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近几十年来，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成为一股重要的国际学术的潮流，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了区域经济史的热潮。以中国之大，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史的研究也就成为必然。作为三大显学之一的徽学，同样有区域性质，而且也是当今研究领域上的热点。本文试图通过以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经济史作为案例进一步详细的探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区域经济史研究方法徽州
吴承明曾经讲过：“我以为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虽然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史无定法”，但运用区域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各区域间在一定时空坐标中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可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现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热潮。以中国之大，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史的研究实属必经之路。
一、区域经济史学科的历史来源
区域经济史首先是史，这个问题吴承明先生在论述经济史的方法论中已经对经济史进行了合理的定位，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无疑要借助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对特定区域进行分析和考察。
区域经济学是在20世纪50年代适应国际与各国内部地域分工的深化，并针对当时国家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从经济学与生产布局学中脱离出来的伊恩新兴学科。渃斯（H.O. Nourse）从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和空间组织来定义区域经济学，他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序，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高洪深总结的区域经济学为：“研究区域经济活动的组织和区际经济联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决策的科学。”从以上两种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强调一个地理的区位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地点感”。而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这里的“一定时空坐标”让我们感受到，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光强调区域经济学所重视的“地点感”，同时也特别强调了“时间序列”的概念。区域经济史终究是历史的一个分支，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时候需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的结构与变迁。
二、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日本的经济学家斯波义信讲过：“经济史研究之目的，是为了认识，第一，各个时代的人们能够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呢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第二，他们解决以上问题的方式有何变化或发展；第三，决定以上情况及其变化的原因何在；第四，上述情况及其变化，与社会的经济以外的人类活动有何关系，后者对前者有何反作用。”美国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也指出：“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傅衣凌先生也指出：“史学研究的功能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功能，即史学研究的发展可以推动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丰富和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二是社会功能，即史学研究通过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和哲理。对当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影响。”通过对历史长河中经济现象进行历史的分析，使我们对特定时期的历史现象能有更深的了解。由于历史进程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的不平衡性使得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成为必要。以中国社会为例，面积几乎与欧洲相等的广袤国土上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各个地区的人文社会情况又由于历史上本地区开发的先后、人口的迁徙、风俗习惯的差别等等因素而出现了千姿百态的面貌，只有分区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概况全国历史的总体。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得出结论更接近客观历史实际，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区域经济史在经济史的研究前提上添加了一个空间的限定，但这种限定却又不是研究范围的枷锁，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的经济历史，更要通过对区域与区域外的经济联系看到那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
三、以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经济史为例论述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一）、从宏观层面上看，用一种整体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史的研究
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仅要考察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历程，同时也要考察本区域外的经济发展对本区域的影响，以及一定时期整个社会历史大背景对该区域经济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普遍的现象，没有一个区域是脱离其他区域而单独存在的，一个区域也需要与外界进行商品的交换、资本和信贷的流通、技艺的传播、文化的交流等发面，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相互影响，区域经济史的研究需要考察区域间的经济史以及在这个时期的社会大背景的经济史研究。因此，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而且，应该通过经济史的研究来解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们在研究任何具体课题时，都要把它置于社会历史运动的总体中进行考察，从总体的结构中把握其地位、价值和发展趋势。这种从总体中把握个体。就是要求在研究某一问题时，注意与其它问题的联系，同样在研究某一地区时，注意该地区与其它地区的联系，以及与全国，乃至世界历史总体的联系，要以一种系统的结构性的观点来认识所研究的地区。
徽州本地是它的核心层次，中间层次涵盖沿长江、运河的市镇农村。其中心区乃是无徽不成镇得江南，外围层次则遍及全国远至海外了。徽州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徽学作为一项区域史的研究，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区域发展的历史透视整个中国，故徽州的经济史虽为区域经济史，但实质却仍然是整体史，记得在2010年11月16号安徽大学举办的“走向世界的徽学、敦煌学和藏学”的高端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会的栾成显先生讲过：“传统的历史，是以区域历史观为基础的。作为三大显学之一的徽学，虽有区域性质，但不应为地方学。”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会的卞利老师也进一步指出：“以徽州契约文书（约50万件）为基础，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脉络。”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商人、宗族、文化构成了徽州社会系统的三个子系统，但就全中国而言，徽州社会本身则又成了这一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与整体中国发生作用，与同为子系统的其他区域社会互动互补。王健对唐力行的《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先生并没有把徽州的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停留在整体观察阶段，而是进一步将自己的视野放大，把区域研究放到世界的大局中考察。“因此也便有了对徽州海商的研究，为‘倭寇’正名，并将其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联系了起来。作者认为由于明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出现衰退，因此很难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简单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以及由此引发的走子贸易的兴盛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生发，徽州海商则为走私商人的典型代表。正是他们冲破了明王朝的禁令，顺应世界潮流，形成了海商、行商、坐贾紧密结合的海外贸易的三个环节，将当时的中国江南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大量供应丝绸、瓷器等商品，刺激了这些商品的生产，从中最早产生出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就深刻地解释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生于明代嘉万年间的原因。”在傅衣凌研究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时，把徽商放在明代社会这一大背景下，从宏观上阐述了徽商在明代社会里所能发展的前途问题，指出“明代徽商资本在分解封建社会的过程上所起的作用，且产生有不少新的资本主义成分的萌芽因素，然终被这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紧紧地限制着，于是遂使得徽商资本的发展，一方面，受着古旧的老朽的生产方式的残存所压迫；另一方面，又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所苦，死者捉住生者，形成了徽商资本的一个基本特点。”
（二）、从微观层面上看，注意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加强区域的个案研究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
横向分析，既可理解为对一个问题的分析，要兼及与之相联系的其它相关问题，也可理解为在研究某一地区时，注意该地区与其他地域的联系。横向分析也是对某一课题的多侧面分析。历史客观实体既是错综复杂地联结在一起，从不同侧面作全面的分析，自当可以使各个问题互通、互补，从而更真实地重建或还原历史。
个案研究试制选择有代表行的社会历史现象、事件、人物或集团的个体进行典型分析，被研究的个体往往是同类事物的信息载体，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同类历史现象及整个社会历史的总体认识。如研究明清徽州地区的区域经济史就需要考察：第一，自然环境，顾炎武在《先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徽郡系界山谷，土田依原麓日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拥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者常十九；转他郡粟给老幼，自桐江自饶河自宣城者，舰相接肩相摩也。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田即废为砂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这里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不适宜农耕，而人们又有掌握一门技艺或从事贩运业的背景，从而为徽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人文社会因素，包括文字、语言、风俗、习惯、社会底层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家族制度、聚落形态、社会心理等等。例如徽商是明清时期在商界占据鳌头的商帮，徽商的故乡——徽州又是中国正统文化传承的地区。因此，以“贾而好儒”的徽商作个案分析，探讨儒家文化传统与商业发展的关系，理出徽商如何利用儒家的经济论理发展贾道，应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徽商的“贾而好儒”的现象可以从徽州林立的书院中看出明清时期徽州教育的发达。徽属六邑还有许多书院，讲学蔚成风尚。据康熙《徽州府志》的记载，徽属各县书院有：歙县十四所，休宁十一所，婺源十二所，祁门四所，黟县五所，绩溪八所。徽属六县共有书院五十四所。因此，从这里走出去的徽商，大多是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儒商”，对于徽州地区“守法律，娴礼教”的传统美德，他们大都能够传承，并运用到纷繁复杂的商业竞争中去，以诚信守法托起一个个商业成功的典范。卞利在《明清徽州社会研究》中也讲到：“徽商的经营理念和营销方略，其实并无多大创新之处，问题在于他们大都是报读诗书之士，在经商的过程中，不仅仅依靠资金和闯劲，他们还善于动脑筋，善于观察市场行情的变化，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营销方略，终于使其在经营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区域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不仅指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而且包括同一地区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比较，还应包括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性比较。区域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比较研究，纵向、横向、顺向、逆向都可作比较。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和同类社会经济现象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彩多姿的风貌。叶显恩的《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一文中，作者将南方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就徽州和珠江三角洲而言，宗族制和商业的关系都相铺相成，但又各有不同，如果说徽州宗族制一直保持与正统文化相一致，堪称正统宗法制传承典型的话，那么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却是已经变异的亚种形态。宗族制在徽州是以维护和谋求社会地位、政治特权为其主要功能的；而在珠江三角洲却着力于扩大其经济功能的一面，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直接经营产业，并出现向经济实体转变的趋向。宗族内部也相应出现利益分沾，而不是徽州的余缺互济的道义经济”又如张丽和骆昭东的《从全球经济发展看明清商帮兴衰》一文中，作者通过对明清时期各商帮的形成、鼎盛和衰落的时间，以及各时段内主营商品进行比昂较研究，并把商帮的兴衰放到全球经济发展的框架中进行考察，认为明清诸商帮的兴衰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存在紧密的联系。“众商帮中，尽管山东、陕西等商帮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没有闽、粤、浙、晋、徽那样明显，但16-19世纪初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大量需求和大量白银流入所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是他们得以兴旺发达的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在做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时需要兼顾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第一，用一种整体的眼光看待区域经济史的研究；第二，注意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加强区域的个案研究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只有兼顾这两方面才能使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更加的完整和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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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在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研究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有利于实现农村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武汉城市圈与长株潭城市群2000年至2010年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因素，并通过运用熵值法揭示了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结果表明：①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前者包括地形地貌因子和气候变化因子，后者包括人口与生活因子、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和工业生产因子；②除地形地貌因子由于数据可获得性及其缓慢演化特点未予分析外，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因子总体上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影响较小；由于生活垃圾排放量增加人口与生活因子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产生了负面影响；而随着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资物资的依赖性降低以及工业清洁生产的倡导，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和工业生产因子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产生了较大的正面作用；③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从2000年至2004年基本保持在相同水平，而尽管在2005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由于存在滞后效应，直到2006年出现拐点。从2007年开始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开始显著提升，同时，随着两型社会建设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批准，两型社会建设效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且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可见，试点区两型社会建设成效已经显现，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力度，同时有效保持对农资污染和工业污染的控制。
关键词 两型社会建设；农村生态环境；驱动因素；熵值法；变迁规律
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两型社会”试点区），主要核心目标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尽可能的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发展模式以及实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使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两型社会建设理念赋予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内涵，然而，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和以往已有很大不同，农村人口的增长、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的生产行为等等都影响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演化与变迁，对农村生态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样提出了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武汉城市圈以及長株潭城市圈内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有利于了解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时空特征变化的原因，也有利于逐步弱化资源环境对农村经济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瓶颈约束作用，这对于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文献述评
关于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由来已久，相关学者传统史学向新史学演进过程中环境史的诞生而出现的，主要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探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演变规律，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1]。农村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国内学者从环境史角度出发，论述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状况，国内学者张崇旺[2]在研究江淮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中，从明清时期的环境史开始论述了农业垦殖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的过程。水系与河湖资源也是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方面，如魏显虎等[3]和张毅等[4]针对湖北省河湖流域，借助GIS以及遥感技术研究了不同时期湖北省湖泊水域状况，另外有学者也分别分析了清水江流域[5]、新疆博斯腾湖[6]以及黑河流域[7]等相应生态敏感区的环境变迁状况以及演变驱动力等。冯永忠[8]在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机制研究过程中表明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由两大因素引起的，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而武胜国[9]则更加细分了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因子，认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城镇化率以及技术进步等都会刺激生态环境的演变。冯永忠、杨改河等[10—11]认为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以及农业生产方式都会引起农村生态环境演变，如农作制度中轮作制、集约制以及撂荒制等，农业生产中的畜牧业在畜禽数量与结构上等都会作用于农村生态环境变迁。也有国外学者研究集中于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机制上，Shiferaw和Holden[12]在研究土地资源退化过程中发现，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以及农户土壤保护措施都会对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发展产生影响，不适当的土地利用方式将引起较为严重的土壤退化。Donoso等[13]在研究智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物资资料使用过程中发现，化肥使用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特别是硝酸盐类化肥使用将引起农业土壤污染以及水环境污染。Bekele和Drake[14]对水土防治保护和农户生产经济行为方式的研究表明，农作物的类型、农户经营行为主体以及土地翻耕周期都会对水土保持产生影响。虽然学者已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素及其变化过程进行分析，但是这些研究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本研究以两型社会建设为背景，依托侯俊东[15—16]等实地调研和实证研究得到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五种表现形式及农户对生态环境的认知情况，分析农村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并建立变迁规律分析指标体系，并通过运用熵值法定量揭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以拓展农村生态环境的研究体系。
吕 军等：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10期2 农村生态环境变化驱动因素及变迁规律分析指标体系 农村生态环境是一个巨大综合的复杂系统，包含了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等多个方面，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规律分析首先需要通过分析影响农村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从而科学地确立指标体系，使变迁规律的分析有依可循。
2.1 农村生态环境变化驱动因素
根据实地调研与相关研究文献[8—15]，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子主要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大方面，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如地形地貌、气候变化等方面）和社会经济因素（主要是人为主导，包括人口与生活、农业科技进步、农户生产经营、工业生产等方面）。
2.1.1 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是生态环境空间格局与时空变化的基础条件，虽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尺度内，自然因素的变化的频率和速率同社会经济因素的复杂快速变化相比显迟钝而缓慢，对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力相对来说不明显，但是其仍具有一定的主导作用，在长时间尺度大环境背景上控制着生态环境的状况和变化。
（1）地形地貌因子。从一个短的时间尺度来看内，地形地貌变化速度一般相对较小，因此它对农村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作用不明显，但是由于地形地貌是农村生态环境空间格局与时空变化的基础条件，因此其控制着农村生态环境类型空间分布特征并且制约着其他自然因素如气温和降水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因此在某种程度具有一定的主导作用。
（2）气候变化因子。气候是长期的大气状态和天气现象的综合，它是生态环境自然因素中最活跃要素之一。大气蕴含着最终来自太阳的热能，它的物理过程首先支配着地表的热量平衡，同时支配着水陆间的水分循环，从而影响了生物分布和陆地水文网的分布，以及它们的动态和土壤覆盖层的形成。
2.1.2 社会经济因素
在有人类活动之前，农村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是自然因素。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强，由人为活动主导的社会经济因素成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驱动力，特别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驱动机制从自然主导转向人为主导。
（1）人口与生活因子。人口与生活因子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社会经济因素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类通过改变生态环境的类型和结构，增强对这一综合体的干预程度，来满足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需求。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供人类生活、生存所需的农业生态环境类型数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总人口的增长上可以看出，人口增加对各类的水田、草地、园地等农田生态环境类型产生巨大压力，如人口增长则建设用地类型也在增加，它会侵占各类农田类型，从而使之有减小的趋势。
（2）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生态环境类型产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和工艺发展提高了土地生产率，阻止了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农业生态环境单元的扩张，同时使更多的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可以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促进了城镇化发展。从人类活动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到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來越大，这种影响力的增大主要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对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来说，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提高，促进了工业、农业的发展，工业、交通、城镇和农村用地增加，从而使得农村生态环境类型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农业技术文明的发展，使得大量的农业生态环境类型出现，意味着纯粹的自然环境开始转变为各种人为环境。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和频率也迅速增强，其后发展的城市文明，进一步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随着科技和工业化进一步发展，不断产生如水、粮食和污染等环境问题，各种资源的掠夺、流通、消费更加活跃，最终给生态环境带来各种形式的大规模冲击。农业科技进步不仅改变农村生态环境类型结构，也改变了人类利用生态环境的方式，人类从粗放型的生态环境开发利用方式逐渐走向可持续的开发利用方式，农业技术在水利化、机械化和集约化的进步极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缓解了农产品需求压力和土地压力，也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使农户可以从事其他经济行业，从而促进了非农化及城镇化发展。
（3）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农户在生产经营中对于化肥、农药和农膜的广泛应用，使得土壤中Pb、Zn等重金属和过量的N、P的富集形成了农业面源污染。统计表明，化肥在使用过程中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化肥的利用率一般仅为35%—40%，其余大部分化肥则逸失于环境中，导致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农业生产中，长期不合理施用化肥，忽视有机肥，造成土壤结构变差，容重增加，空隙度减少，土壤养分失衡，有益微生物数量甚至微生物总量减少，土壤板结，土壤肥力持续下降，农作物减产。根据对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65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农户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农户生产目标、行为特征等内部因素以及市场机制、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均会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影响，作用于外在环境，最终导致环境恶化。并且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农户的劳动力投入行为、文化程度营规模、投资行为以及经营组织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中的农业面源污染及农村水质污染影响较大。
（4）工业生产因子。基于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65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工业转嫁污染已经成为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是以高强度消耗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农村工业企业高度分散式布局，厂点、污染点与农业、农田交织在一起，易造成直接污染问题，加之缺乏及时有效的治理措施，乡镇企业的污染要比统计数字所表明的结果严重得多，而高污染性的农村工业企业数量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该部分企业经济增长速度，农村工业过度污染的状况比较严重。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农村工业生产中排出大量工业废水、废气以及固体废弃物，给农村水系的环境质量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并增加整个水环境的污染负荷，同时也给农村大气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原先农村大气环境质量总体优于城市，这与农村经济不够发达，人口密度小、重工业、化学工业、机动车辆较少有关，然而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后随之而来的工业锅炉、生活采暖用炉、商用锅炉、机动车、大型机械剧增等不利因素，给农村的大气环境抹上了很重的阴影。另外，固体废弃物对农村环境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工业生产还对环境噪声产生负面影响，农村工业的迅猛发展，来自工业、建筑、交通、养殖、饮食娱乐等行业的噪声长驱直入扰乱居民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
2.2 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分析指标体系
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的指标体系主要以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子为基础，针对各个因子的特征和所包含的内容，并根据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的代表性来建立。主要包含五大类因子：气候变化因子（包括平均气温和平均降水量）；人口与生活因子（农村人口、农村生活日均用水量和生活垃圾排放量）；农业技术进步因子（机耕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和农村用电量）；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农业从业人员、农业人均纯收入、化肥折纯量、农药使用量和农膜使用量）；工业生产因子（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其中地形地貌因子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其自身缓慢演化的特征则未采纳进来。具体指标及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3 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熵值法对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进行分析，由于需要对每个因子对于每一年的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程度进行评价，因此，在进行评价时，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或方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数。熵是源于热力学的一个物理概念，后由申农引入信息论，现已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等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在信息论中，熵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信息则是系统有序程度的度量，两者绝对值相等，符号相反。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熵值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的权重也应越大；反之，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小，熵值越大，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小，该指标的权重也越小。一般认为，熵值法能够深刻的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其给出的指标权重比德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有较高的可信度。因此，可以根据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利用熵值来确定指标权重，可以为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假设有m个待评样本，n项评价指标，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X={xij}m×n（0≤i≤m，0≤j≤n），则为xij第i个
第一，原始数据无量纲正向化处理。假设评价指标的j的理想值为xj*。对于正向指标，xj*越大越好，记为xj*max；对于逆向指标，xj*越小越好，记为xj*min。评价指标的理想值可以从初始数据矩阵X中找到。定义xij*为xij对于xj*的接近度。对于正向指标，xij*=xij/xj*max；对于逆向指标，xij*=xj*min/xij。定义比重矩阵：Y={yij}m×n，其中yij=xij*/Σxij*，0≤yij≤1。
第二，计算评价指标的熵值。以正向化矩阵的指标值为基础，根据公式
（3）
第五，计算样本的评价值。
用第j项指标权重wj与比重矩阵中第i个样本第j项评价指标yij的乘积作为的评价值，定义fij=wjyij×100，第i个样本的评价值fi=∑fij。
4 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的熵值法分析
4.1 熵值法的综合运用
根据指标体系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正向化处理，其中所有指标中正向指标包括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机耕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和农村用电量农林牧渔生产总值、农业从业人员和农业人均纯收入；逆向指标包括农村人口、农村生活日均用水量、生活垃圾排放量、化肥折纯量、农药使用量、农膜使用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同时，运用熵值法中公式（1）、（2）和（3），得到农村生态环境变迁分析各指标权重值和差异性系数，如表2所示。
以权重表为基础，得到农村生态环境变迁各项因子得分以及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4.2 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揭示
根据熵值法综合运用得到的关于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子得分表，可得到气候变化因子和人口与生活因子得分图（见图1），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和工业生产因子得分图（见图2）以及综合得分图（见图3）。
从各类因子得分方面来看，通过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五类因子的熵值法分析，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武漢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农村生态环境从2000年至2010年在气候变化方面相对不大，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说明气温变化和降水量变化对农村生态环境变迁影响较小。由于是
从年平均气温和年平均降水量考虑分析，所以每年得分水平较为一致。在实际数据调查中发现，其实以每一年不同季节来看，气温昼夜温差较大，而降水量也有汛期和干旱期的区别，对于农业生产环境影响较大，这就要求政府对治理自然灾害对农村生态环境引起的问题引起重视。
从人口和生活因子方面看，试点区从2000年至2010年间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虽然农村人口数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所减少，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以及其他物资消耗在日益增加，随之而来的生活
图1 气候变化因子和人口与生活因子得分
图2 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和工业生产因子得分
图3 综合得分
表3 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子得分
表2 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驱动因子权重
表1 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指标体系
污水和生活垃圾排放量也相应增加，同时，农村生态环保宣传力度以及宣传效果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将强，从而增加了农村生态环境污染负荷，使得农村人口与生活因子成为了农村两型社会建设一大阻碍，这对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提出了挑战。
从农业技术进步方面看，从2000年开始至2010年整体上有一个缓慢提升的过程，整个过程得分增加了1.14倍，并且呈继续增长的趋势，这说明农业技术进步给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正面效应，主要是传统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同时破坏生态环境的风险较高，而随着农田水利化、机械化和电气化水平的提高，现代农业先进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从农户生产经营方面看，得分值在2000年至2003年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到2004年有一个小幅度提升，而从2005年、2006年有一个下降到趋势，直到2007年开始，得分值显著提升，从2006年的0.187提升至0.337，提高了80.4%，这说明从2006年之后新农村建设开始以及2007年两型社会建设配套改革实验区正式建立之后，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政策的实施对农村生态环境具有较大的正面效应。虽然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从整体上对农村生态环保有正面效应，然而从数据分析中发现，农户生产经营行为中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主要集中在农资污染上，其生产中仍然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化肥、农药以及农膜的使用，这对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造成了阻碍。
从工业生产方面看，农村工业化发展无疑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2000年至2006年，工业生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得分值呈下降趋势，降低了23.2%，直到从2007年开始，农村工业生产因子得分值有显著提升，从0.123提升至0.263，增加了1.15倍，说明两型社会建设在农村工业化发展对农村生态环境转嫁污染方面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然而从工业生产主要污染物来看，工业固体废弃物以及工业废水排放数量呈减少趋势，但是工业废气却逐年上涨，这就要求着重加强对工业废气的处理。
最后，从综合得分方面可以分析得到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及其趋势，2000—2010年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的变迁规律是2000年至2001年有微小下降，从2002年至2004年有小幅度提升，基本保持在相同水平。在2005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从图中发现2005年至2006年，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有微小下降，直到2006年底出现拐点，说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滞后效应，但随着新农村建设理念逐渐深入，从2007年开始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开始提升，同时，随着两型社会建设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批准，2008年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了17.3%，效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之后提升脚步虽有所放缓但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从2006拐点出现直至2010年，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平均年增长率为16.9%，说明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已经显现。
5 结论与启示
基于统计数据和熵值法分析结果，通过对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规律的研究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与启示：
（1）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农村地区在新农村建设和两型社会建设政策指引下，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从新农村建设开始后在2007年于以往有较大改善，而在2007年底两型社会建设开始实施后，效果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保持了持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了新农村建设和两型社会建设已经开始深入到农村地区，政策的执行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的正面作用，政府应当积极保持治理农村生态环境的力度。
（2）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农村生态环境变迁受较多因素影响，相对来说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小，但是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大，其中农业技术进步因子、农户生产经营因子及工业生产因子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产生了较大的正面作用，说明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农户经营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作用不容忽视，需要进一步保持与加强，然而人口与生活因子却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活垃圾污染问题上，生活垃圾排放量的增加以及处理不及时不到位等问题使得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遭到了一定的阻力，需要在今后的生态环保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可以通过环保宣传、垃圾分类教育以及完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来解决生活垃圾污染问题。
（3）两型社会建设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经研究表明在农业技术上、农户生产经营上以及工业生产对农村转嫁污染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具体到各个农村区域，农村水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空气噪音污染以及工业企业三废污染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挑战，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从大方面入手，在已有研究成果和政策措施基础上，全面推广环境宣传教育，生态农业技术以及企业清洁生产技术，完善各类污染物处理设施，使农村生态环境得到彻底改善。
（编辑：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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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Vicissitude Principle in Twotype
Society Construction Pilot Areas
LV Jun YIN Weifeng HOU Jun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LV Jun YIN Weifeng HOU Jun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经济史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从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回顾着手,分析了目前的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伦理底蕴。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行为;伦理底蕴
［
1 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回顾
在西方,经济与伦理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崇尚经济活动中的善行,强调善是经济活动中的目的,经济活动只是达到善的手段。在近代,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经济与伦理得到了较完善的结合。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考察了个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的伦理关系;在《国富论》中，以人的自利本性为基础,确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两部分别讨论伦理学和经济学问题的著作中,各出现了一次“看不见的手”的提法。斯密说：“(富人)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定义,它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况且,既是“看不见”,似乎也无法具体说出那只“手”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是,综观斯密在这两本书中论述的思想,我们可以抓住“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它隐喻的是一种建立在利己行为基础上的调节私利与公益关系的市场力量。
按照斯密的理解,“看不见的手”是具有伦理特性的。《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激发了富人们的同情心,使得他们能够与穷人们分享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完全地将生活必需品据为己有;《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在个人追逐私利的同时,无意识地、自发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扩展。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沟通了私利与公益,表明了他对市场自身伦理调节力量的信任。由于他是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鼻祖,因而,“看不见的手”被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推崇,奉为圭臬,并成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当然前提。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眼里,“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具有无穷的魔力,它伸向哪里,哪里的市场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调整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公正;市场存在的问题无须其他力量的干预,只要有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包括社会伦理问题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此看来,被神化了的“看不见的手”兼具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发展的双重功能。
在斯密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中,对“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是:首先,市场伦理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市场能够自发形成既保护个人利益也促进公共利益发展的伦理秩序,个人和组织不能从外部予以干预,任何形式的干预都是对市场伦理秩序的破坏;其次,市场提供了个人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无论是谁,在市场面前都是平等的经济主体,都有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的权利,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在生存和发展权利上的不平等性和差异性;再次,市场保障了个人主动的道德选择自由。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不受外部力量的约束和强迫,市场反对任何违背个人意愿的道德性强制；最后,市场推进了公共利益的发展。在个人追求利益增值的同时,不需要刻意地考虑公共利益,因市场力量的作用,对私利的追求无意间也能使公共利益自然增长,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
到了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那里,对“经济人”的含义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但穆勒也指出,“经济人”只是一种抽象,而非现实的人本身,它是对人的实际行为的一种不完全精确的假设,因此得出的结论只在抽象意义上为真,一旦运用于实际就要进行修正。
遗憾的是,近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忘了经济的伦理意蕴,朝着“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发展,“经济人”成为一个模型和分析工具,排除了任何伦理因素的考虑,其主要原因是“边际革命”以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使用数学方法并依据数学模型进行“演绎”的科学,应该说,经济的数学化是一种进步,它能使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更加精致,但由于过分忽视人的丰富性研究,把理性经济人归结为数学符号的简单化趋向,使经济学成为“象牙塔之中的黑板经济学”(科思语)。对此,马丁•霍利斯与爱德华•内尔讽刺到:“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阐释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潜在假定存在于投入与产出、刺激与反映之间,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曾结婚也不是单身汉。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爱狗、爱他的妻子或喜欢儿童游戏胜于喜欢诗。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我们知道无论他要干什么,他会不顾一切地以最大化的方式得到它。”
而丧失伦理内涵的“经济人”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条件,而是在危害市场经济。凯恩斯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宗教信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正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 这是经济学家的忠告,值得我们深思。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将经济学与伦理学割裂开来,而且将“经济人”的思维逻辑大规模地侵入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用德国学者彼得•科斯特洛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当代的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有这样的趋势,即把经济学和它的范例变成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普遍而终结性的理论。”这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的缩略”。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数学化、模型化热塑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了新的转机。其一,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学研究对象。当今理论界比较公认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稀缺和人的欲望达到合理的配置。也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满足人们的欲望,并将这些商品在不同的人之间分配的学科。既然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源稀缺,还要研究人的欲望,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层面对价值定义的论述。我们知道,人的需求具有无限性,而资源又具有稀缺性,这就必然产生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为避免或缓和这种冲突就必然使人们的欲望超越人性本能的放纵,同时又要使有限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这就需要一整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没有这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人类将失去满足自身欲望的操作能力。其二,质疑经济数学化、模型化。一般来说,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它不单是投入产出的物质或数量问题,还有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并从中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这些主要理论贡献充分表明,行为手段、伦理道德、制度变迁等作为经济活动的变量已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示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征上来”。
以上是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方关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回归:即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体现的是“经济人与道德人要统一”的思想。而从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将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单纯强调经济人的思想,酿成了西方社会物质文明丰富、精神文明匮乏,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信仰危机等社会问题严重的局面。如今,许多学者重申经济人与道德人应统一,呼吁要加强经济伦理建设,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曲折回归,是西方社会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总结概括出来的,体现了道德发展的规律性。这使得我们要深思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蕴到底是什么。
2 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经济与伦理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伦理属上层建筑范畴。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经济基础对经济伦理具有决定作用,经济伦理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经济伦理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当经济伦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将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经济伦理落后于经济基础时,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经济伦理也必须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看,经济行为是伦理规范的源泉和载体,伦理规范则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和价值取向,二者相互渗透,缺一不可。
市场是研究经济伦理的舞台。美国经济学家A•斯密德认为,市场是一种伦理的制度,“无论是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市场,总存在一些为人们普遍享用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规则……任何一种市场价格体系体现着人们对某一伦理关系的起码认同,改变流行的伦理价值将有可能带来价格结构的变化……社会不存在不具有基本伦理判断的市场价值,缺少了伦理价值,交换不是变坏,而是无交换可言。”
2.1 市场经济蕴涵伦理精神
著名的经济效率原则——帕累托最优境界,把边界定为“每个人的利益增进不得以减少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标准上。事实上,市场经济的伦理本质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其作合乎逻辑的展开,就可演绎出诸多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首先,利益导向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人们必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又必须以增加积累为前提,增加积累要求人们勤俭、节约、聚财,正因为这样,“勤劳致富、勤俭节约、合理利己、正当求利”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支柱。同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诱发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带动整个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这就必然要求人们遵循“两利相权取其大”的集体主义原则,其最低要求是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即正当求利,合理利己。其次,商品交换最基本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它内在地要求人们遵循以下规则互动:承认他人与自己具有同等地位,拥有相同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意志和决定。显而易见,如果不遵循人格独立、平等、公正、诚信规则,交换便无法进行。可见,市场经济推动独立人格的发展。再次,根据供求规律,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这是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使得人们必须把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根植于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因为不把社会生产置于社会需求基础之上,商品就难以实现其价值,更谈不上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市场经济是通过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来获取利益的,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最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又一规律,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竞争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而竞争需要有公正的环境,所以,竞争要求人们具有公正诚信的品质。
以上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活动不但有其特有的规律和规则,而且有这些规律、规则决定的经济伦理,这些经济规律、规则与其自身演绎的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当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反作用于这些经济规律、规则时,就能保证经济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在遵循和违反的两个层面上,或展现人性伦理界定或道德导向,使得经济活动符合人的目的;或违反经济伦理道德,最终阻碍经济活动的发展。
2.2 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
经济伦理蕴涵于市场经济之中,有其经济基础,但伦理道德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掌握利用,就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规则要求的科学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违反市场经济要求的落后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消极的阻碍作用。
第一，科学的伦理道德能指导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在正当求利的经济行为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科学的道德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第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作为“伦理资本”,创造经济利益。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运用到生产实践领域,必须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的和谐协作合力,并因此促进有形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出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 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底蕴
上面谈到了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底蕴？
第一,认可和保护产权。通俗地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交换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交换关系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但实质上是反映了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其中的核心是产权的让渡,即产权关系的平等交换。产权是指人们对某种经济物品所有的一定的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受益权等。而这些权利需要社会的认可与保护来维系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分不清谁是产权的独立占有者，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经济主体的自由决策;何以会使利己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何能有经济主体之间的逐利竞争。
第二,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性质,赋予了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秩序存在的基础伦理条件。它主张通过规定经济主体成员一般的、基本的经济权利和义务,赋予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进行独立决策和行动的经济价格。另外,劳动者自由和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就形成了最合理的人员安排结构,有利于劳动者个性的发展,有利于人尽其才。
第三,经济公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公正作为处理和调节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应当”之理,自然就来自在生产与交换中所呈现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由这一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经济公正的核心要求就是自愿。即只有一个人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公正的生产与交换就是在生产与交换中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出于自愿,这就意味着其中没有欺诈,没有胁迫,没有垄断,没有强权。经济公正的第二个要求是公开。由于交换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自己所用来交换的东西和打算交换的东西之间,人们对自己的东西知道得更多,所以双方都“应当”公开与交换相关的所有信息,以利于对方作出正确的效用判断,实现交换的利益增额。经济公正的第三个要求是平等。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必须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就意味着:任何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交换双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无偿占有另一方的劳动,交换双方有权向对方挑选符合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且有权计较自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是否在交换中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经济上的平等主要是与物质财富的分配相联系,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机会平等，即竞争规则和分配规则对所有人具有同等效力,运用社会资源的权利平等、劳动价值的平等。
第四,追求效率。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性质促成的,即市场经济的自由、利己、交换、竞争、分工的性质促成的。正是由于经济主体的利己行为、市场竞争的强制力,才有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交换的存在,经济主体才能在追求各自所需的价值中,各得其所。同时交换又是推动分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竞争的外部压力作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专业水平越来越高,从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因此国民经济得到了长期、快速的发展,社会产品不断丰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契约观念。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的契约性,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要强化契约,鼓励市场交易的契约化,树立起契约观念。与之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伦理要求广泛树立起契约观念,促进市场交易的普遍契约化。此外,还有经济的公平性和制度的道德性等。
参考文献:
［1］许崇正.伦理经济学再论——经济选择与人的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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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翟晓英(1972—),女,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在读博士,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
经济史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城市公路建设不仅是公益性项目还是一种经济投资行为，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城市公路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公路建设后进行经济评价关系到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原则对其进行经济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市公路建设 经济评价 原则和方法
1 我国城市公路建设的现状
最近几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保持着持续稳定发展的状态，城市公路建设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公路建设项目每年的投资规模都在不断扩大，“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如今已基本贯通，城市公路建设作为我国公路建设项目的核心部分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期间的发展过程中，高速公路项目从无到有而且发展迅速，沪嘉高速公路是我国国内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于1988年建成通车，到2012年底，国内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达八万公里，并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势头[1]。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呈下降趋势，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家通过财政政策投资4万亿元来刺激经济，这些资金主要投放到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因此我国迎来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高潮，公路尤其是对城市公路建设项目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此后，我国公路建设在国家的扶持下积极推进，进一步完善了国家的公路网建设，路段扩容以及对原有公路的道路改造。
城市公路项目建成后，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有些公路建设项目虽说花费了巨资，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社会经济效益，这主要是由于有些项目并没有通过前期论证和进行后期的经济评价；另外，一些决策者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主观臆断盲目立项，亦或是建设单位为了赶进度和抢业绩；其中也不乏一些公路项目虽说进行了后期的经济评价，但因未进行深入的调查，对公路运输的发展状况把握不准确，效益预测以及项目经济评价的方法科学性不高，致使评价数据没能反映项目的真实状况，从而导致在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因此，为最大程度的发挥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及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对公路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应予以足够的重视，通过客观准确的项目经济评价，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2 城市公路建设后经济评价的重要性
2.1 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市公路建设的最大受益者应属交通运输业了，而交通运输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人们对交通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内外部需求的刺激下，通过城市公路建设这一途径来提升交通运输业质量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和实用价值[2]。交通部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中，对交通运输业发展新时期面临的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表示交通运输业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在服务性行业中处于战略地位；各级政府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以及人民群众对交通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中央的方针政策上对交通运输的倾斜力度也在加大，所以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而在这个新的机遇期为了保证公路建设后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必然要对其项目的建设和实施进行经济评价。
2.2 城市公路建设自身价值实现的要求。对于一个城市公路项目来说，它的建设必然承担着重大的社会效益目标和社会责任，只有不断提升公路的实用性和安全性以及其使用周期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城市公路的效能，发挥其作用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共效益，从而实现公路的自身价值；与此同时，城市公路作为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还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保障交通运输者的安全，排除安全隐患，避免发生重大的意外事故。因此，有关政府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都应该对城市公路进行必要的经济评价，分析公路建设所要花费的成本投资和收益，建设难度和实施的可行性，建设过程中的质量监管以及后期的养护，通过科学的评价来保证城市公路建设自身价值的实现尤为重要。
2.3 城市公路建设的重要经济意义。公路建成后不仅可以带来直接的给用路者带来的经济效益，而且还间接影响着公路沿线经济发展，公路在城市发展中起着解决城市内居民交通和企业需要以及连接周边城市的作用，但城市公路建设实质上还是一种经济投资行为，并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经济连锁反应。城市公路的建设有利于城市与城市之间连结，促进城市间的人员、企业沟通和交流，推动经济发展的辐射力度，加快工业转移的进程；另外，还能够刺激供求关系扩大，降低交易费用，合理的公路网布局使居民消费更加便捷，还能潜在地刺激现代交通工具和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增加。但是只有具有良好的经济价值的城市公路才能够带来以上所述的经济效益，而要分析公路的经济价值必须对其进行经济评价才能确定，所以为了判定公路经济价值的高低必然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经济评价。
3 城市公路建设后经济评价的原则和方法
3.1 城市公路建设后经济评价的原则
经济评价一般分为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而在道路交通规划过程中只需对项目进行国民经济评价，分析交通运输网的经济价值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费用与效益对应一致原则和效益与费用的计算采用“有无对比法”原则[3]。其中费用与效益对应一致原则指的是将费用与效益放在相同的范围内计算，采用科学合理的计算方法，分析确定公路建设项目的投入成本以及预测后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并编制现金流量表，分析效益与费用的利弊，根据所得出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及时调整经营成本和营业收入，提高成本的利用价值，实现公路运营效益大于实际投入费用。而“有无对比法”指的是将建设项目建成所要花费的费用和效益与建设项目未建成所要花费的费用和效益进行对比，分析该项目在“有”和“无”两种情况下的效益与费用的差额比较，识别项目建成所要投入的成本是否能够带来更大的效益，从而确定该项目建成所需要的各种效益和费用，以便于准确衡量建设项目将带来的净收益。对项目进行经济评价必须遵循这两个重要原则，其主要目的还是為了权衡利弊，择优选取建设项目，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2 城市公路建设后经济评价的方法
城市公路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应以“费用效益分析”为核心对项目进行经济评价，可以对效益直接进行计算分析，即效益与费用相比较的理论方法，以寻求最小的投入来获取最大的产出，并结合效益与费用一致性和“有无对比法”的原则，计算项目的费用和效益，将费用和效益具体化，采用影子价格理论来估算项目建成后所带来的各项效益和费用。对效益和费用进行经济分析的同时不可忽视费用效益分析参考参数的应用，这些参数包括社会折现率、贸易费用率、影子汇率、影子工资系数和残值等，只有将现有费用效益分析标准和这些参考参数结合起来，从国家的角度来分析投入成本与效益才能使经济评价更具科学性、规范性和全面性[4]。
总结：城市公路建设后的经济评价是一种社会化行为，关乎到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和经济的提升，重视公路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是对社会和国家负责的表现，正确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遵循经济评价分析的原则才能够使城市公路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更加权威和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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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俚.论公路建设中工程经济分析的重要性[J].华章，2013，07：66
[1]林晶.公路建设项目国民经济评价应用研究[D].长安大学，2012.
[1]王光毅.高速公路项目经济后评价研究[D].天津大学，2008.
经济史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本文基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模型，运用我国1996－2008年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两者的协调发展比例。研究发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比例是动态的变化，我国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处于较正常的波动区间。研究结果表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模型能较好地反映经济演化趋势，协调发展比例能对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起到一定预警作用，可以根据实际比例与协调发展比例的关系制定有效的货币与财政政策。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Logistic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