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账户赤字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经济制裁不仅针对一个国家，而是对多个国家乃至于对国际社会实施的有目标的政策，在国际组织交往时常常会受到资源、空间等因素的限制，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国家化，经济制裁由于战争原因被国际制止，但是国际经济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了。国际法对经济制裁方面没有明确的约束，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经济强国经常利用经济制裁的方式干涉别国发展。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经常会利用经济制裁，这违反了国际法发展的基本要求。分析国际法中对经济制裁方面约束不明确的原因，并分别对国际和美国的经济制裁进行探讨。
关键词：经济制裁;国际法;法律分析
引言
国家要获得一定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等行为受到其他国的制约，这一行为就叫作经济制裁。与战争相比，经济制裁采取的手段比较少，不会造成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损失，但是需要国家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目前，经济制裁已经成为了大国制约本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在西亚战争中，发达国家对叙利亚和伊朗发起了多轮的经济制裁，这种制裁十分罕见并且涉及的经济面十分广，这不符合国际经济法的要求，并且在世贸组织中还会让我国的经济局势更加混乱。
一、国际法中对于经济制裁方面的约束不明确
1.经济制裁中没有规范禁止的内容。在国际法中并没有将经济制约列入到禁止的内容中，这就为大国对他国实行经济制约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在连联合国的宪法中就规定了国家出现了经济争端时不能采用FORCE。而这个单词的解释意义比较多，不仅包含了禁止武力竞争，还要禁止强制的经基竞争，但这些都被拒绝了，这就意味着这条法律在联合国宪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被列入到禁止范围中去，只是要求各国不能使用物力手段而非经济制裁手段。特别是在联合国立法的后期禁止经济强制手段被大国反对，委员会最终未能将其列入到联合国宪法的条例中去。
2.世贸组织没有制定经济制裁的合法规定。在国际世贸组织的规则中没有明确的要求经济制裁是否合理。由于世贸组织的主体关系和对象是特殊的，这就决定了其规则只适用于主权国家中。特别是在规范制衡的情况下，世贸组织可能会与国家主权之间产生一定的冲突。在这个条款中，世贸组织需要保护转全国的人权、国家安全、资源清洁等权利，并且还要允许成员国进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其安全条款为了维护世贸组织成员的安全，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不履行义务，一些主权国家可以使用经济制裁。在世贸组织的条文中规定时间模糊并明确的，缺乏对规则内容的界定和保护。
3.安理会决议模糊对经济制裁形成纵容。在外交过程中安理会的决议大多是模糊不清的，不仅仅是语言在法律的界定、履行职责、追求义务等方面都缺乏一定的机制，这就意味着欧美国会曲解安理会的意见，将自身的利益提升到最大化。在《联合国宪章》中规定不能侵犯他国的主权，不能使用物力，但是如果国家内部的事务破坏了世界安全安理会有权利采取一些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的措施就是合理的，这也是安理会纵容的结果。伊拉克未经过允许在禁飞区违反国际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被采取经济制裁，这也是安理会决议的结果。不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叙利亚战争，大国采取的经济制裁有安理会纵容的因素。
二、分析国际经济制裁的合法性
1.联合安理会的制裁。为了保障国际的和平与安全需要采取一些合理的武力措施甚至是经济制裁，这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义务，可以利用经济制裁，而非利用物力措施对国家施加压力。一旦某个国家成为了联合安理会的目标在未来可能会受到安理会的联合经济制裁，并且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制裁手段。联合国成立的经济制裁委员会会对某个国家实行制裁，安理会的决议也会受到国际的普遍认可。目前这种合法的经济制裁包括贸易、金融、交通的制裁，在安理会制裁的过程中不能进行人道主义的援助。
2.经济制裁具有报复性。作为受害国在收到经济制裁之后可能会展开保护性的制裁。由于受害国会受到非武力的制裁。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的一定土地，乌克兰对其进行了经济制裁，这种行为是合法合理的。由于在20世纪的初期根据国际联盟一些法律条款看，禁止了进行武力报复，于是就出现了经济制裁的报复情况。美国在国际法中采用的对抗欧式中十分普遍地采用了对抗的策略，并且在这个策略中国际委员会对国家草案进行了重新措辞，保证成员国在受到威胁时可以采用经济制裁的报复措施这是合法的。
3.外交方面的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时制裁国的不法行为没有特殊的法律进行制约，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阵营中，许多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制裁，美国对古巴的经濟制裁等等都存在了一定的违法行为。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它是欧盟国中卫的主要国家之一，为了维护其安全，欧盟对其实行经济制裁是希望叙利亚成为一个自有民族的欧洲国家，利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叙利亚进行经济制裁。这次的经济制裁时间之长，涉及之广是无法估量的。在这些经济制约中有干涉他国内政、违背他国政权的意义，因此这次违背经济制裁本意的叙利亚战争是不合理的，其制裁的效果也不明显。
三、美国对外贸易采取的经济制裁
美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在二战结束后其运用经济制裁十分常见。它限制了制裁国家之间相互的交往，并且会利用法律对行为者的经济活动进行制裁，这会引发一些常见的经济冲突。在目前发达国家中十分常见，而美国的经济制裁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的经济制裁发展十分坎坷，从对国内的管辖到对国外管辖不断地转变。尤其是从司法来看，从20世纪前期看，侵占他国领土的行为可以受到经济制裁。在二战之后全球化发展越发激烈，传统的经济制裁不能制约他国的发展，美国想要保住经济大国的地位就需要约束本国的发展，与外国合作，配合美国进行经济制裁，其措施包含出口、再出口、海外银行美国分行的现金资产、金融交易等在美国禁止融资，以及会遭到罚款等行为。
结语
综上所述，自冷战之后发达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国际上的经济制裁也在增加。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际格局向两极化发展，局势越发紧张，尤其是叙利亚的危机、发达国家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等，这些都对国际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美国也对我国发起了多次的经济制裁，对我国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我国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对经济制裁进行立法，防止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制裁干涉他国内政，还要根据国际世贸组织的规则有一些立法，对世贸法中出现的安全条例单独列出，并且制定一些解决经济制裁的条例，可以灵活运用世贸组织的规则，触发一些贸易保护的措施，保证国际经济合理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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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经济账户赤字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重大机遇。2035年前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有望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变，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人类共同需求，“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加速互联互通。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危机。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市场规模日益壮大，综合优势显著增强，将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但也面临经济发展新动能不足、世界级企业和品牌缺乏、能源瓶颈制约加剧和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等突出问题。
关键词：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 融合 全球化
作者简介：
李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创新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济发展完成了融入世界经济的伟大转变。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推动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而言，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推动变局发展，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是我们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2035年前，中国发展依然存在许多有利条件，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不断成长壮大，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道路上，将面临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困难和问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料的挑战及风险，有些将是前所未有且相当严峻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深度与广度。
一、面临非常有利的国际大环境
综合各方面因素分析，2035年前随着主要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及科技革命的不断突破，全球秩序将不断演变，新的地区和国际格局将加速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人心，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国际环境的大趋势和基本特征。
（一）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
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不断加深，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日趋平衡，全球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经济往来更加深入，共同利益逐渐增加，维护和平、推動发展是大势所趋，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互联网和科技信息革命推动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和依存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类追求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国际社会越来越希望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越来越多的国家追求开放发展，希望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蕴含深刻洞鉴，赢得越来越多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共鸣与支持。2017年3月23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第一次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2018年达沃斯论坛上，各国领导人竞相呼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的开放愿景、对保护主义的抵制受到普遍欢迎。
（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全球经济的重心逐渐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一些机构预测，亚洲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在未来超过欧美地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印度正进入经济发展的快速通道，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50%。印度尼西亚是具有劳动力价格优势的人口大国，未来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计在5%以上。孟加拉已经连续20年保持6%的经济增速，未来10年平均经济增速有望达到7%。缅甸启动改革以后经济增速是8.5%，菲律宾2012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速6.5%，越南近几年经济增速年均6%。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基本上都在亚洲，将促进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亚太经合组织（APEC）21个成员GDP之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46.3%上升到2018年的59.8%。
近几十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不包括美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16.22%上升到2000年的24.65%，到2018年已达到30.47%。同期，经合组织（OECD）、北美、欧盟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北美和欧盟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80年的62.60%下降到2000年的59.34%，再下降到2010年的50.89%、2018年的48.36%，已经低于50%。2018年，中日韩和东盟的经济总量为2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27.3%。
（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进入21世纪以来，具有劳动力、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的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极大改变了全球发展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的发展差距出现缩小趋势。《新兴经济体发展2019年度报告》显示，根据IMF的估计数据加权计算，2018年新兴经济体11国（简称E11，包括二十国集团中的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11个国家）的GDP增长率约为5.1%，不仅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速，还高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速。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取得诸多新进展。从内部合作来看，2018年E11内部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由降转升，并超过2015年的最高水平，各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稳定增长。E11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2010年的25%上升到2018年30%。预计到2035年，E11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将超过40%。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主要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依附地位，形成了极度不均衡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高地，占据着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掌握着核心技术，拥有最高的收入水平，享有最好的生活水准，消耗最多的人类资源，掌控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但是，近些年新兴经济体的总体实力日益增强，有望改变这种格局。
（四）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成为人类共同需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各国的重大机遇，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共同优化全球经济资源配置，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以苹果的主要产品手机为例，它不仅是苹果的，还是富士康、瑞声科技、舜宇光学等企业共同组成的全球化产业链的产物。苹果手机的产品设计在美国，芯片、显示屏和核心零部件生产在日本、韩国，辅助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加工在中国，最后销售到全球各地。2018年2月，苹果公司公布的“前200名”供应商名单显示，49家供应商来自中国台湾，42家来自日本，41家来自美国，29家来自中国大陆，11家来自韩国，7家来自中国香港，6家来自德国，5家来自新加坡，奥地利、芬兰和荷兰各有2家，英国、瑞士、比利时和沙特各有1家，200家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共拥有778家工厂。纵观人类历史，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都会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2016年出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我们席卷而来，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丝毫不逊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将把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并展现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五）“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加速互联互通
共建“一带一路”跨越不同地域、发展阶段和文明，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公共产品。6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热烈响应，正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纳入重要决议。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相互投资持续增加，为各参与方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据商务部统计，201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为8.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速;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18年的2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深化投资领域合作，相互投资加速增长，投融资模式快速创新，合作园区日益增多，携手推进“一带一路”不断向深层次发展。2013—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2018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共计156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 商务部：《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谈2018年全年对外投资合作情况》，商务部网站，2019年1月16日。）从发展趋势看，共建“一带一路”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构建新的全球经济大循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世界银行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提出的交通运输网络能够通过减少整体出行时间和运输成本，为增加投资和GDP铺平道路，预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将因此增加4.97%。其中，来自沿线国家内部的直接投资增加4.36%，来自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4.63%，来自非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5.75%。
二、面临日益凸显的外部挑战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很有可能告别过去几十年的大格局，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的争斗可能加剧，经济竞争和国家战略利益的争夺更加激烈，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化。
（一）逆全球化思潮导致保护主义加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助推了这一趋势。全球化在当代社会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政治意愿减弱。虽然反全球化很多年前就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现在，逆全球化成为了政治思潮，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存在。部分原因是全球化虽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是财富只是流到了少数国家和少数人手中，社会分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结构性失业增加、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凸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通过引入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环境保护等手段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权力，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近些年，中国多项国内投资并购案在美止步于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核。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外资安全审查现代化法案》，扩大了CFIUS审查范围。2019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欧盟外资审查框架”草案，并于4月1日生效，对外国资本并购欧盟公司采取更严格的审查。尽管欧盟外资审查框架将不具备美国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那样的威慑力，但也将强化中国企业赴欧并购的监管壁垒。
（二）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
中美全面进入长期的竞争与合作博弈。在新兴国家由大变强的过程中，往往会与守成大国发生激烈的国家利益争夺，并被守成大国刻意打压。美国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特朗普就《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表演讲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对手国家，挑战了美国的影响力和价值观。2018年以来，美国无视前车之鉴、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不顾国内民众反对，发动了大规模的贸易战，妄图通过战略遏制、利益敲诈来打乱中国发展进程。中美博弈不是短期行为，是中美两种制度的长期博弈，不仅涉及经贸、制造业、高科技等领域，还涉及地缘政治等领域，具有必然性、长期性和全面性。
大國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世界主要国家都瞄准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制定创新战略、谋划未来发展。在创新发展领域，美国2015年发布《国家创新战略》，英国2014年发布《科学与创新增长规划》，日本2016年发布《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德国2018年发布《高科技战略2025》。在数字技术领域，英国2015年发布《量子技术国家战略》和《英国量子技术路线图》，日本2015年发布《机器人新战略》，美国2016年发布《“国家制造创新网络计划”战略规划》《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规划》，德国2016年发布《数字战略2025》。这些战略和规划大都由各国政府部门研究发布和部署实施，试图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把握主动。
（三）人类面对的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加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能源、粮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主义等安全因素持续增强，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潜在威胁。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部分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粹主义逐渐抬头，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国家间冲突，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可预测的外溢效应，给地区和世界带来不利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强调，社会不平等可能是未来十年内构成全球风险的重要因素，在过去30年里53%的国家出现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发达经济体尤为突出;由于各国关联性越来越大，网络攻击不仅造成突发的影响，也将带来更加剧烈而且不可逆的系统性冲击，是未来十年影响全球风险格局的第二大因素。全球挑战基金会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认为，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状态，将面临气候变化、流行病、人造病毒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灾难性破坏等诸多全球性灾难。目前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已经超过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能力，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已成为当代世界最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也是未来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联合国2015年发布的《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指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到2030年世界各地面临的“全球水亏缺”可能高达40%。
（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危机
当前，美国正在挑战由自己主导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1929年美国大萧条打断了20世纪初的全球化进程，各国在反思大萧条期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的基础上，建立起目前的国际治理体系。二战结束以来，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适应了全球化的需要，促进了世界和平与繁荣。但是近几年美国采取的一系列“退群”行动和诸多单边主义措施，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2017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就不断“炮轰”WTO，称其对美国“非常不好”“让美国几乎没法做生意”。二战以来，美国是其亲自缔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要受益者。目前，美国退出的主要还是一些外围“群”，尚未退出涉及其主要利益的核心“群”。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外交已从奥巴马时期的多边主义转向“美国优先”指导下的单边主义，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和良性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虽然获得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大机遇，但是由于自身综合实力不强，很难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过程中发挥较大作用，依然处于被动地位。
三、国内存在支撑经济融合的众多有利条件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存在众多有利条件，经济体制活力显著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强大，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加大。
（一）综合国力大幅跃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取得的成就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13.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6%。从GDP世界排名看，中国已赶超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强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从发展速度看，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40年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仍然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促进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7年英国伦敦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根据现在各国的年增长率、经济规模、制造能力、研发潜力、创新指数、人才储备、国家战略、市场结构等预测，到2035年，中国GDP为35万亿美元，将超过美国GDP。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预测，到2035年，中国GDP为33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5.3%;美国GDP为30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2.5%;印度GDP为9万亿美元左右，年均增长率7%。综合考虑上述不同预测数据，中国GDP将在2030年至2035年期间达到30万亿美元以上，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届时世界经济总量约为150万亿美元）。
（二）国内市场规模将跃居世界一
中国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并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将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创造更好的条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万亿元（5.7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0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考虑到中国国内消费增速明显高于美国，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2020年将超过美国。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是美国的2倍左右。作为发展中国家，当中国真正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时，会给世界带来巨大市场机遇，也会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中国市场的优势不仅在于规模接近美国的水平，更在于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所拥有的巨大消费能力，这已成为中国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内生动力。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到2035年，预计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将扩大到6亿人以上。受益于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数量以及收入增长，中国的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同时，中国城镇化的巨大潜力将推动国内市场规模持续上升。未来十几年，城镇化仍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主旋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任务，2020年的目标是提高到45%，2035年的目标是提高到60%。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持续推动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这是推动市场规模扩大的强大动力。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2035年前，中国将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的制度性障碍，逐渐进入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2018年，中国研发（R&D）经费支出1.9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18%。截至2018年底，中国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501个，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480家，有效专利838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1.5件。未来十几年，中国将诞生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及尖端产品制造中心，在芯片、通讯设备、高速列车、物联网等前沿领域，都将具备世界领先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2019年7月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第17位提升至第14位。
四、国内存在阻碍经济融合的不利因素
中國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面临着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困难和问题，有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料的挑战与风险，有些将是前所未有的和相当严峻的。
（一）中美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中美综合国力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有些差距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从人均GDP看，2018年中国人均GDP约1万美元，美国人均GDP约6.2万美元，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6。从劳动生产率看，2018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GDP/全部就业人员）为1.6万美元，美国为11.5万美元，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1/7。从中美科技实力看，2018年中国R&D经费支出19657亿元（约3千亿美元），为美国的1/2;2018年中国的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位列世界第17位，美国排名第1位;截至2018年全球共904人获得诺贝尔奖获，其中美国362人，中国2人。2018年11月27日，美国科睿唯安公司（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的2018年“高被引科学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名单显示，美国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为2639人次，中国大陆482人次，中国香港50人次，中国澳门5人次，中国台湾20人次。泰晤士高等教育2018年发布的第15届年度世界大学排名显示，美国共41所大学进入前100强，而中国仅有6所（含中国香港3所）。从营商环境看，世界银行公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世界排名第46名，美国排名第8名。从社会发展看，2018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报告》显示，中国位列第86位（0.752分），美国位列第13位（0.924分）。
（二）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
从更长时期和深层次来看，中国原有的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渐减弱，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产业、新市场和新业态的形成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总体还处于创新发展的培育期，创新要素的集聚对于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亟待加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较大，非实体经济占用了较多的发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形成。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转型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表明，创新和延伸经济价值链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式。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不强，短板比较突出。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高科技产出比较低，部分产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中国科技创新的政策和体制还不健全，高端科技人才的比重不高，能实现颠覆性创新的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非常缺乏。中国多数企业的创新成果缺乏，只有少数企业具备世界级的创新能力。2018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50强中，美国22家企业上榜，位居第一，德国9家企业，日本6家企业，中国仅有华为1家企业上榜，排名第八。从OECD统计的2016年全球三方同族专利（欧洲专利局、日本专利局、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共同保护的同一专利）数量看，日本17022件、美国15219件、德国4583件、中国3766件、韩国2671件，占各国当年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的比例分别为30.1%、26.9%、8.1%、6.7%、4.7%。中国的占比较低，高质量的国际专利相对不足。中国企业创新成果的质量亟待提升，只有少数企业活跃在技术前沿领域。
（三）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缺乏
目前，中国企业在技术、品牌、市场等方面与世界级企业的差距依然较大，缺乏具有全球运营能力的世界级企业。《财富》杂志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企业上榜数量120家，仅次于美国（126家），但是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企业的销售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呈下降趋势。同时，上榜中国企业中的10家银行平均利润高达179亿美元，远远高于120家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水平（31亿美元），上榜银行利润总额占111家中国大陆上榜企业总利润的50.7%。上榜美国银行的总利润仅占126家美国企业的11.7%。此外，在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仅有的5家房地产公司都是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知名品牌较少，世界级的品牌更少。中国的工业产品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自有品牌在世界品牌100强当中只有华为1个。据OECD统计，仅占全球商标总量3%的知名品牌，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40%和全球销售额的50%。世界品牌实验室2019年4月发布的2018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显示，位居第一的美国拥有185个世界品牌，中国只有38个品牌入选。中国品牌的国际地位与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不相称，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多数中国企业在塑造世界级品牌上既缺乏战略，也缺乏人才，导致中国中低端产品供给严重过剩和高质量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四）能源瓶颈制约加剧
长期粗放发展导致中国能源消耗巨大，主要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中国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之后，2018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天然气进口国。中国石油进口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0%，石油消费每年增量占全球石油消费增量的40%。海关总署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进口原油4.62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70.9%，较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中国进口天然气9039万吨（125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45.3%，其中，进口液化天然气5378万吨，同比上涨41.2%，进口金额268.4亿美元，同比上涨82.0%。未来，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很可能超过8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很可能超过50%。中石油公布的《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的原油产量为1.89亿吨，同比下降1.3%，连续3年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生产天然气161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5%。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与生产量之比为2.44：1，天然气进口量与生产量之比为0.77：1。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较低。2017 年，中国石油的探明储量为35 亿吨，约占世界总量的1.5%;天然气的探明储量为5.5 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总量的2.8%。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显示，2018 年中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4%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34%，并连续18年稳居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第一位。
（五）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大
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突出、企业债务率过高、居民杠杆率攀升等方面。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累积的金融风险日益凸显，各类隐性风险不断显性化。防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财政部2019年1月23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39万亿元。其中，政府债券18.07万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0.32万亿元。加上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4.55万亿元，2018年中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6%。此外，由中央政府担保的政府支持机构债券的存量为1.89万亿元。政策性金融债和政府支持债券可以看做政府的间接负债。因此，中国政府的总体债务余额为48.96万亿元。2018年，中国GDP规模为90.03万亿元，政府债务负债率为38.69%。总体来看，中国政府债务负债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是，中国企业负债率和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从企业直接融资看，《2018 年度债券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末中国企业债券总规模为18.18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券25690.5亿元、中期票据54250.2亿元、短期融资券18696.1亿元、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1690.71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19412.58亿元、公司债58227.19亿元、可转债1904.16亿元、可交换债1976.63亿元;不包括那些没资格在金融市场上发债、不得不依赖于各种影子银行渠道的融资。从企业间接融资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8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18年末，本外币非金融企业及其他单位贷款余额89.03万亿元，大体上是中国企业通过贷款而形成的债务规模。据此可估算中国企业的负债（债券+贷款）为107.21万亿元，与GDP之比为119%，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80%）。此外，自2011年以来，中国居民债务规模快速扩张。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末中国住户本外币贷款余额47.9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与GDP的比率为54.3%;其中，2018年末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37.8 万亿元，同比增长19.9%。2007年中国居民债务与GDP的比率还不到20%，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提升到50%用了40年，而中国居民仅用了11年。
五、结论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国经济从融入世界经济走向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带来重大机遇。2035年前，虽然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更趋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是中国外部发展环境有望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国内经济发展潜力不断释放，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市场规模日益壮大，将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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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蕊
外国经济账户赤字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是参与方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组建区域经济集团的实践是颇具争议和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统计数据对东亚和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拉美地区共同市场 经济绩效
东亚与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点不同，拉美是世界上最早探索经济一体化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地区之一；而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则非常滞后，1967年成立的东盟真正开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间是1976年。然而，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两个地区经济整合的绩效却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
区域一体化的贸易绩效比较
1、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
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显著和直接的效应是由贸易创造效应带来的区域内贸易量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是世界上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1980－2009年的30年间，东亚地区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3.7％上升到28.01％；同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这一数值由15.29％上升至2000年的19％，2009年又下降至12.9％，欧盟则从41.4％下降到36.6％。虽然在1980年，东亚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还小于其余两大经济体，远远低于欧盟，可是到2009年，却已经超过了NAFTA，目前东亚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约为28％。另一方面，东亚地区也是区域内贸易发展最迅猛的地区。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1980－2009年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额从773亿美元上升到3，48万亿美元，累计增长约45倍，而东亚与区域外的贸易额仅增长了10多倍，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从22.4％稳步上升到44.67％，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占比则由77.6％降至55.3％。克鲁格曼认为，当地区内部贸易占该地区贸易总量的比重大于或等于50％时，这个贸易区才是有效率的。显然，按照此标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率的。
贸易结合／密集度指数是衡量区域内各经济体贸易关系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根据我们的计算，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指数绝大多数都超过1，一些经济体之间的指标甚至超过3。而且，从总的趋势来看，中日韩及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在从1995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间基本上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东亚地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密。东盟内部的进(出)口贸易结合度也是显著上升，到2006年两者都超过了4。在东亚，这四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合度普遍上升，这同地理上相互接近、签署FTA以及跨国公司加强了域内分工网络等有密切关系。
2、拉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创造效应
拉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区域贸易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各国之间逐步相互降低关税、限制非关税壁垒，以实现区域集团商品的进口自由化，同时成员国还采取提供优惠待遇、将税收列入贸易自由化计划、对区域外商品实施共同对外关税制度等措施鼓励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以拉美自由贸易同盟(LAFTA)为例，该组织11国在1962－1973年12年内，消除了大部分关税和其他限制，互惠贸易协定使得拉美各国在LAFTA区域内的出口和总出口都有明显的增加。LAFTA总出口由1962－1964年的平均82.5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平均753.2亿美元，在20年的时间里增加9倍多，各国区域内部的出口总量则从1962－1964年的平均6.24亿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的104.7亿美元，更是增加了15倍多。而LAFTA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从1962－1964年的平均7.6％上升到1979－1981年的平均13.9％，提高近2倍。此阶段，区域内的出口和区域外的出口都有大量的增加，说明此阶段的贸易额主要是因为一体化协定的签订而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因为排斥区域外国家的贸易导致区域内的贸易转移。安第斯集团内部关税减免率达75％，相互间的贸易额从1969年的0.78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4亿美元，约增长17倍多；1960－1980年期间，中美洲共同市场(五国)地区内出口总额从0.30亿美元增至9.94亿，增长31倍，中美洲共同市场地区内部贸易额已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20％；加勒比共同体地区内出口总额从2130万美元增至3.5亿美元，增长15倍。整个拉美地区内出口总额从7.49亿美元增至138.82亿美元，增长逾18倍。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事件和政治动荡导致了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使得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解体或名存实亡。在80年代债务危机期间，拉美区域内贸易下降了36％，恢复到60年代初的水平。1990年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在开放地区主义指导下得到恢复和强化。从1990年开始到2000年，拉美区域内部大部分团体的内部贸易每年的增长率都接近和超过10％。这期间整个拉美区域内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19.5％。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拉美地区的一体化进入良性快速发展的阶段。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的幅度超过了对外出口的增长速度，比如2004年拉美区域内出口增长达到34.3％，高于同期区外出口增长17.5％的增速；2006年区内出口增长为25％，也超过了21％的区外出口增长幅度。然而，开放的地区主义在弱化拉美经济一体化的“封闭性”的同时，也稀释了区域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1997年南方共同市场的区域内贸易额相当于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5％，而2006年这一比例只有14％。目前整个拉美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国间的贸易额大约为其对外贸易总额的15％左右。而东盟2000年区内贸易比重为24.7％，2005年上升为28％，比1990年FFA成立前的18.8％增加近10个百分点。
3、对两地区域内贸易扩大的比较和解释
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比拉美的区域内贸易比重高得多，但是在区域一体化组织东盟内部，其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却与拉美一体化组织的水平相近，这说明区域贸易协议并非是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唯一成因，例如跨国公司的分散化生产也是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跨国公司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其最直接结果是大量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迅速增加。因此，衡量一体化过程的贸易创造效应需要用更加精确的模型进行测算，但从逻辑上看，由于相互之间降低关税、减少贸易限制措施，两个地理上相邻且贸易密切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更有可能产生贸易创造效应，而不是贸易转移效应。
在实证研究上，郑昭阳等人(2003)基于引力模型所作的研究表明，截至20世纪末期，东亚区域内贸易水平比普通标准水平高出115％，而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则分别比标准水平低约11％和30％。他们认为这种较明显的区域内贸易
倾向对日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具有导向性，区域内贸易和一体化构成了互为因果的联系。对拉美一体化贸易绩效的实证研究则有所差异，Erik Ringborg(2006)采用重力模型测算了南美洲地区贸易协议对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安第斯共同体和南锥体共同市场等一体化组织对贸易都产生了显著和正向影响，地区集团内的实际贸易结合度比经济规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禀赋所能解释的贸易结合度大得多。但也有研究表明拉美地区一体化协议未能增进贸易，区域内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家总体贸易的自由化措施。如Stein and Wei(1995)，Soloaga and Wingtexrs(2001)的研究认为，南美的区域贸易协议在1980－1996年内，并没有在总体贸易自由化效应之外增加区域内贸易的广度。
拉美地区都是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生产或出口一些或多或少相似的产品，这限制了相互间产品贸易的增长潜力。只有制成品贸易与工业合作才能为拉美地区内部贸易的长期增长提供源泉。从表1可以看出，拉美区域产业关联度比较低，区域内产业分工程度远低于东亚地区，表现在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集团内部零部件贸易比重不仅远低于东亚地区，而且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只与南亚国家联盟相当。这是拉美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比东亚地区远为逊色的根本原因。
区域一体化的投资绩效比较
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组织成立后，由于投资壁垒的平均保护水平上升，或FDI的数量受到一国国内市场最初规模限制的放松，从区域外流向区域内的FDI会增加，更大的市场使区域成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也有学者从成本角度考虑，认为一旦若干个国家结成稳定和繁荣的贸易区或签订其他经济协定，由于边界更加开放、运输和管理成本更低、并且可能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外国投资者会增加对这些区域的直接投资。在东亚和拉美的一体化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都保持逐渐增长的趋势，可以认为这是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1、区域一体化导致FDI增加
东亚的投资政策总趋向是逐渐放宽对投资的限制，从限制性向更为自由化和激励措施中性化的方向变化，各国和地区继续向来自外国的直接投资开放自己的经济，因而，东亚的FDI增长迅猛，吸引了全世界FDI总额的10％－20％。
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例，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区内保护水平降低，促使现有进口企业寻找更有竞争力、更具效率的合作伙伴。同时，随着中国一东盟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撤销，各成员间的贸易更加便利，整个地区成为一个更大的大市场。这些都对外国投资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从中国一东盟吸收FDI的情况来看，2000年以后双方吸收的投资额都有了大幅的增长。从2000－2008年，中国一东盟吸收的FDI从642.56亿美元增加到1529.96亿美元，增长了2.38倍。中国一东盟双向投资效应也逐渐显现。根据统计数据，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从1999的32.7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51.06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20％，2008年底，东盟对我国的投资达520亿美元，占我国吸引外资的6.08％。中国对东盟投资从1999年的0.6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4.8亿美元，从2006年起年增长率超过100％。从1999年至2008年底，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为52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
拉美国家吸引FDI的历程则经历了三个阶段。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前，FDI主要作为规避进口税的途径之一，投资在一个产业较为集中，FDI的目标市场是拉美的国内市场；拉美经济一体化是进口替代政策的产物，所以，在对待外资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在1969年安第斯条约组织成立后立即通过被称为“第24号决议”的协议，确立了对待外资的共同规则。决议规定所有外资企业必须在15年过渡到合资企业，即国内企业股本必须占51％以上。这一决议提高了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谈判能力，但遭到所有国外投资者和商会的反感。因此，这一时期拉美利用FDI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利用外资间接投资即外债的比重却上升很快。结果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长达10年的资本外流时期。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走向市场自由化的进程中，各国都逐渐放松了对外国资本的控制。这一时期的FDI主要投资于拉美的自然资源领域，制造业部门的外资企业进行的生产不再仅瞄准内部市场，而且也以出口为目的。服务业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也出现了大量的FDI。另一个特点是南南之间(区域内和超区域)的投资也在增加。总之，90年代以来是跨国公司在拉美急剧扩张的时期。在1990－2000年，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都在拉美国家设立了分公司，在拉美市场占有率空前高涨：它们在拉美地区的销售额从1990年的27％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41％，其中在制造业的分额高达58％，在服务业的份额占38％，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初级产品部门，跨国公司的份额也达到17％。在拉美地区最大的200家出口商中，跨国公司的份额从1990年的18％猛增到2000年的50％。从2000年到2008年流入拉美的外资从778亿美元增加到1196亿美元，年均增长4.88％。这一时期是拉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外资的重新进入对拉美经济的恢复增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区域内投资一体化趋势
东亚地区的FDI在逐渐增加的同时，区域内投资一体化，即区内成员的相互直接投资也呈发展态势。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亚10个经济体间的相互投资年均为271.37亿美元，占其引进FDI总额的27.0％，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相应的数字进一步增加为351.36亿美元和28.6％。其中日本对其他9个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同期由104.5亿美元增长为135.83亿美元，增长了39.98％，亚洲“四小龙”对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也由142.33亿美元增长为177.12亿美元，增长了24.4％。这里主要以东亚最大的区域经济组织——东盟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进行分析。
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大投资区计划出台后，随着区内保护水平的降低和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效应的逐步显现，东盟区域内的资本流动也在加剧。1995－2006年东盟接受区内投资总额达到305.13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区内总的相互投资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各国有增有减，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增幅较大；危机之后，投资先减后增，2001年扭转了下滑势头，区内的相互投资流量迅速增加，到2006年达到62.42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了57.5％。东盟区域内的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来自新加坡，其次是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这是因为在东盟各国中，新、马、泰等国属于经济领先的国家，它们国内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所以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新成员
国，从而成为新成员国的主要区内投资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新老成员国增进了解提供了一个平台，东盟投资区将使成员国问的相互投资政策更加开放。
东亚区域内，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呈现上升趋势，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东亚区内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东盟和中国的投资基本呈增加趋势。但是，两者的FDI主要来源又有所区别，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大于对中国的投资，中国香港和台湾则是中国大陆的最大外资来源地，其对中国的投资远远大于对东盟的投资。同时，东盟对中国的投资要多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
拉美的区域内相互投资在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也逐渐增多。根据John和Jeffrey等人(2007)的研究，拉美国家的FDI政策是拉美区域化和企业全球化的辅助政策，一方面，一体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区域内的FDI，另一方面，拉美国家采取了增进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竞争能力的战略。数据显示，1990－1994年间，来自拉美国家的FDI总额在拉美大国中均有明显增加。在FDI的数额中拉美国家所占部分一般增长2－3倍，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增长5倍，阿根廷则增长10倍。从所占比重来看，拉美国家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的直接投资均有所增长，其中，多数国家增长了1倍以上。2003年以后，拉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增长，从2003年的70亿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45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投资发生在拉美区域内。目前，拉美国家的区域内FDI投资比重已经从总投资的5％增加至10％，主要归因于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在拉美地区设立了一大批跨国公司。根据拉美经委会发布的投资报告数据，巴西是拉美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投资国，2008年其28％的投资流向美国，25％的投资流向了加勒比金融中心，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则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12％，主要流向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智利对南美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其总投资额的72％，主要投资流向国为巴西和秘鲁；哥伦比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40％流入拉美地区之内，主要流向国为巴西、巴拿马和墨西哥。
3、两地区域一体化的投资效应比较
在比较东亚与拉美区域一体化投资效应时，需要回忆一下东亚最早的区域合作组织东盟与拉美的安第斯条约组织早期的工业合作计划。1976年3月东盟经济部长制定了第一个工业合作计划(AIP)，包括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尿素项目、新加坡的柴油机项目、菲律宾的富磷肥项目和泰国的纯碱项目。每个项目投资2，5亿至3亿美元，由东道国负担60％股本，其余40％由其他成员国分摊。1977年第二批AIP项目被提交给吉隆坡东盟首脑会议进行审议，包括印尼的高强度橡胶轮胎、马来西亚的金属切割工具、菲律宾的新闻纸和电镀锌版、新加坡的彩色显像管，以及泰国的钾碱矿和鱼类养殖。由于这些计划实施困难，1980年10月东盟签署了《东盟工业互补基本协定》(AIC)。1981年6月东盟提出一个简化形式的AIC，即东盟工业合资经营计划(AIJV)，它是一种生产一个产品的不同零配件的简单垂直分工计划，但主要通过私人投资活动来实现。由于引入市场机制并放宽了股本限制以及鼓励区域外来投资，这个AIJV计划比AIP计划简便易行，因此，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工业合作计划。但其实施进展仍然异常缓慢，效果也不理想。
拉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制定了一系列地区投资计划。拉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协议性区域分工解决一体化收益分配和规模经济效益问题，因为工业发展部门规划被认为是制订工业计划和实现一体化成员国之间利益公正分配的主要直接手段。拉美工业合作计划以安第斯条约组织最为庞大，它们将可贸易品的1／3纳入地区投资计划。第一个工业发展部门规划于1972年获准通过，它包括了冶金、机械部门的一些重要部分(估计1980年约占总需求的1／3)，主要涉及机械工具、采矿设备、电器设备和仪器。争议最多的是石油化工与汽车制造部门的合作计划。经过多年谈判后，在1975年和1977年分别就石油化工与汽车工业发展规划达成协议，并在1978年进行了修改。第二个工业部门发展规划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具有极高的资金产出率，并且只能提供很少的就业机会，主要是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但这个规划因缺乏技术支持和利益协调困难而无法付诸实施。拉美的经验表明：要按照协商一致的专业化计划来进行生产，规定什么国家生产什么产品，形成区域内产业分工是有问题的，东盟的地区性行业方案也遭到了失败。小岛清的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的有效性似乎难以在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中找到佐证。
20世纪90年代东亚和拉美的区域投资计划更多地转向能源和基础设施，为区域内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则留给了市场力量。但两者相比仍然可以发现三点差别。(1)拉美国家主要投资于邻近国家。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将比在国内投资承担更大的风险，为降低风险，企业将投资于地理和文化条件相近的市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国家都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并且在一体化贸易协议的作用下，这种投资关系得到了加强。(2)从行业投资来看，目前拉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自然资源的生产部门，以及石化、肉制品等行业。因此，主要的拉美对外投资在于寻求市场扩大，还有一些拉美地区内投资仍然以保障原材料产品的出口以及保障石油资源的安全等为目的。这一点与东亚区域之间的投资有较大的区别，东亚的区域内投资有很大部分是出于产业转移和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的目的。(3)拉美区域内投资以产业间投资为主，而东亚区域内投资则经历了80年代以前以产业间投资为主向90年代后以产业内投资为主的转变。这反映了两大地区产业分工与资本积累的差异。东亚地区产业分工程度比拉美地区发达和深化，形成了发达的区域生产网络；同时东亚地区的资本形成和积累率也比拉美国家高，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对外扩张能力比拉美企业强。
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深层动力来自资本的扩张性，而经济一体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当前，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推动力量，其推动力量来自资本扩张的本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不足，没有形成足以跨国生产和行销为目的的巨额资本，国内生产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产业、产品和工艺技术同构性强，生产分工水平低，无法形成紧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关系。这样，彼此间对对方的产品必然不会产生强大的需求，贸易创造效应很小，难以分享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同时也无法形成旨在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协议性分工。同时，发展中国家都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足的国家，对外部投资的需求很大，而成员国彼此间的投资效应必然很小，即使有协议性分工，也难以执行。拉美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有关产业分工规划和共同投资的计划最终归于失败也就不难理解。
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绩效比较
1、东亚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自1955年以来，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世界的平
均水平和全球其他地区，保持了长达35年的群体性持续高增长，从而被称为“东亚奇迹”。其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东亚地区持续进行的产业转移，依托投资和贸易的高速循环，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又把东亚各经济体紧紧结合在一起。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5％－6％的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当时世界经济增长2％－3％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经济率先起飞，以近20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基础；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抓住美日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从70年代起，东盟四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开始吸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和投资，发展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大约用了20多年时间改变了落后状况，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从1978年开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吸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以及海外华人的投资和产业转移，也步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保持了平均9.8％的经济增长率，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福利的改善，降低了贫困人口的比重。以泰国、越南和中国为例：泰国的贫困率从1990年的27.2％降低到1996年的11.4％，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的贫困率有所回升，但与收入增长一起稳步地趋于下降，目前处于10％左右。如果收入分配趋于改善，泰国贫困率会进一步下降。越南在改革前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贫困率在70％以上。最近10年经济的急速增长不仅使国家收入增加，也降低了贫困率。贫困率从1993年的50％降至2002年的28％。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成效显著，贫困人口从1990年至2002年减少了2亿人，贫困率从31.5％降低至12.5％。但中国与越南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状况明显恶化。中国的吉尼系数从1988年的0.38上升至2002年的0.45，越南的吉尼系数则从1993年的0.35扩大至2002年的0.41。日本学者江崎光男根据CGE世界模型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削减影响的分析表明，东亚FTA一般对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具有正向增长效应，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因此贫困削减效果也是正的。但对中国而言增长效果却不明显，甚至还有负的可能性，远不如APEC水平的FTA增长效果大。
2、拉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效应
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也是促进拉美工业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世纪50－70年代是拉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阶段，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拉美经济的增长。在1950年到1974年期间，拉美主要国家的GDP的平均增长率基本上都是在3％－10％之间，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特别是在1965－1974年期间整个拉美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其区域国家的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7％。巴西的发展速度更是达到了10％，哥伦比亚、墨西哥的也达到了6.4％和6.6％的平均增长率，被称为经济奇迹。1974年到1980年期间的债务危机爆发前，拉美的GDP的增长率也处于相对快速的发展过程，比率基本保持在2％－6％之间，这个时期拉美一体化还在继续发展，但是相对前一阶段速度有所减缓。中美洲共同市场在20世纪60－70年代也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1960—1969年中美洲6国的实际GNP平均增长率达到5.7％，1970－1979年为5.3％。尼加拉瓜6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高达7.4％，多米尼加共和国70年代也达到了8.2％。
20世纪80年代是拉美经济一体化和增长的停滞阶段。据统计，拉美1981－1990年的平均GDP的增长率仅为1.1％，中美洲约为1.2％。这与拉美一体化的停滞和倒退是密切相关的。90年代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进入复苏阶段，据统计1991－2000年拉美地区的平均GDP的增长率达到3.3％，与整个的80年代相比，其GDP平均增长率提高了2.3％。
进入21世纪，拉美一体化和拉美经济增长进入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除了2001－2002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为－0.5％外，2003年以来整个拉美连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2003年GDP平均增长2.1％，2004－2007年期间，GDP增长率接近或超过5％，其中2004年高达6.2％。有些国家(如委内瑞拉等国因能源价格高涨)有些年份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有的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2003年以来人均GDP的累计增长幅度已经达到20.6％(平均年增长率达到3％以上，其中2004年高达4.8％)。拉美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拉美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而拉美一体化又反过来促进了拉美经济的增长。
与东亚地区相比，拉美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改进与经济增长效应差距较大。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与一体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相联系，即东亚地区各成员通过投资和贸易联系，促进东亚区域内产业持续转移和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同时因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始终具有开放性，从而能够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寻求发展。拉美区域一体化战略是一种进口替代政策，是一种扩大的内向型发展战略，具有区域保护主义的封闭性。这使它们在实施经济一体化政策时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包括以区域内贸易扩散来代替外部贸易中的比较利益。如中美洲共同市场为了保护2300万贫穷人口的市场，其有效率的出口工业被进口替代工业所取代。社会的精华部分(制造业和公共服务业中的职工)以牺牲农村地区和城市贫民窟中居民的贫困化为代价大量攫取财富。这是导致区域性战争及共同市场解体的重要原因。
结论
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成效相比，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无论在贸易效应、投资效应，还是经济福利改进方面都不如东亚。究其原因，一是东亚地区一体化是在市场机制或单边投资和贸易政策改变的驱动下，由区域内私人企业通过贸易和投资来主导的，甚至不需要建立区域性的制度安排。而拉美地区一体化由政府主导，虽然制订了宏伟计划，但由于缺乏市场主体——企业的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成效反而不如东亚成功。二是由政府来制定某些产业的国际分工不可取，虽然政府的协调可以避免区域同类产业的恶性竞争。安第斯条约组织和东盟都制订过一体化工业发展规划，但因为投资来源和利益分配问题而无法付诸实施。而亚洲区域国际分工是在市场机制驱动下，企业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形成的产业转移和区际生产网络，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这些发展中国家一体化实践有两个主要经验教训：一是区域一体化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不宜期望过高，也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循序渐进，否则欲速不达。这是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是由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分工程度决定的，在工业化程度不高时应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关系的高度一体化。二是发展中国家区域一体化不能搞成封闭性集团，必须对世界其他国家保持开放。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东盟的合作机制有两个重要特点，即协调一致和开放性。协调一致虽然没有使合作进展变得更加容易，但却保证使它不至于因意见分歧而破裂；而开放性则保证其对地区外经济因素特别是外国投资持开放态度，从而与外部市场联系密切，避免因自我封闭而窒息。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在各国实行开放政策，特别是对外资和贸易持开放态度，通过市场机制驱动的贸易和投资所带动的产业转移来实现的。
(责任编辑：张晓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