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文化传播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过去未曾凸显的矛盾和问题，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出现了一系列突发的公共事件和危机。本文主要通过案例分析和文献资料的综述，研究大众传媒作为“第四种权力”在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大众传媒 公共危机 危机管理 双重性
一、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积极性
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向党和国家或危机管理机构反应民意社情，向公众提供灾难、危机预警信息，通过满足公民的信息需求，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1、监督功能
大众传媒监督作用发挥的程度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情况。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舆论这种集合性意见形态，对各种社会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著名记者）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在公共危机发生前期，大众传媒有预警和监视作用，对各种社会问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能及时发现诱因，并能有效促使公共部门采取措施把潜在的公共危机毫不留情地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避免危机升级，造成重大损失。
2、缓冲功能，即“社会减压阀”
舆论缓释是指为了保证社会组织和个人能够将以往积聚的一些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在合法的前提下得以宣泄释放，使他们的观点意见得以表达，以此减轻或消除不满或敌对情绪，从而保护这部分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和正常社会关系的一种舆论调控范式。
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正确实施倾向性传播，从负面事件中报道正面新闻，对一些产生误会和歧义的信息及时解释，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压力，平抑人们的偏激情绪，培养积极乐观的健康心态，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3、博弈功能
大众传媒与公共部门是一种合作博弈的关系。大众传媒保持“形式上的独立”,但它是公共部门管理的重要领域，必须接受公共部门的管理，其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共部门舆论管理的体制框架。公共部门掌握信息公开的主动权，常把应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当作内部机密，使公众难以获取信息，引发猜疑和不安。大众传媒在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能成为无形的压力迫使公共部门公开信息，为公众争取合法权益。
4、沟通反馈功能
信息沟通是危机管理的核心，而大众传媒是政府与公众的双向沟通渠道。大众传媒对危机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能在第一时间向公共部门表达民意，减少了信息传递环节，实现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协调、联动，确保危机信息比例合理化，引导公众与公共部门形成一致的危机意识，共同战胜危机。
5、传承功能，即更替继承
2008年的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带给我们无限痛苦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这些历史时刻见证者和评判者的公共舆论真实记录下了那时的点点滴滴。公共舆论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如互联网、报刊杂志等，记载、抒发和颂扬这伟大的民族精神。大众传媒以其特有的方式将国人抗灾救灾的顽强乐观精神传承下去，鼓舞士气，储备了丰富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二、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消极性
基于德国学者内尔·纽曼提出关于大众媒体所持观点和受众观点的关系的“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理论，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一些消极作用：
1、过滤，信息失真变形
各媒介会出于不同目的和利益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有选择地过滤，导致某些重要细节被遗漏，或是信息“把关人”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掺杂了个人情绪，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事实，都会使信息失真变形，引发误会和猜疑。
2、麻醉欺骗公众，激化矛盾
媒介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公众往往只是被动地接收。若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一味地报道负面信息，就会潜移默化地腐蚀公众的积极心态，麻醉其精神，使其麻木冷漠，或是煽动公众，诱发深藏的不满敌对情绪，导致公共危机愈演愈烈。
3、弱化社会规范
既然公共舆论的传播存在不公正，具有明显的倾斜性，那么社会也就无公正可言，公共舆论中的强势一方占据主导位置，弱势一方的利益毫无保障。
4、制造轰动效应，漠视社会责任
当今社会，有些媒体为“轰动”而恶意“炒作”，违背职业道德，违背社会规则，制造、挖掘一些社会负面新闻或隐私来吸引公众的眼球，漠视行为的后果。
三、大众媒体的消极性的应对策略
西方公共学者曾指出，政府部门积极主动的应对、媒体“第一时间”的反应和公众的自我调适是成功化解公共危机的三要素，因此本文也从这三要素入手阐述减少或避免大众传媒消极影响的对策。
1、从公共部门的角度出发
（1）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在积极打造“阳光政府”的今天，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时，知情的公共部门有义务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地提供最新讯息，通过媒体告知公众事件的发展进程，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安抚社会情绪。
（2）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督管理公共舆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颁布实施一系列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为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提供了法律保障。
（3）推行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公众的判断力。媒介素养是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公共部门应注重媒介素养教育，开设系统化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或通过讲座、发送指南书等途径培养公众健康的媒体批判能力。
2、从媒体的角度出发
（1）明确定位，制定行业规范，加强自身管理。2001年我国互联网自律机构——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2006年4向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和从业人员发出“提供文明服务，创建和谐网络”倡议书，具体提出了八项要求，与此同时，新浪网、搜狐网、百度网等十四家知名网站联合向全国互联界发出了四项倡议。网络传播渐渐进入了合理规范的运作模式。
（2）遵守法律法规，加强与政府的沟通与合作。媒体应在法定范围内进行报道，要符合公众利益，在政府危机公关的全程中，要始终如一地与政府站在一起化解和消除突发事件诱发的各种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法律的履行秩序。
（3）培养媒体工作者良好的职业操守，理性客观地传递分析。媒体工作者必须严于律己，掌握好传播的情绪情感，坚持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不遮瞒，不夸大，认真核实信息来源，提供准确的信息，杜绝虚假不实报道，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受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及时纠正一些偏见和谬误，让受众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4）培养专业化、职业化的队伍，与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5）提高公信力，树立权威。新闻媒体蓬勃发展的生命之源在于实事求是，如实报道，不光只是颂扬好人好事，而且敢于披露社会中丑陋黑暗的一面，执着追求真相，对受众的意见疏而不堵，客观地表达民意，及时验收传播效果，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对消极因素积极引导、化解，逐步树立自身形象，形成品牌效应。
3、从公众的角度出发
（1）不盲目轻信跟风。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泛滥，同一事件会出现不同报道，有真实，也有虚假，公众不应轻易相信某一说法，甚至“一头热”盲目附和，人云亦云，应该冷静对待，真正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2）提升自身的素质，提高判断分析的能力。公众是公共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其素养的高低对大众传媒作用的发挥程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公民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充实完善自己，开拓视野，发散分析思维，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多角度地对传播的公共舆论做出合理的分析和价值判断。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2010级研究生）
责编：刘冰石
大众传媒文化传播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英文摘要】The mass media as the product of the social, it has been widely worked into every aspect of the society, and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ife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global situation, its influence is growing stronger day by day. Especially in the new century, the mass media as aspecial of environment, providing a impotent of the public value,and maintain a series of social interests, and then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s policy.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 of interests been influented to the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so the People will be intereted in the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if the reasonable demands of the people not be considered, the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will lose their support.Therefore, it is very necessary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On the one hand,the mass media as a disseminator of information can take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the people,increased public support for our government policy, Let people participated in political and supervise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On the other hand, the mass media provide a public platform for people,and take the public demand to the government policy makers, guarantee the government policy’s democratization and scientific.The impact of mass media o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s a relatively new research topic. Lots of paper are consulted and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such
as system analysis approach, social inquiry methods and so on,are applied.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by experts and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nd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s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and four proposals that make the interaction ofmass media and ou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re proposed. 【关键词】大众传媒 政府决策 媒介寻租
【英文关键词】mass media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media rent-seeking 【目录】大众传媒对我国政府决策的影响3-47-1178-999-10Abstract
4目录5-7
摘要
第一章 绪论1.1.1 课题的来源1.1 课题来源和意义7-81.1.2 课题的意义7-81.2.1 国内研究情况8-91.3 研究思路和方法9-1
1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2 国外研究情况1.3.1 研究思路
第二章 大众1.3.2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10-11传媒的含义、种类、功能及其现状11-1511121213-1515-192.2 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11-132.2.2 引导舆论122.2.4 提供娱乐12-1
32.1 大众传媒的种类2.2.1 传播信息
2.2.3 教育大众2.3 大众传媒的现状第三章 政府决策的含义、特征及其现状3.1 政府决策的含义1
53.2 政府决策的特征
15-163.2.1 政府决策的权威性15-16
3.2.3 决策方式的民主性16
3.3 我国政府决策的现状
3.2.2 决策内
3.2.4 决容的公共性16策方式的科学性1616-191718-1919-213.3.1 决策信息不完整173.3.3 程序不规范17-18
3.3.2 制度不完善3.3.4 权责不明确第四章 大众传媒与政府决策的辩证关系4.1 政府决策背景下的大众传媒19-20
4.2 大众传媒时代的政府决策20-21策21-3121-26
第五章 大众传媒与我国政府决5.1 大众传媒对我国政府决策的积极影响5.1.1 大众传媒在突发事件上为政府机构决策提供了
5.1.2 大众传媒形成的公共舆论使政府的决5.1.3 大众传媒监督政府决策过程,帮助政
5.2 大众传媒在对政府提供决策中5.2.1 增强社会沟通器的功能,防止过大量素材21-23策更加民主23-25府维护社会的稳定25-26仍然有很大空间26-31度市场化27-2929-
315.2.2 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应到位第六章 我国政府决策如何充分反映大众传媒和适应民
6.1 大众传媒要加强自身机制的建设众需求31-3931-3331-326.1.1 建立、健全大众传媒的危机预警机制6.1.2 加强大众传媒的行业自律32-33
6.2 政府应主动与大众传媒合作,向大众传媒提供足够的信息33-356.2.1 政府及时公开突发性事件的各种信息,建立信息
6.2.2 我国政府可以主动与媒体合作公开制度34
34-35法规35-3836-3737-3839-406.3 建立健全有关新闻出版和政府决策等方面的法律
6.3.1 要加快关于大众传媒行业的立法建设6.3.2 法律能保障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6.4 发挥好各方面的监督功能38-39参考文献40-41
致谢41-42
大众传媒文化传播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大众传媒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
最近几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人们正在不知不觉间见证并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下是这场变革中的三个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1997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通过卫星电视直播，中外国家元首围绕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激烈辩论；第二个案例是2005年5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数万人通过手机短信和诸如QQ、MSN这样的即时通信软件自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同一时期，网民通过互联网组织了反对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在线签名活动，2005年5月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2次就这些活动专门回答了记者提问；第三个案例是200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1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11650万人至12950万人之间，接近总人口的10%。[2]
以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为代表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将对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国际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中国外交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合作-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３]同时尽管有学者承认在所谓的非民主国家（nondemocratic）里要准确评估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倾向于认定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精英保持着对于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中国也不例外，大众传媒不过是政府对外宣传（Propaganda）的工具。而且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之类新兴媒体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消极的，倾向于在某些时候以关闭某个有争议网站服务器的方式来控制事态恶化。[４]
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因为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因此在信息发布方面拥有特殊的优势，同时媒体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在研究中国的具体案例后，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在线公众舆论成为了一种足以影响外交决策社会力量，尽管最终的决策仍然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学者更加乐观的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推动中国通向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提供了“多-多”的交流新模式，使得那些处于传统决策圈之外的人能够以更加方便和更加廉价的方式在线表达其不同看法。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中国通过传媒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自身形象提供了可能。
上述所有研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相对比较缓慢。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就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出令人相对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大众传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外交的决策。本文尝试通过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外交决策模式和权力分配的变化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
从形式上来看，所谓外交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国政府用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系列声明、决定、政策和反应。[５]从内容上来说，外交政策包含三个部分：一国政府努力在海外追求实现的目标，在背后促成这些目标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和价值的手段与方法。[６]在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看来，理解、预测和应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决定和行动的前提就是要辨别出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要素。[７]所以很自然的在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之前，需要先明确中国外交政策决策体系的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整个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体系可以分为三大主要机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其中决策机构的演变可以看作是整个决策过程特点变化的标志。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完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根据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陈毅为外事小组组长。[８]该小组在文革期间被撤销，1981年重新恢复，1993年3月，江泽民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任副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目前胡锦涛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唐家璇任副组长、秘书长。自1993年至今，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开始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出任。同时该小组的人员构成也逐渐趋向于稳定，其职能被确定为负责对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９]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可以据此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
从理论上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应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一种集体决策而非个人决策。这就是说最终政策的选择并非由个别领导人说了算，而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第二，它应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决策过程，因为咨询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有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合法地位，另外，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与，外交政策的领域也有不断扩散的可能。但实际的运转情况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预期，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历史沿革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经历了深刻和重要的变化，大致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至1978年结束。该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占据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核心位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或者说个人权威是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1０]在这一时期，有2个经典的案例：第一个经典案例是有关是20世纪50年代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根据已经公开的档案，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讨论中说服他的同事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出兵朝鲜的艰难决定。[1１]第二个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尽管当时国内处于“反帝反修”的特殊时期，尽管毛泽东当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这毫不影响他在深思熟虑后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1２]
在这一时期，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占据了决策体系的核心位置，使得整个决策过程成为具有高度个人化色彩的过程。与此同时，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是高度同质化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冷战这一国际大背景也让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之外。因此，大众传媒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功能就是报道政府新闻和政策。
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持续到1993年，这一阶段邓小平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并且领导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时期外交政策决策的主要特点是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的过渡和转换。邓小平本人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源自个人超凡魅力开展工作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对外政策上扮演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决策者。作为决策核心的表现在于，这一时期中国重大的对外决，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决策，以及各项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与外交政策的指导方方针，都是由作为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确定了中美建交的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１３]另一方面，以1981年重新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为标志，显示出这一阶段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集体决策机制的逐渐回归。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大众传媒也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从1995年前后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所处的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传媒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下面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大陆扩大了影响，并改变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社会：在冷战期间，或者甚至在1992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阻碍中国接入互联网最主要的障碍。[１４]同时，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和运行更加注重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例如在2004年，通过对于宪法的修订，重新赋予国家主席以国事权。[１５]这一修订让制度与中国外交的实际实践相互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首脑外交属于体制外型化的尴尬局面。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中国人口的构成上。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属于革命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出自革命时期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其领导的社会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就意味着外交决策模式将会发生变化。超凡魅力领导人个人化色彩较浓的决策模式逐渐从历史淡出，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外交决策过程。尽管仍然存在诸多局限，但是整个决策过程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真正的集体决策过程。虽然公开的资料有限，相关公开的资料仍能让人一见端倪。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的决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得知事件发生之后，首先的反应是召开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紧急会议，最终对美国的反应以及引导国内舆论的措施，都是在会议上讨论之后做出的，总书记仍然掌握最后的权力，但是这种决定是在各方讨论后综合各方意见做出的。[１６]
第三个变化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外交政策领域进一步得到扩散，外交政策的领域涉及到武器贸易、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外国专家、情报和信息、公共外交、贸易和技术转让等。为此，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变化一方面反映着国家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和战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参与者加入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外交政策领域的扩散客观上需要相关外交决策信息资源的开拓，媒体无疑是一个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
第四个变化是互联网以前所未见的通讯高速度在中国的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1997年整个中国大陆共有299,000台计算机可以通过电话线拨号或者是专线方式上网，到2004年则达到了22,503,000台，截至2006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创纪录的49,500,000台；在网络用户方面，1997年全中国有420,000人以各种方式上网，整个网民数量在2006年增加至1.4亿人左右，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上网。[１７]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大大加速了信息和知识的跨国流动；其次是伴随着互联网、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在线论坛和个人博客的迅速发展，每个单独的个体都能够从众多的工具中寻找到一样最简单和最方便的工具去获取与中国外交政策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这两个效果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提出了三个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信息的重新分配。高速和几乎实时的跨国信息流动使得所有互联网的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问题的最新进展，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可能和最高决策者同时甚至更快的了解到同样的信息。同时，网络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从网上得到各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知识，这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一种理解和分析国际现象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能被动的接受来自政府的唯一解释。这意味着政府不再垄断对于国际问题和本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解释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更多的考虑如何在政策公布之后说服公众，以赢得更多公众支持。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知识的扩散。如同约瑟夫·奈（Joseph Nye）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信息时代，可信任知识的供给将成为新的权力来源。因为信息时代过于充分的信息供给使得人们更加需要有效处理和过滤信息的知识，谁能够提供这种知识，就能够通过提供知识影响接受者的行为，这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权力新来源之一。[１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决策机构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民众对于官方口径的信赖。
第三个挑战是权力分布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趋势。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决策权仍然是高度中心化的，特别是大国。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指出，外交决策中权力的去中心化趋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这一趋势意味着在传统决策圈之外的行为体能够比以前更加方便地影响圈内的行为体以及决策过程，尤其当决策圈外的行为体能够有效动员民众支持的时候。作为应对这种趋势的措施之一，中国外交部2004年3月19日在新闻司下设立了一个公众外交处，主要的职责就在于推动公众更多的了解外交部的工作。
三、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媒的管理政策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简要的变化情况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表格：
简单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主要开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财政拨款被看作是政府的投入，在管理上，除了全国性的少数媒体之外，都是各地方政府分别管理的。改革开放之后，媒体更多的被看作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说，仍然强调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对于媒体的管理，但是媒体的专业工作方面已经由职业化的编辑遵循和西方新闻媒体比较类似的原则进行管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认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对于媒体的管理，在那时形成了“党管媒体”的认识。这里的媒体是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媒体，对于这些媒体的控制是高度中心化的，等级非常森严，在媒体上几乎无法发现学者个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评论。总而言之，可以说当时媒体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大众传媒扮演的就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它只能如实报道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所有信息，而对于决策过程构不成影响。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关于媒体管理政策的敏感话题开始被允许讨论起来，同时部分媒体也开始了比较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但是真正的实践仍然要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媒体被放入市场，通过竞争来促进成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媒体必须依靠自身去赚取继续生存下去的资金，除了少数作为政府喉舌的媒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给媒体提供财政上的支持。[１９]对于大多数被放入市场竞争环境的媒体来说，必须依靠与众不同的风格来吸引足够多的民众以保证发行量。
同时对于媒体的管理模式也从“党管媒体”变为“中央领导，政府管理，媒体行业自我约束，企业或事业单位独立管理”。尽管党对于舆论大方向保持控制的原则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情况仍然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媒体之间竞争的加剧，也使得各种报纸的编辑竭尽全力去寻找自己的特色，而且让越来越多的职业编辑来管理报纸的内容。这些编辑所学习的主要是西方的新闻理论，并越来越多地试图学习西方同行们的实践经验，结果就是媒体内容更加的开放，声音趋于多元。
这一变化趋势对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影响。
总结来说，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种类型的功能：
第一类功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不仅仅是所有主流媒体的职责，也包括其他媒体，尽管后者通常采取比较灵活和多样化的报道。在发挥这种作用时，媒体仅仅报道其从官方来源获得国际新闻，并且不会对政府外交政策发表基于不同立场的评论。
第二类功能是作为知识精英表达其意见的“麦克风”。这些意见包括对外交政策的补充、完善甚至是批评。那些试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从大众传媒的发展中看到了表述其主张、吸引更多的支持者的机会。
这一“麦克风”的作用在朝鲜核问题上得到了体现。2006年9月，当朝鲜宣布要进行核试验时，有学者发文认为“朝鲜政策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对其影响有限”。[2０]当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地下核试验之后，有记者就中国对朝政策有效性更加直接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则给出了与学者完全不同的评价。[２１]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效用的不同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记者的提问，这种影响目前可能还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测定，但其存在本身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也使得外交决策过程必须考虑这类因素的存在。
第三类功能是作为政策辩论的“竞技场”，提供一个让持不同政策主张的精英进行辩论的平台。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持不同主张的精英通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进行辩论。媒体对种辩论很欢迎。因为这会吸引众多感兴趣的读者。因此当发生某个热点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意鼓励这样的辩论。2002年6月开始的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就是典型的案例。[２２]这种辩论很快就从学术期刊扩散到了网络，借助新兴媒体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并在经历了种种外界影响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这一时期中国对于日本争常的强硬态度多少受到了这一激烈辩论的影响。
第四类功能是作为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促使缩短反应时间的“加速器”。针对某些热点问题的实时、密集的报道，会让决策者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要加速做出反应的时间和速度，这对于整个决策体系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遇到袭击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24小时之内，外交部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后续处理问题发布了详细的信息。[２３]
第五类功能是作为普通民众宣泄其针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不满的“安全阀”。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政府会鼓励媒体无限制的去表达民众的这种不满。同样无法确定的是中国政府曾经尝试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利用媒体去煽动某种负面的公众舆论，进而利用这种舆论在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这一安全阀的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自2001年至2005年，新浪网为中日关系至少建立了10个专题，持续时间最短的是3天，最长的是615天（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新闻报道和频率最密集的则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在39天时间里发布了接近200篇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从内容来看，除了“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之外，其他专题集中报道的都是中日关系中的负面新闻。这些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最终引发了民间的大规模涉日游行，而此后出现的“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则是在出现了大规模涉日游行之后外交部引导民间情绪所做努力的结果。在这些新闻报道和分析中，正面或相对中立的立场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同时配合人民网上发表的包括《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在内的三篇时评，才最终较有成效地疏导了受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学者关于转变对日政策辩论和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一系列时件高度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一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通过发表一些比较激进甚至接近极端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媒体有可能在部分受众中获得共鸣，结果就是能够追求到更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这种通过媒体进行宣泄的做法并不理智，而且被高高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要作妥善的善后工作也会比较困难。
结论：大众传媒的影响及其限度
总而言之，目前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强，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
在今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开始有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同种类的媒体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兴趣了解国际问题，并日益强烈的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最重要的变化是今日中国大众传媒已经获得比以往更大的自由来发布不同学者对国际现象的分析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评价。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影响仍然有限。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仍然未充分开放，大众传媒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较难考量。其次是因为外交决策的信息资源分布尚不均衡，体制内政治精英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同时对大众传媒乃至大众直接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无论如何，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将使得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大众传媒在决策过程中也会因此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注释：
［1］ 本文是在提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年10月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18次），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doc/2006/7/19/103601.doc （2006年8月20日）。
［３］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４-１０.
［４］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72-175.
［５］ Junhao Hong, “The Internet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a New Social Force”, in Yufan Hao, Lin Su 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7.
［６］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７］ Arnold Wolfers,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67-80.
［８］ 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8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580/5581/20010606/483231.html （2006年8月29日）。
［９］ 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该部分以及下面有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历史沿革的论述主要依据网络资料整理而得，资料主要来源为：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44/0509/20243.html（2006年8月29日），该资料来源经求证外交部相关部门人士核实后基本可信。
［１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http://www.hzxjhs.com/dangzhibu/wenti.htm
［1１］ 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2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0-300页。
［1２］ 中央电视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http://www.cctv.com/specials/50th/bwl/17.htm
［１３］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１４］ 《中国互联网大事记1986-1993》，http://www.cnnic.org.cn/html/Dir/2003/10/22/1002.htm
［１５］ 张清敏：“中国修宪：提升首脑外交”，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8期，第62页。
［１６］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
［１７］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1997年、2004年、2006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据统计报告，见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3/10/13/93603.pdf，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4/2004072002.pdf，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pdf/2006/7/19/103651.pdf
［１８］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45-65页。
［１９］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chl&Gid=49335
［２０］ 沈丁立：“朝鲜核试验和中朝关系及中国的选择”，载《青年参考》2006年9月5日，资料来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7/4789770.html （2006年10月2日）。
［２１］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275579.htm （2006年10月15日）。
［２２］ 主张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学者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等，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洪明：“重振河山待后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随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开始进行反驳，代表性的包括：林治波：“对‘对日关系新思维’之九点质疑”，载《时代潮》2003年第14期；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２３］ 2006年2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e/cgngy/chn/fyrth/t235695.htm （2006年8月29日）。
（作者简介： 蒋昌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副教授；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讲师，上海，200433）
大众传媒文化传播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体育的发展与现社会的传播密切相关。当代传媒对大学生的影响已变得十分深刻。通过我国19所高校1806名大学生有关大众传媒体育信息对大学生日常生活介入的调查与分析，充分论证当代大学生是信息社会的主要力量，促进人们对大众媒体育信息影响大学生体育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以期促进有效的传媒和大学生体育发展对策，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大学生体育生活的良好社会环境。
关键词：我国大学生；大众传媒；体育信息；日常生活
大众传媒文化传播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文献标识码]A
对于大众传媒同公共政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不完全相同。毛泽东的看法最直接、最明确，那就是前者无条件地为后者服务，传媒为政党和政府工作服务。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思的见解则不同，“马克思无疑地梦想报刊不受国家管制，而是作为人民的真正发言人。如果国家像预言的那样在革命以后就消亡了，他的梦想或许已成为事实。”
马克思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于德国党想将无产阶级党报实行“报刊国家化”的计划极其反感。可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不得不重建国家机器，不得不面对管理国家的工具——政府同大众传媒关系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理想主义往往不得不让位于现实存在。在苏联，公众通讯工具只能成为“党的路线的发言人和国家的工具”，只能成为国家和党发布指示的工具。在苏联，公众通讯工具是同国家政权的其他工具及党的影响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在西方国家，大众传媒同政府、政党则呈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拿美国来说，20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变化过程。起初，人们千方百计地扶植传媒，试图造就一个强大的传媒去节制政府。而一旦传媒变得强大无比，或者由于商业因素的过度浸入致使某些传媒变得厚颜无耻的时候，人们又期待借重政府的力量去节制传媒，以防止传媒同各种社会势力同流合污。人们之所以选择政府而不是其他力量，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的美国，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但人们借用政府力量去遏制传媒异化的计划实行起来是十分谨慎的，究其原因，其一可能是他们对新闻自由的珍爱，害怕把砍杀自由之斧交到政府之手；二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敬畏，正是那个神圣的法案使美国人民在非战争时期享受到较为广泛的新闻自由：三是对政府本身的不信任。历届政府对传媒以至对人民自由的侵害记录让人们心中无法忘怀。所以施拉姆在《大众传播的责任》一书中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并指出，借用政府力量节制传媒的计划执行起来必须慎之又慎：
“我们企盼政府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传播内容有所限制与管束时，务须谨慎其事。政府行动尚有助传播畅通，或使新的参加者获得某些方便，应该受到欢迎。”
“我们给予政府愈多的管制之权，我们愈不能信任大众传媒能正确公正地报道政府的动态。”
“由政府行使检肃媒体的权力，何以将带来危险?100年前，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的媒体规模太大，又与大众相疏离，我们容易把它们的主要功能忘记，那便是节制政府。它仍应为大众所有，并且仍然保有这一种功能。因此，如果我们想由政府来检肃媒体，无异要一个机构来节制原曾对这机构进行节制者。”
“我们希望政府不要轻易干预人民的自由，除非不得已出此下策。”
“我们先应决定自己所相信的一切。我们还相信民主的政治哲学吗?如果我们不再相信，而改信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们当然可请政府来担任大众传播事业的看守者。本书立论与之适相反对。因此，我们应出诸以最大的谨慎与约制，切勿轻易鼓动政府来肩负起管制媒体的责任。”
进行了上述一系列思考、辨析和论述之后，施拉姆最后提出，要不要借用政府的力量，也即考量政府在何种情形下才可以出来对传媒行为进行干预，必须规定严格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已由大法官霍尔姆士提出，又得到由美国总统任命的公民权利委员会的赞成。这个原则就是：只有当对社会的福利产生明显而又即时的危险时，政府始可出面干预。也就是说，平时，人们不希望政府去干预大众传媒，但一旦大众传媒将对社会产生一种“明显而又即时的危险”的时候，政府方可干预大众传媒，对其进行管束和规制。
无论从施拉姆所考察的各个角度的问题，还是霍尔姆士提出的政府干预大众传媒的原则，人们都难以发现有类似毛泽东同志关于传媒对宣教政党政治的直接作用的论述。尽管事实上西方政治家都千方百计地接近和利用传媒，如美国建国以来50余届40多位总统都曾经通过设立新闻秘书、召开记者招待会或通过传媒发表讲话等渠道，试图利用传媒来宣传自己的政治意图。这种例子很多。首任总统华盛顿几乎订阅当时出版的所有报纸。肯尼迪总统在执政的3年时间里，发表过9次全国电视讲话。福特在尼克松下台后以副总统代行总统权力仅8个月时间，举行过52次新闻发布会，接受过85次正式记者访问，还多次同记者自由交谈。但哪一个总统都不会承认自己在利用传媒为自己的政策做事，都讳言传媒对政府制定与贯彻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堂发的博士后研究报告《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传媒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则完全以坦率、直接的理论胆略和学术智慧来研究大众传媒同公共政策的紧密关系。这应该是中国政治科学同新闻科学相结合的一种交叉学科回归真正的科学的一种有益的探索。
作者在书中指出，政策科学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涉及个人利益的选择，民主体制必须作为它的基本前提。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近几年来，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中心话语：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支持和扩大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有效参与。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由集体讨论决定。这些政策制定的科学主张要落到实处，更需要依赖一些可以实际操作的途径或制度设计，新闻传媒在可接近性、便捷性、时空的广泛性以及无参与资格限制等方面都是其中不可替代的一种途径。
该书通过大量的政策素材的媒体报道个案分析，提出了为相关话题的研究者所忽略的一种见解：在某种意义上，新闻媒体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一种公共设施。新闻媒体作为我国政府政策行为的辅助手段，它在完善决策机制、提高决策水平、实行民主与科学决策、增强政策效能方面，尤其在提高政策活动代表民意的深度与广度、决策的合理性程度、客观监督与评价政策效果的可信度等方面发挥着显著功能。具体而言，新闻媒体在政府政策问题与议程的建构、政策方案修正的论辩、政策执行行为的有效监督以及政策的实际效果评估等主要环节都能够或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
该书的着力之处在于围绕媒体确立政策问题的主要方式及影响政策议程的经常性手段，媒体论辩与政策社会化、理性决策、公正价值落实问题，强化媒体论辩的非精英主义倾向与媒体组织论辩的角色，媒体监督之于改善政策执行效果、媒介化的政策评价所具有的优势与特点等内容展开具体论述。作者在这些问题上有较深程度的开掘。这种科学探索，不仅对深化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有积极作用，对我们更加深入地考察大众传媒在推进科学执政、提升公共政策的社会效益方面也有着实际价值。
我国特有的新闻事业管理体制使得新闻传媒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总体上是零散的、被动的，而且这些相当有限的作用有时还可以被某些狭隘的政策主体用足够的资源或手段抵消。尽管如此，在政策的微观层次和一个政策的某些细节，特别在地方政府的某些政策活动中，政策制定部门化，部门政策利益化现象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媒体的干预作用确实能够产生一定的实际作用。一般说来，目前新闻媒体在政策宣达环节、部分政策的执行环节所起的作用比较显著，而在其他环节如政策问题的确定、政策方案的设计与辩论、政策本身价值的评价、政策终止等环节能够产生的实际影响还不太明显，这些政策环节通过新闻媒体所体现的公共性、开放性确实有待加强。相信随着政府对公共政策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治理作用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强，以及对政策制定民主化、科学化意识的日益自觉，加上公民意识增长、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推动，媒体的作用会日渐凸显出来。
该书作者对媒体政治功能的研究摆脱了大而化之的“民主”、“民意”表达的套路，采取了微观解剖的思路，跨学科的属性比较明显，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没有多少可以直接参考的成果。作者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分析诸多案例，考察媒体所呈现的微观性作用，这对于媒体政治功能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丰富媒体政治功能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往也有极少数相关研究涉及这一问题，但没有该书所讨论的详细、深入和系统；二是虽然我国新闻媒体一直被当作“喉舌”功能予以强调，但从理论上对这一功能的“优化”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比较缺乏，该书对此课题已有所涉及。
大众传媒文化传播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一、大众传媒发展现状
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 我国传媒市场正逐渐开放, 传媒市场已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传媒的市场化运作日趋成熟, 传媒市场经营管理也显得极其重要。经营管理与大众传媒在发展过程中是相辅相成, 互相约束的, 传媒的经营管理者借助传播手段、传媒的功能价值和公众的认知度以及社会影响度, 将传媒职能与经营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现传媒组织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说的形象一点, 大众传媒现在就是要带着脚链跳舞, 在绽放其特有光彩的同时也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 使其不至于走上一条歪路。
大众传媒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为一个人所用, 也可以在没有任何额外成本的情况下同时也为他人所用的物品或服务) 、宣传品属性 (可以被用来向消费者传递某种有利于生产者或其他第三方的信息或者观念主张, 宣扬某种观点和认识, 以期改变消费者的思想, 获得消费者的观念认同) 、外部性 (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播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对社会道德的积极影响) 、知识性 (传媒本身是传播信息或知识的载体, 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 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文化性) 和影响力 (影响力的发出者对于影响力的结束这在其认知、倾向、意见、态度和信仰以及外表腥味等方面的控制作用) 等特点, 同时, 传媒产业又是一个严格受政府管制的行业。传媒的产品特殊性和行业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个自由发展的行业,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某一只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手对其进行规划和管理, 如果任由其自由发展, 大众传媒可能会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 对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无法估计的伤害和破坏。
2017年2月中旬, 警方接到天津某银行的报警, 银行称从17日开始, 就有市民陆续到银行将并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提前取出, 并且询问银行是否将要倒闭的事情, 造成银行正常的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后来据了解, 这些到银行取款的储户均是在一个微信群中看到“天津某银行即将倒闭, 号召人们快取存款“的微信消息, 才来到银行取走存款, 后来经过警方调查发现, 这是由于一名女子于17日在银行办理完业务之后, 一时兴起, 用手机发布了这样一条假消息, 这名女子的行为不仅影响了银行的正常经营, 而且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慌, 已经被警方拘留。
无论这件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怎样的, 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现象都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由此可见, 大众传媒的任何一个传播途径上的一条微小的消息, 都有可能成为谣言, 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破坏社会和谐, 阻碍中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进程。
二、大众传媒健康发展之道
首先应该设立一定的法律, 用法律的手段来对大众传媒进行管理。2013年9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规定,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 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可构成诽谤罪。该司法解释通过厘清信息网络发表言论的法律边界, 为惩治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提供明确的法律标尺。
其次要加强大众传媒的信息审核制度, 从源头上对大众传媒进行管理。通过技术手段或者人工手段, 对大众传媒上已有的或者即将发布的信息进行筛选或者监察, 将危害社会的言论、各种谣言、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实现“中国梦”不符的言论进行删除, 并对相关发布人进行技术上的处理如封杀其号码, 限制其再次发布信息等。
最后就是大众传媒的受众之间互相监督举报。因为人手和精力的限制, 仅仅依靠上述两种手段来对大众传媒进行监管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可以确立专门的制度和方案, 鼓励网络、手机、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受众来进行群众监督。因为受众群体数量庞大, 并且属于信息的最后接收者, 如果能够发动广大受众来进行监督的话, 省时省力, 并且监督力度广, 有利于创建绿色健康的大众传媒传播环境。
大众传媒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在其传播信息快捷、全面等方面确实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信息爆炸、垃圾信息横行、不健康的信息越来越多等弊端, 对大众传媒的受众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对大众传媒加强经营与管理, 就像是给大海中航行的船舶提供了指明灯, 使其在前进的过程中始终能够保持正确的航向, 越走越远, 为社会和大众做出更多的贡献, 发挥更大的价值。我相信, 大众传媒带着经营管理的脚链跳舞反而会舞向更大的舞台, 舞的更好。
摘要：时代在发展, 以电视、互联网等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与此同时, 人们也在接受着虚假、低俗信息的骚扰, 对大众传媒的经营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