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政论文范文

2023-09-16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建立在電子信息技术应用的基础上,以文书档案信息资源为管理对象,做好文书档案数字化、网络化,以适应新型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文详细分析了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探索的方面,并提出了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的新探索,对进一步做好文书档案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信息社会;文书档案;办公室

概述

信息社会,又叫信息化社会,是指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信息资源为基本发展资源,以信息服务性产业为基本社会产业,以数字化、网络化为基本社会交往方式的新型社会。从信息社会的定义来看,主要涉及信息及数据的生产(包括采集、处理、存储)、应用(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保障(保障信息传输的基础设施及安全机制)。办公室文书档案是与科技档案相对而言的各类档案统称。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建立在电子信息技术应用的基础上,以文书档案信息资源为管理对象,做好文书档案数字化、网络化,以适应新型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1 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存在问题

信息社会,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办公室行政管理效率,也深刻地改变着办公室行政管理模式,使传统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呈现出诸多不相适应的问题,应给予足够重视[1 ]。从信息社会视角来看,目前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还存在:

1.1 文书档案价值评估亟待优化

信息社会背景下,文书档案的产生、应用及保障均与电子信息技术密不可分,但在日常管理过程中,注重文书档案的前端质量控制,末端利用的价值评估有待强化。重管理轻利用的现象依然突出,办公室OA系统的利用,极大提升了行政管理效率,但文书档案管理技术设备及信息系统工作运行特点与单位的发展阶段不相匹配,文书档案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水平滞后,因此,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文书档案利用价值评估,逐步建立并完善满足单位实际运行需要的电子文书档案检索目录,借助信息技术,使办公室文书档案信息及其蕴含的价值得以发挥,从而发挥办公室文书档案在提升行政管理效率方面的应有作用。

1.2 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素质薄弱

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者需要较强的信息素养,不仅要掌握文书档案采集、处理及存储,还要熟练利用信息技术,将文书档案应用于改造和提升机关管理水平,并严格遵守办公室文书档案信息传输的设施及安全体制机制[2 ]。熟练掌握和应用电子信息技术,并将其与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融合起来,共同推动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朝着科学化、智能化、便捷化方向发展。

1.3 文书档案管理整体规范缺乏

信息社会,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万物互联成为现实。办公室文书档案与其他业务工作也建立了紧密联系,信息孤岛被打破。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立足于单位职能,缺乏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整体发展规划,缺乏相应的协作运行模式,尚未建立起“全生命周期”文书档案管理运行模式。

2 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改革探索

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从文书档案信息生产、应用及保障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才能使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更加科学、更加系统、更具条理性。

2.1 树立系统管理理念

根据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等性质,立足办公室行政管理的现实需要,一是要牢固树立系统管理理念。建立“大档案”管理模式,制定统一的文书档案管理模式、工作标准,使文书档案编制及归档要求满足办公室日常管理的现实需要。二是要切实做好系统保障。既要做好办公室日常行政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文书档案资料,还要及时将传统文书资料制成电子文档格式,并将重要电子文书档案进行备份,检索式文书档案则选择机读模式管理。三是要践行系统管理模式。在人、财、物等方面,全面打牢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基础,即,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应坚持“专”“兼”相结合的理念,以其专职档案员管理为主,各业务部门配备1名兼职人员,协助做好文书档案收集移交;将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所需经费纳入单位整体预算,给予必要保障和支持。注重信息设备的投入和使用[3 ]。如,针对重要文书档案的备份,既可选用U盘备份,也可选用磁带光盘备份,并作为文书档案存储建档介质。

2.2 推进“三全式”改革

“三全式”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是针对信息社会背景下文书档案面临的特点和实际,从文书档案的形成、归档及利用的全过程管理、全员式参与和全方位管理等理念的集中体现。

2.2.1 全过程管理。也即全生命周期文书档案管理理念,从文书制发到其归档、整理,直至最终的销毁,均应采用科学有效管理方法。信息社会对信息来源的准确性要求高,办公室文书档案归档时要统一归档方式及符号,如电子文书档案打印纸张选择,文书档案编号等,都需要严格规范运行。

2.2.2 全员式管理。办公室文书档案既来自办公室的日常行政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书资料,也包括各个部门的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书资料[4 ]。因此,既需要专职档案员负责收集、管理,也需要各个部门配备相应的兼职档案员,并动员单位人员,严格按照办公室文书档案归档标准和要求,建立责任制管理模式,将文书档案管理责任到人到岗。

3 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探索

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存在着诸多非传统要素影响,也需要转变档案管理理念,系统构建新形势下文书档案管理模式,不断提升文书档案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3.1 建立文书档案管理信息系统

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全方位建立文书档案管理信息系统。其中,硬件方面,就是要积极采购计算机,购置数码相机,扫描仪等相关设备,既要做好新增电子文书档案的收集、归档与整理,还需要做好已经归档的纸质文书档案的信息化、数字化转化。软件方面,则需要立足信息社会背景下,电子文书档案管理特点,建立专门的档案数据库,安装专门的文书档案管理软件,将其内嵌至办公OA系统,实现文书制作与文书档案管理的同步进行,从文书档案信息加工系统、存储系统到信息查询、保密系统的搭建,建立符合信息社会建设和发展需要的专门的文书档案信息管理平台,提升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3.2 规范文书档案管理运行模式

3.2.1 建立文档检索系统。重点是要做好办公室文书档案检索系统的搭建及运行,从文书档案的查找、归档及其利用等方面,全面构建检索系统。办公室文书档案检索系统可分为一般文档检索系统、重要文档检索系统两大类,前者,检索系统需要将文书档案的名称、存储位置等条目设置完整,便于查找。而对秘密、机密等保密层级较高、价值较大、保存时限较长的文书类档案资料,应重点做好检索系统的安全,确保信息安全。

3.2.2 建立监督及抽查制度。信息社会背景下,文书档案管理的内容、载体等面临着诸多变化和要求,因此,要积极构建相应的监督及抽查制度,对普通文书档案可采取定期抽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而对重要的文书档案应建立定期检查制度,按照月、季为一个检查周期,从文书档案保管、借阅、归还等全面抽查,并将其作为档案管理者的绩效考核重要依据。

3.2.3 定期清理过期文档机制。信息社会背景下,信息流在不同部门之间快速流转,办公室文書档案产生的形态及存储的方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文书档案归档数量的不断增加,要安排人员及时做好过期失效的普通文书档案的定期清理工作,严格按照文档清理流程做好相关审批,做到应清理尽清理,安全清理等。

3.3 提升文书档案管理信息素养

要全方位培养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者的信息素养,以适应信息时代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的实际需要。一方面,要增强档案人员保密意识。加强《档案法》《保密法》的学习,充分认识到信息载体、渠道和模式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所面临的安全形势,从而提出相应对策。另一方面,要明确档案人员职责。根据文书档案管理的安全保密需要,结合办公室文书全生命周期理念,从文书档案收集、整理、归档、统计、利用等各个环节,档案专职、兼职人员的职责内容,并根据文书档案密级等,赋予不同人员的阅读权限。此外,要加强业务培训,重点是要做好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5G等信息社会中办公室档案文书档案常使用的信息技术培训,不断提升从业者的综合信息素养。

参考文献:

[1]刘蓓.试论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创新[J]兰台内外,2020(10):31—32.

[2]卢鹤.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创新分析[J]信息周刊,2020(6):193.

[3]李雪洁.信息社会背景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改革和创新[J]文存阅刊,2018(17):28.

[4]李兴信.信息社会视角下办公室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改革探讨[J]信息周刊,2018(26):463.

作者简介:朱玮,大学学历,临沂市发改委信用体系建设服务中心馆员,研究方向:价格监测档案管理。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2篇

工商行政管理监管的社会化 

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实体的基本细胞,政府如何有效地抓住并管好企业,是一项十分重要又非常现实的课题。根据我国政府目前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工商部门承担着市场监管的重要职能。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各类企业、市场都在逐步壮大,积极地探索新的监管模式,已成了当务之急。工商系统正在探索的监管社会化、专业化和系统化模式,是目前对企业的监管思路、监管方式的一种创新,本文探讨的是工商行政管理监管的社会化。

作者:孙正富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抛锚式教学通过创建一个以“学生主体性”为中心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在协作学习中实现自主建构知识体系。传统的“行政学原理”教学注重教师讲授,以教师为中心,忽略学生主体性,强调被动学习与接受学习,使该课程日益沦为一门基础知识性课程,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与技术性共存、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知识积累与能力养成相结合的个性特征相背离。在该课程教学中引入抛锚式教学法是对“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关键词:建构主义;抛锚式教学;行政学原理

“行政学原理”课程具有政治性与技术性共存、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知识积累与能力养成相结合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抛锚式教学法对课程教学的适用性。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中运用抛锚式教学法,不但有利于学生真正融入学习过程、自主构建知识体系,也有利于引导学生从低年级的知识记忆上升为理论探究、专业素养与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一、抛锚式教学法解读

(一)抛锚式教学法的内涵

“抛锚式教学”法(Anchored Instruction)是建构主义的一种教学方法,于1992年创立。所谓抛锚式教学是指“在多样化的现实生活背景中,或在利用技术虚拟的情境中,运用情境化教学技术以促进学生反思、提高迁移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抛锚式教学不同于以“知识传递”为目的的传统教学,“抛锚式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在一个完整、真实的问题背景中,产生学习的需要,并通过镶嵌式教学以及学习共同体中成员间的互动、交流,即合作学习,凭借自己的主动学习、生成学习,亲身体验从识别目标到提出和达到目标的全过程。”教师运用抛锚式教学法,其首要任务是创设“锚”。所谓“锚”应该是“某种类型的个案研究或问题情境”。抛锚式教学以专门设计的“锚”为起点启动教学活动。在抛锚式教学中,教师不再是传统教学中的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信息的供给者与解析者,而是教学活动过程的适时引导者、促进者和学生的“学习伙伴”。

(二)抛锚式教学法的特点

1.坚持学生主体性,教师充当引导者、支持者和学习伙伴。抛锚式教学法遵循学生主体性原则,强调学生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教师不再是权威说教者、知识灌输者,而是教学过程的引导者、组织者,甚至“学习者”。在这样一种平等、轻松的课堂气氛中,学生能更有兴趣与动力去主动参与学习活动,体现其课堂实践者的主体身份。

2.教学活动围绕“锚”来设计,以真实的教学情境为第一原则。情境是一切认知和行动的基础,抛锚式教学特别强调情境的真实性。因为学生面对的学习情境越接近真实,学生跃跃欲试的情感和感知自身话语权被鼓励,就越发能投入到学习活动,其建构的知识就越可靠、越深刻,而且其对知识的运用能力也越强。抛锚式教学法充分利用课堂内外的信息资源,将真实情境融入课堂。

3.允许学习者对教学内容进行探索,强调共同体成员的协作学习。由于真实问题情境通常十分复杂,单凭学生的个体经验与知识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抛锚式教学”主张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问题,并以此为锚点,为学生提供思索、探究的机会,使学生不由自主地参加到共同体的协作学习中去,即“抛锚式教学”不是把现成的知识一股脑教给学生,而是允许学习者对教学内容进行探索。

4.关注学习效果的评价,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抛锚式教学强调在教学设计中尊重学习者的已有经验、学习动机以及个性特点,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强调教学结果的个性化。因此,抛锚式教学采取过程性评价,通过对整个抛锚式教学过程进行观察,适时记录学生在学习中自主学习、与共同体成员协作探讨的情况,以及自我规划与反思的能力表现。

(三)抛锚式教学法的理论依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抛锚式”教学法的主要理论依据。学习是获取知识完善经验的过程,但建构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对世界进行理解并赋予的意义的。“学习是建构内在的心理表征的过程,学习者并不是把知识从外界搬到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建构新的理解。”因此,建构主义在学习观上认为学习是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以自身知识和经验为基础,借助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主动建构新认知结构的过程,强调学习的自主性、情境性和交互性。在学生观上,建构主义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学习者不再是被动接受外界刺激,而是学习活动的主体、知识意义的建构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无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和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体悟与经验,而应把它们作为他们建构新知识的基础,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建构,而“意义建构”就是整个学习过程的终极目标。

二、抛锚式教学法对“行政学原理”课程的适用性

“行政学原理”课程作为公共管理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其开课目的在于使大学低年级学生通过学习,了解行政管理专业的基本内容体系,掌握行政管理实践的基本理论,使其逐渐具备进入行政管理实践角色的基本技能与知识。

(一)“行政学原理”课程的特点

1.“行政学原理”课程是一门政治性与技术性共存的课程。“行政学原理”课程的研究对象包括人、财、权、职,而“人”是国家公职人员、“财”是国家公共财政、“权”是属于公共权力范畴的行政权力、“职”是国家行政职能。这种“公共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内在的政治倾向性。因此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一方面需要学生在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习得良好的政治素养和健全的人格品质,与此同时,“行政学原理”课程实际上也是一门管理性的技术课程,还需要学生掌握基本的行政管理技能,如行政决策中的信息搜集与处理技能、公文写作技能、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决策评估技能等。

2.“行政学原理”课程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课程。“行政学原理”课程的原理性决定了其理论性较强,如行政权力的性质与来源就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知识点。但是其所涉及的理论知识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与时俱进,这就决定了“行政学原理”课既要重视理论传授,更要活学活用理论,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融入具体的实践中,而这必须借助长期的情境训练。

3.“行政学原理”课程是一门知识积累与能力养成相结合的课程。“行政学原理”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需要学生了解并理解行政管理的基本原理,掌握行政管理基本知识点,但是其教学也不是纯粹的理论教学,而应把原理性知识的讲解、理解与现实融合。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学会分析行政管理现象,发现行政管理规律,即掌握行政管理基本素养与能力。

(二)现行“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法存在的问题

1.教学中的形式主义泛滥。长期以来,“行政学原理”课堂都被教师主宰,教师拥有绝对的主体地位,视学生为客体存在,忽视了学生主动领悟知识的意义和主动建构知识的能力;而学生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而是把自己定位在等待学习、被迫学习的角色上。如课堂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方式以及小组合作、圆桌会议等基本还是教师唱独角戏。

2.教学方法组织失当。当前“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的过程被认为是一种知识的线性积累,是教师对学生的强权式灌输。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教师奉行单向线性思维,仍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以及个体特质都被标准化、一统化的教学计划忽略,学生在课堂上只是一味地承认事实、维护权威。如圆桌会议、无领导小组讨论以及实践教学等教学方法流于形式。长此以往,学生对创新性、自主性的教学方法缺乏感知与思考。

3.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脱节。目前该课程教学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对具体理论的实践应用则重视不够。教师们以行为主义理论为指导,效率至上,注重“刺激与反应的联结”,突出强调知识的机械传授,异化了本课程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征。

(三)抛锚式教学运用于“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的可行性

1.抛锚式教学理念与“行政学原理”课程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行政学原理课程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其目标不仅在于培养具有行政管理理论知识与基础技能的人,更在于培育具有沟通协调、团队合作与学习能力以及具备公共精神、人文关怀与法治观念的人才。而学习共同体创设的学习情境,可以使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在协作与共享中进行知识的意义建构,更是获取了诸如爱国意识、公民精神、公平正义等的价值观念。可见,抛锚式教学沟通协作等特点与“行政学原理”课程目标有内在一致性。

2.抛锚式教学的“抛锚”符合大学低年级学生的认知模式。抛锚式教学法特别适合大学低年级学生的认知规律,因为他们认识事物仍以感性认识、形象认知为主,借助真实的问题情境利于其理解、内化知识技能,这对于在大二阶段开设的“行政学原理”课程的学生认知模式非常切合。

3.抛锚式教学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衔接。“行政学原理”课程内容较为抽象,如果不借助问题情境,将抽象的内涵化作直观具体情景,学生只能靠死记硬背,进行碎片化的学习。抛锚式教学中,通过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解决真实的任务中主动去学习,有助于理解理论,并获得一定实践技能。

三、抛锚式教学法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中的实践

以本校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行政管理专业作为教学对象,遵循“抛锚式”教学法的“设锚”“抛锚”“探锚”“解锚”“提锚”五大相互联系的环节,以行政过程一章中的“行政决策”一节为例,展示“抛锚式”教学法在行政学原理教学中的具体实践。

(一)设锚

设锚即以教师为主导进行情境创设,这是抛锚式教学的切入点。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总是与一定的“情境”相联,在实际情境下或通过多媒体创设的接近实际的情境下进行学习,可以减少知识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差距。本节内容以“情景模拟”的形式创设情境。情景模拟是在课堂上构建一定的行政情境,然后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行政参与者,开展具体的行政业务,体验行政角色定位与职责。本节具体采取课堂现场模拟方式进行。首先提前两天让学生研读案例,并告知需要模拟的角色,然后教学当天组织学生进行场景模拟。这是一个关于危机决策的案例。事件发生在某年7月底,三峡库区某地连续遭受数次暴雨袭击,某村村民在后山发现一条宽两三米、长数十米的大裂缝后报告到村,村报告到镇。我们的课堂模拟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根据行政决策体系,选取了决策中枢系统(具体角色是镇长、镇办主任)、咨询系统(省市地质专家)、信息系统(险情观测人员以及村组干部)三大类五个角色。五位同学扮演,其他学生观摩。

(二)抛锚

抛锚即明确问题。“抛锚”的实质是从情境中选择出与当前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真实事件或问题,以供学生解决。选出的事件或问题就是“锚”。抛锚式教学法中“锚”点不但是学生思维的起点,更是学生思维的方向。本人在课程前两节课中已经教学生把案例所要涉及到的行政决策的特点、行政决策程序以及行政决策体制、行政决策模式等理论知识理清,同时也为学生提供相关知识点的著作与论文。本节内容,为了帮助学生较好地把握“行政决策体系的职能”“行政决策的价值”“如何进行科学决策”等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抛出本案的主锚:如果你是镇长,你该怎么办?围绕这个问题,先组织全班同学评判五位同学角色扮演情况。大家一致认为镇长在危机决策面前,欠缺果断与全局意识,而其他四位同学角色进入不佳,危机情境下缺乏危机意识,对角色之间的关系把握不准,一些称呼语使用不当。面对上述情况,在抛出主“锚”之后,又抛出次锚:其他四个角色该如何扮演好辅助者?如果你是扮演着,你会如何扮演?

(三)探锚

探锚即学生个体自主探究。探究是师生在问题的指引下进行的学习活动。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不够重视这个环节,缺乏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为了使学生较好地完成自主学习过程,本人提示大家,关于“你是镇长,该怎么办?”这一主要“锚”涉及的具体问题其实包括:在得到观测人员和地质专家的相关信息与建议的前提下,作为决策中枢的镇长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措施?险区居民搬到哪里去?巨大的搬迁费怎么办?如何安抚群众不安和恐慌的情绪?群众大会该怎么开?而关于咨询系统与信息系统的角色,需要学生在掌握行政决策三大系统各自职能与作用的基础上,就如何辅助中枢系统做好科学决策,决策程序。这样也能逐步培养学生获取信息、甄别信息、分析信息、生成信息的能力。

(四)解锚

解锚即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协作学习。协作学习是学生在个人自主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小组讨论、协商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对主题的意义建构。抛锚式教学强调组建学习共同体促进知识的社会协商。经常使用的组织形式便是小组学习。“行政学原理”课程采取的是班内小组学习模式,6~7人一组。本班学生共40人,分成6组。每个组对五种角色采用头脑风暴法进行探讨。小组讨论交流,有利于学生之间资源共享和相互启发思维。在协作学习环节,本人注意观察每位学生的神态及反应,在学生偏离教学内容或纠缠于枝节问题时及时加以正确的引导,在学生需要背景知识的时候给与点拨,在讨论的末尾,则由学生自己对整个协作学习过程做出小结。此外,在协作学习阶段,本人还抛出与主题相关的话题供学生进一步思考,如:行政决策中,行政上级态度与资源供给的价值何在?这样,可以引导学生与同伴继续进行对话合作,做更深一步的延伸学习思考。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不断向学生渗透学习的方法。

(五)提锚

提锚即学习效果评价。效果评价既要关注学生能否解“锚”,也要关注学生解“锚”的过程与方法。因此,抛锚式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他们的学习过程,而这两个方面通过在学习过程中随时观察并记录学生的表现即可。抛锚式教学法主张进行过程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发展性评价,而非结果性评价。评价内容主要涉及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协作学习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是否达到意义建构的要求等。本人在一次抛锚式教学法结束之后,要求学生评价自己的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的过程与结果,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对组内同学或其他小组的学习进行评价,以此获得学生学习的反馈,便于掌握学生个体学习进展,及时调整好下次抛锚式教学的情境与“锚”的设计。

抛锚式教学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中引入抛锚式教学法是对“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当然并不是本课程的所有内容都有必要或可以采取这种教学方法,而应该在“进行教学目标分析的基础上选出当前所学知识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过程作为当前所学知识的‘主题’,然后再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意义建构。这样建构的‘意义’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网络社会是伴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和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型态。可以说计算机网络的创造性和延伸性孕育了网络社会这一特殊的群体。在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网络社会正以其开放性、平等性、互动性、自主性等特点,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产生了诸如利用网络犯罪、不良信息、曲解舆情等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为了解决计算机网络带来的社会问题,实现国家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复兴,研究网络社会控制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网络社会;问题;控制;对策

1.网络社会问题的概述

网络社会问题,顾名思义就是指产生在网络平台下的社会问题。在社会学中,社会问题是由于社会变迁的影响而产生的失去规范的现象,或者是由社会失控所引起的现象。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最早提出:“失范”这一概念,它是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一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他的理论对应的主体是社会,而避开了针对人的主观能动选择。之后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将之发展为失范理论,他指出失范现象是“在混乱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他认为并不是由于人们未能达到自己社会地位的需求,而是由于他们的地位未能正确地组合在一个合理地、紧密结合的社會制度中。失范是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在个体身上显现的一种紧张状态。这就把问题的主体又现象转移到了人类本身。学界所认为的网络社会问题,大致有几个方面的失范行为组成。如:网络病毒、网络黑客、网络色情、网络沉溺、网络犯罪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诈骗、偷盗、破坏活动、侵犯产权行为、侵犯隐私行为等等。

相较于传统社会问题的基本特征而言,网络社会问题的明显特征粗略来说,首先,它带来了明显的社会失调现象;其次,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最后,网络社会问题的产生及发展已经超出个人或一个国家的控制范围,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问题,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协调与维护才能解决。总而言之,网络社会问题与现实社会问题之间存在互助共生、纵横交织的关系。所以,网络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在计算机网络中衍变的新问题,也是当代社会学无法避免的一个新领域,又是新兴的网络社会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2.网络社会问题的发展与控制

由于网络社会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控制的特点,这也就在新时期要求我们反被动为主动,做出积极的回应,也就是进行网络社会控制。网络社会控制指的是通过法律、行政、道德、宗教、科技等手段对计算机网络活动施以引导、调节和控制,从而维系正常网络社会动态的有序展开。对于网络社会问题呈现出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以及近年来日益显露出的敏感性,当务之急是加大力度研究和治理网络社会问题。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由于网络空间是虚拟性质的,那么作为通常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的法律的权威就被弱化了,传统部门法虽然相对比较完备,但应用在网络领域中则存在很多漏洞和难点。比如:人肉搜索、网络虚拟财产、八卦新闻、虚假报道、舆情传导等都给行政管理制造了更多障碍。此外,网络社会中的行为和言论不受现实世界“熟人社会”的约束,全凭行为人自主地实施行为,因而不受规范制度和普遍舆论的制约,行为人不因传统社会习惯而进行价值判断,无从修饰自己的行为,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网络社会目前的失范现象大量存在,其具有数量上的普遍性和运行中的重复性。网络社会问题数量众多、且周而复始难以杜绝,这就方方面面向技术调控手段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想要研究网络社会问题,首要要具备明辨信息真伪的能力,其次还要具备区分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社会问题的能力。目前政府的治理结构仍然沿袭的是传统社会下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这种治理结构与今天网络社会的要求产生了冲突。由于网络社会是一个树状分散式结构社会,它具有广泛的延展性和参与性,因此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不易进行拦截和维护,同时它的散播渠道也相较过去产生了巨大变化。这些特征是与现代社会管理最针锋相对的方面。面对信息的迅捷传播和渠道的多样化,政府在信息的传输速度、反应速度上都慢于民间,再由于的信息传播渠道也是等级式的,容易被蒙蔽,这样就很被动,公信力也急剧下降。我们现有的控制机制是从软性控制和硬性控制两方面着手的。其中软性控制就是道德层面的控制,硬性控制就是包含了文化、法律、政府职能的发挥和网络技术层面的控制手段。那么对于现阶段法律无法进行规范的、技术手段又难以消解的虚拟社会问题,就要纳入道德范畴加以解决。这是软性控制手段近年来凸显的重要原因之一。

3.提高我国网络社会控制软实力

网络社会充满着太多消息、机遇、发展,同时也存在太多漏洞、缺陷、和弊端。在新时期的网络建设中,提高我国网络社会的软性控制能力首先要求高校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度重视以信息渠道为手段而展开工作的新机遇,通过网络教育达到提高责任和自律意识的目的。此外在社会上要求各个家庭内部重建新型亲子关系,跟进时代步伐、注意交流、适度调控。

客观来说,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本身并没有善恶价值的鉴别功能,网络的善恶价值,是由操作、使用网络的人所赋予的。也就是说善恶是取决于人的行为,主体的行为,因此网民自身的建设在整个网络社会问题调控中占主导地位。网民是网络空间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也是受众。网民自身的素质和行为对网络空间的运行秩序、网络社会问题的产生、以及网络变迁的方向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求网民应具备良好的信息辨别能力和信息道德观念,应当清楚信息不等于事实、知识、更不等于智慧。在由事实到智慧之剑,还存在着关联、推理、智力、确证、和综合等等的考量。查漏补缺、提升自我等目的,不要作为单方面懒惰和依赖的工具。要成为信息的主宰而不是奴隶。同时降低不良信息的传播和影响程度,成为一个具备道德素养的网民。

可以说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塑了人类文明,使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型表现形式。在网络科学技术为改变人类生活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会与现实生活产生相应的冲突。网络社会问题不仅是一个局域型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网络社会控制问题课题,就是期望通过调查研究寻找合理有效的网络社会控制办法,寻找一些最基本的、宽泛的普世准则。只有做到妥善调节网络信息,才能使网络社会发挥应有的正面价值,缔造出一个真正美好、和谐的网络社会。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和谐、文明、健康的环境。 [科]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专业社会工作如何“介入”社区原有的服务体系并得以生存和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中,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态度是重要影响因素。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分别受两方面影响:就社区运行、建设、发展而言,主要为“成本-收益”比较,用于判断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否“有用”;就社区管理体系自身而言,主要为“免疫应答”效应,用于判断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否“有害”。二者紧密联系、共同作用,决定着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专业社会工作者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社区,并适当照顾社区管理者的自身需求,尽力争取社区管理者的支持,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专业社会工作的深层“介入”。

关键词:成本;收益;免疫应答;社区管理者;专业社会工作介入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有着起步较晚、后期发展充满曲折的特点。西方社会的专业社会工作发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到20世纪20年代,我国才开设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课程。1952年我国高校社会学被取消,社会工作教育也随之暂停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又重新恢复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1]这其中的断断续续,给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带来了一定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的适应性不强、被认可度不高。

自恢复重建以来,社会工作的发展亦遇到重重困難,学术界与实务界也在不断探索社会工作在我国的生存发展之路。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工作领域内存在两股力量——来自西方的专业社会工作和我国原有的(行政化的、非专业化的)本土社会工作;也逐渐形成了两种主流观点——“介入性发展观”和“内在转型观”。[2]但两者在专业社会工作地位方面的认知差异不利于社会工作在实践中整合性发展。在结合当下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徐选国提出,以往关于社会工作的介入观只是权宜性策略,未触及社会工作的本质和内核,而从介入系统向介入生活的范式转换才是新时代社会工作发展的时代选择与应有之义。[3]王思斌指出,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介入性发展是从政府主导下的“专业弱自主性介入”状态走向“政府-专业”合作下的深度介入。[4]除此之外,他还从建构论的角度指出,专业性是社会工作介入性发展的基础和优势,而与政府部门、社区工作员(主要是街道居委会人员)以及服务对象的合作能力实际上决定着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发展的过程。[5]

在我国现行的社区管理体制下,专业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时,不可避免地要与社区管理者打交道。社会工作项目的顺利运行和良好服务效果的取得,需要社区管理者的允许、支持和配合;如果社区管理者采取阻碍、排斥或其他不良态度,会给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带来困难,并且难以保证最终的服务效果。因此,在探索如何让专业社会工作真正介入生活、发挥作用、走向更深层次的介入阶段,[6]就必须对影响社区管理者态度的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抓住社区管理者的心理,适当投其所好,如此有利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

一、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态度的影响因素

社区管理者在面对专业社会工作这个“外来者”时,一定会考虑管理成本和管理风险。因为对于社区来说,专业社会工作并不是其本身就有的,而多数是以政府项目购买的方式进入的。一方面,很多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仍然并不了解,专业社会工作对于社区管理者来说还是“新事物”;另一方面,对于专业社会工作到底能做些什么、能做出些什么,社区管理者也并不清楚,因此,相对来说会比较谨慎,甚至有所疑虑。

在进行思考到做出判断的过程中,社区管理者无论最终对于专业工作介入的态度是怎样的,其背后的逻辑都是——在不影响现有管理过程稳定有序的基础上,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对促进其所管理社区的稳定和发展能够起到真正有效的帮助与推动作用;有利于其作为管理者做出具有可见性和彰显度的管理政绩,且不会大幅增加其管理成本和管理风险。

根据社区管理者的思考逻辑,决定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态度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否能给其所管理的社区带来可见性的明显变化或创造出具有显示度(能够显示其治理成果)的“亮点”;其二,是否会给其所管理社区现有的管理模式、管理机制等方面的稳定运行带来不确定性。

因此,笔者将通过“成本-收益”原理和“免疫应答”效应两个理论工具,对上述决定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态度的两个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成本-收益”原理是从社区运行、建设、发展角度考虑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给社区带来的变化;“免疫应答”原理是从社区管理体系自身角度考虑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给社区管理带来的不确定性。

二、“成本-收益”原理以及相关分析

社区管理者作为现有社区管理体系中的“主人翁”和“责任者”,他们需要考虑如何投资才能更好地促进社区的发展。因此,在选择对待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时,必然会考虑自己的付出与所得,对“成本”和“收益”进行计量,再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来判断如何选择更加合适、更加有利。在“成本-收益”原理分析中涉及成本、收益、“理性人”假设三个重要概念。以下对三个概念逐一进行解释和分析。

(一) 成本

“成本”在经济学中是从资源稀缺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厂商的成本及收益的,主要涉及机会成本和生产成本。其中,机会成本是指厂商将一定的资源用作某种用途时所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中的最大收入;而生产成本,又可以分为“显成本”和“隐成本”[7]70。简单来说,“显成本”反映的是实际应用成本,是能够在项目中得到直接反映的,具有可直接计算的特点;而“隐成本”是由于有意或者无意的行为而造成的时间成本和转移成本,如领导的权威失灵造成的上下不一致、信息和指令失真、效率低下等,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往往不可以直接计算。

社区管理者在考虑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成本时,与企业管理者是一样的,会将自身所付出的成本进行最大化计算,会考虑到选择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而错失的其他活动可能带来的收益、为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而付出的直接应用成本以及由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而产生的隐性成本,以此来预估服务项目是否能够真正带来收益。那么,在实际中各类成本又是如何划分的?比如,因开展专业社会工作项目占用了时间或场地,社区无法开展其他一些商业宣传活动,从而错失了这些活动所能获得的宣传费或场地费等,这些间接的利益流失会被列入机会成本的范畴;社区开展专业社会工作项目直接应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包括场地、物资采购、硬件设备、配合专业社会工作开展工作所需的社区人员、开展服务项目所需要的时间等,这些会被按照“显成本”考虑在内;由于专业社会工作者对社区现有管理体系不熟悉,筹备和开展活动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或精力来沟通,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分工模糊、效率低下,社区管理者为开展服务活动付出的期待、耗费的心血,开展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为应对风险需要做的前提准备,为弥补风险造成的损失所要付出的代价等,都会被社区管理者按“隐成本”考虑在内。

(二) 收益

在经济学中,“收益”被定义为,厂商或经济主体在某个经营期内通过销售、生产货物,提供劳务或从事构成主要经营活动的其他业务所形成的现金流入、其他资产的增加与负债的清偿。[7]75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将“收益”理解为某一活动或项目为主体所带来的全部利益和好處。与生产成本相对应,收益一样分为不同类型。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给社区带来的收益既包括快速可见的、直接的部分,也包括潜在的、持续性的部分。在社区管理者眼中,快速可见的、直接的这部分切实利好包括专业社会工作活动的具体产出(在一定时期内开展了多少次服务活动、每次服务的活动时长是多少、服务总时长是多少、服务覆盖了哪些群体和多少人、形成了多少可见的文字或视频资料);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为社区带来了多少资源,链接到了哪些社会组织或团体的支持,是否帮助社区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或场地支持;每次服务活动的开展是否顺利、服务对象对服务过程是否满意、接受了短期服务后的服务对象的现状是否有所改善,等等。潜在的、持续性的这部分收益则包括:长期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对服务对象潜能的培育和激发,服务对象自决能力的提升;社区自我管理与居民参与氛围的形成;社区以及管理者经过长期积累获得的良好口碑;社会工作者为社区链接到的长期资源、建立的长期合作,等等。

(三) “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关于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设,其意指作为决策的主体都充满理性,所追求的经济目标都体现着最优化原则。[8]简言之,“理性人”就是一个行为人在最大化某个目标,比如消费者追求满足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追求决策目标最优化等。[7]46这一假定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为利己动机,第二层意味着理性行为,表明个体都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在掌握足够信息时,会精打细算地进行决策。

因此,社区管理者也会在“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 “成本”和“收益”进行计算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收益”大于“成本”,那么对社区管理者来说,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有用”的,所以单纯从“是否有用”这一角度考虑,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会是积极接纳的;反之,则“无用”,那么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则是消极排斥的。

(四) 社会工作“专业性”与社区管理行政目标需求之间可能的内在冲突

我国民间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的力量较为薄弱,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主要依靠政府购买,[9]政府在社区管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时会涉及与街居权力主体间的复杂关系。朱健刚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行政权力体系时,专业权力会让位于行政权力。[10]现实中很多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在发展中确实也面临着专业化与行政化之间的矛盾。存在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评估机制,也就是政绩评估方法。在没有行之有效且精准化的评估体系的前提下,政府一般选择具有新公共主义导向的绩效评估方法,[11]注重量化指标,通过对量的规定来实现对项目的监管和对工作者的评价。社区管理者作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有着个人职业发展方面的需求,这就要求社区管理者要在较短时期内做出可观的成绩,获得一定的成就。

因此,在现实中,社区管理者希望专业社会工作者能够尽快使社区获得荣誉,这是其所最希望的,也是其普遍的心态。而专业社会工作是长期性、连续性的,其专业成效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以呈现。由此,便隐含着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区管理行政目标需求之间可能的内在冲突。

三、“免疫应答”效应以及相关分析

免疫应答是机体通过免疫细胞及有关的体液因子发挥识别自己、排除非己,以维持机体内外环境统一的一种功能,是抗原性物质进入机体后激发免疫细胞活化、分化和效应的过程。[12]它包括三个阶段:识别阶段是免疫细胞对抗原分子的识别过程;活化增殖阶段是免疫细胞间的相互作用;效应阶段是由效应细胞和效应分子清除抗原。

在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这一事件中,社区管理者即免疫应答系统中的“免疫细胞”,专业社会工作者即“抗原分子”。当专业社会工作者要介入社区时,社区管理者会遵循“免疫应答”效应的三个阶段逐步进行识别、分析、判断以及确定对待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

在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之前,社区管理者首先会对“介入”的行为是否“有害”进行判断。影响判断的因素有:是否不清晰社区原管理体系下的工作流程和运作方式而因此带来工作上的麻烦,比如原有管理体系下服务项目如何申报、筹备、开展;是否模糊了原有社区管理体系下的各部门分工以及因此造成职责范围的交叉,比如原来是由计生、养老、妇联等各部门各司其职,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后造成责任范围的重合,导致“踢皮球”现象的产生,等等。如果识别的结果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对原有社区管理体系“无害”,则不会引起“免疫应答”模式的作用;但如果识别的结果为“有害”,则会引起“免疫应答”模式的作用,社区管理者会通过原社区管理体系内部的活化、增殖、分化对专业社会工作进行效应,将想要介入的专业社会工作者排斥在外。

在这里仍要提到“成本-收益”的分析。在“免疫应答”效应的分析和判断过程中,社区管理者会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成本-收益”原理的分析结果也包括在内。对于社区管理者来说,专业社会工作的硬性“介入”即便是“无害”的,但如果不能“有用”,也同样会启动“免疫应答”模式。因为花费了一番功夫,最终结果却无二致,这不符合“理性人”的选择。此时,社区管理者的态度要么表现为排斥、拒绝、冷漠的显性态度,要么表现为无视、消解、隔离的隐性态度。

四、“成本-收益”原理与“免疫应答”效应共同影响下社区管理者可能出现的态度

(一) “成本-收益”原理与“免疫应答”效应的主次关系

前文提到,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会有两点反应:一是有没有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对于社区来说,到底有什么不同?二是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对于社区来说,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不仅如此,作为社区管理者,政府每年都会对其进行考核,其中有很多是硬指标。因此,他们不仅希望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带来的变化是可感受的,更希望是实实在在可见的,是有显示度的。这也正是专业社会工作介入与社区管理者的行政目标之间存在的矛盾。如果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创造或者协助社区管理者创造出“亮点”,那更是社区管理者所希望的了。至少,要能在政府对于社区管理者的硬性考核指标方面,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够发挥直接性的作用,越多越好。在这方面,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发挥的作用越显著(即越多且越大),就越能够受到社区管理者的认可、肯定、赞赏和欢迎。这是社区管理者在面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时所考虑的最根本,也是最决定性的因素。

因此,相对来说,“成本-收益”原理又是最主要的,“免疫应答”效应次之。但二者均是决定社区管理者态度的两个重要因素。

(二) 两方面共同作用下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态度的可能情况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确定了“成本-收益”原理与“免疫应答”效应并不是孤立作用的,在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态度决定中,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着高度的内在关联性。基于“成本-收益”所做出的评估决定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是否有用”的判断,而基于“免疫应答”效应的分析则决定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是否有害”的判断,两者同时作用而产生的态度结果可能会出现以下四种组合情况(见表1)。

1.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有害”且“无用”的

社区管理者认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既“有害”又“无用”的。这就说明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影响了社区原有管理体系的正常运行,是对社区管理体系的有害入侵;同时,社区付出的成本是大于专业社会工作为社区带来的收益的,“介入”的行为对社区的建设、运营、发展无利。这时,社区管理者会发起“免疫应答”效应的作用,并且在这两方面都对社区无利的情况下,社区管理者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会采取果断的排斥态度。

2.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有害”但“有用”的

當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对社区“有害”时,出于对社区自身管理体系的考虑,社区管理者会采取排斥的态度。然而从社区的建设、运营和发展的角度看,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又是“有用的”,社区管理者会采取接受的态度。这就形成了二者对立的情况,这时社区管理者会产生犹豫和纠结,最终的态度并确定,需要进一步考虑。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包括社区管理者自身意志的主观因素和专业社会工作给社区带来的客观利好两方面。

从社区管理者的主观意志方面看,如果社区管理者更注重社区的发展,不在乎为取得发展而适当改变管理体系,认为这是社区管理体系的一次完善,那么可能会采取接受的态度;如果社区管理者不愿意为社区的运营和发展牺牲原有管理体系,认为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带来的收益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得不偿失,那么可能会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采取排斥的态度。从专业社会工作给社区带来的客观利好方面看,由于“成本-收益”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只要专业社会工作给社区带来的可见性变化足够大或者产生“高亮”,满足其行政目标的需求,那么社区管理者也会采取接受的态度。

3.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无害”但也“无用”的

当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对社区自身管理体系“无害”,但“成本-收益”原理的分析结果是“无用”时,由于“成本-收益”原理是更主要的影响因素,社区管理者依然会采取“免疫应答”模式,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持大体上拒绝的态度,但这种态度又存在两种更加具体的情况。

一是排斥、拒绝、冷漠的显性态度。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既无害又无用,介入与否的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社区并没有任何收获。此时如果社区管理者较为保守和功利,则会秉持“费力不讨好” “不想白费功夫”的心态,认为完全没有“介入”的必要,选择直接拒绝。

二是无视、消解、隔离的隐性态度。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无用”且“无害”的结果并不会对社区产生不好的影响。如果专业社会工作确实想要在社区做一些尝试也未尝不可,两者可以在互不干扰的前提下表面共存。此时如果社区管理者较为开放和宽容,则会秉持“井水不犯河水”的心态,认为没有必要强硬地驱逐,这反而会耗费精力,不如由之任之。

虽然这种态度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但本质上都是拒绝的。在无视、消解、隔离的隐性态度下,专业社会工作者也一样不会得到社区管理者的任何接受和支持,不可能融入原有社区管理体系。而社区管理者的态度究竟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受社区管理者的主观因素影响,即其究竟采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问题。

4. 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无害”并且“有用”的

只有当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是“无害”并且“有用”时,它对社区管理者而言才是只有好处、没有威胁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管理者才可能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直接持接受的态度。但在“接受”中,仍有消极接受和积极接受之分。

一是接受但边缘化。这是一种较为消极的接受态度。这种情况通常是,社区管理者为了获得收益,接受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但又因为对这种收益的依赖性不高,或者出于两者(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管理者)原是不同体系的这种隔阂等其他一些主观原因,存在“领地意识”的心理,不愿意在社区管理中与专业社会工作分一杯羹。因此,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接受和简单的活动配合,在更深层次的交流和融合上,社区管理者对专业社会工作是边缘化的。

二是接受且深层介入。这是一种较为积极的接受态度。这种情况通常是,社区管理者认识到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带给自己的巨大收益,对专业社会工作也持包容、友善的态度,希望能够打破不同体系之间的壁垒,与之合作,相互融合,建立起新的社区管理体系,共同助力社区的建设、运营与发展;同时,专业社会工作者也积极主动地融入社区。两者均以社区的长远发展为第一要义。

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管理者究竟是选择边缘化的接受还是深层介入的接受,取决于社区管理者主观上的心态开放程度和视野开阔程度以及客观上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有用”程度。

五、关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的建议

以上分析了影响社区管理者态度的因素以及在不同情况下社区管理者会秉持的态度。那么,专业社会工作者应该如何去做才能够获得社区管理者对自己的接受和支持,怎样才能够更好、更深层地介入社区呢?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尽可能地给社区带来明显可见的利好,满足社区管理者的行政目标需求,主动适应社区现有管理体系,帮助社区管理者加深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了解是重要突破口。以下是笔者给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一些建议。

(一) 在设计社区项目时采用短期项目与长期项目相结合的方式

短期项目是指那些时长短、收益可见度高的项目。例如,专业社会工作者帮助社区开展的一些定期活动,类似知识讲座、节日庆典等。这类活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可以定期开展,每次活动开展所需时长较短;产出快速可见,每次活动都可以形成文字、图片或视频资料;并且有具体的表现形式,短期内可通过传播形成口碑。长期项目是指那些发展性的、成长性的、持续性的项目。这类项目需要长期的服务和较为大量的投入,虽然成效不易见,但长期来看可以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假如只在社区开展短期项目,可能会存在服务趋于形式化、浮于表面、缺乏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等问题;但如果只开展长期项目,一味追求专业社会工作价值的话,那么可能会面临社区管理者出于“成本-收益”比较考虑的排斥。因此,如果希望专业社会工作能够充分、深层介入社区,就需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时要合理设计项目方案,将短期项目与长期项目相结合。开展短期项目,运用一些可量化的指标来平衡社区管理者的“成本”与“收益”,这样有利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时取得社区管理者的支持;开展长期项目,树立一些发展性的长远目标,以追求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抓住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现有体系下社区管理者在“成本-收益”計算中的矛盾点,关注和理解社区管理者的一些行政化需求,这样则既有利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又可以达到良好的长期服务效果,最终取得双赢。[13]

(二) 注重资源的积累以及对所“介入”社区的资源链接

专业社会工作者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资源链接者。专业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累积资源和链接资源的意识与能力,[14]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应保持累积资源和链接资源的习惯,进行长期的储备,包括:人际交往、专业知识、资金、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志愿者等,使自己能够带动更多的资源。这是一位优秀或者说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应具备的。

一方面,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开展服务活动时,需要这些资源的支持。假如专业社会工作者可以链接到更多种类、更多数量、更高质量的资源,就可以为所要“介入”的社区提供更加丰富和优质的服务,更好地满足社区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因为专业社会工作者自身所携带的资源较为充足,那么所需要社区本身提供的资源则相对较少,这样也会减少社区付出的成本。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社区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可能更“有用”,专业社会工作者能够更好地得到社区管理者的接受和支持。

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每一方都是清醒的“理性人”,因此,满足对方的利益需求是成功合作的关键。在“介入”社区时,空口承诺是没有说服力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应该以自身能链接到的资源为筹码,让社区管理者切实感受到自己能为这个社区带来的利好,这才是最可靠的合作方式。另外,在列举资源时,还需要考虑社区管理者的内心需求,要以对方的实际需要为主导,而不是以自我主观意志为主导。这样,当社区管理者提出需求时,专业社会工作者便有能力将对应的资源链接到位。比如,某一社区的问题主要是养老方面的,那么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列举资源时就要侧重养老服务方面;如果社区需要一些资源或渠道来宣传自己的服务、提高社区的知名度等,则可以链接相关媒体、电台、报社等,做到“有求能应,有求必应”。

(三) 主动适应社区管理体系,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从对“免疫应答”效应的分析来看,专业社会工作者对于现有社区管理体系适应是影响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社区现有的管理体系中,社区管理者是有层级划分的,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工作人员,[15]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对这两个群体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社区现有基层工作人员之间可能存在工作岗位上的竞争;而与高层管理者之间存在的直接竞争因素更少一些,更多的可能是因基层工作人员的替换造成管理不便、工作效率较低等。

因此,专业社会工作者需要提前主动了解现有社区管理体系,寻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16]否则很有可能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这会大大增加专业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的难度。笔者认为,专业社会工作者应该“拉拢”一方,从而使自己不会腹背受敌,尽可能减少来自现有社区管理体系的排斥。显然,专业社会工作者与社区基层工作人员之间存在更多的直接冲突,而与社区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相对友善一些。一般情况下,社区高层管理者更有远见,更看重社区福祉,专业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为社区提供服务、带来福利的方式获得社区高层管理者的支持。除此之外,专业社会工作者还要厘清现有社区管理体系下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结构关系,了解现有社区管理体系的运作程序,最好可以使自身完整地融入,甚至替代某些部门的职能和作用,使社区高层管理者对自己的介入无后顾之忧。

(四) 專业社会工作主动宣传,树立自我形象,学会市场营销

专业社会工作面临发展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被公众所了解。社会工作是一个从西方舶来的专业,在我国被视为冷门专业,大多数人不了解什么是专业社会工作,不知道专业社会工作在做哪些事情或者能为大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短暂并且不连续的发展,以及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与我国社会原有的一些行政化、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产生的交织,使大众对专业社会工作的界定更加模糊。[17]因此,我们需要纠正或改变大众的传统看法,让真正了解专业社会工作的人积极参与宣传,学习市场营销的思想方法,在经济市场化、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下促进社会工作的发展,[18]向大家传递出真实的专业社会工作。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自我宣传和主动出击。

专业社会工作者要充分了解自身、挖掘自身潜能,知道自己可以为社区做什么事情,并且主动提供服务;同时,专业社会工作也应借助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来宣传自己,[19]比如,可以利用具有跨时空宣传优势的大众传媒。专业社会工作可以结合现代信息技术,通过拍摄宣传片、微电影、电视剧或者短视频等视听结合的方式,宣传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服务领域、伦理守则、价值观等,还可以宣传一些感人事迹、模范先锋,树立良好的专业形象,以此增进人们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了解,使人们在需要时能想起社会工作。这样可以提升社区管理者及公众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信任,使他们从内心里认可、接纳社会工作,在获取实际利益的取向上又增加了一层信任保障,从而使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更加容易和顺利。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20]社区作为社会的基层单元,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单纯的行政主导型社区管理体系显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完善社区管理体系已成为必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要平衡多方利益,其中,社区以及社区居民的利益尤为重要。专业社会工作者始终坚持以人、以社区为本,以推进社区的自我提升与发展为职责,并且具有整合各方资源、平衡多方利益的能力,理应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需要社区管理者和专业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推动专业社会工作深层介入社区,明确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促进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Regulator

XU Hua, ZHAO Yuxiao

(College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Key words: cost; benefit; immune response; community regulator;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要在深入研究社会管理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加强法治和基础建设、创建多元主体参与格局、完善救助体系、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创新专项事务工作方式,有效提升管理主体的能力,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从而有效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推进经济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科学发展。

关键词:社会管理 ; 能力提升 ; 路径思考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社会利益的分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需求呈现多样化,各种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化。我们无论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还是在体制、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科学合理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都迫切需要提升包括民政在内的党政部门、社会组织等社会管理主体的管理能力。没有主体能力的提升,就无法真正完成社会治理的任务,实现社会管理的目的。因此,要深入探讨有效提升社会管理主体能力的现实路径。

一、加强社会管理基础建设,提升管理运行的基本能力

社会管理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影响民生的各个方面,工作十分繁多,但由于大规模开展此项工作较晚,社会管理部门,尤其是基层社会管理部门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作流程、工作条件、资金管理等方面没有得到相应的规划设置和配备,存在较大的欠缺,严重影响了社会管理能力的发挥。为此,必须加强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建设,为提升社会管理能力提供基本保证。

一是加强基层社会管理机构建设。各级党委政府加大力度,解决基层社会管理机构不完善、人员编制不全、缺人办事、无力办事等问题。根据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以党委和政府名义下文明确设置乡镇社会管理的专职机构,并根据工作量合理设定人员编制,同时将乡镇社会管理专职人员划归县级专职部门管理。地方政府要根据村(居)委一级逐年大量增加社会管理工作的情况,设置村(居)委一级社会管理工作协管员(兼民政报灾信息员)及落实办公经费。通过配备村(居)委一级社会管理工作协管员,进一步落实党和政府在农村、社区的社会管理政策,确保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维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二是加强社会管理设施建设。加大社会管理项目资金的投入,并注重适度规模和资源整合,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社会管理项目的形式与规模,逐步形成一批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项目,推进社会管理能力的硬件建设。三是加强社会管理法制建设。加大立法工作力度,建立系统联动工作机制,形成整体推进、区域先行的社会管理法规建设格局,促进社会管理的法制化[1]。四是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信息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要大力实施信息化建设,依托信息化建立快速、高效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模式,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工作效能。

二、营造多元主体参与的格局,增强社会管理的合力

社会管理主体的格局是与社会利益结构相统一的,在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时代,我国的社会利益机构单一,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元核心地位非常明显,政府的管理活动实际上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生活的全面组织者、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者以及社会稳定的强力维护者。这种主体格局在社会管理和可分配的资源比较少,政府的权威很高的条件下,起到了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公共问题的日趋复杂,社会管理的主体己不可能再简单地局限于政府,而是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一个广泛的参与群体。政府、社会和公众共同管理社会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必须遵循科学有效的途径,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以增强政府、非政府组织、广大民众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合力,缓解政府压力,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2]。

一是要明确社会管理各方面主体的责任。主体的权力和责任是统一的,在当今的条件下,政府拥有对社会进行总体管理的权力,对于一些涉及社会公平、民生以及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领域,比如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环境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不但不能退出,而且要加强投入与管理,否则会导致社会的不满和政府公信力的降低。其他的社会管理主体理所当然也要负起与其权力相一致的社会责任。二是要积极培育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积极引导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扶持、人员培训等方式,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优良的外部环境,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会管理提供良好的法律、政策、制度环境。三是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动力,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机制,开辟切合实际的多种渠道,调动、吸引广大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四是加强多元主体的相互监督。当部分社会管理和公共物品提供从政府转移到非政府组织的同时,政府必须肩负起相应的管理和监督职责,同时社会组织之间也必须相互监督,以保证多元主体间的依法、有序、高效的良性互动。

三、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升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从中央到地方,我国已经制定了数千部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基本上有法可依。但这距离现代化法治国家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实际的社会管理中,政府部门和一些其他社会管理主体不作为或违法乱作为现象仍时有发生。为此,在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过程中,必须选择科学有效的途径,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一步提升依法开展社会管理的能力。

一是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社会管理主体必须牢固树立法治观念。社会管理要从根本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以法治观念彻底取代人治观念,只有坚持法治观念,才能在社会管理中切实保护人的权益,避免社会管理主体(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因受传统人治观念影响而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责中以长官意志用事和执行官本位工作作风,损害群众的实际权益。因此,加强法治建设,提升依法开展社会管理的能力,其前提就是社会管理主体必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基本的法治观念。二是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有一整套社会成员认同并遵从的解决问题的法律规则、程序和制度,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的社会管理,其所需要的能力是依法规范运行的能力,而不是肆意妄为的能力,因此,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对同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加强立法,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确保各项社会管理事务有法可依,这是加强依法管理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依法管理能力的必要途径。三是全面推进依法管理。社会管理事务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与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管理主体特别是政府行政机关能否依法管理社会,关系到民生是否得到改善、民心是否舒畅、社会机体是否健康、社会关系是否合理、社会交往是否融洽,进而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是否和谐。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管理,就要在社会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以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确保公民的民生权益。全面提高现代管理理念、管理目标、制度规则、组织运作、技术措施等方面的法治化水平,使社会管理行为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服从于法治的规范要求,确保社会的和谐有序运行[3]。

四、完善社会救灾救助体系,提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

近年来,通过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各类民生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社会救灾、救助体系还不完善,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仍然较低,最低生活保障与物价上涨的联动机制不够健全,很难保证困难群众在物价上涨情况下的基本生活。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管理在促进公平正义实现中的作用,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

一是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加强低保规范化建设的相关政策措施,积极探索解决被征地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城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范围。二是建立健全低保补助标准调整机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和市场物价指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适当调整城乡低保补助标准;完善边境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补助制度,充分发挥政策优势,鼓励边民巩固边疆、建设边疆。三是积极探索农村五保对象村级集中供养、家居协议供养等多种形式,着力解决好五保老人住房、医疗等问题,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和按标施保”。加强农村五保服务机构建设和管理,整合乡镇敬老院和五保村的资源,扩大五保村规模,提升五保村服务功能,建立一批布局合理、规模适度、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管理规范的农村五保供养服务设施,四是重点关注城乡困难群众“看病难”问题,加强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与相关医疗保险的衔接,探索多种救助模式,取消医疗救助起付线,提高救助资金比例,扩大救助面,建立起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算医疗救助费用的“一站式”管理服务制度。不断放宽救助门槛、确保患病的城乡困难群众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救助。五是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灾害应急救助管理体制,完善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灾害应急管理机制,提高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能力;要建立自然灾害全民宣传教育体系,把自然灾害知识和避险自救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着力提高全民防灾、减灾、救灾意识和能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

五、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夯实基层组织施展社会管理能力的平台

社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加强社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以及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的变化需要而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近年来,我国社区建设紧紧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努力做到“困有所助、难有所帮、需有所应”,面向居民提供了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科普宣传、社会治安、法律援助、社会救助等多方面服务,初步形成了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使社区居民群众得到了实惠。但是社区建设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缺乏稳定的投入机制,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数量不足,功能单一,分布不均,总体水平不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健全社区服务体系,为基层组织人员施展社会管理能力提供坚实宽阔的平台。

一是健全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强化政府在社区管理上的职责,积极推进街道管理体制创新,大力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事件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二是完善社区服务。积极扩大政府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把以就业、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治安、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文化、教育、体育、环境保护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覆盖到城乡社区,着力解决城乡社区居民就业、上学、看病等问题。注重向城市困难群众居住集中的社区和农村社区倾斜,加强城乡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大力推行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制度,凡属于城乡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得转嫁给村(居)委会;凡依法应由村(居)委会协助的事项,应当为村(居)委会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凡委托给村(居)委会办理的有关服务事项,应当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三是强化老年服务能力。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等方式,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老年人社会福利要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努力满足养老服务需求为着力点,对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要强化政府保障责任,加快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大力推进老年服务社会化进程;要整合社会资源,建设一批以老年服务为主的福利服务中心,改善孤老集中供养条件,尽快形成社区(乡村)有站点、市县有中心、覆盖城乡的老年服务网络。四是加强社工服务队伍建设。各地积极探索、改革创新社区选人用人制度,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民主选举、竞争上岗等办法,选拔优秀大中专毕业生、下岗职工和退伍复员军人到社区工作,进一步改善社区干部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提高社区工作队伍整体素质,逐步形成专兼结合、功能互补、素质高、能力强、作风正的服务队伍。

六、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日益增多,目前已存在于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等各个领域,并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社会组织管理滞后,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

一是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职能转变的范围,完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的管理制度,加大社会组织在公共决策中的参与力度。逐步建立和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推动政府在人民群众需求大、多样性强的服务领域,以公开招标、合同管理的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二是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改进和完善双重管理体制,将目前普遍性的业务主管单位最大限度地缩减为特殊性的业务主管单位,如教育、卫生、公安、科协、社科联等,除了这些特殊性的业务主管单位以外,其他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变原来的业务主管单位为业务指导单位。大力推进政社分开,以行业协会为重点,从入口把关,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在职能、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脱钩,解决党政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的问题,推动社会组织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社会法人主体。三是扩大公民参与渠道,着力提高公众参与水平。探索在民政系统成立社会组织指导服务中心,创新设立有一定规模的市民中心,市民中心设立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在线咨询、政府决策听证、社会意见征集、民间组织服务、民间组织发展、社会自治互助、市民发展展示等多项功能,为市民和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决策、反映利益诉求、开展互助合作、进行公益服务等提供新的参与方式和渠道。同时,积极发挥社区为市民搭建全新的参与平台,建立起政府、社会组织、市民之间沟通交流互动的窗口和桥梁纽带,进一步拉近政府与公众的距离,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激发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四是引导社会组织为社会成员提供政府不便和市场不愿或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扩大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选择空间。发挥社会组织在拓宽社会资源渠道、实行社会救助的功能,弥补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资金不足,帮助社会中因突发灾难致贫的群众走出困境。五是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机制。首先是成立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实体机构,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其次是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提供资金、活动场所等扶持,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再次是整合社会组织资源,吸引市民参与社会慈善、志愿服务等公益服务活动,搭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公民与社会组织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交流的桥梁、纽带和平台;最后是根据社会组织需求开展培训,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直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间接提高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不断满足公民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七、创新专项事务管理的工作,提升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的能力

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的各种问题和各方面的工作存在着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中,既要全面开展工作,全面提升综合能力,又要抓住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的问题,创新专项事务管理的工作,提升解决社会管理重点、难点问题的能力。在当前的形势下,专项事务管理工作的重点在于解决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等问题,要以解决这些问题为重点,推动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

一是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提升流动人口管理能力。现代化必然伴随城镇化和人口流动的加快,这一客观趋势要求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和服务全覆盖的人口互动管理模式,公平对待和切实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从就业、居住、就医、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入手,不断创新统一、有效管理新机制,使流动人口能够全面参与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变流动为活力,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不稳定和不和谐等问题。二是推进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创新,提升特殊人群帮教管理能力。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推动教育改造与安置帮教工作相结合,建立健全对服刑在教人员、刑满释放解教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特别是青少年以及吸毒人员等高危人群的常态化帮教管控机制,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要在有利于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促进他们的发展上想方法、施对策、下功夫,尤其是应当致力于建构和完善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的机制,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三是推进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的创新,提升综合治理能力。在城乡规划、地区改造中,要突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地区的治理,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环境的基础上,健全基层组织、延伸公共服务,切实处理好整治、服务、管理和发展的相互关系。要完善对小旅馆、娱乐、洗浴等场所的长效管理机制,在指导服务中进行耐心指导、重点防控、过程监管。四是推进虚拟社会建设管理创新,提升网络社会管理能力[4]。注重研究互联网的内在规律和规则,提高对互联网的认识,充分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强互联网的建设指导与有效管理。高度重视和评估舆情影响,有效引导网上舆论,使网络舆情成为听民声、察民意的重要渠道。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制定互联网的建设和管理政策,充分利用法律手段维护网上秩序,依法保证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网络舆论环境。

参考文献:

[1] 冯明华.检察机关与社会管理创新[J].法制与社会,2010(9):202.

[2] 杨建顺.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路径与价值分析[N].检察日报,2010-02-03.

[3] 陶国根.社会资本与完善社会管理的行动逻辑[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8 (5):29.

[4] 杨建顺.行政法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1):102.

责任编辑 陆 莹

Thoughts of Social Management Capability Promotion in New Situation

NING Jian

(Guangxi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ning Guangxi 530021)

Key words: social management, capability promotion,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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