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金融服务外包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针对目前金融服务外包高级人才培养的问题，研究适合金融服务外包专业中所需数据库系统知识要点，提出数据库系统的四层立体实践教学体系。首先，对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和数据库系统课程进行分析，之后提出金融服务外包专业中数据库系统的实验改革方法。
关键词 金融服务外包专业；数据库系统；实验教学
Database System’s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Financial Services Outsourcing Professional//Wang Yanling, Lin Xiao
Key words outsourcing of financial services professional; database system; experimental teaching
Author’s address Luoyang Normal College, Luoyang, Henan, China 471022
“如今，以数据中心、清算中心、银行卡中心、研发中心为主的金融后台服务与金融机构前台经营分离，正成为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这也使金融业务进一步摆脱空间和地域的限制，为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流程重组和实现服务外包提供了技术基础。”业内专家通过对信息科技在金融业深入应用趋势的分析，得出上述论断［1-2］。正如专家所言，随着金融后台服务产业的蓬勃兴起，在中国试水多年的金融服务外包有望迎来全新的发展契机。未来10年将是中国金融行业变革发展最集中的一段时期，金融服务外包业必将大有所为。
在金融服务外包业的快速发展中急需金融服务外包的人才。教育部、商务部于2009年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号召高校加快培养服务外包人才，提升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人员素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在当前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培养金融IT服务外包人才对发展我国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改善对外贸易结构、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及促进金融服务外包专业学生就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与现实意义。
数据库系统课程在金融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目前在金融外包服务专业中所开设的数据库系统课程为普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专业课程，没有突出其为金融服务的特性，因此急需根据金融行业中数据库的实际应用来对数据库系统课程进行课程改革，从而更适合该专业的教学。本文先讨论金融外包服务的知识特点和发展趋势，后讨论数据库系统课程目前的实验体系，最后针对金融外包专业对数据库知识的要求重新进行数据库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
1 金融服务外包
1.1 金融服务外包的知识特点
金融机构在业务流程中必须处理大量的信息，包括书面和电子形式，而且通常要为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相关服务，其数量巨大，覆盖范围宽，需要强大的信息技术服务作为支撑。金融业务与IT技术的融合是金融服务外包的特点。
1）除了计算机硬件和系统软件一般知识外，还需要网络技术，包括网络安全、数据处理（采集、备份、恢复等）、视频处理、系统开发和维护、IT项目管理等。
2）与金融和保险相关的知识，包括货币银行、保险、基金等的业务流程和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
1.2 金融业务外包发展趋势
从目前业务发展情况看，金融业务流程外包越来越专业化，但主要是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金融后台服务作为金融服务外包发展最快的领域，正在细分市场上向更深、更专业化的领域拓展。
金融灾难恢复作为金融后台服务外包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金融外包业务。
2 数据库系统课程
数据库系统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同操作系统一样，已成为各种应用系统开发的核心技术和重要基础平台[4-5]，因此，数据库系统课程已成为各类高校许多专业的必修课，更是金融外包服务专业本科生的核心主干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开设和教学，力图使学生能够正确理解数据库的发展历史和基本原理，熟练掌握数据库的设计方法和应用技术，熟练掌握数据库的管理技术等。
虽然数据库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但对于金融外包服务专业的本科生，学习数据库课程的主要目的或者说毕业后的主要就业渠道，就是应用现有的商品化DBMS 和开发工具，设计、开发和管理面向各种实际问题的金融数据库应用系统，因为大部分金融IT企业和金融单位需要的是工程型应用人才。因此，为了实现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的目标，课程实验内容和模块组织方案也就显得十分的基础和重要。虽然金融服务外包专业数据库系统课程的教学计划中安排了课内实验和为期1～2周的大型实验，但由于实验方案陈旧，内容单一，且理论教学基本上按照“理论—实践—理论”的顺序进行组织和教学，加之数据库原理知识理论比较抽象，导致学生在理论知识学习阶段感觉被动乏味、理解困难，而当进入数据库应用系统大型实验阶段后，又感到系统分析和系统设计等实践工作无从下手，致使实践与理论之间严重脱节，也导致教学质量难于提高。另外，在实验教学中，未突出其金融特性，导致学生学习与工作脱节。
3 构建金融外包服务专业数据库系统课程实践教学
体系
基于以上分析，一个合格的金融服务外包人才，除了理论知识以外，熟悉业务流程、系统开发和管理、数据管理、灾难恢复系统等实际工作经验也是十分必要的。
3.1 金融外包服务专业数据库实践教学知识点
1）金融服务外包商直接面对银行、证券、保险等专业，外包服务人才尤其是外包服务高级人才必须了解或掌握业务流程；2）IT技术搭建的各种系统的确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效率；3）在外包服务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是数据资源的管理，数据处理的相关技术十分重要；4）在服务外包过程中，IT项目的管理是必须的。总之，根据金融服务外包专业毕业生就业方向来整合数据库系统知识要点，作为外包服务人才实践教学的基本点。
如图1所示，在知识的级别上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在整个学习期间可开设3门相关课程，分别为数据库系统、Oracle大型数据库管理、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其中，在数据库系统阶段，让学生在了解金融系统的业务流程的已有知识基础之上，了解数据库的历史概况和发展方向；掌握数据库基础知识；了解和熟悉金融数据的特点和处理方法，提高金融外包项目管理能力，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3.2 改革目标与模块组织原则
针对金融服务外包专业对数据库系统提出的新的要求，改革目标是：基于学生了解金融系统的业务流程，让学生掌握Oracle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安装、配置、常用工具和SQL语言的具体使用方法等基本技术，还要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课程知识的水平，能够使他们在给定用户需求的情况下，具备通过独立思考和分析研究，完成一个简单金融管理项目的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和开发任务等数据库知识综合应用的能力。
实验模块组织原则采用“实践—理论—实践—理论”的原则。在每个实验中，根据学生对知识的了解程度，选择“教师提问—学生探索—学生总结—教师点评”或者“教师演示—学生探索—学生总结”的方式。
3.3 实验模块的组织
如表1所示，该实验体系分为4种实验类型。
1）演示实验。通过演示型实验“网上银行系统”开始，简单说明这个系统运行所涉及的用户、应用软件、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OS和计算机硬件5个基本部分，引起学生对于金融软件构成和开发的好奇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由此提出对DBMS的要求：安装Oracle。进而提出对Oracle本身的兴趣。
2）基础实验。基础实验类型为验证型。理论教学中，根据“网上银行系统”示例，指出数据库中数据模型、关系代数、模型规范化、数据库安全与维护、数据库设计等理论。同时，实验中分别验证在Oracle中如何实现。
3）设计型实验。设计型实验主要培养和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重点培养学生针对金融服务的特点进行信息化建设的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可以为网上银行的开发或者财务管理系统开发。
4）综合实验，主要培养学生综合应用金融、保险等理论，IT技术、数据库技术和项目管理等知识的能力，进一步强调技术的应用，提高金融外包项目管理能力，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这个层次的课程为面向金融服务外包专业高年级单独开设数据库课程设计。实验内容为电子银行系统设计与实施、呼叫中心系统设计与实施、保险系统设计或实施、证券系统设计或实施等。
4 实验
洛阳师范学院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开设金融服务外包专业、信息技术学院开设电子商务专业都采用4种实验类型，流程为：演示（获得直观感觉）→分步实验（逐步实现）→小型系统设计（初步实现小型系统）→大型系统设计（最终实现大型系统）。通过四类实验，充分了解和实现数据库操作的各个方面，从而更适应金融服务外包行业。
5 结束语
金融服务外包，是现代服务业的一个方面，未来国内对金融外包服务人才的需求将呈上升趋势。目前很多高校都开设金融服务外包专业，为金融服务行业提供高级人才。本文主要讨论在金融服务外包人才培养过程中，数据库系统的理论和实验设置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更好地为金融服务外包行业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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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金融服务外包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该文结合省级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的实践经验，通过构建全真公司管理运营管理模式、校企联合开发培训课程资源、使用云计算培训平台等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为高职院校在软件人才的培养方面提供有效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培训
我院的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是江苏省2008年批准的首批省级软件人才培训基地，与知名软件人才培训机构-创思维力软件集团合作多年，自2008年起先后培训软件人才10多批次，合计500余人次应届毕业生，为软件企业输送了大量合格的新员工，输送到的软件企业有大展软件等知名企业。基地在服务外包人才培训过程中通过创新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等举措，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
1 依据企业发展战略进行校企合作，创新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
1.1 寻求政府企业多方合作，创新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
我院分别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合作，不断创新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模式。2008-2010年，与企业共建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推行“学校+公司”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政府搭台，基地通过提供场地和硬件设备等举措，引入创思维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该公司进行了三年合作。2009-2011年，学院与北大青鸟、江苏微软中心合作，推行“学校+培训机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以上“筑巢引凤”方式，基地得到了发展壮大，学习企业化的项目管理流程规范，不断完善服务外包人才的培养机制。2010-2013年至今，探索“教学产业园”人才培养模式，借鉴新加坡“教学工厂”的教学理念，推行“教学产业园”的人才培养模式，目前正在探索实践之中。
1.2 根据软件企业的发展战略，校企联合开发培训课程资源
根据企业发展战略，构建完善的培训体系。软件企业的专业职位细分为程序员、软件工程师、系统分析员、项目管理经理。经过调研，明确基地培养目标，确定培养软件企业需要的程序员和BPO 专员。程序员是能够熟练编程的技能型人才， BPO 专员是既懂计算机又懂外语，还懂一门业务（包括金融、财务或人力资源等） 的复合型人才，对于刚参加的培训学员，帮助他们寻找自我认知，为职业生涯定位，确定发展方向。
通过校企合作联合开发培训教材，将具有工程背景的企业真实项目经过改造后形成培训课程包。课程包能针对不同学习基础的员工，划分了2个部分：“基础篇”针对初学者，开发了《IT职业导向训练》和《软件项目开发方法》等课程，能够使初学者快速掌握软件开发的内容；“进阶篇”中开发了《数据库设计规范》和《软件项目开发模式》等课程，课程按照软件项目开发流程进行讲解，并且配套大量应用实训案例，帮助学员做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例如，通过与北大青鸟等公司合作，成功开发了JAVA软件工程师课程包、.NET软件工程师课程包，具体的系列课程如表1所示。
教材的内容编排方式为“实训任务、相关知识点、任务要点分析、参考源代码、扩展练习”，内容紧凑详尽、结构清晰、易学易懂，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1.3做好培训过程需求分析，抓好双师型的专业教师建设
基地选送优秀教师赴国外进修，目前已有2名教师赴印度、澳大利亚进修。通过软件服务外包企业联盟、软件行业协会等平台，教师参加行业的考评员培训和教育部的骨干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双师型素质，目前12名考评员全部上岗。采用优惠政策从软件企业引进工程技术人员充实教师队伍，目前有来自微软、中科国际、太仓智博软件公司，上海博为峰软件公司等软件企业的10名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培训教师。学院教师与企业培训师实现双向兼职，最终成功造就一批既懂了理论知识又具备实战技能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2 使用云计算培训平台，构建全真公司管理运营管理模式
2.1 全真公司制的教学管理方式
为适应现代教育和企业实际人才的培养需求，基地创新管理模式，采取了全真公司化管理运营，部署应用了日立JP1企业级综合系统运行管理软件，严格按照软件公司的规章制度考核学员。学生在模拟公司环境的教室环境中上课，以企业岗位职位来设置培训班的班级干部职位。培训过程中，给每位学员进行多次职业测评，根据学员智商、情商、素质等情况，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教学过程中，采用基于榜样的MCLA教学方法，采取PD（项目驱动）教学，以实际项目引出技术知识点，严格保证学员实训期间代码量达到10000行以上，提高学生的项目动手实践编码能力，确保学员培训结束后直接胜任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工作。
2.2 数字化云计算培训平台的使用
目前，基地依托太仓大学科技园云计算公共服务中心平台，已经建设了云技术培训教室，通过虚拟云桌面来访问云计算平台资源，减少了基地的设备投入费用。充分利用云资源的整合共享功能，利用云计算技术将成熟的应用软件部署在云端，以服务方式将“应用服务”提供给培训基地，虚拟跨平台环境极大地方便了学员的培训学习，降低了基地的运行维护成本。充分利用云中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大大降低了存储和访问压力。学员通过太仓大学云计算公共服务中心平台的培训资源，在云服务提供的网络进阶培训学习过程中，自我控制学习进度，在网上听课过程中提出问题和网上研习测试，自我测评学习效果。
软件服务外包培训基地公共云平台，如图1所示。
3 结束语
我院的软件与服务外包基地经过近六年运作，立足服务外包（BPO、ITO、KPO）以及嵌入式系统应用维护等IT行业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通过校企合作开发课程，编制培训教材，造就双师型培训教师，保证了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为培养适应长三角地区发展需求的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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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金融服务外包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从1980 年美国华尔街首次使用“Fintech”这一名词，至今金融科技随时代高速发展，各国为提高其自身金融竞争力，使本国的金融生态趋于完善，都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投入，尤其在其创新方面。金融科技虽然带来众多好处，但新的解决方案应用中也诞生了很多新的风险，有些风险会影响客户和投资者的利益，有些风险会对金融机构自身造成恶劣后果及影响。因此监管机构应该对这些新产生的风险类型进行着重关注，比如可能导致名誉损失、市场不稳定、违法违规、欺诈和网络攻击的此类新型风险，金融机构也应该从内部防范以上风险的产生。
关键词：金融科技;风险;监管
1.引言
新的商业模式的诞生往往依赖金融技术的创新，随着产生越来越多的新金融产品、新的金融科技企业，细分了当下金融行业的市场。金融科技的创新速度让人瞠目结舌，和在互联网中被作为关键词引用或提及的次数一样呈现爆炸式的增长。新兴互联网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词也随着在金融业务内被频繁提及，使得这些技术在某些领域推陈出新，进而推出更多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这些新技术正在极大的改变传统金融行业，使人们更方便快捷的的使用金融机构提供各类金融科技服务。
2.金融科技背景下的风险分析
2.1以区块链为例
在风险管理实践中，监管的要求是提供透明和可审核的数据可供分析，而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创新性技术可以更有效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并能很好的降低风险管理成本。这些技术包括：欺诈监测、信贷风险评估、市场风险监控、顾客风险智能提示和非法活动识别等。这些技术使得监管机构和受监管机构都可从中受益，让监管机构和受监管机构紧密的联系起来。
以区块链为例，作为在金融科技行业被时常提起的新兴技术，在过去几年中受到了大量关注。区块链技术本质是一个分布式账本，它记录了系统中每一枚货币或元数据从产生到在交易的每一个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完整的交易回溯链。参与者通过多数同意的方式来验证分布式记录数据库中的每笔交易的正确性，一旦确认，就永远不能更改或删除该交易。因此，该区块链中包含所有参与者之间进行过的每笔交易，每笔交易都是能够追溯和验证的。传统金融的供应链流程复杂且操作环节众多，在流程中不谨慎的操作或主观恶意操作都可能导致操作风险损失案件的发生。而如果使用区块链技术完成对核心环节操作的验证，利用其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点，能很好的降低主体发生信用风险的概率，同时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线上信息真实性，降低操作风险产生的概率，并保证操作链中各个环节的可靠性。所以在金融供应链上应用区块链技术，可很大程度的避免金融供应链中存在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
2.2以消费金融为例
以金融科技下消费金融为例，金融机构利用金融科技技術，一是可以在信贷领域中收集客户信息及其行为数据，借以完善客户集群画像，大大提高在信贷审批环节的风险控制能力;二是可以在投资领域中匹配客户的最佳需求，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投资规划，使其更加全面的管理其投资产品，降低客户的投资风险;三是可以在保险领域提升对保险产品设计、核保方面精算的精确程度，以增加保险产品的风险控制能力;四是可以在交易支付领域保障支付安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交易速率。
使用金融科技技术虽然避免了一些可能人为因素造成的操作风险，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操作风险或放大之前部分操作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大数据技术就可能因数据窃取风险导致个人信息被泄漏、黑客入侵恶意篡改结果导致客户遭受欺诈风险;云计算技术对金融机构的物理安全要求极高，触发安全风险比如存储风险就可能造成金融业务中断，甚至造成金融资产的损失;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大家有目共睹，从AlphaGo 成为围棋界独孤求败后，人们首当其冲担心的就是技术失控风险;区块链技术的核心就是去中心化，但是去中心化本身就会因为节点散布无法集中管理而导致个人的合法隐私不受保护。区块链项目的参与者可回溯跟踪交易链，并且区块链项目的规模在未展开前容易遭受算力攻击导致可怕的伪造风险，同时去中心化削弱了中央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可能造成时局不稳定的风险。
3.金融科技背景下的监管政策分析
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强化金融科技下对金融机构的指导职能，推进金融科技标准化。一行三会的监管职责主要集中以下三方面，一是P2P 和消费金融行业;二是信息披露合理制度的建设;三是研究互联网金融对金融系统整体稳定性的影响和防范、应对此类业务可能产生的未知风险。
3.1以核心服务外包为例
金融科技数字化产生了很多新的风险，网络和数据安全是主要的风险驱动因素，尤其现在传统金融机构业务高度依赖IT 平台，传统金融机构把服务产品数字化的IT 开发任务交于第三方供应商承担，这使传统金融机构产生操作风险概率大大提高。但是随着金融科技公司独角兽的威胁日益严重，传统金融机构不得不继续与这些第三方供应商紧密合作，以保证传统金融机构继续保持其竞争力。传统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使用IT外包和与第三方供应商合作的方式来搭建新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导致IT 外包和第三方技术采购在银行数字过程化可能占有过多的比重或使得不符合标准的外包服务或采购服务隐藏在系统内部，这也是一个重大风险。
所以各国政府在金融科技的监管层面上制定了许多监管举措，意图减少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和传统金融机构过度外包核心服务可能带来的新风险。首先各国在制定金融科技监管政策上并不是一锤定音，而是反复斟酌，依次出台办法或政策补充金融科技方面的监管内容，其目的有三，一是为了监督金融科技公司是否严谨完成其内控合规工作，降低其操作风险发生的可能;二是促进金融行业规范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技术标准和服务标准，使得金融科技行业的创新门槛有所提高，并降低合理合规创新所需的成本;三是尽量不发布强监管政策，以避免打压整个金融科技行业的创新能力。
3.2以消费金融为例
以金融科技下的消费金融为例，发达国家和地区具备以下两点相同的发展历程，一是由政府积极完善监管政策以保证消费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二是使用凯恩斯主张利用信贷产品刺激居民养成消费提前的习惯，以解决了不同阶段产能过剩的问题。政府积极介入和完善监管政策，美国政府对待消费金融行业的政策完成了从自由的经济市场向政府积极介入和监管的转变;日本政府则是一贯秉持以保护消费者为作为监管消费金融行业的主要政策;欧盟更是十分注重对消费信贷方向的流程管理，欧盟消费金融公司都会对风险进行严密监控布局，从前期的产品研发、客户择取，到营销、贷款业务办理，乃至到后面的贷款催收。而非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消费金融监管仍普遍停留在提出监管框架、收集指导意见以及对金融科技的研究层面。
3.3我国金融监管政策分析
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政策特点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并且在不同领域的监管政策也不尽相同。从对宏观政策的研究来看，分层监管的目的一是为了健全金融科技行业的监管制度与退出机制，不仅要保障消费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要保障金融市场的公平性，更要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性;二是鼓勵金融科技公司的创立和鼓励金融科技公司对创新技术的研究，激发金融行业整体的创新能力;三是完善我国现有征信体系和建设完备的反洗钱能力，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逐步提升金融行业的透明度。
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机构的潜在风险和特征主要是系统风险、监管风险、技术风险、操作风险、违约及犯罪风险、管理风险。监管主要是为了解决现有互联网金融存在的六个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渠道风险、数据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是指金融机构为提高存款利率而进行恶性竞争而导致借贷成本增加的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互联网银行存在存款来源不稳定、组织存款能力差的问题，可能由于某些负面影响造成客户挤兑导致的流动性风险;渠道风险是指在商业银因为日趋激烈的业务竞争的环境，传统金融机构拒绝直销银行作为其渠道商与之合作，那么直销银行将会面临理财、存款相关的业务压力，那么直销银行业务无法进行，从而产生的一系列风险;数据风险是指互联网金融机构因IT 架构不牢靠，内控合规薄弱等问题导致信息泄漏产生的风险;信用风险是指用户因无足够还款能力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借款，但因互联网金融机构宽松审批获得借款，最后违约，致使金融机构遭受损失;操作风险是指IT 系统隐患、用户信息泄漏、黑客攻击等造成客户人身及财产损失的安全风险。
4.结语
金融机构需要从人员、制度、技术等多层面进行风险防范。在全球范围内，迫切需要金融机构提高金融科技的创新力。需引入一种创新的风险管理框架，该框架拥有在不遏制金融科技创新潜力前提下，能监管金融科技的创新及防范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新的风险的能力，该框架可帮助金融机构获得合理的风控建议，帮助监管机构提高监管能力。因此需要一个先进的监管技术解决方案，开发出一套以技术驱动的风险管理工具，可以连接风险管理的两端，既满足金融机构不得损害客户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的前提条件，又能满足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科技创新的监管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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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卢爱惜（1990—），女，福建厦门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风险管理。
监管金融服务外包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全球产业结构转型促使企业服务外包迅猛发展。文章从发包商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企业在当前市场条件下发展离岸外包和本土外包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
关键词：服务外包；风险成因；风险管理策略
服务外包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产业大转移，它是当前国际分工协作的一种新形式，其优势在于能够降低企业成本、利用外部资源、引进管理经验、共享市场风险、培育核心竞争力等。
一、企业服务外包的现状分析
（一）企业服务外包涉及的行业领域
信息技术的模块化特点允许了分工协作，这使得IT产业在服务外包发展过程中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自网络技术普及以来，我国一些基础服务业开始信息化建设，如电信、银行、保险和证券行业等。企业不断投资购建各种硬、软件系统，如ERP、SCM、CRM、决策支持和知识管理等。希望这些IT系统能够更好地支持业务运营，增加收入。但是，长期的投资和建设并没有给企业带来预期效果，反而形成了“IT黑洞”、盲目投资等现象。正是这一系列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后续问题促使信息服务外包在我国各行业蓬勃发展。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服务外包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领域逐步拓宽。目前生物医药、法律机构、酒店餐饮、旅游观光等事业也逐步开始向服务外包的产业结构转型。当前企业服务外包的目的已不局限于经济效益的提高，而是追求更具战略性的、更长远的目标。随着物流系统、供应链管理、营销策划、咨询公司等这些从服务外包中脱颖而出的新生企业的发展，企业服务外包的广度、深度都会持续不断的扩大。
（二）企业服务外包的业务种类
据专家研究和大量企业实践表明，在IT项目的生命周期中，大约80%的时间与IT项目运营维护有关。而经常出现的问题中，源自技术或产品（包括硬件、软件、网络、电力失常及天灾等）方面的其实只占20%，流程失误方面的占40%，人员疏失方面的占40%。分别将IT项目研发、信息管理流程以及人力资源外包给专业机构来处理，能够使企业减少多方面的失误。
国内大部分企业的信息化建设都采用IT外包的运作模式。IT外包包括IT办公产品的维护或部分信息化建设中低端的外包以及IT咨询、IT系统运营等信息化建设中高端的服务外包。我国电信、金融、交通运输等基础服务机构倾向于将客户呼叫中心、数据录入服务、信息系统维护管理等职能进行本土外包。近年来酒店餐饮业也开始有将清洁卫生服务整体外包的现象。总体说来，目前广泛应用的企业服务外包的业务种类可归结如表1所示：
（三）企业服务外包的特点
服务外包业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就业能力强、国际化水平高等特点。
现代企业中服务外包所占比重最大的行业就是信息技术行业，IT行业凭借自身宜分工协作的特点加速了服务外包业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使得大量的服务外包企业承载了较高的信息技术。技术密集型的IPO发展模式，大幅度降低资源浪费，提高了产品的附加价值。同时BPO的发展使得现代企业分工更加精细化，服务更加专业化，为社会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推动社会经济良性发展。我国已将服务外包作为解决就业的绿色产业来发展。
随着大量的外包人才储备和先进外包管理经验的引进，我国开始形成日渐成熟的本土外包市场，并带有与园区紧密结合发展的特点。工业园、高新科技园、企业孵化园等园区的出现，促使大量企业聚集，为园区发展服务外包创造了优越的市场条件。服务外包的运作模式使得上下游企业各自发挥特长，共同促进园区经济发展，带动大区经济。它是我国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和新的增长点。
二、服务外包中的风险及成因
（一）海外服务外包中的环境风险
大型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离岸外包时，首先要考虑选址问题。在衡量当地行业成熟度、人才储备量、通讯及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基础上，还要注意我国与欧美日韩等国的企业在外包中面临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风险。
企业进行离岸外包必须考虑承包国的政治环境。目前全球经一体化，但是各国在政治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干预，特别是日本、韩国等政府主导型国家，国家政策对企业运营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同时，国际政治大环境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印度之所以能在全球服务外包的浪潮中一枝独秀，除了劳动力廉价、国内基础条件良好，具备时差效应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曾是英国殖民地，西方文化思想根深蒂固，语言沟通也无障碍。而我国是汉语国家，东西方文化历来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企业进行离岸外包常会出现沟通障碍上的风险。
（二）管理失控风险
1、战略管理失控。一些企业错误的认为外包就是将企业薄弱环节外包给专业机构来运营。其实，将一个管理不善、职责不明的业务或职能外包出去几乎总是会导致灾难性后果。这是由于企业自身管理中的失败延续到了外包服务中。业务外包后，企业切断了自身学习所处商业领域最新发展的技术及应用途径，内部员工对该项业务或技术的学习热情和求知能力将不断丧失。
2、服务质量低下。信息技术具有可复制的特点，这也是导致它快速更新的直接原因。而采用新技术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所以很多信息服务提供商都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继续提供已过时的设备和服务，严重影响了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质量。BPO外包并不一定能提高效益，外包提供商可能不会提供最优秀的员工和最先进的技能。相反，有些外包协议的签订使得企业的一部分员工转移到外包商旗下，同样的员工以不同身份提供的服务可能比外包前的质量更低。
3、企业灵活性降低。在服务外包过程中，企业依赖于外包提供商，无法像控制本公司员工的行为那样控制外包提供商的行为。企业在战略上的调整，对需求的任何变更都要与外包商进行沟通。同时企业希望回收外包出去的业务或职能时又将涉及人、财、物及相关法律上的风险。
4、隐形成本增加。对服务外包商的行为、服务质量的监控以及管理外包协议所需的时间和劳务成本都是难以全部预见的。不健全的人力资源BPO还有可能导致企业不得不支付给外包商部分员工的保险金和法定退休金。IPO的隐性成本增加主要体现在外包商要求企业承担后续的硬、软件设备升级费和专利许可费。
5、商业机密外泄。外包合同涉及企业商业机密、核心业务运作模式等内容，服务外包商及其员工有获准接触公司机密资料的可能。企业随时面临着技术知识和客户资料外泄的风险。
6、知识产权纠纷。高科技企业之间在技术领域内的外包容易导致发包方和承包方关于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上产生冲突。
（三）外包提供商的投机风险
外包提供商自身也是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它们通常会严格控制成本，用最少的员工来完成客户企业的外包项目。当企业希望外包提供商做得更多时，外包提供商则希望做得更少，所以整个外包过程双方都处于矛盾之中。
我国外包热的兴起，催生了许多不同规模的服务外包提供商，一些成立不久，缺乏经验的外包公司，并不具备最佳资源组合，在外包服务过程中，可能会犯各种重大错误。投机的外包提供商会将业务转包给第三方，以此赚取中间利润。面对这些外包提供商，企业拥有更小的监控力。
（四）不可预测的前景风险
21世纪各种技术和理论的相互转化推动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IT领域中新技术发展的速度和方向难以预料。同样，企业经营环境也以无法预料的方式变化着。这两方面的变化综合构成了服务外包过程中的众多不确定性。企业将业务外包出去之后面临更多的不可预测的风险。
三、企业服务外包的有效风险管理策略
（一）严格控制外包策略
1、提炼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在外包业务之前，需要明确外包的目的，慎重查看每一项业务或职能的贡献价值，准确定位外包项目。高科技企业，例如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企业，保留核心技术是关键；服务企业要注重业务研究、市场开拓和客户服务。同时，在外包决策进程中，从战略构建到评标都需要高层管理者的参与及全体员工的配合和支持。
2、外包项目成本分析。外包的成本预算需要对外包关系及合同实施费用做充分和现实的估计。包括设备采购、运行维护费用、专利费用、人员转移费用、项目监控费用等，同时要考虑到外包期间由于设备更新、软件升级、新技术应用以及员工福利待遇变化等带来的隐含成本。还应预留一部分成本作为未来灾难性风险费用。企业应提前识别此类费用发生的可能性，并将其作为外包交易费用的一部分而加以分析研究。
（二）正确选择服务提供商
1、区位优势选择。我国企业要进行离岸外包，需要结合行业成熟度、人员稳定性、通讯及交通基础设施等条件在当地进行多项考察。考虑到人工成本，南非、南美一些国家是不错的选择。从地理位置来看，毗邻我国的俄罗斯、马来西亚，东欧国家如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也在积极发展全球服务外包。目前我国企业的外包更多的是本土外包。企业在制定本土外包战略时要顺应当前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沿海发达城市的企业可以选择中西部地区一些条件优良、有政策扶持的地方企业进行业务外包。另外，商务部指定的14个外包城市除了大力发展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同时，也承担着培育本土服务外包企业的重任。
2、服务信誉、能力考察。信誉良好、经验丰富的外包公司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企业在签订外包协议前应该对外包提供商的信誉、服务能力以及业务优势进行多方面考察。同时，还要避免与自身企业文化相冲突的外包提供商合作。必要时，双方可以互派员工到对方企业进行业务指导与协作，便于及时沟通。
（三）完善合同，限制外包商投机行为
制定完善的服务外包合同是限制外包商投机行为的关键。外包合同要充分界定服务需求和考核标准，包括合同标的、交付方式、产品质量等方面的内容，没有达到标准的服务要设定处罚措施。涉及公司机密时，要明确写出有关保护措施。明晰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必要时，可以考虑参保，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企业首次外包或在外包初期，可以尝试与外包商签订短期合同，便于提高灵活性。
在外包全过程中，除了用合同来规范外包商行为外，企业最好保留部分关键员工，随时跟进外包的业务情况，并及时了解本行业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督促外包提供商及时更新技术，提供优质服务。
（四）全程管理外包关系
服务外包双方因共同的经济利益而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外包初期，企业与外包商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外包业务正常运作后，企业要与外包提供商建立长期关系，维护其声誉，尤其是外包咨询行业，对声誉的敏感度更高。努力使外包提供商认同企业的运作模式和组织文化，最终与外包提供商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使双方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保持持续的合作关系。只有外包双方相互认同，才能在合作中共赢。
参考文献：
1、荆林波.全球外包服务发展与风险规避[J].中国科技投资,2007(1).
2、王晓红.全球服务业离岸外包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政策选择[J].宏观经济研究,2007(6).
（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监管金融服务外包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任何新生事物都不会凭空产生。作为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的一种有效工具，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产生于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政府再造的实践活动中。行政法学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理论源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关联理论的演化上。
关键词：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 理论源流； 新公共管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实践经验上看，对事物最原始样本的考察是检验其“为什么”的主要途径之一。从理论层面上看，对事物的理论脉络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索，不仅是研究新生事物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且还是研究并回答其“是什么”这一命题不可逾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学上看，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与新公共管理理论不可分割；从管理学上看，它与公共选择理论、治理—善治理论又存在直接联系；从经济学上看，它与交易费用理论又有密切关联；从行政法学上看，它又与法治理论密不可分。而上述的这些学说相互之间也并非独立存在，它们互相吸收养分，又随着公共服务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彼此之间又互相影响，协调共进。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建立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官僚制理论基础上的西方国家，自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传统公共服务行政领域方面就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实践已证明，基于官僚制理论而衍生出的多层级体制和机制皆因固化、臃肿、僵硬而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时代管理要求。“一场声势浩大的后来被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公共行政改革，首先在英國拉开序幕……这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成为近年来规模空前的公共管理改革的主导方向。这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背景。” [1]24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之一是重新审视政府组织的社会角色与定位，从而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以顾客、结果和竞争为导向的行政理念，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 [1]23-24 随着西方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新公共管理运动受到行政学者、专家及实务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新公共管理理论也得到了发展、丰富和完善，形成了既全面又系统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学说。学界同仁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公共管理存在的各种问题，试图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引下找到属于其学科上的合理答案。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应该从大量的具体的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将这些职能交给或归还给企业和社会，由企业和社会组织去承担，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2]2 政府通过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和提供方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市场与社会的资源和制度配置优势、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与质量，还可以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设置上的变化，从而进一步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其机构和状态得以重新平衡。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西方各国的执政者才得以站在一个空前的“超脱”高度来审视与设计政府，重新划分政府范围、设定政府权限、定位政府角色，进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最终塑造政府新形象。[4] 在这场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公共部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简政放权”。“各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积极探索政府管理的新模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实行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这是许多国家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发展趋势。其主要内容包括：决策与执行分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推行政府业务合同出租制；建立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关系等等。” [2]3 改善政府传统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使之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匹配性更强，不仅可以切实保障经济健康有效发展，还可以保障并增进公民基本权益。“合同外包被视为既提高服务水平又缩小政府规模的有效途径，可以降低公共服务成本，节约财政开支。”[4] 可见，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与新公共管理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一方面，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实施提供了机会，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政府实施公共服务外包提供了理论指导；而另一方面，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有效工具之一，它为公共服务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可操作的现实路径。
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正逐渐演化成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固定方式。它的推行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求证和构建提供了有力论据和实证资料，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新公共管理理论体系。而从发生学上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它的前提性理论，自然也就是它的理论源流之一。
二、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诞生于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时代，在西方学界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80年代，布坎南运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经济人’假说和经济学的交易论”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政府失败等问题进行全面揭示，并遵循此逻辑思路，对政府失灵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评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失败理论”以及补救政府失败的政策主张，即进行理性的宪制改革，在政府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和建立利润激励机制。政府职能重新定位、政府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转变、政府部门引入私营部门管理技术成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四个主要研究课题。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部门的民营化改革应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把所有可能由市场私人主体提供的公用事业、技术、服务、事务性和后勤类活动都尽量交给市场去竞争完成……而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门内部引入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建立竞争的机制和结构，打破政府垄断格局。” [5]40 可是，如何实现公共部门的民营化改革？如何在政府部门内部顺利地引入市场自由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上的单方垄断？这些改革目标的实现，都亟须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并实际运用。“通过合同出租、公私合作、使用者付费以及凭单制度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这些改革措施都能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找到理论支撑。” [5]41 在公共选择理论上，合同出租、公私合作、使用者付费等，都是实现政府部门民营化改革的具体措施。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主要以外包合同的形式存在，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一种民营化工具。如何通过转变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来重新定位政府角色，进而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实践经验加以检验，更需要一系列的理论指导。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产生，吸收公共选择理论的有益养分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被多国立法确定下来，最终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民营化工具。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不仅诞生于新公共管理运动时代，而且还发展成为了服务于该运动的支撑性基础理论之一，它实际上也是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理论源流之一。[6][1]23-24
三、治理—善治理论
治理与善治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主张治理是由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认为通过合作、協调、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其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依靠合作网络的权威。[7]23 而在公共服务领域，想要顺利完成提供公共服务的现实目标、实现提供公共服务的时代使命，就应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从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上来看，按提供主体不同进行划分，公共服务的提供范式可分为：由政府部门亲自提供；由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等自发性组织、行业协会、基层自治组织等不具有公共服务天然提供职责的主体单方提供；由政府部门与不具有公共服务天然提供职责的主体进行合作提供。在政府实施外包前，行政相对人只是权力的被影响主体，被动承受政府公共服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但是，依据治理—善治理论而构建的合作型行政行为，正在打破行政权力“自上而下”、“由政府到行政相对人”、“由权力到义务”的单向输送格局。在治理—善治理论的指引下，政府公共部门想要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就应与市场私人主体紧密合作，并积极引导、调整和监控市场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发挥其非替代性作用、特有的制度功能和正面价值。
治理—善治理论主张：首先，公共管理主体不仅仅只有政府，还包括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其次，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本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最后，在集体行为中，各种社会公共机构越来越互相依赖，为达到目标，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共同协商目标，使各个参与者最终形成一个自主行动的网络，在特定领域与政府合作，进而分担政府职责。[7]23 可见，治理—善治理论不仅主张合作共治的思想理念，而且还强调被管理对象应积极参与治理活动。
从行政法学上看，治理—善治理论可以作为公私合作型行政行为模式的理论基础。它是发生在合作主体之间的交互式、协商式和认同式的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主体单方主导式、决定式和行政相对人非认同式的行政行为模式。治理—善治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显然已对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产生了强烈冲击，瓦解了一元化社会结构和单一中心治理模式，促使了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化社会结构和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初步生成。治理理论主张：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由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都客观存在，传统的“政府—市场”两分模式已难合时宜，所以必须把“市民社会”纳入公共管理范畴，各种机构（包括公共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同时又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就都可以形成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中心，并且关注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8]
从行政法主体理论上看，治理—善治理论还可以被理解为：政府作为单一的行政权力行使主体，并非理想模式，容易形成“政府垄断权力与资源”的格局，最终陷入腐朽与臃肿的“官僚主义政府”困境；而市场作为单一的行政主体，当然也不是理想模式，它容易陷入“市场垄断与尾大不掉”的僵局；而最理想的治理模式应是政府—市场—社会合作（互补）的治理模式，取长补短。而治理主体、工具上的创新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政府在实现其职能的手段和方法上，除采用原来的方式方法外，还可以创造和运用新的管理方法与技术，以便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这里所说的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实质上就包括政府公共服务外包。
“治理方式和价值是治理理论研究的重点，它还研究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与体制，并认为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合作的公共管理模式，即主张由各种公共的、私人的机构同政府一起提供公共服务，即善治模式。” [7]22-23 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正好在公共服务的天然提供者与“非天然”提供者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它把政府—市场紧密联合在一起，最终形成治理—善治理论所倡导的合作共治模式。毋庸置疑，治理—善治理论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具有共同的目标指向和特性。
治理—善治理论秉持公共与个人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观点，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正好是能将公私主体联系在一起的工具。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天然的，互为依存，不可分割。从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上考查，治理—善治理论亟须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及其类似的合作型治理工具，以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指导、适用和修正过程；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正需要治理—善治理论作为其存在的前提依据和理论基础，以求证其存在的正当性、合理性、科学性与可行性。由此可见，治理—善治理论是政府实施公共服务外包的理论前提，即理论源流之一。
四、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是科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年）》中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随后又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在《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中研究了发端于“外部性”的产权问题，并认为科学合理的产权制度可以实现由外部性导致的潜在经济利益，最终创立了交易费用理论。
当交易成本为零，无论产权的初始如何界定，自由的市场交易最终都可以最优配置社会资源，此为科斯第一定理。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要想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和利润，就应选择有效的产权交易方式。因此，明晰产权制度，就能相应地降低交易费用，此为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大于零时，清晰界定产权就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改进经济效率，此为科斯第三定理。科斯定理的真谛在于，通过交易费用概念的设定和运用来揭示产权制度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而阐释产权在经济中的重要性。[6] 可见，交易费用理论体系是在研究产权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学说，而产权也是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产权上看，在政府公共服务中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天然责任主体，社会公众则是公共服务的天然消费主体。从产权所有者的立场上讲，首先公民是公共服务的源权性法律主体，但某一国内的公民不可能个个都亲自行使公共服务产权上的权能，由国家代表其一国范围内的所有公民而成为公共服务产权的现实所有者；其次国家实际行使公共服务产权上的权能，但国家是高度抽象的，一国领域内的具体公共服务不可能都由国家亲自提供，它通过各层级的政府代为行使公共服务产权上的权利，各级政府是国家行使权力的法定代表；最后各层级政府代表国家成为该行政区域内公共服务产权的真正所有者，從而拥有公共服务上的所有者权力（利），公共服务所有权衍生出的其他权力（利）诸如管理权、用益物权等都由各级政府代为实际享有和履行。从经济学上看，产权的集中不利于发挥物的最大价值，只有将物上的权利进行区分并发散出去，才能真正地实现物尽其用的良好效果。法律制度对物的规制应满足经济学上的理念和思想，这也是法律制度文明进步的具体体现。然而，当政府代表国家实际行使物上权，实质上就是政府包揽了公共服务上的一切权力与权利。权力的政府内部垄断必将导致巨大腐败，权利的绝对、单一拥有也必将导致物上价值的发挥受阻。而基于以上两者自发生成的官僚主义政府，必然会产生高昂的层级管理费用。政府运行成本的增加，财政必将陷入困境。“政府部门林立、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重叠容易导致各自为政、利益和信息的‘部门所有制’，这又导致部门间的协调困难和政府信息的共享困难，而为了解决这些管理困境，需要支付巨大的协调成本、信息成本，致使政府交易费用居高不下，极大地妨碍了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1]23-24 政府实施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必将瓦解官僚政府的臃肿体系和结构，减少政府层级和管理环节，进而节约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高昂成本。
实际上，交易费用不仅会产生在市场经济主体之间、政府部门内部之间，而且还会产生在政府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实践经验证明，外包合同的有效运用，可以节省大约25%的财政费用，在政府部门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确可以打破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僵局。据前文分析，从交易费用与行政效率的关系上看，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是交易费用理论体系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节约型工具，而交易费用理论则是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诞生的理论依据之一。
五、法治理论
法治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治国理论、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9] 龚祥瑞教授认为法治学说应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1）法治，简言之，就是法与秩序的简称，即是以法为维持秩序的工具。（2）法治不仅是以法律统治老百姓，更是以法律约束统治者。（3）所谓“以法治国”的基本内容有三：政府权力要受到限制，即个人享有某些不容侵犯的基本权利；政府权力的行驶要遵守法定的程序；设置和加强司法机关，使上述原理付诸实现。[10] 从后两层法治含义看，法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约束和规范权力的行使，故依法行政是法治的应有之义。然而，行政事务之广泛，行政权之强大，尤其是二战后行政权急剧扩张、滥用，实际上破坏了法治的权力平衡状态。法治理论要求对公共服务行政权力必须进行有效的制约和平衡。如何规制行政行为、防范与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从而限制行政权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与扩张。从行政法学上看，可以充分考虑建立健全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和权利性监督行政机制等，进而实现政府—市场之间的分权制衡。在政府公共事务方面，权力与职责、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合理分配理应接受法治理论的指导、规范和调整。科学合理地运用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可以明晰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和角色定位，从而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建立稳定的、良性互动的合作型法律关系。在公共服务领域方面，依法行政的可操作性路径之一就是按照法定程序将公共服务的部分生产职能转移出去，设立公私合作的法律关系，形成分权制衡的治理模式。
法治理论倡导和追求的是一种宪法法律至上、法治政府和行政法治的社会形态。在引导市场回归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能在政府—市场—社会之间进行有效的分权与合作，从而满足法治理论的行政分权制衡要求。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产生与发展既为法治理论提供了研究原料、有力论据，又能丰富和论证法治理论的主要观点与理论学说。由此可见，法治理论也是政府实施公共服务外包的指导性理论，是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理论源流之一。
纵观全文，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治理—善治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法治理论都是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理论源流。上述的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视角为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诞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养分。它们并非孤立存在，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它们都与“政府退缩、市场回归”的政府再造运动存在密切联系，都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中逐渐形成的理论学说。在这些思想理论学说的共同影响、作用下，催生了诸多民营化工具，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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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
监管金融服务外包论文范文第6篇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是整合资源要素、加快转型发展的重要前提，事关区域竞争力提升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当前，南通正处在推进“两个率先”的关键期，面临结构调整、资源环境约束等压力，迫切需要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带动结构调整，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新格局，推动全市经济转型升级新突破。南通市要充分利用创建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有利条件，依托园区能级不断提升、综合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跨江融合发展不断深化等良好基础，明确目标，创新思路，找准路径，强化举措，突破关键，全力推动产业布局优化，促进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完善目标思路：初步形成“五沿”产业带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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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年左右努力，初步形成“五沿”产业带格局：产业分工更清晰。建立中心城区、沿江地区以高端服务业、都市型工业为主，县（市）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中心镇以特色经济为主，沿海地区以基础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沿大通道区域以先进制造业、商贸物流业为主，合作园区以承接上海、苏南产业转移和服务配套为主的分工体系。产业集中度更高。到2015年，全市新增国家级载体1～2个，形成超4000亿元产业2个（船舶及重装备、建筑），超2000亿元产业3个（电子信息、精细化工、现代纺织服装）；每个县（市）区至少有一个600亿元左右的主导产业（到2020年各重点产业都力争达到1000亿）。产业规模更大。2015年，全市GDP超过6000亿元，其中，工业、服务业增加值分别突破3200亿元、2600亿元。产业结构更优。2015年，全市新兴产业产值达到420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达到45%、43%。
在推进产业带提升和建设过程中，建议以转型发展为方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开放开发为支撑，以陆海统筹为手段，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促进布局集中、资源集约、产业集聚、功能集成。具体而言，需要进一步把握好六个原则：集聚发展。原则上每个区域在现有主导产业中选择2～3个作为重点，聚焦政策推动更快发展；每个产业重点布局2～3个区域，充分发挥各类开发园区（集聚区）对产业发展的聚集、辐射和带动作用，推动产业向紧凑型、基地化、链条式布局发展。特色发展。根据各区域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配套条件，充分发展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完善特色产业链条，形成各区域分工明确、特色鲜明的产业发展格局。错位发展。充分考虑区域间的比较优势，突出重点，有序发展，避免产业趋同和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形成各区域之间产业错位发展格局，增强整体产业竞争力。创新发展。结合空间布局优化，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积极对接国家、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重大科技专项，强化产业选择和培育，推进一批关键性项目，吸引一批领军型人才，培育一批标杆型企业，努力在高端领域形成先发优势。融合发展。在江海联动开发、陆海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做强新兴产业，优化主导产业，做大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间融合发展；淡化县市、乡镇之间的行政区划意识，按照“片区发展”理念，统一规划产业、功能布局，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促进产业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相协调。绿色发展。充分考虑各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推动按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做到开发有度、有序、可持续。按照绿色低碳、循环利用的要求，大力发展节约型、环保型产业，促进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和谐发展。
优化总体格局：实施不同的空间优化
根据“五沿”产业带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要求，建议下一步分别实施不同的空间优化路径：
沿江产业带：重点做好整合、转移、提升的文章。通过退出一般产业，集聚优势产业，促进沿江地区转型发展。整合岸线资源，优化港口功能，进一步推动矿石类原材料、液体化工等大宗散货运输向沿海转移，使沿江港口向综合性、公用型港区发展，沿海港口向工业性、中转型港区迈进；加快沿江落后产业淘汰，有选择地向沿海梯度转移一批大进大出的基地型、基础型产业；提升发展船舶海工、电子信息、物流等产业层次，加快布局新材料、光通讯、文化创意、体育休闲等产业。南通市区沿江重点发展船舶海工研发设计、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等产业，以及科技服务、商贸旅游等服务业。如皋沿江重点发展船舶制造、电子装备等产业。海门沿江重点发展家纺、汽车零配件、医药等产业。启东沿江重点发展海洋工程和装备、新医药、现代商务、休闲旅游等产业。
沿海产业带：重点做好选择、培育、壮大的文章。选择临港临海型的石化、能源、重装备等基础产业，培育海洋经济和物流、旅游休闲等现代服务业，壮大船舶、能源等主导产业。通州湾区域大力招引国内外旗舰型企业投资，积极承接主城区重型产业转移，重点发展能源石化、高端装备、海洋经济等产业。海安沿海区域重点发展智能装备、现代纺织、海洋生物医药。如东沿海区域重点发展风电等新能源利用及装备、石化新材料，以及温泉旅游等服务业。海门沿海区域重点发展机械制造、航空装备、科技服务等产业。启东沿海区域重点发展重装备制造、新能源、新医药、新材料，以及港口物流、滨海旅游等产业。
沿上海产业带：重点做好借势、承接、配套的文章。借助紧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和与上海、苏南的产业配套优势，打造一批高水平的跨江合作园区；主动服务对接上海“四大中心”和上海自贸区建设，突出“学习、接轨、配套、服务”；合理选择、重点承接上海及苏南在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和商务、科技、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方面的产业转移，打造示范性产业转移承接区；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高端装备制造，金融、旅游、服务外包、后台处理等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打造上海产业服务配套区。
沿大通道产业带：重点做好布点、促进、成型的文章。依托全市现代交通运输网络加速形成，以及接受上海、苏南辐射和带动长江中上游与内陆腹地能力增强的优势，发挥高速路网、铁路网、内河航道网、机场航空运输网等大通道的传导作用，重点发展大宗物流、专业市场、机电设备等符合交通运输特点、适应沿线资源环境的产业，促进现有园区、市场提档升级。高速公路沿线重点发展电子信息、高端纺织研发设计制造、现代物流等产业。铁路沿线重点发展新能源装备、大宗散货物流等，建设区域性物流中心。高等级航道沿线重点发展新能源材料、磁性材料等装备制造特色产业和散货物流。机场周边重点发展空港物流、航空器材等产业。
沿重要节点产业带：重点做好高端、融合、特色的文章。中心城市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纺织服装等都市型工业，2.5产业、平台经济、交易中心和商贸物流、商务金融、服务外包、旅游会展、文化创意、总部经济、楼宇经济等现代服务业，休闲观光等都市型现代农业。通州区重点发展智能装备、新材料、航空等产业。崇川区重点发展高新电子、高端装备、商务商贸等产业。港闸区重点发展船舶配套及装备、纺织服装、科技服务等产业。开发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精密机械、新医药等产业。苏通科技产业园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商务等产业。各县（市）城需要注重各类园区与城市的融合发展，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形成两个左右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主力产业。海安重点发展智能装备、新能源、现代物流等产业。如皋重点发展电力装备、软件及服务外包等产业。如东重点发展新能源装备、现代物流等产业。海门重点发展生物医药、现代家纺、科技服务等产业。启东重点发展新能源设备、电气机械、商贸流通等产业。中心镇（小城市）和特色镇要从各镇的产业基础出发，壮大一批特色产业。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和19个市级中心镇围绕建设新型小城市的目标，发挥连接城乡的纽带作用，做大做优支柱产业，培育区域性产业集聚区，打造创新能力和示范作用较强的产业新高地；8个临海重点镇深化“区镇合一”管理体制改革，突出港产城融合发展，建设海洋经济特色强镇；特色镇着力放大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基地，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培育产业建设新平台和新增长点。在完善“五沿”产业带过程中，还需要发挥南通北向的辐射和服务功能，深入推进“沿苏北”的开发，既积极用好江苏省委、省政府对与苏北地区结合部薄弱地区的相关扶持政策，又积极与苏北地区开展资源互补型、产业梯度型、利益共享型的合作开发，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强化载体带动：提升各类载体的承载和带动功能
把载体建设作为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的突破口，加快提升各类载体的承载和带动功能。首先，抓好省级以上开发园区和创新园区建设。各板块按照“一个经开区、一个高新区”要求，以产城融合、转型发展为导向，以体制创新、功能配套和升级扩容为重点，在形态开发、功能开发、产业错位发展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发展重点，打造一批示范性开发区、特色“区中园”。其次，强化抓好合作园区建设。按照“生态合作园、现代新城区”的发展定位，高起点规划建设，高质量引进项目，高层次推进合作，有选择地确定重点发展方向，承接产业链大项目，推动合作园区产业向更高层次集聚。最后，突出抓好特色新兴产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以主导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基地化、现代服务业集聚化发展为方向，加快布局、推进一批培育型、成长型基地建设，打造一批在全国、全省有影响力的新兴产业特色基地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同时，加快推进特殊功能载体建设，在海关特殊监管区、自由贸易园区（港区）、一类开放口岸等方面求突破，并探索效益放大、功能共享的途径；加快推进功能性平台载体建设，依托重点园区，面向重点产业，以“智慧城市”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着力突破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商品营销及电子商务、通关及物流服务、金融服务、公共服务等平台建设，培育全新经济形态，为新一轮发展提供支撑。
落实保障措施：合理研究产业方向
加强规划引领。科学规划总体空间布局，细化主体功能分区，合理确定全市和相关板块的产业发展方向。搞好产业规划与“十二五”、土地、城市等规划的衔接，确保规划的前瞻性、指导性、约束性、权威性和延续性。根据南通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产业空间规划，推动各地加快编制或修编产业发展规划。围绕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做好深化、细化工作，重点突出产业链研究，找准突破口；在规划指引下，大力招引、扎实推进一批支撑产业发展的重大项目，并严格项目招商管理，真正使规划落到载体、项目上。同时，严格规划执行，防止随意变更规划，特别是对城市重要地段、交通道口等区域布局，坚持“统筹规划、利益共享”；对江海岸线等宝贵资源使用，坚持“宁缺毋滥”。
加强政策支撑。围绕重点产业，科学整合、集成税收、金融、财政、科技、人才等扶持政策，通过财政贴息、风险投资、租金补贴、专项补助等方式，加大对关键产业链建设、产业联盟培育、重大技术装备研发、骨干企业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基地打造、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等扶持力度。积极创新政策和开发体制机制，根据产业布局规划导向，着力推进退城进园、退二进三、跨区域延伸配套产业链、合作共建产业园区等工作。
加强要素保障。优化整合各类要素配置，集中力量支持“五沿”产业带发展，特别是对产业带内重点产业链、基地型和龙头型项目、重大技改项目、重点技术与服务平台建设、品牌创建等领域，优先提供要素保障。以集聚国内外优质资源为先导，围绕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通过积极支持参与上海自贸区和“两带一路”建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提升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推动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效。以培育高端产业人才为核心，大力实施“江海英才计划”、“312”产业人才行动计划，形成人才引领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以整合产业用地为关键，统筹布局产业用地，集约高效利用好土地、江海岸线等资源，增强产业发展的空间保障力。以优化环境为基础，建立多渠道投融资体系，促进资产、资本、资源与产业、技术、市场的高度融合，有效对接，增强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力。
加强行政推动。抓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南通产业发展布局协同推进机制，研究相关政策措施，统筹重大项目区域布局和要素配置；建立健全专家指导机制，强化产业研究和指导，制定、发布全市及各地区、各载体重点发展的产业目录。抓服务创新。围绕支持重点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营造“零障碍、低成本、专业化、全过程、高绩效”的服务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深化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工作，推动工商登记、投资管理等制度改革和区镇一体、扩权强镇等体制创新。抓考核奖惩。在市政府对各板块的重点经济工作综合考核中，强化产业布局特别是特色产业发展、特色基地建设、载体打造成效的考核，并将市级相关部门服务产业发展布局的举措和成效纳入政府系统“创新奖”评比，进一步促进各级领导干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突破，勤于落实。
（作者系南通市人民政府市长）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