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文章以探析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的路径为线索，分析了延安时期艾思奇对文艺大众化的主要贡献。艾思奇认为，在抗战过程中要注重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融合，推进传统文化的发展要符合革命发展的需要，同时要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中推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体系。另外，艾思奇一直在报刊编辑和新闻出版等岗位工作，在《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延安的文风，助推了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延安时期;艾思奇;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
艾思奇是最早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及大众化的重要人物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独特贡献。艾思奇作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学者，著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广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影响，奠定了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作为一名“党的忠诚的理论战士”[1]，他对党和人民充满挚爱，始终奋斗在文化战线，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因此，学者和“战士”的双重身份在艾思奇身上是相统一的。在延安时期，艾思奇通过多种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时期。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化，也使文艺逐渐走向大众化。他曾说：“文学也和哲学一样，是一种观念形态，前进的文学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坚定明确。”[2]298
一、注重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融合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洞开，各种思潮随之涌入，不断地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些文化复古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恢复旧的传统，对传统文化不加批判地继承。也有许多思想理论家试图为中国的文化寻找一条出路。艾思奇作为一名学者兼“战士”，本着对传统文化负责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主张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践，促进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
（一）传统文化的发展要符合革命的需要
前进的文艺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独特的作用来促进文化的发展与时代相结合。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出版受到了当时许多青年读者的欢迎。《大众哲学》将深刻的哲学理论寓于生动的事例之中，内容通俗易懂。他还撰写不少关于文化和文学方面的文章，受到了文艺理论界的赞赏。因此，文化界的许多思想家也都开始用通俗的语言来写文章，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倾向。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需要跟随着社会现实状况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与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理论是相契合的。如在延安时期，艾思奇曾分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家族制度，论述了封建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伦理关系。他肯定了旧的封建伦理制度在历史上存在的合理性，但并不认为该制度将永远延续下去。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艾思奇甚至已经开始呼吁建立新型的家庭经济关系以及新的社会道德观。他指出了旧道德与新道德的区别是“旧的道德观，不论是封建的或是资产阶级性的，都把道德看作永远不变的东西，道德的行为，必须得是一种适合于永远不变的善恶标准的行为”，而“共产主义者认为一切道德会随着社會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2]410-412。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整体过程来看，道德是会不断进步的。从局部来看，我们也不能否认人类社会存在道德停滞或者是落后的状态。艾思奇认为，“在社会发生革命的变革或者进步的时候，进步的阶级就是新的、前进的道德的担当者”，“革命的运动正是用大众的力量彻底扫除一切腐朽的恶德，建立新的道德生活，提高人类的精神文化的运动”[2]415。毫无疑问，艾思奇是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理论在文艺大众化上的重要体现。
（二）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中推动构建新文化体系
艾思奇从小就熟读国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经典文献，有着深厚的哲学功底，这为他以后成为一名著名的哲学家奠定了理论基础。艾思奇在上海时便和鲁迅等人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他们曾一起探讨关于“拿来主义”的问题。延安时期，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书中，既反对有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借中国的特殊国情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又坚持文化唯物主义，理性地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传统文化的特性，试图在文化冲突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整合，从而建立理想的文化体系。艾思奇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以儒家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对中国的影响尤为深远。然而，从本质上来说，以儒家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体系是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的。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艾思奇就试图打破这个传统文化体系，而代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体系。这个新文化体系既没有完全否定旧文化，也未全盘继承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融合到马克思主义之中。
作为新启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艾思奇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里深刻分析了社会的性质，详细阐述了新启蒙运动的基本内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运动，其主旨就是抗战。艾思奇对文艺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具体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作出重要贡献。艾思奇指出，抗战时期文艺发展的新方向应当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文艺的发展要与政治密切结合。抗战以后，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曾出现了脱离实际政治斗争的偏向，许多人用主要的精力去学习外国的文艺作品，并且直接照搬过来，还有许多文艺作品是表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情调的，这是不符合当时文化发展要求的。延安时期，应当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之下，把抗战、生产、教育作为文艺创作的主题。二是文艺要走向工农大众，这也是党领导的文艺运动的传统。在延安时期，文艺工作逐渐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走向了工农大众，街头上和群众中的文艺活动成为主要的工作方式。三是关于文艺的普及化与提高的问题。在此方面，艾思奇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强调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从提高方面来看，主要表现为文艺活动要反映群众的现实生活和群众的思想感情，使文艺活动更有生命力、感召力。文艺的形式要多样化，可以适当提取旧有的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歌谣、戏剧、秧歌舞等。从普及的方面来看，主要表现为文艺工作的对象要普及化，要使艺术与广大群众直接结合。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是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要想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传统文化，同样需要依靠人民大众的实践活动，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中推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体系。
二、利用报纸杂志推动抗战文艺大众化
延安时期，艾思奇是《中国文化》的主编，曾在《解放周刊》《新华日报》等一系列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如在《中国文化》上连载的《哲学是什么》《论中国的特殊性》，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知识分子》等。艾思奇在报刊上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相关内容，同时也促进了革命文化逐渐大众化。
（一）依托《中国文化》为主要阵地，肩负起抗战文化建设的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在农村兴办的学校数量屈指可数，百姓的文化生活十分匮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致决定要改善延安落后的精神面貌，加强当地的文化建设。1940年2月，毛泽东创办了《中国文化》杂志，这是延安出版的综合性理论刊物，艾思奇担任该杂志的主编。在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是在《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文章最多的学者，还在该杂志上连载了他的“哲学讲座”，包括《哲学是什么》《什么是辩证法说》《论对立的统一》等文章，对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作为《中国文化》的主编，艾思奇积极关心各个领域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他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对广大青年学者和文化理论工作者的来稿都给予了耐心的指导和极大的肯定，对其不足之处也提出了合理的修改意见。他以包容的态度面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同时积极参与不同的思想文化论争。除此之外，他还支持文艺的多种创作形式，倡导《中国文化》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文化》刊行期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化建设主要倾向于如何让文化更好地服务于抗战，使文化成为一种力量，指导并鼓舞人们最终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艾思奇在文章中指明：“边区的文化，就是在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首先，艾思奇呼吁要团结一切进步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利用“文化武器”抗日。其次，艾思奇提倡“健全边区文化协会的组织及机构”[3]，要不断发展完善新文化建设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研究中国文艺的各个方面。要加快建设文化团体和研究院校，不断提高文化的学术质量。最后，艾思奇还指出，青年知识分子是开展文化建设与文化传播的主体力量。因此，务必加强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引导其深入人民群众。长征取得胜利之后，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涌入了延安。这些知识分子有着明显的优势和劣势，他们之前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易于接受新事物，有坚强的革命性和坚决的斗争性。然而，他们更多的是接受理论的教育，未能深入人民群众。艾思奇指出：“过去已有些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走上前线或者是农村，然而这种运动并不深入。因此，大众化的口号虽然已经提出，而文化工作者未曾真正深入大众。以后，应该用各种方法使文化工作者和青年知识分子深入群众，这一方面当然要他们本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各方面的帮助。”[2]505他号召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要加强实践，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更好地发挥其主力和桥梁的作用。
（二）开创《解放日报》的新局面，深刻阐释实事求是思想
《解放日报》是党中央于1941年5月创办的机关报。毛泽东十分重视该报纸。艾思奇担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每日的工作量非常大，需过目四五十件甚至上百件稿子，对所有来稿的作者，即使其稿件未被录用，他也会一一给予回答，让作者知道自己的稿件为何没被录用。与此同时，艾思奇也在不断地加强和改进对文艺作品的报道。他著有许多关于文学的文章，如《论文化和艺术》《文学的永久性和政治性》《论文学的鉴赏》等。其中，在《文学的永久性和政治性》一文中，艾思奇阐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他指出，从广义上来看，文艺的政治性可以起一种教化或者是宣传的作用。文艺也具有永久性。众所周知，像哲学、宣传品等可能会因为新时期的到来而略微逊色，然而文艺的价值并不会。这是因为哲学往往都是用较抽象的概念和思维来反映现实，文艺是以一个个生动的具体形象来反映真实，借助这种具体性会让读者感受到真切的实在。因而，任何的文艺作品其本质都是活的，而文艺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具体性来反映现实。艾思奇除了在报纸上设置基本的栏目外，他还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开设了一个新的专栏——《军事》，刊登了许多关于抗战的文章。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同年，毛泽东在中央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艾思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也撰写了许多文章来阐释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如《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等。艾思奇强调：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只是用中国的实际来解释理论原则，而且必须以理论原则为指南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不能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即使用极其丰富的例子来说明，仍然是死教条。[2]609为了整顿党的作风，艾思奇还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任务，编辑出版了《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这本书是当时干部必读的十二本文献之一，受到了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
《解放日报》在创刊的初期，曾因其党性较弱、脱离实际以及脱离人民群众等问题而被改版。改版后，《解放日报》的副刊从原来的第四版的下半版扩展到整个第四版，增加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栏目，丰富了内容。艾思奇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许多关于整风的社论文章，把整风运动的相关报道放在了首要位置。这些社论重点阐述了整风的意义，交流了整风的经验，推进了整风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还开展了一项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以农业生产为主，兼办工商业、运输业和畜牧业等，倡导人民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所需的粮食产品。《解放日报》也报道了这一时期参与大生产运动的一些模范英雄，如介绍了劳动模范吴满有、模范党员申长林、模范小学教师陶端予等人的事跡，激发了边区群众向劳动模范学习的热情，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除此之外，该报还把全党和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反映出来，确立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贴近群众、贴近现实的办报方针，重视群众关于报纸的提议和建议，鼓励群众多来信投稿，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
[2] 艾思奇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 艾思奇.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N].中国文化，1941-02-12.
【责任编辑：刘中雁】
【作者简介】 徐鋆（1996—），女，浙江衢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人类社会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人类社会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蕴藏着其许多发展规律。马克思基本原理从辩证的角度深刻揭示出一系列社会发展规律，为人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原则。
关键词：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 生产力 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社会形态
马克思基本原理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方面主要论述了以下三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这些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着重要意义。
一、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也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生产方式，也包括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其中，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制约着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决定了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及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决定了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更替和发展。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二者的辩证原理是社会历史观革命性变革的基础，是揭示社会发展规律面矛盾的重要依据。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
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家庭关系等其它社会关系都受到生产关系的支配和制约。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二者有机结合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变革，生产力状况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
生产力也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其本质的内在联系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这种矛盾运动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走向高级阶段。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
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的实质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制度化的物质社会关系。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基础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经济基础与经济体制具有内在联系。经济体制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经济
体制的选择对于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和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在整个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居主导地位，国家政权是核心。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得以确立统治地位并巩固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政治、思想条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当上层建筑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反之，就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构成二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在实际运行中极为复杂，其规律就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必须取决于和服从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客观要求，而不允许上层建筑脱离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和水平。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保护，根本上就是为了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所以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新状况。
四、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
社会形态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具体形式、发展阶段和不同质态的范畴，是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宜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社会形态更替归根结底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形态的
更替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两者根源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人们的历史选择性相统一的过程。社会形态的更替，还表现为历史的前进性与曲折性、渐进性与跨越性的统一。
人类社会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一、贫困的涵义
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不能享受人生的必需品称为贫困;曾任WB的罗伯特行长在1973年将“绝对贫困”界定为生存严重受限的生活条件;而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把贫困定义为“人类基本需求的匮乏”和“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由此可见，贫困是人的最低或基本需要的一种缺乏，而这种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能够维持生存以及补偿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耗费所必需的生活资料。20世纪以来，对当代人类的基本需要所包含的内容比较一致的见解是：基本食品、水、卫生保健、初级教育以及住房。饮食支出的高比例作为衡量“绝对贫困”的标准线被广泛采用。国际粮农组织认为，“恩格尔定律”中将贫困线定义为一个家庭用于食品消费的绝对支出占总支出的3/5以上。贫困的概念中还有一部分就是“相对贫困”的内容。“相对贫困”涉及收入分配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明确提出“贫困基本上是一个相对概念”，国与国之间存在着贫富的差距，一个国家内部还存在着收入分配的悬殊;同时贫穷带来的社会地位和机会的不平等，按照《美国经济史》中对贫困的定义：贫困在于同社会上其他人比较起来，地位不平等、受到歧视、缺少工作机会、没有选择的余地。总之，“相对贫困”的概念是从比较的角度来界定贫困的概念。同大多数人相比，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社会地位和就业机会低即社会参与水平低的人们就是相对贫困人群。
二、贫困的原因
（一）生态环境原因
贫困与先天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对环境掠夺有着因果联系，是造成国家或地区经贫困的重要原因。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人为或自然因素的影响，土壤条件不断恶化，导致“荒漠化”，以及水污染造成的土地盐碱化，导致土质不适合耕作，耕地面积减少，地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遭破坏，环境破坏导致的灾害性气候频频发生。以中国的贵州省为例，2019年全省47个贫困县都集中在土地石漠化非常严重的喀斯特地貌区域;当地农民常年采用粗放的生产方式，自然环境的非常脆弱，每年收购的粮食连口粮都不够，人的生存权都受到极大的威胁。
（二）经济原因
贫困是一种经济现象，贫困地区大多采用粗放型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低下，产品单一，产业链条短，产业附加值低。全球不发达的国家中大部分以农产品、原材料或矿产资源等等初级产品出口，贫困地区很少能提供深度加工附加值高的产品。以中国的西部地区为例，除了历史社会因素外，西部地区的贫困与它长期以来作为东部地区的原材料、能源供应地息息相关。西部地区虽然矿产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生产技术水平较低、交通不太发达导致产品附加值低，对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贡献不大，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三）收入分配不均
财富分配不均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大于0.4时，便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出现了社会不公平。从WB的全球Gini Coefficient数据来看，非洲、南美洲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比较严重，加拿大收入分配相对合理，澳大利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瑞典、芬兰及亚洲的日本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墨西哥、美国、俄罗斯、中国收入差距比较大。中国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呈现缓慢攀升后又缓慢下降的变动趋势，但均值徘徊在基尼系数的警戒线附近。以下是中国居民系数图，它反映了自1997年至2015年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变动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全国居民基尼系数指标从1997年开始呈逐年攀升的趋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二○○五》显示，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2007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达到历年来的高点0.48。从2008年-2012年间，基尼系数有所下滑，但仍然超过0.4警戒线，2013年基尼系数进一步下降，但依然徘徊在警戒值附近。而现阶段中国的贫富差距还表现其独特的特点，就是东部和中西部贫富差距比较大，尤其是东部和西部差异严重;城乡二元化结构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富差距较大，尤其是西部的城市和贫困山区有着天壤之别;财富向城市集中，特别是大城市经济都比较繁荣，相比较之下，边缘地带的经济发展缓慢。除生态环境、经济和收入分配不均等因素外，从全球范围来看，政治动乱、内战、历史遗留问题、经济体制落后、资金短缺、政府缺乏管制也是导致贫困重要因素。
三、中国贫困状况及区域案例
（一）中国的贫困状况及其表现
2013年至2018年，在政府强有力的脱贫、扶贫政策下，我国农村有绝对贫困人口从8249万人减少至1660万，绝对贫困的人口不断缩减，这也是中国基尼系数在近两年降低的因素之一。由于经济、环境、历史、文化及其他原因，在中国东西部贫富差距极大的同时，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和农村经济脱节，城乡差距悬殊;中国贫困更多的表现在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等因素带来的贫富的差距扩大，导致相对贫困人口数量的增加。
（二）区域案例
2018年国家级贫困县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数量占全国贫困县总量的64.1%，尤其是云南和西藏、贵州的贫困县数目最为突出，分别为73个、69个、50个，占西部地区贫困县数量的20%、18.4%、13.33%。西部地区财富大量向城市集中，城乡二元化结构非常严重。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程度最高。在收入越低的人群中，少数民族占的比例较高。贵州省黔西南麻山地区，是苗族、布依族聚居的石山区，90年代中期整个麻山地区90%的村不通公路，100%的村不通电话，文盲半文盲占67%以上。近20世纪，西部贫困山区还有近万人在山洞里穴居。随着经济的发展、扶贫攻坚政策力度的进一步深化，2017年至2018年，云南、西藏、贵州贫困发生率分别9.8%、7.9%、7.75%下降至5.39%、6%以下、4.3%，但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进，住房改善和基本生活条件提高已经在贫困地区逐步推进，但是相较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相对的物质贫困伴随着文化贫困，教育科技的严重落后，生产力低下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
四、贫困与人的生理道德底线的联系
（一）贫困带来什么？
恩格尔系数和MPI指数着重从物质层面来测量绝对贫困的状态。如MPI指数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来衡量贫困;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还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贫困带来思想的闭塞，短期行为严重，急功近利，对生活期望非常低下、极易满足于现状，下一辈还遵循祖辈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困来说，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高、经济的高速增长，财富总量的增加能够缓解收入分配不公所带来的贫困，大馅饼上不平等的切割最低收入者所得到的可能比在小馅饼上精确的平等切割还要多，但就这种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贫困对人精神层次的影响远远超出物质匮乏给人带来的伤害。中国贫富差距的不公正导致的贫困正是在追求经济高增长和人们纷纷追逐经济利益过程中，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市场欺诈、商人造假，亡命之徒则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生存竞争与贫富悬殊社会差异，导致人们为了生存与逐富不择手段。
（二）贫困与人的生理道德底线关系
道德底线来自每个人自己的道德观和道德感。底线是属于行为主体内心的最低的一条道德底线，不能突破。孟子说过：“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即做人要有自己的内心的底线，虽然贫穷但不失义，指做人要有骨气，虽腾达却不离道，就不会失去做人的根本。然而贫困带来的短期行为、急功近利，人们为了生存和追求经济利益已经突破了做人的最根本的生理道德底线，在追求物质欲望的同时达到心理的平衡;贫困会导致人的价值观的扭曲，物欲在人的生理道德之上，甚至把道德底线放弃。但贫困并不是制约道德的绝对因素。在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不丹，人均GDP与西部不发达的省份差距不大，是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小国。不丹国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和当地的文化和政府善治，其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环境优良，有研究调查表明，用来衡量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GNH幸福指数，不丹国民的GNH指数中仅有3%的人感到不幸福;不丹人的幸福造就了经济增长，不丹人均收入在南亚一直处于领先。不丹的经验说明，贫穷并不一定是带来道德底线的逾越，相反，在保有原来的富有的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个体平等价值的要求，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它所追求的发展，不是片面的经济的发展，而是以人为本的全面的符合平等价值要求的发展，是物质和精神统一的发展。
结束语：
贫困并不一定带来道德底线的丧失，相反，如果社会长期在对金钱崇拜中无精神寄托地前进，经济增长的结果不仅有可能陷入“增长的贫困”的深渊，同时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深化。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实现工业化消除城乡二元化带来的城乡经济的脱节和贫困问题;同时，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制、政策扶贫机制、强化在基础教育、医疗、住房、基本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消除和减少绝对贫困;改进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加强政策性对收入不均等的干预和调节、改善自然环境和国民民生生活水平、提高国民的幸福感、用科技带动经济高速发展来减少相对贫困。
摘要：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 贫困问题作为困扰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亟待要求解决, 本文从贫困的内涵入手、分析了贫困的原因, 并对中国的贫困状况及典型性案例进行了剖析, 并就贫困与人的生理道德底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研究发现贫困与道德的相对联系, 并就消除贫困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贫困,生理道德底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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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科学家社会规范
“在西方学术界,相对主义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从政治上讲,持右派观点的人认为,相对主义会使对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抵制遭到失败。持左派观点的人则认为,相对主义会逐渐削弱人们的信仰、削弱摧毁现有秩序的堡垒所必需的力量。”[1]
科学知识社会学由于其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具有很强的建构性,被主流科学哲学界认为带有明显的相对主义性质。因此,科学知识社会学要想得到主流科学哲学的认可,首先要做的就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这种天性带有的相对性做合理性论证,突破相对主义的囚笼。论证的焦点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蕴涵的相对主义是不是对知识形式的科学理解的一种威胁?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表露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相对主义?
一、爱丁堡学派对相对主义的平反与重新界定
相对主义的批评者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大部分批评者认为,相对主义彻底取消了自然界和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指责相对主义是荒谬的理论。
2.还有一些批评者从“框架神话”、“框架专制”、“桥头堡论证”和“大沟论证”来反驳相对主义[2]。
针对以上批判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给予了精彩的反驳。
面对来自第一个方面的批判,爱丁堡学派认为:“相对主义绝不是对知识形式的科学理解的一种威胁,恰恰相反,它是这种理解所需要的……正是那些反对相对主义、认为某些形式的知识理所当然地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才对知识和认识的科学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1]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相对主义的存在才保证了自然界和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而那些认为某一形式的知识是绝对正确、理论基础是不可改变的人才真正对知识和认知理解造成了威胁。正如波普尔的证伪理论所言:科学的理论或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只能被经验证伪,不能够被证伪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人类知识增长是一个新的理论不断替代旧理论的过程,而不单单表现为知识内容在数量上的累加。同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曾断言:科学活动受到主体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科学革命是“范式”转换的结果,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在这里,无论是波普尔的证伪理论,还是库恩范式的不可通约性,都体现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中所强调的这种相对主义理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对主义要比绝对主义者更理性,更能够保证自然界和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面对来自第二方面的批判,爱丁堡学派认为马丁·霍利斯和史蒂文·卢克斯一系列著名论文是针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性质攻击的另一条路线,以“桥头堡论证”为例,巴恩斯与布鲁尔对其进行了反驳:“桥头堡论据是单一的纯粹观察语言的一种借口”。这种理论,将内核的绝对正确与观察的可错性完全区分开,认为内核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得到内核正确性的关键就在于排除观察过程中可变的、主观的因素,得到客观真理性的与内核紧密关联的科学知识。现在爱丁堡学派要追问的是:这样一个内核,它的可信性原因何在?我们为什么要去相信这样一个内核的存在。这种内核笼罩下的合理性的桥头堡其实是一种受到自柏拉图理念世界影响的二元论变种,“内核的永恒不变与那些具体的和可变的部分之间的区分只是这种思想的另一种形式。”[1]它与汉森的观察渗透着理论形成鲜明对比,依据观察渗透着理论:我们的任何观察都不是纯粹客观的,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观察者观察同一事物,会得出不同的观察结果。因此,“合理性的桥头堡,亦即所谓所有文化共同具有的信念的内核,证明是一种纯粹想象的构造,它根本没有经验基础。”[1]
二、对相对主义形而上学基础的厘清与理论转向的逻辑可能性
依据上述爱丁堡学派对相对主义批评的反驳,必然会有人进一步对布鲁尔与巴恩斯的反驳质疑,进而继续引发新的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知识观的批判[3],本文认为与其这样争论下去,不如对相对主义进行一个追本溯源的梳理,找到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理论源头,进而在看清问题本质的情况下,更好地解决相对主义与其批评者之间的分歧。
难道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就只有一种存在状态:对立状态吗?反思人类理性主义与人类思维逻辑的可能性,有对立就有统一,就像有证实就一定有证伪一样,依据逻辑的对称性: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除了对立状态,一定还会有其他的状态存在。早就有学者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更根本的关系却是:相对主义分享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预设——主客相分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4]只要传统的形而上学预设存在,即:以柏拉图为开端,经亚里士多德,再到笛卡尔认识论转向的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形而上学传统存在。那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争端就永远不可能停息,既然这样为什么不选择跳出这样的形而上学预设或在这样的形而上学预设下换个时代背景去理解问题,而拘泥于这样的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去做永无休止且没有意义的困兽之斗呢?
本文认为,要想彻底平息这种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相对主义争论,摆脱相对主义的虚无结局,从逻辑的可能性上看,有两条路可循:
第一条是放弃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转向一套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去寻求科学知识社会学新理论途径。如结合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目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便可以转变为如:科学知识社会现象学理论。
第二条是在现有的形而上学传统下,以解决当今时代重大问题为大局,暂搁相对与绝对之争,厘清当前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处的时代背景,结合科学知识社会学现有的理论资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相对主义性质找到一条出路。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出路
本文将尝试通过第二条道路来突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困境。
“任何一个时代的世界观总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现出来……哲学家们从未成功地完全游离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之外。”[5]
在第三次浪潮席卷而来的后工业社会的新时代背景,在人类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人类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延续,库恩代表的科学哲学历史学派出现了,“库恩哲学的意义在于把科学的社会学内容引入哲学的分析,把认识的心理学引入科学哲学,突破了逻辑学派的局限,使科学哲学的发展更多地和历史的、社会的、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紧密联系起来。”[6]50这种影响终结了逻辑学派在科学哲学中的统治地位。哲学彻底打破了工业化的时代背景,开始了新时代背景下探讨,其结果便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从年代时间上来看,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时间与《第三次浪潮》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两本书的出版时间处于同个时期,都指向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完全处于新时代背景下的理论产物。
丹尼尔·贝尔曾预言:由于科学的大规模发展,涉及人员的巨大数量,需要支持的巨额经费,以及科学在后工业社会里的集中性,科学的官僚层化是不可避免的。本文认为丹尼尔·贝尔在这里不仅仅预言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更预言了新时代的背景以及时代面对的核心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科学家社会行为规范进行研究。
“社会学家在讨论科学家的行为规范时,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认识规范或称为技术规范;另一类是社会规范,”[6]128默顿对科学家行为进行讨论的范围主要集中在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科学知识社会学分别从两个方面对科学家行为进行了批判: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强调对科学家的认识规范或技术规范的批判,即:过于着急地力图突破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局限,坚持把社会学的分析应用于自然科学本身,其次才涉及到对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方面的批判。
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集中在对科学家的认识规范或称为技术规范的研究分析上,对科学家社会行为规范的批判有所涉及但并不集中。而恰恰就是对默顿的科学家社会行为规范的批判,即:对科学家社会行为规范的分析浮现了新时代的背景。本文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只有集中于这个方向进行批判与分析,并且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才能够在解决新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同时,使自身具备茂盛理论生命力。
综上论述,本文提出未来科学知识社会及相对主义的理论出路,一个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预想现已浮现:通过延续马尔凯对科学家社会行为规范的批判,建构起更完善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制度,进而在完善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制度的前提下,确保科学家行为的合理性与规范性,最终保证作为科学家行为结果的科学知识的合法性、规范性与客观真理性,实现从相对主义的反驳到科学家社会行为规范之路的转变,而不是局限在科学知识领域内部去做无谓争论。
参考文献:
[1]B.巴恩斯、D.布鲁尔.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J].哲学译丛,2000.
[2]汪德飞、严火其.温和的相对主义不可避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
[3]孙思.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知识观的批判[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
[4]常春兰.相对主义:一种非主流的形而上学——重新认识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的本质[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5][美]爱德文·阿瑟·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6]刘.科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
The Future of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he Refutation of the Relativism to the Path of the Normal Struture in Science
WANG Wei
(Philosophy department,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12,China)
Key words: Edinburgh School; relativism; Normal Struture in Science
人类社会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针对目前知识管理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介绍了知识管理的内涵；并以蓝凌公司知识管理系统为例，分析了知识管理系统的体系框架结构；最后，阐述并强调知识管理必须将知识管理的思想、工具、方法融入到管理过程之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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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马克思把具体的思想类型与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相结合，开辟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也启迪了意识形态批判的美学或文学批评维度。作为一套激进的批判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意识形态批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它把社会关系主要归结为镜像关系，又有它的局限性。
关键词：马克思；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
收稿日期：2011-11-16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09JHQ036)；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0-0463)
作者简介：汪正龙，男，安徽南陵人，文艺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马克思在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上的贡献为西方学者所公认。正如汤普森所说的，“马克思的著作在意识形态概念史中占有中心地位。由于马克思，这个概念获得了新的地位，成了一种批判手段和新的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0世纪之后形成的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批判维度：哲学的、社会学的和美学或文学批评的批判维度都与马克思有关。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上述三种意识形态批判维度的关联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与作为哲学批判概念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概念在其创始人托拉西那里原本是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性质的基础科学。拿破仑执政时期嘲笑主张共和的托拉西等人为不切实际的空谈家。马克思沿袭并光大了意识形态的否定含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创德语词“Ideologie”(意识形态)概念，用于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高估观念的作用、以理论批判替代现实改造的思辨唯心主义。意识形态在哲学层面上获得虚假意识的内涵，被视为现存事物或关系颠倒的反映，“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們和他們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們生活的历史过程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們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也就是说，马克思是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镜像关系来表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歪曲的、颠倒的意识的表征。
但是在这个批判中，马克思又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占据了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资料的生产。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并万古长存，总要制造各种各样的幻想，把自己打扮成全体民众的代表。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式总是掩盖或扭曲现实关系，在整个社会生活里完成一种特殊的欺骗或神秘化功能，为既有的社会秩序服务。“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同时被赋予了社会学层面的内涵，即维护现行统治的虚假的思想体系，包括使得社会控制关系合法化的某些非透明的程序。到了后期，马克思较多关注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义的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基础的观念反映，是社会形态的结构性要素。马克思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物役性现象相联系。“所有这些现象，似乎都和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相矛盾，也和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形成的性质相矛盾。因此，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时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藏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这样，意识形态既成为对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批判的哲学概念，也与异化、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等相关概念一起，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批判的范畴。所以大卫·麦克里兰认为，“在马克思自己看来，意识形态的变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相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既然意识形态是物质和意识镜像关系的歪曲表征，那么意识形态自然也包含了部分真实。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便认为流通领域中的自由交换掩盖了生产关系中的剥削和不平等，导致平等、自由、所有权一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生，“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們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运用的是还原法，把颠倒的镜像恢复过来，“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我們知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宣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说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将自然法的依据表述为抽象的“自然状态”，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是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看作不需要进一步加以阐述的当然前提”。法律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还必须给予他們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們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由他們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具有内化、意义化倾向的，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向是解意义化和去蔽的，它把社会意识的形成还原为历史和阶级。马克思看到了“自然权利”的非自然特征，这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但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关系下的存在，不能完全归结为镜像关系。在马克思对自然法等意识形态批判中，他是用事实来批判“应然有效性”(法律等)，但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他又用“应然”(私有制的废除、共产主义)来应对事实。这说明马克思本人也意识到镜像关系的还原难以揭示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内涵。
我們看到，20世纪对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超出了物质和意识的镜像关系分析，而融入更多的社会历史分析的元素。卢卡契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之所以是非历史的、虚假的是由资产阶级的阶级境遇、结构位置以及由此而来的看待问题的方法论上的直接性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面对着的是由他自己(作为阶级)‘创造’的现实，即和他根本对立的‘自然’，他听凭它的‘规律’的摆布，他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利益而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进程。但即使在这种‘活动’中，他也……不是主体。他的主动性的活动范围因而将完全是向内的：它一方面是关于人利用的规律的意识。另一方面是关于他内心对事件进程所作的反应的意识。”商品交换逻辑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操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为商品交换关系，社会历史规律表现为社会的自然规律。资产阶级执著于经济生活的表面，拘泥于商品拜物教的范畴，把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纯粹的物的关系，这样就必然落在客观情势发展的后面，没有能力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动力，所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表现为虚假意识。
二、马克思与作为社会学批判概念的意识形态
艾伦·斯温伍德指出，马克思“把具体的思想类型与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相结合，揭示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如何产生社会上层建筑的观念和价值观，阐发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由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人们的思想意识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其物质生活状况和经济利益相联系，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试图超越原先的党派性质把意识形态研究发展成一门知识社会学，用以阐明社会中实际的利益集团同它们所支持的观点和思想方法之间的联系，论证了意识形态是“用来表示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以及世界观和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正因为“一个对历史怎么看，怎样从特定的事实解释全局都有赖于这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因此，“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因素是这样发现的：政治思想与社会生活在整体上紧密联系在一起”。曼海姆把意识形态看做受社会环境制约的为集体所共有的思想或观念体系，进而分析这些思想或观念体系被它所处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影响的方式，推动了对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研究。
在马克思那里，虽然意识形态兼具哲学和社会学含义，但是偏于思想体系。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意识形态批判逐步开始从哲学到社会学和美学、从抽象思想体系向日常体验和话语实践层面转化，并更多地与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结构与功能分析相联系。汤普森说，“意识形态解释可以揭发对权力与统治关系、它们的基础、它们的根据以及它们得到支撑的方式进行批判性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解释同所谓的统治的批判具有内在的联系：它在方法论上预先倾向于揭发对权力与统治关系的一种批判性思考”。
卢卡契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虚假意识走向虚伪意识的分析就是一种从哲学批判走向社会学批判的尝试。他认为随着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成为阶级意识的时候，资产阶级必须创立一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等的学说，有意识地掩盖现实社会关系的本质，这时候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走向虚伪意识，“当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没有被意识到的革命原则由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而被社会意识到了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在思想上被逼迫进了自觉反抗的境地。资产阶级‘虚假’意识中的辩证矛盾加剧了：‘虚假’意识变成了虚伪的意识。开始时只是客观存在的矛盾也变成主观的了：理论问题变成了一种道德立场，它决定性地影响着阶级在各种生活环境和生活问题上所采取的实际立场”。其做法是使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关系“自然化”、永恒化。
到了葛兰西和阿尔都塞，更是把意识形态引向日常体验和话语实践。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认为意识形态是“含蓄地表现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常识和民间传说等，它能“‘组织’人民群众，并创造出这样的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行斗争”。葛兰西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认为正是意识形态创造了主体并使他们行动。他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便同意识形态问题息息相关。他之所谓“霸权”意指统治的权力赢得它所征服的人们赞同其统治的方式，也就是说霸权的实现是一个协商和获得共识的过程。霸权包括意识形态，但涵盖了国家机器以及介于国家与经济中间的机构如新闻媒体、学校、教会、社会团体等范围。打破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提。阿尔都塞更是把意识形态普遍化，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存在于特定社会历史中“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类通过并依赖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中体验自己的行动”。意识形态是对生存条件的想象的反映，规约并支配着每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阿尔都塞把国家机器分为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如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播、文化等两部分。“镇压性国家机器‘运用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他借鉴了拉康关于镜像阶段的婴儿如何通过身份确认而形成自我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呼唤或传唤为具体的主体”。意识形态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想象性关系而作用于主体，参与主体的建构过程。受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影响，英国伯明翰学派从威廉斯开始，进一步放弃了过去那种将文化当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骗局的说法，把意识形态看作“意义和观念的一般生产过程”，意识形态成了社会多元决定中的思想观念的生产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被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论关系被淡化。
晚近西方意识形态批判一方面受到拉康精神分析的影响，凸显意识形态的主体建构和社会认同功能，另一方面借鉴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致力于探讨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和控制形式。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以“幻象”来命名意识形态，认为社会秩序的维持和运行有赖于我们对这一幻象的遵守，“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建构我们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其作用是以一种梦幻的方式建构现实以免遭遇真实界的创伤，即“填补他者中的空缺，隐藏其非一致性……幻象隐藏了下列事实，他者(符号秩序)是围绕着某些创伤性的不可能，围绕难以符号化的某物——即无法成为快感的实在界的某物，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作为梦一样的建构，同样阻碍我们审视事物、现实的真实状态”，但却在更深层面决定了人在现实中的反应与行为。齐泽克借用了拉康的“真实界”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构造着现实，形成人们现实的社会存在，掩盖了阶级对抗这个“真实界”。在《意识形态导论》一书中，伊格尔顿列举了意识形态的16种不同的含义，但也认为意识形态“通常指的
是符号、意义和价值观用以表现一种支配性社会权力的方式，但是，它也能够表示话语和政治利益之间任何意味深长的连接”。
三、马克思与作为美学批判概念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曾经论及艺术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社会结构分为四个层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形式都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形式”，受到特定生产方式的制约。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与物质生产常常存在不平衡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文学属于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网络，这些社会关系被历史地决定和转换，也同其他意识形态相联系。表面看来，马克思较少直接把意识形态分析推延至文学与审美领域，然而尽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析通常关注的不是审美现象，而是经济学理论中一方面暴露另一方面又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种种方式。但是对审美领域的批评的意识形态性是显而易见的。艺术作品需要探讨的不仅仅是其审美和社会内涵，还包括对使其功能合法化以及使社会历史关系普遍化和合理化的方式的洞察”。因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对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正如尤金·伦恩所说，“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批评试图破解文学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内容，即对那些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含蓄的基本假设的揭露，这些假设反过来被认为内在于一个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处境”。恩格斯在1888年《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认为“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恩格斯曾经以巴尔扎克为例，指出他的同情心虽然是在贵族一边，但却毫不掩饰地赞美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共和党的英雄们。按照卢卡契的说法，巴尔扎克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伟大性，正是因为他对社会历史的深入观察与他的保皇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断裂。这说明作品的客观意义有可能和作者的政治观点不一致，从而将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撕下了裂口。阿尔都塞则认为，伟大的艺术与现实的联系是通过艺术对意识形态的反叛关系即对意识形态的颠倒实现的。他在《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一文中写到，“在意识的任何意识形态形式中，不可能有由其内在的辩证法而离开自身的成分……因为，意识不是通过它的内在发展，而是通过直接发现他物才达到真实的”。他认为伟大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将意识形态的“他物”转变成个人的形象，从而与意识形态的现实形成了特殊的差异性认识关系。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伟大在于其作品呈现了作者与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抽象的真实关系，以“‘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的形式(不是以认识的形式)所给予我们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着的那种意识形态”。在阿尔都塞之后，马歇雷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马歇雷认为，文学既产生于意识形态，又生产出意识形态。现实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幻觉”(illusion)的思想体系协调着整个社会结构，构成文学创作的原料，但文学的虚构性使它发生扭曲与变形，因而“文本里存在着文本和它的意识形态内容之间的冲突”，“文学通过使用意识形态而挑战意识形态”。由此形成文本意识形态与现实意识形态的差异和距离，从而使我们觉察到现实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及其内在矛盾。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常常是通过对语言和叙事分析来切入的。詹姆逊认为，文学叙事中包含着意识形态，“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因而文学的意识形态分析致力于探讨意识形态作用于文学的种种方式和文学叙事颠覆意识形态的可能路径。
随着美学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当代意识形态批判越来越多地逾出哲学分析甚至社会学分析的框架，渗透到大众文化、社会心理、性别、种族、国家以及身份认同等领域，旨在揭露各种文化形式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策略或社会意识的控制形式，成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一种重要模式。阿多诺在分析大众文化的欺骗性时说，“这种可以任意确定某种没经证实的内容的科学的偏向，充当了统治的工具。这种意识形态，被用来强调和有计划地宣传现存事物。文化工业具有概括记录的趋势，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也能无可辩驳地对存在事实预先作出估计。它通过一再忠实地重复迷惑视线的现象，不断地把现实的现象美化为理想，而轻而易举地克服重大的错误信息与公开的真实情况之间的矛盾”。女权主义批评家则对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大加挞伐。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指认西方学者所说的东方其实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是长期处于强势的西方对处于劣势的东方的殖民话语压迫方式。而汤普森自述其意识形态研究“首要关心的是象征形式与权力关系交叉的方式。它关心的是社会领域中意义借以被调动起并且支撑那些占据权势地位的人与集团的方式……研究意识形态就是研究意义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方式”。依他的看法，从日常话语行动如仪式、节庆到学校、大学、博物馆、电视节目等总是包罗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与进程之中，被生产、传播与接受，因此文化现象表达了一定的权力关系。近来的意识形态批判致力于剖析各种晚期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如将全球化等同于政治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文化上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标榜市场经济无所不能的神话般的力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张扬“人权高于主权”进而干涉别国内政的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等，其特征是将某个有限或特殊的价值观普遍化，或将少数集团或国家的利益说成是人类的普遍利益，进而造成一种似是而非的伪普遍性。
虽然意识形态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马克思当年设定的范围，但仍然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传统。因为意识形态的运作目标是隐藏并神秘化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真正实质，所以意识形态批判担负了一种去神秘化的解蔽功能，作为一套激进的批判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意识形态批判把复杂的社会意识理解为物质和意识的镜像反映关系，有一定的局限性。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交往领域的社会协商和理性互动关系中，而不是建立在意识与存在的反映关系中。意识形态批判对现代社会法律、民主等的规范性建构视而不见，使自然法长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声誉扫地，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偏差。鲍德里亚说，“整个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对意识、文化价值自治的揭发，对理念现实原则的模拟的指责，整个批判以整体的方式回过头来反对着唯物主义，也就是反对着作为决定事件的经济的自治化”，即意识形态批判有隐性唯心主义嫌疑。这些说法虽不无可商榷之处，却提醒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或许需要重新定位意识形态概念，探讨意识形态批判的适用性及其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