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教案范文

2024-07-11

中国戏曲教案范文第1篇

为了提高广大师生防火安全意识,强化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提高防火工作的 “四个能力”和学生自救逃生能力,我校于2015年4月20日举行了南校区全体住宿学生安全疏散演练活动。

为确保演练效果,学校成立了安全疏散演练活动领导小组,拟定演练方案,详细划分了疏散顺序和路线,并提前对各科科长、全体班主任和宿管人员进行了疏散工作培训,提出了具体要求,做到了层层落实,责任明确。4月20日早晨8点05分,疏散演练正式开始。以哨音是为号,全体南校区住宿学生在班主任的组织下,迅速从各自宿舍有序撤离,集中疏散到空旷地带(操场)集合。

本次活动共有511名住宿学生参加,各科科长和班主任老师以及宿管人员认真负责,在活动前对学生进行了详细的安全培训和疏散布置,疏散过程高度紧张又井然有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这次疏散演练活动加强了疏散工作的指挥和组织能力,提高了广大师生综合性安全意识以及自救逃生和互救的能力。

升旗仪式后,张可来副校长对这次活动进行了总结和点评,并对继续加强出入校门工作的管理、遇突发事件的处理和人员疏散、学校禁烟、校园防火等相关安全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年度计划要点要求,本年度,学校将会进行多种形式防火等综合性安全的宣传与教育活动,将安全培训工作和疏散演习活动常态化。

中国戏曲教案范文第2篇

1.白蛇传:白素贞是千年修炼的蛇妖,为了报答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化为人形欲报恩,后遇到青蛇精小青,两人结伴。白素贞施展法力,巧施妙计与许仙相 识,并嫁与他。婚后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仙讲白素贞乃蛇妖,许仙将信将疑。后来许仙按法海的办法在端午节让白素贞喝下带有雄黄的酒,白素贞不得不显出原形,却将许仙吓死。白素贞上天庭盗取仙草灵芝将许仙救活。法海将许仙骗至金山寺并软禁,白素贞同小青一起与法海斗法,水漫金山寺,却因此伤害了其他生灵。白素贞因为触犯天条,在生下孩子后被法海收入钵内,镇压于雷峰塔下。后白素贞的儿子长大得中状元,到塔前祭母,将母亲救出,全家团聚。还有可爱的小青也找到了相公。

2.锁麟囊:登州富户薛氏门中之女薛湘灵许配周庭训,嫁前按当地习俗,薛老夫人赠女锁麟囊,内装珠宝甚多。结婚当日,花轿在中途遇雨,至春秋亭暂避;又来一花轿,轿中为贫女赵守贞,因感世态炎凉而啼哭。问清缘由后,薛湘灵仗义以锁麟囊相赠,雨止各去。六年后登州大水,薛、周两家逃难,湘灵失散,独漂流至莱州,偶遇娘家老奴胡婆,胡婆携湘灵至当地绅士卢胜筹所设粥棚,恰巧卢员外正在为其幼子天麟雇保姆,湘灵应募。一日,湘灵伴天麟游戏于园中,触景伤情,百感交集,顿悟贫富无常。天麟抛球入一小楼,要湘灵上楼为其拾取,在楼上,湘灵找球时猛然见到六年前自己赠出的锁麟囊,不觉感泣。原来,卢夫人即赵守贞,见状盘诘,才知面前的这位“薛妈”便是六年前慷慨赠囊的薛小姐,遂敬之如上宾,薛湘灵一家团圆并与卢夫人结为金兰之好。

3.二进宫:明穆宗(隆庆帝)死后,太子(万历帝)年幼(时年10岁),李艳妃垂帘听政。其父李良,蒙蔽李妃,企图篡位,定国王徐延昭、兵部侍郎杨波,于龙凤阁严词谏阻,李妃执迷不听,君臣争辩甚剧,不欢而散。李良封锁了昭阳院,使内外隔绝,篡位之迹已明。徐、杨二人于探皇陵后,二次进宫进谏。此时李妃已悔悟,遂以国事相托。后杨波发动人马,卒斩李良。

4.桃花扇:明代末年,曾经是明朝改革派的“东林党人”侯方域逃难到南京,重新组织“复社”,和曾经专权的太监魏忠贤余党,已被罢官的阮大铖斗争。结识李香君,并与其“梳栊”(和妓女结婚非正式叫梳栊)。阮大铖匿名托人赠送丰厚妆奁以拉拢侯方域,被李香君知晓坚决退回。阮大铖怀恨在心。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他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坚决不从。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入山出家。扬州陷落后侯方域逃回寻找李香君,最后也出家学道。

5.单刀会:三国时,鲁肃为了索还荆州,请关羽赴宴,暗中设下埋伏,并请关羽故人司马徽前来陪宴劝酒,司马徽拒绝,并告诫鲁肃不可鲁莽行事。关羽接到请书后明知是计,仍旧带周仓一人单刀赴会,关平、关兴带大军在江边接应。席间二人言辞交锋,鲁肃不能取胜。关羽智勇双全,震住鲁肃,令他不敢动用埋伏的军士,最后安然返回。

6.望江亭:才貌双全的谭记儿新寡,暂居于女道观中。观主的侄儿白士中往潭州上任途中探访观主,告知自己失偶之事。观主于是从中作合,使得白士中与谭记儿结成夫妻。权贵杨衙内早已看中谭记儿,本想娶她为妾,此时对白士中怀恨在心,暗奏圣上请得势剑金牌,前往潭州取白士中首级。白士中得到消息,愁眉不展。谭记儿不愿让他受自己连累,想出妙计。时逢中秋,谭记儿扮作渔妇卖鱼,在望江亭上灌醉杨衙内及其随从,将势剑金牌窃走。杨衙内欲绑缚白士中却没有凭据,白士中出示势剑金牌,说有渔妇告杨衙内中秋欲对她无礼。等到再见谭记儿,杨衙内方知中计。恰好湖南都御史李秉忠暗中访得此事,奏于朝廷,杨衙内受到惩办,白士中依旧治理潭州,夫妻和美。

7.祖杰:元代初年,温州乐清县僧人祖杰勾结官府仗势欺人的故事。祖杰私蓄美妾,藏于俞生家中,俞生不堪邻人嘲诮,携家逃避,祖杰以弓刀藏其家,诬俞私藏军器,以致俞生全家惨遭杀害。乡人不平,申告官府,未得受理。于是有人编撰了这个戏文,广事宣传,官府最后以众言难掩,乃将祖杰处死。这是发生在温州的一个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

8.赵贞女蔡二郎:蔡二郎中状元后弃亲背妇,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家乡独立奉养公婆,饥荒年岁,公婆双双饿死,赵贞女罗裙包土,自筑坟台。后来,空中降下一面琵琶,赵贞女身背琵琶,上京寻夫。找到京中,蔡二郎不仅不认赵贞女,反而放马踹死了她。最后蔡二郎被雷劈死。

9.琵琶记:故事讲述了一位书生蔡伯喈在与赵五娘婚后想过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从。伯喈被逼赶考状元后又被要求与丞相女儿结婚,虽不允,但牛丞相不从而依之。当官后家里遇到饥荒,其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他想念父母,欲辞官回家,朝廷却不允。赵五娘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后终于找到,并团圆收场。

10.赵氏孤儿:以战功起家的晋国贵族赵氏家族,权势和声望不断膨胀,遭到了晋灵公的不满,心高气傲的将军屠岸贾一直遭受赵氏的轻视和排挤,在晋灵公默许下将赵氏一家诛杀。赵氏孤儿被医生程婴救出藏到了药箱中,被守门将军韩厥搜出,但韩厥深明大义,只会程婴将孤儿带了出去。屠岸贾知道赵氏孤儿逃出后四处搜寻,程婴本想将自己的儿子献出去承担窝藏的罪名,但被公孙杵臼所承担了所有的罪责。20年后,程婴告诉了赵氏孤儿这一切,孤儿最终打败了屠岸贾,为赵氏家族报了仇,程婴搞到事情已经办完,遂自杀。

11.西厢记:唐贞元年间,前朝崔相国病逝,夫人郑氏带女儿莺莺、侍女红娘等人护相国灵柩安葬。中途道路有阻,在河中府普救寺暂住。此时,书生张珙赴长安赶考,路过河中府看望同窗好友白马将军,游览普救寺时与莺莺相遇,产生了爱慕之情。张生为了追求莺莺,遂不往京师,在寺中借厢住下。张生的住所与莺莺所住的西厢只一墙之隔,经过诗歌唱和,彼此增添了好感。

在为崔相国做超生道场时,张生、莺莺再次相遇,两人默默地相爱了。就在这时,守桥叛将孙飞虎带兵围住寺院,要抢莺莺为妻,崔夫人四处求救无援,因而许愿:“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张生挺身而出,写信给白马将军杜确。杜确救兵赶到,孙飞虎兵败被擒。

不料崔夫人言而无信,不肯把女儿嫁给张生,只许二人以兄妹相称。张生因此致病。红娘为张生出谋,让他月下弹琴,莺莺听后十分感动,便叫红娘前去安慰。张生叫红娘给莺莺带去一信,莺莺回信约张生相会。当晚,张生赴约,由于红娘在场,莺莺只好假装生气,训斥张生不礼貌,张生从此一病不起。红娘前来探望张生,暗示当夜莺莺一定前来相会,张生病即痊愈。深夜,莺莺来到张生书斋,与张生订了终身。此事被崔夫人觉察,她怒气冲天,拷问红娘,红娘拒理相争,巧妙地说服了崔夫人。崔夫人虽答应将莺莺许配给张生,但又逼迫张生立即上京考试,如考不中,仍不把女儿嫁给他。

张生与莺莺惜别,上京应试,中了头名状元。然而崔夫人侄儿郑恒造摇说,张生已做了卫尚书女婿,逼崔夫人把莺莺嫁给他。就在这时,张生回到普救寺,在白马将军的帮助下,揭穿了郑恒的阴谋,与莺莺喜结连理。

12.牡丹亭:此剧描写了官宦之女杜丽娘一日在花园中睡着,与一名年轻书生在梦中相爱,醒后终日寻梦不得,抑郁而终。杜丽娘临终前将自己的画像封存并埋入亭旁。三年之后,岭南书生柳梦梅赴京赶考,适逢金国在边境作乱,杜丽娘之父杜宝奉皇帝之命赴前线镇守。其后柳梦梅发现杜丽娘的画像,杜丽娘化为鬼魂寻到柳梦梅并叫他掘坟开棺,杜丽娘复活。随后柳梦梅赶考并高中状元,但由于战乱发榜延时,仍为书生的柳梦梅受杜丽娘之托寻找到丈人杜宝。杜宝认定此人胡言乱语,随即将其打入大狱。得知柳梦梅为新科状元之后,杜宝才将其放出,但始终不认其为女婿。最终闹到金銮殿之上才得以解决,杜丽娘和柳梦梅二人终成眷属。

还魂记

根据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改编。 南宋年间,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丽娘,生得十分美丽。杜宝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忠实维护者,他一心一意想把丽娘培养成严格遵循三从四德封建礼教的妇女,他请老儒生陈最良教女儿读书。但杜丽娘不甘封建礼教的束缚,渴望自由幸福的生活。一日,丽娘和丫环春香到后园游玩,这里满园春色、到处欣欣向荣的景象,使长期生活在沉闷闺阁中的丽娘心情非常愉快。可是,美景不长、青春易逝,丽娘触景生情,忧上心来,感到身心俱困倦,回到房中伏几而眠。在花神的帮助下,丽娘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邂逅,两人心心相印,结下良缘。可惜好梦不长,她被母亲叫醒。丽娘苦于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忧郁成疾,自觉寿命不长,决定自画其容流传人间。中秋之夜,丽娘病危,嘱咐父母在她死之后,将她葬在后花园梅花树下太湖石畔。丽娘病逝,杜宝升迁别地。书生柳梦梅进京赶考,路过南安,身染重病,幸为陈最良所救,住在梅花观。一天,他去后花园散步,见园中景物似曾相识,顿觉纳闷,又见太湖石畔一幅画轴,带回一看,正是梦里所见的姑娘,不禁大为吃惊,于是焚香叩拜,在丽娘画前诉说衷情。当天晚上,丽娘芳魂前来见他,两人表达了彼此忠贞不渝的爱情。丽娘要梦梅次日去后花园梅花树下太湖石畔掘墓相会。第二天黎明,梦梅不顾陈最良的劝阻,不顾擅掘别人的坟墓有被处死刑的危险,勇敢地挖掘丽娘的坟墓。杜丽娘在花神的帮助下,在一片阳春美景、百花盛开中,慢慢苏醒过来。丽娘与梦梅幸福地结合在一起。

13.窦娥冤:窦端云自小因为父亲窦天章为了考官名而无钱还债,被送到蔡家当儿媳妇(即童养媳),并改名窦娥。婚后不到两年,窦娥丈夫去世;窦娥与蔡婆相依为命。蔡婆向赛卢医讨债,不成功之余反而更差点被勒死,恰好获张驴儿父子俩所救。不料张驴儿是个流氓,趁机搬进蔡家后,威迫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窦娥严辞拒绝。蔡婆想吃羊肚汤,张驴儿想藉毒死窦娥婆婆而霸占窦娥,不料反而被父亲误吃、毒死了父亲。张驴儿于是诬告窦娥杀人之罪。太守严刑逼供,窦娥不忍心婆婆连同受罪,便含冤招认,被判斩刑。窦娥被押赴刑场。临刑前,窦娥为表明自己冤屈,指天立誓,死后将血溅白练而血不沾地、六月飞霜(降雪)三尺掩其尸、楚州亢旱(大旱)三年,结果全部应验。三年后,窦娥的冤魂向已经担任廉访使的父亲控诉;案情重审,窦娥冤情得以昭彰。

灰阑记

关于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

讲的是马员外家的妻妾二人争一孩子,包拯复审时,命人用石灰于庭阶中画一个栏(阑通栏,即圈),将孩子放置其中,宣称谁将孩子拽出来了谁即为生母。妾张氏不忍用力拽扯,大浑家马氏则将孩子用力拉出。包公据此判定张氏为孩子生母,并为之伸冤。该剧主要歌颂的是包公的智慧,作为断案的逻辑前提则是,若心怀真情真爱,是宁可放弃所有权,宁可自己蒙受冤屈,也不肯伤害孩子,孩子的利益高于一切。

《灰阑记》的故事在欧洲有法语、英语等多种译本,而影响最大的是德国著名戏剧家贝·布莱希特于1945年改编创作的《高加索灰阑记》。《高加索灰阑记》讲的是格鲁吉亚总督在**中被杀,总督夫人仓惶出逃时将亲生儿子小米歇尔遗弃;善良的女佣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辛将他抚养成人;叛乱平息后,总督夫人为了继承遗产索要孩子,法官阿兹达克采用灰(粉笔)栏断案:心贪性残的总督夫人不顾死活使劲往外拉扯孩子,而女佣则不忍心孩子被拉伤„„故事的结局是,小孩没有判给其生母,而是判归养母女佣。显然,在布莱希特心中,真爱高于血缘关系,故事的逻辑合乎历史进程地升华了。

白兔记

写五代十国,战乱岁月,来自沙陀国的牧马人刘知远入赘李家为婿。妻子李三娘以聪慧的眼光、善良的秉性和坚韧的意志,关爱着这位一时失意的丈夫。当李三娘的父亲一去世,刘知远立即遭到自私贪婪的李家兄嫂的煎逼,被迫投军出走。从此,李三娘跌入痛苦的深渊,因不愿改嫁,受到非人的遭遇。分娩之夜,三娘孤身在磨房里咬断脐带,产下爱子。狠心的兄嫂趁她昏迷之际,竟将婴儿扔进鱼塘,幸被一位善良的老人暗中救起。三娘含泪给孩儿取名“咬脐郎”,又将丈夫留下的玉兔信物挂在孩儿身上,托老人千里送子,寻找在军旅中的刘知远。老人不幸中途身亡。孩子辗转送到知远手中。正值两军交锋之际,身负重伤的知远托人去探望三娘,兄长谎称三娘已改嫁远走。从此一别16年。三娘在兄嫂严监下日担水,夜推磨,靠着希望和信念支撑着苦难的岁月。一个风雪天,三娘在井台边,偶然发现一只带着箭伤的白兔,进而遇到一位围猎的少年将军刘承佑。母子井台相会,各自不知对方身份。刘承佑无限同情三娘,愿为她传信寻夫。临行之际,承佑解下身边玉兔,命人送给三娘,以补无米之炊。三娘见到玉兔,百感交集,期盼亲人早日团聚。大元帅刘知远收读李三娘一封情意深长的亲笔书信,犹如晴空霹雳,此时他已娶了患难与共的岳氏为妻,悲喜交迸,进退无路。刘承佑无法面对这一切。幸深明大义的岳氏为三娘的精神所动,要求丈夫以最高礼仪迎回三娘。然而,重病中的三娘在风雪天已被兄嫂赶走。满腔热望的刘知远赶至李家,只见一座为三娘虚设的灵位。绝望中见跌落在雪地上的玉兔,指点了三娘的行踪。三娘蹒跚在风雪弥漫的茫茫苍原,忽然寂静的山野传来震撼人心的马蹄声,无数火把,照亮夜空,照亮迎面走来的李三娘。阔别的夫妻、母子终于团圆。

长生殿

唐明皇继位以来,励精图治,国势强盛,但他却从此寄情声色,下旨选美。因发现宫女杨玉环才貌出众,于是册封为贵妃,两人对天盟誓,并以金钗钿盒为定情之物。杨玉环自册封为贵妃,荣耀及于一门,其兄弟姊妹俱有封赏。这年春日,唐明皇与杨贵妃游幸曲江,秦、虢、韩三国夫人随驾,唐明皇因爱虢国夫人不施铅华的淡雅之美,特命她到望春宫陪宴并留宿。杨贵妃知悉后,醋性大发,言语间触怒了明皇,明皇一怒之下,命高力士将她送归相府。此后,唐明皇坐立不安,后悔不已。高力士将此情景报与贵妃。杨贵妃遂剪下一缕青丝,托他献给明皇,明皇见发思情,命高力士连夜迎接回宫,两人和好如初。失机边将安禄山按律当斩,却因贿赂杨国忠,不但免于一死,反而升了官,从此骄横于朝廷,唐明皇失策竟将他调任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一到范阳(今北京),招兵买马,妄图进兵中原,夺取天下。此时,唐明皇还沉湎在声色之中。杨贵妃新舞《霓裳羽衣曲》压倒梅妃《惊鸿舞》。自此,三千宠爱,集于一身。唐明皇为她,不惜劳民伤财,从海南运来荔枝。[1]

安禄山反叛,唐军节节败退。唐明皇奔逃蜀中避难,在马嵬坡,军士哗变,杀杨国忠,更逼杨妃。唐明皇无奈,被迫赐杨妃自尽。自此心灰意冷,传位于太子,自己当了太上皇。后大将郭子仪奉旨征讨,大败安禄山,收复长安。唐明皇以太上皇身份自蜀中归来,仍是日夜思念杨妃。有一天做了一场恶梦后,访得异人为杨玉环招魂。临邛道士杨通幽奉旨作法,找到杨玉环幽魂。八月十五夜,杨通幽引太上皇魂魄来到月宫与杨玉环相会。玉帝传旨,让二人居忉利天宫,永为夫妇。[

(宝剑记)林冲夜奔

林冲火烧草料场后,避官司。经奔柴进,柴赠书荐投梁山 林冲乘夜趱行。高俅差徐宁追之。王伦得信,使杜迁、宋万至黄河渡口,接应林冲。徐宁追及,林冲还斗不胜。杜、宋助之,杀退徐宁,同上梁山

墙头马上

《墙头马上》是元代著名戏曲家白朴的作品,是中国古代经典喜剧漫画本。讲述尚书之子裴少俊,奉命到洛阳购买花苗,巧遇总管之女李千金。二人一见钟情,私订终身,但为裴少俊之父所不容,后历经坎坷终于夫妻团圆。该剧歌颂了对自由婚姻的追求,虽以爱情为题材,却别具一格。

倩女离魂

张倩女与王文举系指腹为婚,王文举长大后,应试途经张家,欲申旧约。倩女的母亲嫌文举功名未就,不许二人成婚。文举无奈,只得独自上京应试。倩女忧思成疾,卧病在床,她的魂灵悠然离体,追赶文举,一同赴京,相伴多年。文举状元及第,衣锦还乡,携倩女回到张家。当众人疑虑之际,倩女魂魄与病躯重合为一,遂欢宴成婚。

宝剑记

林冲的妻子为丈夫鸣冤,得到京城高官的帮助,林冲免除了死罪,但仍被发配沧州。流放途中,押解的差人根据高俅的指令,准备暗中害死林冲,林冲的结义兄弟鲁智深及时赶到,将林冲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安全护送到沧州。高俅见阴谋再次失败,又派人到沧州纵火焚烧林冲看守的草料场。面对步步升级的迫害,林冲忍无可忍,他杀死高俅派来的人,迫不得已投奔梁山,借来军队攻打京城。最后皇帝下令赦免林冲的罪过,提升他的官职,同时将高俅父子捆绑起来交给他处置。全剧借宋代故事曲折反映宋代社会政治状况,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雪簑渔者在《宝剑记·序》中评价此剧,“足以寒奸雄之胆,而坚善良之心”。《宝剑记》问世以来,一直传唱不衰。《夜奔》一出,更是成为百年来常演的昆曲著名折子戏。

紫钗记

《紫钗记》是16世纪中国明代杰出戏剧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中的第一梦(其他三梦:《牡丹亭》《邯郸记》和《南柯记》),取材于唐代蒋防的《霍小玉传》。其主要情节为:才子李益元宵夜赏灯,遇才貌俱佳的霍小玉,两人一见倾心,随后以小玉误挂梅树梢上的紫钗为信物,喜结良缘。不久李益高中状元,但因得罪欲招其为婿的卢太尉,被派往玉门关外任参军。李益与小玉灞桥伤别。后卢太尉又改李益任孟门参军,更在还朝后将李益软禁在卢府。小玉不明就里,痛恨李益负心。黄衫客慷慨相助,使两人重逢。于是真相大白,连理重谐。该剧热情讴歌了爱情的真挚与执著,深刻揭露了强权的腐败与丑恶。

赤桑镇

包拯年幼失去父母,由嫂吴妙贞抚养成人。侄子包勉任萧山县令,贪赃枉法,包拯秉公将其铡死。吴妙贞赶到赤桑镇,哭闹不休,责包拯忘恩负义,包拯婉言相劝,晓以大义,吴妙贞感悟,叔嫂和睦如初

十八相送

“十八相送”是中国四大传说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个美丽场景。按照传说,从红罗山书院到祝英台的家,正好十八里路,到和孝镇梁岗梁山伯的家,也大约是18里。祝英台家在书院东北,梁山伯家在书院西北,而两家到书院的路都必须经过曹桥,曹桥到书院为8里。

祝英台和梁山伯的家距红罗山书院十八里,因此才有“十八相送”的情节;两人到书院去都要途经曹桥,因此才有“草桥结拜”的情节;英台被逼下嫁马文才,前往马庄又必经梁山伯坟墓,因此才能有"哭坟化蝶"事件。在汝南,梁祝故事中人物、地点的设置如此巧合,恐非偶然。

天仙配

长篇神话小说《天仙配》,主要讲述了美丽善良的七仙女爱上了朴实憨厚的青年董永,私自从天庭下到凡尘,冲破重重阻挠与董永结为夫妻,玉皇大帝得知怒不可遏,命令七仙女立刻返回天庭,七仙女为了不使董永受到伤害,只好忍住悲痛,在槐荫树下与董永泣别的故事。从本质上说,小说颂扬了七仙女、董永、七仙女的姐妹们等角色人性光明美好的一面,也鞭笞和抨击了玉皇大帝等角色的丑恶与黑暗,同时,也刻画了傅员外的儿子傅官保这些卑鄙小人的丑陋,而且,傅员外的儿子还有几份喜剧色彩。这部神话小说表现了天上人间的真爱与真情,可以说,主题思想积极,内容健康向上,人物性格鲜明,故事跌宕起伏.精彩好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极强的好作品。

汉宫秋

《后汉书·南匈奴传》是这样记载的:“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以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然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由此可见,王昭君是主动要求出塞的,而她之所以甘愿远嫁匈奴的原因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也就是由于入宫很长时间了,却一直没有得到皇上召见的机会,因而心生悲怨,于是决定出塞。这其中没有提到任何画工、画像的事情,更没有提到毛延寿的事情,在《汉书》、《后汉书》的其他章节中也没有提到此事。画工毛延寿的事情只是在《西京杂记》、《乐府古题要解》等典籍中开始被提及,然后在诗词、传奇、戏曲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描绘叙述,但在正史中却一直没有记载,因而所谓昭君被毛延寿所害之事并不可信。

那么昭君出塞的原因就只能是因为受不了汉朝宫廷的束缚和压抑了。中国古代的宫廷生活是十分残酷变态的,成千的宫女在青春年华中苦苦煎熬,等待有朝一日得到皇帝的垂青,但这种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绝大多数宫女只能在深宫大院中守着妆镜慢慢老去,青春年华就在深深的寂寞中慢慢枯萎。而且宫中秀女为了得到皇上的赏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栽赃陷害,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王昭君正是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而宁愿出塞。宋代王安石对此事是这样评价的:“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正是道出了这层原委。

浣纱记

中国戏曲教案范文第3篇

【中国戏曲学院排名】中国戏曲学院特色专业-中国戏曲学院录取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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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学院是中国戏曲教育的最高学府,是中国戏曲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者,在国内戏曲教育领域学科最完备、培养体系最健全、优秀师资最集中、输送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大,作为中国戏曲高等教育的引领者和示范者,支撑了建国以来中国戏曲事业对高层次人才的基本需求,对中国戏曲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08年,中国戏曲学院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剧协戏剧院校亚太局董事会第一副主席单位。

1、历史沿革学院原隶属文化部。1950年1月28日,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成立,1955年1月正式定名为中国戏曲学校。1973年11月并入文化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后更名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曲学校”。1977年2月正式恢复中国戏曲学校建制。197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升格改制为中国戏曲学院,并招收第一届本科生,从此揭开了中国戏曲艺术教育的新篇章。2000年划转北京市,国家对学院实行文化部与北京市政府共建、以北京市管理为主的体制。首任校长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

一、著名戏剧家田汉。王瑶卿、晏甬、萧长华、史若虚、王荣增、俞琳、朱文相、周育德等先后任校(院)长,著名艺术家高盛麟、赵荣琛、张君秋等先后担任学院顾问。建校之初,学校将“富连成”等科班的著名教师和一批新文化工作者融于一体,聘请驰誉海内外的萧长华、王瑶卿、王凤卿、尚和玉、谭小培、张德俊、金仲仁、鲍吉祥、刘喜奎、马德成等授课,时称“十大教授”,形成了强大的教师阵容。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一直把中国戏曲学院作为中国戏曲教育最重要的基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关怀学校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振兴京剧和民族艺术,需要有一大批立志献身这一事业的优秀人才。我们要有战略眼光,努力造就二十一世纪的京剧人才、民族艺术人才。要办好戏曲和艺术院校。”1995年,他为我院建校45周年题词:德艺双馨,继往开来。

2、发展现状作为中国唯一一所独立建制的培养戏曲艺术高级专门人才的院校,中国戏曲学院对民族戏剧艺术,特别是国剧艺术的传承具有重要

意义。近些年来,在中国戏曲不够景气的境况下,学院党委以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戏曲艺术为己任,团结带领全院师生员工,沉着应对挑战,积极战胜困难,深化教学改革,促进事业发展,使我院的整体发展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成为我院发展历史进程中最好的时期之一,为学院今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党和政府的悉心关怀下,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学院基本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戏曲艺术人才培养体系。学院抓住高等教育迅疾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快发展本科生教育,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办学规模稳步扩大。学院目前有表演系、音乐系、导演系、戏曲文学系、舞台美术系、新媒体艺术系、基础教育部、研究生部、体育部、继续教育部十个教学系部。截至2007年12月底,全院在校生总计2486人,其中本科生2037人。学院事业规模适度扩大,为今后实现“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学科专业建设取得重要进展。1978年改制为大学后,学院不断探索高等戏曲艺术人才培养的规律,不断完善戏曲艺术专业人才培养结构,先后设置了戏曲表演、戏曲作曲、戏曲导演、戏曲舞台设计、戏曲编剧和音乐表演等本科专业。近年来为适应社会需求和传统学科的内在要求,增设了艺术设计、录音艺术、动画、音乐学四个本科专业,由1978年的两个本科专业逐步发展到现在的10个本科专业,23个本科专业方向。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院成为戏剧戏曲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单位。2003年,戏剧戏曲学被定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并列入北京市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2006年新增艺术学和音乐学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经过近三十年大学阶段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戏曲高等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师资队伍结构明显改善。针对“文革”后教师出现严重断档的情况,学院注重调整教师结构,不断提高教师素质,在充分发挥李紫贵、王金璐、王世续等著名教授作用的同时,先后聘请曹禺、郭汉城、马少波、袁世海、常香玉、红线女、李世济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艺术家担任名誉或客座教授,初步形成了新老结合、院内外结合、在职与客座结合的师资队伍。近年来,我院坚持“引进、培养、提高”的原则,先后引进了李维康、傅谨、谢柏梁等3位特聘教授,专任教师数量到2007年12月底为228人,外聘教师131人,生师比为8.64:1;截止到2007年12月,在编专任教师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88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97人,占专任教师的

42.5%,有28人在职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目前,学院师资结构能够适应学科专业建设的需求。研究生教育初具规模。近年来,研究生教育在原有戏剧戏曲学硕士授予点的基础上,新增音乐学和艺术学两个二级学科硕士授予点和MFA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点,研究生教育初具规模。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倡导与关心下,自1996年9月起,我院先后承办了四届汇聚全国最优秀青年演员的“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开辟了戏曲高层次表演人才培养的新途径。科研、创作成果显著。以艺术实践、创作、科研带动教学,促进教学,是我院办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我院人才培养的一个特色。近年来一批科研和创作成果的取得,对提高教师专业理论水平和专业素质,对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和专业能力,进而对本科教育质量的提高,均起到了积极作用。2000年以来,全院共申请批准的各级各类科研课题48项,科研经费总额达482万元;由我院教师和学生共同创作、改编、移植搬上舞台的新剧目逾23部(出);出版学术著作、自编教材、创作作品等122余部。其中由文化部主持审定、包括戏曲表演、导演、音乐、舞美、创作、史论等12本教材的《中国艺术教育大系·戏曲卷》填补了戏曲教育长期无系统教材的空白,成为上海市、山东省、辽宁省、山西省等各地戏曲院校首选教材。这些科研、创作成果有力地支持了学科专业建设,促进了本科教学水平的提高。办学条件根本改善。中国戏曲学院从建校至今已四易校址,初期先后在东城草垛胡同、赵登禹路28号借房办学,后迁入宣武区里仁街3号校园。2000年迁入现址后,教学投入逐年加大,教学设备总额大幅度增长,实验室建设、教室建设、体育设施建设、图书馆建设和校园网建设都得到加强,办学条件显著改善,教学手段不断更新,信息化教学有了一定的基础。校园文化特色鲜明。中国戏曲植根于韵深意远的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中,戏曲教育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中国年轻戏曲人才在中国戏曲学院这个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环境中健康成长。中华文化的国戏、国学、国艺相互涵摄、相得益彰。学院在教学过程中倡导教师对国学精华的引用、推衍和宣传,促进民族思想精华、道德情操、文化精神的传承和传播。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等方面,让学生熏习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做人、劝学、励志的经典、富有理趣的经典诗词,既是思想精华的导引,又有文学美感熏陶。民族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成为戏曲人才成长的重要价值滋养。为中国

戏曲走向世界作出贡献。中国戏曲学院十分重视国际间的相互交流,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先后与美国宾汉顿大学、夏威夷大学、加州艺术学院、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英国约克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戏剧学院、德国汉堡表演学院、德累斯顿音乐学院、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俄罗斯高等戏剧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韩国中央大学、韩国汉城艺术大学、香港演艺学院等学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有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等世界各地的300多名留学生来到中国戏曲学院进行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戏曲艺术的学习和深造。大量的老师和学生也应邀出访国外,进行相关的艺术表演和教学交流。学院正逐步成为中国戏曲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学院所培养人才已成为中国戏曲事业发展的中坚。50多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6000多名各类戏曲艺术专门人才,他们活跃在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已是编剧、表演、导演、音乐、舞台美术、教学、科研、管理、戏曲普及、文化宣传等多种行业、岗位上的中坚,形成了戏曲艺术继承、创造与发展的人才群,是支撑当今戏曲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刘秀荣、张春孝、谢锐青、杨秋玲、刘长瑜、钱浩梁、李光、叶少兰、李长春、冯志孝、关雅浓、李维康、李朝贵、张素英、于魁智、郭跃进、孟广禄、王蓉蓉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目前11个国家级重点京剧院团,如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院、天津京剧院等院团中的艺术尖子、骨干演职员和主演,大部分为我院历届毕业生。学院师生在国内外的重大戏曲比赛中屡屡获奖。文化部“文华奖”、中国戏剧梅花奖、梅兰芳金奖、中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奖是全国公认最具权威性的戏剧戏曲艺术大奖。在迄今已举办过的11届“文华奖”评比中,我院的教师、毕业生、校友有63人次获得该奖项;在已举办过的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评奖中,我院的教师、毕业生、校友有52人次获得“梅花奖”,占83人次京剧演员获奖比例的61%;在三届梅兰芳金奖大赛共决出的29位金奖得主中,我院毕业生、校友有16人获得金奖,占55%;从1987年至2005年举办的四次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共产生最佳表演金奖95名,我院的教师、在校生、毕业生有76人获得该金奖,占金奖总数的80%。中国戏曲学院也因此被誉为“戏曲人才的摇篮”。学院将进一步总结50多年的办学经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高等戏曲教育的发展规律,认真落实教育部和北京市关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一系列战略部署,

为建设民族特色鲜明、国内水准一流、国际影响广泛的艺术大学而努力。

中国戏曲教案范文第4篇

中国戏曲是东方的一棵常青树;莎士比亚戏剧是西方的一颗新星。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综合,这种综合性是世界各国戏剧文化所共有的,而中国戏曲的综合性特别强。

中国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的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形式,它有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它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的综合性,使中国戏曲富有特殊的魅力。它把曲词、音乐、美术、表演的美熔铸为一,用节奏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的感染力,形成中国独有的节奏鲜明的表演艺术。

中国戏曲中最重要的一点特征是虚拟性。舞台艺术不是单纯模仿生活,而是对生活原形进行选择、提炼、夸张和美化,把观众直接带入艺术的殿堂。

中国戏曲另一个艺术特征,是它的程式性,如关门、上马、坐船等,都有一套固定的程式。程式在戏曲中既有规范性又有灵活性,所以戏曲艺术被恰当地称为有规则的自由动作。

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是中国戏曲的主要艺术特征。这些特征,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思想精髓,构成了独特的戏剧观,使中国戏曲在世界戏曲文化的大舞台上闪耀着它的独特的艺术光辉。

如果说中国戏曲是一曲悠扬的萧颂;那么莎士比亚戏剧更像是梦幻般的旋律。

莎士比亚在类型众多的剧本(包括喜剧,悲剧,历史励,传奇剧)中,塑造了数以千计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丰富了戏剧艺术的人物画廊。上自高贵的国王大臣,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性格各殊:面貌各异。即使是同一阶层的人物,如莎氏所创造的帝王将相凯撒、理查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麦克佩斯、李耳王等,既有其作为统治者的共同特点,更有其不同的个性,可以说没有一个是雷同的、相似的。

“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莎剧又一鲜明的艺术特色。莎士比亚为了刻画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画面,增强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打破了古希腊罗马悲喜剧的严格界限,不受古典戏剧“三一律”的束缚,往往在剧本里特意设计和安排了两个以上的故事情节(《仲夏夜之梦》中多至四条线索),或平行发展,或曲折交错,彼此对照,互相补充。

个性鲜明的人物语言。莎剧的人物语言,生动活泼,丰富多彩,闻其声若见其人,完全符合人物的个性特点,做到了个性化和形象化的结合,哲理性和抒情性的交融。

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都有一套符合各自性格特点的语言,而且随着场合的更迭、际遇的变化,人物语言也有所发展变化。

中国戏曲教案范文第5篇

-----课后感想

学号: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欣赏》课后感想

岁月如梭,曾经台上浓妆淡抹的戏子们仿若还在另一个时空舞出一幕幕精彩绝伦的粉末人生。少数人还在追逐着他们的脚步,为了这国粹的传承,用他们的方式演绎着曾经的欢乐与悲伤的故事。当知道大学选修课里开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欣赏》这门课时,毫不犹豫的确定了它。即使我对它知之甚少,也只了解一些京剧,不外乎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

但是却能将人物表现的淋漓尽致,使故事也深刻生动。选这门课不求能将之发扬光大,但求能更加了解体悟古人留下的精粹,感悟人生。都说戏如人生,或许你也会在戏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千姿百态的人生,总有那么一个会与你产生灵魂的共鸣。舞台上哪怕是配角的一分钟,甚至半分钟的出场,或许在台下他们已努力了几个月乃至几年。发间的汗水,拉筋的苦楚,动作的严苛,所有的苦痛与辛酸都在那短短的一幕舞台剧的音乐下,化成甘露,暖人心脾,给大家带了欢乐,也许就是最值得开心的了。

记得我们学校在腾辉活动中心邀请过一次秦腔表演,我为此写过一篇随笔,因为真的感触很深。在这个甚嚣尘上的闹市里,红灯绿酒,人们已经很难沉下心来,内心的宁静显得难能可贵,在表演伊始,我也如众人一般急不可待的想溜出去,但是看着台上他们表演时专注的表情,嘹亮的嗓音,认真的态度,我自觉羞愧。真的是对老祖宗留下的精华传承少了一份耐心与重视,当我也沉下心去融入这场戏时,我仿佛穿梭了时空,自己好像置身与老式木楼,磕着瓜子喝着茗茶,身

穿马褂看着台上的表演,拍手叫好。也许就是这次亲身经历的表演,促使我想要更加了解戏曲,最终选了这门课。

仍记得对戏曲的印象最初是在儿时启蒙读本的漫画上,再后来就到了小学历史课本的只言片句,接着是中学语文课堂上《窦娥冤》的文言文,现在终于又在大学的课堂上闪现了戏曲的迷人身影。从最初“优孟衣冠”的历史典籍引出有关戏曲来源的讲解,到课程中老师言传身教的展示以实化虚,化无为有和以实代虚,无中生有的戏曲特征,再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戏曲行当概述,以及唱、念、做、打四种戏曲表演中的艺术手段简介,还有那紧贴教学内容的戏曲视频赏析,可以说这一中国戏曲艺术之旅收获颇多。

《西厢记》、《白蛇传》、《野猪林》、《惠州女人》、《女驸马》、《贵妃醉酒》„„一幕幕精彩的剧情、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真是一颦、一笑、一嗔、一怒皆成戏。特别是中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的杰作——《西厢记》,它深邃的思想内容和精妙的艺术风格使这部作品七百年来一直雄踞“一流”的宝座。其无与伦比的语言艺术,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从而形成自身华美秀丽的语言艺术特色。《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

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各种因素综合的、有机的戏剧艺术。戏曲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也是美学的集成。它是通过声乐、舞蹈、神容、服饰、装饰美来让观众感受人物的精神世界,戏曲的观众不是用生活真实美来衡量戏曲美的,所以其形式美立足于传神达意。学会感受戏曲之中的美,能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提高审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改造社会,美化生活,完善人性。

中国戏曲教案范文第6篇

摘要:《琵琶记》是元代高明所作的一部南戏作品,被称为“南戏之祖”。高明试图将宋代戏曲中蔡伯喈的“负心汉”形象改写为“全忠全孝”的形象,从而起到“子孝共妻贤”的劝化作用。但实际上,高明改写的蔡伯喈并非单纯是“全忠全孝”的人物,他的形象蕴含了更多的深意。因此,对于如何评价《琵琶记》中蔡伯喈的人物形象,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本文从蔡伯喈人物形象的演变出发,深入探究了元代高明笔下的蔡伯喈丰富复杂的悲剧性格及形成其悲剧人生的时代背景,全面的论述了《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塑造。

关键词:蔡伯喈;形象;矛盾;个人意志;忠与孝

“物理易尽,人情难尽。”这是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说的一句话,作者原本是就当时戏剧题材如何开掘的问题来阐发的,但假若从创造人物形象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这句话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隐衷。因为,无论怎样的作家都难有十足的把握充分地表现他笔下人物复杂多变的心灵世界,而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也常常不能完全解读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形象塑造就体现了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文学现象。元代高明创作的《琵琶记》是代表着南戏最高成就的一部剧目,也是较为复杂的一部古代戏曲作品。长期以来,在对《琵琶记》的人物形象的研究中,蔡伯喈一直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人物。但争议的引起,从作品本身来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作者高明对原有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创作性的改造。高明创作的《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宋代戏曲《赵贞女》的故事框架,保留了剧本中女主人公赵贞女“有贞有烈”的形象,但对男主人公蔡伯喈的形象却作了全面的改造,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元代知识分子的形象。

蔡伯喈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在宋代戏曲《赵贞女》中,蔡伯喈的形象已经脱离了历史上蔡伯喈的真实形象,成为一个借历史人物演绎现实的非真实人物。在前人对蔡伯喈形象塑造的基础上,元代高明进一步将蔡伯喈的形象演变、发展,使戏曲舞台上的蔡伯喈与历史真实中的蔡伯喈有了天壤之别。

东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是一代才女蔡文姬之父,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为“蔡中郎”。蔡邕本人天性极为孝顺,同时还是大书法家、大文学家。然而,蔡伯喈这个人物被民间熟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部以他为主人公的戏曲——《赵贞女》和《琵琶记》。但这两部戏曲中的蔡伯喈并非是真实生活中的蔡伯喈。

《赵贞女》是一部宋朝戏曲,徐渭在他的《南词叙录》中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2]可见,《赵贞女》是我国最早的南戏代表作之一。《赵贞女》的内容主要是写书生蔡二郎应试,考中状元后,他贪恋功名利禄,抛亲弃妻,另娶牛丞相之女为妻。赵贞女在其父母双亡后上京寻夫,可丈夫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反而放马踩踹赵贞女,致其死亡,蔡二郎的行为触怒天神,最终蔡二郎被暴雷轰死。因此,在《赵贞女》中,蔡伯喈是一个“背亲弃妇”的负心书生,他的行为是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公然蔑视和挑战,因此他的所作所为使人神共愤,其最终结局正显示了人们对他的批判和谴责。

元代高明的《琵琶记》沿用《赵贞女》的故事,却塑造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蔡伯喈形象。陈留书生蔡伯喈是个孝子,刚新婚两月,因父母年事已高不便远行,因此不愿应试,但其父不允;中状元后,不愿做官,请求回家养亲,但皇帝不允;当朝牛丞相强行招其为婿,蔡伯喈以回家尽孝为由辞婚,牛丞相不允。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滞留京城。入赘相府后,他在无奈的夹缝中挣扎的生存,一路走来导致一串的不幸,最终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搏换的孩儿名利归”的悲惨结局。此剧中的蔡伯喈与《赵贞女》中的蔡伯喈有了本质上的区别,从过去的受谴责的“负心书生”变成了受颂扬的“全忠全孝”书生。此剧中蔡伯喈的所作所为皆出于被迫无奈,即从过去的“三不孝”(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变成了“三不从”(为孝辞试父不从、为孝辞官君不从、为孝辞婚相不从)。

事实上,高明在《琵琶记》中塑造“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形象是为了实现其在“副末开场”中所说的“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只看子孝与妻贤”的创作目的。然而,剧中的蔡伯喈在依照封建伦理纲常践行忠孝之道时,却遭遇尴尬窘境——父母最终饥寒而死,蔡伯喈欲孝却最终不孝。在剧本中,蔡伯喈这个知识分子的悲剧正是通过高明精心设置的“三辞三不从”关目来体现的,同时也展示了蔡伯喈这个古代知识分子的丰富复杂的性格悲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蔡伯喈的性格中显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个人意志 关于蔡伯喈的形象,谢柏梁先生有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蔡伯喈本人的全部生活追求其实便是田园牧歌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家庭生存状态。”[4]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蔡伯喈追求的生存状态与古代知识分子追求功名仕途的理想是相悖的,但这恰恰是蔡伯喈异于古代士子的地方,也是蔡伯喈自我意识和个人意志得以体现的地方。《琵琶记》中蔡伯喈的“三辞”,即辞试、辞官、辞婚,就是他通过深沉的思考表现出的人生态度,虽然与封建道德相悖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反映了蔡伯喈的自我意识与个人意志。

蔡伯喈博学多才,文采超群,真可谓“论高才绝学,休夸班马。”(第二出)他是一个颇有才能的古代知识分子,在常人看来,他本应该按照封建传统既定的方式走科举荣身之路,然而蔡伯喈对人生却有着异于常人的独到见解。他不像古代士子一样追求功名利禄,而是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和谐恬静的田园生活,将夫妻团圆、孝敬父母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并将“功名富贵,付之天也”(第二出),他甚至“甘守清贫,力行孝道”,坚持“虽然读万卷书,论功名非吾意儿” (第四出)的人生追求。但蔡伯喈的这种个人意志并未得到社会与周围之人的认可。在封建纲常与其父功名利禄思想的逼迫下,蔡伯喈扭曲了个人意志上京应试。离别家乡时,他担忧八旬的老父母:“只恐锦衣归故里,怕双亲不见儿”,对妻子亦表明心迹:“我何曾想着那功名?欲尽子情,难拒亲命” (第四出),但他除了违背自己的意志似乎并没有别的选择。当考中状元后,他又一直心系家乡,虽然金榜题名,但仍按照自我意志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生活,并上表辞官。然而,朝廷的不许迫使他锦袍加身。但最具讽刺的是,在他亲身经历了封建官场的生活后,他反而对自己“惟有快活是良谋”“一家安乐值钱多”“真乐在田园,何必区区公与侯” (第二出)这样的人生理想有了更进一步的确认。这样,他渴望行孝却不能行孝,身为官宦但并没有尽职,蔡伯喈的最终结局实际上进一步反映了他的个人意志被压抑的忧郁与苦闷。再婚后,蔡伯喈仍然对妻子和父母怀着深挚的感情,他盼望着早日回乡,整日忧心忡忡、闷闷不乐,但是他依然无法按照自我意志行事,第三十回中他的一段唱词正表现了他的内心情感:

我穿的是紫罗兰,倒拘束的我不自在;我穿的是皂朝靴,怎敢胡去踹?你道我有吃的呵,我口里吃几口慌张张要办事的忙茶饭,手里拿着个战兢兢怕犯法的愁酒杯。倒不如严子陵登钓台,怎做得扬子云阁上灾?似我这般样为官呵,只管待漏随朝,可不误了秋月春花也?干碌碌头又早白。

从蔡伯喈的这段自我表白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蔡伯喈的身上显示出了知识分子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但他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受到了压抑并遭到了毁灭。

由分析可以看出,高明笔下的蔡伯喈较之于古代其他士子增添了新的内涵:他鄙弃功名利禄,向往父母安康、夫妻和乐的平凡生活,但其人生追求与古代士子读书做官的道路发生了悖逆。在蔡伯喈身上,表现出了儒家传统思想的淡化与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滋长,具有独特的意义。同时,蔡伯喈身上也显示出了个人意志遭到压抑和毁灭,这也正是构成他悲剧命运的一大原因。

二、蔡伯喈的性格中显示出古代知识分子的软弱怯懦

纵观剧本,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蔡伯喈是个想要“行孝”的孝子,在“高堂称寿”与“蔡公逼试”中,他就提出“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幼而学,壮而行,虽望青云之万里;入则孝,出则弟,怎离白发之双亲?倒不如尽菽水之欢,甘齑盐之分。”可是,他在此后并没有遵从他的个人意愿做出选择,也没有表现出维护理想的坚决行动。当父亲逼试时,他并没有决绝的辞试,在犹豫踌躇中踏上了应试的路途;当他高中状元众人都为他庆贺时,他在“丹陛陈情”中悲叹道:“闪杀人一封丹凤诏。”他虽悲叹父母亲人,但他也守着“忠”的伦理规范,没有决然的辞官;在牛丞相逼婚后,他哀吟:“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但他畏于朝中权贵,也没有力拒这桩婚事,违心入赘了牛府。

正是这样一个时刻想要行孝的孝子,在封建纲常孝与忠的“规范”下,违心应试,违心做官,违心娶牛氏。他试图反抗这些强加来的外来意志,但都没有成功,究其原因,正在于他软弱怯懦的性格。在他看来,为了尽孝必须听从父亲的意愿,为了尽忠必须服从君王的命令,为了将来能全身而退必须屈从于权贵。但是,笔者认为,如果说“一不从”是他为实现父母“改换门闾”的愿望而没有坚决推辞的话,那么“二不从”“三不从”则鲜明的反映了他性格的软弱性。在辞官辞婚时,他以亲孝为借口,但却没有明确的提出“妻室青春”的有力证据,被君王“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的说辞驳回。在辞官辞婚失败以后,他顺从的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委曲求全,但又终日自怨自艾。他有回乡之意,却又隐藏在内心,屡屡不敢提及。在第二十四出中,当他终于无法忍受良心的折磨而与院公吐露心事时,院公说道:“小人每常间见相公忧闷不乐,岂知这般就里。相公何不说与夫人知道?”由此可见,连院公都认为他应该大胆说清事情真相,私下怨叹无益,但是软弱的他却连试着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在“琴诉荷池”中有这样一段戏:荷池边心念故乡的蔡伯喈为牛小姐弹琴,但琴音却一再的出错,于是,夫妻二人就有了这段意味深长的对白:

贴:相公,你如何恁的会差。莫不是故意卖弄,欺侮奴家。 生:岂有此心,只是这弦不中用。 贴:这弦怎的不中用。

生:俺只弹得旧弦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 贴:旧弦在哪里? 生:旧弦撇下多时了。 贴:为甚撇了?

生:只为有了这新弦,便撇了那旧弦。 贴:相公何不撇了新弦,用那旧弦?

生:夫人,我心里岂不想那旧弦,只是新弦又撇不下。

这段戏中,软弱与执着、游移与决绝这些充满矛盾的感情被扭合统一到蔡伯喈的内心中,他的软弱怯懦使他犹豫不决,欲说实情却又不敢说出来。这样一个矛盾的个体,甚至在牛小姐的盘问下仍不敢吐露实情,将牛小姐气走:“由你,由你。我若不解劝,你又只管忧闷;待问着你,你又遮瞒我。我也莫奈何。”最终蔡伯喈吐露心事,牛小姐知道实情后要为他争取回乡孝亲的机会,可他竟阻拦牛小姐去禀求父亲:“夫人,非是我声吞气忍,只为你爹行势逼临。怕他知我要归去,将人厮禁,要说又将口噤。我待解朝簪,再图乡任。”“你休说,不济事,干枉了”,他的这种怕得罪权贵宁愿放弃争取的心理更鲜明的表现出了他性格的软弱怯懦。由蔡伯喈的仕途,我们可以看出,蔡伯喈作为一个独立的封建知识分子,又是古代封建知识分子软弱怯懦形象的缩影。

综观《琵琶记》全剧,由于蔡伯喈的软弱妥协,他不能算是个孝子,尽管他努力按照孝道伦理来践行赡养父母的理想,但为了尽“忠”,他放弃了行“孝”,造成了父母双亡的悲剧,事实上没有做到尽孝;又因思家心切,造成了不安心政务,事实上也没有做到尽忠,从而陷入了不忠不孝的尴尬境地。高明没有将蔡伯喈写成完人,塑造的是一个七情六欲和各种弱点皆备的人物,当然蔡伯喈的矛盾也就体现在这里。他想要孝顺父母,但他软弱怯懦的性格弱点阻碍了他愿望的实现,使其自始至终处于矛盾与挣扎当中,不得解脱。尽管他的内心并未负心弃亲,但他的软弱和让步客观上造成了对父母和妻子的遗弃。戏本中“琴诉荷池”“宦邸忧思”“中秋望月”等几出戏就传神的展示了蔡伯喈性格的软弱怯懦和由此造成的自我折磨。

三、由蔡伯喈的性格看蔡伯喈的内心世界

高明笔下的蔡伯喈是一个具有个人意志却又软弱怯懦的知识分子,他的这双重性格必然导致其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从他离家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接下来的人生只能和悲凉苦涩相伴,挥之不去。有句古语道“父母在,不远游”,饱读诗书的蔡伯喈也一心想遵从这一道德规范,然而在家中尚有风烛残年的双亲的情况下,他的被迫应试之举必然导致他内心不安。他时时挂念家乡的父母,在“官媒议婚”中,他道:“虽则任居清要,争奈父母年老,安敢久留?天那!知我的父母安否如何?知我的妻室侍奉如何?好似和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由此可见他内心的苦闷与孤苦。

“强官”更使他看清了自己所遵从的伦理道德中“忠”与“孝”的尖锐对立,使他处于“忠”和“孝”不能两全的困境中。他割舍不了对家人的情爱,面对强权势力又不断妥协,内心必然充满矛盾与痛苦。对于古代士子而言,“金榜题名”是人生一大喜事,然而对于蔡伯喈来说“持杯自觉心先痛,纵有香醪欲饮难下我喉咙。”他对父母的处境有着深深的担忧,却又无处诉说,内心的苦痛无法排遣。做官对他来说没有快乐,更多的是愁苦与拘束。然而,当他还在懊悔、怨恨不能回家侍奉父母时,“书馆悲逢”一出中父母双亡的噩耗却已传来,强烈的刺激使得他“脱却巾帽,解却衣袍”,痛下决心回家守孝,然而,父母已故,他的内心除了无尽的自悔自责又能怎样?

对于父母,蔡伯喈只有自悔自责,承受着内心的煎熬,那面对妻子呢?面对妻子他有着深深的愧疚感,承受着良心的谴责。新婚两月的妻子在“南浦嘱别”里曾声声叮嘱“官人此去,千万早早回程”“须是早寄个音信回来”,然而他非但不能早日回乡,而且还与牛氏再婚。再婚虽然不是他的个人意愿,但毕竟与他的软弱性格有关。“洞房花烛”应是人生又一大喜事,但蔡伯喈却是有苦难言。尽管他曾有过片刻的欢喜:“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但片刻的欢喜之后是漫长的痛苦与压抑:“可惜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第十九出)。“书馆悲逢”一出中,当他见到糟糠之妻,闻之父母妻子的悲苦遭遇后,更加重了他的痛苦、自责,使他的良心无时无刻不受到道义的重压和无尽的谴责。

高明让蔡伯喈背负了良心的自责和道义的重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在忠孝的夹缝中痛苦挣扎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内心备受折磨,心里凄凉悲伤并有着无尽的负罪感。在他身上有着磨不掉的创伤,也有着说不出道不尽的痛苦,他只能在深深的自责中发出深沉幽怨的叹息。总之,“《琵琶记》的悲剧性正在于‘三不从’使得蔡伯喈处处陷入违反本性,又无能为力的被动性,从而成为一个事实上的不孝子。”[6]

如果试将《赵贞女》与《琵琶记》来作比较,我们会看到其故事的延袭关系,但其思想主题、故事结局、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又是不同的,同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这是两个思想主题独立的作品,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异是有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的,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孤立的比较两个作品。当然,对于其中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同样如此。

蔡伯喈的悲剧命运是与古代科举制度紧密相关的。科举制度在魏晋南北朝以来就广泛实施,但各个时代,科举制度实行的情况又各不相同。宋代封建门阀制度及其影响下的社会思想削弱,实行抑武崇文的政策,主要以科举取士。文人不管门第高下,出身如何,只要考试中式,就可以做官。宋代庞大的文官集团、大量的科举名额为读书人做官、“学而优则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许多寒微之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贫寒的士子骤然发迹,在官场上毫无依靠的势力,为了仕途畅通,他们总试图寻找有权势的靠山;而权贵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也往往要借助联姻来拉拢新进士子,这样再婚弃妻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另一方面,儒学思想在宋代已经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由此决定的道德伦理观念也较为严格,重婚或抛弃糟糠之妻不仅为封建礼法所不容 ,而且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因此,宋代南戏《赵贞女》中蔡伯喈遭天谴的结局及作品批判负心书生的主题是与此时的社会时代和历史背景相应的。

而元代社会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地位骤降的时代。元代科举之路不畅,科举制度甚至一度中断,而且科举取士名额极少,多是以吏取士,所以元代知识分子发迹极为困难,仕进之路被堵塞,民间甚至有“九儒十丐”之说,真切的道出了他们的辛酸处境。这样,谴责寒士发迹负心弃亲的故事也就失去了社会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元代戏曲中的书生实际成为被同情的对象。虽然也有文章叙写他们生活的困窘、仕途的不畅,婚恋的不顺,但最终都让他们完满收场。面对这种时代环境,对宋代流传下来的表现书生负心的传统剧目进行改造是必然的了,高明将《赵贞女》对蔡伯喈的谴责改为歌颂,也是必然的趋势。“高明笔下的蔡伯喈既不是‘背亲弃妇’的陈世美,也不是‘坚决辞婚’的王十朋。”[7]他的个人意志和自我意识在封建纲常中被无情的摧毁,他在家庭中,在婚姻、仕途中都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主动权,他想摆脱却无法摆脱他所承受的这一切,他是“一个处于忠孝的夹缝中,无法找到自己价值位置的矛盾形象;一个被外在规范压制,但内心并未死去,情感相当热烈的自我寻找者;一个在‘异我’和‘真我’的撕裂中,企图抗拒沉沦、复归自身的探寻者。”[8]蔡伯喈在情与理的矛盾与挣扎中度过一生,这其中饱含了他对人生的无奈和他内心痛苦与悲哀,也饱含了对以他为代表元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辛酸不幸处境的揭示。

蔡伯喈是一个天性善良而又熟知礼数的封建士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只能放弃自我意识与个人意志而弃“孝”从“忠”。在“忠”“孝”的对立中,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他曾试图反抗,但自觉的意识又不能够唤起他的勇气和力量,让他做出自主的选择,在软弱怯懦而又矛盾苦闷的性格悲剧中,他的内心始终遭受着来自伦常和道德的谴责。诚如黄仕忠先生所说:“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常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常自身的矛盾,成为一个可怜可悲的牺牲品。”[9]高明塑造的蔡伯喈的形象,不单单是一个古代士子的人物的形象,而是元代这一特定社会条件下士人阶层苦闷彷徨的思想性格的代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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