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小说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路遥于1949年出生于陕北的农民家庭, 其世代为农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于路遥的内心世界中, 路遥从小受到熏陶并从中得到深刻感悟, 于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撰写中篇小说《人生》。文章以胸怀抱负的高中毕业生高加林为主要线索人物, 结合陕北高原生活的时代背景, 讲述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 离开土地, 又回到土地的人生变化过程, 期间同农村姑娘刘巧珍, 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成为故事发展的主要矛盾, 表现了改革开放时期, 困守于土地的热血青年不满足于现状, 对外界事物充满诱惑与刺激, 对城市的发展令人神往的现象。文章围绕农村与城市进行展开, 表现当时社会强烈的阶级观念, 城市人在农村人面前高人一等的姿态, 这种城乡差异的描写正是符合当时社会现状, 致使文章内容一经发表, 就轰动全国, 反响强烈, 之后还被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正是路遥从小的生长环境, 以及敏锐的观察思考判断能力, 才有了这一经典著作的问世。
2《人生》中关于陕北地域文化的研究
2.1 陕北地区文化特点
小说《人生》中的人物特点处处充满了作者对于黄土高原土地的热爱, 对于农民的赞美依恋之情。比如小说中关于德顺老汉的描写内容, 德顺老汉年近70, 是村里的光棍, 没有文化, 却始终保有一颗善良的心, 总是在加林出现困扰烦恼之际出现, 帮助其渡过难关。加林小时候家庭条件困难, 但是非常热爱学习, 连买铅笔的钱都没有, 德顺老汉就3毛5毛的经常给他;加林长大后进行劳动犁地, “两只嫩手被镢把拧了个稀巴烂, 老汉心里实在受不了, 把加林拉在一个土崖的背影下, 硬按着让他坐下, 他又抓了两把干黄土抹在他手上, 说:‘黄土是止血的, …加林!你再不敢耍二杆子了。刚开始劳动, 一定要把劲儿使匀。往后的日子长着呢!’”短短的几句话, 加入了对德顺老汉的动作、神态的描写, 字里行间透露出老汉关心加林, 心疼加林, 爱护加林的感情, 加林因为劳动心情郁结, 老汉用朴实无华的话语开导加林。这是作为陕北农民形象的典型代表, 内心柔软强大, 富有智慧, 外表质朴素净, 充分体现中国农民的善良、质朴、勤劳、智慧。以人物性格的塑造反映其所在地域的群众形象, 由群众形象折射出其所在地域的文化特征。
2.2 具有方言特色的人物对白描写
小说《人生》中的人物对白, 主要以陕北方言特色进行描写, 丰满人物的形象, 增加读者的画面感。其中, “火炕”“窑掌”“塄坎”等词语的运用, 使得陕北特色更加浓厚。以刘巧珍为例, “加林哥!你如果不嫌我, 咱们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盛着, 我给咱上山劳动, 不会叫你受苦的……”巧珍的语言描写短小精悍, 处处体现出陕北方言的地域特点, 尤以北方的人最为知晓, 读来朗朗上口, 感情真挚, 同时体现出巧珍作为陕北农民妇女形象实在、率真, 对待爱情一心一意却又内心忐忑的复杂的爱情观的特点。此番对话中的“不嫌我, 一搭里过, 家里盛着”这些词语, 形象生动得表现出巧珍面对加林自卑的心理, 其语言特点深刻体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含义。再比如德顺爷爷流着泪唱完《走西口》后连哭带笑地说:“啊呀, 把它的!这是干甚哩!老呀老了, 还老的这么不正相!哭鼻流水的, 惹你们娃娃家笑话哩!”通过这几句人物语言的描写, 将德顺爷爷的内心苦恼挣扎一一点明, 虽然内心很痛苦, 但是还能够积极乐观面对, 笑看人生, 充满豁达的姿态, 由老汉的形体描写上升到情感领悟, 衔接自然, 活灵活现。德顺爷爷在知道加林与巧珍的事情后, 非常支持赞成, “两个娃娃正好配一对, 年轻人配年轻人好啊!”, 从这句方言中可以看出德顺爷爷作为农民形象的朴实, 以及陕北人心目中乐见其成的姻缘, 这都是陕北地域文化的主要表现。
2.3 具有陕北特色的场景描写
“村子里静悄悄的。男人们都出山劳动去了, 孩子们都在村外放野。村里已经有零星的吧嗒吧嗒的拉风箱的声音, 这里那里的窑顶上, 也开始升起了一柱一柱蓝色的炊烟。这是一些麻利的妇女开始为自己的男人和孩子们准备午饭了。河道里, 密集的杨柳丛中, 叫蚂蚱间隔得发出了那种令人心烦的单调大合唱”, 这是《人生》中关于村庄的场面描写, 寥寥数笔勾勒出农村生活样貌, 男人下地干活, 女人在家做饭, 孩子上学, 各司其职, 井然有序。值得推敲的是, “令人心烦的单调大合唱”的形容蚂蚱的用法, 蚂蚱主要出现在炎热时节, 鸣叫是它的主要特点, 不受外界因素所干扰, 而现在作者却用“令人心烦的单调大合唱”来形容, 说明作者的内心是心烦的, 或者说作者笔下的加林是心烦的, 日复一日得重复工作, 所处的世界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 内心十分渴望走出这里, 去到城市生活打拼, 因而感觉蚂蚱是“令人心烦”的。以动物的神态寄托主人公加林的真实想法, 侧面表现作者写作水平之高。
“就在这大自然无数黄色的褶皱中, 世世代代生活繁衍着千千万万的人, 无论你沿着哪一条皱纹走进去, 你都能碰到村落和人烟, 而且密集得叫你不可思议, 那些纵横交错的细细的水流, 如同瓜蔓一般串连着一个接一个的村庄”, 此段的场景描写主要是形容黄土高原的神奇之处, 并且将黄土高原进行拟人化描写, 布满“皱纹”, 只有人类才具有皱纹的表象特征, 此处运用拟人手法表现黄土高原的沟壑众多的特点。通过作者的描写, 我们看到一个充满血肉的黄土高原的世界, 感受黄土高原的博大精深。利用黄土高原独有的特色“褶皱”, 生动的描绘出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方式, 为地域地理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
2.4 具有向命运抗争的精神描写
以高加林为例, 出生于农村, 饱受农村物质生活的疾苦, 渴望自己变得强大, 一直寻找任何机会向城市发展。通过自己努力之后, 发现还是被贫富差距、乡村文明、城市文明之间的问题所阻碍, 以至于遭受精神世界的压迫。当社会改革开放政策来临时, 加林及时把握机会, 向城市文明靠拢。他从生活的最底层向社会攀爬, 与黄亚萍的爱情誓言可以看出, 阶级的不平等注定不会长久。黄亚萍一面喜欢他的才华, 一面包装他的“乡土文化”, 这种爱带着色彩, 正是阶级立场的不同所导致的。因此, 它不如刘巧珍爱的纯粹, 爱的炽烈。刘巧珍的爱, 只在乎于高加林本身, 无关乎任何其他色彩。同时, 刘巧珍也是悲剧的, 因为父亲落后的观念致使巧珍一天学没有上过, 斗大的字不认识一个, 导致巧珍在加林面前深深的自卑无力感, 同时, 还因为加林的移情别恋, 使得巧珍失去最宝贵的爱情。仔细想来, 正是阶级立场造成人物的悲剧, 这三个主要人物在作者路遥的笔下, 都是对命运抗争的热血青年, 但是受到地域阶级文化的影响, 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向命运抗争的优秀品质, 也正是陕北地区人民特有的宝贵精神, 反射出陕北地域文化的宝贵。
2.5 具有陕北意味的民歌文化描写
马克思曾经说过:“民歌, 是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 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 从其民歌的内容也能真实反映出来。比如四川民歌《康定情歌》中的描写,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呦, 端端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哟, 月亮弯弯, 康定溜溜的城哟!”短短几句, 将四川人民的生活美景以及生活习惯完美得呈现出来, 情歌是真实反映地域差异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
在《人生》小说中, 描述高加林因为被人举报, 重新回到小山村时, 有一段民歌描写, “突然, 有一个孩子在对面山坡上唱起了信天游———哥哥你不成材, 卖了良心才回来”, 短短两句信天游民歌, 将对高加林的批判指责意味描述得淋漓尽致。这些口语化的诗句, 语出惊人, 形象生动。高加林的行为做法, 不能被民情淳朴的陕北人民所接受。路遥此段的描述中, 没有像以往那样借助德顺老汉的口中进行说教式文字, 而是以信天游的陕北民歌为切入点, 以孩童天真烂漫的年纪吟唱出来, 更加加重社会的批判职责意味。高加林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 被人民所不耻。这也是路遥小说中的经典特色, 民歌的插入不再以可有可无的形象进行描写, 而是以地域文化作为起征点进行贯彻。陕北地域的文化正是其民歌集结的精华所在。由民歌的传承加强对本土文化的研究。
3《人生》中路遥对陕北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陕北地区具有悠久的时代特点, 《人生》中的大量笔墨描述了人民的生活场景, 随处可见路遥生活在这片乐土的热爱之情。它背靠历史发展, 这种乡土文化的农民积淀, 形成路遥创作的独具风格, 同时, 路遥将此种风格发展壮大, 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独特创作。这对于工作者研究陕北文化有重要的作用。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 始终围绕着乡土情结和生命真谛的思考进行开展。由于受到社会与个人原因的牵绊, 高加林始终没走出自己想要生活的样子。文章以高加林形象作为寄托, 表现土生土长的农村人的优秀品质。路遥的创作, 正是对陕北民俗文化的继承创新, 正是结合时代新特点的农民阶级的产物, 表现作者路遥作为土生土长农民儿子的自豪感。
结束语
路遥的作品深刻体现了其敏锐的观察能力, 广泛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其表现出的苦难意识和贫苦大众的人民形象十分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作者路遥通过《人生》中高加林的人物塑造, 生动得表现了陕北人民追求上进、积极进取的性格特征, 对于研究陕北地域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摘要：路遥创作的小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在《人生》这篇小说中他立足于黄土高原文化, 重点讲述了陕北特有的地域文化内涵, 将文章中人物的命运与社会现实结合, 为读者呈现陕北民俗文化的精髓, 表现陕北人民的生命力与灵魂张力。本文即以《人生》为切入点, 重点分析路遥笔下的人物特征, 以人物形象印证陕北地域文化特点, 为研究陕北地区提供重要的依据。
关键词：路遥,《人生》,陕北,地域文化
参考文献
[1] 朱丽萍, 牟宜武.失落文化, 两种歌吟——哈代与路遥乡土小说思想基调之比较[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5, (06) :95-99.
[2] 刘强.《平凡的世界》对陕北文化形象的传播与建构[J].今传媒, 2015, (09) :134-135.
[3] 雷欣.地域文化对《人生》中高加林形象塑造的影响[J].文学教育 (上) , 2015, (05) :44-45.
[4] 姬娜.论路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的陕北地域文化内涵[D].西北大学, 2013.
[5] 成春红.论路遥小说的英雄主义情结[J].新西部, 2010, (10) :104+106.
[6] 郭亚明.论路遥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J].阴山学刊, 2004, (03) :46-50.
成长小说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民俗活动建构小说的故事情节。情节是小说的基本要素。小说情节的设置和推进是小说创作中十分重要的艺术手段, 体现着作家的艺术涵养及创新能力。不同的作家会选择不同的事件、矛盾冲突来构建小说的情节。20年代的乡土作家们则选取以民俗事象、民俗活动来设置和推进小说的情节。因为民俗事象、民俗活动与人们的实际生活, 形影相随, 少有人为的雕凿和编造, 均是人们日常耳濡目染、见怪不怪的俗事, 经乡土作家们的采撷、提炼和艺术加工, 出现在小说中, 不仅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而且使作品真正贴近了生活, 达到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高度的概括和统一。
在《祝福》中, 民俗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变化的契机。祥林嫂因为死了男人再加上生活的窘迫而不得已外出做工, 于是在新年“祝福”声中来到了鲁镇, 祥林嫂的命运便在“祝福”、“婚俗”、“捐门槛”等民俗活动中上演。她第一次经历鲁家的“祝福”时, 尽管很累, 但是她很满足、有了笑影、而且白胖了。当她被作为婆家的私有财产抢回去后, 买卖婚和抢婚陋俗迫使祥林嫂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婚姻。中国传统礼教要求妇女要遵守从一而终、“好女不事二男”的道德规范, 寡妇再嫁就是失节。因此, 祥林嫂誓死不从。可是婆家的人却“用绳子一捆, 塞在花轿里, 抬到男家, 捺上花冠, 拜堂”, 然后关上房门完事。由此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婚姻的强制性、无理性、野蛮性及没有人性的特征。当她又成为“单身”第二次进鲁家时, 因她嫁了两个男人, 败坏了风俗, 所以祭祀不让她沾手, 只能坐在灶下烧水。祥林嫂命运的进一步变化是在第三次“祝福”时, 她除烧火之外, 就只看柳妈洗器皿。当她从柳妈口里听到, 阎王会把她锯开分给两个死鬼男人时, 感到恐惧。在柳妈的建议下, 祥林嫂去土地庙捐门槛, 在精神上寻得了安慰, 自以为洗清了罪名, “捐门槛”这一民俗活动把故事情节推向了高潮。到第四次“祝福”时, 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 可是四婶仍大声说, “你放着罢, 祥林嫂!”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 这一声断喝彻底把她推向了死亡的结局。祥林嫂在民俗活动 (婚俗、祝福) 中出场, 又在民俗活动——“祝福”声中成为祭品被“天地圣众歆享”而消失。整个小说情节都是由民俗活动构成的, 民俗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进展。
其次, 民俗事象、民俗活动构成小说故事情节的主干。民俗事象、民俗活动在许多乡土小说中构成故事情节的主干, 即以一种完整的民俗事象作为结构小说的框架和主线, 如果抽去了对民俗事象的描写, 整篇小说就失去了存在的依凭而不复存在。如鲁彦《菊英的出嫁》中的“冥婚”, 蹇先艾《水葬》中的“水葬”, 许杰《惨雾》中的“械斗”, 台静农《红灯》中的鬼节超度、《烛焰》中的“冲喜”、《拜堂》中的“转房婚”……都是以一种民俗事象来构建故事的主要情节, 展开矛盾冲突, 民俗事象完结, 小说也就结束了。
再次, 民俗活动形成小说的细节。恩格斯在完整地表达自己关于现实主义典型化理论时, 首先强调的是细节的真实。因为细节的真实是典型化的基础, 是现实主义艺术地反映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知道, 现实主义文学反映生活鲜明的美学特征, 它塑造形象和创造美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 就在于它是酷似和逼肖生活本身的具体性、生动性和丰富性的。作家笔下所描写的生活场面、自然风光、风俗人情, 以及各种人物的音容笑貌, 甚至他们最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的变化, 都应像现实生活中真正发生过的一样。
台静农《天二哥》中天二哥喝尿解酒的乡俗细节的描写, 真可谓神来之笔, 不仅表达了对传统陋习的嘲讽, 对人物的愚昧作了鞭打, 同时又是刻画天二个“这一个”人物的有力的一笔——不喝这两碗尿不成其为天二哥!《红灯》中对那个年迈的寡母在“鬼节”时乞讨竹子做红灯来超度儿子亡灵的每个细节的描绘, 显示了在残酷的精神压迫下的一颗伟大的母爱之心。《烛焰》中对于翠姑出嫁当天烛焰的细节描写, 不仅刻画出众人的迷信心理, 而且也暗示出翠姑的悲剧命运。蹇先艾《水葬》对村民们观看骆冒被水葬时常面的细节描写, 全村上下, 无论男女老幼, 为了能目睹对骆毛的惩罚, 从“水葬”的热闹盛事中获得一次低级的感官刺激, 前呼后拥、兴高采烈地跟着挤着看热闹, 由此揭示了故土的鄙陋风习对村民人性的扭曲和灵魂的麻痹。《怂恿》中给政屏娘子上下通气的精彩细节描写, 这种原始的好无道理的乡俗描写十分精到地刻画了各种人物的心理, 既深化了作品的主体内涵, 有增强了作品的悲喜剧效果。王鲁彦的《黄金》中有对解梦的古说、宴席的座次尊卑、祭祖的羹饭讲究、讨债的节气和办法等细节的描写等等。
这些细节的描写, 笔墨及其简约, 有些似乎是不经意的点染, 极易被人忽略, 却正是作者感情最真挚、深沉的所在。因为民俗的场景、气氛、细节、器物等, 总有它历史的来龙去脉, 有它显示的底蕴根源, 选择具有深厚内容的细枝末节, 往往能起到超乎寻常的作用。正是这些细枝末节的白描式的点染, 才更增强了作品的美感力量, 给人以强烈的现场感和真切的视觉形象, 从而使得小说有血有肉、形象丰满。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说:“文学作品写不写风情民俗, 或者写得深沉不深沉, 其结果大不相同:它区分着作品是丰满还是干瘪, 是亲切还是隔膜, 是充满生活气息还是显得枯燥生硬。”
20世纪初期的乡土小说以民俗事象或心意民俗建构小说情节及细节, 使人物性格、命运都在民俗生活中真实而又不动声色的演绎发展, 这其中既蕴涵了深广的人性历史的内涵, 又表现出异常锐利的现实批判精神, 从而有力的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摘要：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强调故事情节和细节的真实性, 20世纪初的乡土作家据此进行了尝试和探索。他们从生活的实际出发, 用民俗事象或心意民俗来构建小说的情节和细节, 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 进而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民俗文化,情节和细节,乡土小说,现实主义文学,贡献
参考文献
[1]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72～73.
[2] 钟敬文.民俗文化的民族凝聚力.民俗文化学[M].北京:中华书局, 1996.
[3] 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4] 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5] 韩养民.中国风俗文化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成长小说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昨天，在《中国经营报》读了一篇对格力股份公司总经理董明珠的采访文章。采访中，董明珠主要讲述了格力两个事情，一是格力走专业化道路，格力只是单一做空调业务，“格力坚持专业化是因为这个领域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基础问题需要研究，只要这个企业技术不断地升级，他的市场就永远有前景”。另一个是关于格力的企业文化：忠诚是格力的企业文化。“在格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从同行企业出来的，无论多能干，原则上不收留”。“跳槽的人，在原来企业‘叛逃’有很多原因，但大部分都是利益上的问题，或者说个人的利益，比如个人愿望达不到满足。在珠三角，其实存在许多‘商业间谍’，在原公司授意下，跑到别的公司‘潜伏’几年，然后辞职，将后来公司的一些经营秘密带回原公司”;“格力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通常离开格力的员工都不准再回来。而且格
读完这篇文章，我又想起了家电行业另一个成功企业：美的。如果简单以上市公司的市值衡量两家公司的经营情况，格力与美的目前上市公司部分的市值相当：格力为599亿，美的为575亿(以6月17日收市价计算)，格力与美的都是中国家电行业中的成功企业。这两间企业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但发展路径却大相径庭：格力股份公司专注于空调行业，空调及配件占总营业收入94.46%，格力在行业内深耕，走专业化、提供高附加值产品的道路;而美的走的是产品多元化道路，美的电器股份公司就有三大产品线：空调、冰箱与洗衣机，空调及零部件占主营业务收入的66.45%，集团层面涉及的行业就更多，远远超出了家电行业领域。这两间企业的发展路径有很大的区别，相对应的企业文化也有很大的不同。董明珠说，“格力原则上不收留同行业企业走出的员工”，“格力培养的人才也很难适应其他企业”，从这方面来说，格力的文化是相对封闭，也正是这种文化，使格力免受更多的外界冲击，专心做好一件事。因此，从格力选择的发展路径来说，企业文化与发展路径还是匹配的。而美的正好相反，产品多元化、业务多元化，使“美的”的文化呈现出更多的是开放型，更显狼性。美的企业精神之一——“开放：博采众长，用于尝试”也反映出美的致力于建立这种开放、包容的企业文化。业界对“美的”非常规扩张、“挖角”行动颇有微词，我也不赞成脱离道德底线的竞争。同时我也不认可离职员工被扣上“不忠诚”的帽子。其实，员工从企业出走，原因多种，许多员工出走并非是“个人利益问题”，更不是要充当“商业间谍”的问题。只要员工在职的时候尽心工作，离职后保守公司秘密，就不能说员工“不忠诚”。从格力与美的两种不同发展路径，两种迥然不同的企业文化，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不同的发展路径，必须有匹配的企业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企业，需要更为开放的企业文化;开放的文化，必然对立志专心做一件事的企业带来冲击。企业前进道路有多条，但做到发展路径与企业文化协调不容易。
成长小说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发挥班级文化的教育功能、激励功能、制约功能。这些功能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会起到“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我在班主任工作中, 践行新教育理念, 努力创建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班级特点的班级文化, 为学生营造幸福和谐的集体生活氛围, 引领学生快乐成长。
一、百合花, 我心中最美的花
2016年9月, 长寿区晶山小学这所新学校迎来了第一批学生。我是4.1班的班主任。班上的37名学生是从周边的好几个学校转学来的。新学校, 新班级, 新老师, 新同学, 周围一切都是新的。他们需要新的班级文化的引领。
开学第一天, 在舒缓悠扬的背景音乐中, 我深情诵读了林清玄的《心田上的百合花》, 渐渐地, 学生也陶醉其中。我们反复朗诵着:我要开花, 是因为我知道我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 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生命;我要开花, 是为了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为了让学生们爱上百合花, 我还用课件为学生们展示了许多张百合花的图片。看着那高贵典雅, 婀娜多姿的百合花, 学生们的眼睛炯炯有神, 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学生们积极踊跃地交流了对百合花的热爱, 以及在生活中看到的百合花。我们师生一致认为, 大自然中的花卉不计其数。有的花卉只有艳丽的色彩, 比如牡丹, 芍药。有的花卉只有扑鼻的芬芳, 比如米兰, 桂花。如果要集美丽与芬芳于一体, 可能就只有百合花了。百合花不仅有五彩缤纷的颜色, 还有醉人的芳香。百合花不仅有外在美, 还有内在美。百合花成为我们师生心目中最美的花。
我们深刻挖掘了百合花的内涵, 学生们还以“百合花”为主题办手抄报, 写作文来表达对百合花的歌颂与眷恋。我们感悟了百合花的美好含义。于是, 我们的班名就顺理成章的诞生了, 那就是百合花中队!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心愿——我们渴望在晶山小学这片土地上成长为一株美丽的百合花。
二、花儿朵朵向太阳
三十多年前, 一首歌曲曾经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各种流行音乐充斥的今天, 它似乎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当我们再次聆听它的时候, 觉得这首穿越半个世纪的经典歌曲, 是那样的鼓舞人心, 让人斗志昂扬, 荡涤人性的污泥浊水, 让人思想得到熏陶。这首歌曲就是《花儿朵朵向太阳》。
1962年, 一部名叫《花儿朵朵》的电影红遍大江南北。开学伊始, 我组织学生观看了这部影片。剧中的主人公方小华用响亮的歌声领唱着主题歌《花儿朵朵向太阳》, 歌声唱出了新中国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欢悦心情, 唱出了他们准备将来建设伟大祖国的远大理想。这也是世世代代中国少年儿童的共同心声。
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让学生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在孩子们的眼里, 《花儿朵朵向太阳》是一首听了提升精气神, 给人正能量的歌曲。大家一致同意把这首歌曲定为百合花中队的班歌。学生们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班名里有“花”, 班歌里也有“花”, 一个多么温馨美好的百合花中队啊!
三、全方位打造“百合花中队”班级文化
一个班集体, 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团结向上积极奋进的班级口号、班风、班训、班歌, 将会犹如一股强大的力量时时震撼每个同学的心灵, 让大家树立我爱我班, 我爱我家的意识, 让大家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团结、互助、共进。我们“百合花中队”的班主任寄语, 班级誓言, 班级愿景, 班级口号全都以“百合花”为主题。
班主任寄语:我们要全心全意地默默开花, 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班级誓言:百合花不仅是美丽纯净的花朵, 百合花更是一种自信自强的精神。
班级愿景:让每一朵百合花光荣绽放。
班级口号:沐浴阳光, 吸收雨露深深扎根自信绽放。
学生们在评比栏的分组以“香水百合”, “白百合”, “粉百合”, “黄百合”, “火百合”, “虎皮百合”为小组命名。
这些有关班级文化的文字张贴于教室内的墙壁上, 让班级的每一面墙壁会说话, 使每个角落变成“无声的导师”, 让每一张桌椅成为“文明的源泉”, 普通的教室成为无声胜有声的教育风景线。
学生们在教室里, 每天看到的是“百合花中队”班级文化, 每周班队课以班歌大合唱开启, 每一节课以班级口号为前奏。沐浴阳光, 吸收雨露, 深深扎根, 自信绽放这铿锵有力的班级口号响起。朦胧中, 让人感到百合仙子下凡来了, 带着百合花光鲜美丽的容颜, 散发着百合花沁人心脾的芬芳, 走进教室, 给小小百合花们无穷的生机与活力……
成长小说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大家下午好!
我是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第四中学杨春梅。非常感谢教育部实施了“国培计划(2013)”—宁夏中小学班主任远程培训，能作为学员代表在第四次学情通报会上发言，我的心情是既激动又紧张。
自9月27日注册后，心情也是由最初的郁闷、担心逐渐到现在的热情、不舍，认真反思这两个月学习期间的点点滴滴，让我受益匪浅。国培计划的实施给我们提供了优质的学习平台，尤其是让我们这些在西部的教师也能分享到最前沿的教育教学理念。这段时间我认真地聆听专家精彩的讲座和一线班主任对鲜活案例的分析，带给我思想上的洗礼，理念上的革新。下面就培训中的体会向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一、“国培”，给我注入了新的班级管理理念。
虽然我当班主任已有十八年了，却从没有经过系统的班主任管理方面的培训，现有的管理经验也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积累的，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有的班级管理经验相对落后。由于自身的懒惰，没有能够主动接触前沿的教育教学理念，感觉自己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对如何做一名专业的班主任懂得少之又少。通过国培学习，我聆听了专家对班级管理理念的解读，观看一线班主任和专家对典型案例的评析，使我对班级管理有了更系统的认识，当我把新学到的班级管理的技能运用在实践中，得到收效时，心中悠然升起一种欣慰。可以说，是国培给我注入了新的班级管理理念，从而使我清楚地知道了新课程改革对班主任所提出的要求，对班主任工作有了新的诠释。
二、“国培”，增强了我的责任感。
在这次班主任培训的四个模块中，对我印象最深，也是感觉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是模块三的内容，每一个案例都有一线班主任和专家的分析，案例中的班主任为了管理好班级尽心尽力，同样，作为班主任的我，也曾经在乡村学校呆过，
也曾为自己所取得的一点成绩而沾沾自喜，但和他们相比感觉自己做的真是微不足道，甚至感觉到有些惭愧。
通过第二模块专业理念和师德这一专题的学习，使我认识到“人，可以不伟大，但不可以没有责任心。”在自己以后班主任生涯中，我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立志做到在平凡之中见伟大，在细微之处见真情。让爱，贯穿班级管理的每一个环节。
三、“国培”，让我学会了网络学习。
新时代新要求。新课程倡导的主旋律是“师师互动”，然而我们平时在工作和学习中，多数情况下还是自己研究，自己备课，自己搞自己的教学活动，自己思考，同学科的老师都很少交流。通过这次国培，我彻底打开了自我封闭的思想，无所顾虑的和班级的学员们、同学科及不同学科的同事们共同交流，共同研讨，开拓了教研视野，解决了班级管理中的困惑。
总之，通过这次国培，彻底改变了我的班级管理理念，使我认识到，一个快乐的班主任会教育出一群充满阳光的孩子，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来充实自己，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找到成就的快乐。
最后，感谢各位专家，辅导老师为我们的学习付出的辛勤劳动，也感谢同仁们在交流区留下的宝贵经验!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第四中学杨春梅
成长小说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相比，以石钟山的“父亲系列”和《亮剑》、《历史的天空》等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小说，把表现革命英雄人物的领域从战场拓展到了人物生活的各个层面。“英雄岂止在战场”的英雄书写方式，是新革命历史小说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全面超越和全新突破，它带来了英雄形象、英雄观念、英雄内涵等一系列根本变化。在这些优秀作品的启示和带动之下，革命历史小说必将出现一个繁荣局面。
关键词：新革命历史小说；“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英雄人物塑造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一般指1949年建国前的那段历史时期)一直是中国当代小说长盛不衰的题材，这种题材的小说被批评家、作家和读者几乎毫无争议地一致称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这个概念最晚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有研究者干脆称之为“革命历史小说”，指出它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的一类小说作品。建国后的“十七年”(1949—1966)是革命历史小说最为繁荣的时期。刚刚从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作家们，真诚地、发自内心地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欢呼，为革命英雄们树碑立传，英雄书写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由于作家们是刚刚过去的战争、革命的“亲历者”，是革命英雄人物的“见证人”，所以刚开始时，革命英雄人物的塑造极具有生活真实性，也有极强的感染力。反过来。刚刚当家作主的人民，也从这些英雄人物身上得到极大的鼓舞，英雄人物成为人们继续干革命、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榜样和强大动力，因此革命历史小说就有力地参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强大的、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革命历史小说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承担了某种意识形态功能。在意识形态的规范和指导下，这种功能不断强化，以致到后来，“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成为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这直接造成英雄人物的“净化”——只能写英雄人物光辉、革命的一面，不能写与革命无关的生活。甚至在写英雄人物的革命生活时，也只能写其斗争的勇敢、坚定、顽强，而不能表现与这些不一致的方面，如恐惧、动摇的情绪，更不能写爱情、享受等等。优秀的革命历史小说《红日》(1957年)就因为在人物刻画方面写了一些个性化的生活内容，如团长刘胜的所谓感情用事(即缺乏自制而容易冲动，某种“游击习气”等)，又如连长石东根的卤莽任性之类，就受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如称转移途中“战士思想不通，连长不高兴，团长也闹情绪，甚至讲怪话，这不能不使人怀疑：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否深入了部队”，认为对英雄人物的刻画“消极面似乎太多了一点……”。在这些批评的“帮助”之下，作家们不得不乖巧起来，他们笔下的革命英雄人物也越来越“单纯”起来，以至走向“高大全”式的典型，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也变成“以‘共产主义战士’为蓝本的或跟着某些现成概念行走的公式化创作了”。
作家们几乎一致地发现。要塑造这种“高大全”式的典型，置人物于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的战场是最有效也最受欢迎的一种方法——胜利后的人们，谁不愿意再次回顾属于己方的胜利历史呢?于是，我们就见到了革命英雄叙事的“经典模式”：以苦大仇深遭受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或革命处于低潮、失败为起点，中经残酷、不懈、曲折的革命斗争，最后以敌人被打倒、主人公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或革命取得胜利为结局(这种结局类似于西方童话的结尾：公主和王子结婚了，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英雄人物似乎整天都在与敌人拼杀，日思夜想的只是革命、斗争，很多现实生活内容被抽掉了，英雄人物变成了图解某种政治思想的“革命典型”。这种革命英雄人物书写到十年文革期间发展到了极端，英雄人物不仅极度“纯化”，而且神圣化了，成了超拔于现实生活的“神”。由于缺乏实在的生活内容，再加上“审美疲劳”，到文革结束，历史进入80年代，随着意识形态的松动，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开始沉寂下来，代之而起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新的题材的探索：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革命历史小说及其中的英雄人物也不再成为人们热捧的对象。
二
时间的车轮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似乎进入了西方学者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五彩缤纷”起来。没有了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梦想中似乎一下子找不着北：物质财富增加了，精神却变得空落落的，生活失去了伟大感、崇高感，多元化的社会表演也显得平庸、琐碎起来。人们开始怀念过去的那段革命历史，怀念失去的光辉岁月，一股普遍的怀旧情绪在社会上弥漫开来。“怀旧是一种既古老又崭新，既令我们感到熟悉又使我们觉得陌生的文化景观。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尤其是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显著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开始搜寻过去的“老照片”，回忆起30年代大上海的灯红酒绿，想起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文革岁月，当然，也把目光投向了解放前那段既充满艰难困苦也包含伟大崇高的革命历史。
和这股潮流的兴起相适应，一批军旅作家也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一度曾被抛弃被冷落的领域。这批作家没有参加过当年的革命斗争，他们是站在世纪末的时间点上回头看那些属于他们父辈的革命战争。他们没有前辈作家因袭的意识形态重担，他们更多的是用现在的眼光(价值标准)来重新审视“昨天”的革命、战争和英雄人物。他们无意于否定这段革命历史，而是试图拂去蒙在那上面过多的意识形态的遮蔽，注入更多的当代的价值观念和人文思考。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他们创作的关于这段历史的小说是恢复对于“革命历史”正面叙事，这类作品往往激情满溢地追述“文革”之后一度黯淡的“红色记忆”，并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形成一种宏观的对话关系，批评家们称这类小说为“新革命历史小说”。
这类小说自发端始，佳作就接踵问世、蔚为大观。代表性的作品有《走出硝烟的女神》(姜安著)、《英雄无语》(项小米著)、《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徐贵祥著)、《亮剑》(都梁著)、《父亲进城》、《父亲和他的警卫员》、《父亲和他的儿女们》、《军歌嘹亮》(石钟山著)、《我在天堂等你》(裘山山著)、《我是太阳》(邓一光著)、《楚河汉界》(马晓丽著)等等。上述小说往往以其较大的发行量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其中部分作品诸如《父亲进城》、《父亲和他的警卫员》、《父亲和他的儿女们》、《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因为被拍成
电视剧走进荧屏更是流行一时，其中的主人公石光荣、李云龙、粱大牙(电视剧里改为姜大牙)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新革命历史小说也因此成为世纪之交文坛上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
就重建“革命历史”认同的价值取向而言，新革命历史小说无疑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具有类似的文化姿态，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后者的历史继承人。可是，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身处由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之中，并从总体上认同这一过程的历史合理性，使新革命历史小说无可避免地置历史叙事于现代性价值的视野之中。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追求意识形态价值不同，新革命历史小说淡化乃至抹去阶级斗争的印痕，更多地突出民族精神和人文向度。这必然导致了刻画英雄人物手法上的种种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法是，刻画英雄人物时不再把人物局限于对敌斗争的战场上，人物有更多的活动空间，也就有了更多的展示空间，读者也就能看到英雄人物的更多侧面。这样，所塑造人物就突破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僵化、呆板乃至模式化，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历史的天空》的作者徐贵祥在谈到他笔下的人物时，这样说：“事实证明我塑造的梁大牙等人物形象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我把原本模式化的人物还原为真实的具有丰富性的多面性的人物。”这恰恰是这种突破的直接效果。
三
总的说来，新革命历史小说在写战场外的英雄人物时，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把表现英雄人物的时间拉长(把时间延伸到解放后的和平年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这个点上，石钟山的“父亲系列”干脆以1950年作起点)；二是把表现英雄人物的领域拓宽(从爱情婚姻到家庭再到友情等)。当然，这二者不是分裂、对立的两面，而是时有交叉时有重叠的统一体。
第一，浓墨重彩叙写爱情婚姻。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相比，新革命历史小说在英雄的爱情婚姻问题上不再是避而不谈或三言两语轻轻带过，而是浓墨重彩加以渲染。这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是不可想象的。那时要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典型，英雄的革命事业都干不完，哪有时间谈情说爱、享受家庭生活呢?《红日》里面有关我军高级军官的爱情描写(只占很小的篇幅)就被冯牧批评为：“这正如同在一曲雄伟动听的交响乐之中，突然杂入了几声刺耳的不和谐音，使人不禁感到一丝不快和遗憾。”在“左”的意识形态的批评下，“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对英雄人物的爱情写得很少，要么不写，要么只写一些概念化的表面的东西，很少正面、详细表现。“爱情关系在军事题材的红色小说中是一个不断被‘延迟’的人际关系”，“爱情的力量，在红色小说中也从未上升为左右军事格局的叙事动力”，爱情成了有它嫌多、没它不少的无用的东西。新革命历史小说则对这种旧的、不合时宜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彻底的颠覆，爱情、婚姻成为小说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成为叙事的强大动力。石钟山的《父亲进城》，石光荣与琴的爱情、婚姻生活，是叙事的主线和正面表现对象，没有这些，后来的石光荣与他的儿女们的故事就无从谈起。可以说，晚年石光荣的一切描述都是从这儿生发出来的。《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本来无意参加八路军(他想投奔“国军”吃皇粮)，却因为看到了美丽的女八路东方闻音而决定留下来，因为对东方闻音的爱，他接受东方闻音的批评、帮助，迅速成长起来。尽管在梁大牙的成长过程中，上级杨庭辉、王兰田的教育、帮助是主要的，但东方闻音仍是不可或缺的。而后来，梁大牙、东方闻音也演绎了一场毫不逊色于任何经典爱情的爱情故事，更因东方闻音的牺牲而呈现出一种有力的悲剧美。《亮剑》里的李云龙，爱上医院漂亮的女护士田雨，以军人的英雄气、男人的阳刚气征服了田雨，他俩的结合不是完成，而是小说后来对文革进行反思的重要铺垫(因为由田雨牵出了她的父亲田墨轩，以及后来成为李云龙好友赵刚妻子的冯楠，他们都是作者设置的、对文革进行超越当时历史环境思考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是建国后李云龙展现性格的重要一环。
第二，细致入微刻画同志友情。新革命历史小说在表现英雄人物时，还特别细致地展现这些英雄与他周围的人的关系，如《父亲和他的警卫员》中的石光荣和小伍子，《亮剑》中的李云龙和赵刚，《历史的天空》里的梁大牙和张普景。他们摆脱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写同志关系时的那种“想当然”与简单化、抽象化——既然是革命同志，又在战场上共同杀敌，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应该紧密团结，齐心协力干革命，有什么故事好讲呢?新革命历史小说改变了这种被意识形态抽空了的人际关系，填充进更多的人性、情感内涵。如石光荣和小伍子，一个是首长，一个是警卫员，上下级关系明确，可石光荣是个不要命的指挥官，打起仗来老往前沿阵地跑，小伍子可不依了，拦住不让去，甚至扛起石光荣往回跑，因此救过石光荣的命；石光荣想独自上山劝降土匪，还是把小伍子打败捆住才得以成行。小伍子亲手处决因贪财杀死一名妓女的哥哥后对石光荣说。他从此后只有石光荣一个亲人了。文革期间，小伍子遭受迫害，是石光荣救了他。到了晚年，他们不与自己的孩子住，两个老头子却有滋有味地住在一起。像当年一样，石光荣在前面走，小伍子拿着刀和枪跟在后面。晚上，便喝酒回忆过去的岁月。他们的生命似乎早已融为一体，他们的关系，岂止是简单的阶级兄弟就可以涵盖?
再如李云龙和赵刚，一个是军事指挥官，一个是政治委员，一管军事，一管党政，一个是大老粗，一个是文化人，可历史偏偏把他们捆在一起，而且风风雨雨共同走过几十年。作者都梁没有忽略他们的差异，而是颇带戏剧性地把他们从对立争吵到慢慢熟悉再到沟通理解以致最后互相珍惜的全过程写出来。文革时，赵刚作为知识分子坚守理想，自杀前把孩子托付给李云龙，李云龙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保护。得到赵刚自杀的消息，李云龙觉得世界都塌了。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心心相通的生死之交?因为在差异很大的表面下，他们都有一颗追求正义、热爱人民之心，都不是贪图个人私利的伪共产主义者，而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梁大牙和张普景非常类似李云龙和赵刚，个性、气质相差很大，可他们身上秉持的正气压倒了这些差异，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争吵、斗争，也互相砥砺，终于成为彼此敬佩的畏友。
这些友情刻画，充满了戏剧性，也充满了人情味，弥漫着浓浓的英雄气息，在它们面前，阶级、革命、战争都显得干枯、渺小了。
第三，立体多向挖掘赤子情怀。建国以后，这些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们都做了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革命的敌人没有了，他们的赤子之心却没有停留在功劳簿上，而是在广阔的社会层面进行多向投射，炫出一道一道夺目的光彩。首先来看看石光荣的感恩深情。石光荣小时候父母双亡，他是吃靠山屯(《父亲和他的儿女们》改为蘑菇屯)的百家饭才长大的。人老思乡，50岁的石光荣回到靠山屯，请乡亲们吃了三天的猪肉炖粉条，一家一家的看望，并不因为是将军了就摆
架子。后来，乡亲们到城里来，他真心诚意的招待。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整酒整肉”。对乡亲们是有求必应。因为把一批军车批给家乡县搞经济建设还犯了错误，被勒令提前退休(见《父亲进城》)。在《父亲和他的儿女们》中，他帮助蘑菇屯的晚辈们开了一家“蘑菇屯饭庄”，生意不好就动员全家人去吃，动员邻居们去吃。这种叫人感动的感恩情怀与乡土情结，与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信守的“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水是家乡甜”等文化传统非常一致地契合了，这不能不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其次再来看英雄们的军旅情结。退休后的石光荣，依然是军人本色，始终穿着那身军装，乐此不疲地在沙盘上演兵。每天的生活也是军人做派：走路一阵风，吃军人食堂，早晨起来和小伍子耍刀弄枪。在家里，也是“军事化”管理，他是首长，老婆、孩子都得听他的。这种军旅情结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对子女职业选择的态度上，石光荣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认定，他的孩子就得当兵。结果是他的三个孩子都参了军：大儿子林成为像他一样的军人；女儿晶尽管复员了，但军人的刚性已经进入她的人格气质；小儿子海没当成合格的军人但他想找个像姐姐那样的女朋友，也表明了他对军人的肯定(晶在各方面都酷肖石光荣)——可以说。石光荣的军旅情结已延伸到了下一代身上。李云龙、粱大牙、张普景们的孩子也无一例外地被他们送到了部队。
最后我们谈谈特定历史环境中英雄经受的人性考验。由于社会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松动，以及历史的拉远，作家们可以在作品里谈一些以前不能触及的话题了。这就使英雄人物的塑造有了新的可能。新革命历史小说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亮剑》里涉及到了饿死不少百姓的三年自然灾害和黑白颠倒的十年文革。李云龙自己和家人饿得发昏，花自己钱买来的五千斤粮食却不留一斤地送到军里的特种部队那儿去。田雨想为孩子们留下五十斤，却遭到李云龙的痛骂。文革期间，为了所在城市不遭受造反派武斗的毁灭，他不顾当时政治气候异常，毅然下令用武力夺回被造反派攻占的泰山师总部。结果被戴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抓捕，遭受种种迫害。为了保持军人的尊严，他拒绝了好友和部下的援救，最后开枪自杀。他到死都保持了军人的铮铮铁骨。李云龙的亲密战友赵刚，在别人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大义凛然地反击错误的政治路线，痛斥为了自保而彼此攻击的软骨头，最后与妻子一起自杀，用死来坚守“寻求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的理想。《历史的天空》也写到了文革的考验，结果是有的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梁大牙、张普景、陈墨涵等；也有曾身经百战的“革命英雄”，如朱预道；在这场考验面前倒下了，还有不得志的“革命者”的乘机报复、兴风作浪，如江古碑。文革成了又一“战场”，真正的英雄再次发出耀眼的光芒，而假英雄与小丑也再次显出自己的原形。
四
新革命历史小说的这些非战场表述，在实质上仍是一种英雄书写，是把英雄人物的英雄气质和英雄人格放到不同的环境中进行考察，在这种考察中丰富和发展英雄的内涵，并赋予当代的价值观念和人文思考。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相比，战场在塑造这些英雄人物的重要性上已经大大降低，在石钟山的“父亲系列”里甚至只是作为一个回顾的背景。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的英雄性格和优秀品质是在与敌人的生死斗争中得以塑造和完成的，内涵单一、透明。如勇敢、机智、忠于革命、富有牺牲精神等等。新革命历史小说除写英雄与敌人的斗争外，还写到他们与爱人、子女、战友乃至人民的种种关系，不是作为三言两语的捎带，而是浓墨重彩、精雕细刻、着意表现，这就使这些英雄人物不仅具有优秀的革命品质，还有更为丰富的人性内涵：敢爱敢恨，有情有义，刚正不阿，爱国爱民，阳刚血性，勇于担责，大气霸气……，从而，他们就不是被抽空了的某种“符号”。而是富有个性特征的典型，是真正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形象。
这些多方面的刻画，其联系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和一个主人公的串联，而是内在的“英雄气”的灌注。如《父亲进城》中石光荣强娶琴，在今天看来是不对的，因为琴爱的是枫。可与枫的软弱犹疑、优柔寡断相比，石光荣的“土匪式”做法，就显得充满男性的霸气和阳刚之气，这也正是石光荣“英雄气”的突出表现。“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这无疑使他们在历史的天空里显得十分另类。他们裹挟着从战争的硝烟里带来的“英雄气”，穿越了平淡岁月的洗刷，战胜了日常生活的琐碎，把本来毫无趣味的地方搅得风生水起、波澜壮阔。这恰好满足了世纪之交生活于平庸、琐碎中的人们的怀旧情绪和寻找英雄的渴望，“对大多数人来说，怀旧是某种朦胧暧昧的、有关过去和家园的审美情愫，它不仅象征了人类对那些美好的，但却一去不复返的过往的珍视和留恋，而且暗含了人类的某种情感需求和精神冲动”，战场之外的英雄书写就是这样的一种“怀旧”。
新革命历史小说呈现的“英雄观”蕴涵了很多当下的人文精神和时代命题，如石光荣的感恩图报，赵刚自解放起就有的对一些共产党领导干部变质腐化的警觉，李云龙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对“为什么解放这么多年了老百姓还这么穷困还会饿死”的追问，梁必达(梁大牙后来的名字)刚当上司令员就思考要退下来让年轻人上去搞科技强军，这些与现在的道德重建、反腐倡廉、关注民生、干部年轻化、科技强军等等时代潮流是十分吻合的。这就充分说明，李云龙、梁必达是从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当代英雄，是建立在今天的价值观基础上的革命英雄。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具有更多的人文内涵和时代价值。他们是这个和平年代的产物，这是新革命历史小说把目光投向更多的非战场生活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这也启示我们，革命历史仍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写作资源。只要我们用新的观念去审视那些老故事和旧人物，我们就能写出新意来。著名军旅文学批评家朱向前在谈到《亮剑》等作品的创作启示时，说：“事实表明，我国数千年博大浩瀚、丰富多彩的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争文学资源富矿。”这确是明鉴之语。
英雄岂止在战场?正是这种生活层面的突破，才造成了新革命历史小说在塑造英雄人物上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全面超越和全新突破，也带来英雄形象、英雄观念、英雄内涵等一系列的根本变化。石钟山、都梁、徐贵祥们的成功。必然会引来更多的作家学习、仿效，我们期待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出现一个更加繁荣的局面。
责任编辑 刘凤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