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时期的主线和当前的紧迫任务，发展文化产业有助于调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西方国家普遍通过文化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来提升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应当以发展文化产业为重要突破口。发展文化产业，还必须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状况有清醒认识，不要丢掉了“魂”，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方式，文化产业，新经济增长点，核心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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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时期的主线。对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决定》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完成当前这一最紧迫的任务。
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后金融危机、后改革时期最为紧迫的任务，必须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点，这完全是着眼当今世情、国情作出的重要决策。在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产业已成为一种国家文化的基本形态，成为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及参与世界竞争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并且越来越成为一种强大的朝阳产业和实体经济。文化产业在创造巨大社会效益、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同时，正创造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目前，世界各国已把文化产业作为产业升级中的第五产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文化产业出口已成为第一出口创汇的产业。文化产业在其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也已成为支柱产业，其产值约占GDP的1/5。据《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对15个国家文化产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分析：美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数为0.87，位居15个受测评国之首，而我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指数为0.22，低于0.5这一平均值。这表明我国的文化产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目前西强我弱的态势下，我国面临文化软实力挑战的压力更大。为此，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之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由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
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等迅猛发展，使人的文化需求与创造力被空前地释放出来，文化展示了服务于人的社会效益及推动社会发展的经济效益，尤其是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现，成为经济发展领域的新锐产业，文化产业在经济、文化、社会及政治领域中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发展低迷，但“口红效应”凸显，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更是异军突起，文化生产力已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文化产业是以创意为源头，以内容为核心，以技术为手段，是文化与现代技术、现代经济的有机结合，因此文化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科技含量高的优点，是典型的“低碳经济”、前途无限的“朝阳产业”，其必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成为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由此可见，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功能奉献于经济增长，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产品价值，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资本更大更强的力量，使经济发展进入了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有力地改变了现实中的经济结构，从而推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纵观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文化产业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决定》把发展文化产业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联系起来，以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着力点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快速而又顺利地转变。
自1997年亚洲金融风波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陷入低谷，唯有文化产业一花独放并成为亮点。据从世界各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数据和成效看，文化产业已成为不可低估的经济增长点。凡是文化产业发展较快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没有跌入谷底，完全靠文化产业来支撑。东西方一些国家，在1997年后全力发展文化产业，如日本靠动漫产业、韩国靠韩剧等，已使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积极的转变。我们党也认真总结其成功经验，自十六大将文化划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来，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据统计，2004年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长幅度在17%左右，保持了强势增长的势头。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发展尤其迅猛，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1%左右增加到2009年的5%以上。“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逆差逐步缩小，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总额为560.9亿美元，相比“十五”时期增长100%。文化服务出口总额为11.8亿美元，相比“十五”时期增长255.6%。图书版权进出口由2003年的15.4∶1下降为2010年的3∶1。我国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版权输出连年攀升，从2005年的615种增长到2010年的2685种。截至2010年底，人民日报社主管的网络和各类报刊的国外受众比2002年增长50%以上，新华社海外用户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年我国文化产业年均增长率达15%以上，高于GDP年均增长5～7个百分点。以电影产业为例，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我国电影票房在2008年同比增长30%的基础上，继续逆势上扬，票房收入超过62亿元，同比增长42%。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呈井喷之势。尽管如此，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由于体制性、政策性及环境等因素所限，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二五”时期要把我国的文化产业打造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发展文化产业作了新的论述。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支柱性产业的总产值必须占到GDP的5%以上，而我国的文化产业总产值到2011年仅占到GDP的2.75%，在五年时间实现文化产业总产值翻一番，任务相当艰巨。但我们应该看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为文化产业发展明确了方向，近些年我国文化产业已初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文化产业发展与实体经济密切相连，使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牵动力，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融合，文化产业直接构成了经济发展本身的内容，既提升了我国物质产品的价值，延伸了产品的产业链，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又有力地促进了科学发展主题的实现，带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
文化产业之所以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因其发展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这既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又符合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成功调整的基本做法。自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顺利完成了对原有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转型、改造与提升，其具体做法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来全力推动，由此成功实现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而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
西方国家普遍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的做法来提升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为此，1998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指出：“发展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此后，一些西方国家纷纷制定了文化立国的国策。英国曾是全球第一代“世界工厂”，后来失去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走向没落。1997年5月，英国首相布莱尔提议并推动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1998年英国政府出台了《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率先提出了“创意产业”的概念，制定了相应的对策措施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发展，作为振兴英国经济的重要手段。到2005年，英国创意产业增加值超过1000亿英镑，成为英国的第二大产业，有力地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美国更是靠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渗透力，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建立和扩大霸权，形成了顶级的文化产业。有资料显示，美国目前已经控制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在许多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节目占到60%～70%。美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的资料说已经高达18%～25%，有的说占29%，其自然使经济结构较为合理，提升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在亚洲金融风波冲击后觉醒，全力发展文化产业，21世纪初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发展理念，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日本政府于2007年5月通过了《日本文化产业战略》，使日本结束了“经济立国”的国策，进入了“文化立国”的新阶段。日本“文化立国”战略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企业模式的烙印，政府的主要工作有两点：一是加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立法；二是加强相关企业和从业者的利益保障。日本文化产业讲究“首先要让东西好卖，卖出去之后再谈精神建设”，这种市场主导型发展文化产业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也要以发展文化产业为重要突破口。我国的产业结构要从低端制造业走向高端制造业，要从制造业为主逐渐走向高端服务业，要向生产型服务业转型，以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提升改造，必须靠文化的支撑和科技创新的拉动。我国2000年把“文化产业”写进中央文献，使文化产业有了质的发展。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高于同期GDP年平均增长速度5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达到1052亿元，占GDP的比重上升到2.75%。与此同时，自2003年以来我国加大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基本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基本文化公共服务体系，成为世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第一大图书品种及总量生产国、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等，在把我国文化发展带到黄金期的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
尽管如此，我国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没有实现根本性改变，结构中的弊端很多、很严重，如我国贸易结构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货物贸易比重大，服务贸易比重小，而且小的可怜，文化贸易始终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已经开始影响到国家的文化安全。据学者估算，我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和出口比大约为10∶1，我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高达10～15倍。近些年，文艺演出市场引进与输出比为10∶1，出版市场引进与输出比为6.84∶1，版权贸易引进与输出比为10.3∶1。文化贸易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在世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大利益、付出更小成本的表现，文化资源不等于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也不等于文化贸易的能力。文化贸易发展更多地依赖全球化的市场及其明星制度、经纪人制度和全球营销方式，这恰恰都是我国文化贸易的弱项。这是我国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用文化产业发展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用文化产业、文化服务业推进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发展文化产业眼下要解决我国缺少品牌、没有设计、文化创意落后等问题，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讲属于文化范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文化产业能够与新技术对接，具有较强的创新应变能力，还能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不断催生新的文化产品、精神产品和新的产业形态，延长产品的产业链，在满足内需、拉动内需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文化产业进入门槛低，占用和消耗资源少，属于典型的绿色经济，具有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优势，是服务业当中的朝阳产业，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成长性极好，增值空间巨大。按国际经验测算，我国每年文化消费可达4万亿元，但由于经济结构及人们的文化消费观念所致，实际文化消费不足1万亿元，凸显出我国文化消费潜力和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三
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充分满足人的文化需求。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我国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科学发展实质是以人为本，提高国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的和归宿。
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推动我国由经济GDP唯一模式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模式。为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我国的GDP增速降为7.5%，也是着眼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看，最好的转变路径就是以文化产业发展为突破口，满足人们精神上、文化上的多元需求。在社会转型期，尤其要满足人的思想文化需求。发展文化产业能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人们在文化上、精神上、心理上的需求，改变每个人的生存质量、生活品质，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充分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研究表明，在文化产业较发达、文化消费结构比较合理的国家，文化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能够达到10%以上。而我国与之还有较大差距，所以必须全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在文化需求上做到以人为本，扩大人的文化消费，充分满足人的文化需求。尽管现实与人的需求有较大差距，但要求我们在发展中更多考量人的文化需求，关注人的心理及情绪上的感受，做到更尊重人、更关爱人、更注重人的精神世界，更关注人的综合素质增强和幸福指数的提升，让人们生活得更有尊严。
发展文化产业，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提高人们的文化消费档次，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和社会文明水平。马克思说：“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说明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对于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并不必然带来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因此，必须借助文化本身的力量，以文化人，发展文化事业让人们享受到文化上的关爱和服务，发展文化产业让人们在文化灌输中提高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反过来要扩大文化消费，强化娱乐、教育、旅游、休闲等，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与人们的兴趣爱好相契合，充分调动人们接受文化熏陶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一流的文化事业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以健康的文化产业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想文化教育，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境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此外，我们还要在中国制造的产品特别是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同时，让我们先进的价值观、理念、文化等走出去，由此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使其逐步接受和认同我们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让世人看到强大中国精神的力量和软实力。
在当代社会，文化直接关系民生福祉。文化建设和发展受物质发展水平制约，但某种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决定它的经济基础有相应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越来越旺盛，越来越多样化，使文化消费进入了快速增长多元需求的新阶段。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时人们的文化需求将有一次较大幅度的提升，有的学者称为井喷式的增长。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集中精力发展文化产业。
现实中有两点我们必须看到：一是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文化软实力落后的态势虽然有所改变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文化赤字、文化逆差严重，与大国地位不相符。二是发展文化产业切不要丢掉了“魂”，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以，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一流的文化产品，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文化产业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又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因此，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发展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带来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步伐，必然带来我国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向积极方面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切实实现科学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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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于晓媛
政府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如今属于经济、文化、科学等不断进步的新时代，对于中西方文化来说，经济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并且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中西方的文化结合都有一定重要的意义。关于西方的传统经济和中方的传统经济有一定的区别，西方在文化上本身比较倾向于唯心主义，所以在文化传统上比较趋向多元化；经济也是，西方经济主要分为两大方面，分别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对而言，中方经济形式则主要偏向于政治化，中方经济在此也对西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中西方经济学；文化与经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关系
经济学虽然是社会科学门类中的一种，但是其研究的具体方向也可以说属于科学领域，因此经济学领域研究富有科学性，科学领域的研究有时间的推移和发展，根据对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其发展过程也有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学领域如今属于一项科学，因为其研究过程秉承着公平、公开、公正，拥有一定的客观性，没有人文主义色彩.在早期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十分单一，而且，其研究方式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研究，并没有和其他领域有所关联，因此也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处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延伸到如今的中西方经济发展，中西方虽然在文化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针对主流的经济发展趋势仍然存在一定的共通性。
一、关于中西方经济发展的背景
（一）西方经济发展背景
其实在本质上，中国的经济学领域中有西方经济学的影子。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两种经济形式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西方经济学自发展到今天已经经过了200多年，其经济形式的创造经过了很长的研究过程。在最开始，研究者执着于如何利用经济学创造财富，于是在西方创造了早期的流通领域，并且科学家也承认了经济与财富的某种联系，这一思想在西方的传递比在东方传递的更久远。在这一阶段代表科学家首次以重商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慢慢的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进行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在该阶段出现了所谓的真正经济学，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思想。起初亚当提出了国富论，提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把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进而丰富了经济学思想，使之处于一个自由的状态，但是这种经济学思想比较禁锢：希望政府不要干预经济的发展。亚当之后，西方经济学主要属于古典经济学，其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即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价值由劳动决定。但是在此基础上，该时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反对思想，提出了所谓的边际效应，认为价值来源于消费者，所谓的经济也必须有一个标准，这种潮流称为边际革命，于是出现了一定的思想误区，关于价值和经济的关系也出现了混乱。之后阿尔弗雷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二者并不冲突，在他的观点中，将边际效应和生产成本论结合，对主观的价值论和客观的价值论做了个折中，古典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十分迅速，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遇到了停滞不前的大问题，问题一度没有解决，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出现了很明显的边缘效应即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在这个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经济学说派，并且分别提出了对眼前危机的看法，后公共选择学派胜出，提出理论观点公共选择的主体是公共选择者的行为研究。以上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领域发展至今的一个发展背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经济学理论基础，如今的西方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领域已经注入了很多创新方法和手段，丰富了经济学领域的相关发展，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连带其他领域文化形式有所发展，为西方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少的帮助。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指导思想，以中国的文化背景为基础开展的经济发展研究。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步入了一个稳定的阶段，1996年，中国进行了利率降低，这一举动明显的刺激了股市，减轻了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中央财政的负担，除此之外对其他方面都没有太明显的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带来明显的效果。中国的经济领域所存在的政治色彩比较浓厚，1997年香港的回归和中共15大以来，中国经济直面的政治事件有很多，但是如今经济领域的动态已经没有前几年那样丰富，从1996年经济周期标志开始，1997年经济领域被拓宽，经济领域和政治事件被捆绑在一起，经济形式主要以宏观经济为主，政治事件会影响经济领域的发展形式。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结构转换，不可能通过扩大货币发行继续刺激经济发展，所以预计在未来三年，中国主要的经济形式应该不会有所改变。如今的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逐渐达到了小康时代，90年代以来农业的发展非常平稳，粮食及其制品大幅度的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并进一步控制了物价的走势。1996年粮食收成非常平稳，粮价也属于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也是物价一直波动不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之后农民已经倾向于土地的兼并，这改善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增加了粮食的进出口空间，丰富了经济领域的发展渠道，提高了生产速度。还有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1992年的重工业产业结构的发展，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个经济发展点。如今没有特别明显的经济发展点，所以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比较平缓的一个状态，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需要继续抓紧农业和基本设施建设，并且需要通过住宅、汽车、通讯、旅游等产业的带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增加经济领域新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属于宏观经济，大方向上需要很多的领域共同发展才能够促进其经济形式的多样化。
二、中西方经济的异同点
中西方主要的差异是文化差异，但是相应的中西方的文化和经济有着必然的联系。中国的文化倾向于多方向上的发展，并且经济发展需要有一个跟随的方向，比较明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一个的时间点，每一个时间点的代表事件不同，涉及的领域和方向也不同，但是共同点是都与经济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两者从本质上有一定的区别，微观经济讲究从经济学每个小单位入手，而宏观经济则考虑的是整体国民经济，需要考虑的是一个整体控制的过程，可以说是过程决定结果的一种经济形式。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简单来说是从微观经济发展到宏观经济。中国经济通常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吸取国际上的经验、以国际事例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总结分析本国经济形式上的漏洞和弊端，整体来看，中方经济不仅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同样也有中国自身的经济文化传承，中西方相同点都存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而且都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其宏观经济学都是经济领域中相对重要的形式。主要区别，西方经济学缺乏统一的方法论，而中国的经济学则有统一的方法论，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没有共同的前提假设，也没有方法论作为指导，所以西方经济学现状是微观经济上鲜有分歧，而对于宏观经济学来说没有一个具体的指示，有不同方向上的分歧存在，却没有一个主流的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周围领域也没有可以作为参考的方向。其次，西方经济学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是以这一个问题作为改进源头，以其作为假设，假设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却忽视了影响因素，极大的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的创新与进步，使其缺少面对不同影响因素的一种控制措施，经济发展缺少完整性和实践性。另外，西方经济学经常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矛盾，还有经济学领域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矛盾，一旦优化这方向上问题对于相关的方向又会存在新的问题，甚至是两者都存在的问题不能统一化解就存在了矛盾。
三、结语
如今，世界经济发展逐步趋近于统一化，中西方文化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其经济上的发展是相互借鉴的，中国的经济属于政治经济型，但是对于西方经济的多元化模式仍然可以学习；同样，西方经济可以借鉴中国经济的传统形式，解决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还有宏观经济学上的问题，促进中西方经济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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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志刚.融合中西，提升中国经济学[J].中国大学教学，2012.02.
政府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工业水平的逐渐提升使得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导致生态环境失衡。问题的产生，使得低碳经济出现在现代经济的发展当中，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控制污染的重要途径。本文针对低碳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策略进行研究，分析我国产业结构面临的低碳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低碳经济；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速度迅猛，使得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之一。因此，我国应该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结构路线，使其具有低耗能、低污染的效果。依靠低碳经济的效果推动我国的产业机构的调整，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能够保护生态平衡，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低碳经济内涵
随着我国的生产力水平逐渐的提升，使得我国对于水能、风能、太阳能的利用程度不断的提升，从发展初期的农业文明逐渐的向着工业文明的方向迈进。但是由于人口的急剧上升，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得环境问题逐渐的成为现代生产生活当中的重要问题。近年来，随着污染的逐渐恶化，使得低碳经济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低碳经济是将低污染、低排放和地能源使用为基础，将将实际的技术作为低碳经济的核心的一项重要理念。是能够减少环境污染，同时用技术手段提升能源的利用率，促进我国的社会产业链条的更新，在根本上减少污染的产生，是一项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我国产业低碳经济面临的问题
1.重化工产业主导问题。在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当中，按照一定的发展规律能够知道，在工业发展初期，重型工业占据的比例会明显的上升。并且会在一定时期的国民产业发展进程当中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缺少相应的技术手段和资金支持，使得我国产业不能够向着发达国家一样，以高端的服务行业进行发展国民经济。只有在我国进入到完全工业化的发展当中才能够使得用服务行业发展国民经济。在现阶段，想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变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随着我国的城市水平的提升，GDP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的能源需求逐渐上升，也导致温室气体的排放逐渐加重，使得环境受到威胁。
2.传统能源结构的问题。在我国工业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到本身的技术手段的限制，使得我国的能源使用一直以化石资源为主，其化石资源主要是以石油资源为主。在传统的工业生产中主要的能源结构还是煤炭资源。虽然现代发现并且使用了较多的新型能源，但是其他能源的使用刚好的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的需求，并且在实际工业使用当中受到条件的限制，导致传统能源的使用得不到改善，使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逐渐上升，造成环境污染。
3.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碳产业。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发达国家节能减排计划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发达国家会将高碳产业向着发展中的国家转移，通过直接投资或者是外购的方式进行钢铁、建材、化工产业的转移，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产业结构上的压力，使得节能减排在实施的过程中受到严重的影响。
三、低碳经济下产业结构的调整
1.升级构建节能降耗产业体系。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是整个产业发展耗能较高的重要原因。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点，应该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体制、制度还有资金投入方面大力发展能源消耗较低并且附加值较高的的现代的信息服务行业，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上提升服务行业的所占比重，加大政策支撑，提升生产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第二点，在工业发展方面应该充分调整产业的设备结构，降低相应的耗能，提升工业生产的效率，鼓励工业改进生产设备以及技术，减少能源消耗。第三点，控制耗能产业的发展，在实际的控制当中，应该重视耗能产业的发展。遏制耗能产业的快速增长能够有效的控制产业结构，减少污染源的产生。
2.发展低碳新兴产业。在低碳产业的发展当中，出现了相当多的新兴产业。其中新能源汽车、建筑节能、循环经济、环保设备以及节能材料都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具有一定先进意义和发展前景的产业。在新兴产业出现过程中，我国应该重视对新兴低碳产业的发展，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低碳系统，促进低碳产业结构的发展，使得经济的发展由传统的模式向着低碳模式转变。调整低碳产业的能源结构，并在发展过程中重视低碳经济，促进我国向着低碳经济方面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证生态环境的平衡。
3.调整能源的结构。现阶段的发展进程当中，调整能源的结构至关重要。同样也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实际生产当中，应该减少高耗能产业的产业链条，并对于延伸出的产业进行有效的控制，降低能源损耗。同时在发展的进程当中应该重视新型能源的使用，对于传统能源应该有效地减少使用，不断的研发新技术，促进新型能源的使用。例如：水能、风能、太阳能的使用，这样能够在根本上控制环境问题的产生，促进低碳产业的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在低碳经济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同时我国应该提升对于低碳经济的重视程度，在促进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应该重视环境问题，这才是在实际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因素，只有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才能保证我国经济水平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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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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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林第一副会长作主旨报告：以科学发展观统领
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本刊讯 记者李翔报道：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与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主办的“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成立二十周年庆典暨中国城市持续、协调、科学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9月8日上午在上海隆重召开。韩正、周道炯、王茂林、龙永枢、罗海藩、万良适、高尚全、黎子流、乌杰、柯茂盛、孟立正、辛树森、苏文川、熊建平、江绵康、李京文、王振中、钱达仁在主席台就座。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各省市城市经济学会代表、学会理事、企业领导、专家学者及来宾共二百三十余人参加会议。杨重光、林凌、梅俊林、宁黎明、吴建行、张巨功、朱铁臻等领导同志和专家也参加了开幕式活动。庆典开幕式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龙永枢主持。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周道炯致开幕词。周道炯会长说，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成立二十周年这一历史的重要时刻，共同探讨研究城市持续、协调、科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和谐，是非常适时的，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城市的发展战略要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推进城市的发展。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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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韩正市长在欢迎词中首先对庆典活动在上海举行表示了衷心的祝贺，对学会二十年来在探索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新理论，积极推进城市的经济发展，促进中国城市合作，提高中国城市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做出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努力和贡献表示了肯定。韩正市长说，这二十年是上海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上海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特大型城市发展之路。展望未来，上海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上海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自主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把社会和谐发展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和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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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二十周年庆典之际，学会收到国家领导人、各地政府、各界领导和友好单位为大会发来的题词与贺信，大会主持人龙永枢副会长宣读了部分题词与贺词，他们分别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李铁映的题词：“走中国城市化道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名誉顾问顾秀莲的题词：“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推进城市经济发展”。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储波的贺信：“祝贺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成立20周年！城市是人类发展的载体，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越办越好，为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做出新的贡献。”
另外向大会发来贺信的还有：丽江市人民政府、衡水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生产力学会、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海尔集团等。
中国建设银行辛树森副行长在致辞中向本次庆典和论坛的举办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她说，中国建设银行一向以支持国家基本建设为特色，坚持把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现代生活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和服务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今后，建设银行将进一步加强与学会以及社会各界的密切合作，积极探索新的机制、模式与途径来支持学会的发展，共同为快速科学地推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作出新的贡献，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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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开展了“实践科学发展观优秀论文”征集评奖活动，2006 中国“城市发展”摄影大赛和城市经济“优秀学术著作”评选活动。学会副会长王振中向大会宣读了“实践科学发展观优秀论文”、“城市发展摄影大赛”和“优秀学术著作”奖项及获奖名单。
万良适副会长主持了缅怀汪道涵会长的纪念座谈会。
在播放汪道涵老会长纪念录像结束之后，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江绵康说，在诸多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课题中，汪老特别强调城市经济的重要性，他指出，城市的持续发展，城市经济是最重要的问题。他在专心研究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发现和培养研究人才，并与一些高层领导和著名专家经常切磋联系，促成了1986年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的诞生。他利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这个大平台，邀请众多的专家学者共商城市建设的大事、国事，研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前瞻性课题，从此掀开了我国城市经济研究的崭新一页。今天的庆典，正是对学会20年成就的一个全面总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城市经济学会能有今天的发展进步，汪老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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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副会长王茂林作了大会主旨报告：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王茂林副会长非常感慨的说，“20年前，为了适应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在王任重、汪道涵、马洪等一批德高望重的领导同志呼吁倡导下，在全国一些重要城市领导人的积极参与下，在国家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支持帮助下，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于1986年5月在上海宣告成立。今天，我们重聚上海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正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美丽城市，隆重纪念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建会20周年，是一件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事。”
王茂林进一步围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些主要问题谈了以下几点意见：一、在城市发展方面，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提出一整套科学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体系，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进行科学的战略指导；二、在城市化发展方面，必须适应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和世界城市变化的新趋势，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三、在城市发展政策方面，必须对城市发展的主要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快中国市制改革和创新的步伐；四、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必须着力调整城市产业结构，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创新带动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现代服务业，搞好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五、在城市建设方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为先的指导理念，突出和保持城市的特色，真正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六、在城市管理和城市社会建设方面，必须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善治”型的和谐城市，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提高城市的和谐幸福程度。
王茂林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我们将团结全国的研究工作者、城市领导者和城市管理者以及各种研究团体，团结所有关心中国城市发展的志士仁人，努力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规律和理论，就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的重点问题进行研究，拿出研究成果，为城市发展和城市领导决策服务，为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服务，为实现中国城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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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海藩副会长和黎子流副会长分别主持了“中国城市持续、协调、科学发展高层论坛”。
高尚全副会长在《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改革》的演讲中指出，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起点。与过去相比，改革的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国改革初期采取的是先易后难、自上而下的方式，浅层次的、容易改的改革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目前改革进入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型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等，都是下一步改革面临的重点和难点。改革依然任重道远。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继续加快推进改革。他特别强调说，为了确保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确保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必须加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因此，加强改革的科学决策和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是改革开放顺利实施的保证。要防止某些权力主体或垄断利益集团假“改革”之名行“牟利”之实，直接对“困难群体”进行剥夺；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市政等公共服务领域，要防止权力“寻租”的现象。对于在实践中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措施，要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这是对改革成功经验的肯定和巩固，也是少走弯路，降低改革成本的必要措施。
中国工程院院士、学会副会长李京文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变趋势与城市群的建设及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的专题报告。他在发言中谈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是21世纪中国城市群科学发展的领导力量。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实力最强大，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地区，是引领中国经济前进的巨大引擎。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新型工业化的主导产业，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其特殊的优越性，其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全国新型工业化的引擎，成为中国其他城市群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先导力量。21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培育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城市群，作为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空间依托，这是实现中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是贯彻区域统筹发展的具体体现，也是克服和解决未来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主要举措。
站在城市管理实践第一线的城市领导，就中国城市持续、协调、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太原市市长张兵生说，城市绿色转型，不仅仅是指传统工业化进程中资源型经济向加工型经济的转型，而是指传统工业经济向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即绿色经济的整体转型，也就是从自然资源依赖型经济向各类要素资源综合开发型经济转变、从传统工业经济向新型绿色经济转变、从传统城市化向绿色城市化转变。在题目为“创新发展模式，推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演讲中，张兵生市长结合太原的实际，介绍了一些经验：第一个问题，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势在必行，亟需整体推进；第二个问题，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要以发展绿色经济为基本途径，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战略突破口；第三个问题，加快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绿色治理的主导作用，积极构建强有力的新型推进机制。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丁健在《城市发展的创新之路》的演讲中，围绕城市有限经营的创新要点，明确突出了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营思想。城市有限经营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它是通过把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载体的自然生成资本和人工生成资本及其相关的延伸资本逐步推向市场，进行集聚布局、结构重组和价值运营，由市场来调节资源的供需，从而实现城市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现代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其主要职能是实行公共行政，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公共产品，因此在城市有限经营中，政府必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至少应该将经营性资产和部分准经营性资产推向市场，让市场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而市场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领域正是政府展现其资源配置能力的空间。城市有限经营是追求社会、经济、生态综合利益的最大化。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政府不仅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满足社会需求；并且通过制度来约束私人主体的经营行为，削弱其在经营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保证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与社会的稳定。
此外，上海市建设交通委主任熊建平的《上海对现代化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考虑》、学会名誉副会长林凌的《中国城市的协调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的《成都城乡一体化与构建和谐社会》、海尔集团副总裁周云杰的《品牌，中国城市发展的名片》等发言也在论坛引起强烈反响。
龙永枢副会长作了庆典和论坛总结发言。龙永枢副会长说，我们这次盛会，在全体到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双丰收。第一个成果，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了学会创始人汪道涵会长光辉的一生，回顾了汪老对发展城市经济理论，推动城市经济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学会今后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在这次缅怀活动中，特别是江绵康副会长的讲话，生动细微，系统地描述了汪老一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做人做事的楷模，感人至深。这个精神成果，永远鼓舞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同仁更加奋发努力，为繁荣社会主义城市经济理论而奋斗。第二个成果，就是我们深入研讨了中国城市如何实现持续、协调、科学发展这一新的目标，大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会上，尤其是听取了韩正市长的讲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城市历史性转变的宝贵经验，使我们更加直观的体会到今后城市发展的前景。这些发言令人振奋，也发人深思，正如很多发言所指出，今后学会的任务更加艰巨，要研究的课题很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将继续面对新形势下中国城市经济的新的挑战，展开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为城市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政府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估计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和潜力，并分析影响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因素，选取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的跨境电商规模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显示：（1）整体的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呈现快速提升的发展态势，贸易阻力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蕴藏巨大的跨境电商潜力；（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均显著促进跨境电商规模的增长，地理距离对其影响不显著；（3）整体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低于0.5，但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潜力的提升空间较大，高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最高，中低收入国家增速明显，中高收入跨境电商潜力的提升空间最大。
关键词： “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大数据；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广义虚拟经济潜力
Efficiency and Potential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
TANG Hong-tao LIAO Xin-xin WU Zhong-cai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Hunan Changsha 410205，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Yueyang 414006， China）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big data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efficiency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potential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一、引言
非物質文化遗产具有典型的广义虚拟经济属性，跨境电商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也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转型舞台，具有典型的广义虚拟经济属性。随着“五通建设”的提出，设施互通助力跨境电商基础设施的完善，同时跨境电商的兴起促进政策沟通，加速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跨境电商逐步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与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高效的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为双边贸易联通提供了新渠道和新机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同比增速突破20%，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38.3%，总额高达18621.1亿元，预计到2020年跨境电商对进出口贸易占比将达40%。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效率如何？如何挖掘双边跨境电商潜力？什么因素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规模提升？基于上述视角，本文以除中国外“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实证探讨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潜力与效率，进一步丰富“一带一路”倡议中跨境电商发展内涵。
二、文献综述
自Tinbergen（1962）[1]首次將物理学的引力方程应用到贸易领域，利用引力模型定量分析双边贸易的文献大量涌现，众多学者以双边贸易的拟合值作为贸易潜力的衡量标准，实际贸易量与模型估计得出的贸易潜力之间的比值即贸易效率（Egger，2002）[2]。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传统引力模型都是学者测度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常用的研究方法，Nilsson（2000）[3]借助传统引力模型测算欧盟成员国与塞浦路斯之间潜在的贸易水平，发现组建共同的贸易联盟或组织能够提升贸易效率。盛斌和廖明中（2004）[4]运用传统引力模型中探讨新兴市场40个贸易伙伴国的出口潜力，并深入分析得出经济规模是影响出口贸易结构的关键因素。赵雨霖和林光华（2008）[5]基于传统引力模型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市场状况，以贸易潜力作为衡量指标，得出双边国家呈现“贸易不足”的经贸关系。尽管传统的引力模型被大量用于双边贸易研究之中，但是传统引力模型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方面，基于无摩擦贸易的前提假设，只拟合测算得出影响因素的平均效应，忽略贸易阻力的负面影响，实证结果的可信度降低，另一方面，重要但是难以测量的贸易影响因素被纳入随机扰动项，仅仅探讨易于观测的因素，测算出来的贸易潜力与实际潜力偏差较大（Armstrong，2007）[6]。
随着随机前沿估计法的提出（Aigner等，1977）[7]，部分学者开始将随机前沿估计方法与传统的引力模型结合起来，并运用到贸易领域来研究双边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Ravishankar和Stack，2014；Tamini等，2016）[8-9]。鲁晓东和赵奇伟（2010）[10]基于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值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随机前沿分析的方法估计出口的潜力，研究发现人为贸易阻力降低了中国的出口效率，中国的贸易潜力增长空间充足。施炳展和李坤望（2009）[11]实证发现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反方向变动，两者共同决定中国出口贸易稳定增长的态势，且贸易潜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贺书锋等（2013）[12]基于北极航道的通航环境，探讨在此背景下中国进出口贸易效率和出口效率，实证分析发现进出口效率显著低于出口效率，北极航道相关的国家与中国之间存在极大的贸易增长空间。陈创练等（2016）[13]针对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17年间的贸易相关指数，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对比分析OECD和非OECD国家之间的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之间的关系。
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密切，学者们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从国家和地区的宏观层面着手，分析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谭秀杰和周茂荣（2015）[14]聚焦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效率处于不断增长阶段，贸易潜力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文淑惠和张昕（2017）[15]针对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经济往来，利用随机前沿时变模型估计贸易潜力，分析得出贸易阻力与时俱增，贸易效率逐渐减弱，进而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来释放贸易潜力的政策建议。张奕芳和刘富华（2018）[16]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以互联网内生贸易模型为基础，从数理模型的角度出发，探讨互联网对出口贸易效率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得出互联网是推动我国出口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聚焦传统国际贸易，例如考虑国际金融危机的外在贸易阻力（张会清，2007）[17]，基于“自然贸易伙伴”的研究假定（王亮和吴浜源，2016）[18]，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灯光数据（宗慧隽和王明益，2018）[19]，从多个视角着手研究贸易效率和潜力，类似的深入分析并不少见。
除传统的国际贸易外，跨境电商作为对外贸易的新兴业态，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一带一路”中跨境电商的发展逐步成为学者们研究热点。朱妮娜和吴莉（2015）[20]从我国的《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报告》出发，详实分析其发展潜力，认为跨境电商的发展是助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应有之义。刘小军和张滨（2016）[21]基于跨境电商物流中产生的诸多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意见来改善“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物流设施落后等问题。罗娜和罗乐娟（2018）[22]针对“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的高速发展现状，实证检验其对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唐红涛和刘海鸥（2010）[23]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深入探究影响电子商务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因素，张益丰和王晨（2019）[24]采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探讨与中国跨境电商联系紧密的8个国家，根据对伙伴国出口贸易潜力大小，划分为潜力再造市场、潜力开拓型市场和成熟市场，并对比传统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
总结以上文献可知，第一，当前学者研究双边贸易潜力和效率时，大多从传统的引力模型转向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第二，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效率和潜力研究，主要聚焦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第三，就“一带一路”与跨境电商之间的相关研究更多的是定性研究，仅有少数学者基于传统的引力模型定量研究其效率和潜力。基于此，本文将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重点研讨2009—2018年其跨境电商效率和潜力，实证分析影响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因素，以期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推动“一代一路”中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发展。
三、模型构建
（一）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双边贸易的截面数据，利用引力模型测度贸易效率，借助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贸易潜力，是学界的普遍做法。但传统引力模型测算的拟合值聚焦于模型中控制变量所呈现的平均效应，引力模型度量的“贸易潜力”与经济意义上的进出口贸易潜力存在差异，加之实证分析中选取较多类似地理距离的客观贸易阻力，而难以观测和跨时变动的主观贸易阻力易被纳入扰动项中，因而传统引力模型估计的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与实际情况存在偏误。本文将广泛应用于生产函数技术效率的随机前沿引力思想引入传统引力模型中，将被忽略难以度量的贸易影响因素归入贸易非效率项中处理，实现“前沿水平”中贸易最优化，减少其对模型估计可能出现的偏差。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
（1）式中，Tijt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跨境电商规模，i表示中国，j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xijt表示引力模型中设定的影响贸易规模的因素，比如地理距离、经济规模、人口等等。β表示待估计的参数，vijt表示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是贸易中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uit表示贸易的非效率项，服从半正态分布或结尾分布。（2）式是对（1）式取对数，vijt-uit表示模型设定中的复合误差。
（3）式中将时间加入贸易的非效率项构建时变模型，当η>0 时，贸易非效率项随着时间递增，当η<0时，贸易非效率项随着时间递减，当η=0 时，贸易非效率项不随着时间改变，模型转换为时不变模型。（4）式中，Tijt*为贸易效率，表示利用模型估算得出的前沿贸易额，而TEijt表示实际贸易额与前沿贸易额的比值。
（二）经验模型构建
以上述随机前沿模型为基础，本文主要关注影响双边跨境电商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选定经济规模、市场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外贸依存度、地理距离、以及是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变量构建模型。因此，本文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双边跨境电商模型具体形式设定如下：
在式（6）中，i表示中国，j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Tijt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t时期的跨境电商规模，β0表示常数项，β1至β 8表示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余变量含义如下：gdpjt和gdpit分别表示t时期j国和i国的经济规模，由国内生产总值用来衡量。一般认为，经济规模越大，进口国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越大，出口国对产品和种类的生产能力越强，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越高。cityjt和cityit分别表示t时期j国和i国的市场规模，由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市场规模越大，进口国的消费需求越大，出口国选择该国作为目标市场的机率越高，跨境电商效率越高。netjt表示t时期j国的互联网普及率，由互联网接入比例来衡量，互联网普及程度越高，跨境电商中面临的信息搜寻成本、沟通成本和冰山成本大大降低，理论上互联网普及对跨境电商效率具有正影响。〖\"depen\" 〗_\"jt\" 表示t时期j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由进出口总额占其GDP之比来衡量，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进口国和出口国对外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具有更高的容纳和接受能力，跨境电商效率和潜力与其呈现正向促进关系。〖\"dist\" 〗_\"ij\" 表示i国与j国间的地理距离，由两国首都间距离作为两国地理距离的替代变量，于传统贸易而言，两国之间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是双边贸易往来重要的阻碍因素之一，但由于跨境电商“去中介化”效应，距离对于跨境电商的影响变得复杂多样化，呈现了“距离之谜”。〖\"fta\" 〗_\"ij\" 为模型中的虚拟变量，表示i国与j国间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由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作为参考，若两国之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则变量取1，反之取0；\"v\"_\"ijt\" 为随机干扰项，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u\" _\"ijt\" 为非贸易效率项，同时与\"v\" _\"ijt\" 相互独立，表示未能纳入的非贸易效率因素，包括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等诸多方面。
（三）数据说明
囿于2019部分数据存在缺失值，本文选取2009—2018年为研究区间，选取“一带一路”沿线除中国外的61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分别为阿富汗、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保加利亚、巴林、波黑、白俄罗斯、文莱、不丹、塞浦路斯、捷克、埃及西奈半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克罗地亚、匈牙利、伊拉克、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科威特、老挝、黎巴嫩、斯里兰卡、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多瓦、马尔代夫、黑山、蒙古、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罗马尼亚、新加坡、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斯洛伐克、马其顿、阿联酋、希腊、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马来西亚、波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泰国、土耳其。采集各国官网电商大数据，采取线性插值法对重要数据进行补充整理，除虚拟变量外，其余所有数据取自然对数来消除异方差，所有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为稳定序列，可以使用序列的原始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规模为基础，运用Stata14.0软件进行随机前沿模型的参数估计，将贸易非效率项的时变模型和时不变模型，估计结果报告在表2中。
基于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首先进行时变模型和时不变模型的选择，根据η值的显著性来判定，时变模型的η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以得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的非效率项，即贸易之间的阻力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η值系数为正，标明其贸易阻力不断降低，而贸易效率呈现上升态势。故对于该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聚焦于时变模型的估计结果，就经济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系数显著为正，影响系数为0.948，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变量失去了显著性，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其对中国所供给的商品和服务需求越大，这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的规模提升主要依赖于沿線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影响恰好相反，中国的市场规模系数高达11.23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规模不具显著性，表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是推动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中坚力量。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对外贸易依存度对跨境电商规模均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较互联网普及率而言，对外贸易依存度的系数更大，这说明以上两种变量能起到促进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作用，且对外贸易越开放，跨境电商规模增长越快，这与本文预期一致。地理距离对跨境电商规模的提升作用不显著，且符号为正，这与传统国际贸易的距离影响不一致，主要原因是由于跨境电商作为新型的“贸易中介”，运送货物以快递邮寄为主，加之远洋运输技术日新月异，地理距离对跨境电商规模的影响较为复杂，这也符合前文的预期。最后，描述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国在与自由贸易区伙伴进行贸易往来时，遵循“自然贸易伙伴”的原则，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增加会大幅度地提升跨境电商规模。
（二）基于人均收入分类的回归结果
由于人均国民总收入收入反映了居民的消费水平，进而影响其对于跨境电商的参与度，借鉴宗慧隽和王明益（2018）[19]的做法，根据2011年世界银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分类，以1025美元、4036美元、12496美元的人均收入门槛分为四类经济体：低收入经济体、中低收入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按照本文选取的61个样本，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高收入和中低收入估计的η值，系数分别为0.07和0.04且不显著，说明这两种类型的国家选择时不变模型更为有效，而中高收入的国家存在显著的η 值，故中高收入的国家选择时变模型进行回归较为合理。由表3的具体回归结果来看，各个影响因素对跨境电商的作用，呈现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的情况。
就经济规模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对跨境电商规模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中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规模影响系数最大，可能存在的原因是较多中高收入国家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阶段，故经济规模增长幅度较大，对跨境电商规模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而中国经济规模对跨境电商规模的影响则各有差异，对于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而言，中国经济规模的影响为负向，于中高收入的国家而言，表现为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由于相较于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中高收入的国家更加依赖于中国经济规模增长所释放的巨大产能，这也是中国跨境电商向该类国家出口的内在动力。对比市场规模，其对跨境电商规模的影响更为复杂多变。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市场规模的系数和显著性，高收入国家与中国跨境电商的增长更加依赖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和购买能力，中低收入的国家恰好相反，其市场规模系数显著为正，据此分析中国与其跨境电商往来为需求拉动型，市场规模对中高收入国家的影响不显著。互联网普及率对于跨境电商规模的发展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国家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互联网作为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其重要作用的作用不可忽视。对外贸易依存度强有力地推动中国与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国家的跨境电商，这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其影响系数为负值，可能的原因是中低收入国家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要素，吸引了众多跨国企业进行投资，成为细分跨境电商目标市场，因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检验结果与预期结果存在差异。跨境电商的出现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出现了“距离消亡”现象，也即距离对跨境电商的阻碍作用显著降低，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与中国的跨境电商往来。而中低收入国家囿于其运输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设施水平，距离仍然是阻碍其贸易发展的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对以上三种类型的国家均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与本文预期完全一致。
（三）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估计
借鉴孙金彦和刘海云（2016）[25]的处理方法，本文并未具体测算得出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潜力，而是在文中测度出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根据两者存在负向的相关性，跨境电商的广义虚拟经济效率越低，其跨境电商潜力越高，进而估计相应的潜力大小。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在0.1以下的有28个国家，0.1～0.5之间的有20个国家，0.5以上的有13个国家，总体而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境电商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样本中将近一半的国家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值处于0.1以下，三分之一的国家处于中下游水平，尚有巨大的跨境电商潜力亟待释放。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只列出各个类别中跨境电商最有效率的前5个国家和效率最低的前5个国家，由表4可知在这三类别中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最高的分别为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蒙古。近年来中国— 中东欧协同投融资合作框架的提出，为“一带一路”倡议中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往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均属于中东欧中的重要国家，斯洛伐克作为欧盟中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逐步成为欧洲物流中心之一，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完备，移动支付市场成熟。尽管保加利亚跨境电商的渗透率有待提高，但是物流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在欧盟跨境消费的推动下，跨境电商增长迅速，这两国的跨境电商效率稳居前列。中低收入国家行列的蒙古凭借着其天然的区位优势，加之完善的运输体系，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与中国签订了“国际物流合作备忘录”，跨境电商增长幅度显著，中蒙之间的跨境电商进一步推动“网上丝绸之路”发展，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此外，在这三类别中跨境电商效率最低的国家为文莱、马尔代夫和不丹，分别为0.013、0.006、0.014，囿于政策指引不足，文莱与中国的贸易持续下滑，跨境电商效率较为匮乏，其中而马尔代夫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与航海业，与中国贸易基础薄弱，不丹作为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跨境电商往来也受到抑制，故以上三个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跨境电商效率有待提升，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增长空间。
由图1可知，无论是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其跨境电商廣义虚拟经济效率均呈现了逐年上升趋势，其中高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效率显著高于其余两类国家，中低收入国家次之，而中高收入国家位列最末。高收入的国家往往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跨境电商市场、存在完善的物流、仓储、支付等基础设施体系、具备相当雄厚的贸易基础，不难理解其测算得出的平均跨境电商效率居于前列。然而中高收入的国家却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跨境电商效率，这与本文预期存在差异，原因可能是相较于聚焦于传统国际贸易的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发展势头迅猛，大部分的中低收入国家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作为仅次于中国和印度之后，最具有跨境电商潜力的东南亚市场，拥有数10家活跃的跨境电商平台诸如Lazada和Shopee，抓住了互联网覆盖率极高、消费需求旺盛的市场特点，针对该细分市场精耕细作，跨境电商效率逐年增长，使得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之间跨境电商实现了质的飞跃。中高收入国家应当不断完善其跨境电商基础设施，针对特定化的消费者偏好细分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有效释放贸易潜力。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选取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的跨境电商大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效率和潜力，并探讨影响跨境电商规模增长的因素，实证研究结论如下：（1）就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规模而言，贸易阻力随时间变化而不断下降，跨境电商效率处于快速提升的发展态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变量均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良好的对外开放政策、完善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跨境电商规增长；双边的地理距离对跨境电商的影响并不显著，侧面说明跨境电商不受距离的明显约束作用，凸显跨境电商“去中介化”的特征。（2）基于人均收入水平分类的回归结果表明：中高收入的国家贸易阻力随时间变化，高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贸易阻力变化不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和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仍是推动跨境电商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囿于运输物流水平，中低收入国家中，地理距离对其跨境电商仍具有负面影响，对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体现为显著的正向推動作用。（3）基于人均收入水平分类的跨境电商效率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最高，中低收入国家次之；中高收入国家跨境电商平均效率最低，贸易潜力巨大。总体而言，上述三类国家的跨境电商平均效率均低于0.5，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应当采取措施来释放蕴藏的跨境电商潜力。
（二）政策建议
为最大限度地释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潜力，实现跨境电商广义虚拟经济效率的提升，我国仍需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使跨境电商成为沿线国家真正的经济增长点。第一、积极举行双边或多边的贸易谈判，扩大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的覆盖面，出台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吸引更多的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搭建企业间互利合作的高效平台，降低货物流通的关税成本，减少非关税壁垒等贸易阻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跨境电商效率。第二、建立我国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体系，连接贸易过程中的商检、缴税、退税、结汇和通关等流程，实现电子化和一体化的双重目标。跨境电商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在中国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打造智能融合的格局，推动商品准入体系、检验检疫标准、产品检验认证等项目的互认，发挥其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竞争优势，释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电商潜力。第三、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扩大对包含5G技术、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在内的新基建投资。一方面可以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号召，助力我国传统基建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通讯手段和物流技术的完善能够大幅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的参与程度，构建高效低成本的联通网络体系，使得跨境电商成为设施互通的重要抓手。第四、培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跨境电商新生态，在货物监管制度、跨境电商平台治理、贸易便利化方面和市场秩序维护等方面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文件，在《电子商务法》的基础上，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配套法规的适用性，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入活跃而高效的跨境电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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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0-04-06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8A299），首都流通业研究基地开放课题项目（JD-KFKT-2019-ZD-01），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20YJA790068）。
作者简介： 唐红涛（1977—），男，湖南衡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电子商务广义虚拟经济。
政府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本文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迫切转型需求、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全球经济金融格局重构背景下，建立可以放大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耦合优势的正反馈机制，促进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的协同优化耦合已成为可能。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协同优化耦合，应成为“两型社会”建设与湖北“跨越式发展”的核心范式。
关键词：范式 金融 实体循环经济 超循环 耦合
一、引言
“十二·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推广循环经济典型模式”，从中国目前转型攻坚之难，可以发现实体循环经济通过在领域、规模方面的扩展，对于可持续发展范式的重要战略意义。湖北省“十二五”谋划“跨越式发展”，一个重要的源动力来自于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而在国家整体战略取向降速（GDP增长率预期下调）、转方式（资源利用方式）、调结构（产业结构、利益分配结构）的大背景下，湖北的“跨越式发展”不能是传统范式的发展：既不能是对相对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被动承接式发展、也不能是对相对发达地区过去发展模式的复制式发展，而必须是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约束条件下，基于发展范式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就“五个统筹”布局的国家战略而言，湖北的发展应是以突出“两型社会”特征为基础的“跨越”，而是否能够可持续深入推进“两型社会”发展实践，应是湖北“跨越式发展”范式的核心要义。
二、全球价值的“金融内生”循环经济新范式
（一）金融“脱耦”限制了实体循环经济发展空间 传统循环经济理论，视角集中于实体经济物质循环，虽然可以在物质循环载体上讨论价值循环与信息循环（罗丽艳，2005），但属于虚拟经济范畴的金融运行却在理论和实际运行机制上，外生于循环经济系统。而在金融运行核心化的现代经济中，这意味着将不存在由循环经济理论指导的、以新增长范式姿态出现、以循环经济革命及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为核心绿色生态经济革命。从“两型社会”建设的实践看，一方面，由于与金融 “脱耦”局限了应用领域，使得循环经济难以成为整体经济系统的生态增长范式，无法满足以“两型社会”循环经济发展，带动综合配套改革成功的国家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传统循环经济本身在“两型建设”中的发展势头，也因主要依赖财政渠道的计划资金支持，而来自更加市场化渠道的“金融支持”，虽然在政策的一再支持鼓励下，却因缺乏融入循环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使得抑制实体循环经济发展的“金融瓶颈”难以消除。因此，如果没有循环经济理论的更新，就难以为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的“耦合”提供理论支持，而“纲要”关于十二·五时期“引导投资…向生态环保、资源节约等领域倾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的规划，其效能未免存疑。
（二）范式变革是全球经济金融格局重构的核心 所谓全球经济金融格局、金融规则重构，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最大诱因。而如能从“过度金融化”角度剖析危机的策源，也就可以从金融危机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低碳金融”之兴起，察觉国际金融着眼于“绿色产业革命”的竞争，正始于金融资本在实体循环经济领域的布局。一个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深入融合（耦合）的时代正不可阻挡的到来。为了讨论作为“跨越式发展”核心的“两型建设”范式，本文提出了一个“范式形成模型”，如图（1）。由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金融可持续竞争力重构的压力，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势金融资本，借传统增长方式所带来的环境压力，借“生态责任”之名，力求主导“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思想的话语权，主要从提前布局“绿色循环经济产业革命”的角度，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结构与范式转变，从而实现以话语权、资本、技术优势主控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的战略转移。由于这是出于长期利益的战略安排，因此足以逐渐克服制约金融资本内生融入循环经济的障碍，虽然金融资本从来不会真正从“生态责任”出发、推动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的耦合，但受长期竞争优势的利益驱动，属于“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协同优化耦合”的新增长范式的时代将不可避免的到来。对我国而言，如果在思想、行为、范式形成方面，不能摆脱被动反应路径，势必在以范式变革为核心的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变迁中丧失先机，面临长期的不利竞争格局。因此，有必要调整生态利益分配的政策组合、主动树立包括金融系统在内的整体经济系统“生态责任”意识，谋取“绿色经济”话语权，充分利用循环经济起步低，应用空间大的“后发优势”，明确“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协同优化耦合”为“两型社会”的建设范式，切实推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耦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而承载这一国家战略的最合适地区，莫过于已开展“两型建设”综合改革试验有年、正谋划“十二五”跨越发展的湖北。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系统的协同优化耦合，是“两型社会”建设的理想范式，在2012年初露端倪的“中三角合作平台”，包含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个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以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圈，是该范式最佳的功能辐射平台。系统学超循环理论，对于研究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这两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的相互耦合行为，是最恰当的理论研究平台。
三、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的复合超循环结构解析
（一）金融系统的超循环结构 本文描绘了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的复合超循环结构，如图（2）所示。在这个“复合超循环结构”中，金融子系统与实体循环经济子系统各自都构成超循环结构。鉴于既有文献对实体循环经济子系统的超循环结构已有较为准确的揭示（刘振，2004），本文将着力解析金融子系统的超循环，重点在于对“复合超循环”的解析。包括存在于金融机构、国内金融结构、国际金融结构三个子系统之内，基于资金流的反应循环；基于资金流、价值流、信息流的催化循环、以及时间轴意义的催化循环；基于利润需求（金融机构）、金融发展与稳定抉择（国内金融结构）、利率－汇率互动、金融国际话语权争夺（国际金融结构）互动催化与功能耦合的超循环。基于资金流的反应循环，体现了资金融通这一基本与初始的金融功能；基于资金流、价值流、信息流的催化循环、以及时间轴意义的催化循环，则是对资金时间价值与风险价值的深入发掘，是提升现金流管控水平的基本路径；基于利润需求（金融机构）、金融发展与稳定抉择（国内金融结构）、利率－汇率互动、金融国际话语权争夺互动催化与功能耦合的超循环，是金融全球化的源动力，也是主导全球财富与利益分配的主渠道。
（二）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复合超循环结构” 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复合超循环结构”，包括存在于金融机构子系统之内的反应循环（资金流）与催化循环（财富流），实体循环经济子系统之内的反应循环（物质流）与催化循环（价值流）；最具长远分析价值的则是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系统的“超循环”，即金融对实体循环经济发展潜力及影响力的影响、实体循环经济对金融虚拟运行的实体基础以及利益取向“普世性”的影响二者的复杂网络交互作用。金融对实体循环经济发展潜力及影响力的影响不言而喻，第三产业发展对现代国家的经济成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其中的金融服务业在各国的经济发展布局以及财富分配结构中越来越处于核心地位，金融部门已超越产业属性而成为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与整合性部门。因此，任何战略思想与实践，如果不能有机容纳金融资源与金融部门，其实际效能将是十分有限的，也不可能成为经济成长的基本范式。这也是“金融外生”的传统实体循环经济理论上的局限、以及发展受限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反思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以及正在发酵的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可以发现金融“空心化”发展的明确印记，从金融虚拟运行的实体基础考察，可持续发展动力的重构，只能出自于新技术革命与新经济范式革新。从前述美欧资本在“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布局与竞争可以看出，金融正主动在与实体循环经济的融合中探求新的增长基础与竞争力。这也揭示了金融发展中利益取向的变迁：以旧的非环境和谐模式为基础的“空心化”金融，其利益取向是私利与“小众”的；而指向环境和谐的，以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协同优化耦合为基础的新发展范式，则因为其对自然环境改善、资源节约、实体经济增长、利益普惠的持续推动效力，具有了价值取向的“普世性”与“大众化”色彩。
四、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的耦合层次跃升契机
（一）制约金融超循环系统与实体循环经济超循环系统进化分析 超循环结构稳定存在、发展进化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引入足够大的负熵流推动结构的新陈代谢，即系统开放性；第二，足够强的信息能力使得系统信息得以积累、遗传；第三，系统在群体内相互作用和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系统自评价、以及进化道路选择机制。结合中国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的现状，当前制约金融超循环系统与实体循环经济超循环系统各自进化潜力的因素分析如表（1）。
（二）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系统的耦合层次与耦合契机 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的耦合具有层次性，分为‘脱耦’阶段、被动耦合阶段与主动耦合阶段如图（3）。正常的阶段提升会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渐进的过程，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当具备一些特殊的条件时，也可出现促使层次“跃升”的耦合契机。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发展的实践分析，处于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被动耦合阶段，这一阶段的耦合机制是强调金融对传统循环经济的单向支持，但由于仍然将金融资源视为循环经济发展的外生资源，缺乏金融方面内在的动力机制的支持，限制了超循环结构中负熵流的产生，不利于推动结构的新陈代谢。而且被动介入使得金融本身极其强大的信息能力不能有效发挥，阻碍了系统信息的积累、遗传，不利于系统进化。主动耦合阶段是实体循环经济与金融的高层次耦合，包含初级与高级两个发展层次。所谓初级发展层次，是指在以“危机预防”为核心的金融可持续发展思想基本成型背景下，认识到金融需要在实体经济的承载限度内运行、金融的规模、结构、工具的发展以及市场化程度应与所处的市场经济进程相匹配，能够在“环境金融”等思想指导下，进行主动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尝试，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可归属于这种类型。但由于以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协同优化耦合为基础的新发展范式尚未明确确立，难以从根本上避免金融“空心化”发展，金融危机仍然可能发生而且可能产生波及甚广的严重后果。所谓高级发展层次，指以生态伦理为指引，在金融这一核心资源的配置中遵循“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的循环经济原则，在与实体循环经济的深入融合中把握核心竞争力，树立以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协同优化耦合为基础的新发展范式，从而提供金融、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的理论指引与目标模式。当前，湖北的“跨越式”发展面临着 “双重突变”的国内外背景。从国内角度，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需求层面过度依赖出口拉动，投资来源过度依赖财政投入与信贷扩张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已到了变革的关键节点；从国际角度，“后危机时代”的主题，是摈弃“过度金融化”与“空心化金融”，是对“绿色经济”、“低碳金融”等可持续竞争力制高点的争夺。但“双重突变”也意味着，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耦合层次从“被动耦合”到“主动耦合”的“跃升”契机已经出现，应以积极的耦合推进政策，建立可以放大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耦合优势的正反馈机制，建构以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的持续协同优化耦合为特征的稳态超循环生命系统。
五、结论
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协同优化耦合，应该成为“两型社会”建设与湖北“跨越式发展”的核心范式，其生态循环囊括了金融资源在内的虚拟与实体经济资源，同时有明确的“3R”原则、全过程治理原则指引，能够引导金融的责任运行、绿色运行与稳定运行，并以此促进循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实现。为促进中部崛起的国家规划提供“绿色支点”。以湖北为例，实践“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协同优化耦合”范式，以此理顺与整合各类国家战略级政策资源、区域发展规划以及省域发展规划，是亟待推进的战略布局。在国家战略落实层面，宜以武汉城市圈的“两型社会”建设，设置湖北“跨越式”发展的目标模式与资源环境硬约束，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宜以扶持循环经济相关的新能源、污染物处理、资源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及相关技术研发应用企业为核心指向。在区域发展与合作层面，把握与突出“中三角”合作平台的绿色特征，深入发掘生态效益。对于“四基地一枢纽”的省域规划，宜以现代物流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拓展循环经济产业链；以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强化循环经济发展技术支撑；在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以及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中，明确生态责任与环境准入标准，重视扶持循环经济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园区。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本身的责任运行、绿色运行与稳定运行，以及金融融入循环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能否成功培育，事关“金融与实体循环经济协同优化耦合”范式树立的成败。一个重要的契机出现在2012年4月初，随着“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央已经统一思想，要推进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打破现有的银行垄断。面临垄断格局的动摇，我国银行及整个金融业必须开始考虑如何获取可持续竞争力，顺应国际趋向，主动争夺“绿色经济”、“低碳金融”等制高点，主动融入循环经济的内生动力机制有了逐步建立的外部环境。就湖北的发展环境而言，在“中三角”强化合作的新形势下，有必要力促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人民银行武汉分行探索“特色监管”，积极推行“赤道准则”（该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支持“绿色金融”业务，以“碳金融”的创新与发展支持“碳交易”、建立生态效益的市场回报机制，以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同时积极推动“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创新举措，拓宽实体循环经济发展的融资渠道，拓展实体循环经济投资的价值回报空间。
*本文系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二五’规划资助课题“湖北‘跨越式发展’的范式研究”及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1-ib-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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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aker, Dean. Plunder and blund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ubble economy. Sausalito, CA: Sausalito, CA : Poli Point Press,2009.
（编辑 梁 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