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摘 要］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疆,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以及多元的民族文化为当代云南地区建筑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文简要回顾了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的发展历程,并以当代地区主义建筑理论为基础对云南楚雄州民族博物馆进行案例研究,目的在于为当下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提供新的启示和方法。
［关键词］云南；本土建筑；地区主义；地区性；楚雄州民族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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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性是建筑的本质属性,在讨论建筑时地区的概念不可回避。从20世纪50年代对民族形式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地区建筑风格的探求,到20世纪90年代追求地区特色的建筑创作,建筑的地区性与地区主义建筑创作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建筑界关注和讨论的重点。而云南地处我国的西南边疆,神奇独特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以及多元交融的民族文化,为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云南地区主义建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云南本土建筑师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关注云南乡土民居的研究,不断地从云南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民居中吸取智慧,融入到当代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当中。然而由于认识的局限,早期云南建筑的地区性研究以及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实践也一度陷于过于“形式化”的倾向之中；简单地将建筑的地区性与民族性等同,狭义地将建筑的地区主义理解为附着于建筑外部的某种符号象征,曾一度导致建筑设计在形式摹仿和符号拼贴上大做文章。虽然这些现象基本上已成为过去,但它却反映了一段时期内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的真实状况。
20世纪90年代是国内地区主义建筑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此时云南本土建筑师在地区主义建筑创作中开始自觉地转向对建筑内在本质的探讨,而云南楚雄州民族博物馆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回顾历史审视过去,将对今后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的探索与实践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 云南本土建筑的地区主义探索
几十年来地区主义建筑一直是云南本土建筑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许多本土建筑师和学者为之付出了长达几十年的努力。下面结合地区主义建筑理论对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的探索历程进行简要回顾。
1.1 从自发到自觉
云南地区主义建筑的研究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云南民居调研。由云南省设计院组成的云南少数民族民居调查组具体负责,先后对云南的十六个主要少数民族民居进行了详细调查。多年的调查收集整理并撰写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拍摄绘制了大量的图片,最终于80年代集成出版了《云南民居》及其《续篇》,成为国内早期研究民居建筑的主要专著之一。建筑师是民居调研工作的主体,他们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自觉地将设计与调研工作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早期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的基本特点。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地区文化在西方得到广泛认同,“乡土建筑”这种土生土长、自发的、匿名的建筑成为了地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当代地区主义建筑创作提供了基本的“原型”。与此同时,从乡土民居建筑元素中提炼和转换得到新的建筑语汇并运用到建筑创作中,成为了七八十年代云南本土建筑寻求地区特色的基本创作手法。虽然在当时的中小型建筑创作中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例如云南阿庐古洞洞外景区、西双版纳主楼式宾馆等。但是由于这种设计方法简单易操作,大量的使用也导致了早期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陷入了盲目追求“形式”的误区。随着对建筑地区性理解的加深,这种单纯追求形式的摹仿而忽略建筑文化内涵的做法显出了弊端。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云南本土建筑师开始以更为自觉而理性的方法进行地区主义建筑创作。例如将建筑类型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乡土民居的研究当中,通过对乡土民居形式结构的深层解析归纳出建筑的基本“原型”,再从原型类推出建筑无限变化的形式,从而摆脱了早期对乡土民居建筑元素简单模仿与拼贴的肤浅做法。
1.2 从外在到内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云南地区主义建筑、乡土建筑的研究主体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的建筑设计单位和建筑师转变为以昆明理工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和学者。这样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云南地区主义建筑的研究与创作产生了影响,使得理论研究与建筑创作实践之间结合的更为紧密。这一时期云南的地区主义建筑探索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外在的地区性向内在的地区性转变的趋势。
在这一时期场所理论和批判的地区主义对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在海德格尔哲学现象学理论基础上,为讨论建筑的地区性而提出了场所理论。舒尔茨在场所理论中讨论了“存在空间”、“场所精神”等重要概念,并进一步指出了建筑的本质是建筑的“地点性”而不是空间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建筑理论家亚历山大•楚尼斯针对地区主义思想中民族主义、沙文主义以及怀旧、乡愁的情结提出了批判的地区主义。他主张理性的批判,从传统建筑、乡土建筑中抽象和还原出地区建筑的“本质”；在抽象、还原和转换过程中运用现代建筑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对传统建筑的空间、形式做进一步的提炼、概括,以寻找出属于该地区建筑的“特质”；同时也将建筑本身的营造看做是建构场所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的不断深入,云南本土建筑师开始自觉的关注建筑理论并从建筑与场地环境的整体关系入手思考建筑设计,在建筑与场地之间建构“场所精神”；开始运用现代建筑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对乡土民居建筑元素加以提炼、转换形成云南地区主义建筑的“特质”。从这些现象中可以看出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2 案例解析
2.1 项目概况
楚雄州是一个以彝族为主，苗族、哈尼族等多个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是世界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为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楚雄州民族博物馆位于楚雄市郊与万家坝相连的鹿城南路一侧山坡上,地形上下高差20多米，场地条件极为复杂。博物馆建造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云南当代地区主义建筑走向“内在”地区性探索的代表作品之一,下面就从三个方面对作品进行深入解析。
2.2 乡土建筑“原型”的提炼与转换
乡土建筑是地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植根于本土,自发的传统建筑形式为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实践提供了质朴的创作灵感。博物馆建筑创作并未直接从乡土民居中提取建筑元素和符号进行拼接,而是从当地民居中提炼、转换出基本“原型”即建筑的基本形式和基本空间,并结合现代博物馆功能需求以找寻“内在”的地区主义建筑的生成之道。(见图1)彝族逐山而居的独特生产生活方式与山地自然景观一道构成了其特有的山地人居环境——山地聚落与大地景观的有机融合。当地彝族民居以质朴的土掌房、一颗印(合院式)最具代表性,因此成为建筑师“原型”提炼的对象。
博物馆建筑设计首先从场地分析开始,由于等高线密集场地高差较大不利于博物馆展厅空间的水平展开；遵循“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设计原则将博物馆的大体量空间分解成多个较小体量,变不利场地条件为有利。于是建筑师从土掌房和一颗印民居若干较小的建筑体量顺等高线联排布置,上下高低错落的布局中提炼、抽取出建筑的基本“原型”,并转换构成了博物馆展厅单元的建筑基本形式。分置在不同地坪标高的展厅单元由室外连廊相连,自上而下错落丰富的轮廓变化构成了整体建筑群最基本的“建筑意向”(见图2)。土掌房民居是一种典型的由开放空间向围合空间过渡的民居形式,“L”型的建筑平面及院墙形成了半封闭内院和半开放外院结合的空间类型。建筑创作从民居中提取、还原出传统建筑的基本空间“原型”。围合封闭的展厅体量与轻盈、通透的连廊形成对比,环绕中央庭院的连廊在联系各展厅的同时形成了一种清晰的“边界”,围合出半开放的室外空间。这种提炼、转换民居“原型”的设计方法,已在当代云南 “内在的”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见图3)
2.3 场所的建构
“场所”具有空间的一般特性,是由于人在特定空间中活动对周边环境赋予价值后形成的,是人们长期生活、经营的产物；为此可以把“场所”理解为：人与特定地点(空间)之间的某种特殊存在关系。因此,“场所”的建构成为建筑“内在”地区性的重要实现方式,博物馆建筑创作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相关的探索。
由于场地条件复杂,博物馆建筑布局要协调好场地环境、建筑功能、建筑造型之间的关系。建筑群体在布置上通常采取建筑轴线垂直于道路而建筑体量平行于道路的布置方式。但这种常规的方法在这块场地上却遇到许多问题：首先主轴线方向的水平距离较短,在较陡的坡度上建筑群体难以水平展开；其次建筑群面向西南方向,西南方向用地较小不利于建筑群布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筑师主动适应场地条件采取了主轴线转折的方式布置建筑群,主体建筑由西南向南偏转45°平行于等高线布置。在减缓坡度延长水平距离的同时建筑群主立面朝向城市方向争取到较好的城市景观。主轴线两侧场地开阔顺势布置建筑体量,主轴线一直延伸至坡脚的博物馆序厅处转折,使之与道路产生垂直关系并在此处组织入口前区广场与城市道路自然衔接。这种从场地出发的应答式设计方法,使得建筑群与场地间从此建立起特殊的“锚固”关系,也为建筑和场地赋予了真正的意义。(见图4、图5)
2.4 地区主义建筑的批判性思考
建筑的地区性是地区文化在物质和空间上的具体体现,在地区主义建筑的创作过程中建筑地区性的表达成为了作品的关键。建筑地区性的表达在建筑创作过程中也有“内在”和“外在”之分,内在的地区性主要涉及建筑的空间类型以及场所建构,而外在的地区性主要是建筑的外部形式。然而任何建筑作品的评论都离不开对其形式的讨论,因此地区主义建筑的形式表达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历史的局限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多呈现出“具象的地区主义”特点,即在建筑创作中过于强调对乡土建筑外观、构件或整体形式的模仿,从而也容易导致地区建筑批判价值的缺失。
在民族博物馆的创作过程中,建筑师通过对彝族民居“原型”的提炼以及对场所的建构,较好地表达了建筑内在的地区性。然而,建筑外在的地区性表达上仍有遗憾之处。例如：博物馆屋顶设计在方案创作之初便围绕形式引发争论,方案最终选择了将坡屋顶与平屋顶相结合的折中做法。展厅单元利用前低后高的体量形成两块屋面,将前部体量的女儿墙适当升高显示出土掌房的屋顶意向,而后部体量构架与双坡屋面的结合做法则抽象地表达了彝族瓦房的屋顶形式。根据总图设计的需要,建筑群主轴线两端分别布置了民族厅和序厅。由于位置关系需要对其屋顶加以强调,于是采取了构架和四坡顶结合四角镂空的处理方式。这种从现代建筑功能、材料和建造出发,对大量乡土建筑元素进行提炼、转换以实现建筑地区性表达的做法成了当时的流行,然而这也让作品在外在形式表达上陷入了过于具象的地区主义。
3 结 论
多年以来地区主义建筑一直是云南本土建筑创作的重要努力方向。在全球化导致全球文化趋同的今天,云南地区主义建筑创作正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文章结合当代地区主义建筑理论对典型案例进行解析,从而发现当代云南“内在”的地区主义建筑创作探索的一般性规律。即崇尚自然、尊重地区文化，从地区视角出发实现建筑场所精神的建构；从乡土民居中不断提炼、转换出建筑的基本“原型”以现代方式加以再阐释；采取批判的态度处理建筑创作中传统与现代、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复杂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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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奚雪垠(1985—),云南昆明人,昆明理工大学建筑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王冬,云南昆明人,昆明理工大学建工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乡土建筑的当代演变与地区性建筑设计与理论。
乡土文化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历史上, 曾建都, 并先后有郡、军、州在盱眙设治。经调查, 县境内遍布古遗址、古墓葬有近百处, 新中国成立后, 盱眙地区已陆续出土一大批重要文物, 如西周铜鼎、战国圆壶、秦始皇诏铜权、汉代博山炉、东汉神兽镜和铜灯等等, 这些实物, 都有力地向人们证明, 盱眙人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过灿烂的社会文明。盱眙人民在创造这些灿烂的物质文化的同时, 也创造了丰富多采的非物质文化, 有口头传承的民间传说, 有传统的民间表演艺术, 有内容丰富斑斓多彩的民俗活动和各种礼仪, 也有诗文歌谣、传统美食, 还有大量的传统手工艺技能。给人们留下宝贵的乡土文化财富。
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乡村文化的流失, 盱眙乡土文化曾一度遭受危机, 甚至部分临近破碎、消逝境地。所幸, 近年来盱眙乡土文化得到当地政府及有识之士的重视,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做法引发我对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一、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应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
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离不开政府的重视, 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近年来, 盱眙地方政府重视乡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县文广新局协同相关部门积极制定如《第一山题刻保护规划》、《泗州城遗址保护规划》等一系列文化保护规划。在新农村建设和老城区改造中, 制定和实施改造规划, 如盱眙县城北社区 (棚户) 改造即将开始, 据史料记载, 城北社区散落着一定数量的古建筑, 如不注意保护, 一旦被损毁, 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盱眙将失去不可再生的物质文化载体。为此, 盱眙县文广新局成立了“城北棚改区文化遗产保护调查工作组”, 局长任组长, 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组织包括文博人员、古建筑专家、地方文史专家、测绘人员在内的十多人, 先期投入38万, 通过走访、勘探、查阅史料、测绘等手段, 弄清楚历史街区、巷道、古建筑、古遗址的数量、分布、年代、保存状况、历史价值等情况。形成完整详实的文化遗产图像、图纸和文字资料, 提出保护利用建议, 为项目规划、设计、拆迁、建设提供文保依据。并对零散文物及民俗用品进行了征集。目前, 已完成第一阶段工作, 走访、调查了包括2840户居户在内的城北全域, 拍摄了3000多张资料照片, 绘制了全域范围内的文化遗产分布图。
二、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应认真梳理文化资源
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概念日渐模糊, 应由政府部门牵头, 组织乡土文化人才认真发掘整理, 加强对濒危乡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近年来, 盱眙县文广新局在梳理文化资源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 成立盱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建立了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 对文化资源进行细密调查, 不留死角, 《盱眙馆藏文物精品》、《盱眙文物古迹通览》编辑出版。
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应坚持以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为中心, 以人才培养为抓手, 着力于基层文化活动“日常化”。
盱眙252个行政村, 20个乡镇文广站, 阵地遍及城乡, 村级文化室建设基本覆盖, 完善的设施配置, 为深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夯实了基础。与此同时, 各乡镇还着力抓好文艺骨干的培养工作, 并借助“群文舞蹈培训班”、“排舞培训班”“非遗保护培训班”等系列培训, 积极培养农村基层业余文艺人才及非遗传承人。这些举措都成为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提供了重要保障。
盱眙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应坚持以群众文化品牌活动为平台, 活化传承才能得以弘扬。
根据各地的特点和优势, 充分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 深度挖掘特色鲜明的乡土文化, 积极培育“一乡一特”、“一镇一品”的品牌文化活动, 着力打造属于农民群众自己的文化大餐。
乡土文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而我们对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必须覆盖物质的、非物质的各个领域。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普通民众都应关注乡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积极参与、注重实践, 促进乡土文化现代化, 使传统乡土文化在活化传承中不断有新的发展。
摘要：盱眙历史文化悠久, 在广袤的乡村社会遗留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如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等, 形成独特的乡土文化, 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 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乡村文化的流失, 盱眙乡土文化曾一度遭受危机, 甚至部分临近破碎、消逝境地。所幸, 近年来盱眙乡土文化得到当地政府及有识之士的重视,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做法引发我对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乡土文化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汉语新文学历史中，由鲁迅与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开创的乡土叙事传统显得尤为显豁和重要，并在百年以来得到不断传承。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从这样一个传统看，一部新文学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乡村叙事的历史，乡土的哀歌几乎变成了新文学的一个标签，一个魔咒。”①就乡村世界的书写而言，作家们处理现代性命题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通过乡村世界的破败、生存的艰难与人性的堕落反思乡土社会与文明的困境；二是以诗意的土地、美好的田园和人性的淳美为载体，反思现代性给人带来的损伤与异化。前者的代表自然是鲁迅，而废名、沈从文及京派小说家们则倾向于后者，然而，他们殊途同归，最终都指向乡村世界的式微与乡土文明的没落。这种哀歌与挽歌的传统在革命文学的浪潮中一度被中断，其间也出现了赵树理式的民间姿态与立场上的乡村书写，大量政治本位的农村题材小说，然而文化视野却悉数被剔除了，进步论式的社会政治斗争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主题。乡村世界自然也未能幸免。
重新找回且延续这一传统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生活的转型给乡土文明带来了严重危机。因此最有探索精神和文化情怀的作家们开始重新关注到乡村文明的颓败，并在新的世界视野中及时传达出了这一经验，自觉地唱出了农业文明的挽歌。他们大都是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有着深厚的乡土生存经验并深受乡土文明滋养，比如莫言、贾平凹、张炜、李锐、韩少功等。这种书写在新世纪到来之后似乎更加集中，一些更年轻的“60后”、“70后”作家，如格非、毕飞宇、东西、肖江虹、徐则臣等纷纷参与到这一潮流之中，书写中国乡村世界的“最后一个”，以此奏出乡土文明的挽歌，表达一种共同的“世界性怀旧”主题。②
本文的讨论重点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中的“最后一个”叙事现象。显然，越靠近当下，这些叙事的危机与寓言意味就越加浓厚，其日渐破碎的整体性就愈加显得弥足珍贵。在此基础上本文也想求问和回答百年汉语新文学中的“乡土叙事”是否会就此终结的问题，哀歌或挽歌为什么会如此集中出现的原因，以及“最后一个”的美学意义何在等。透过这些讨论，或许能从某些层面上显现出现当代文学内部的传承和嬗变，并约略勾画出其通往“世界性怀旧”的道路。
乡村经验书写的“最后一个”
其实最先敏感地领悟到乡村世界的颓败信息的，可能是诗人海子。在80年代中后期，海子的诗中即大量出现了诸如村庄、麦地、草原、太阳、女神、月光、向日葵、鹰、马、龙……的意象，写得是那样的美好和哀婉，而且时间过去得愈久，这些意象所含纳的文明意义就愈加清晰，它们作为乡土文明的哀歌与悲歌的意境就越加强烈，其谱系感和整体性也就越明显。也就是说，他的局部的美学意义、风格属性都越来越显得不重要了，而他作为乡村世界与土地经验的最后一位抒情者的整体形象正在被确立。如同哲人所寓言的诸神之消失，海子“目击众神死亡”而写下的诗篇，某种意义上也使他成为农业时代的最后一个抒情诗人，他意识到乡土文明已至末路，并预言自己作为乡土文明喂养和滋育的儿子，已成为“空气中的一棵麦子”、“绝望的麦子”，他最终选择了火车的碾轧，这似乎也隐喻着乡土文明被工业时代的巨轮所碾轧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海子是乡村经验书写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三十年来文明意义上乡村挽歌书写的第一人。
同时期的小说在经历了伤痕与反思潮流之后，新潮与先锋文学迅速崛起成为重心，对小说文体变革的重视超出了新文学以往的任何时期。不过，由寻根文学引发的传统与乡土文化的书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在文体变革的意义上也部分地参与了新潮文学运动。当然，其中因为立场的不同，作品的倾向也有很大差异，如阿城对道家文化的肯定和韩少功对国民性的批判就很不一样，而部分寻根作家的作品中也似乎重新出现了文化意义上的乡土文明挽歌。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便呈现了葛川江渔民的生存困境，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得不发生的变化，即身份和生存的同时丧失，物质与尊严的同时湮灭。这篇小说在发表之时，正值文化大讨论之际，许多人对其所寻的吴越之地的文化讨论得津津有味，但今天看来，它不啻为继沈从文之后为乡土文明唱出的最新的挽歌，可谓当代小说中“最后一个”的滥觞。王安忆的《小鲍庄》似乎也写出了洪水与社会变迁中，原始生存与传统美德的最后沉沦。某种意义上，小鲍庄人和葛川江渔佬都是最后一个，贾平凹笔下的古商州持守着古风的人们，乌热尔图所描画的大兴安岭丛林的狩猎者的故事，莫言所构造的高密东北乡的传奇也都是不同形式的“最后一个”。
1993年是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被称作长篇年，也有所谓的“陕军东征”的说法。从哀歌或挽歌的角度看，这一年陕西作家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三位出版的长篇各有所蕴。虽然学界对于陈忠实《白鹿原》中的传统文化因子有不同见解，如有论者认为其中彰显着道家文化因素③，然而更多学者更为强调其中的儒家文化传统。作为一部家族小说，白嘉轩显然可以看作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最后一位族长，他对农业文明审美范畴中“人”的价值的坚守，对自己和家庭成员的要求都是以此为标准的，当然，他的正义与冷酷，他的宽容与狭隘，也同样都是農业文明的土壤所滋育的。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被喻为“高原史诗”，也可以看作家族小说。小说中写黑寿山在任期间为陕北工业作出的巨大努力，后来，煤和石油成为陕北的支柱产业，这自然意味着农业的没落。虽然小说没有从正面写这一主题，但有一个细节理应引起重视，就是丹华写的短篇小说，所有的知青都在聚会时谈回城的事，但丹华却高兴不起来，她酷爱写作，她写的小说名字就叫《最后一支歌》，这篇小说被一再退稿，但最终得到了真正的知音。这篇小说中的小说的名字，显然也是作者初衷的表达。《废都》名为一部写“西京”之城的小说，却没有太多的城市气息，其骨子里是对传统文明的哀挽。庄之蝶在小说中写得最认真的是连夜写的一篇悼文和会场两边的挽联，他最爱听的是埙声和哀乐，小说中还出现了一首孝歌，这一切共同奏出了一曲传统文明废墟上的哀歌。这一年出版的小说中颇值一提的还有张炜的《九月寓言》。小说中的村庄历史有传说中的苦难史诗，有诡异绚丽的民间口头故事，也有五味杂陈、生气勃勃的现实生活。但这个充满诗意的村庄最后却毁于工业文明，毁于地下小煤矿肆无忌惮的过度开采。小说被文学史家看作民间大地上寻求理想生存的作品，但在我看来，毋宁说它是一个村庄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消失的寓言。从这个意义上看，《九月寓言》中的村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最后一个”。
新世纪以来，更多作家逐渐在整体性上将乡土文明的挽歌书写推向一个高峰。2000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出版，仍然写商州的故事，与此前商州系列作品不同的是，这篇小说所述之事奇特，即商州最后一个猎人傅山因狼的消失而变成人狼的曲折故事。同时，小说中还有一个城市知识分子高子明的视角，他感到自己在城市身陷无敌之阵，却寻不着对方，担忧自己的生命就此在城市坠落下去，是狼激起了他重新对商州和对生活的热情，于是，新的故事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发生了。然而，最终迎来的是悲剧。《怀念狼》引发不少争议，但以此为标志，贾平凹正式开启了“最后一个”的书写。新世纪以来，莫言笔下的最后一个单干户蓝脸、最后一个乡土美人孙媚娘、最后一个说故事的炮孩子；格非《望春风》中的最后一个村庄，村庄里最后一座旧房舍，房舍中最后一缕苍老的记忆与人情味；东西《篡改的命》中最后一个纯洁的村姑，最后一点点关于故乡、土地的贞洁与信念……都属于行将消逝的乡村世界，他们的命运就是当代中国乡土文明式微与消亡的隐喻。
在现代遭受到毁灭性命运的不只是农业文明，土地所负载的一切，包括另一些更原始的生活方式也面临着终结的命运。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生存于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人千年来的游牧被迫终止，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而搬迁，以自然为家，过着古老的游猎生活，但百年来，他们却已找不到理想的生存之地，只有个别的族人在顽强坚守传统的生存，更多的人被现代文明所吸引，向往且奔向外面的世界。千年来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趋于恶化，河流干涸，草原沙化，鄂温克人虽殊死抗争，却也只能接受日渐衰落的命运。小说中的妮浩成为鄂温克人的最后一个萨满。
与此相似的还有一些非虚构文本，比如曹保明的《最后的渔猎部落》《最后一个猎鹰人》，分别记述了东北渔猎部落和鹰猎家族的生存与无奈。杨显惠的《甘南纪事》以纪实性的笔法呈现出甘南藏族传统生活观念与现代文明的冲撞，尤其是传统生存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错位与悲剧，也堪称最后的甘南草原故事。这些民族传统的生存与文化在现代文明介入后被摧毁，所有的“最后一个”都成为我们时代的最新悲剧，无法避免。
总体看来，受成长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等因素影响，书写整体性乡村经验或者乡村世界之最后整体性的作家，大多是50后、60后的一代，因为在他们的成长时期，中国的乡村社会及其自然环境虽然贫穷，但还保有了其基本的原始风貌与属性，未曾遭到工业文明的侵染破坏，所以他们大多保有比较完整的乡村记忆和成长经验，有对土地的理解、深情与伤情，他们所写的乡村世界也保有了其经验的原始性与整体感。而自70后而下，这种整体性与原始性早已不再存在，作为一种文化的和美学的经验形态，他们笔下的乡村与自然基本上也已碎片化了。不过，新世纪以来一些较为成熟的70后写作者，也同样显现了对于“最后一个”的敏感，像肖江虹的《百鸟朝凤》《傩面》《盅镇》诸篇，徐则臣的“最后一个”系列，都可谓延续了当代文学中有关乡村经验的书写谱系，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奏响了乡村世界与传统精神的悲歌与哀歌。
最后的土地与礼乐之失
就乡村世界而言，土地是其根柢，土地之失是乡村世界最后的沦丧。新世纪文学“最后一个”书写的文化背景是土地的沉沦与乡土文明的沦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指出，人最初是東奔西跑的动物，但是由于农业和生存关系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挖土和耕地的人不是要去掠夺自然，而是要去改变自然。种植的意思不是要去取得一些东西，而是要去生产一些东西。但是由于这种关系，人自己变成了植物——即变成了农民……土地变成了家乡”。“对于那和人类同时生长起来的丰饶的土地发生了一种表现在冥府祀拜中的新的虔信。”④显然，对于“最后的土地”的书写成为新世纪乡村世界书写的一个重心，因为土地之失寓意着乡土文明的没落与乡土礼乐之失。
文明转型时期，农村问题比任何时候都突出，最复杂的是土地问题。《生死疲劳》堪称一阙农民对土地的无比执着的悲歌。莫言在诺奖演讲时曾提到这部作品，他说：“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蓝脸确实是一位守卫最后的土地的英雄，他最终葬在自己的一亩六分地上，但这土地再也没有人在其上耕种，而是极具寓言意味地变成了墓地。与他同葬的是他曾经的东家地主西门闹转世的狗，西门闹经历了六世轮回，自始至终也没有离开过曾经属于他的土地。土地是乡土文明之本，它有着收纳一切的象征意义。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埋葬蓝脸和西门闹转世的那条狗时，在墓前立了一块碑，碑文的撰写者是小说中的作家“莫言”，碑文是：“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以文字为土地树起一块碑子。小说中的清风街是当下中国农村的缩影，这里没有迎来农业现代化，反而由于外来的侵蚀而变得日益衰败。老主任夏天义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几乎是清风街的土地神。但是他到晚年人见人嫌，不顾子女和其他人反对，带着引生和哑巴，还有他的狗在七里沟淤地，最后因为山体大面积滑坡埋在了七里沟。他的死，“不仅仅算是厚葬，几乎是托体同山阿的颂扬了；连一块碑也是空白的，不仅仅算作无字碑，而是表达了作家对于农民传统生活方式及其伦理式微的无以言状之感情。”⑤
没落的不仅是土地，还有土地之上的礼乐。《秦腔》是秦腔的挽歌，秦腔的没落象征着西北地区乡土文明本身的没落。小说中的第一场秦腔表演是酷爱秦腔的夏天智为庆贺儿子夏风结婚，请来了剧团的人表演，这场秦腔表演以失败而告终。秦腔艺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县秦剧团难以维持，演员们成了到处给人助兴的乐人，年轻一代更喜欢听通俗歌曲而不是秦腔。白雪是个优秀的秦腔演员，她美丽善良，对秦腔艺术的理解很深，但她和夏风生的孩子竟然没有肛门，这是个隐喻：传统的乡土文明难有健康的继承者。小说里白雪很少唱秦腔，在台上只正式表演过《藏舟》，这是一段女儿哭亡父的戏。夏天智死后，白雪悲痛至极，唱起了《藏舟》，她的丧父之痛就是作者贾平凹对乡土文明之失的痛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贾平凹被定义为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⑥。
当土地被现代文明所吞噬，受其滋养的文明与伦理体系也开始没落。在近年来的文学中，对乡村伦理的悲歌或者“喊丧”式的书写可谓最具代表性。东西的长篇《篡改的命》书写了主人公故乡“谷里村”的最终陷落，不止主人公为求生而离开土地，演绎了一曲用死亡来终结其作为世代农人的家族血脉与身份谱系的悲歌，连其父母乡人也都失却了生存之本，有的流落他乡为妓，有的在疾病中苟延残喘，乡村原始的宗法伦理已然全线崩毁，人们在通向城市的道路上前仆后继地挣扎着，实践着他们殊途同归的命运。格非的《望春风》同样是一曲故乡的悲歌，同样表现了“故乡陷落”的主题。虽然与《篡改的命》相比，似乎格非处理的乡村历史长度要更长，追溯到了革命与政治的年代，但最终的结局依然是城市化给乡村带来的改变，人的衰老与故事的终结、历史的颓圮与人心的坍塌，生成了深切的内在呼应。哲学式的升华使小说中所有的苦难与厄运，所有的恩怨与纠结，一切的爱恨与情仇，都汇入了生命与存在的大循环中。
上述例证当然未免过分诗意了，对于另外一些作家来说，他们的笔调似乎更有辩证和荒诞的意味：不再是惯常的乡愁，也全无悲情与诗意的想象，革命斗争的乡土中国已经远去，也无从在乡土中寻找“文明之根”，只有现代性进程中的无可奈何的式微，直至发出“喊丧”的寓言。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最典型的文本，贯穿小说始终的农民杨百顺成为乡村世界的最后一个喊丧者，这部小说也因此成为新世纪为乡土文明喊丧的作品之一。“喊丧”是乡土中国葬礼中的独有声调，丧歌也成为最后的土地上最为独特与无法回避的声音。
近年作品中，书写乡土文明礼乐之失的例子还有很多，青年作家肖江虹的《百鸟朝凤》也很典型。小说写一个乡村唢呐班子在社会变革的年代里的命运，新老两代唢呐艺人为了信念的坚守而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但最后仍然难逃曲终人散的命运。“百鸟朝凤，上祖诸般授技之最，只传次代掌事，乃大哀之乐，非德高者弗能受也。”《百鸟朝凤》只传给掌事，即最得意的弟子。同时，只有德高望重的人去世后才有资格享受这首曲子。但小说中有人想用钱为死去的亲人买这首曲子，更多的青年人被流行的通俗音乐所吸引，根本不愿意听唢呐曲。游天鸣是最后一个乡村的唢呐师，但他的唢呐吹得再好也挽救不了这种艺术在乡村的衰落。原来的唢呐师被邀请到任何人家都要受到接师礼的待遇，长生因为自己有钱，又和游天鸣比较熟悉，就不行接师礼了。这个细节暗喻着乡土文明中习俗与仪式的终结和传统秩序的礼崩乐坏。肖江虹说过这样一段话：“乡村传统文化是脆弱的，很容易被摧毁，在时代的变化面前，它无力抵抗这种潮流，事实上，历史向前走，该消失的早晚是要消失的，或许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在未来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就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⑦在《百鸟朝凤》的结尾处，他写道：“我知道，唢呐已经彻底离我而去了，这个在我的生命里曾经如此崇高和诗意的东西，如同伤口里奔涌而出的热血，现在，它终于流完了，淌干了。”但在城市冰冷的道路旁，在车站外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下，还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正举着唢呐呜呜地吹，唢呐声在闪烁的夜色里凄凉高远。这是一曲纯正的‘百鸟朝凤’”。这纯正的曲子其实就是乡土文明最后的挽歌。有意味的是，这部小说被吴天明看中，改编成电影，而吴天明后来因病逝世，《百鸟朝凤》也成为他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
乡土文明在现代社会中是脆弱的，它很容易成为被摧毁的“最后一个”，在时代变迁中消失。“大哀至圣，敬送亡人”，所谓“最后一个”，可谓是百年汉语新文学中乡土叙事的最后书写，也是乡土文明最后的传奇与挽歌，是作家们为乡土文明演奏的最后的“藏舟”和永无后继的“百鸟朝凤”。
“最后”的意义，或世界性怀旧
“最后一个”从美学意义上来说，显然存在着启示性的范式的因素。这与我们所处的时间节点和思考世界的模式有关。就中国文学而言，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登临意识，表面上是登临空间的高峰，实际上是时间节点的“登临”，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和李义山的《谒山》，诗人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种情怀不可思议而又必然地延续至今，陈超的诗《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中，对生命与时间的思考就是这种情怀的当代体现。刚刚过去的世纪之交也是千年之交，作家们纷纷表现出对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思考。的确，我们的“时代感”常常是从一个时间段的结尾和另一个时间段的开始处得到的，世纪，也就是以“百年”为典型的计算法，“生年不满百”，它已构成了人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尺度；千年更是一个典型，“常怀千岁忧”，中国当代作家在千年之交恰逢乡土文明的没落，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最后一个”的叙述便显现出独特而格外强烈的美学意义。
基于这样一种际遇，被乡土文明滋养起来的几代中国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投入到了这种“末日”的挽歌与哀歌的书写之中，如弗兰克·克默德所说，他们笔下的时间性具有“启示性范式的所有因素”⑧，甚至悲剧与史诗的意味。世纪末的情绪遭遇到时间上一个严峻的千年结尾，这与作家们所书写的乡土文明的终结的情绪产生了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并反过来增加了其悲剧美学的强度。与国外在世纪末写“世界末日”的作家不同，中国作家常常受到一种传统中的“乡愁”意绪与感伤主义情结的支配，受到一种中国式的因果论与虚无观的影响，同时又渴望传统文明中的旧事物与人伦观得到传承和保护，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他们面对这一切之时的矛盾与焦虑。这种达观中的焦灼，洞悉中的悲伤，以及忧患与虚无感，便成为一种既与传统叙事息息相通，同时又与现代哲学兼容共生的当代性的悲剧美学。
沿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不难发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莫言的評价中所出现的一个关键词——世界性怀旧——是非常准确且有意味的：怀旧当然是人性中古有和共有之义，但中国人的怀旧则是一种古老的母题与无意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种意绪或情愫千年来已经深入我们民族的骨髓之中，成为世世代代的作家诗人永在流连与盘桓的主题。而这种怀旧又历史性地遭遇了乡土文明的衰败与终结，遭遇了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文明的转折，因此也就无可置疑地获得了文明意义上的世界性启示，成为一种具有全人类价值的故事模型。这是我们在讨论所谓“最后一个”故事时，所应思考和升华的。
或许中国作家们一开始并未想到这么多，没有想到当代的中国文学会给全人类提供一个重要的叙事范型，一个具有普遍的文化启示与美学价值的典范，但事实的确如此。从人类历史看，世界上最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代表，作为农业文明典范样本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大的历史转换。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一整套生存法则、伦理习俗、文化观念，也都在面临解体和终结、失散和湮灭。因此在莫言的笔下，所有乡村世界的书写，便不再仅具有社会与历史的价值，而具有了文明悲歌的意义：因为《红高粱家族》的诞生，一个农业时代的生命神话与浪漫传奇宣告了终结；由于《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与《生死疲劳》的问世，更唱响了乡土生存的没落与衰亡的葬歌与悲歌。从历史和道德的角度看，莫言的乡土中国故事当然也会有种种的社会与政治的启示，有强烈的人性与现实的批判力量；但从文明的角度看，这种审视的距离立刻便被拉长，所有的讥讽与批判，所有的颠覆与诙谐，也都立刻被升华为悲悯与凭吊。
世界性怀旧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与美学意义的说法。它将道德与政治、社会与历史的种种意义，收拢在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诗意之中，使得作家在表达这一切的同时又消融和整合了它们，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文学形象。这当然也是文学本身的胜利。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最后一个”超越了他们自身的道德与历史意涵。这也使我们再度想起莫言在《红高粱》中所预言和寓言的，“种”的退化与逝去的文明之间所生成的百感交集，让他最后整合成一种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抒情之笔。在他的世界中，高密东北乡原始的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不对称性，反而令他得以建构起一种诗意的想象，一种人类学基础上的史诗性的乡村记忆与故事，也确立起了他自己因为挽歌与悲歌所生成的壮美而高远的美学品格。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例子当然不限于莫言，在张炜、刘震云、阎连科、贾平凹、格非、迟子建等人的近作中，无不充斥着这种关于乡村世界的崩毁的故事，充斥着“最后一个”的不断变种。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中，虽然主调是处理近代史、革命史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但在我看来，也同样有着关于农业与乡村世界的解体的寓言。从《人面桃花》中陆秀米的父亲陆侃所热衷的“桃花源”，到后来土匪王观澄所热衷的花家舍的“风雨长廊”，到《山河入梦》中谭功达所沉迷的改天换地的山河想象，到《春尽江南》中关于江南故地已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颓毁陷落的悲歌感慨，也无不透示着“文明寓言”的意味，以及由此所获得的美学神韵。
我甚至注意到，一些青年作家的写作也都在无意识中汇入了这一母题。肖江虹在《傩面》和《蛊镇》中分别塑造乡村世界的最后一个傩面师和最后一个蛊师，他们后继无人，一个职业和一种风俗同时宣告终结。《傩面》的结尾处，最后一位傩面师离开人世，他的两个儿子烧掉了所有的傩面面具，最后一个“伏羲傩面”被傩村女孩颜素容挽救，这似乎有着某种寓意，然而，这个女孩却在城市里受到伤害并染上绝症，她那病弱的生命却只让人感到担忧和悲悯。在《蛊镇》中，最后一个蛊师看到蛊镇通往外部世界的“一线天”那头，“密麻的年轻男女，顺着古旧的石板路，迤逦而来”，但实际却只是一个幻象而已。青年作家徐则臣也擅长书写此类故事。《最后一个货郎》中，货郎老张并不缺钱，儿孙辈给他足以颐养天年的所需，但他不愿意交出自己的身份，他把原来的货郎独轮车换成了三轮车，每天早出晚归，慢悠悠地骑着，摇着他的拨浪鼓，因为他知道自己一生的道路该怎样走到头。但是这样的货郎只能是“最后一个”，就像母亲所说：“现在老张越来越少了。”老张之后便再没有货郎了。《最后一个猎人》中的杜老枪是花街上杜家祖传的好猎手，他酷爱打猎，三天不摸枪就难受，不能打猎毋宁死。但他不但后继无人，连他那支土铳猎枪也必须依法上缴，因为它成了可能危害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他唯一的女儿不喜欢打猎，却不得不为了救他而出卖自己的身体。最后，当他知道女儿被人玷污，便用土铳打死了来找女儿的陌生男人。他自己当然也将陷于覆灭。这样的故事是残酷的，但这就是乡土面对现代文明时不可避免的悲怆与无奈。
不难发现，诸多中国当代作家共同创造了当代中国的世界性怀旧，他们以文字刻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危机，活画出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命运与灵魂，并得以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1827年歌德就曾预言：“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在高度重视外国文学的同时，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我们不应该把中国的文学或塞尔维亚的文学，卡尔德隆或尼伯龙人奉为模范……”⑨歌德的话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启示意义，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对乡土文明“最后一个”的书写，确乎正在被纳入世界文学的体系之中，且产生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与文明价值，因此，在理解和評价这些作品的时候，当然也应该具有一种世界性的视野，意识到它们的世界性价值，或在一种人类历史与文明的架构中来对它们进行理解和诠释。而我们对这样一种写作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和阐释，也需要保有一种自我意识，以及动态的关系。
【注释】
①张清华：《莫言与新文学的整体观》，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
②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莫言创作的评价中有这样一段话：“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
③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载《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
④[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145页，齐世荣等译，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
⑤陈思和：《论〈秦腔〉的现实主义艺术》，载《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6年第1期。
⑥陈晓明：《他能穿过“废都”，如佛一样——贾平凹创作历程论略》，载《延河》2013年第5期。
⑦肖江虹：《我为什么要写〈百鸟朝凤〉》，http：//mt.sohu.com/20160520/n450663292.shtml。
⑧[英]弗兰克·克默德：《结尾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刘建华译，1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⑨[德]艾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20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乡土文化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摘要：乡土文学作为现代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如今，学生可以阅读乡土文学作品，感受乡土文化的氛围，这对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学生的文学素养正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而守望乡土的文学意义在于，一方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提升学生的审美追求，而本篇文章以火会亮《村庄的语言》为例，并结合我国的乡土文学的现实情况，立足于现代的乡土文学的意义，为今后乡土文学审美策略进行仔细的分析与深入的研究。本篇文章旨在为乡土文学以及火会亮的作品提供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借鉴。
关键词：乡土文学;现代文学;村庄的语言
前言：乡土地域生活的审美批判是现代文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乡土文学的审美，是社会大众对乡土文学作品的主观感受，从当前我国乡土文学作品的发展规模来看，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积淀。而乡土文学作品就是中国历史的外在表现，因此，我们能够看出当前乡土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代名词，当然，在乡土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这一过程之中涌现出的经典乡土文学作品以及乡土文学作家。这些人物以及其著作在未来的乡土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及意义，而作为学生，我们在阅读乡土文学的代表作时，就需要对乡土文学的作品进行了解，从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出发，将乡土文学创作者以及乡土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突出乡土文学作品的文化价值。
一、乡土文学的意义
火会亮是一个具有现实情怀和文化素养的乡土文学代表人物，在其《村庄的语言》的文学作品之中，火会亮描绘了一幅令人感慨的乡村生活的景象，而在这种乡村生活中，发生了许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中体现出主人公的温情和忧伤，我们在对这部著作进行赏析的时候，需要结合作者的学历层次，作者火会亮受过现代高等教育，而且又是一个坚定的儒家文化的支持者。火会亮一方面受到秦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中欧等伊斯兰国家文化的影响，因此，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在火会亮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而我们也能够从其著作中，体会到乡土文学的现实意义。
鉴于火会亮特殊的文化背景，我们能够看出生活的激流和个人的感悟都体现在《村庄的语言》这部文学作品之中，且我们也能够从著作中读出，火会亮纯朴厚道、天性敏感，会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有感而发，并将自己的感悟写出来，形成了自己的作品。《村庄的语言》这部作品是一部代表性的小说，且其现实意义在于，能够为社会大众，描绘出众多的人物形象，并构建起民族深层文化价值的体系，我们能够结合传统节日，对本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精神文化内涵进行解析，从而引发社会大众对本部小说的思考与感悟。从\"让写作回归内心，这其实是我一直努力为之的\"这句话我们能够看出，火会亮是具有灵魂的文学作家，其内心拥有努力奋斗的火焰。从上面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名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家，是需要对生活进行体验和感悟，具体比如郭文斌在《大年·跋》写到：“如果我的写作不能带我进入‘一’中心，那么，写作就是谋杀”，从中我们能够看出乡土文学作家，是需要有着坚定写作信念的人，而石舒清也在火会亮的《村庄的语言·序二》中谈到：“作家的写作绝不可能脱离自身的真实经历，不可能凭空捏造”。
我们从上述的乡土文学作家对火会亮作品的品评中能够看出，在语言风格上，这些乡土文学作家具有共同的特点，但是在文学词句的驾驭上，每一位作家又不尽相同。这是西海文学的风格与特点，即使身处同一历史时期，可每一位作者对生活的感悟与体验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体会，从语言风格的表现中，我们能够看出火会亮与宁夏小说作家的乡土描写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在文字的表现方面，陈继明更加侧重对景物的直观描写，石舒清则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彰显，而郭文斌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乡村居民的贫苦生活之上，并在文章写作的过程之中，表达人们在艰苦的乡村生活中，不屈不挠，依旧在寻求着自身的发展，从而说明当前乡土文学作品的创作意义在于，为社会大众描绘出一幅乡土生活的美丽图景，并指引人们去感受乡土文学作品的魅力。而在火會亮的小说中，我们一方面能够看出乡土文学中的亲切与人情味，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出农村传统文化对乡村文学作品影响。乡村文学作品中不乏人文关怀，所谓的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而乡村文学作品的写作目的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就是关注人的生活与生存。而当前乡土文学的发展需要结合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这样才能够为乡土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
二、乡土文学发展过程中面临问题
（一）乡土文学作品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能够独树一帜，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之中缺乏后劲
随着文学的发展，乡土文学也在与时俱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面对崭新的时代背景，文学作品都在进行着改革与创新，然而任何一种文学作品的改革与创新，都不是历史的偶然，本文对火会亮以及相关的乡土文学创作者的文献以及相关研究报告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当前乡土文学的作品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所谓的乡土文化，就是生长在乡土里的、村落里的人们所孕育出来的文化。我们能够看出乡土文学作品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能够独树一帜，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之中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4]，这就成为乡土文学发展过程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作品没有系统的发展路径
我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在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阻力，究其原因，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发展没有系统的路径，这一点与很多的诗歌流派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类似性。那么，我们从乡土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之中，很难看出文学作品中的体系性与逻辑性，这才是制约文学作品向前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那么对于学校与教师来说，如何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发展起来，这就需要研究结合乡土文学作家的实际情况，为现代文学的乡土文学作品谋求系统化的发展路径。
（三）学科发展与乡土文学的发展存在着脱节的现象
乡土文学的进步与社会变迁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是作为学科发展以及乡土文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乡土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们的乡村生活以及乡村生活中人们所蕴含的精神。这一点在大多数的文学作品中够有所体现，而本文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研究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细分。从而说明国家需要明确乡土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研究方向，为未来的乡土文学作品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而当前语文学科的发展与乡土文学的发展存在着脱节的现象，这是制约乡土文学发展的重要性因素之一。
三、乡土文学发展的优化路径
（一）创新乡土文学的发展形势
摆脱传统乡土文学的发展形势，从根本上提升乡村文学的层次与质量，首先要求文学作品的欣赏者，从乡土文学的特点出发，创新乡土文学的发展形式，并不断提升乡土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在新时代背景下，教师可以为学生们提供多样化的乡土文学作品，丰富学生们的阅读选择，当然学生也需要对传统的乡土文学的内容以及意义进行深度的思考，深化对乡土文学作品的认识与理解，从而提升乡土文学作品的层次与水平，作为教师，我们需要结合学生对乡土文学的作品的认识与感悟，从而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之中，鼓励学生对乡土文学作品进行交流与沟通，这样就能够创新乡土文学的发展形式，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学校可以在乡土文学作品的教学模式上进行创新，例如，在乡土文学作品的鉴赏过程之中，适当增加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环节， 在学生们对背景音乐进行聆听的时候，再配以乡土文学作品中的段落，这样就能够让学生们深刻体会乡土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从侧面提升学生对乡土文学作品的认同感，创新乡土文学的发展形式。因此，乡土文学的形式不断创新就能够为今后乡土文学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
（二）设立乡土文学作品的评价机制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是当前乡土文学发展的路径之一，众所周知，学校与家庭的环境是学生们了解乡土文学的两个平台，家庭是学生们生活的地方，那么学生们可以在家里阅读乡土文学作品，而学校的教师，可以为学生们提供丰富的阅读素材，这样就能够突出乡土文学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从这一点充分说明，在乡土文学作品的欣赏中，我们需要注意家庭成员以及家庭环境等因素给孩子们带来的影响。为了全面推进乡土文学作品的发展，学校需要设立乡土文学作品的评价机制，帮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乡土文学作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乡土文学作品的未来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对乡土文学作品的鉴赏水平。设立乡土文学作品的评价机制不失为乡土文学发展的优化路径之一。
（三）教师对学生的积极与正面的引导，向学生们传递乡土文学作品的精神意义与实用价值
随着社会中的信息增多，我们要想实现乡土文学的跨越式发展，就需要从乡土文学作品的本身出发，借助信息化教学的手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借助先进性的科学技术，辅助学生对乡土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具体比如利用多媒体课件，可以让学生们在鉴赏乡土文学作品的时候，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更好的把握乡土文学作品想要表达的精神主旨，从而突出信息技术等教学方式在乡土文学作品中的意义，而且在乡土文学作品的欣赏过程之中，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积极与正面的引导，避免网络中的不良信息，而作为学生，也需要自觉对这些垃圾信息进行抵制，从而充分发挥教师在乡土文学作品鉴赏中的作用以及意义，而学校也需要净化乡土文学作品的学习氛围，并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而乡土文学作品的欣赏形式，教师可以组织人员对乡土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具体借助的活动比如说班会、自习，向学生们传递乡土文学工作的精神意义与实用价值，突出乡土文学中的作品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以及价值发扬光大。教师对学生的积极与正面的引导，向学生们传递乡土文学作品的精神意义与实用价值不失为乡土文学发展的优化路径之一。
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下，乡土文学的发展需要兼顾到学校、家庭、以及学生本人的想法，因此，在乡土文學作品的欣赏过程中，学校与教师需要将上述的因素进行综合性的考量，本篇文章认为，乡土文学作品欣赏，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学生的乡土文学作品，让学生们对这些作品进行阅读，并谈谈自己对乡土文学的认识与理解，并将自己的认识与理解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与沟通，最后教师对同学们的整体表现进行点评。本篇文章立足于乡土文学的意义，并结合乡土文学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文章认为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分别为乡土文学作品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能够独树一帜，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之中缺乏后劲、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作品没有系统的发展路径、学科发展与乡土文学的发展存在着脱节的现象。最后提出乡土文学发展的优化路径，分别为创新乡土文学的发展形势、设立乡土文学作品的评价机制、教师对学生的积极与正面的引导，向学生们传递乡土文学作品的精神意义与实用价值，为学生树立起乡土文学的基本框架，这样就能够为文学作品的发展提供合理化的依据，本篇文章旨在为乡土文学作品以及乡土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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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一、乡村文化振兴的丰富内涵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高度重视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也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 应转变重经济轻生态、轻文化的发展理念。文化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 以先进文化引领,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 可以有效提升乡民的文化素养, 是最高效的社会治理方式。
(一) 乡村文化振兴涵盖丰富的内涵
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乡村文化振兴, 就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引导乡民自觉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优秀地域文化, 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 激发乡民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 树立文化自信。
(二) 保护地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我国乡村地域辽阔, 文化遗产丰富, 既有物质文化遗产, 如古代建筑、石刻、壁画等, 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技能和民俗节庆活动等。体现着中华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遗产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全人类文明的瑰宝。在乡村振兴过程中, 要保护乡村文化遗产, 保护乡风民俗, 使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遗产代代相传, 守护乡民的精神家园。
(三) 继承与发扬光大本土乡规民约
目前我国乡村治理中, 对有效利用乡规民约进行乡村治理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如乡民议事会、新家训家风等, 这些乡规民约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 创新了乡村治理模式, 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四) 培养农民的新时代意识, 特别是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要挖掘乡土文化人才, 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 不断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凝心聚力营造乡村文明新风尚。
二、苏州乡土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表现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后, 苏州随着外向型开发区的扩张和城市化战略的实施, 农民进城、进镇, 生活方式逐渐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变。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 苏州逐步出现了土地资源紧缺、优质耕地减少、人口急剧增长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苏州自古以来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 但集中化居住改变了乡民的生活方式, 承载着乡愁记忆的乡土文化和乡村伦理, 也正面临着被损毁的危机。苏州乡土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社会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一) 苏州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
大量外来人员涌入苏州, 租赁乡民的房屋居住和生活, 苏州乡村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受到冲击, 苏州乡村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乡村传统社交关系也出现变化。二是苏州乡民原本局限于同乡同村的熟人社会交往, 现在社会交往范围越来越广, 乡村年轻人走出乡村, 走向城市, 苏州乡村的“留守”人员, 呈现年龄大的态势, 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主要人群呈现老龄化趋势, 乡村伦理关系也随之出现了新的变化。三是苏州传统的乡规民约难以约束外来人员, 急需变更创新。
苏州实施乡村振兴, 要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之路, 直面现代转型期苏州乡村的新需求、新矛盾和新挑战, 探索创新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三、着力复兴具有苏州特色的乡土文化和乡村伦理
乡村振兴如何真正尊重农民意愿, 保留乡村的田园风光, 守护乡土文化和精神家园。为此, 苏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文件,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出现了一批美丽生态宜居乡村, 有效提升了乡风文明。
苏州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 注重弘扬吴地传统文化, 推动乡村文化建设, 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 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根据建设目标, 苏州正开展特色田园乡村建设,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通过乡村文化振兴, 重塑乡俗民风, 重塑乡民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一) 因地制宜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
特色田园乡村立足于乡村实际, 优化山水、田园、村落等空间要素, 打造特色产业、特色生态、特色文化, 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水平, 建设体现江南风貌和苏州水平的特色田园乡村。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不断创新模式, 注重文化传承, 注入生态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等元素。根据自然条件、特色产业、情感认同构建乡村文化, 留住乡村之魂, 具有乡土气息。
乡村建筑风格与乡村整体发展思路和谐统一, 深挖历史古韵, 弘扬人文之美, 培育独特乡村风貌。如吴中区临湖镇灵湖村黄墅村, 将本土文化与森林融合, 创造出丰富的空间体验。除了多元化的森林风光带, 黄墅村还重点打造“匠心”文化。目前, 村里有铁匠、木匠等老手艺人800多名, 很多老手艺面临着失传问题, 黄墅村重振老手艺, 将它与旅游业相结合, 呈现出美丽的田园风光。
(二) 修缮保护乡村的历史文化遗存
苏州乡村保存着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镇和古村落, 古老的村楼, 质朴的小巷, 纯朴的民风和珍贵的民间文化, 这些都是苏州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乡村振兴需要走出一条新的村落保护与传承的路径。苏州古村落的保护利用, 注重挖掘传统文化,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休闲产业, 使苏州乡村本地住民和优秀外地人才回归村落, 通过产业带动村落能形成自身良性的造血功能, 有机延续传统村落的乡土文化。并以开放、多元、灵活的机制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助力推进, 共同建设美丽村落。
(三) 培育乡村治理主体重塑乡村社会规范
苏州乡村着重培育乡村治理主体, 激活传统乡村文化中的活性因子, 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尊重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提升农民对农村治理的认同感。把伦理道德、村规民约、风俗习惯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和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 引导农民崇文向善。
如苏州昆山巴城镇, 乡民们制订村规民约, 以村规民约重塑乡村文明。村规民约注重结合乡村实际, 体现乡村特色, 为昆山在城乡发展一体化转型中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积极探索, 形成了良好示范。
(四) 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 发挥乡贤文化的作用
在苏州悠久的发展历史上, 出现了众多贤者名士, 如有着“先忧后乐”高尚情怀的范仲淹、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情怀的顾炎武等等。这些贤者名士凝聚了吴地文化的温和谦让、崇文重教、开拓创新、敢于争先等特性。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的重要表现形式, 通过挖掘乡贤文化, 可以教化乡里、涵育乡风, 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 实现家庭和睦, 邻里和谐, 弘扬真善美, 传播正能量。
苏州实施乡村振兴, 注重建设美丽乡村, 传承乡土文化, 保护生态环境, 留住乡土味道, 体现苏州乡村特点, 保留苏州乡村风貌, 重视传承和保护乡土文化和乡村伦理, 挖掘和利用好乡土文化资源, 使乡土文化和乡村伦理成为苏州乡村振兴的源泉和动力。
摘要：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 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 乡土文化能激发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本文调研了苏州乡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出现的新特征, 探讨苏州如何复兴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和乡村伦理, 认为苏州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 必须高度重视苏州乡土文化和乡村伦理的传承保护与现代转型。
关键词：乡土文化,乡村伦理,文化传承,现代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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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索晓霞.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文化价值再认识[J].贵州社会科学, 2018 (1) :4-10.
乡土文化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一、传统地域文化在乡土景观设计中的意义
1) 创设乡土特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各个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风土民情、传统习俗以及建筑风格等, 所以每个地域所营造的乡土景观特色也就有所不同, 这就体现出了一个地区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内涵。乡土生活、信仰、风俗以及自然等都能成为乡土景观设计的灵感来源, 这些元素不仅是乡土景观设计中必要的建设素材, 也能将地域特色与乡土文化进行加以体现。而在城市景观不断发展的当下, 怎样对乡土文化特色元素进行保护和提炼, 并以此创造一个具有文化底蕴与传统地域文化特色的乡土文化景观是当前需要继续探究的关键。
2) 打造生态环境。当前, 人们为了实现大都市繁华梦, 大兴修造人工景观, 生态、环境、能源等危机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很多乡土景观在设计过程中, 没有对本地的自然条件进行充分考虑, 对当地的地貌、地形无底线的破坏, 这是一种破坏自然规律的设计方法, 既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也不能改善城市环境。而传统地域文化来自于当地, 以自然地貌和地形作为乡土景观设计的基础, 将当地的自然材料运用于民间建筑、景观小品等构筑物上, 既能增添乡土色彩, 又能对自然环境起到改善的作用。
二、传统地域文化在乡土景观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将传统地域文化运用于乡土景观设计中, 需要尊重当地的地域自然环境, 并以此为前提对当地的乡土元素进行总结和提取, 采用艺术化手法对乡土景观的空间表现形式进行解构和重组, 进而将当地地域环境下的乡土景观面貌进行体现。
1、传统地域文化中的植物配置方式
不同地域不同的文化背景与自然条件, 能形成不同特色的景观风貌, 与当地历史文化合二为一的, 就能将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与景观特色充分体现出来, 就如一些植物在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历史的发展与演变中都会形成当地的文化标志。比如北京的国槐、日本的樱花、荷兰的郁金香等等。
在巴蜀地域, 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 有高原、盆地, 也由于平原、丘陵, 还有山地、草地……, 丰富的地形地貌形成了巴蜀的山水文化。在湿地地带可以配置慈竹、南天竹、水杉、池杉以及木芙蓉等植物;而在山地地带可以配置光皮桦、川泡桐以及山毛榉等较大体量的植物, 也可以配置小叶榕、山茶等较小体量的植物。这样的植物配置能创造一种变化万千的景观空间, 将巴蜀地域文化特色充分体现出来。所以在进行植物配置的时候, 应合理的在植物配置中打造各地域别具一格的乡土景观风格。
2、传统地域文化中乡土材料的运用
传统地域文化中乡土材料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演变考验中传承下来的, 是本地自然环境和生活中可以直接利用的材料, 所以具备较强的气候适应能力和地理环境适应能力。
在巴蜀地域的乡土景观设计过程中, 丰富的自然资源更有利于乡土景观的创造。石材是巴蜀地域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 主要用来做道路的铺装材料, 也用在建筑外立面建设中。巴蜀地域很多乡土居民的建筑外立面是毛石墙和乱石墙等, 体现了自然生动的地域文化特色。
3、传统地域文化中乡土色彩的运用
在乡土景观设计中运用乡土色彩, 是对乡土景观整体性最直接的视觉元素的运用和体现, 能使人在视觉上形成较强的冲击性, 也会对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乡土景观设计过程中运用乡土色彩, 应该先将乡土色彩的整体基调有所把握, 让人们能对当期的整体风格有直观的感受。巴蜀地域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 巴蜀山水的自然格局也能展示出清新素雅的整体色调。当地居民建筑的主色调主要是黑, 白, 灰, 也有一些乡土景观建筑, 在细节部分会采用颜色鲜艳的色彩进行点缀, 在建筑色彩的把握上也与景观建筑的整体色调较为融洽。走在巴蜀居民建筑的街道, 随处可见灰白色墙面与黑色小青瓦屋顶的建筑, 道路通常都用青石铺装, 整体建筑空间给人一种古朴静谧的感觉。
4、传统地域文化中景观小品的运用
在乡土景观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是景观小品, 虽然传统地域文化中很多景观小品体量不大, 但是其造型较为独特, 构图也比较合理, 且主题较为鲜明, 在乡土景观建筑中有着以小托大的作用, 这也是乡土景观建筑中较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传统地域文化中的景观小品有着丰富多样的内容和灵活的造型, 在乡土景观设计中也可以对乡土景观元素进行合理充分的搭配与组合。可以对当地乡土生活与生产中的元素进行挖掘, 然后采用直接的表现手法将当地的乡土文化直接体现出来。比如, 宽窄巷子中将当地体现出古色古香雕花纹样的容器用作装水的容器, 这种在乡土景观设计中采用传统文化景观小品的设计方式, 能使景观空间的层次性得到丰富, 也能使当地传统文化特色得到体现。
三、总结
传统地域文化在乡土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需要对当地文化底蕴、人文价值等进行深入的挖掘。巴蜀地域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民俗风情、风土人情以及历史传统, 能为乡土景观设计增添更为丰富鲜明的文化色彩, 是巴蜀乡土文化景观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景观设计师们, 在乡土景观设计过程中, 应该充分利用当地传统文化中涉及到的色彩元素、植物元素、景观小品元素以及各种材料元素, 使传统地域文化在乡土景观设计中得到具体的传承和发展。
摘要：传统地域文化是乡土景观设计中的关键元素, 一个地方的乡土景观能体现出这一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本土文化。巴蜀地域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 而如何在景观设计中应用地域文化, 使地域文化在乡土景观设计中得到传承和发展, 本文就对其进行具体的探讨分析。
关键词：传统地域文化,乡土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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