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范文第1篇
作者：严强
摘 要：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改革攻坚阶段的重大战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 是在扬弃旧式现代化之后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让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规定了未来中国式社 会治理的新体系。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创新
在中国近几年的社会科学界，新的理论和潮流不断涌现。新公共管理浪潮之后，治理理论开始流行。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官方话语中，早已出现作为管控、统治意义上 的治理概念，但现在流行的“治理”，则与多元共治、民主、法治等理念联系在一起。这一新的治理理论已经迅速扩展和延伸，并超出了政府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概 念。[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中国梦的真正内容和全新理念，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战略，启动了新一轮 的思想解放运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使中国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构建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思想解放作用
积极赶超现代化是中国近35 年来改革开放、锐意进取的目标之一。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执政党、如何建设新型的执政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 现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追求怎样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何实现?这一直是执政党的顶层思考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思考过未来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一直是老一辈革命家们日 夜思索并致力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文革的浩劫使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努力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在启动实践标准大讨 论、推动思想解放、破除“两个凡是”的保守僵化思维之后，将中国带入改革、开放和赶超现代化的道路。最初10 年，中国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革，在恢复了商品生产、激发了经济活力以后，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执政的共产党做出艰难的决断：在告别无效的计划经济体制以 后，要不要选择以往一直反对并努力消灭的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认为改革不能停，“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 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2]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于是兴起。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改革让中国的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业、工业、国 防、科技以及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现代化步伐逐渐加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现代化建设的赶超延续了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甚至是以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标准作 为评估和衡量的尺度。
但是，经过30 多年高速度的赶超，我们终于发现，始于西方国家、由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启动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其弊端渐渐暴露出来。这种现代化带来的现代性是片面 的、不可持续的，是一种旧式的现代性。“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 价的现代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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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旧式现代化及其导致的旧式现代性不仅阻碍着中国的发展，纵观全球，西方发达国家在面对这种旧式现代化时，同样徘徊不前。世界经济的动荡，美国华尔街 的金融风暴，以及欧洲主要国家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等等事件都和这种片面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以旧式现代化带动的全球化，导致了全球毒 品泛滥、全球环境污染、全球武器买卖、全球恐怖活动种种恶果，问题显然不是出在全球化上，而是出在旧式的现代化上。
整个20 世纪和21 世纪的前10 年，由于人类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旧式现代化进程中对自然的倒行逆施，招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种种迹 象。因而在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 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 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4]
新型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是人民参与推动的现代化，是一种协同治理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在强调器物的现代性、人类消费领域的现代 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新型现代化与旧式现代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维护人民的尊严和幸福、体 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模式。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下，改革和开放获得了新的意义。改革决不仅仅是我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遭受挫折后寻找新的发展模式的一种尝试，也不仅仅是单 纯地解构旧的体制、建构新的体制，改革是中国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增强特色社会主义活力的法宝。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的思想解放， 创新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是公共权力机构实现其政治和社会功能的基本工具，是获得主导性权威的前提。制度决定了技术力量发挥的空 间和可能产生的活力。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制度建设，他主张对于总体社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时可能 还要接触到别的体制问题。”[5]邓小平同志对制度内涵的概括，既涉及结构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程序方面的规定，还涵盖一系列规范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 各领域已进入深水区的改革要强化制度信心，逐步树立结构意识、规范意识、程序意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达到现代化的要求，关键就是要看能否在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中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赋予社会治理全新性质
中国式的社会治理是在社会转型中为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协同改革而逐步提出来的。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结束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执政党中的改革派将经济建设确定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决定了改革、开放一开始的定位是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这和当时最 高领导层首先从经济上来定位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支撑条件越来越多，而且单兵独进的经济体制改革策略也开始暴露出不合理性。民间不时涌出呼唤政治 体制改革的声浪，但令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层更为担忧的则是因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权益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失序所导致的日趋激烈的利益矛盾和冲 突，以及不时危及到国家安定的重大生产事故、恶性交通事故和食品安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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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文化领域不时出现混乱，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所有这些问题，让执政党和政府的上层开始思考中国社会正在分化的事实，需要统筹几大领域的改革、建设与 管理问题。其中，尤为急迫的是社会领域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大领域建设的议题，十七大进一步将四大领域的改革、建设 和管理纳入和谐社会建设的整体之中。
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创新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为适应改革深入发展的要求而提出和实施的一项战略议题。但是，在本世纪初，当 社会治理作为一项广义的和谐社会建设，即国家总体建设布局中的重要任务被提出来的时候，它是以社会管理的面目出现的。社会管理从宽泛的总体社会管理中分化 出来后，与专门的社会领域的社会矛盾预防和处理相关联，并且着眼于保持社会稳定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由此，社会管理一直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而被理解、规 范和设计。
社会管理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最初是被国内大量负面的问题压出来的。2003 年非典型肺炎的突然侵扰，让刚刚开始运行的“胡温体制”感受到中国总体社会不平衡的发展，以及在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中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所潜藏的新型风险和 不安全因素。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等议题被着重提出。同样，从旧式现代化向新型现代化转变的问题也被着重提出来。 2003 年11 月21 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新一届领导通过抗击非典型肺炎这场疾病，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注意协调发展。城乡发 展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如同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一定会跌跤的。其中，“长腿”指的是经济增长，“短腿”指的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6]社会管理作为一项特别受到上层关注的战略议题也是基于对阿拉伯世界不少国家内部**动酿成恶果的思考。多数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实力薄弱， 不少国家失业率持续攀升，通货膨胀严重，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2011年1 月，西亚、北非地区的动荡之火蔓延至埃及，爆发了一系列的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抗议活动，最终导致国家政权发生更迭。这些震惊世界的事件，强化了 中国高层领导维持社会稳定、安全和秩序的愿望。
2011 年是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层密集性地研究、布置加强、改进和创新社会管理之年。2011年2 月19 日至23 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军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云集中央党校，参加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专题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在研讨班上发表 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总要求，“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同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提出要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调查研究，加强政策制定，加强工作部署，加强任务落实，全面提 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7 月，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正式发布，这一纲领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9 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一词之变饱含深刻内涵，体现了理念的飞跃。11 月下旬到12 月初，中央领导同志分四路主持召开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片区会，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总结经验，部署工作。
这种主要从逆向来把握的社会管理，就是政府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带有强制性的治安手段，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表现、特点，寻找和实施处理 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降低社会风险的方式和机制。只要观察一下政府部门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不难发现其主流表现为在依然滞后的行政模式下机械地重复着对社 会的规制———控制式的管理，社会管理体系的创新缩小为以强制性权力更积极地干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领域，社会管理体系创新只不过是政治体系运用旧的思 维方式维护社会稳定的意图和行动的另一种表达。[7]
在实际工作中，不少政府部门更习惯于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套理念和做法，简单地把“管理”等同为“管控”，认为管理就是把人管住;甚至认为“管理”就 是“维稳”，加强社会管理就是维护社会稳定，而“维稳”依然习惯于使用行政的“硬”手段，习惯于事先“堵”和事后“灭火”。[8]社会管理的工作职能由各 级党委的政法委负责和统筹，加强社会控制、维护
3 社会稳定的意识非常强烈，倾向很明显。中央政法委的一位领导在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明确指出： “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的70%的城市就业人口，我们把国有企业服务管理员工的经验延伸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真正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承担起服务管 理员工的社会责任，劳动关系就会和谐得多;对4. 57 亿网民、8. 59 亿手机用户，我们在发挥好有关部门依法管理职能作用的同时，把广大网民在净化网络环境中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好全社会共同监督的作用，虚拟社会就会健康 有序发展。”[9]显然，在政法部门看来，社会管理就是对新的社会领域( 如非公有制企业、网络虚拟社会) 的重新管控。有学者把这种路径的社会管理创新称为“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范式”。
作为社会管控的社会管理创新，维权与维稳必然会形成对立，维护权益被视为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对社会稳定的挑战。政府对社会矛盾的态度是能压则压、能 捂则捂，崇尚“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公民权益普遍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冲突只有在被政府认为已经影响社会稳定的时候，才能受到高度重视，从 而陷入“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为此，有学者希望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来纠正压力维稳机制下的刚性稳定，树立科学维稳思维，变被动维稳 为主动创稳。[10]但是，无论是刚性维稳还是柔性维稳，社会管理创新都没有摆脱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管控的路径。正如皮克所言，社会管理也许会形成多 元主体共治的格局，但最终形成的依然只能是国家统合主义体制。[11]
对社会领域的管理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以后，社会管理就会被社会治理所取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架构中，社会管理显然不再局限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也 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对某个领域进行的逆向式的单独管控，而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总体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传统的社会管理将必然转化为新型的社会治 理。
在努力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系统的过程中，社会治理和治理创新获得了全新的内涵。社会治理及其创新首先从正向的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中得到理论与实践的规定性。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就是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以增加社会资本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相应地， 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利益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产生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从逆向的合作共治中得到理论与实 践的规定性。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就是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公民个体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共同创造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问题和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更好地缩小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目标就是要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 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要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必须兼顾两个方面：第一，要确保社会充满活力，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 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第二，要确保社会和谐有序，必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通过增强活力来保证有序，通过有序来保证活力。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定社会治理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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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是一大进步，自觉认识到需要进行治理，并把社会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才是真正的社会治理创新。有学 者提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他们认为，社会转型是指总体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社会 开始整体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从总体社会运行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由恶性运行向中性运行、进而向良性运行转化的过程。从总体社会转型的主体内容 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和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 的阶段，这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不可或缺、至为重要的承上启下的阶段。这一判断是否确切还有待研究，但至少表明，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关键性的环节。[12]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和关键环节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必须有基本的架构。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点在于与总体社会中的其他领域相互关联适应，进行协同式 的制度、体制创新。社会治理创新不能孤立地展开，正像经济发展不能单兵独进一样。社会治理及其创新需要与政治领域的建设和治理、经济领域的建设和治理、文 化领域的建设和治理、生态领域的建设和治理形成系统、整体和协同的机制，在五位一体的建设和治理中推进并实现社会领域的建设和治理，通过社会领域的建设和 治理促进其他领域的建设和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在各个领域制度充分供给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 效的总体社会制度体系。因此，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协调、协同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
第一，在社会治理中，建设、服务、治理三者是有机统一的。在社会建设中进行社会治理，在社会服务中推进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重点在于以社会建设 为基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保障、以促进形成合理的社会权益结构和稳定的社会行为秩序为中心，构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形 成制度、体制和机制、政策的结合。在总的社会体制中，在社会体制的约束和引导下，逐步建立社会领域中具体制度网络、社会领域中具体体制网络、社会领域中具 体机制网络和社会领域中具体政策网络。
第二，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在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前提下，采用系统、综合、合法的方式有序地展开。在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创新社会治理的 关键在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 的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 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在各方面、各 层次的利益诉求。
第三，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是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注重培育社会资本。[13]传统的社会管理和新型的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只重视政府的管控 作用，在社会管理的理念中，虽然也含有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内容，但主动管控的权力必须垄断在政府手中。在社会领域治理的初期，特别是社会组织非常少、功 能尚不健全时，这也许是适合的。但是在公众个
5 体和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不断提升，整个社会治理的背景和面对的条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态势下，这 种由政府单方面进行管控的社会管理就过时了。
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推动政府和社会组织、公众个体的合作，实现协同共治，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 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能够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负责，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 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并优先发展行业协会类、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在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即可。加 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第四，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是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任何总体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不必一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 矛盾和冲突就惊慌失措，甚至把公众和社会组织正当的维权活动也当成带有负面色彩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有些学者在进行危机管理的研究中，也把这类十分正常的公 众维权行为、对政府不作为或错误作为的合法抗争算成突发危机事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推进这项事业需要进行许多尝试，肯定会 遇到许多矛盾和风险。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旧体制留下的矛盾、创建新体制时产生的矛盾、由于治理中缺乏经验引发的矛盾汇集起来，呈现出多种矛 盾交叉、共振、凸现的局面。
社会治理创新要做的工作就是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有问题能反映，有矛盾能化解，合法权益有保障。改革行政 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改革 信访工作制度，推动在网上受理群众信访的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加以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 度。
第五，社会治理创新的立足点是健全立体的公共安全体系。社会领域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于在激发活力，并形成安全、有序的局面。在一个复杂性增加、风险 性变大的“全球风险社会”中，[14]应当将常态的风险防范和非常态的危机治理结合起来。在非常态的突发危机事件的治理中，要特别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强化 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职能，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产业链的监管制度，完善食品药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全面保障食品药品安全。要持 之以恒地注重生产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要关注灾害安全。健全防灾减灾救 灾体制。还要注意治安问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当前实体社会与虚拟社会并存的环 境下，要特别关注网络安全。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的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 息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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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范文第2篇
一、创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
1、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和保证创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是提高综合国力，造福于人类和社会，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深化改革，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完善市场机制，保障人才流动，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兴旺劳动力市场，作用重大。
2、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定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使企业和劳动者既有机遇又有风险，市场规律自发地倾向激励强者，而不会保护弱者，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运用“大数法则”的原理来分散劳动者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可以说是对市场经济缺陷的一个弥补。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我国《宪法》和《劳动法》规定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的需要，保护合法权益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才会具有充分的效力，才能维护社会安定，真正反映社会保障的强制性原则。
3、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当前深化社会保险改革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定，各地相继加快社保改革的进程，出台了许多新的改革措施。因此，要因势利导，把社保纳入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实现劳动力配置——合理流动(或失业)——社会保险的良性循环，使企业和个人充分认识社会保险的重要性，积极参与社保改革，促进社会稳定，文明、进步。
4、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深化企业改革，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配套工程，它实施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企业要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营销者，成为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因而要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丢下包袱，轻装上阵，改变企业办社会的传统做法，实现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二、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及其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在我国已初步形成。如上海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军人优抚、医疗保障及再就业工程等方面做了大量而又有成效的工作，使其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有力地推动了上海经济迅速发展，为全国各地做出了表率，成绩斐然。但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全国尚处在起步阶段，社保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待深化，地区间发展不够平衡，其现状可概话为：
1、社会保险层次单一，实施范围狭窄我国现有社保制度仍以养老保险为主，其他社保种类尚未真正推广，而养老保险的实施范围又仅限于国有的县以上集体企业。
2、离退休管理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管理服务社会化虽然在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推广慢、程度低，社会保险大体仍处于只管钱，不管人和事的状况企业仍负担着大部分管理服务工作，企业办社会的问题依然相当突出，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主体——国有大中型企业离退休人数多，事务性工作繁杂，财务负担沉重，已成为制约现代
企业制度建立的瓶颈。
3、社保费收缴难，资金来源严重不足社保费收缴难，既有认识问题，也有法律建设和企业效益问题。长此以往，必将造成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与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缓慢的恶性循环，直至影响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山东德州为例，该市历年累计欠缴养老保险费高达5000多万元。
4、法制不健全，社会保障的强制性削弱《劳动法》的颁布使社保的法制进程迈了一大步，有力地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但目前社会保障专业法规少，对企业、职工乃至社保主管部门缺乏约束力，致使社保基金管理缺乏有效监督，借、挪用基金的现象十分严重，社保基金的动作也不规范，不统一。
5、体制不顺，机制不健全由于历史原因，社保管理政出多门，多头分治，社保的公平性原则和互助性原则得不到充分体现，统一政策和内部制约机制难以形成这已不适应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目前我国社保制度的改革已严重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其突出的问题表现在：第一城镇退休金管理体制的分割状况严重。由于部门利益的驱动，存在十多个部门和行业自办养老保险各自为政的局面，不利于调剂解决一部分老工业基地、老企业退休职工的生活困难。第二，由于一部分企业亏损，一方面有的企业无力缴纳保险费，出现逃费现象;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制度的运行，退休金供款率不断上升，入不敷出现象十分突出。第三，因社保制度的法制不健全和资本市场不成熟，社保基金有乱、滥用现象，基金保值、增值困难。第四，由于医疗费用上升，医疗保险未有效推广，职工医疗支出增加超过本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从上可见，加快社保体系的建设，已成为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应从长远出发，克服目前困难，本着服务企业，保障职工权益，减轻企业负担，提高抗风险能力的原则，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
三、创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模式的基本框架什么是社会保障，美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在1942年发表的《社会保障及有关服务》中指出：“这里所用的社会保障一词是指：当由于失业疾病和事故而中断收入时能保证有一项收入来取代它，当年退休和由于另一个人死亡而失去抚养时能保证获得一项收入，当生育、死亡和结婚等需要额外支出时能保证获得一项收入”。贝弗里奇的定义反映了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初期的特点，即帮助劳动者渡过各种风险，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如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英国，在其本世纪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中，主要包括伤残保险、养老保险、疾病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津贴，还有早在17世纪初便开始实施《济贫法》为依据的贫民救济制度。社会保障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其对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因此，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二战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欧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开始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增加社会保障项目，有的国家还建立起了所谓“福利国家”。这些国家社会保障的主要特点是不仅保证劳动者的最低生活，而且希望通过建立新的保障项目和提高给付标准，来达到缩小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以被誉为“福利国家”的瑞典为例，其社会事务部管理的社会保障项目除传统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外，二战后增设了父母保险、儿童福利等多种社会服务项目，同时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全社会，各种福利标准普遍提高。从上述社会保障的发展过程可看出，社会保障管理的范围是客观的，而不是随意确定的。首先，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会遇到各种风险，为使其能顺利渡过这些风险，保持社会的稳定，政府建立了相应的社保项目并统一管理，因此社保管理的范围是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其次社保管理范围受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当一个国家经济不发达时，其社保水平不可能高，社保项目也不会太多，管理的内容就少一些。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较发达时，社保项目就齐全，管理的内容就多一些。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价段的社保水平不可能很高，社保项目不可能太全。我认为，根据目前改革的现状及经济发展水平，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模式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军人优抚、医疗保险、再就业工程等，使单项的改革的纳入整体社会改革的范畴，形成体系，造福社会。
四、实现我国社保体系模式的战略步骤
1、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深化社会保险改革，确保各项改革整体推进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最重要部分，切实解决企业职工的养老问题，就为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在全国初步建立，其目的就是为了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企业改革的需要，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内外部环境，减轻企业负担，把激励约束机制引入到养老保险改革中来。因此，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坚持“统帐结合”和保障水平相当的原则，加快养老保险改革的进程，改变部分地区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偏高、多种养老办法并行的现状，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加快省级统筹的步伐，增强基金的调剂功能，保障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在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注重开发新种类;加快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改革的配套，以适应企业破产、兼并、改制、剥离、重组等变化，增强保障实力，规范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综合效能，增强社会风险抵御能力，为现代企业改革营造平静温和的社会保险的港湾。
2、拓展社会保障覆盖面，均衡国有企业负担努力提高社会化程度，拓宽社保工作覆盖面，宏观调控，微观调剂，是均衡国有企业退休职工费用负担的有效途径 .目前，全国尚有1/4的城镇从业人员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主要是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及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而正是这些人员负担轻，将其纳入社保范围，拓展这些领域，既可增加社保基金来源，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又可有效保障这部分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各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发展。
3、加快社会化管理服务体系建设建立独立管理型社保管理机构。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社保需求大，工作纷繁复杂;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覆盖面的扩大，社会保障事业必然不断发展，社保行政管理工作量势必逐步增大，建立独立型社保管理机构，有助于对社会保障事业一体化的管理提高服务能力和效率，有效地培育两种机制，一是风险的事后补偿——建立失业保险制度;一是对风险的防范——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制度，同时考虑我国现行劳动管理制度，尽快建立起以社会保障机构为龙头，企业退管组织为主体;依托社区，统一管理，分级领导，专群结合，齐抓共管的社会化管理服务网络，逐步使离退管理服务工作由企业为主体向社会保险机构为主、单位管理服务和群众性自我管理服务为辅过渡，彻底解决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使企业摆脱繁杂的事业性负担。
4、加快“一体化”建设，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实现“一体化”，是社会保障发展的方向，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一个标志。加快“一体化”建设首先是适应城镇各类企业和个人劳动者的“广覆盖”、“四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打破职工身份，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广阔的人才市场。其次，加快管理体制的“一体化”，不分行业部门，不搞特殊阶层，全国一盘棋，公平性原则，通过再就业工程，活跃人才市场，实行“择优录用与自由择业”的双向选择，给亏损企业职工、社会失业职工、下岗职工一个自谋生路的机会，发挥他们聪明才智，促进经济发展，逐步建立一个规范、有序、健全、完善的保障体系，
推动“两个文明”深入开展。
5、不断健全法律体制在充分研究《劳动法》基础上，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如《失业保障法》、《济贫法》、《社会福利法》、《养老保险法》等乃至一整套《社会保障法》的建立，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使社会保障逐步发展到由不自觉、强制到自觉自愿的健康运行轨道上来，使它能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进步程度。
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范文第3篇
1.1 人口空心化现象严重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 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数量和频率都不断加剧, 只剩下大量老弱病残留守农村, 造成农村较为严重的空心化现象。这一方面造成产生大量农村留守儿童, 使农村家庭亲子、夫妻关系淡化, 对未来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造成不利影响, 也引发一系列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另一方面, 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流失, 使农村出现大面积田园荒芜, 使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耕地、土地质量下降, 易引发粮食危机;最后, 个别青壮年常年在家对农村社会治安造成不良影响, 失去年轻劳动力保护的农村社会易出现治安不稳问题。
1.2 婚姻伦理问题凸显
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外流造成农村诸多家庭夫妻长期分居, 孩子无人照看或留给家中老年人照料, 由此, 近些年来“临时夫妻”、“候鸟儿童”成为社会关注和热议的话题。这些现象不仅容易造成家庭婚姻破裂、教育断代, 导致家庭分裂,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讲, 更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以及良性发展。真正的城镇化应该是某个农村家庭的全面城镇化, 而非单纯经济收入意义上的城镇化, 因此, 探索、推进一个更具人情味、更具家庭幸福感和长期稳定性的城镇化, 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1.3 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堪忧
当前, 我国农村社会治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邻里纠纷问题不断, 包括日常口角纠纷、土地宅基地使用纠纷、水资源分配纠纷、情感纠纷等普遍存在。一旦村干部偏袒某一方或这些纠纷得不到合理解决就极易引发邻里、家族甚至群体性的社会治安事件, 甚至酿成刑事案件。在农村, 经常发生一些因鸡毛蒜皮的小事最后酿成人员伤亡、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 因此, 日常邻里纠纷必须得到公正合理的协调解决;2、一些黑、恶、霸、地痞流氓等不良势力严重侵犯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这些不良势力经常拉帮结派、勾结组成犯罪团伙, 横行霸道, 无恶不作, 在乡邻四处进行敲诈勒索、巧取豪夺, 侵犯普通人民群众合法的人身、财产权益, 群众却敢怒而不敢言, 这严重危机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3、入户盗窃、行骗等财产性犯罪屡禁不止, 严重损害农村居民的合法财产权益。尽管在推进法治社会的进程中, 政法部门不断采取行动联合多个职能部门对此进行专项整治和集中打击, 并教育群众不断加强防范措施, 入户盗窃和到处行骗仍然是影响农村治安稳定的突出问题。农村居民家庭饲养的牛、羊、鸡鸭鹅等牲畜和家用电器是长期以来都是入户盗窃的主要对象, 给可能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还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部分不务正业的人利用农村群众文化水平低、防范意识差的弱点到处招摇撞骗, 骗取群众的钱财物等, 给人民群众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打击, 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4 农村青少年犯罪成为影响农村社会治安不可忽视的因素
部分农村青少年初、高中毕业即辍学在家, 由于达不到法定用工年龄, 就常年留守农村, 造成精神思想空虚、是非界限模糊、道德水平低下、法制观念淡薄, 进而沾染成人社会的一些不良习性, 如抽烟、酗酒、打架等, 不仅危害农村社会稳定, 甚至诱发刑事犯罪;一些未辍学但属于留守家庭的青少年, 则由于无人管教而逐渐远离学习、学校, 沉迷于网络和虚幻暴力甚至迷恋色情等,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关注和教育, 则极易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
1.5 农村自然环境恶化, 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城市的环境问题逐渐向农村蔓延, 环境问题, 尤其是水资源污染、垃圾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水污染方面, 农村水污染来源较为简单, 洗涤用水及生活污水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农村水污染在量上具有空间差异大、时间波动较为明显等特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水资源量分布地区的农村, 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和污染水域的差异都较大。总体上说, 西北地区农村由于干旱的气候, 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和污染水域都较小, 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则由于地处降水丰沛地区, 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则相对高的多, 但由于降水促使的水循环周期较短, 水流更新速度快, 对水域污染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部地区则两种情况都较为严重。农村水污染问题已经逐渐影响到农村居民的生活治理, 安全饮水成为日益凸显的政府、社会问题。在垃圾污染方面, 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他们的购买力和生活消费能力都不断上升, 由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垃圾量。现在, 在农村, 经常能看到普遍的白色污染, 到处倾倒的生活垃圾, 垃圾堆数量和面积也不断扩大, 这不仅影响了农村村容村貌的改善, 妨碍现代化新农村的建设和打造, 也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空气质量, 有损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农村环境污染造成农村地区地下水系统受到污染和破坏, 也会破坏耕地质量, 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和生长。
1.6 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
进入新世纪以来, 党中央政府不断编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安全网, 从免除农业税、取消提留款、发放种粮补贴、实现新农合、低保、五保等政策出发努力实现农村社会基本保障全覆盖。但是, 就目前来看, 与我国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相比, 这些保障政策仍然存在覆盖面不够广、保障水平较低、保障对象不准等问题, 一些农村困难家庭的问题仍然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例, 由于不同地区的基层政府和村集体经济实力差异较大, 造成新农合参合各方出资比例大不相同, 村民实际能够享受的报销比例和额度可能远低于实际需求。此外,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 看病难、看病贵、吃不起药仍然是广大农村家庭面临的实际问题, 由此导致部分农民大病患者不得不在昂贵的手术、医疗救治费用面前选择主动放弃治疗。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十三五规划计划用精准扶贫, 到2020年使现行标准下农村所有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同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愿景。不过, 现有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的现状会成为这个美好蓝图的掣肘。
1.7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对短缺
自党和中央政府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以来, 我国农村社会面貌整体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共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实质性提升。据有关数据显示, 截至到2015年, 中国所有农村人口的用电、道路通畅和安全饮水问题基本得到全面解决和保障。但由于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发展底子较薄, 因此, 目前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仍处于较低水平, 并不能真正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在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尽管国家从2006年起开始在中西部地区全面实施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制度, 大大解决了农村大量贫困家庭的子女就学问题, 但目前从总体上来看, 农村的教育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和师资力量配置等软件资源与大中型城市相比仍然明显薄弱, 差距巨大, 这严重阻碍了我国实现城镇教育资源均等化的美好目标。农村家庭缺乏教育下一代的观念、学校基础设施条件跟不上、师资力量薄弱、农村教师素质参差不齐等严重影响着农村教育水平的提升, 也阻碍着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在医疗资源方面, 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稀缺现象更加明显, 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吃不起药、距离医院太远就医不便等现象普遍。我国县级以下医疗基础设施设备条件差, 药品种类少储备量小, 无法满足农村地区广大患者的实际需要, 医疗硬件和软件资源都明显紧张和不均衡。这种现象威阻碍着农民生产生活质量的提升。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是我国农村长期存在的问题,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 农民对基层医疗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和期望都在不断提升, 当现有的大量医疗资源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实际就医需求时, 就容易引发对政府有关部门的集体不满情绪, 其自身也会充满焦虑, 这与推进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是相违背的。
1.8 村级干部贪污腐败, 影响恶劣
2000年以来, 各级政府支农惠农项目和财政投入不断增多, 在此背景下, 滋生了村级干部贪污腐败的机会和空间, 贪污腐败形式也不断花样翻新。公款消费、侵占集体资产、以权谋私、违规套取国家惠民资金等现象层出不穷。近年来, 村官、小官巨贪的现象层出不穷, 成为社会和民众日益关注和热议的话题, 这和其所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直接关联。据有关数据统计, 自2013年以来, 全国各地已经公开的村官违纪违法案件达171起, 这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就有12起, 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 实在令人震惊。在这些案件中, 大部分都涉及土地、拆迁等项目。村官巨贪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有时候会导致数个家庭瞬间坍塌, 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公信力。
2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现状及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
上述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农村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这些现状和问题产生于我国所处的特殊背景之下, 这个特殊背景和成因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是当前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与传统农村社会碰撞产生各种问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2015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6.1%, 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跃居世界第一位, 而且城镇化规模也巨大, 涵盖了几乎全国各个地区及人口。中国在快速城镇化推进的背后, 是地方各级政府的主导和推动在起着主要作用, 这种主导和推动了摧毁了许多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矛盾、壁垒和问题等, 使农村社会呈现出全面的现代化的特点, 也在客观上对广大农村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在政策和经济发展形势的主导下大量外出流动, 其中大部分力争融入城市社会, 致使农村社区的公共生活缺乏体系和活力。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经济发展对农村土地和其他资源的需求大幅度提升, 由此导致农村地区频发公共利益冲突事件。年轻劳动力的外流致使家庭成员之间产生分离, 在其他社会和自身因素的合力作用下, 对农村传统下稳定的婚姻家庭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些国家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客观现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我国广大农村的社会治理问题, 对农村社会的有序、有效治理形成了较大的困扰和挑战。
快速城市化进程的特点虽然不能涵盖农村社会治理的一切问题, 但是客观上决定了当前农村社会治理的一些重要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根据中国的历史、国情,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相对波动曲折的时期, 在此期间, 农村的社区及家庭形态和格局都都相应地发生变化, 这对传统家庭伦理造成巨大冲击, 而且这类问题短时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公共利益冲突可能会不断加剧。这些矛盾和问题只有当大规模、快速的城镇化进程趋于成熟、平稳之后, 才会有所减少或彻底得以解决。
二是政策性因素导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出现某方面的经济衰退趋势。一方面, 八九十年代, 由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扶持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版涌现, 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累积了财富和力量, 也带动了广大农村地区的人口就近就业和经济繁荣。随着市场经济建设逐步向前发展和成熟,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公平竞争的市场发展需求, 大量国有企业转为私有, 人口也逐渐涌向大中型城市, 乡镇企业普遍破产或衰落, 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出现特定时期的经济衰退趋向。另一方面, 当前虽然中国经济发展从总体来说是好的, 但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 部分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农村地区的很多企业受到冲击, 累积着效益不佳、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老化等问题, 由此被迫停产甚至倒闭, 使这些地区陷入较严重的经济衰退, 由此对农村地区的社会治理带来负面影响, 主要表现在:因经营不善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 继而导致讨薪、上访乃至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发生;企业破产、重组或进行生产经营结构调整导致职工下岗、农民失业, 对农民致富或农村稳定造成影响;企业破产关门或调整裁员导致的农民失业, 使农村地区出现大量家庭返贫现象等。
以上种种现象给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社会治理增加许多难题, 政府和社会应当予以重视和警惕。
三是现代化传媒信息技术得以全面普及并蔓延至广大农村地区。据有关数据统计, 截至2015年12月, 农村网民在中国网民中占28.4%, 规模达1.95亿, 较2014年底增加1 694万人。农村网民占整体网民比例快速增加, 规模以及增长速度是城镇网民的2倍。这说明, 现代化的传媒信息技术将是未来主导农村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现代化的大众传媒信息技术除了促进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同时, 也为广大农村的社会有效治理带来诸多难题, 这主要表现在:信息化发展使农村居民对发展的渴望和消费的需要快速增加, 农民的需求与当前农村地区发展跟不上、发展不平衡等现状出现矛盾冲突, 易诱发农村地区普遍的焦虑不满情绪, 甚至导致过激行为发生;信息化社会各种信息真假难辨, 农民辨别意识和能力较为落后, 容易造成农村信息传播混乱, 扩大负面影响等。
3 加强我国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的有效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所产生的,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表现。因此, 对广大农村地区社会的有效治理既需要建立在这个国情上, 又要符合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民情。具体说来, 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
3.1 立足于农村社会历史传统和发展实际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础相对都比较薄弱, 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造成了农村地区社会治理所面临的诸多难题, 这是开展农村社会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因此, 发展是开展农村社会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 但发展必须立足于广大农村长期形成的社会历史传统和民俗民情:提高农民素质要靠大力发展农村的教育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农村经济、实现百姓安居乐业只有靠增加农民收入、维持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来实现;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实现农民社会保障有效覆盖只有通过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完善农村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民生保障是开展农村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 只有农村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和提高, 才能最终有效提高广大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3.2 明确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和责任划分
2004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 中共中央把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 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作为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和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并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因此, 我认为各级党委有力领导、基层政府主动负责担当、社会各方协同发力、公众自觉有序参与农村社会建设、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是开展农村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3.3 要有针对性地分类处理农村社会治理难题
农村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背后的历史成因、具体表现、涉及领域、影响范围等各有不同, 因此, 现代化的社会有效治理需要有意识地对这些治理重点和难点问题及其背后的多种因素进行分类梳理、有针对性地研究治理思路、制定解决办法, 任何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综合治理都难以有效实现真正的社会有序治理。除此之外, 还要从纵向上树立起农村社会治理的长远和近期目标, 要明确尽管当前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中存在各种问题, 但短期内难以全部得以解决, 因此要学会制定近期发展目标和长期发展战略, 分阶段实现不同的治理目标, 使现存的农村社会治理难题分期分阶段逐步得以解决。
3.4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机制, 为农村社会有效治理奠定坚实基础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保障之一。建立健全完善、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现代社会文明和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于中国广大农村而言,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机制是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的重要手段, 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结束语
农村社会治理要取得良好成效, 依赖于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各类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各级党委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要研究采取治本之策, 从繁荣发展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入手做起, 着力解决好人口空心化、社会治安不稳、群众矛盾纠纷不断、环境污染和基层政权腐败等问题, 最终实现农村地区社会的良治。
摘要：我国农村处于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 在日新月异的农村发展背后, 也存在着大量突出的问题, 尤其是在社会治理领域, 各种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 成为当前以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甚至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困扰农村均衡、健康发展的难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问题, 并全面、客观地解决这些社会治理难题。农村的社会治理关系到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生存发展与和谐稳定, 也关系到实现城乡之间权利平等、公平正义, 必须予以重视和加以解决。
关键词：农村,社会治理,发展,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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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范文第4篇
一、网络舆情的研究分析
(一) 网络舆情的概念
网络舆情主要是指在互联网上流行的一些对社会问题表达出不同看法的网络舆论, 是社会舆论的一种, 通过网络来传播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网络舆情是以网络为载体, 以事件为核心, 通过广大网民情感、态度、意见和观点的表达、互动, 以及后续影响力的集合。
(二) 影响网络舆情的因素
能够影响网络舆情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最多的是一些社会公共事件, 社会公共事件很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网民通过对一些公共事件进行评论, 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见解, 交流自己的想法。其次网络舆情还很容易被一些虚假信息所影响, 像BBS论坛、微博等交互性很强的网站上, 一些不法分子在网络上制造一些虚假的信息, 然后匿名发表看法。这样的做法也是能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方向, 损害网络媒体的公信度, 很容易对社会的治理带来巨大的隐患。
(三)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现状
近年来, 对我国网络舆情的研究逐渐兴起, 但是总体而言还是不够的。我国开展网络舆情研究主要有新闻传媒机构, 高等教育机构和国家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网络舆情研究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近年来, 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对网络舆情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网络舆情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影响。通过对现有的一些网络舆情的研究来看, 我国由于对网络舆情管理上的疏漏导致政府公信力一定程度上丧失。我国正在着力利用技术手段来实现对海量的网络舆情信息进行深度挖掘、汇总, 以最快的速度分析网络舆情信息, 代替了过去对舆情信息的人工阅读和分析的繁重工作。总而言之, 想要在社会治理上有一定的改观, 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必不可少。
二、网络舆情与我国社会安全密切相关
(一) 网络舆情与我国的政治安全相关联
当前, 我国社会逐渐进入转型期, 从转型期的政治系统论来看, 政治安全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确保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能均衡状态推进。随着网络的普及, 我国的上网网民日益增多, 网络的影响力逐渐体现出来, 网络舆情作为网络发展的产物, 网络安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安全, 关系到巩固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只有维持好网络舆情秩序, 使网络舆情在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下发展, 对保障我国的社会政治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二) 正确引导网络舆情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网络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而一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对于维持社会秩序有重要的意义, 对一国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互联网时代, 网民从信息的接受者逐渐转变成为了信息发布的主体, 敌对分子也正是利用了网络传播自由的特点, 在网络上散布谣言和反动言论, 对网民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和渗透。因此, 只有正确引导网络舆情, 才能保证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三) 掌握网络舆情有利于维护政治制度安全
网络舆情从严重程度上可分为一般性的网络舆情和危机性网络舆情。危机性网络舆情是我国社会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 针对这些问题建立相应的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这能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概率, 对于我国社会的稳定有重要的作用。一般性的网络舆情事件也不能忽视, 在群众的网络舆情中能反映出某些政府部门徇私枉法、行使特权、以公谋私等事件。这样, 我国的政府管理者能够认识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对于维护我国的政治制度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三、网络舆情为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研究
(一) 网络舆情使社会治理工作更加透明和民主
网络舆情比较客观地反映出我国现实存在的客观矛盾, 也是不同社会群体价值观念和情绪心态的体现, 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的晴雨表。相对于传统传媒方式, 网络舆情信息的传播更加多元化、更加迅捷, 网络舆情信息传播具有及时、互动的特点, 使更多的网民参与进来。网络是网民表达另一个自己真实想法和情感的地方, 人们可以批评政府管理工作中的不合理之处, 有利于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权利。通过网络这一个新的平台, 推动了政府科学、民主决策, 让社会治理工作更加民主、透明。
(二) 网络舆情拓展了人民参加社会管理的渠道
在新形式下, 分析、引导网络舆情, 既是政府管理人员了解民意的窗口, 也是引导民意的平台。互联网上聚集了各个群体的思想和观念, 这为我国政府的社会治理开拓了新的渠道, 政府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网络来倾听民众的心声, 了解群众的诉求, 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网络舆情不仅对我国社会治理带来了考验, 更是拓宽了人民参加社会管理的渠道。
四、网络舆情下加强社会治理的意见和建议
(一) 加强政治安全, 实行网络舆情治理创新
面对网络舆情的考验, 进行网络舆情的管理创新势在必行。只有不断地进行网络舆情的管理创新, 才能提升我国的社会治理能力, 完善政府自身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增强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应该充分利用我国的电子信息资源, 实行电子政务, 优化社会治理模式, 增加政府的透明度, 建立一个政府与社会、社区、公民之间良好的关系, 从网络舆情中了解公民的需求, 从而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
(二) 政府工作者应正确应对网络舆情
政府的工作就是为人们服务, 应该以服务型的理念进行政府建设, 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到底。对于网络上的一些声音和论调, 政府管理工作者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去应对, 对于一些网络舆情, 应沉着冷静地去处理, 切忌情绪化, 通过对一些不实言论进行及时纠正, 引导网民正确上网。只有以服务的态度进行社会治理, 才能有条不紊地推进社会治理工作。
(三) 建立有效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和引导机制
有效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和引导机制能使政府管理者在第一时间掌握网络舆情的主动权, 及时了解网上的一些虚假信息, 进而剔除不实的信息, 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的稳定。社会治理工作的有序进行需要对网民进行正确引导, 建立相起应的引导机制, 让网络舆情向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 营造文明、规范、有正能量的网上舆论氛围。
五、结语
网络是现实秩序的有机部分, 互联网时代我国的社会治理工作面临着网络舆情的重大考验, 对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社会治理工作。
摘要：在互联网时代, 网络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平等性等特点, 很多网民都在网络上发表言论, 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网络舆情就是网民在网络上对日常所见所闻进行评论, 对一些社会不公平现象进行抨击, 这是不同的群众思想在网上的交锋, 这些都在逐渐影响着政府的决策, 给社会治理带来严峻的考验。如何解决网络带来的不良影响, 是政府有关管理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网络舆情,社会治理,考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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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范文第5篇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依靠资源高消耗和资本高投入, 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传统发展方式由于忽略经济总量和经济质量的统一以及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承受力之间的平衡, 受到了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约束而难以为继。如果不能引起足够重视, 这些危机将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效率加快、效益提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 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强调了绿色发展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关键。环境治理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近年来,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 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密集, 逐渐呈现出社会组织、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三大领域齐头并进的宏观架构。中央政府2013年首次提出“推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2017年民政部、环保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对环保社会组织引导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指导意见》, 开始逐步探索由环保社会承担环境管理责任。环保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 对推动国家多元协同机制的形成、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尽管理论界就环保社会组织的行为展开了大量研究, 提出环保社会组织在降低环保成本, 推动全民参与环境保护运动方面作用突出;少数学者开始尝试通过环保社会组织的行为展开案例研究, 但是, 描述性研究和个案研究都不足以深入解释环保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效应。鉴此, 本文试图突破传统研究和整体关系模式理论的研究范式, 以环保社会组织为主体视角, 通过手工收集中国100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2007-2014年的相关数据, 采取定性与定量的混合研究模式, 深入检验环保社会组织的环境治理效应, 竭力呈现环保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运作机制, 为我国多元共治的环境体制建立提供新的视角和支撑。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
(一) 基本检验
环境宣教是环保社会组织最基础、最广泛也是最重要的参与方式各类环保社会组织都充当了积极宣传环境保护的角色。而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 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已日益成熟并由环保宣教者逐步转变为环保倡导者。在政策倡议过程中, 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之间形成“紧密型”联盟, 环保社会组织之间则形成“松散型”联盟, 倡议联盟模式的构建成为环保社会组织倡议行为得以实践的重要推动力。综合现有文献和中国的现实情况, 我们认为环保社会组织可以增强社会信任, 通过政策倡议、舆论监督等方式, 在环保教育、环境维权和参与决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最终推动地方环境治理, 减少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推出以下假设:
假设1::环保社会组织能显著促进环境污染的降低, 环保社会组织越发达, 环境污染程度越低。
(二) 分类检验
近年来, 中央政府已开始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自2006年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始, 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在中央政府2007年出台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中实现环保考核方法的操作化, SO2和COD这两类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十二五”规划又进一步将NOX (氮氧化物) 、NO2 (二氧化氮) 列入约束范围, 以走出当前的污染困境。环保社会组织可以借助自己社会资源的优势, 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辅助力量。从这个角度说, 环保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形成的是合作互补, 环保社会组织会有意识的去控制约束性污染物的排放量。
假设2:环保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 较之一般的环境污染排放而言, 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对约束性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环保社会组织是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和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是从社会公众中产生, 具有贴近公众的先天性特征。环保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要求它以谋求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 谋求改善环境质量, 为全人类提供一个碧水蓝天的生存环境。同时, 公众可以通过环境信访、环境群体性事件等参与行为, 直接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更多的环保举措改善环境污染问题。环保社会组织在参与机制上, 可运用“针灸法”, 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对政策议程实施影响。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推出以下假设:
假设3:环境污染的公众感知程度越高, 环保社会组织的作用越明显, 即相对于公众感知程度低的污染排放, 环保社会组织对感知程度高的污染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是2007年—2014年间中国11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在样本筛选的过程中, 为构建一个平衡面板数据, 剔除缺失值个数大于2的城市, 最终得到100个城市的有效观测值。在有效样本中, 样本的缺失值用临近两年的均值代替。相关数据来源情况如下;
(1) 环境污染数据:考虑环境治理的异质性较高, 我们选择了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工业氮氧化物和粉尘这四种主要污染物, 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
(2) 环保社会组织数据:根据相关文件可知, 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由于基金会的登记部门一般为省级及以上部门, 本文研究对象中, 除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个直辖市外, 其他样本均为地级市。因此, 本文的研究对象仅包括生态环境类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数据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3) 其他数据:政府治理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政府环境规制数据主要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数据来源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NRDC) 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IPE) 。因2007年未发布环境信息公开指数, 用2008年数据代替, 2013年评价指标略微调整, 但不影响指标含义;第二产业结构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工业废水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来自于《中国环境年鉴》。
(二) 计量模型与相关变量说明
其中:i=1, 2…, N
1. 因变量
环境污染程度 (Yit) :即污染物的排放,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以单一或者几个指标来表示, 并不能代表环境污染整体, 因此需要综合多项影响因子建立一个综合污染评价指标——环境污染指数来代替。借鉴已有研究, 首先选取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工业氮氧化物和粉尘这四种污染物的排放量来衡量环境污染水平;为便于比较, 先以2007为基期将GDP进行平减, 再取四类污染物各年度排放量的自然对数;最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综合得分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程度水平的指标。
2. 自变量
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 (LNENGO) :用环保社会组织数量可以直观的呈现特定区域内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本文使用“1+当年生态环境类组织数量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当年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
3. 控制变量
通过梳理前人研究, 选取政府治理投资 (LNFRA) , 政府环境规制 (REGU) ,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PITI) 作为政府治理的控制变量;选取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STRU) 和工业废水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 (COST) 作为代替市场治理的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利用2007—2014年的中国11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数据按照公式进行回归分析, 分别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 豪斯曼检验 (Hausman-Test) 得到的P值等于0.0000, 拒绝原假设,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1-模型5主要考察了控制变量对各城市污染程度的影响;模型6是在前面5个模型的基础上加上了环保社会组织的变量, 试图综合考察多变量对社会捐赠水平的影响。模型6的回归结果表明, 环保社会组织的系数在0.01水平下显著为负, 在这个基础上引入的其他变量系数的显著程度、方向以及标准误差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型。以上结果表明, 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对城市环境污染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在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环境污染程度越低, 假设1得以验证。
各模型也报告了控制变量的回归参数, 表现出很强的平稳性。模型一到模型六的结果显示, 政府治理投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和废水废气治理费用对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并且一直在0.01水平下显著为负。而政府环境规制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系数不稳健, 没有显著影响。以上结果表明,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着自身作用, 是环境治理中一股不可替代的力量。
在此基础上, 本文尝试将环保社会组织和不同环境污染物排放进行回归分析。首先考察环保考核对环保社会组织的治理效应的影响。较之非约束性环境污染物排放, 实施环保考核对约束性污染物减排效果更明显。对于约束性污染物, 实施环保考核对减少二氧化硫和工业氮氧化物有显著影响, 但对二氧化硫减排的影响更为显著 (P<0.01) 。对于非约束性污染物而言, 环保考核对减少工业废水有显著影响 (P<0.01) , 而对降低工业粉尘影响一般。假设2得到证实。可能的解释是, 二氧化硫 (INSO2) 和工业氮氧化物 (INNOX) 同为约束性污染物, 较之氮氧化物这类可见度较低的约束性污染物指标, 环保考核目标对二氧化硫减排有显著影响 (吴建南, 徐萌萌, 马艺源, 2016) 。由于环保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日趋合作, 在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下, 环保社会组织会重视政府约束性污染物的治理。而对于可见度高的工业废水和工业烟粉尘, 与污染物本身的传递特性有关, 水的流动性和扩散性高于粉尘, 造成的污染程度也会相对过高, 对整个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也越大。环保社会组织从人民利益出发, 对工业废水的治理强度会高于工业烟粉尘。
从公众的角度考察环保社会组织对各污染物的作用结果, 我们发现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越高, 会有效降低关乎公众生活、健康的大气污染 (INSO2) 和水污染物 (INWAT) 的排放, 假设3得到证实。空气是人每时每刻都会接触的, 水是人体的生命的源泉, 大气和水的质量与人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成分过高和工业废水的重金属含量偏高都可能导致致癌, 严重危害到人体生命健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在统计学意义上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的显著性会强于工业氮氧化物和粉尘。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100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探讨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 并进一步分析了对不同污染物类型的影响是否会存在差异。研究结论表明, 环保社会组织凭借自身的专业性和贴近现实、问题、群众的独特优势, 确实在我国环境治理中发挥了缓解伴随经济发展而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的作用。在多元共同参与治理的理念下, 构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格局, 让大家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和价值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对我国环境治理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重视并大力发挥环保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环保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 弥补了政府和企业这两种主要的资源配置体制的不足。政府切实发挥其作用, 一方面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引导和规范环保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环保社会组织的辅导和支持来帮助其提升能力, 并保持环保社会组织的独立性。第二, 进一步建立政府与环保社会组织的沟通合作机制, 完善政府自上而下的环保考核机制。政府要在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 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沟通。在考核机制方面, 在不断强化对约束性污染指标考核的同时, 关注公众导向的环境污染指标, 逐步实现单一污染物的约束性指标控制向多元污染物指标控制的转变。
摘要：本文基于2007-2014年100个环境重点保护城市的面板数据, 从环境污染共治的视角, 实证检验了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 并从污染物分类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结果发现, 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环境污染治理的程度会显著有效。污染物分类检验的结果表明, 环保社会组织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强对环保考核约束性污染物和公众感知程度高的污染物的负向效应。本文清楚地呈现了环保社会组织在我国环境治理中的自身作用力, 丰富了对环保社会组织的认识研究, 为我国加快建立多元共治的环境体制提供新的视角和支撑。
关键词：环保,社会组织,环境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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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范文第6篇
(一)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即政府与社会治理过程的关系互动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 法治思维与法治理念、民主发展以及社会保障体制极不健全, 资本家的疯狂贪欲与工人生活的极端困苦, 都促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所生活的具体实践出发, 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 试图探索新的社会发展道路, 重新梳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实现社会变革过程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 扩大社会自治单元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 与政府良性互动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 农耕文明逐步被工业文明所取代, 简单的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的家庭劳作模式单元被社会化大生产所替代。
社会规模急剧扩张, 公共事务繁剧,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开始受到挑战, 如何实现社会良性治理, 取得善治效果, 承认政府单一性治理的不足, 扩大治理主体多元化, 逐步成为国家治理理念的共识。
(三)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是其终极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伟大理论的构建之初, 对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具有强烈人道主义精神。他们认真分析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复杂社会现象, 以其伟大智慧, 最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并提出了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来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组织模式, 终生都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奋斗不已。
总之, 立足实践, 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转变, 基本价值取向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三大基本维度指向。
二、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历史逻辑与现实实践的统一
(一) 计划经济时代的治理理念—国家本位
中国共产党在建政之初, 为政权巩固及迅速建立相对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 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学习的基本路径------以计划为主、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在新中国建立之初, 曾经短时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 办了许多旧社会条件下根本无法企及的大事, 适应了当时落后生产力条件下, 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的具体实际, 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由于统的过多、过死, 单一国家治理模式, 过度强化政府主导地位, 忽略社会主体参与, 一定程度也制约了社会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发展。
(二) 市场经济时代开启社会单元参与国家治理的新思维
自一九七八年开始, 改革成为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焦点词汇。如何解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照抄照搬偏颇性学习路径, 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结合, 成为我国理论界、思想界探索至今的主题,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科学合理对接, 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就国家治理观念而言, 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 中国从一个农耕社会开始逐步向社会化大生产状态下的工业文明嬗变, 就政府治理模式而言, 单一化的治理思维无法与社会实际需要之间充分适应, 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理念, 必须有一个质的突破, 自下而上的、以社会主体多元参与为主的社会治理思路开始逐步成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共识。
(三) 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瓶颈分析
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二零零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实现了加速发展。按国家统计数字, 在2013年左右, 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已过半, 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开始急剧扩大, 尤其是国家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开始跃居世界前列。同时, 就社会治理而言, 长期形成政府主导、国家本位的治理理念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变。由于政府职能过大、管的过宽, 行政审批等各类政府干预行为过多, 阻碍了中国政治经济等综合系统转型的顺畅。中国仍然处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相对劣势地位, 在世界产业链分工中, 处于原材料初级品出口和庞大商品倾销地的境遇, 中国制造在其实质的科技创新和利润分割方面仍长期受制于人, 人口红利与资源红利逐步消失, 正在成为驱动中国社会必须走出一条创新之路的源动力, 而其中重要一点, 就是实现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 为激发社会主体-人的创造力与积极性, 消除不适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四) 审视西方治理理念, 批判式借鉴
目前, 我们正处于加速开放的时代, 中国正在迅速融入全球化, 就思想领域而言, 不可避免要遇到各类外来思想的挑战。所以, 巩固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领导地位, 夯实主阵地, 应对西方外来错误思想挑战, 批判的基础上, 审慎借鉴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体系中的合理性成果, 成为目前指导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创新和转型的重要一环。
三、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为指导, 实现国家治理理念飞跃
(一)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阐释依然有着时代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面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和种种弊端, 根据工业化社会的现实情境, 提出了国家不应凌驾于社会之上, 应该客观承认社会其他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中国社会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至上”的本位论, 正在逐步向“政府主导, 社会主体多元参与的综合治理模式”转变, 其恰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的现实合理展开,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正在源源不断显示着其茁壮理论张力。
(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密切结合才能发挥出其应有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实质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在现实应用过程中的中国化。顺应时代需要, 适应时代发展,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和世界范围的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 中国政府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和自身实际的中国治理理念之路, 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导, 夯实国家治理理念的思想阵地,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国家治理实践、实现理论跨越。
(三)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体路径—多维视角
(1) 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清晰。十八大以来, 依法治国成为治国理政重大原则的基本遵循。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 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法治化边界问题, 这是实现政府权责明晰、运转有效、理顺体制机制的现实瓶颈。政府不能也无法成为“全能政府”。必须选择有所为有所为不为的“有限政府”, 做政府能够做也做的好的事。不能既要掌舵又要划桨, 职能不清必将影响政府行政效率, 阻碍市场公平环境, 最终影响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进步。所以, 政府与市场之间必须实现法治化边界,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对政府而言, 法无授权不可为, 对市场而言, 法无授权即可为。 (2) 政府与社会边界的界定。目前我国政府行政过程中通常缺乏缓冲地带, 缺乏政府与民众庞大、有效的社会中介组织作为沟通民意、获取民智的基本桥梁。西方社会治理过程中, 政府在施政过程通常会面对大量非政府组织作为沟通民意以及社会稳定器, 减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阻力, 实现政策制定和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提升政府执行力水平, 完善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素和要求。 (3) 实现权力-权利的良性互动——政府与公民权利的厘清。政府权力来自公民权利的让渡, 其权力行使的合法性来自公民授权。我国宪法就规定, 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所以, 尊重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要求, 提升政府施政水平, 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 是时代的要求, 是政府与群众这一需求——供给的矛盾解决的基本路径。社会的发展最终是人的发展, 从农耕文明的皇权专制到工业文明体系中的人的现代化、人的发展, 注定其需求的多样性, 尤其是精神需求的多样性将会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领域。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首先要尊重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民群众各方面权利实现的现代化, 满足人民群众符合时代特征现代化权利的过程, 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的必然之意。
摘要：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治理思想梳理入手, 深刻分析探究其社会治理理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治理领域的新境界和新飞跃, 以此应对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迅速转型。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治理理论,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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