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国际经济战略;发展;谈判
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促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在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业带来我国国际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全球一体化下制定我国的国际经济战略，优先考虑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坚定不移的重要课题。因此，要结合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趋势
1.新兴经济力量发展迅速
世界经济中三股力量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左右，它们分别是美国、日本、欧洲等。但是这三股力量进入21世纪后，其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在缓慢的状态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国内需求不足、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无核心化等，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发达国家，也无形中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影响。相对世界上其他的新兴力量，其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令人惊讶的速度，据不完全统计，在若干年之后两者之间的经济力量会出现相对持平的态势。
2.多边贸易体系谈判进展缓慢
当代世界贸易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态势发展的时候，出现了新型的贸易保护，至此贸易保护主义换了一种形式更加盛行。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也为上述的问题组织了多次的贸易谈判，但是由于国家之间的诉求点是不一样的，也没有最终的达成。多方国家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达到一致，致使贸易谈判一直处于僵局。但是在这种局面下仍未组织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进程。
3.双边、区域自由贸易相对活跃
实现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双边、区域经济合作等措施来实现。双边区域经济合作主要从科博登条约逐渐开始在国际蔓延的。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转型升级势在必行，近些年，随着多边贸易发展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各国采取了新的途径来解决上述难题。即双边区域经济合作。这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
二、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要认识到它的积极的一面，又要认识到它消极的一面。只有充分考虑到其两面性，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1.有利方面
(1)有利于引进外贸投资。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外贸投资，外贸投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促进了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由于我国的现在国情，还不是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所有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外资的引入既能使我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更加的深入，又能在外资的支持下，促进我国经济发生跨越的发展。
(2)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在国际舞台上，国与国之间同台竞技，一个国家在本区域强大，不代表在世界舞台上强大。因此要想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取胜，就得要重组和优化产业结构，使其更加完整、合理。在分工协作上要更贴合实际，从自身的角度上进一步细化。我国的企业也要及时转型升级，利用好转型升级的节点，将自己做大做强，在世界的舞台上取胜。
(3)有利于我国外贸发展。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东风下，使我国的外贸发生了质的飞越。摒弃了以往的低级的，没有附加值的困局，开始转向高级的、高附加值的新阶段。这种模式的转变促使外国资本的引入，使得我国企业间的资本流动速度加快，更有效的与国际市场的衔接，合作变得更加顺畅。
2.不利方面
(1)资金问题。资金是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活动的原动力，随着国际经济贸易总量的增加，在资金方面也给我国企业带来了严重的考验，资金缺口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虽然可以通过外资渠道解决一部分，但这对于我国企业来讲，仍然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影响，如经济危机、金融风暴等，使得整个外部经济发展的走势前景不明朗。我国在这种环境下，其在国际投资市场中的竞争力也有所下滑。但是，在面对风险的同时，也充满了机会。一些新兴的国家和地区大力引进外贸投资，无形中对我国的资金引进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资金问题时困扰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的一大难题。
(2)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经济波动一直伴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自由化，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的影响通过国际市场环境传递到我国的经济市场中。由于我国还处于发展中时期，经济制度、经济结构还不能不好的匹配。当国外经济波动传导到国内市场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应对措施如果不及时跟进，就会出现难以预想的风险，甚至是经济危机。因此，国际市场经济波动对我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3)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受阻。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会把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到一个国际舞台上，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经济贸易市场中通用的一种做法就是企业之间拼的产品的科技含量、生产效率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一直以来都是诟病。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全自动化的生产线等在世界竞争的舞台上称王称霸，其竞争力是很多企业不发匹敌的。而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还是与那些企业有很大差距的。在世界走势来讲，我国要积极寻求信息密集型产业，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相匹配。
三、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背景下我国国际经济战略的制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我国的外贸易体制也在逐年调整。根据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下，我国要根据现有的国情，制定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促进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1.提高出口贸易结构和方式
国家需要对出口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将对外贸易从数量取胜转变为质量技术取胜;对技术密集型产品在税收上应制定相关优惠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等。
2.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
国家应该鼓励扶持科研机构、企业以及相关高校对高科技研究力度，同时建立高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大力培养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除此之外，还应该合理利用研发补贴政策，注重对研发条件的支持。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兵家必争之地，很多国家已经将其放到了战略地位。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参与竞争的国家的战略布局，更能体现出来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但是，我国的服务贸易水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还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我国要把新兴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放到战略的地位，为在国际竞争中增加筹码。一是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在提高基础设施的规模基础上，在增加人、财、物的投入，为传统服务业的技术改造创造有利条件。二是通过激励措施来提高其服务管理水平、人力资源的开发标准以及劳动人员素质质量，最终实现改善服务质量，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4.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的优化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贸易的走向。我国要考虑大的国际背景下根据现有的国情调整相应的产业结构，制定适合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国际化产业结构，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带来了很大的动力，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投身国际发展的浪潮，积极练就内功，推进国内产业升级改造，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引进外资，与外资企业深度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在政策制定上占有一定的主导权，形成良好的国际贸易循环。
参考文献：
[1]徐万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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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岸元.国际经济环境及我国的对外经济战略[J].中国经贸导刊， 2012(19)
作者简介：熊麒(1993- )，男，湖北省大悟县人，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作者简介：韦东（1974- ），女，江苏东海人，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学，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刘厚俊（1949-），男，安徽蚌埠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学，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李莉（1963-），女，吉林九台人，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与金融。
摘 要：在近年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热潮中，存在着一些认识与实践上的问题。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相对优势与劣势并存，服务外包发展过程中利益与风险相伴。理性思考我国服务外包，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针对实际问题，采取必要措施，着力提高服务外包业的综合实力。
关键词：服务外包；理性；竞争力；策略
近年来国际服务外包迅速增长，并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形成了继制造业转移后的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浪潮。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一机遇，商务部相应启动了“千百十工程”①，各省市也积极响应。然而，在这一热潮中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偏颇与实践中的问题。我们要客观理性地对待这些问题，以实现服务外包业的科学发展。
一、认知：对于服务外包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偏颇
对服务外包的认识科学与否，直接影响着服务外包业能否健康良性地发展。目前国内对于服务外包的理解和认识存在着一些偏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对服务外包概念的理解存在偏颇
关于服务外包的概念，目前尚无统一定义，通常认为服务外包是企业将信息、应用管理和商业流程等业务发包给企业外的第三方服务提供者，以降低成本、优化产业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定性，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一种新兴的加工贸易或国际贸易方式，有的认为是一种管理模式或者经营方式。当然，从不同角度出发的这些表述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停留在单一的角度或层面，或者过于强调某一方面的性质，就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偏颇。
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全面深刻地理解服务外包。国际服务外包的发展源自于国际分工的演变，因此理解这一概念也应立足于国际分工的角度。我们不能单纯为了外包而从事外包，仅仅停留于拉业务、上项目、多接单、多创收的量的层面。这样会重走传统加工贸易的老路，从“制造加工”落入到“服务加工”的窠臼，我国也仍将继续处于国际分工的劣势地位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通过参与国际服务外包，逐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改善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调整和优化产业层级与结构，进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质的转变，这才是我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本质和目的。
2.对产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
目前，各地纷纷成立所谓的软件园、高科园、创新基地等，争做中国的硅谷或班加罗尔，并提出了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办公室”，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跨越的豪迈口号。从沿海到内地，不管条件是否具备，情况是否适合，争相发展服务外包。由于缺乏统一规划，目前我国外包业的布点较为零散，各地在模式选择及策略安排上趋同，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投资和盲目建设倾向。这样既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又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与特色优势，从而影响我国服务外包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不可否认，国际服务外包是一次产业发展的机遇，但也要用客观理性的态度来迎接和把握。我们不能超越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仅凭激情和冲动去搞外包，而应依托于制造业基础，结合实际情况量力而行。目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人口众多、需求旺盛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我们必须继续夯实制造业基础，以满足生产生活的各种需要。同时，制造业既可以为服务业提供物质基础，又可为服务业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催生诸如研发、物流、售后等外包业态。作为国际服务外包业先锋的印度，近年来也意识到制造业基础的重要性，出台了《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引导生产要素从服务业转向制造业，以改善其产业结构，拓宽就业渠道；日本也出现了回归制造业的现象，并从2006年重新振兴传统制造业，并认为这是日本未来前进的方向。由此可见，发展服务外包不能脱离制造业基础，否则服务外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各地区应科学把握产业规律，协调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因时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产业形态，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避免盲目和冒进，做到服务外包的“有序承接”②。
二、实践：我国服务外包业的发展现状
与国际主导态势之间存在差距
如果把我国放在全球坐标系中，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加以考察，就会发现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现实状况与国际主导态势之间存在着差距：总体发展水平滞后、业务层级低端、营销渠道受控、市场分布局限。正视这一现实，将有助于我们对服务外包业做出合理的定位与务实的决策。
1.从时间维度来看
国际服务外包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发端于美国，并逐渐扩展至欧洲、日本等地，进入90年代后步入快速增长期。服务外包从最初的信息技术外包（ITO），发展到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处理外包（KPO，又可视为BPO的高级形式）,近年来BPO的增长速度要快于ITO。当前国际服务外包的业务领域不断拓展，对知识水平和技术创新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正在从IT基础模块外包发展到应用系统外包，从部分运维外包发展到整体运维外包；从基本的呼叫中心、支付流程等程式化服务，发展到复杂的研究开发、数据分析、风险管理等服务；从单一的技术外包发展到复合的业务外包，涉及到财务流程、金融保险、人力资源、公共关系等多个层面。
我国在2000年左右才开始关注服务外包，真正重视和发展起来也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比起世界先进的外包国家至少要滞后10年。由于起步较晚，目前我国的服务外包业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行业总体成熟度不足，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较低，承接的主要是应用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呼叫中心等标准化的劳动密集型业务。在我国外包业的结构中，ITO占据主导地位，BPO和KPO所占比例较少；ITO中又以软件外包为主，BPO中又以客户服务为主；所从事的业务多为程式化、低附加值的基础外包，高科技、创新型、复合型的高端外包业务较少。
2.从空间维度来看
（1）全球发包国目前主要集中于美国、欧盟、日本三个地区，美国约占业务总额的2/3，欧盟和日本约占1/3。由于地缘关系、文化传统、商业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发包国在选择承接国时存在着区域偏好。日本受其民族文化的影响，外包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由发包公司、总承接商、二级、三级承接商构成，总承接商一般为本土的大公司，在选择分包商时，较为注重熟悉的渠道和稳定的关系，由于地理、文化的接近性，日本经常选择我国公司作为承接方。欧盟则不同，为了维护其整体利益，经常优先选择内部成员国作为承接方，还设有专门机构对外包进行统一管理，对外包的法律限制条款较多，对承接方的能力及适应性要求也很严格，因此短期内我国对欧盟市场的拓展难度较大。美国较之于欧盟，虽然各类限制较少，对外发包的业务量也很大，市场进入机会相对较多，但是美国对英语应用水平、承包公司资质、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却很高，而我国在这些方面与印度相比显然差距较大，因此很难取代印度成为美国的理想承接国。
（2）从承接国来看，按照竞争力的强弱，可将全球服务外包承接国分为三个层次：优先承接国为加拿大、印度、爱尔兰、俄罗斯、菲律宾；第二承接国为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西班牙；第三承接国为中东欧、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泰国、巴西、埃及、巴基斯坦、南非。综合来看，我国外包业的总体实力尚不在优先承接国之列，处在第二梯队，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从单项指标来看，我国的优势也不明显，例如，新加坡、澳大利亚的产业环境更好，菲律宾、越南的商务成本更低，印度、爱尔兰的人才素质更优。另外，作为全球承接国最为集中的区域，亚洲承接了全球45%的外包业务，因此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也将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3）作为发包国与承接国的纽带，跨国公司在我国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双重影响，既是我国承接海外业务、进军国际市场的桥梁，同时又在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我国的渗透和控制。虽然近年来我国服务外包业增长很快，但从事的多属于国内业务，直接、独立承接的国际业务较少，大多是通过跨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如研发中心或是全球服务中心，进行间接地转包或者分包，例如微软、HP等就将其自有项目或外包业务再转包给我国公司。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如美国的EDS、IBM，印度的TCS、Infosys等，纷纷在华注资、多点布局，大量招聘人才，争夺市场份额；或者与国内公司结成战略伙伴，如微软与中软国际、宝信软件、神州数码、浙大网新、山东浪潮等多家公司开展全方位的合作，提供技术平台与人才培训，增加业务往来，借此加强对我国市场的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本土外包企业自我成长和海外拓展的步伐。
三、比较: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相对优势与劣势并存
明确了我国在全球服务外包中的位置，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影响和制约我国服务外包业竞争力的因素。通过中印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相对优势与劣势。
印度堪称国际服务外包业的典范，占有全球ITO及BPO市场40%以上的份额，全球外包100强中有20家印度企业入选。③印度外包业连续多年快速增长，有着较高的行业成熟度。但是印度的二元经济特征，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固有的社会矛盾以及时有发生的地区冲突，影响了印度外包业行业环境的安定性。同时日益增长的人力成本，加之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近年印度外包业的增速有所放缓，就业人数及行业利润率下滑。
较之于印度，我国的优势条件在于：社会环境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基础设施完备，国内市场广阔，人才储备较多、成本较低。依托于良好的国内条件，借势于国际外包的大潮，近年来我国服务外包业得以迅速增长。但是在跨国公司大举入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外包业的重心不仅是单纯量的扩张，而要转向综合竞争力的提升。目前我国外包业的竞争力还比较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规模较小
规模是外包企业实力的直观体现，意味着企业技术水平和交付能力的高低。发包商在选择承包商时，非常重视企业的规模，因为一定的规模既能增强发包商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也是承包商持续生存和拓展市场的条件。我国最大的外包企业东软集团，员工约有1万余人，2008年营业收入约为5亿美元，而这仅相当于印度10年前的规模水平。目前我国规模过亿的企业尚不足总数的5％，企业年人均创收仅为1-2万美元；而印度规模达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已超10个，企业年人均创收约5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外包企业之一Infosys的全球员工约有10万人，年营收超过30亿美元。同时，印度外包企业主要集中于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和孟买，形成了产业集聚，其中前10%的大公司占有了90%的市场份额，这既带来了规模效益，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2.资质水平不高
与外包企业相关的国际认证包括CMM，CMMI，PCMM，ISO027001/BS7799，ISO20000，SAS70等。④其中最主要的是CMM，CMM分为五个等级，等级越高表明企业的开发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越强，这已成为发包商进行风险识别和企业评估的通用标准。目前我国软件企业中仅有少数获得CMM4或CMM5的认证，而印度软件公司中达到这一标准的则较多，这表明我国外包企业在项目质量管理的规范性和成熟度上实力较弱。
3.人才供求存在缺口
以软件人才为例，虽然我国每年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但由于实习机会较少，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导致实际操作技能较差，一般还需经过6-12个月的培训才能上岗。目前我国软件人才的结构呈橄榄形，中层的软件工程师相对过剩，而基层的软件编程人员数量不足，高端的系统设计师和软件架构师更是严重短缺，那些懂外语善交流的国际型人才，兼具技术与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就更为稀少。因此，尽管我国外包人才储备的总量较大，但由于缺乏实践能力，结构不够合理，人才的供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缺口。而印度通过国内多层次的培养体系与海外学习锻炼，经过多年积累，现已拥有优质的外包人才队伍，各层次人才齐备，且实践能力强，复合型、国际型人才充足。
4.营销能力欠缺
目前国内企业的营销理念比较落后，缺乏国际行销经验。大多习惯于通过价格战等传统方式参与市场竞争，经营偏重于业务数量的扩张，而忽视了服务质量、业务创新与品牌塑造；不熟悉海外市场的特点，不善于市场细分和定位；缺乏稳定的客户资源和成熟的营销网络，外包渠道多为跨国公司所控制，独立拓展海外市场的能力有待提高。而印度外包业既具有价格优势，又以重视质量和服务的各个环节而著称，在保有美国外包市场60%份额的基础上，还积极地向欧洲、日本、中国等地进军，通过启用当地人才、设立研发中心、投资收购等灵活方式绕开贸易壁垒，不断向海外渗透扩张。
四、辩证：服务外包发展过程中利益与风险相伴
通常认为，服务外包可以降低发包方的成本，减少管理环节，进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由于行业能耗低、污染少，技术含量高，又可以促进承接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各国竞相发展。但是这一潮流中也是利益与风险相伴、机遇和挑战并存，一些不利因素和负面效应影响着服务外包的持续、稳定增长。
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发包方的客观经营状况与主观发包意愿从源头上决定了承包方的业务数量和发展规模，而承包方的诚信度和履约情况又反过来决定了双方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同时，双方在文化传统、商业惯例等方面的异同也影响着服务外包的顺利进行，如果交流不畅、难以融合，也会给服务外包带来无形的障碍。
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发包国经济繁荣时，对外发包的业务量就多；当其经济萧条时，发包业务量就会相应减少。例如，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为保护本国就业，对外减少了外包业务，直接导致印度（美国最大的外包承接国）的外包业遭受重创，这也反映出服务外包业的依赖性和脆弱性。
从内部管理来看，外包中出现的一些负面效应也引起了人们对外包实际效能的质疑和反思。Michael Skapinker认为，外包并不意味着管理的结束，而是另一种管理的开始，这甚至比内部管理更加困难，因为不能借助于企业惯用的内部奖惩手段，发包方将很难实现对承包方的有效激励与控制。以美国两大零售巨头为例，凯玛特曾将其物流业务外包出去，虽然短期内降低了运营成本，但由于业务长期失控反而使公司的总成本大幅上升；而沃尔玛则自建配送中心，拥有包括通讯、车队等设施健全的物流体系，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成本，而且成为战胜凯玛特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外包并不必然等于效率或效益的提高，而是可能伴随着一些管理的风险和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成本的控制
在我们的印象中，外包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降低成本，但有调查表明，外包并未带来明显的成本缩减。Michael Porter认为外包成了赶时髦的行为，企业本希望借此削减成本，但往往事与愿违，因为习惯于依赖外包后，发包方逐渐对原有业务失控，承包方会逐渐占据议价的有利地位，如果承包方中途加价或者续约抬价，那么成本就会增加。根据科斯的理论，成本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外包前后费用的对比，如果企业外包后的费用小于外包前内部的相关工资开支，那么外包是划算的。但是外包除了业务本身的成本之外，还会附带发生一些费用，比如联络沟通、谈判签约、调整维护等的支出，这些项目加总后往往导致企业外包后的总成本不降反升。
2.质量的把握
服务外包经常涉及软件问题，它不像是硬件看得见摸得着，因此服务的质量很难衡量，最终的效果和满意度就更难测度。目前业内尚无公认的服务质量评估和考量标准，一般只能通过双方订立的合同进行约束，但由于事前合同不可能预见到所有问题，也不可能载明所有细节，因此如果承包方责任心不强或者交付能力不足，就必然影响到服务的质量和发包方的利益。
3.知识产权的保护
服务外包的技术含量较高，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也较多。如果发包方对此管控不严、保护不力，承包方缺乏商业道德，或者行事不谨慎，就可能导致各种信息外泄和知识产权纠纷，例如，企业经营方案、客户资料、技术数据等商业机密的泄露，专利侵权、商标盗用等事件的发生，都可能会给发包方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4.企业的应变创新
一般认为，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后，就可以节约人财物力、集中精力提高核心竞争力。然而有时却很难界定某项业务是否核心、关键，例如企业经常将“客户服务”外包出去，以便专注于技术和生产，但是在顾客至上、市场导向的时代，把握市场走向及客户需求往往要比产品和技术本身更为重要。虽然承包方也会按约例行提供一些信息，但由于二者的根本利益不同，出发点不一致，信息的实际价值也会大打折扣。缺乏直接的客户交流和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企业将难以在竞争中灵活应变。短期看企业失去的可能只是某些商机和利润，但长此以往企业将失去探索市场、锻炼人才的机会，研发原动力以及内部学习的机能逐渐减退，环境应变力及资源整合力相应弱化，最终影响到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综上所述，在服务外包的实际运作中，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管理风险的存在，使得发包方可能会缩减发包业务量甚至停止外包交易，订单的减少将直接影响承包方的生存和发展。只有那些能够适应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经营思维、积极配合发包方需求、有效降低成本、提高交付质量的承接商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
五、科学发展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策略思路
理性地看待服务外包是为了促进其更好地发展，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把握其中的关键环节，政府企业共同努力，铸造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综合实力。主要策略思路如下：
1.循序渐进发展
在科学理解服务外包内涵，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我们首先应克服急功近利的做法，制定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微软首席技术官克瑞格•蒙迪也曾建议中国不要看中短期的服务外包，而应放眼长远，提高软件和IT能力，进而带动各行业的发展，走出不同于印度模式的中国道路。从目前来看，我国应从基础的ITO做起，逐步向BPO和KPO过渡；从产业链的低端发展到高端环节；从单一业务发展到复合业务，循序渐进地提高企业的资质水平与交付能力、扩展海外市场份额、提升服务外包的层级、培育品牌信誉度，逐步做大做强我国服务外包业。
2.提高管理水平
目前我国涉及服务外包的管理机构包括商务部、工信部、科技部、海关总署等多个部门，权力分散、多头管理，影响了工作效率；还有一些地区性的行业机构，也多为务虚性质的，实际功能并不强。因此，我国亟需组建具有实际协调和管理职能的全国性统一机构。同时在具体管理中，还应保持外包政策的可行性、透明性与稳定性；尽量简化办事环节和审批手续，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服务意识，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为外包企业提供信息共享、技术交流及人才培训的便利条件。
3.优化市场环境
为促进我国服务外包业健康地发展、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需要创建和维护统一有序、公平竞争、开放规范的市场环境。为避免地区间的重复投资与恶意竞争行为，可由中央进行统筹协调，把关审批各地区的项目规划。健全有关服务外包的法律法规，有效保护各类知识产权；⑤制订统一的行业标准，规范外包操作流程，严格控制服务质量，监督合同履行情况。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逐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度；同时增强企业防范风险和应对摩擦的能力，以适应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
4.落实资金支持
资金支持对于外包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落实：（1）财税方面。政府可以加大财政资助力度，设立服务外包专项资金，鼓励企业进行研究开发、资质认证及市场拓展等相关活动；适当减征企业所得税，免征营业税，并给予关键人才以一定的个税优惠。（2）信贷方面。由政府出面为中小企业担保，并进行贷款政策倾斜，适当增加融资额度，以缓解其资金压力。（3）利用外资。适当放松服务业准入限制和外商参股比例，灵活运用收购兼并、风险投资等方式，吸纳外资注入我国外包企业。
5.培育人才队伍
国家应制订统一的评价标准，以便于对外包人才进行考核和聘用；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培养体系，高校、职校与海外培养相结合，低中高层次合理搭配，有效保证外包人才的质与量；通过“订单式”的短期培训，增强外包人才的实用性与针对性；实行灵活的用工与薪酬方式，如弹性工时，绩效工资、协议工资等，以便充分利用时间，发挥人才能量，提高工作效率；注重软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培养具备开放思维、交流技巧及团队精神的外包人才队伍。
6.积极开拓创新
在稳固国内市场、保持日韩市场的基础上，积极进军欧美市场，并且适应不同地区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的营销策略；注重质量管理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增强发包方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以建立长期合作共赢的业务关系。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加强产学研联动，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打造自主品牌。通过市场外延的拓展与业务内涵的创新，不断提升我国服务外包业的竞争力。□
注 释：
①“千百十工程”是指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并实现2010年服务外包出口额在2005年基础上翻两番。
②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建设若干服务业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
③依据国际外包专业协会（IAOP）2009.2.18.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的2008年全球外包100强名单资料。
④中文含义分别是：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认证（ＣＭＭ）、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认证（ＣＭＭＩ）、人力资源成熟度模型认证（PCMM）、信息安全管理标准认证（ISO27001/BS7799）、IT服务管理认证（ISO20000）、服务提供商环境安全性认证（SAS70）。
⑤世贸组织要求其成员国必须保护的知识产权有七项：版权、商标、发明专利、外观设计、地理标记、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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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浩 宇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在我国经济学教育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主要专业基础课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要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应当从开设这两门课程的目的出发，界定二者不同的教学内容，进而解决影响这两门课程之间关系的主要认识问题，以明确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并且在坚持同时开设这两门课程的前提下，采取理顺二者之间关系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目的；教学内容
在我国高校经济类专业课程体系中，最大问题莫过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主要专业基础课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学生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为什么要同时开设这两门课程。自从西方经济学由被批判的对象转变为与政治经济学并列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以后，关于二者的关系，即以谁为主的讨论或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直到现在，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在于讨论或争论中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混淆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概念或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我国高校课程设置所赋予的这两门课程的特殊含义与教学内容。二是混淆了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同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在我国高校经济学类专业课程体系中应当以谁为主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三是脱离了我国高校开设这两门课程的既定教学目的。本文从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出发，界定二者的教学内容，进而分析当前要处理好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并对如何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提出具体的建议。
一、从教学目的看这两门课程的教学内容
讨论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统一论域。“无论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是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都曾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作为通用词使用过”，这确实是事实；“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我国改革开放前，这两个概念实际上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政治经济学特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特指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改革开放后，在学术界，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使用领域已更加宽泛，西方经济学概念在使用过程中也往往不再被赋予“资产阶级”这一限定。就学术领域而言，这两种倾向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需要强调的是，从课程设置的目的看，我国高校课程体系中这两门课程的实际内容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实质性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即，要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这里所说教学目的没有变，是相对于原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资本主义部分而言的，不涉及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是否应当设置社会主义部分及是否应当附加其他目的的问题)。需要变化的只是过去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和脱离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的教学方法。其次，改革开放后，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目的虽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而开设这门课程，但相对于过去的“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课程而言，其讲授的内容基本上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旧是通常所说的微观和宏观两大部分。其原因在于，将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的目的，是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尽管有的教师在课堂上或教科书中仍然称其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有的则回避其阶级属性问题，有的甚至公开宣称并论证这门课程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其讲授的内容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产生差别(是否有批判的内容，不是这门课程本身内容上的差异)。
二、要处理好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目的看，要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两门课程之间是否存在以谁为主的问题
洪银兴老师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研究经济关系，西方经济学偏重研究经济变量。这两个方面对现实的经济分析都是需要的，而且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分析层面上，也不是对立的。”因此，对于“学习经济学的学生来说，都是需要掌握的”。这就是说，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不同的功能看，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以谁为主的问题。我们强调开设这两门课程的目的不同，也就是为了说明它们之间实际上不存在以谁为主的问题。同时，从课程设置的角度看，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某一门或某一些课程更为重要一些，如专业基础课比专业课更重要一些，但这不是以谁为主的问题。何况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类专业的本科学生而言，是同一层次的两门专业基础课，以谁为主更无从说起。否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为什么要同时开设这两门专业基础课。当然，如果像刘国光老师那样，认为这种“双轨制”的课程设置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并主张“只能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另当别论。因为，在此前提下讨论以谁为主的问题，至少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不过，我们认为，所谓“双轨制”的课程设置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从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者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目的或角度看，开设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并不存在雷同之处，因而其教学内容也不应存在相互重复的问题，而且在我们的课程体系中也不存在与这两门专业基础课相平行的两组专业课。提出这两门课程应当以谁为主的问题，实际上是以这两门课程之间存在矛盾或对立为出发点。洪银兴老师指出，所谓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讲西方经济学就是“要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这种矛盾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象”而已。从开设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的目的看，这种矛盾确实不存在。从逻辑上讲，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矛盾，那么，所要讨论的也就不是以谁为主的问题，而是将其中哪一门课程停开的问题。所以，我们并不否认在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面，存在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导的问题，但在高校经济学类专业的课程设置问题上，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却不存在以哪一门课程为主的问题。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是否应当赋予双重目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本来应当只有一个目的：“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但改革开放以来，这门课程在教学实践中往往被赋予了双重目
的或“承担着双重任务”。然而，正是这种双重目的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经济学教学陷于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难以理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赋予了双重目的或任务。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目的是导致两门课程以谁为主问题产生的根源。从逻辑上讲，如果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及其内容不存在雷同之处，所谓以谁为主的问题是不会产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在教学实践中被赋予了双重目的后，导致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及内容事实上出现了雷同之处，所谓以谁为主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第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目的必然导致学生产生“到底应当听谁的”等困惑。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赋予双重目的后，必然出现两门课程争讲同一个问题的局面，即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讲市场经济如何运行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无论教师的主观愿望或其在教学中的自我感觉如何，学生面对两门不同名称的课程讲授同一问题的感受必然是无所适从。当我们讨论“以谁为主”时，学生考虑的则是“我们到底应当听谁的”。因为，如果某一门课的任课教师或某一权威人士宣称应当听从其中某一门课程，那么学生的正常思维就是：既然如此，何必还要开另外一门课程呢?第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目的是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重要内因之一。尽管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有很多，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角度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目的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因之一。有人认为，这种内因主要源于“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解中”的“三种不良倾向”，即“附加的理解”、“教条的理解”和“曲解”，其后果之一就是有人“滥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名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局部性结论来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完全赞同这种观点，同时认为，“滥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名义”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实际上不讲或少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别人不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在课程设置上取消政治经济学课程或压缩其课时，这是外因；我们自己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实际上不讲或少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内因。
在我国，政治经济学无论是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开设，还是作为经济学类的专业基础课开设，都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正如陈承明老师所说，“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也就是说，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因此，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在教学实践中赋予政治经济学以双重目的，其结果必然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在客观上助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开设没有必然联系。
(三)西方经济学是否比政治经济学更加联系实际
改革开放前，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最大问题是脱离实际，即脱离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因此，改革开放后，该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教学实践中，这种改革出现了一种偏差：似乎政治经济学只有去讲市场经济如何运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等现实问题，才称得上是理论联系实际。于是，政治经济学教学就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名义下被赋予了双重目的。陈承明老师指出，在我国，存在着将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西方经济学原理奉为“圣经”的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并认为，现在“人们克服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又导致了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笔者认为，确实存在这两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即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都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然而，目前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克服。丁堡骏老师指出了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一种现象：“不仅不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反而硬要加进一些名为‘市场经济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并在批‘左’的旗帜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横加指责和批判。”因此，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要脱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去讲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如，现在讲经济危机，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还要分析二战结束以后出现的危机、“滞胀”及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西方经济学也并非天然地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过程中同样也应当运用基本原理与方法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经济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像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这样的热点问题。所不同的是，其分析现实问题所运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是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和方法。
(四)西方经济学是否比政治经济学更有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上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学习西方经济学比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作用更大，甚至认为学习政治经济学毫无用处。这确实是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面对这种错误观念，我们不应采用改变教学内容的办法来证明政治经济学教学也是有用的。因为，这种办法不仅违背了我国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目的，而且在客观上也默认了上述错误观念的实质，即混淆了课程的有用性与实用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否认，在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讲授有限资源如何有效配置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西方经济学，比政治经济学课程更具实用性。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功能或作用比政治经济学要大。因为一门课程的功能或作用，是由该课程所属的学科性质决定的，与这门课程是否具有实用性毫无关系。如，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显然比国际贸易理论课程更实用，难道因此就说国际贸易理论课程不重要吗?西方经济学本身也是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其实用性不仅不如国际贸易实务，而且也不如国际贸易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师也没有必要去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态度去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
(五)是否有必要和怎样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当年批判庸俗经济学的原因是庸俗化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不研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从是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角度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基本上还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即只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和辩护性是完全必要的。不过，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行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而是为了
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克思虽然也研究了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但他关注的“主要不是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转”，而是“强调这种运转不是永恒的，不是人类本性中内在的，而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是特殊的社会组织的一种产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另外，马克思也不否认资产阶级政府通过采取干预手段能使经济危机得以缓和，但他“不赞成这种危机调节机制能永远运作下去”，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可见，马克思所批判的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一问题的研究本身，而是他们将这些理论“宣布为永恒的真理”的态度或伎俩；也不是他们对政府应当如何发挥作用问题的研究本身，而是他们认为政府干预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万世千秋的错误观念。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应当像马克思当年那样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即批判他们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的蓄意掩盖，批判他们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成或宣扬为“天然合理的”和“永恒的”，以及将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宣布为永恒的真理”的态度，而不应去批判其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转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本身。
然而，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没有必要去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转及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本身，但这并不是指我们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当无条件地接受这些理论或将其作为教条。关于这一问题，不仅西方经济学者内部存在着分歧，我国理论界也同样存在着分歧。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任课教师或教材编写者可以而且也有必要介绍西方经济学者之间的分歧、国内外理论学者之间的分歧以及国内理论学者之间的分歧；既可以表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对自己不赞同的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学术性批判。但从政治经济学课程特殊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看，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没有必要进行这种可能导致“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的学术性批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是否也有必要对其庸俗性和辩护性进行批判呢?从原则上讲，这种批判也是必要的。但应牢记，进行这种批判并不是现在开设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目的。如果对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每一个具体内容，我们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去逐一批判，那么，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出现的因双重目的而顾此失彼的后果，也可能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出现。这就是说，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也要防止“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因此，本文认为，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导言部分中，应专设一节讲解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使学生明确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及其与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在这一部分，可以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和辩护性进行总体性批判，然后告诫学生在即将讲解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具体内容时，均以此为既定前提，一般不再一一进行具体的批判(这不是指前面所说的学术性批判)。当然，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提出如何理解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课程中某些相关的问题，如，如何理解均衡价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等，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任课教师也应当给予正面回答。
三、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具体措施
以上分析说明，在我国，从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以谁为主的关系，即“两者关心的主题不在同一平面上，不具有替代性”，“可保持一定的共处关系”。但在教学实践中，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却没有理顺，并事实上成为我国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怎样才能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呢?本文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一)坚持对经济学类各专业本科生同时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
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经济学类四个专业的主要课程均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排在最前面。尽管我们可以对这种安排提出异议，并在学术上展开讨论或争论，但在这种安排没有改变之前，教育主管部门应明确要求各高校的经济学各专业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停开其中某一门课程，即使有些学校已经用“经济学原理”或“微宏观经济学”名称取代了“西方经济学”，也不能因此而停开政治经济学课程。
(二)坚持将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讲授
政治经济学必须放弃目前事实上被赋予的讲授市场经济如何运行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第二目的或任务，应当坚持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内容，以从根本上杜绝两门课程争讲同一问题的状况。因为，不管教师的主观愿望或具体理由如何，两门课程讲授相同内容都是违背教学规律的，也是学生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三)在政治经济学中剔除所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就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并将原政治经济学中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分解出来，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现已被“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所取代)讲授；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又一次改革中，由于“缺乏能够独立承担‘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教学的师资”，曾一度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又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但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不包括所谓的社会主义部分；在新世纪进行的再一次改革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被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笔者认为，这种将社会主义部分从作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政治经济学中剔出的改革，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讲授的内容，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产生的社会主义，而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而这种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用邓小平的话说还是一种“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两大部分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逻辑与历史的错位。然而，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之一。所以，目前依然在作为经济学类专业基础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也应当将其剔除，从而更加充分地体现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的特征。另外，既然公共政治理论课已经包含有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内容，如果继续
对经济学类专业的学生讲授所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也会导致两者教学内容的重复。
(四)规范研究生教育中政治经济学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的设置
导致学生以致青年教师难以理解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课程之间关系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我国经济学研究生教育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专业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往往是交叉的。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属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两个二级学科。这本来在形式上与本科课程设置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是相一致的，但从一些高校政治经济学专业所设置的专业方向看，人们很难将其与西方经济学专业区分开。如，在某些高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名下设置的研究方向有：“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研究”等，甚至还有“西方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等。这也难怪有学生经常产生疑问：政治经济学专业与西方经济学专业到底有什么区别?因此，有关方面应明确规定政治经济学学科专业的研究方向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或将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名称改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举办有关两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师资培训班
要从根本上解决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教师。目前，在承担这两门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陈承明老师所说的“盲目‘反对’”和“盲目‘拥护’”这样两种倾向，即“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不懂西方经济学的人反对西方经济学”；“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拥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不懂西方经济学的人拥护西方经济学。”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些知名高校几乎每年都要分别举办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师资培训班，这对消除“盲目‘拥护”’倾向、提高两门课程的教学质量，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这种各自为政的师资培训班，对消除“盲目‘反对’”的倾向，使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正确理解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却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在继续分别举办两门课程的师资培训班的同时，应举办有关两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师资培训班，将分别承担这两门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集中在一起，讲解或讨论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举办这样的师资培训班，有利于促进承担这两门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之间的沟通，消除相互之间的误解，从而为从根本上理顺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此外，本文所讨论的是在我国高校经济学类专业课程设置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作为教师，在这种讨论中，应当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即如何提高教学效果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仅仅从纯学术的角度考虑问题；应当考虑的是如何提高这两门课程而不仅仅是其中某一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责任编辑：杜磊)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由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相关货币观点剖析了货币的本质和根源，并揭示出货币自身矛盾运动规律及一系列后果，但以发展的眼光看，如今很有必要与时俱进。文章紧密结合现实世界的变化发展和客观状况，通过梳理货币发展历史相关资料，尝试采取科学性论证说明与中外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创新思考，进而探索有关货币形态、货币属性等若干货币基础理论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关键词：货币；金银；货币历史；规律；创新
在我国货币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货币天然是金银”观点颇具代表性，作为经典的货币观，长期为学界所推崇。笔者认为，“货币天然是金银”或黄金是“金钱的唯一代言人”（寇玉琪，2013）的理论观点确有一定道理，但结合史实与逻辑分析，将货币的天然形态与具体的金银历史性固定起来，值得反思和商榷。现实而言，鉴于仅仅“金银”二字尚不足以充分体现出货币本身“天然”具备的社会公信力或是价值性归属，在当代有必要进一步结合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吸取有关货币思想的合理内核，对传统货币认识加以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以更好适应历史变化与正确反映客观事实。
根据经典货币理论，货币是一个历史范畴，当一般等价物固定在金银等贵重金属身上，代表了一定价值的货币就产生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材料必须具有以下特征之一或全部，即体积小、价值大、便于携带；色泽美丽，不锈不烂，易于保存；易于分割；易于保持价值稳定；产量供给充足。中国历史上以金属为币材者有铜、铁、铅、金、银等。尤其是黄金，因其“天然货币”材料之故，充当货币最合适。马克思多次提到他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作为货币商品的黄金。在马克思的时代，国内流通手段由贵金属货币、金属辅币与纸币共同承担，他对货币的理解建立在金属货币制度的基础上，认为货币自身应该是商品，从所处的当时社会背景及其对欧洲国家货币发展轨迹的理性思考，进而得出金银是具备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理想载体，符合唯物论的“存在决定意识”。又如，《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2011）认为：“黄金、白银与汽车、房子、粮食、石油、电器等等均为实体财富，它们中间谁最能代表财富呢？我看还是金银。它们永不腐烂、质地均匀、随意切割、方便储藏，正是这些特性使其在2000多种曾经的通货中脱颖而出，成为全人类公认的最佳的财富代表。”故“货币天然是金银”之说古来有之。但笔者认为，货币这些特征适用于金属货币或实物货币时期，已非现代信用经济下充当货币的必备条件。
对经典著作的理解要与时俱进，超越时代与认识的局限，走出金银的货币历史迷思，创造性地发展理论而非固步自封或罔顾事实。概言之，从商品市场实务层面上看，如今持币投资金银，无论出于投资、投机，还是逃避风险，实质上无异于一般性持币购物，用以转手牟利或者储物保值，金银作为货币的历史使命已然完结；从货币史研究层面看，纵观中外货币史发展，一定时期的货币流通有序或乱象可归结于物质基础、信用基础及法制基础等多方面原因，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公众心理认同和法律有效保障等“天然”核心要件的综合作用。由纸币等信用货币取代金银等商品货币是商品生产社会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能否表现其自身社会价值，关键不在于币材本身有无价值（尤其是信用基础上创造的信用货币均不具有价值），而在于作为社会财富价值的象征性存在，货币能否获得社会认可的公信力。主观上纠结于货币实体的商品属性或执迷于币材的“真材实料”，其症结在于未能厘清与切实把握货币发展轨迹及其客观规律性，未能理解古今货币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根本变化，未能前瞻性地洞察货币发挥职能作用业已脱离金银等金属货币时期用以大量现金支付的传统形式。
现今货币是从历史货币发展而来，至于何谓真正的货币及其起源则有不同见地。
从中国当代传统货币思想看，著名历史学家吴荣曾（2003）认为：真正的货币必须是金属铸造；要有一定成色；要有固定的形态；要有固定面额且有大有小。中国春秋末到战国时期出现的大量刀布符合这些要素，而且关键是有政府铸造的标志。笔者认为，该“金属铸币论”观点一方面执着于马克思经典论述有关货币本身价值内核的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将“货币天然是金银”及商品货币思想糅合后有所扬弃，对“货币之谜”面纱的揭示有所助益，但由此仍无法认同当今“钞”和“票”等本身没有价值的信用货币，故这种无异于“货币天然是金属货币”的观点对于诸多货币现象的现实解释乏力。
从中国货币史研究看，袁远福（2005）、姚遂（2007）等金融史专家认为：早在夏商时期，天然海贝充作货币，一直沿用到西周。商代后期，出现了铜仿贝即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这表明贝在当时已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执行货币职能。而云南贝币流通一直持续到清代道光年间。另外，汉字结构上也有证据可寻，如与价值有关的字有：货、财、贱、费、资、贾、货、贵、贱等；与财货有关的字有：贮、宝、赏、赐、财、资、买、责等。这些正好反映出在很早年代贝即货币的历史事实。而该“天然贝币论”的出发点肇始于“货币的特点是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有助于对古代原始货币和现代信用货币的本质理解，明了当代市场经济下信用货币变化的历史渊源。
从中外货币与金银关系演变轨迹看，可分三方面阐明货币“霸主”的转变。
首先在金银用途及货币作用方面，早在殷商及西周时期，黄金最初只是珍贵的装饰品，《诗·大雅·域朴》有“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的记载。用黄金做货币主要始于战国时期，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巨额的支付手段。在博物馆常见的开元通宝和五铢就有金铸币，还有仿制的大观通宝等银铸币，但均属纪念币性质，并非流通货币。而在当前信用货币制度下，即使有人投资于金银，只能算作贵金属商品投资，不具货币作用。
其次在金银的货币制度或其金融属性方面，即便古代中国黄金一度法定为上等货币，亦非初始天成。据史籍记载，“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布”（《管子·国蓄篇》）；“及至秦……黄金以镒名，为上币”（《史记·平准书》）。纵观当今金银地位，尽管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基于历史习惯和资产储备原因，将“货币性黄金”视为一国国际储备资产组成部分，且有些专家认为金银仍具有“金融属性”，甚至认定“实体财富中最能代表财富的是金银”，但事实上，“黄金非货币化”的国际协议早有定论，金银贵金属只是一种实体财富资源，在国际市场归于普通商品。如美国经济学家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认为，黄金是一种贵金属，但不是货币，中央银行持有这种资产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传统。而今所谓“金融属性”之所以看似“一息尚存”，源自金银作为“稀缺性”商品的价值存在，且相对“高贵”，同时具体依附于黄金市场上与信用货币的“等价”交换，易手较为便捷。若依此看法，稀缺性、高价值、不乏市场交易的其他商品资源亦可类似推定，不“独秀”于金银。历史上，金银曾作为货币的价值标准、交易媒介、支付工具和国际货币等职能作用，在现实中已然不复存在，金银的“金融属性”只是金银商品借助于信用货币交换得以间接呈现，并非直接出自货币的本能实现。故金银既未天然居于货币舞台的“上位”，其货币的法律定位及金融属性亦未始终天然“不渝”。
最后在货币形态与商品经济关系方面，货币产生于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货币形式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商品经济条件下会有不同货币出现，货币必须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例如，不同于欧洲最早的金属货币是金币，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是铜铸币，根本不可能始终只由金银等商品货币“固定地”充当货币。况且，当代金银的供给与分布也远远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实践表明，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与金属货币脱钩，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又如，人民币作为新中国法定货币，自诞生起便表明与金银不挂钩，人民币实际价值与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代表的名义价值及与其在不同商品市场中所呈现的交换价值相分离，完全脱离了商品属性，天然是没有内在价值的信用货币。
结合史料文献和归纳分析，笔者认为，中外货币形态的一般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
相应地，货币属性的一般演变过程如下。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载体有形、有价值）→社会属性（载体有形、无价值）→ 社会属性（载体有形/无形 、无价值）。
由上述有关中外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及其规律性的深层次创新思考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的结论。
一是支撑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行无阻并持续扩展的基础，虽然从表面看，先是有形的足值载体，后是无形的信用承担，但信用的背后，实质上依托的始终是体现一国经济实力的社会总财富及其稳步增长，由此成为如今信用货币（狭义）、电子货币得以立足（指现代货币为社会公众接受和使用）的价值基石。
二是就信用货币而言，“纸币是价值的符号”较为符合货币历史演变轨迹及规律性认识。陈友芳博士（2010）认为，现代生活中，纸币具有货币的一切职能。对于纸币有无价值的困惑问题，这取决于“价值”如何来定义。若将价值定义为购买力，就会视纸币具有价值；若将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则纸币无价值。笔者认为，应从货币历史发展及多维价值视角出发——纸币不具有内在价值（或曰可忽略不计其本身价值），但被国家强力赋予了外在价值（社会属性）。相较之下，经典著述有关“纸币是金的符号”抑或“纸币是货币的符号”之说囿于一定历史阶段所限，已与当今状况脱节。
三是在社会商品流通与货币交换的经济活动中，货币价值是货币信用及货币交换价值的基础。故只有遵循价值规律与货币流通规律，与社会财富相对应的货币供给数量保持大体适宜，货币价值、货币信誉才能根本上得以保障，进而才能从根本上有益于货币的交换价值及社会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
进入20世纪后，金银逐步退出货币舞台，信用货币成为了各国主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当今呈现出更具电子性、无形性特点及网络化、自动化常态。在当今经济生活中，观察与衡量货币价值变化应秉持多维视角而非单一视角，即其主要赖于货币购买力（物价指数的倒数）、汇率、利率及市场金价等经济指标变化状况。目前“货币天然是金银”虽然时有论争，但缺失了实质意义。如李翀教授（2013）指出，黄金早在约2600年前就充当了国内货币。当国际经济活动变得较广泛时，黄金又由于其国内货币的地位而成为国际货币。20世纪30年代，黄金失去了作为国内货币的功能，但它仍然作为国际货币存在。20世纪70年代，黄金最终失去国际货币的地位而演变为一种近似货币。在可预期的未来，黄金不可能恢复货币地位而仍将以近似货币的形式存在。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直言：为什么要用这种不是特别有用的金属作为价值的“黄金标准”？经济问题的处理需要用人类的智慧去解决，不需要诉诸一世纪前可能合理的手段去应付。
综上所述，结合货币历史与逻辑分析而论，“货币天然是金银”及后续拓展的“货币天然是金属货币”等学术观点有着历史局限性与逻辑矛盾性。笔者认为，“货币天然是社会公信的价值代表”当是货币本性的高度概括与集中表现，此表述透视了货币的本质——特定社会历史中人的社会关系，既符合逻辑分析，同时也符合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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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翀.论黄金货币地位的演变与前景[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在互联网快速发展背景下出现的新经济模式，改变了传统的特权观念，为促进未来经濟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模式。文章在分析共享经济内涵的基础上，指出它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低碳环保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8024
2016年3月15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思路，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从其内涵上来看，五大理念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其中绿色发展与共享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共享是手段而绿色是目的，以共享经济为抓手助推经济绿色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1共享经济的内涵
共享经济也被有些学者称为“分享经济”，其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它的实际应用直到最近几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才被人们所重视。
11关于共享经济内涵的相关研究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同的学者对其内涵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提出：“分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共享经济可以理解为素不相识的群体中以获利为目的暂时地、部分地让渡物品的使用权的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发展的过程中涉及三类主体：分别是商品或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和联系两者纽带的共享平台。郑志来认为：“共享经济借助网络等第三方平台，将供给方闲置资源使用权暂时性转移，实现生产要素的社会化，通过提高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为需求方创造价值，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5月，美国学者Robin Chase出版的《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成为畅销书，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共享就是“使用而非拥有”的理念，即部分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享的一种经济现象。
12共享经济的定义
尽管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总结起来，所谓“共享经济”，是指借助一定的平台，使物品的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能够充分交换信息，从而使用者在不购买即不拥有物品所有权的情况下可以暂时享有物品的使用权的经济模式。所有权和使用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属关系，所有权包含使用权，事实上，人们需要的是物品的使用权，但是传统的物权观念下，要拥有使用权必须先拥有所有权，即先明确物品的归属才能明确物品使用主体，不拥有物品所有权的用户占有他人物品使用权是一种越权行为，甚至会受到法律惩罚，使物品的使用范围狭窄，不能得到有效利用。而对物品的所有者来讲，并不能够充分利用物品使用权，如果物品所有者能够部分让渡物品使用权，那么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能够满足其他人的需要，使物品的利用价值得到提高，社会也可以极大地减少有形物品的生产，从而节省资源。物品所有者在让渡使用权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收益，物品使用者因没有购买支出也获得收益，这样在使用或者消费需求同样得到满足的前提下，社会支出减少，福利增长。
2共享经济实现的支撑条件
共享经济的普遍应用晚于其概念的提出，是因为其普及所需要的支撑条件当时还不具备。共享经济模式的实现要基于以下外部条件。
21互联网应用的普及
网络是信息传递的一种重要方式，它的出现和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沟通信息的途径。通过网络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结在一起，把市场的供求信息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们的疑惑可以在网络上得到解答，知识可以在网络上实现共享。特别是手机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使得网络终端便于携带，随时随地可以与整个世界建立联系。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人们的需求可以得到充分表达，同样，过剩的资源在网络上寻求消费。这样共享经济才能成为现实。
22第三方支付的发展
基于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第三方支付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财富的表达形式及其转移方式。使支付变得简单而快捷，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做法在网络上已经被淘汰。这种高效支付方式的出现，使共享经济在应用中涉及不同利益主体权利发生变更时，通过第三方支付手段而实现利益平衡。
23信息交换平台的建立
信息交換平台是共享经济实现的直接应用。在这个平台中，基于位置定位服务（LBS）技术明确供求方的地理区位，通过供求信息的发布和接收实现共享交易的撮合。一方面，闲置的以及可以共享的物质和服务信息被平台集中，另一方面，需要相关使用价值和服务的需求信息也在平台中集中。供求双方可以通过浏览的方式主动寻求目标，也可以通过系统基于一定算法条件而进行最佳的匹配与撮合。信息交换平台是共享经济在网络上的直接表现。
3共享经济模式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动力
共享经济的基本理念是使用而不拥有。即享有物品的使用价值同时不拥有物品的所有权，使具有同类需求的人可以实现共享。通过共享经济模式可以解决经济绿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一方面满足社会成员使用上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能充分利用物品的使用价值。改变自工业革命以后所形成的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拉长的方式，在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使民众生活质量得到提升，改变经济增长的理念，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31共享经济模式充分利用资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可通过供求平台的建设搭建有效沟通途径，并已经在社会生活很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在租车、P2P网络借贷、众筹、住宿等行业进行了广泛应用。在交通层面，在我国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家用汽车进入城市普通家庭，但是随着家用汽车的普及，在满足交通需求的同时，道路拥堵和空气污染成为副产品。而在私家车使用中，所有人都会发现其利用率极低。通常一辆车可满足五人的交通需要，但多数情况下却仅为一人的交通需求服务，占有了较多的交通资源却不能解决相应数量的交通需求，导致很多城市成为“堵城”。近年来出现的滴滴打车、Uber等软件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它可以把有同样交通需求的用户组合在一起，大家共享资源，共同承担费用；除此以外，以car2go为代表的分时租赁模式，消费者可以满足个人短期用车需要，这种做法从个人来讲节省了支出，从社会来讲充分利用了资源，成为共享经济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
32共享经济模式降低碳排放强度
共享经济模式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例如，国外有定量研究表明汽车共享可通过减少行驶车辆和行驶里程推动温室气体减排。Martin和Shaheen对北美汽车共享产生的环境影响所开展的调查和估算显示，参与汽车共享可推动户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084 吨/年。如果汽车共享成为汽车消费的主流模式，那么全球汽车保有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都将大幅减少。实际上，目前戴姆勒、寶马、通用等汽车制造商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或提供汽车共享服务。
共享经济模式做到物尽其用，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消耗，提高了利用率。从而减少了物质的生产同时不降低社会效率。碳排放主要在生产过程中形成。因此，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也减少了碳排放，提高了环境效益。
33共享经济模式对消费理念带来革新
共享经济模式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物权观念和消费观念。在传统物权和消费观念影响下，社会成员追求的是拥有多样化和规模化的住房、汽车等硬资产，将对这类资产拥有的数量和品质视为财富的多寡，这种观念体现在连接生产和消费的商业模式中。
而在共享模式的引导下，通过付费使用而非购买的方式解决使用权消费会成为一种新的方式，这样房屋、家用电器、日常生活用品及交通工具等不再被看作财富的本身，社会成员所追求的不是对物品的所有权占有而是使用权的拥有，通过对使用权的行使而给消费者带来生活的便利，得到使用的满足感与幸福感。这种理念的更新也会带来社会生产层面的重大变革，使有限的社会资源能够生产更多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的物品，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治理目标。
4结论
经济绿色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新趋势，而传统的经济模式对经济绿色发展具有各方面的制约，以共享经济为抓手，改变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形成的财富观和价值观，促进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废弃物的排放，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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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林（1970—），男，汉族，四川成都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史、区域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这些年来，我国在加入WTO及其后的运作中积极合理地开展国际经济协调活动，积累了不少有益启示甚或成功经验。它们至少包括：(1)不宜热衷于动辄从政治角度判断和应对国际经济争端；(2)立足于发达国家贸易运作的特点展开经济协调；(3)正确判断和深入探究贸易对方的主要利益追求；(4)适度考虑对方政府所面临的国内实际压力；(5)用全局性的战略头脑敢于作出某些贸易让步；(6)勇于和善于变革自身不合国际规范的经济制度；(7)应当对违反国际规范的经济作为展开立场鲜明的抗争。
关键词：国际经济协调；我国具体运作；WTO；贸易谈判
我国在逐步推进对外开放和纳入世界经济轨道的过程中，特别是围绕加入WTO及其后实际运作这个重大问题，积极地合理地运用了众多经济协调手段以处置种种复杂的国际争端与摩擦。显然，努力探析这些具体运作所提供的经验和启示，既是总结30年来改革开放有益成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十分有利于深化我国开展国际经济协调的基本思路。况且。面对我国入世6年来所产生的种种实际后果，这种探析还可以更为具体、清晰和深入。
一
必须看到，在面对国际经济争端与摩擦时，热衷于动辄从政治角度判断和应对它们，是一种并不恰当的分析思路和处置态度，它往往断绝了开展国际经济协调的可能性或有效性。诚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或摩擦，有时确实属于源自政治原因的需要而把单纯的经济问题复杂化。此外，有时候我们出于策略考虑和谈判需要，也会强调一下这类争端或摩擦的生成同政治因素有关。所以，我们不能忽略或无视这类因素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
但是，不能不注意到，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政治结构及其操作方式比较特殊，各种经济集团保护自身利益最为便捷有效的做法就是大力施展所谓的政治操作。它们可以打着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旗号，利用其民众的思维定势和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充分运用国会等政治平台和传媒手段无事生非、兴风作浪，或出台一些制造和激化经贸摩擦的法案和要求，或发布危言耸听的新闻和评论。于是，一个具体经贸争端被施以如此浓重的政治氛围，自然就非常容易让人误解为其具有政治目的。其实，这种运作的实质依然是为了实现自身基本或重大的经贸利益。我们大可不必由此而失去一些有效开展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时机。
因此，我们同时需要清晰而坚定地确立这样的基本思路：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贸易争端或摩擦的产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对基本经贸利益的关注和追逐，因而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应当尽量从这个视角开展有效的国际经济协调。
我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WTO所展开的角逐，即为典型一例。1986年我国向GATT提出重返的申请时，强调了三大原则，其中一条就是我国须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在GATT里运作。对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都是完全认可的。可是，在复关谈判已经进行了六七年之后，美国却突然提出中国不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重返GATT或加入WTO。这种出尔反尔的立场曾经成为中国无法重返GATT和一度难以加入WTO的重大原因，因为它直接挑战着我国为此确立的最重要原则。在这种情势下，是一味指责对方出于政治目的来阻碍我国重返GATT或加入WTO，还是冷静分析其立场转变的主要生成原因并采取有的放矢的对策，便是考验中国政府的智慧和协调能力的重要关头。
事实上，美国不再同意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重返GATT或加入WTO，确实与其迫切关注自身的经贸利益直接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对外贸易开始出现巨额逆差且愈演愈烈，逐渐成为其经济增长的最大软肋。到90年代初，中国已经被美国视为“日本第二”，即中国成了后者的第二大贸易顺差国，并有逐渐取代日本而跃为第一之势。因此，缩小这种贸易逆差可谓美国的当务之急。可是，倘若中国以发展中成员身份进入GATT或WTO，那么，美国按照相关规定就必须向中国提供更多的优惠经济待遇，如必须给予中国进口产品以普惠制待遇，必须接受中国部分新兴工业产品享有“幼稚工业产品”的资格等。这意味着，其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还将进一步显著增加。这正是美国不愿意让中国享有发展中成员资格的基本源由。
鉴于此，我国要最终能够以发展中成员的身份进入WTO，唯一的有效办法就是须消除美国上述的经济担忧。这一来，切实可行的突破口可能就是，在与美国进行入世谈判时，我国愿意削减或取消WTO体系中发展中成员所拥有的某些优惠待遇，从而不会给美国等发达国家显著增加新的贸易负担。就最终的结果来看，我国如愿地以发展中成员的资格加入WTO，同时，我国出口产品也没有再要求美国给予普惠制待遇和幼稚工业产品待遇。应该说，这两者实际上正是相互妥协的具体体现。试想，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把美国的立场看为政治原因所致而断然加以拒绝，或者坚持不在发展中成员的优惠待遇上作些必要妥协，那么，恐怕我国至今仍然无法成为WTO的正式成员，更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外贸成就。
二
应当指出，针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贸易运作所具的特点展开有的放矢的协调活动，是我们防止相关对策思路可能失去应有准星的必要保证。一定要看到，把握不住美国贸易运作中那些与众不同的做法，就易于出现主要从政治视角寻找经贸对策的偏颇思路，并因此而动摇或放弃了开展国际经济协调的决心或策略。这是我们与美国产生贸易争端或摩擦时务须重视和警惕的。
这里值得高度关注的是，美国在对进口商品实施贸易保护的时候，其重点目标历来是指向竞争力强的出口国，而不象欧洲国家往往是围绕进口商品本身做文章。它实施这种着重打击重要出口国的进攻型保护策略，实际上具有多方面的好处：明显减轻自己实施贸易保护所带来的国际压力，有利于减少美国对该国产生巨大或较大的贸易逆差·切实削弱那些经济走势良好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以有效维护现行的世界经济基本格局和其自身霸权地位。这些年来，中国作为其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自然就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攻击对象。同样，在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尽量地加高门槛，也是它的不二选择。其中，力图迫使我国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部门以及提高它们的自由化程度，正是发达国家的重大战略目标。这意味着，在这个重大议题上不能满足它们的多数要求，我国就无法实现加入WTO的基本目标。基于这种背景，开放服务贸易部门无疑就成了我国入世谈判中所涉最广、难度最大的题目。
为此，我国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区分不同部门、不同时间、不同步骤予以渐进开放的基本战略，以应对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这个战略的确立，主要依据的是WTO关于服务贸易领域国民待遇的部门承诺原则和其他成员的实际开放状况，同时充分考虑到国内开放与发展的整体布局以及众多服务贸易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具体地说，所谓区分不同部门，是指有些服务贸易部门基本上完全开放(如商业零售业)，有些只是部分开放(如高等院校可以与外国高校合作办学，但不会出让办
学的决策权和行使权)，有些目前则不予开放(如新闻出版行业)。所谓区分不同时间，是指有些部门在我国入世之后很快就向外资全面开放(如会计事务所一类的经济中介机构)，有些则要在5年过渡期结束前后才允许基本开放(如银行业)，有些目前仍属有限制的放开(如律师事务所)。所谓区分不同步骤，是指有些部门允许外资很快就可对公司或企业全面控股，有些则只允许外资部分入股而不能多数控股(如电信业)。按照这种部署和承诺，我国至今对外资业已开放了包括金融、商业、通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旅游和运输等九大服务贸易部门的约90个分部门，而它们基本上涵盖了我国最重要的第三产业。
这样的开放承诺，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发达国家的主要要求，却又完全可能避免国内有关行业由此而遭遇重大冲击。这是因为：一方面，这种渐进开放的战略部署，已经充分考虑到国内有关行业的竞争力和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或许会呈现较大风险的被开放服务贸易部门，我国政府实际上又暗中设计了不少具体应对措施，届时来大大缓解这类开放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且以开放银行业为例。2007年底我国如期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不过同时明确规定它们开展此项业务需注册登记，只有独立具有法人地位的才能享受该项权利。这是一项依据WTO国民待遇原则的合理规定(国内商业银行都是如此运作的)，可其造成的实际后果是，目前仅有不足10家的外资银行真正开始了人民币零售业务。更何况，我们在这里还有更多的牌可打，如把中国银联确定为人民币卡唯一的转接机构和标准等，这等于在技术层面限制了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零售业务的范围和规模。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对于银行业开放的具体承诺只涉及取消人民币业务、客户范围和地域等方面的限制，并没有允许更多方面的自由市场准入。此中玄机，可见一斑。
应当承认，我国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的入世承诺确实超越了不少WTO成员业已履行的某些范围和程度。这种重要让步是出于国际经济协调的客观需要，可它非但没有带来多大的实际损失，反而还使得我国得益甚多。这表现在，这种我们能够承受的必要妥协不仅换来了发达国家在其他方面重大让步所产生的巨大利益，还形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如银行业的改革步伐在我国入世之后显著加快等。二是使得我国在新的开放服务贸易谈判中占据主动地位，如多哈回合已基本达成共识，即新加入WTO成员因原先的开放程度相对较高而暂时无须作出开放新的服务贸易部门的进一步承诺。现在回头追溯一下实际产生的各种后果，我国在开放服务贸易部门这个重大问题上所采取的思路和策略，可谓相当有效和成功。
三
当贸易争端或摩擦僵持不下时，努力弘扬“双赢”或“多赢”这种基本理念，正确判断和深入研究贸易对方的主要利益追求，就显得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各自的重要贸易利益常常可能表现在不同的层面或方面。所以，对于一些非重大原则或根本性问题的具体纷争，适时地采用暂时退让和迂回前进的做法就十分必要。它的实际后果往往表现为，或明显减少由此带来的严重冲突，或推动其他方面谈判的峰回路转。
“过渡性审议机制条款”，可说是我国正确对待这类争端的一个例证。在我国入世谈判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际上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为了推动自由贸易在全世界的进一步深化以及自身的经贸利益，它们迫切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纳入世界经济的运作轨道。由此，它们必须支持我国加入WTO。另一方面，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正式进入这个权威性的国际贸易组织，又让它们产生种种担忧或疑虑：中国的经贸增长会增添新的巨大动力，继续其迅猛发展的势头，并进一步扩大美国和欧盟对华的巨额贸易逆差，WTO内部力量对比会发生重大变动，帮助发展中国家汇集成一股可以相抗衡的经济力量，进而削弱发达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正因为这样，当年在我们担忧“狼来了”的时候，它们却发出了“龙来了”的强烈声音。
此外，它们还担心中国正式进入WTO之后能否认真全面地履行所作出的承诺，是否会由此进一步增加发达国家自身所面临的挑战。显然，它们迫切需要通过这些承诺被兑现来确保书面协议上的自身既定权利，来获取更大的其他贸易利益，来平衡国内各种经济力量的不同要求。正是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设立包含着每年要审议我国兑现入世承诺内容的条款，自然就成为发达国家非常坚持的谈判目标。
必须指出，该条款关于我国在入世前8年里每年都需要面临WTO的入世承诺审议的规定，在WTO的历史上确实并无前例可循。可是，我国政府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看似不公正的做法。其实，这正是采取迂回前进策略的一种表现。请想，这些入世承诺是我们自己最后认可的，自然需要认真遵循，否则岂不说话不算数?既然如此，考虑到发达国家上述的既定思维和矛盾心态，那么，让它们审议一下又有多少了不起?能给我国带来什么更大的负面实际后果吗?相反，我们这样做倒可以一石四鸟：一来消除了发达国家的有关疑虑和担忧，有助于我国比较顺利地加入WTO；二则增加了我们认真履行入世承诺的动力，而不少承诺的履行实际上有力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三可借此凸现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这就为我国日后在国际舞台的大显身手奠定着坚实的基础四能以此为筹码获取它们在其他方面的重大让步，特别是后面所提及的三大谈判成果。因此，孤立地突出“无前例可循”这点而予以激烈的抨击或反对，恐怕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国际经济协调的实际作用。
四
应当注意的是，贸易利益的分配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一个各种经济力量进行博弈的问题。特别是，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设计本身更是在推动这种经济博弈，如美国法律制度对于国会与政府之间相互制约的多重规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说，自由贸易政策的受害者与其获益者相比，远远易于结党抱团，善于发出强烈的声音，进而显著影响相关的决策。这就可能给政府带来明显甚至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势下，适度考虑对方政府所面临的国内实际压力，给予一定的谅解和配合，以实现自己的最终目的，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国际经济协调手段。
例如，根据WTO《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的规定，所有成员对纺织品的进口配额，2002年底要取消51％，而到2004年底则取消其余的49％。可是直到2004年初，美国已取消的纺织品配额仅为1990年所保持的lO％，其余的90％拖延到最后时刻即2004年底才消除。这表明，由于难以抵御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美国甚至直接违反了既定的国际规则。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也没有对我国出口纺织品遵守ATE的规定。在我国入世之后，WTO纺织品监督机构曾要求美国对中国完全适用ATE的上述规定，并建议其相应调整有关配额的计算方法。2003年4月，它针对美国提出不能遵守该建议的理由，再次明确重申美国应履行这项基本义务，可美国依然不理不睬。
这样就不难理解，在我国入世谈判过程中，美国为何要坚持在2010年之前继续对中国纺织
品与服装实行进口配额。显然，这项有悖WTO相关规定的无理要求，多少折射出美国政府所面对的巨大国内压力。出于尽快加入WTO的考虑，我国在坚决拒绝这个不合理要求的同时，最后还是同意4年(2005～2008)时间里，在导致“市场扰乱”的情况下，它可对我国某类纺织品与服装一次性采取限制进口措施。于是，这就形成了纺织品特保条款，并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内压力。就其具体内容来看，特保条款的提法本身，设限措施的时间限制，以及有些重要规定等，都可以在ATC协议里找到相关依据，从而体现出该条款与WTO规则的一致性。可见，这项让步完全是我国审时度势的结果，也是努力实施国际经济协调的产物。而从2005年以来的具体实践看，我国纺织品对美国的出口额依然突飞猛进，该条款导致的出口负面影响十分有限。所以，仅仅因为同意发达国家在数年时间里还可对我国某些纺织品实施进口限额，便将这项特保条款看得一无是处，实在是过于忽视了国际经济协调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五
还必须认识到，国际经济协调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时候并不能简单地采用就事论事的做法，而需要有个通盘的战略考虑。于是，为了在这个问题上获取重大的利益或机遇，有时就可能需要在其他问题上作出较大的让步或必要的利益损失。只要两相比较利大于弊，这类贸易让步一般就值得考虑进行。所以，用全局性的战略头脑来把握和看待某些贸易让步就显得分外重要，必要时甚至要有作出某些重大让步的魄力和准备。
我国入世承诺接受“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条款”，就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点。值得强调的是，WTO至少具有4方面的明确规定，使得我国在拒绝接受该条款的问题上根本没有多少回旋余地。这表现在：第一，WTO的反倾销协定实际上给进口国显著扩展了两方面的权力，既可对来自所有“非市场经济活动”的进口商品价格加以推定。又能具有很大弹性地推定这种商品价格。第二，它对贸易汇率还是有具体规定的，可其具体确定又有模糊不清的缺陷，这就加强了发达国家的谈判筹码。第三，其反倾销标准可以被发达国家用来做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特征的文章，借此突出第三国价格标准的所谓公正性，从而增加了我国拒绝该条款的难度。第四，WTO对反倾销的某种特别规定，即如果进口国主管机关对事实的确认和评估是恰当和客观的，那么，即便W，TO专家组也不得推翻这种对事实做出的评估，更使得我国不必花费巨大代价去拒绝该条款。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入世承诺同意发达国家15年之内给予我国以正常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只不过是一个不大的让步。这是因为：一来这种地位的被承认，主要在于我国出口产品面临反倾销反补贴时可以避免不公平的待遇，而我国在高峰期遭遇反倾销的出口产品也远不足总出口额的1％，因而其影响相当有限。二则它是一种有弹性的表述，即我国的“正常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完全可以提前被其他成员所认可，如目前新西兰、巴西等拉美国家和东盟10国等数10个国家都已这样做。三是它实际上还给我国出口产品提供了一条避开对方采用“第三国”歧视性做法的通道，即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其产品在制造、生产和销售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应使用中国价格或成本来确定其是否存在倾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15条A款第1部分)。四是有关协议为了防止可能滥用我国的这项让步，还对相关标准、定义和程序作了详细规定(见(《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151段)。可见，我国出口贸易不可能因为该条款而受多大影响。
更重要的是，这类让步给我国带来了其他方面的重大机遇与利益。这尤其表现在我国加入WTO谈判的三大成果上：其一，我国最终还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进入该组织，使得我国相关的最重要原则得以落实。其二，我国在开放服务贸易领域方面所作出的最后让步，没有超出自己的预先筹划，也是能够实现和承受的。其三，发达国家最后放弃了要我国付出在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目完全开放这两大难题上的入世代价，让我们有较宽裕的时间去进一步理顺繁杂的金融问题。相比之下，我们在类似上述这些问题上作出的让步实在可谓微不足道。
六
同样需要承认的是，依据多边贸易体系的既定规则来行事，是国际经济协调得以有效运作的当然前提和重要基础。我国曾经长期实现计划经济体制，至今还需要深入改革有关的制度和机制，以大力推进自身融入国际经济轨道的步伐。这一来，勇于和善于变革自己显著不合国际规范的经济制度和机制，也就成为我国开展国际经济协调的题中之义。
例如，1994年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的重大改革，就是针对发达国家在复关谈判过程中的强烈要求而采取的果断措施。当时，我国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为1:5.8，而同时存在的外汇调节市场却按照市场供求状况来确定人民币兑换美元价格，一度达到1:10左右。于是发达国家强调：对于那些能够按照官方汇率兑换到美元的企业(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外汇调剂价格与官方汇率之间的差额等于就是享受到的间接补贴，这显然违反了反补贴原则，因此，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必须改革为单一汇率制度。考虑到这种主张确实是以公认的国际规范为基本依据的，而汇率制度的这种改革又能够被我国经济发展所承受，我国最终接受了这个来自发达国家的合理要求。于是，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这里，汇率单一制和其确定立足于市场供求关系，便成为该种汇率制度的新特点。
应该指出，我国日后的长期实践表明，这次汇率制度的当时改革非常成功。它不仅剔除了我国汇率制度中一些不合国际规范的内容和因素，而且使之比较符合转轨时期经济运作的实际需要，还切实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事实上，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再次进行改革，在赋予了其他新鲜内容之外，依然保持了1994年改革所形成的两大特点。这就给予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在国际经贸谈判和纠纷中，只要我国社会能够承受得了，那么，明智接受对方的这类合理要求，积极变革自身不合国际规范的制度、政策和机制，就应该成为我们一种重要的应对态度。这样做，不仅是进行国际协调不可或缺的重大环节，同样还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必要之举。显然，简单地排斥和否定这类做法是非常不妥当的。
七
还要明确，主张国际经济协调并非一味地姑息迁就或随意让步，更不是丧失原则性。需要认识到，在一般情况下，有些发达国家尽管经常引发贸易争端或摩擦来威逼对方，可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基本经济利益，其实亦会作出种种退让以避免落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这意味着，在合理合法的条件下，对那些明显违反国际规范的经济作为展开立场鲜明的抗争，同样是国际经济协调不可或缺的内容。这就是说，我们要善于运用国际经贸规范来迫使对方接受相关的协调。
例如，2002年春季，美国对进口钢材实行了紧急保障措施。应该说，实施这种保障措施是一个WTO成员应有的权利，因此，美国这种做法本身确实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按照WTO规则体系的要求，作为非发展中成员的美国必须遵循GATT1994第12条的有关规定和程序。本来，实施保障措施后要同其他相关成员进行迅速和充分的磋商，还须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保障措施一般不可波及来自发展中成员的进口产品。这些都是实施保障措施的重要环节，可美国恰恰在这里一再违规，从而导致不少成员(包括中国)向WTO提出诉讼。最终，美国实际上接受了WTO专家组关于美国违规的裁决，正式宣布取消钢材进口附加税，结束了这场一度麦芒对针尖的贸易冲突。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就此指出，美国的上述蓄意违规作为折射出WTO有些规则存有明显的漏洞和缺陷，需要加以修订和弥补。中国政府的这种鲜明立场，既令人称道，又意味深长。
再如，美国国会在2l世纪初实施的伯德修正案最后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被迫取消，也是一些成员(包括中国)利用WTO规则进行斗争的结果。该法案打着公平竞争的旗号，鼓励美国国内企业积极对进口产品提出反倾销诉讼，却把征收来的反倾销税转化为它们的实际补贴。其结果是，被征反倾销税的外国进口商品反而倒成了不公平竞争的受害者。显然，它在维护反倾销原则的同时，又直接违背着反补贴原则，而这两个原则正好都是WTO公平竞争原则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伯德修正案被WTO判为违规而须取消，否则面临其他成员广泛报复制裁的危险，将是难以避免的最终结局。可见，公认的国际经贸规范，尤其是那些合理的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措施，在对付某些蓄意违规行为而引发的贸易争端或摩擦时，常常是十分有效的润滑剂。因而，它也是实施国际经济协调的一种有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