国将获取X商品。与此同时，B国从A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者服务)，将其同国内充裕的劳动要素结合起来，用于生产X和Y商品;并将部分X商品出口到A国用于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仍如图1，A国将其部分资本要素出口到B国，从而导致其生产均衡点沿罗勃津斯基线Rk从QA点移动到D点。作为贸易回报，A国从B国获得DCA单位的X商品，然后在CA点消费。由于所假定的市场效率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均衡相对价格仍然是P。对于B国，均衡生产点则沿着其罗勃津斯基线R’k向上移动，并且仍在CB点消费。显而易见，A国和B国通过此种贸易模式仍然能够实现上述纯粹商品贸易所达到的均衡。根据两国要素禀赋特点，这种贸易模式和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是内在一致的。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拓宽一些，就会发现。对于A国这种可贸易的资本要素非常富裕的国家，还有更为不可思议的贸易模式可以选择。那就是，根据比较优势法则，在满足贸易条件(e/PY)A
若我们放松上述若干假定，将除劳动要素以外的所有要素和商品均视作可贸易品，使之更加贴近贸易现实，则不难想像，在贸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A国还可以选择同时出口资本要素K和资本密集型商品Y，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X。上述贸易均衡仍然可以实现。
综上所述，A国由于其资本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在同B国的双边贸易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可以选择多种出口模式：既可以选择出口商品X或Y，也可以选择出口服务产品，或者同时出口商品和服务产品。B国受制于要素禀赋结构的限制，出口商品的选择屈指可数，且只有在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X上才握有完全的主动权：从A国的进口则几乎无一不受其先行选择的掣肘。
不难发现，在上文的理论模型中，A、B两国贸易的平衡是应然之义。只是贸易平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贸易平衡，而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发生情况下的总体平衡。具体地说，一国若在商品贸易中持有逆差，则其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持有顺差;若其商品贸易持有顺差，则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是逆差。若只单纯考虑A、B两国双边贸易中的商品贸易项目，A国自然可能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但是，其商品贸易的逆差只是服务贸易顺差的反映。从纯理论分
析的角度来看，在国际分T和贸易新格局下，双边贸易中所谓的贸易失衡只是单纯考虑商品贸易项目时所产生的幻觉，其实并不存在。在理论上透析贸易平衡的新机理和贸易失衡的实质，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三、关于贸易失衡的进一步思考
上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新格局下双边贸易的均衡是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产生的总体均衡，贸易失衡在理论上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是不难想像，现实中的双边贸易不可能达到理论上完全自由贸易的状态，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和利益分配的干扰。因而，贸易失衡也就在所难免了。只是，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和贸易格局的演进，贸易失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商品贸易失衡，而是更多的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也即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失衡。在实践中，可能导致贸易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很多，难以尽述。笔者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滞后于商品贸易自由化进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尤其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商品贸易中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日益受到限制。商品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总的来说是不断提高的。但是，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却相对比较滞后，直到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签署，服务贸易才被正式纳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其后，WTO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总的来说进展缓慢。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滞后。
首先，是服务贸易的贸易收益问题。一个国家参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否获得净收益，并未像商品贸易领域那样已由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给出了确定的答案。理论界针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问题所做的探讨并不算少。但结论仍然模棱两可。发达国家在服务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理论界对于发达国家可以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基本没有疑义。分歧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明显的收益。对此持肯定态度的观点(Whalley，200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可以获得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低价格的服务产品，还可以通过服务贸易自由化充分发挥其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以获取更多的贸易收益。与此相反，也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融入服务贸易自由化会带来福利损失，比如银行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恶化(Chia&Whalley,1997);电信服务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给某些国家带来了利益损失(Verikios&Zhang,2000)等。即便服务贸易自由化给参与国带来的贸易收益是确定无疑的，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仍然对其持戒备和反对态度。因为很多服务产品的自由贸易将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安全和文化独立性，前者比如金融、邮电、通讯、信息处理等，后者以教育和文化产品的贸易为典型。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涉及经济利益问题，而且与政治、文化等敏感领域有着难以斩断的复杂联系。这是服务贸易自由化长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也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服务贸易中的贸易壁垒更多地是采取非关税壁垒(NTBs)的形式，因此非关税壁垒是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服务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和传统商品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相比带有更大的隐蔽性，通常采取政府管制、经营许可权要求，歧视性技术标准、人员流动限制和其他一些制度性限制的形式。这些服务贸易壁垒不可能像商品贸易中的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那样可以进行量化，它们往往是通过降低市场竞争度和增加国内企业垄断性的方式起作用的(Benjanmin&Diao，2000)，这些都直接增加了服务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起到了非关税壁垒的作用。服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和难以量化的特点给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因此，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实现服务贸易的高度自由化仍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国际贸易结构性失衡在一段时期内将难以避免。当前，有关国际贸易的冲突和分歧不少都是因此而起。其中，当前争议颇多的中美贸易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显然，沿袭传统思路局限于商品贸易范畴解决贸易失衡可能往往难以奏效。从上文分析不难看出，解决贸易结构性失衡应该从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入手，侧重于总体均衡。这些理论思路为意在解决贸易分歧、处理贸易失衡问题的国际谈判提供了很好的启发。
四、结论
(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导致贸易比较优势出现新的变化。贸易模式也更为复杂，将同时涵盖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服务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在贸易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并掌握贸易模式的选择权。
(二)在新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下，贸易平衡将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总体平衡。贸易失衡也将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贸易失衡，而主要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三)国际贸易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对称。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应该在国际贸易新格局的视野中同时考虑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
(责任编校 春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