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家庭金融投资论文范文

2024-07-13

普通家庭金融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随着深圳南海创投基金的设立,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实务中私募股权基金通常采用的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中,普通合伙人对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有着其特有的优势。文章就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必要性、合法性及它与其他主体的法律关系三个方面进行探析,以期有利于完善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

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

一、引言

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PE),是指以非公开的方式向少数机构投资者或个人募集资金,主要向未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最终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退出而获利的一类投资基金。到目前为止,从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和设立形式上,我国初步形成了公司制、信托制(契约制)和有限合伙制三种类型。其中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由于有效解决了基金管理人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投资决策效率等制度性问题,在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有限合伙制的具体组织形式上,实务中公司作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已屡见不鲜,但在理论上对公司能否作为普通合伙人仍有一定争议,因此本文拟从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普通合伙人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两方面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在运行私募股权基金时与其他主体的法律关系进行探讨,以求对该问题提出较为明确的意见。

二、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普通合伙人的必要性分析

有限合伙制是私募股权基金重要的组织形式,在有限合伙制中有限合伙人如约缴纳出资,并不参与合伙企业经营,仅需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合伙债务承担责任;而普通合伙人作为合伙企业的专业投资人,具体负责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管理经营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作为合伙企业管理经营者在获得较大收益的同时,需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从普通合伙人在私募股权基金中所体现的作用看,一方面私募股权基金要求普通合伙人在经营管理合伙企业、投资决策等专业方面有较高水准;另一方面需要有较高承担责任和风险的能力。从这两方面分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有较之于自然人莫大的优势:

首先,公司可以组织经营管理团队以普通合伙人的身份负责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并可以根据具体的项目确定相关专业人才具体实施;而自然人作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虽然能以合伙企业的名义雇佣相关专业人才组成管理团队,但由于私募股权基金存在的时间一般较短,且存在巨大风险,可能对高水平专业人才缺乏吸引力,另外由于不同投资项目需要不同的专业知识和决策,这就要求合伙企业有较大的人才储备,成本较高。

其次,由于公司相对自然人有较大的资本实力,一方面可以吸引较多的投资者,同时也更有抗击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出现普通合伙人无力承担合伙企业债务时,公司可以通过破产制度退出,而自然人在我国由于无破产制度的支持,无法通过破产保护自己,当然也无法为债务划上法律意义上的句号,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降低自然人普通合伙人做大做强私募股权基金的积极性。

从上述两方面因素考虑,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引入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

三、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普通合伙人的合法性分析

在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允许法人作为合伙人,在这样的国际立法背景下,我国引入私募股权这样的经济词汇和经济现象时,是否也引进了类似的配套法律制度,公司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在我国是否有法可依?笔者从法理及法律规定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合法性的法理分析

公司是法人的典型形态,是法律拟制的民事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财产并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公司的独立人格意味着它应当有充分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来处理自己的财产。

尽管公司投资于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并作为其普通合伙人,承担的是无限连带责任,但这仅仅意味着公司在此种类型的合伙企业中以公司自身的全部资产为限承担无限责任,这种“无限责任”并非不可计算,与个人普通合伙人一样,以公司现有的全部资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而与他人无关。所以,在法理上不存在使其成为普通合伙人的障碍。

(二)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合法性的法律依据

我国现有法律中,涉及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普通合伙人的法律规定有:

《公司法》第15条:“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合伙企业法》第2条:“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我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法对普通合伙人承担责任的形式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合伙企业法》第3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公司依法可以成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因为尽管《公司法》第15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合伙企业投资,但不得成为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即不能成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然而该条款并未完全禁止公司成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只要法律另有规定即可。由于该条对公司对所投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做禁止性规定,因此,法律的除外规定必须以明确的文字予以确认方能使公司成为所投资企业的债务连带责任人。而《合伙企业法》第2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我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该规定以明确文字赋予了公司成为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的资格,且该法第3条明确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做上述规定逻辑和文法上的前提就是“公司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另外作为对同一事项的类似规定,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也优于《公司法》的规定。因此,我们得出,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是符合法理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

四、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中投资公司与其他主体的法律关系

本文第一部分论述了公司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中普通合伙人的优势,在私募股权基金运作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实务操作中,公司委派到合伙企业中的基金管理人在代表公司行使经营、管理权时,可能会出现管理人违背善良、尽职的管理义务,进而打破了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投资初衷,也影响到了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同时,实务中还常常出现有限合伙人实际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并参与决策的情形,此时如何规制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达到维护第三人权益的目的。为此,以下便以投资公司与管理人及有限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投资公司与管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公司作为私募股权基金的专业投资人,具体负责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管理经营合伙企业,往往是由于公司有着擅长经营、管理基金的人才,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成立之后,公司便委派这些专业管理人才在合伙企业中实际负责基金的运行。此时,基金的经营管理人身份并不独立,他仅仅是公司的代理人,体现的是投资公司的意志,执行的是投资公司的决议。管理人自己无权与合伙企业的其他合伙人对话,亦无权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从这个角度看,委派到合伙企业中的管理人实际与公司内部的经理并无实质区别。

不过,管理人的这种隐身身份也仅仅是从纯粹的法律角度去分析的。在实际操作中,管理者个人的意志不可能也无法不影响其对于私募股权基金的管理和运作,个人的职业道德在此显现出来,管理人能否尽到善良管理和忠实的义务会直接影响基金的运作成效,从而影响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的责任承担。实务中,部分不良私募股权基金经理为了自己的私利,实施暗箱操作等违背善良管理人义务的行为影响到基金的运作并发生了亏损后果,公司毫无疑问应该成为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主体。赔偿之后公司只能通过公司机制向作为公司代理人的基金管理人追偿。

所以,由公司委派到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基金管理人与公司内部的工作人员并无本质区别,无论是对公司所投资的合伙企业还是对该合伙企业投资的第三企业,公司与基金管理人之间仅仅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二)投资公司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执行合伙事务并对外代表合伙企业;而有限合伙人的主要义务是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资,同时规定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仅能参与有限合伙的管理,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合伙人关系也不例外,而且有限合伙制更能调动作为普通合伙人的专业投资公司的积极性和专业优势,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游戏规则下,形成与投资人高度一致的价值和利益。

然而在实务中,尤其是在我国目前私募股权基金发展尚不成熟的阶段,有限合伙人真正参与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的现象不在少数。由于我国的信用体系尚不健全,投资人不能完全接受其资金由其他管理人进行管理,于是有限合伙人便通过参与合伙事务达到监管资金走向的目的。而对于这一点,普通合伙人也只能默认。

我国《合伙企业法》第68条采用列举式的方式列举了8项不视为有限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即在这8项行为之外,若有限合伙人参与了合伙企业的管理,就视为是在执行合伙事务,从而与普通合伙人的地位和角色完全相同。这样推导出来的结论应该是有限合伙人承担与普通合伙人相同的责任,即无限连带责任。但遗憾的是,在我国的《合伙企业法》中并未对此做出相应规定。

实务操作中能否依据有限合伙人角色的变化及其对合伙企业决策的影响力为由要求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笔者认为不同的主体应当承担不同程度的举证责任。对于合伙企业内部,普通合伙人要求有限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由于他们是知情人、当事人,所以应当要求让普通合伙人承担较高程度的举证责任,如必须提交有关会议记录、有签章的决策文件等,以此达到规范各方合伙人行为、避免推卸责任的目的。而对于向合伙企业主张债权的第三人,要求有限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则可以降低其证明有限合伙人实际参与合伙事务的证明程度,只要第三人能够以有限合伙人的外部行为表征证明有限合伙人有意且确实参与了合伙企业的实质经营管理,即可认定为有限合伙人同普通合伙人共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鉴于私募股权基金的特殊性,认定有限合伙人是否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还有待于我国立法的完善及司法经验的积累。

“有限合伙制度”是英美法国家普遍运用于私募股权基金的制度,如美国80%以上的私募股权基金均采取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但有限合伙制对我国私募股权基金来说却是全新的组织形式,由于股权投资管理决策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因此具有相关资产和基金管理经验的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募集私募股权基金,或在投资者欲通过设立私募股权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的情况下引入具有相关基金管理经验的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来运作基金都有相当的实际需求,笔者希望能够通过本文的浅陋分析为我国私募股权的立法及实践提供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邹菁.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与运作——法律事务与案例[M].法律出版社,2009.

2、方流芳.关于合伙的几个问题[J].法学研究,1987(5).

3、晓富.有关合伙企业法中的几个问题[J].中外法学,1997(1).

4、赵旭东.企业法律形态论[M].中国方正出版社,1994.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普通家庭金融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从当前的土地确权工作展开情况来看,为家庭农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家庭农场的各方面工作稳定有序地展开,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有充足的资金才能扩大规模,才能解决家庭农场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当前的家庭农场融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及时改善,才能使得家庭农场真正意义地获得金融支持。本论文着重研究我国家庭农场金融支持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 家庭农场 金融 支持

引言:

随着农业经营新型化方向发展,家庭农场作为新主体,对扩大农业规模,推进农村产业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家庭农场在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中运行,家庭农场有充足的资金,不仅实现了金融供给侧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建设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不仅要实现科学化发展,还要实现产业化发展,这是当前中国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农业振興的重要条件,这些都离不开金融支持。中国的家庭农场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必须要高度重视金融支持,使其切实发挥作用。

一、当前家庭农场的融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一)短期融资支持不能满足家庭农场的需求

农村的家庭农场主要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农业生产规模比较大,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回报期也相对长一些。家庭农场运行中,对资金的需求贯穿于各个阶段,除了农业生产阶段之外,农业产品的经营阶段也需要资金。家庭农场的运行中,对金融机构存在一定的依赖性[1]。金融机构要从家庭农场的需求出发予以金融支持,就要对贷款期限结构做出调整,为家庭农场提供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同时,还要提供必要的短期金融支持。但大多数金融机构考虑到为家庭农场提供金融支持会存在风险,从预防的角度出发,通常向家庭农场提供短期贷款,短款的时间最多一年。对于家庭农场而言,贷款需要办理各种手续,审批下来需要经历很长时间,而且还款的期限比较短,不仅贷款难度大,而且还款的压力也很大。农村金融机构为家庭农场贷款,小额贷款比较多,对于经营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而言,要加大投资力度扩大经营规模是很难的,而且农业生产和经营都存在季节性,贷款额度严重不足,必然会影响家庭农场的发展[2]。所以,短期金融支持无法满足家庭农场的发展需求。

(二)家庭农场存在经营风险

近年来,土地成本和农资价格不断上涨,特别是农业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家庭农场的运行中就要面临很大的压力。家庭农场以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无论是生产上,还是经营上,利润不断下降,农村的生存压力可见一斑。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家庭农场的平均利润率介于7%至12%之间,加之家庭农场面临着巨大的融资压力。金融机构虽然为家庭农场提供贷款服务,但是利率比较高,就意味着利润的空间比较狭小。此外,家庭农场还要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诸如气候环境变化、病虫灾害应急生态环境等等,这些都是不可抗力因素,对农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家庭农场的经营方面,还需要面临市场风险。家庭农场的经营要有所保障,需要农业保险的支撑。而且家庭农场的规模越大,需要的资金越多,保险欲望也更加强烈,但要获得支持是很难的[3]。

(三)贷款条件不适应家庭农场

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网点少,提供的金融服务单一化,而且服务的手段缺乏创新性,不能全面覆盖。农村金融机构为家庭农场提供金融服务,要对农场的生产经营状况进行调查,包括家庭农场的生产成本,可能存在的风险、采用的盈利模式以及未来发展潜力等等都要做好调查分析工作,掌握了所有家庭农场的信息之后,才能考虑是否为家庭农场贷款的问题 [4]。当前的家庭农场数量越来越多,规模不同,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贷款的需求不同,农村金融机构对家庭农场的调查中虽然能掌握一些信息,但是各个发展环节的信息难以掌握,贷后管理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对家庭农场的融资需求难以把握。

二、金融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有效对策

国家支持家庭农场发展,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金融机构就要对家庭农场予以支持。但是,面对家庭农业数量的增多,而且规模的不断增大,加之为家庭农场提供金融支持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就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实现金融支持的有效性,促进家庭农场更好地发展。

(一)家庭农场的管理水平要不断提高

家庭农场要获得更好的发展,金融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家庭农场提高管理水平,形成良好的运行环境和发展环境,让金融机构对家庭农场的支持更有信心。金融机构对家庭农产的管理工作中,要适应当地的政策环境,采取多种措施吸收社会资金,还要帮助家庭农场提供还贷周转服务,加快家庭农场的资金流动,避免到期无法还贷款。政策上对家庭农场给予一定的优惠,包括税收减免优惠、财政补贴优惠等等,政策上对家庭农场的支持,对金融机构为家庭农场服务起到了积极效应[5]。家庭农场的工作人员要有较高的职业素质才能创收,当地的政府有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培训工作,还要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培养越来越多的专业技术人才,使得农民不仅掌握更多新的生产知识,还能做好经营管理各种,的新型农民,提高家庭农场的管理水平,推进家庭农场更好地发展。

(二)将家庭农场保险机制建立起来

家庭农场在运行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自然环境条件所影响,如果出现洪涝灾害、旱灾或者冰雹灾害,就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出现农业经济损失是必然的[6]。所以,家庭农场要合理地运行,就将需要有所保障,除了政府政策性的补贴之外,农业保险也是必要的。但是保险公司通常会从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系数大的角度出发考虑是否为家庭农场提供保险服务,通常涉农的保险项目不持有积极态度,也不愿意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险服务。鉴于此,当地的政府有关部门就要发挥鼓励和引导作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遭受农业灾害的农民提供必要的补贴,鼓励农民对农业生产充满信心。政府还要协调好保险公司的工作,为家庭农场提供保险服务,保险公司为遭受自然灾害的农民理赔之后,当地政府要还要给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针对涉农保险项目提供优惠政策,营业税和所得税上都可以相应地降低,保险费率下调[7]。鼓励商业保险单位为家庭农场提供保险服务,确保家庭农场生产中实现保险全覆盖。有了保险的支持,农民更愿意投入到家庭农场建设中。对农业保险再保险模式要不断地探索,改变传统的农业保险管理模式,通过不断地创新促进家庭农场稳定发展。

(三)金融服务方式要不断创新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从家庭农场的需求出发对金融产品予以创新,具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金融机构对家庭农场的担保范围要不断扩宽,金融方案要多样化,特色化,满足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在家庭农场规模化的发展进程中,还需要农业部门与金融机构充分交流,针对金融支持方面的问题协调好,对家庭农场的生产运营状况进行监察,加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8]。

金融機构为家庭农场提供的服务要在政策性范围内容,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还具备保险保障。金融机构为家庭农场提供的贷款产品要灵活,贷款抵押从理念上创新,抵押形式和抵押范围也要创新,降低融资成本。为家庭农场提供的金融产品要予以创新,要能够满足家庭农场的特殊需求。包括土地经营权以及农民房地产权等模式都是比较新的抵押贷款模式,家庭农场获得充足的资金之后就可以正常生产经营,有助于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结束语:

通过上面的研究可以明确,农村金融机构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更完善的服务,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是非常必要的,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还要采用多种形式的贷款方式,从当前家庭农场的需求出发提供特色化的金融产品,推进家庭农场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郑涛, 路征, 林毅, et al. 我国家庭农场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市424个家庭农场的入户调查[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

[2] 房加帅. 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家庭农场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大别山区65个家庭农场为例[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8(3): 40-44.

[3] 李明慧, 陈盛伟. 家庭农场对金融机构金融支持的满意度分析——基于山东省411户家庭农场的调查研究[J]. 山东农业科学, 2017(10):167-173.

[4] 付剑茹, 吴程灵. 家庭农场、资金需求紧迫与借贷渠道--基于背景风险和家庭农场特征的实证分析[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9(5):9-17.

[5] 雷小宁. 规范发展与信贷创新:新型农村经营主体金融服务模式与路径选择——对平凉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调查[J]. 甘肃金融, 2017(7):25-30.

[6] 王建华. 偏向性扶持政策、资源错配与家庭农场培育——以山东省高唐县家庭农场培育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 2017(17):275-275.

[7] 王欣婷. 成都市家庭农场融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探究——基于13区县168户家庭农场的调研[J]. 现代商业, 2017(16):126-129.

[8] 王永恒, 谢华军.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新型农村经营主体金融服务路径探析--对平凉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调查[J]. 西部金融, 2018(2): 59-63.

普通家庭金融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智商、情商与财商是并列为现代素质教育的三大要素。加强大学生的财商教育,对于培养和不断提高大学生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以及具备现代社会生活的立身之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高校应当积极开设投资与理财课程,并不断改进与完善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

关键词:财商教育;高校课程;投资理财

一、财商教育与投资理财课程

1.财商与财商理念

“财商”与财商理念是于1999年由美国人罗伯特·T·清崎的《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一个崭新概念,一问世便轰动了全世界,掀起了席卷全球的“头脑风暴”,成为了在智商和情商之后的时尚流行语。罗伯特·T·清崎先生在书中对“财商”的定义是:财务智商(Finance I.Q.),是指一个人认识、掌握和运用金钱或财富运动规律的能力,即在财务方面的智力,是理财的智慧。并将财商的高低称作是测算如何运用自己的资源和财富为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指标。它具体由四个方面的专门知识构成:第一是会计知识——即财务知识;第二是投资知识——即钱生钱的科学;第三是市场知识——即供给与需求的科学;第四是法律知识——即人们的行为规范科学,是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时至今日,国内理论界与教育界以及学者们已达成了共识:财商是与智商、情商并列为现代素质教育的三大要素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财能力已成为本世纪人类生存必备的基本素质。财商也是一种生产力,而财商教育正是对这种财富生产力的解放、开发和培养。

2.财商理念与财商教育

专家们明确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财富与金钱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开始迫切感到需要补充金融、商业等经济方面的知识。有关资料表明,欧美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已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财商教育体系,如美国把财商教育称为“从3岁开始实现的人生幸福计划”,这是美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从小学就开始设置财商教育课程,并随着年龄增长,财商教育的内容也逐渐变化。财商教育在美国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目标:早期要懂得钱的不同来源和多种用途,学习管理自己的钱,认识到储蓄对于满足未来需求的作用;中期要懂得人们的花费和储蓄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懂得如何提高个人理财能力;后期要学习使用一些金融工具和服务,包括如何进行预算和储蓄。

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和科学休闲消费逐渐成为潮流的今天,理财知识的普及亟须提上高等教育日程。财商教育就是为转变人们的理财观念,普及理财、投资知识,提高人们理财智慧和能力的手段。财商教育与开发可以让学生初步感受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学会处理好人与财富的关系,培养他们适应经济社会的能力,使其在高度发达、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具备可靠的立身之本。目前国内外很多教育专家认为,大学生财商教育是其个人发展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把财商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培养,在职业教育及普通高等教育中,把财商教育作为一门必修课程进行教学安排。

3.财商教育与高校课程设置

对大学生进行财商教育,必须通过有关课程与一系列教学过程来具体实施与落实。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已开始初步设置了一门投资与理财课程,对当代大学生进行财商教育。投资与理财课程作为财商教育的专门课程,其目的和任务旨在培养与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和理财观念,学习和初步掌握投资理财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一般技巧,并了解当代社会的主要投资工具,等等,从而开发与提高个人的财商水平。

二、高校投资与理财课程建设的思考

财商教育是为转变人们的理财观念、普及理财投资知识、提高人们理财智慧和能力的教育,是从观念到行为贯穿在日常生活许多领域之中的全方位的教育。

1.关于投资与理财课程的性质与地位

投资与理财课程应当作为高校的通识课来设置,在教学计划中作为全校性选修课进行教学安排。需要说明的是,强调要把财商教育作为必修课对当代大学生和青少年进行教育,重在强调时代发展赋予财商教育的重要意义与紧迫性,这与高校教学计划中的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分类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目前,我国普通高校教学计划中国家统一规定的公共必修课从门类、学分与学时来看,所占比例已经比较高了,财商教育和投资与理财课程不应当也不可能安排在其中。

2.关于投资与理财课程的学分与学时

投资与理财课程应安排3学分、54学时比较合适。目前普通高校各类课程的学分与学时数量,按照国家教育部的统一计划标准衡量,基本都达到饱和或超饱和程度了。因此财商教育即投资与理财课程虽然教学内容涉及比较广泛,并需要较多的时间用于实践教学环节,但受限于总量标准,却不可能安排比较多的学分与学时。

3.关于投资与理财课程的考核方式

由于投资与理财课程是课堂理论教学环节与实践教学环节并重的课程,考核也应当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来要求。课程总评成绩分为期末考试成绩与平时成绩两部分组成,期末考试成绩占60%,平时成绩占40%。期末考试采取课堂笔试方式,主要考核学生应当了解与掌握的有关理论知识与业务知识,平时成绩主要考核学生在实践教学环节应当了解与掌握的有关技能与方法。

4.投资与理财课程的教学大纲与教材的编写

由于目前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有关财商教育的课程,大多数学校将之定名为投资与理财课程,并相继开始编写教材。近年已经面市的教材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于2007年6月出版发行、魏涛主编的《投资与理财》教科书版本;二是随后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3月出版发行,张炳达、黄侃梅编著的《投资与理财》教科书版本。笔者感觉这两个版本教材其体例与内容相差不多,但对《投资与理财》教科书应当涵盖的内容都存在涵盖不全的缺陷。因此,希望教育部能够尽快组织有关专家讨论与制定高校投资与理财课程教学大纲,以便促使教材的编写趋于完善。

5.关于投资与理财课程的教学内容的安排

由于投资与理财课程作为财商教育的专门课程,其主要对象是金融保险专业、投资理财专业、证券投资与期货等专业之外的所有文理学科、专业的学生,因而其教学内容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广泛。主要涉及到经济学、金融学、投资学、保险学、会计学、税收学、证券投资与期货投资,以及个人与家庭理财学等多门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与业务常识。课程内容的安排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次:基础理论篇、投资理财工具篇、理财规划篇等。课程的主线与最终落脚点在美好人生的规划。课程的素材应当简明扼要、新颖生动,紧密联系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基础理论篇应是进行美好人生规划和投资理财所必需的理论知识的精髓,诸如现代投资理论精髓、财富与资金的时间价值、金融与金融资产、证券与证券市场、人类的需求层次、人的生命周期等;投资理财工具篇应当深入浅出地简明介绍现代国际社会所具有的投资与理财的主要工具,诸如企业并购、股票、债券、基金、外汇、储蓄与银行理财产品、保险、收藏、期货与期权、黄金与玉器等相关基本知识与投资方法及技能;理财规划篇应当着重于个人与家庭理财规划,如个人与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实现目标的途径与方法,家庭资产的科学配置、税收筹划与合理避税、子女教育基金的筹集与保障增值、保险规划、养老规划,等等。除此之外,还应当精选一些国际与国内的经典案例,例如介绍股神巴菲特、国际投资大师罗杰斯、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有关资料与故事,再如巴林银行倒闭案与法国法兴银行巨额亏损案,以及美国次贷危机与世界金融风暴,等等,以便拓展学生的有关知识与眼界,增强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

6.关于投资与理财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

投资与理财课程具有实践性与操作性比较强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搞好课堂理论教学环节的同时,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强化学生的理财方法与理财技能的训练。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为投资与理财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国内诸多的各大证券公司与期货公司现都开设有证券投资与期货投资的仿真模拟系统和操作平台。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网络资源,进行实践教学环节的仿真模拟操作训练。辟如我国上海证券市场与深圳证券市场的股票、债券、基金、股票权证等模拟操作;外汇市场的主要货币汇率的模拟操作;国内期货市场的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与商品期货模拟操作,以及银行储蓄与银行理财产品的案例分析训练、商业保险的典型案例分析训练、黄金公司的实黄金与纸黄金的仿真模拟操作训练、典型家庭理财规划案例分析训练等。通过培训使当代大学生系统掌握完整而科学的理财流程,帮助大学生构建适合自己的理财模式,指导大学生奠定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与美好人生的理财规划的良好基础。

三、结语

时代在前进,教育在发展,财商是与智商、情商并列为现代素质教育的三大要素之一,理财能力已成为21世纪人类生存必备的基本素质。加强大学生的财商教育,对于培养和不断提高大学生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以及具备现代社会生活的立身之本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高校应当积极加强投资与理财课程建设,并不断改进与完善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以期高等教育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T.清崎,莎伦.L.莱希特.富爸爸,穷爸爸[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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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家庭金融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文章尝试分析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通过利率风险管理技术——利率敏感性缺口分析,并将其引到家庭理财层面上,对家庭投资理财的利率风险管理进行实例分析和研究,希望能够给家庭投资主体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利率风险管理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和帮助。

【关键词】 家庭理财; 利率敏感性分析; 实证分析; 利率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手头拥有多余的空闲资金,这使得投资理财活动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家庭投资理财理论也日益成为中国投资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家庭理财产品的涌出和家庭理财方式的不断创新,使得家庭理财活动越来越复杂,其收益率也难以估计。再者,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投资所受到的风险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利率会随着货币市场上资金的供求状况以及不确定因素而上下波动,利率水平将表现出更频繁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利率风险变得日益突出,更给家庭投资带来一定的难度。

在投资与利率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基本投资理论以家庭投资决策为起点,结合生产函数,通过两时期模型决策出使总财富最大化的投资量,阐明了投资是利率减函数这一理论。而后,基于对流动性约束的分析,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抑制论”,认为投资与利率呈正相关关系。在利率方面看,目前社会上已基本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利率是投资重要的参考指标。魏永芳在《近年来我国利率政策效应分析》中提到:利率政策对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作用增强。而家庭投资理财方面,卡普尔从理财的重要性出发,介绍个人理财的基础知识,包括理财决定的步骤,理财的各种产品、方法及投资理财的各种手段,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国内个人理财领域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学者们主要借鉴国外个人理财学方面的成果,结合国情对居民家庭的理财需求、特点、影响因素及规划策略等方面分析和研究。

利率随着经济波动,投资者若采取主动投资策略,根据市场情况,提前预测利率变动及未来变动走势,及时采取调整投资方向和投资理财方案,形成利率正缺口,将会对投资带来有益的影响。本文以利率风险为例,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实证分析,研究在利率变动条件下家庭资产的收益情况,对家庭理财投资进行研究,将对居民家庭理财具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

一、相关概念与理论思想

(一)相关概念和模型

利率敏感性资产(或负债)指那些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的收入(或支出)与市场利率变动相关的资产(或负债)。如果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收入(或支出)与市场利率变动不相关,那么这种资产(或负债)被称为非利率敏感性资产(或负债)。而敏感性缺口是指银行资金结构中利率敏感性资产和利率敏感性负债之间的差额,用公式表示为:

利率敏感性缺口=利率敏感性资产-利率敏感性负债

(二)模型的理论思想

利率敏感性缺口是用来衡量家庭收益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利率敏感性缺口分析方法就是将资产负债的利率、期限联系起来考虑的一种资产负债管理方式。

具体的,利率变动对收益的影响如表1。

当利率敏感性缺口为正缺口时,若利率上升,则投资收益较预期值增加;若利率下降,投资收益较预期值减少。反之,当缺口为负缺口时,利率上升,获得收益较预期值减少;若利率下降,获得收益较预期值增加。当缺口值为零时,表明利率风险敞口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利率的变动就不会影响预期的净利息收入,因此也就不存在利率风险。

二、家庭投资理财的环境与现状

(一)家庭投资理财环境

1.金融环境

随着直接融资的发展,证券发行与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可供人们选择的金融资产日趋多样化;加之,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居民投资创造极有利的条件;居民思想开始转变,逐渐增加有价证券、实物投资和保险的持有比例,降低银行储蓄存款的份额。

2.利率政策环境

面对CPI的居高不下,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央行采取调整利率,包括准备金利率、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等措施收拢资金,缓解居高难下的高通胀压力。在本文统计利率时期内,近十年来,一年期存款利率经过20多次的上下调整,毫无疑问,居民的存款利润也随着利率的波动而变得难以确定。利率调整的次数如此频繁,幅度如此之大,为家庭主体投资带来一定的困惑。为此,人们对家庭的投资结构也要相应进行调整,由过去的单纯到银行存款而转向多种渠道的投资理财。而在当前负利率的条件下,将钱存入银行只能得到“虚拟收益”,利息收入远远抵不上经济发展带来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再者,国家即将把利率推上市场化的轨道,利率风险更是显而易见。

(二)家庭理财的现状分析

1.家庭理财的被关注度

据统计,在中国,有60%的家庭会注重家庭理财的重要性。

2.家庭理财的盲目

在利率提高的条件下,经常看到各大银行网点前等待办理业务的客户比平时多了许多。据了解,这些客户都是来办理定期存款转存的。投资者的理财观念普遍提高,对存款利率变动反应相当迅速。但这类做法并不一定有利于提高收益率,还需考虑期限和资金的流动性。目前,部分家庭投资者缺乏系统的投资知识,或者说是掌握较少的理财方法,而只能在简单计算后盲目进行投资。网上问卷调查结果如图1、图2。

由图1可以看出,47%的投资者表示对投资结果不满意,36%表示基本满意,只有17%表示满意,而其中83.87%的投资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会关注投资的风险和收益;而图2让我们了解到,家庭投资主体对金融产品和知识的缺乏,导致投资结果不如人意,其中的逻辑关系证明,在投资过程中,应该看到科学方法的掌握对家庭主体投资行为带来正面的影响,更说明关注家庭理财风险规避和减少风险的必要性。为此,本文从家庭投资主体出发,为家庭投资提供可行性建议。

面对家庭投资的环境和现状,家庭理财必须改变传统观念,拓宽理财思路,选择适当的理财计划,使自己的财富能够真正实现增值。为规避通货膨胀带来的实际财富的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充分利用各种投资工具,在充分考虑家庭自身状况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投资工具进行投资,特别要注意投资的变现能力和安全性。理财的效益性不仅仅体现在是不是捕捉到了投资市场升势行情,而且还体现在是否熟练把握资金价格——利率的能力上,并能在利率变动前提下快速调整投资理财方案。目前,家庭投资者多数被动投资,当利率发生变动时,随即改变家庭投资方案。如果投资者采取主动投资策略,根据市场情况,提前预测利率变动,及时将家庭投资区分为敏感性资产和敏感性负债,采取调整投资方案,形成利率正缺口,将会对投资产生有益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及数据的选取

1.样本的选取

本文以股票类资产、债券类资产、保险类资产、实物类资产、基金类资产和银行存款为研究对象,以2003—2011年为时间段,选取城镇居民每人每年收入来源中的财产性收入为家庭投资收益代表指标。根据假设,证券类资产选取“上证指数”为代表,债券类资产选取“企债指数”为代表,保险类资产选取“财产性保费相对数”为代表,实物类资产选取“地产指数”为代表,基金类资产选取“上证基金指数”为代表作为研究对象,以历年利率和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实证样本,以各代表指数的数据为统计样本。①

2.数据的选取

(1)选取企债指数为债券类资产的指标,而忽略对国债的投资,是因为国债的投资,有国家力量做保障,风险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相当于投资者做银行存款投资,只是收益率稍微高些。在本文中,考虑了银行存款这一投资方式,便大胆忽略了国债的投资 方式。

(2)选取地产指数为实物类资产投资的代表指标,由于投资者的实物类投资甚多,有黄金、房产、币值或其他实物收藏品,近几年来更涉及豆类、油类的投资。这给投资分析带来了一定难度。根据统计,在实物类投资中,房地产价格波动幅度最大,与利率的相关性也较强,故选取房地产作为实物类投资资产的代表,有一定的可取性。比起资本市场而言,房地产市场具有其独特性:市场分割明显,交易成本高,供给滞后期长。需要找到更好的指标去衡量房地产收益率的变动。于是,本文尝试使用对信息反应更为敏锐,更具前瞻性和预测效果的指标——地产指数代替房地产价格波动来探究房地产市场的运行状况。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起步晚,前人的研究中都有数据不够完善的缺点,在仅有的几篇研究国内房地产市场有效性的文献中,采用的数据量都很小,大大影响了准确度,而本文采用的地产指数恰恰能够克服数据不完善的缺点。

(3)本文选取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来源中的财产性收入为代表指标,并通过简单的算术平均的方法转化为每月的财产性收入。该指标与银行内统计的理财产品收益相比,银行的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于证券和基金,而忽略了实物类、保险类投资和银行存款。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和租金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该指标基本符合本文所需要的家庭投资收益所得的标准。对于证券公司收集到的产品组合收益数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二)敏感性指标相关分析

1.样本数据的整理是统计研究的基础,通过统计和简化,将每类指标都转化为月度指数,使数据有一定的可比性

(1)计算上证指数与利率的相关性,在Excel软件中输入公式:CORREL(B3:B258,C3:C258),得出上证指数和利率的相关性。同样的方法,可以用correl得出企债指数、基金指数、财产性保费相对数、地产指数与利率的相关关系。验证各类资产价格与利率的理论相关性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得出符合当下经济形势的各类资产和利率的相关性,是确保结论正确的前提。如在央行提高利率、收拢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债券投资带来负作用,在理论上,利率与企债指数呈反方向运动,但数据表明,企债指数与利率的相关系数为0.085,这说明,在实际操作中,债券投资与利率的相关关系是复杂的。

(2)根据数据,得到利率与各因素间的一元回归方程。

(3)建立模型,得到多元回归模型。

2.数据分析及结果(表2、表3)

利率与银行利率相关系数为1。利率上升,投资者在银行存款的收益绝对增加。但居民储蓄受到可支配收入、居民储蓄的动机、金融市场发达程度、金融资产种类及收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即使利率上升1%,投资者收益率增长1%,大部分也不会将全部收入做银行储蓄,理性的投资者会相应地修改家庭理财方案。

由SPSS运行结果得多元回归模型为:

y(财产性收入)=-0.0010x1(上证指数)+ 0.00002x2(地产指数)+0.0040x3(基金指数)+ 0.3630x4(企债指数)+0.0050x5(财产险保费收入相对数)-0.2420x6(银行储蓄)-25.5660

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R2为0.958>0.95,即变量间的相关性强。

在0.05的置信水平下,即a=0.05,F0.95(6,96)=0.269<367.434,用Excel中的Finv函数可求得F值。可认为上述因子都是显著的。企债指数和基金指数所对应的p值都小于0.05,则说明债券投资和基金投资在利率变动下对家庭投资收益的贡献(可正可负)是显著的。

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一回归模型是可取的。而在各指标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上来看,债券投资和基金投资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较其他投资方式大。当家庭投资增加或减少债券和基金的金额时,家庭收益变动较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类投资方式对收益变动方向不同。

(三)缺口模型的建立及应用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缺口模型公式,以表示某一经济主体的投资收入或成本与利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若以△N表示收益的变动额,那么这一变动额将由利率敏感性资产(RSA)与利率敏感性负债(RSL)与利率变动额(ΔIn)的乘积所决定:

ΔNx=RSA*ΔIn-RSL*ΔIn

对于家庭投资来说,运用缺口分析方法来调整理财方案,简单并且容易被掌握,对降低利率风险带来的损失,保证家庭投资收益有很好的作用。

当利率发生变动时,有以下方法调整利率敏感性缺口,以达到保证收益的目的。从利率敏感性缺口的定义可知,调整利率敏感性缺口可以从两方面展开:其一是调整利率敏感性资产;其二是调整利率敏感性负债(见表4)。反之,当预测利率上升时,则进行相反的操作。

1.具体操作:

(1)首先要对银行的资产和负债是否具有敏感性作出区分:如果资产或负债的利息收入或支出随利率的变动而变动,这种资产或负债被称为利率敏感性资产或利率敏感性负债(相关系数≠0);反之则被称为非利率敏感性资产或非利率敏感性负债(相关系数=0)。

(2)在区分资产或负债是否具有利率敏感性时,还要考虑一个分析期间,因为某项资产或负债在某一分析期内可能对利率变动具有敏感性,而在改变分析期间后可能就不具有利率敏感性。本文为了更好地阐述缺口分析在家庭理财中的运用,假设某一家庭主体的资产和负债在同一分析期间内都具有利率敏感性。

(3)编制缺口报告及进行分析。计算绝对缺口、利率敏感性比率、相对缺口比率等指标。

(4)预测利率的未来趋势,采取主动的投资策略;或是不进行利率预测,保证缺口为零即可保证被动投资收益。

2.应用分析

为了更好地讲述缺口分析在家庭投资理财中的应用,本文以中等收入家庭理财方案为例进行分析。

杨军,32岁,国家某事业单位的公务员,收入不高但比较稳定;其配偶胡琴,31岁,商业银行职员,收入中等,且每年会有小幅度的波动。有一女孩4岁,在一家较好的私立幼儿园就读。收入和支出:杨军和妻子的收入基本是工资和奖金收入,其支出除了生活必备支出外,还有每年贷款还贷支出,因为胡琴贷款购买了单位分配的福利房,并于某年贷款购买了价值14万元的汽车。另外胡琴还购买了保险,年支出中有保险费支出,具体项目如表5、表6。

假设原来一年期利率为1.30%,而后,一年期利率升为3.81%,同一时期的贷款利率无变动;当年11月一年期利率为1.06%。

(1)编制杨军一家的资产负债表,如表7。

(2)先区分利率敏感性资产和利率敏感性负债,如表8。

(3)编制缺口报告,如表9。

根据缺口报告进行分析:

(1)绝对缺口较大,利差对市场利率变动敏感,利率风险较大。

(2)利率敏感性比率为0.111小于1,加之,相对缺口比率为88.9%,说明负利率敏感性强。

以上情况证明,当利率上升时,该投资主体的收益会有很大的下降;反之,如果利率下降,其收益会有很大的提高。

若不调整投资方案,在利率上升2.51后,情况如下:

上证指数=-5.675×利率=-5.675×2.51=-14.2443

企债指数=0.694×利率=0.694×2.51=1.7419

基金指数=-329.592×利率=-329.592×2.51=-827.2759

财产性保费收入=0.303×利率=0.303×2.51

=0.7605

地产指数=-45.996×利率=-45.996×2.51

=-115.4500

银行储蓄=2.51

y(财产性收入)=-0.0010x1(上证指数)+ 0.00002x2(地产指数)+0.0040x3(基金指数)+ 0.3630x4(企债指数)+0.0050x5(财产险保费收入相对数)-0.2420x6(银行储蓄)-25.5660=-0.0010× (-14.2443)×25 000+0.00002×(-115.4500)×280 000+

0.0040×(-827.2759)×9 900+0.3630×1.7419×

26 000+0.0050×0.7605×12 500-0.2420×(3.81-

1.06)×32 000-25.5660=-37 884.52

而全部资产所得的收益会损失37 884.52元。

假设一家为保守型投资者,采取被动的投资策略,保证缺口为零:增加敏感性资产的头寸,如增加债券持有量、保险投资或减少住宅投资和基金头寸,本文给出其中一种调整方案,如表10。

缺口分析报告如表11。

若杨军一家在利率上调之前,通过修改投资方案,可获得4 160.00756元的盈利。

四、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找出各类资产与利率的关系,并用数学软件建立财产性收入与各资产间关系的多元回归模型,将所得的实证关系利用缺口模型应用在家庭投资理财,为家庭理财决策带来简单的、可行的投资方法。

对于选择何种调整策略,家庭投资必须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从客观的经济金融运行环境出发,综合考虑承受风险能力等因素。

选择适当的策略,如在市场运行平稳、利率走势平稳时,可选择主动性策略;在市场运行动荡、利率走势飘忽时,可选择被动性策略。家庭投资主体运用利率敏感性缺口模型来规避利率风险时,可采用主动性选择和被动性选择,关键是要仔细区分各类资产与利率的相关关系,即区分敏感性资产和敏感性负债。

主动性选择指银行预期市场利率的变化趋势,事先对利率敏感性缺口进行调整,以期从利率变动中获得额外收益,其关键在于对市场利率的走势有准确的预测。在预测市场利率开始由波谷回升时,或增加利率敏感性资产,或减少利率敏感性负债,或兼而有之,从而将利率敏感性的缺口调为正值;当预测利率将达到波峰时,进一步将缺口的正值调整为最大;当预测市场利率将由波峰回落时,或减少敏感性资产,或增加敏感性负债,或两者并举,从而将缺口调整为负值;当预测市场利率将达到波谷时,进一步将缺口的负值调整为最大。

被动性选择是将利率敏感性缺口保持在零的水平,无论利率如何变动均不会对投资收益产生影响,这种选择主要出于缺乏有效的利率走势预测机制,保守稳健投资等考虑,但也由此可能失去获得更高收益的机会。

尽管数据出自实际情况,但统计出来的结果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数据统计的只限于证券、保险、房地产、银行储蓄等几个方向,当纳入如黄金等实物收藏品,多元回归模型需重新考虑。选取的指标,如果不能完全反映行业的经济景气状况,会造成结果偏差。在分析的过程中,对经济周期的考虑较少,结论基于稳步的经济状况,对于衰败的或膨胀的经济周期阶段,模型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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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家庭金融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从二元户籍与家庭背景的双重视角进行反向考察规模扩张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获得情况。研究表明:MMI、EMI和RAT等西方理论对我国当下的高等教育获得现状仍具有适切性和借鉴意义。二元户籍制度是导致城乡教育分割、扩大城乡教育差距并造成高等教育获得不均的深层原因,高等教育层次越高,户籍身份的影响越大。家庭背景是决定高层次高等教育获得的决定性因素,高等教育层次越高,家庭背景的影响越大。二元户籍与家庭背景的交互作用会对高等教育获得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高等教育层次的提高,户籍与弱势家庭背景的交互作用对高等教育获得所产生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小,而户籍与普通家庭背景的交互作用对高等教育获得所产生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大。

[关键词]二元户籍;家庭背景;规模扩张;高等教育获得

[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2.01.00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教育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而获得高等教育则被认为是社会底层群体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机遇。自1999年高校规模扩张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大幅增加,高等教育获得的公平性问题也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国内外学者关于规模扩张背景下的教育获得研究成果颇丰,但我国特殊的转型背景和特有的二元户籍制度决定了我国的高等教育获得研究不能照搬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关于高等教育获得研究结论的时效性也决定了该研究领域的常议常新。鉴于此,笔者拟从已有研究出发,借助全国性公开数据CGSS(2015)的量化分析考察我国规模扩张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获得现状,尝试回答“谁能获得什么层次的高等教育”,以及探寻高等教育获得不均的深层原因,再根据研究结论进行总结与讨论,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关于教育扩张与教育获得的代表性理论之一是拉夫特里(Raftery)等人提出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设(MMI)。该假设认为:随着中学后教育机会的不断增加,阶级壁垒也随之不断扩大,只有在精英阶层的教育愿望得到满足、优势地位群体的教育机会达到饱和的情况下,这种分层现象才会减弱,而在饱和之前,家庭背景对教育的影响将不会改变。教育分层就像排队一样,教育扩张的最初阶段——首先是排在队伍前面的特权家庭受益,之后教育扩张带来的福利才会惠及队伍后面的人。因此,扩大教育机会是减少阶层障碍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1]。卢卡斯(Lucas)在生命历程假设(LCP)和MMI的基础上,通过分流研究和教育过渡研究提出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MI)。该假设声称:优势阶层始终会利用所拥有的资源持续地、有效地确保其子女在机会获得方面的优势地位。如果数量上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优势群体将为子女争取数量上的优势;如果质量上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优势群体将为子女争取质量上的优势[2]。也就是说,家庭背景始终深刻影响着子女的教育获得,并且随着教育规模扩张,这种影响将从数量方面的机会获得转移到质量方面的机会获得。

MMI和EMI假设均是从宏观角度分析在教育扩张过程中、在未普及的某一级教育水平上,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个体教育机会获得的。英国学者布林(Breen)和戈德索普(Goldthorpe)的理性行动理论假设(RAT)则从微观层面阐释教育获得是通过初级影响和次级影响共同决定的,学生及其家庭作为“理性经济人”会通过教育的机会成本、预期回报、风险和成功概率的比较进行教育决策。当弱势阶层做出“弱选择”甚至放弃选择而优势阶层做出“强选择”时,二者的选择差异进一步扩大了教育获得的层次差距。上述三个理论都认为家庭背景影响着个体教育机会的获得,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教育规模的扩张也不会必然降低阶层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3]。

我国关于规模扩张背景下高等教育获得的差异研究主要聚焦于阶层、地区、城乡等视角。吴愈晓以文化资本理论、资源稀释理论和教育决策的理性行动模型为理论基础,并将这三个理论的“共通之处”转化为CGSS(2008)数据中的操作化指标,以此来探究文化资本、兄弟姐妹数量和阶层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教育获得的阶层差异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教育规模的扩张也没有使教育不平等问题得到有效改善[4]。该研究揭示了1978-200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从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中整体升学机会的不平等情况,但是没有对升学的类型和层次进行深入探讨。曹妍、张瑞娟在已有研究的三个指标中构建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指数,根据入学机会和分指标的深入分析发现,2007-2015年我国各地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总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地区间差异逐渐缩小,但西部各区域的差异呈先缩小后扩大趋势。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人口因素和经济特征是造成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5]。该研究为打破以区域为划分标准的招生政策,实现各省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化提出了卓有成效的政策建议。朱健、徐雷、王辉借助全国性数据,从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入手反向考察了城乡子代的教育获得情况。该研究发现,城镇子代的入学率在各个教育阶段都显著高于农村子代,其中城乡间在大学入学率方面的差异是高中阶段教育分层的延续和放大。此外,中西部的农村女性在教育获得方面处于地区、户籍和性别的三重弱势[6]。该研究的学者们从教育代际传递这一纵向视角入手考察城乡子代的教育获得差异,为我们提供了教育获得研究的独特视野。

国内基于户籍制度所进行的高等教育获得研究相对较少。孙永强、颜燕基于居住地和户籍的双重视角对我国城乡教育代际传递特征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父亲教育背景对子女的传递性并未因居住地或子女户口差别而出现显著差异,但是母亲教育背景对子女教育影响呈现显著的城乡差异。从城乡居民视角分析,城镇地区母亲学历对子女完成义务教育具有显著正影响;从城乡户籍视角分析,母亲学历对农村户口子女的小学入学机会影响更大,而对城镇户口子女的大学入学机会影响更大[7]。但该实证数据时间节点为2012年,其研究结论在当下是否仍然成立还有待进一步考证。高勇通过划分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中的不同出生组来刻画教育获得中户籍差异的演变趋势。研究表明:大学入学的户籍分布特征是之前一系列教育阶段的累积后果,高等教育获得的户籍差异的关键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户口差异缩小程度更大,还是高中升大学阶段的户口差异扩大程度更大[8]。该研究揭示了不同教育阶段中“户籍”的不同意蕴,涵盖了家庭背景、阶层文化、制度结构等核心要素。徐伟琴、方芳同时考察了户籍身份的地域属性和城乡属性,以及家庭背景之间的交互效应,指出户籍身份优势和家庭背景优势对高等教育获得均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中户籍身份的城乡属性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要大于其地域属性[9]。该研究虽然同时考虑了户籍身份的地域属性和城乡属性及其与家庭背景的双重影响,但是没有对户籍身份和家庭背景之间如何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的交互作用进行深入分析。

上述关于规模扩张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获得研究可谓视角各异、方法多样,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高等教育获得的分布特征和影响机制,更为丰富我国的教育公平理论研究、促进我国的高等教育获得均等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效对策。然而,基于上述文献的梳理和研究结论的时效性以及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等问题,对当下高等教育获得现状仍存有一定疑问。第一,基于欧美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能否解释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获得的现状?这些理论是否具有借鉴意义?第二,学者们大都只针对本科层次的高等教育获得情况进行探讨,很少有研究动态地将专科、本科及研究生三个层次的教育获得一起纳入分析范畴。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全面获悉高等教育获得的状况?尤其是我们如何得知哪些因素主导了本科教育后的升学机会获得呢?第三,家庭背景和户籍身份究竟谁在主导高等教育获得?什么是制约高等教育获得均等化的深层原因?二者的交互效应又是如何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有待于笔者对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的核心变量进行深度考察之后来回答。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视角

根据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的因素之间往往是交互的,这种交互作用会通过阶层文化的隐形方式逐渐内化、固化为学生的个体生命特征,并通过学业资本的累积和学习能力的培养最终以教育成就的形式呈现。在我国特有的二元户籍制度及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的背景之下,这种阶层文化会表现为一种双重的结构性制约,即外部二元户籍的制度性干扰和内部家庭背景的弥散性影响。囿于此,若要探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能否有效打破二元户籍的制度性分割并促进高等教育获得的均等化、家庭背景和二元户籍如何产生交互作用并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等问题,既要考虑二元户籍制度这一客观影响因素,也要考虑家庭背景这一微观作用机制。因此,有必要基于二元户籍制度与家庭背景的双重视角来考察扩张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获得情况,而根据考察结果所进行的总结与思考对于促进高等教育获得均等化、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模型設定

为检验MMI、EMI和RAT假设理论在解释当下中国高等教育获得现状的适切性,考察二元户籍和家庭背景如何影响高等教育获得,本研究通过SPSS 23.0进行数据处理,将高等教育获得类型作为因变量,年龄、性别、民族作为控制变量,户籍类型和家庭背景作为解释变量(自变量),采用多元无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的回归方程为:

lnP(y=h)P(y=h0)=ah+bh1X1+bh2X2+bh3X3+…+bhmXm+u

在上述方程中,高等教育获得类型作为因变量有四种情况,即h0=1,h=2、3、4,P(y=h0)表示未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参照组);P(y=h)表示获得第h种高等教育的概率;ah是常数项(截距);X1—Xm是解释变量;bh1—bhm是解释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表示各解释变量对于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程度;u表示误差项。

本研究将分为三个模型,三个模型都是以高等教育获得类型为因变量。模型1作为本研究的基准模型是以年龄、性别和民族为解释变量;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户籍类型这一解释变量;模型3 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家庭背景这一解释变量。统计结果显示,模型1、2、3的拟合优度依次提高,因而模型2和模型3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CNSDA)官网上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①。2015年CGSS项目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村居,共完成有效问卷10 968份。在剔除原始数据中“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无法回答”等无效问卷后,针对规模扩张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获得情况,将样本中的出生年份控制在1981-1995年,即将调研数据中年龄为20~34岁的样本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最终共筛选获得1 955个样本。本研究中各个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高等教育获得类型是本研究的因变量,指的是受访者目前所接受的最高教育程度。将原始数据中的受教育情况合并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未获得高等教育(含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扫盲班、小学、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第二类,获得大专教育(含成人高等教育);第三类,获得本科教育(含成人高等教育);第四类,获得研究生及以上教育。

户籍类型作为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在原始样本数据仅抽取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以前是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这四个选项的样本,剔除少量蓝印户口、军籍、没有户口等无关样本以减小误差。同时,为排除户口迁移对本研究的干扰,将农业户口(以前是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依次归类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②。家庭背景也是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共包括“弱势家庭”“普通家庭”“优势家庭”这三类。因CGSS(2015)中没有可以直接用于测量父亲职业和家庭收入的变量,本研究参照徐伟琴、方芳的研究③,对“受访者本人14岁时家庭社会等级”“父亲最高受教育程度”“母亲最高受教育程度”这三个变量进行降维处理,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最大方差法)提取出“家庭背景”这一变量④。同时,参照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的各阶层比例,将因子得分小于0的记为“弱势家庭”,因子得分大于2.5的记为“优势家庭”,因子得分介于0到2.5的记为“普通家庭”。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二元户籍与家庭背景的分布情况

二元户籍与家庭背景的列联表分布情况表明(见表2):农业户口的比例占全部样本的一半以上(62.6%),但农业户口中有超过一半的家庭背景处于弱势地位,且普通家庭和优势家庭的比例均小于非农业户口中普通家庭和优势家庭的比例。此外,非农业户口的比例仅占全部样本的37.4%,但非农业户口中的弱势家庭与普通家庭的比例相当,而非农业户口中优势家庭的比例是农业户口中优势家庭比例的19倍。可见,属于非农业户口的个体往往拥有较为良好的家庭背景,而农业户口中则大多属于弱势家庭背景。

(二)二元户籍和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分析

如表3所示,年龄变量始终对A和B两个分组模型的回归系数产生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分析对象的年龄越大(参加高考的年份越早),获得专科和本科教育的概率越小,这表明高校规模扩张的效應显著。但年龄变量对C组模型的回归系数始终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因为1999年以来的高校规模扩张主要是针对专科和本科进行的,而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的幅度相对较小。此外,三个模型中的B组回归系数值始终大于A组回归系数值,这表明1999年以来的高校规模扩张在本科层次的力度大于专科层次,这才导致了年龄对获得本科层次教育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

性别变量对模型1、2、3都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说明本研究中的高等教育获得没有产生显著的性别差异,因此,不对性别变量进行赘述。

民族变量只对A组产生显著影响,对B、C组没有显著影响,说明民族变量只对获得大专教育有显著影响。三个模型中的优势比显示,汉族获大专教育(A组别)的概率约为少数民族的2.2倍,而汉族获本科或研究生及以上教育(B、C组别)的概率是少数民族的1.2倍左右,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获得大专教育上的差距最大,二者在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教育获得中的差距较小。

1.二元户籍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通过模型1、2的对比来分析户籍身份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模型2显示,户籍变量对获得任何阶段的高等教育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其中,农业户口学子获大专教育的概率是非农业户口学子的0.223倍、农业户口学子获本科教育的概率是非农业户口学子的0.112倍、农业户口学子获研究生教育的概率是非农业户口学子的0.049倍。与此同时,户籍变量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始终为负数且系数值不断增大、优势比不断下降(与模型1相比,模型2中户籍变量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值最大,优势比最小)。这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业户口对高等教育获得具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高等教育层次的提高,这种负向影响的强度也在增大,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差距也在不断增大。结合我国城乡割据的现状来看,造成上述结果主要有内外部两个原因。一是农村学子学业能力受内部家庭环境限制。一方面,农村父辈由于自身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以及高等教育经历的缺乏难以给予学业支持与指导,家庭文化资本的缺失和学业追踪的忽视导致农村学子学业能力受限;另一方面,农村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教育期望不高,较少给予学业上的正向激励和鼓舞。而根据威斯康星模型以及地位获得模型的系列研究,父辈对子代的教育期望会显著有效地影响子代的自我教育期望及其教育获得[10],这表明农村学子很可能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处于较低的教育期望状态,甚至因此在教育分流过程中提前放弃选择。二是农村学子学业能力受外部教育条件制约。2020年6月17日,中央财政部网站发布了题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进一步向薄弱环节和贫困地区倾斜,筑牢基本民生底线》的文件,这表明我国当前的城乡基础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长久以来,城乡之间的基础公共资源相差甚远,农村地区师资匮乏、教学人员积极性不高、流动性大等问题使得农村基础教育的薄弱现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学子进入“精英高中”的概率,从而导致了农村学子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处于劣势。可见,农村学子学业能力受内外部条件限制造成了城乡高等教育获得的二元分割局面,也使得农村学子只能依赖于高等教育总量的扩大来提高其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

2.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模型3中加入家庭背景时,户籍变量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值有所减小,优势比略微增大,说明家庭背景可以削弱户籍变量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从而减小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差距。具体来看,当家庭背景处于弱势情况时,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负向影响力要大于农业户籍身份所产生的负向影响力(1.563>1.309,2.713>1.735,4.083>2.268);当家庭背景处于普通情况时,农业户籍身份对大专和本科层次教育获得的负向影响力要大于家庭背景所产生的负向影响力(1.309>0.951,1.735>1.542),但是在研究生及以上阶段的教育获得则仍然是家庭背景发挥着更为有效的负向影响力(2.410>2.268)。可见,在更具价值的精英教育阶段中,家庭背景始终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诚然,研究生教育属于精英教育,这种更具价值的高等教育所传授给学生的身份文化更偏向于精英文化。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可知,经验形态的家庭文化资本又称为“习性文化资本”,指的是家庭文化环境对置身其中的人具有感知、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倾向性引导,并决定了家庭成员长期精神心理状态的秉性系统[11]。因此,处于精英阶层的子女从小接受和熏陶的家庭文化习性与精英教育场域所传授的身份文化更为相符,这就使得拥有优越家庭背景的学子,其文化惯习和气质秉性等特征在精英教育场域中具有先天优势,而家庭背景和户籍身份均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则会因为缺乏这种“精英”文化惯习而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中处于弱势地位。此外,通过A、B、C组别回归系数和优势比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户籍身份还是家庭背景,二者对于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力都会随着高等教育层次的提高而不断增大,这表明高等教育层次越高,户籍和家庭背景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再者,弱势家庭在研究生及以上层次教育获得中的弱势地位最为突出(回归系数为-4.083,优势比为0.017,负向影响是所有数据中最大的,优势比是所有数据中最低的),该负向影响的程度几乎是普通家庭的两倍,且二者之间的优势比差距有5倍之多。这表明,户籍身份和家庭背景均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在高等教育获得中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可见,高校扩招虽然能够使户籍和家庭背景均处于弱势情况的群体获得一定数量的高等教育机会,但这些主要是价值含量较低的高等教育机会(如大专教育),而且这些较低层次高等教育机会的保留,更大程度上来源于优势群体在该层次教育机会的饱和。当这些弱势群体想要追求更有价值的高等教育(如研究生及以上教育)或者挤占优势阶层的高等教育份额时,其弱势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因而,该数据证实了部分MMI假设和EMI假设:伴随着教育扩张,优势阶层对于高等教育的优势地位会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转移至高等教育的层次和质量上,而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只能排在优势群体的后面,等待福利的传递,成为教育扩张的末端受益者。

(三)二元户籍与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交互效应

上述关于二元户籍和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分析表明,户籍制度和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获得的确存在显著影响,且这种显著影响会随着高等教育层次的提升而不断扩大。但上述实证分析仅仅揭示出二元户籍和家庭背景二者对高等教育获得的独立作用,除此以外,还需要对二元户籍与家庭背景二者对高等教育获得的交互效应进行考察。

表4表明:户籍与弱势家庭背景的交互项会对高等教育获得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种显著影响会随着高等教育层次的提高而逐渐减小(0.796<1.006<1.029);户籍与普通家庭背景的交互项也会对高等教育获得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种显著影响会随着高等教育层次的提高而逐渐提升(2.639>2.388>1.776)。由此可见,对于弱势家庭的子女而言,户籍与家庭背景的交互效应会随着高等教育层次的提升而逐渐减小。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彼得·M.布劳和奥蒂斯·杜德里·邓肯在《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中所言,“具有成功克服挑战的经历有助于他们应对随后的激烈竞争,但他们卓越的成就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比从未不得不克服同样初始障碍之人是更为被高度选择的群体”[12]。众所周知,能够接受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的弱势家庭子女不仅仅是克服了本科教育后的升学困难,更克服了自身教育经历中的家庭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缺失的困难,而成功克服这些困难的经历让弱势家庭的子女更加坚韧和优秀。因此,户籍与家庭背景的交互作用對这类群体追求更高层次高等教育获得的阻碍作用也会逐渐弱化。而普通家庭的父辈资本存量在各方面都会优于弱势家庭,这也使得普通家庭的子女对于所克服的教育经历中的困难要少于弱势家庭。因而,当户籍制度和普通家庭背景产生交互作用时,普通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获得更容易受到其阻碍作用,且高等教育层次越高,这种阻碍作用越强。

四、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首先,教育机会是沿着阶层自上而下传递的,优势阶层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而弱势阶层是教育扩张的末端受益者,后者在获得高等教育时更依赖社会对教育水平的支持程度,即MMI部分假设得到证实;优势阶层总是可以利用其资源持续地、有效地确保子女的优势位置,在教育扩张背景下,这种优势会从高等教育获得的机会上的优势转移至层次上的优势,即EMI假设得到证实。可见,上述西方理论对我国当下的高等教育获得仍然具有一定的适切性和借鉴意义。

其次,一方面,二元户籍造成了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分割局面,农村学子会更依赖于高校规模扩张来提升其获得高等教育的概率;二元户籍是导致高等教育获得不均的深层原因,不利的户籍身份始终对高等教育获得产生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高等教育层次越高,户籍身份的影响越大。另一方面,家庭背景会弱化户籍身份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从而缩小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差距;家庭背景是高层次高等教育获得的决定性因素,拥有优越家庭背景的群体在获得精英教育上有着天然的优势,高等教育层次越高,家庭背景的影响越大。

最后,二元户籍与家庭背景的交互作用会对高等教育获得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对于弱势家庭背景而言,随着高等教育层次的提高,户籍与家庭背景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小;而对于普通家庭背景而言,随着高等教育层次的提高,户籍与家庭背景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大。

(二)思考

首先,二元户籍是导致城乡教育分割、扩大城乡教育差距并造成高等教育获得不均的深层原因。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社会差别和结构分层突出地表现为户籍等级式社会分层[13]。在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二元户籍制度不仅违背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和平等受教育权,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是阻碍城市化进程、阻止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底层弱势群体若想通过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实现农转非的飞跃,就必须跨越二元户籍的制度藩篱。因此,要通过高等教育获得均等化进而带动教育的代际流动性,就必须剥离粘附于二元户籍制度的利益挂钩,通过城乡之间的入学机会平等、受教育权利平等及就业机会平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

其次,从长远来看,缩小高等教育获得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关键就在于以基础教育为起点,改变因二元户籍所造成的城乡教育分割局面,统筹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以提升农村学子的学业竞争能力。为此,2016年7月《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十项改革举措,包括“同步建设城镇学校、努力办好乡村教育、科学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实施消除大班额计划、统筹城乡师资配置、改革乡村教师待遇保障机制、改革教育治理体系、改革控辍保学机制、改革随迁子女就学机制、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14]。这十项举措为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基本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与此同时,近些年来中央政府所实行的银龄讲学计划、推进“互联网+教育”、教育脱贫的精准政策等都为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促进城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进而缩小高等教育获得差距、实现教育公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家庭背景是决定高层次高等教育获得的充分条件,优越的家庭背景可以通过资源转换来扭转不利户籍身份对高等教育获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实际上是否定了MMI的部分假设和生命历程(LCP)假设:教育的普及不会使得家庭背景的影响减小为零,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子女年龄的增大、对家庭财政依赖的减少而消失。相反,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会随着学业资本的累积而发挥越来越显著的影响,这种累积效应的结果会以高等教育获得情况来呈现。因此,必须关注家庭场域对个体教育生涯的影响,重视家庭教育决策的微观作用机制,包括家庭文化资本、父母辈的教育期望、性别平等的家庭教养方式、教育投资状况等决定个体受教育层次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借鉴RAT假设可知,还应当完善农村学子的升学和就业扶持体系以保障其高等教育回报率,降低教育投资风险,从而减少因教育决策的选择差异而导致的教育获得差异。比如,实行立体化、动态性、全方位的各级各类学生资助体系,建立扶贫扶智扶志相结合的资助育人机制;完善各个教育阶段的职业生涯课程再辅之以职业教育资源的强化建设,弱化学校教育的选拔功能以降低教育投资风险;形成学校和社会协同育人格局,鼓励社会企业为贫困学子开放专门的岗位通道等。

注释:

①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本研究所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网址为: http://www.cnsda.org/index.php?r=projects/view&id=62072446.

②《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全国农业户籍占比为65.5%,本研究的全国农业户籍占比为62.6%,二者差距较小。因此,本研究的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③受访者14岁时家庭等级共有10级,因7~10级的比例太少,故将7~10级合并为第7级;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分为5级:初中及以下(含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扫盲班、小学、初中)、高中(含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大专(含正规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本科(含正规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研究生及以上。

④Bartlett球形度检验通过,表明该指标具有良好的效度。其中,母亲最高受教育程度、父亲最高受教育程度、14岁时家庭等级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870、0.868、0.428,主成分因子特征值为1.694,主成分因子解释力为56.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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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7/11/content_5090298.htm,2016-07-02.

(责任编辑:刘丽)

普通家庭金融投资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为大家整理了几个家庭理财规划,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以下是月入3000买房理财计划: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小李,虽然去年7月才参加工作,但目前已经稳定下来,每月收入达到3000元,年终还有2…

为大家整理了几个家庭理财规划,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以下是月入3000买房理财计划:

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小李,虽然去年7月才参加工作,但目前已经稳定下来,每月收入达到3000元,年终还有2万元的奖励。在保障方面,单位给她办了住房公积金、医保、社保等,每月支出600元左右。因为吃住在家,其他方面开支甚少。

不过,小李是个有理想、有主见的女孩,除了努力工作以待升职,还希望通过理财来积累资金,一两年后在市内按揭一套单身公寓。那么,小李该如何让自己的资金升值呢?本报请来浦发银行国际金融理财师(CFP)杨小勇为小李支招。

第一步: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

作为刚入职场的新人来说,金钱是有限的,工资是微薄的,精力是旺盛的,而品牌衣服、化妆品(特别对于女性)等各种需要花钱的爱好,还有朋友的约会、时尚书籍、CD等等,都是触目可及、活色生香的。杨小勇认为,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投资不是房产、基金、股票等投资工具,而是投资自己的头脑。

要想通过理财方式实现理想生活,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所以,建议小李不要急着开始自己的投资之旅,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理财观念和理财方向。

第二步:给未来做一个综合规划

美国劳动部做过一个统计,根据100位25岁的年轻人当时的生活状况,跟踪他们40年后的生活。统计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1人富裕、4人经济独立、5人继续工作、12人破产、29人死亡、49人靠退休金、朋友、社会福利。95%的人退休生活都比较紧张,只有5人是经济独立。调查表明,这5个人在中年或青年时,都做了相当多的人生规划(更多考试资讯尽在http:///)。

所以,杨小勇建议小李,在学习理财知识的同时,对自己未来想要过的生活进行规划,包括个人财务的规划以及个人健康、个人家庭组建的规划。

第三步:按照规划长期理财

有了良好的人生规划和正确的理财观念后,小李就可以开始自己的家庭理财了。理财不是一次简单的投资,也不是一个阶段的理财行为,而是伴随一生的财务规划。

对于小李来说,虽然收入还比较低,理财经验也不够丰富,但优势是年轻,有着较长的投资理财的时间。针对小李的情况,杨小勇给予了以下建议:

1.养成良好的储蓄和投资习惯。建议将月收入的30%储蓄或投资,投资方式有多种,比如按月存一笔一年的定期存款、按月购买货币基金或按月基金定投,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考虑到小李希望几年后购买一套公寓且目前资本市场处在相对底部区域,所以建议做一份股票型基金定投,这样可以提高此阶段的投资收益,减轻购房首付款的压力。

2.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我们需要理财,但也需要享受生活,不主张为了理财而变成金钱的奴隶,仅仅需要在消费时区分一下:此笔消费是需要还是必要?对于有利于提升自己生活品质的消费,可以大方买单;对于仅仅是个人想要的冲动消费,则需冷静处理。

3.投资房地产,越早越好。鼓励小李在合适的时候购买单身公寓,按2011年3月份上市楼盘的均价5500元左右来计算,未来房价按每年5%的增长比率上涨,三年后房产均价

为6000元左右,如果购买40平方米的小酒店公寓,则需24万元,按首付30%算,三年后需要准备首付款7.2万元。按小李每年2万元的年终奖加上日常基金定投,三年后购房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4.会理财还要拓展人脉。不管什么人,光靠自己的力量成不了富人。拓展人脉不一定能获得切实的帮助,但一定可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对于年轻人来说,财富不仅仅是金钱,人脉也是人生中重要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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