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结局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蒙贸易出现下滑。蒙古国受金融危机的困扰，经济呈现萧条。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中蒙两国采取包括扩大内需､增加投入和便利贸易等措施，力争恢复和扩大贸易量，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中蒙两国有着许多经贸合作的发展机遇，迎接挑战固然重要，但抓住难能可贵的机遇也是化解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一种有效办法。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蒙经贸现状；发展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从去年开始冲击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影响到中蒙边境贸易，主要表现为对俄､蒙进出口贸易总体下滑。据海关统计，截止到2009年3月末，二连地区进出口货运量89.78万吨，同比下降33.54%，其中进口73.87万吨，同比下降29.08%，出口15.91万吨，同比下降48.58%。
一､金融危机下的蒙古国经济现状
受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蒙古国经济增速放缓，蒙图贬值，人民的购买力下降，消费品指数上涨。预计2009年，由于受贸易额减少､失业率上升､外汇流通不畅和外汇市场大幅波动等因素影响，蒙古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这个欠发达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今年是最难度过的一年。
(一)银行暂停放贷款业务，蒙古国货币持续大幅贬值
蒙古国自去年11月份以来，银行停止放贷款业务，直至今年3月份信贷业务开始松动，对一些信誉好的企业发放小额贷款。2009年一季度人民币兑换蒙古国货币平均价格为1：217，同比贬值33%。相对人民币兑换美元继续呈现升值态势，一季度美元兑换人民币平均价格为1：6.82，人民币兑换美元同比升值3.96%。
(二)人民币结算量业务下降，从中方提钞量急剧减少
蒙古货币贬值不仅影响到蒙古国内市场的消费，而且已经影响到中蒙贸易人民币结算。由于蒙图兑换人民币价格的不确定因素，中蒙客商在货物交割上为规避蒙图与人民币转换的汇率风险，减少了人民币结算量，人民币跨境也随之减少。截止到2009年3月末，蒙古银行从中方银行提钞7笔､11400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4笔､21400万元，下降幅度为三分之二。
(三)美元头寸不足，用人民币头寸进行转换
中蒙贸易减少，人民币结算量下降，不但影响到提钞出境量，而且也影响到在蒙古国银行账户上的人民币头寸。由于人民币用量减少，蒙古国一些商业银行把账户上多余的人民币转换成美元。据二连农业银行提供的信息，该行与有结算关系的蒙古贸易发展银行2009年初就用人民币头寸转换成300万美元头寸，以应变人民币结算不足而美元短缺的资金。
(四)市场消费冷清疲软，房地产建设前景不容乐观
2009年2月25日是蒙古国的春节。据了解，节前乌兰巴托几家比较大的商店和超市，除了在一些食品超市里和食品柜台前顾客还多一些外，其他商品的超市里和柜台前购物者寥寥，这同前几年春节前各家商店顾客盈门的热闹场面相比，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蒙古人每逢在过节时必买的地毯和羊绒衫，尽管价格比平时优惠10%到30%，但购买者很少。
据了解，在建项目由于资金及房地产市场疲软等因素，今春停止建设的项目预计达到20%，多数今年准备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处于观望状态。如果蒙古国的主要资源性矿产品出口恢复到上年水平，就有望缓解本国国内资金紧张的局面，从而有利于基本建设的投资。
二､金融危机下的二连口岸情况
我国对蒙开放口岸总计有13个，其中二连浩特口岸是对蒙古国开放的最大口岸，其边境贸易､对蒙帐户行结算､人民币跨境流出和回流等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蒙贸易的63%通过二连口岸过货完成。由于世界金融风暴的影响，蒙古国经济萧条，金融业萎缩，导致二连口岸进出口贸易明显放缓。
(一)对蒙贸易萎缩，进出境人员下降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和国内税收政策的调整，二连地区进出口贸易下降。据二连海关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9年3月末，二连口岸进出口贸易为29512万美元，同比下降50.19%，其中进口19882万美元，同比下降53.32%；出口9630万美元，同比下降42.20%。
据统计，截止2009年3月末，二连口岸进出境人员为22.11万人次，同比下降36.87%，其中进境11.17万人次，同比下降36.69%，出境人员10.94万人次，同比下降37.04%。
(二)银行贸易融资减少，人民币结算量下滑
由于中蒙两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困扰，口岸贸易减少，银行融资少的可怜，截止2009年3月末，二连地区四家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余额为5万美元，同比减少了412万美元。中行二连分行在本地区是对企业最大的融资银行，每年对企业融资约占辖区总份额的85%，据中行二连分行提供的统计资料，截止到2009年3月末，未办理一笔融资业务。
现辖区4家外汇指定银行(工､农､中､建)已与蒙古国的12家商业银行建立了 22个账户行关系。由于金融危机对蒙古国的影响，人民币结算量下降。截止2009年3月末，二连地区四家对蒙银行(中､工､农､建)办理人民币汇入3330笔､金额6.11亿元，同比分别减少1051笔､1.79亿元；办理人民币汇出657笔､金额6.20亿元，同比分别减少390笔､3.07亿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下降了28%。
(三)辖区市场消费疲软，口岸税收锐减
据调查了解，二连市盛通国际商贸城2009年1—3月份出口建材1.3万吨､食品及杂货1.2万吨，同比下降61%。而三星建材城蒙古拉货车也很少，一个星期也就出3-4辆，日销售额在3-4万元左右。去年同期蒙古国拉货车每天平均有4-5车，日销售额在40万元左右。对蒙最大的批发商场如义乌商贸城和温州商城市场内的蒙古客商少了许多，该市场虽然摊位租金降了近一半，但很多摊位都贴出转租､出租，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目前大部分商户不敢进货，仍然处于观望状态，期待市场在五月份有所回升。
截止2009年3月末，二连浩特辖区完成预算收入36946.19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0599.36万元，下降22.29%，其中：税收收入完成入库34016.6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6453.73万元，下降15.95%，扣除今年新征进口成品油消费税4369.75万元，实际减少10823.48万元，下降26.74%。
三､中蒙双方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措施
(一)蒙古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基本策略
为了减少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蒙古国政府基本策略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从国外寻求财政支持；二是削减财政预算支出，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救活银行业，稳定汇率。
1.财政筹措资金。一是向世界货币组织寻求支持，据蒙古国《今日报》2009年3月9日消息，蒙古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洽谈，有望争取到该组织的2.24亿美元的救市援助承诺，平衡2009年和2010年蒙古国的预算赤字，使收支逆差达到稳定的水平；二是向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及经济伙伴国家得到各项优惠贷款；三是向塔本陶力盖煤矿和奥云陶力盖斑岩铜矿的投资者收取预付款；四是政府向国际财政市场发放12亿美元的证券；五是向国内市场发行3000亿图的证券(约合15亿元人民币)；六是动用国家储备金。争取国外优惠贷款方面，把向中国政府和卡塔尔政府争取各30亿美元贷款列入了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2.加强金融监管，厉行节约措施。一是节约2000亿图(约合10亿元人民币)流动支出；二是从国家预算中削减3000亿图(约合15亿元人民币)，取消无必要的有关招标项目；三是减轻公民缴纳的社保金､按50%收取；四是从国家预算中再增加300亿图(约合1.5亿元人民币)中小企业扶持资金，安排100亿图(约合5000万元人民币)城乡企业扶持资金，创造就业岗位；五是降低银行贷款利息，稳定蒙图汇率，减免向国外汇出和从国外汇入美元的手续费等；七是加大惩治腐败力度，提高国家机关行政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八是扶持畜牧业发展，提高畜产品价格；九是支持额尔登特铜矿的生产，加强供电､铁路､建设等部门的密切合作，形成产业互动链条；十是支持对外贸易，简化通关手续，增加进出口，减免相关费用等。
3.稳定金融市场､出台为储户提供担保的法律。蒙古国于2008年末通过了为储户提供担保的法律。此法通过后不久，蒙古一家商业银行—阿诺德银行因出现不良贷款而受到审查，一度传出可能倒闭的消息，但因为有法律保护，储户并未因此产生恐慌，从而达到稳定金融市场的目的。
(二)口岸地区采取的主要措施
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我国政府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就采取了调整结构､增加投资､大幅度减税等一系列措施，今年政府提出了保增长､促消费､使GDP增长达到8%的目标。宏观经济政策出台以来，国内许多行业经济指数回升，税收下降的局面得到遏制。与此同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家边贸政策对口岸经济发展的影响，二连市政府也出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扶持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采取的主要措施为：一是在政策落实方面，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税费减免等各项优惠政策措施，及时兑现市政府向企业做出的扶持承诺，对全市行政和服务性收费单位的收费行为以及收费项目､标准､政策依据等进行严格审核；二是加强银企合作，千方百计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三是出台宽松政策，凡在二连市注册的边贸企业，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达到200万元以上(包括200万元)，按其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的2.5%给予资金扶持，同时加快非银行金融体系建设，由市政府注入1600万元资金，成立二连市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中心，帮助企业缓解贷款难､融资难问题。
四､中蒙双方出台一系列措施后的相互影响
(一)蒙古国出台应对措施后对二连口岸的影响
蒙古国出台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后，对稳定中蒙贸易下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1.国内进行举债，国际进行融资，充实了国力，增加了政府预算支出，扩大了国内需求；同时加快对国家战略大矿(如金矿和煤矿)的开发，可以提高蒙古国的外汇收入，经济也有望止跌启稳，这些无疑是重新开起了从中国进口货物所需的资金源泉。
2.出台法律稳定金融机构。蒙古国及时出台为储户保护的法律，消除了储户恐慌心理，起到了稳定金融秩序的作用，从而增加了居民储蓄的信心，同时为在蒙古经营贸易的客商提供了金融保证，提升了中国客商继续在蒙银行进行边境贸易结算的信心。
3.压缩行政开支后，减少了发行货币，稳定了市场物价，有利于蒙古货币图格里克的币值稳定。如3月下旬人民币兑换蒙币为1：220，比3月初升值了20图，回升幅度为9%。蒙图币值回升有利于中蒙边民互市贸易，为口岸旅游贸易回升提供了可能。
(二)二连地区出台应对措施后对蒙古的影响
1.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税费减免等各项优惠政策出台后，使在辖区包括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相应减少了有关支出，减轻了企业负担，有利于企业经营，为继续改善辖区贸易投资环境开了一个好头，释放出一种信号：二连地区继续欢迎临近的蒙古客商来华进行贸易､投资。
2.政府搭建银企合作平台，积极扶持当地中小企业。企业有钱进行运转，银行同样有利收到回报，如此发展将会进一步推动中蒙边境贸易回升，蒙古客商看到的合作者是二连政府支持下的边境贸易企业，增加了继续与中方企业合作､从事边境贸易的信心。给予在二连市注册的边贸企业资金扶持，会继续稳定外贸企业的经营，有利于恢复和扩大对蒙贸易。
3.由市政府注入16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二连市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中心，可以缓解一些中小企业暂时的经营困难，有利于外贸企业走出困境，企业可以在蒙古设立销售点，或与蒙古客商签约进行先期付货，分期偿还货款，增加中蒙客商团结互助､共渡时艰的凝聚力。
五､中蒙经贸走向和口岸面临的发展机遇
国内市场受投资､消费拉动，(下转第44页)(上接第56页)经济将会逐渐恢复。俄､蒙受金融危机影响，势必会出台一些刺激经济､增加贸易､减少关税的措施，从我国的政策和措施角度可以看出，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已经采取了包括投资､减税等多种措施，随着国内需求的好转，将会逐步恢复从蒙古国进口资源性产品，而蒙古国有了收入后将会恢复和扩大进口中国的货物，贸易带动口岸经济，中蒙携手一定会走出金融危机下的阴影。
蒙古国经济迟早也要复苏。中蒙经贸合作将会逐步恢复，二连口岸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既有挑战，又有不可忽视的发展机遇。
一是中国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财政状况良好，经济增长依旧可观。蒙古国是与我国隔界相望的睦邻友好国家，今年又是中蒙建交60周年。建议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中，加大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优惠贷款等支持，这样将有助于我国获得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综合利益，以提高我国对蒙古的影响力和地位。
二是国家自治区应该出台更多鼓励进口能源､资源的措施和办法。
三是我国实力雄厚的实体企业可以加大境外投资和购买资源基地，为未来发展壮大争取有利的条件。
四是蒙古国实行“多支点”外交政策，将除俄罗斯､中国地域领国以外的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也视作“第三邻国”来发展关系。
(责任编辑 秦亚丽)
金融危机结局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次金融危机波及之广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它比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对实体经济破坏程度要大得多,也给人类提出了一个甚为严厉的警示:过度的金融资本扩展带给人类的危害有甚于产品经济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逐利的本性,金融产品创新疏于监管,从而说明了对资本逐利行为进行有效规范是当今金融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市场泡沫 杠杆倍率 金融创新
一、金融危机给我们警示
1、前车之鉴
金融创新在短期内确实可以积聚大量的财富,会给人以巨大的诱惑,华尔街的神话证实了这一点,但高风险也会与之相伴。假如金融创新不能评估和不可控,假如金融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逐利,那么,这种创新活动带来的一定是金融市场的泡沫、危机和灾难。本轮始发于美国的金融风暴是次贷危机蔓延的结果,是次贷危机与美国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金融衍生品的产物。美国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并通过粉饰包装使其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投资银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术,通过创新再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在市场上分别出售。由此,衍生层次不断叠加,信用链条拉长,市场泡沫不断吹大,使得市场主体不再去关注资产的质量,而是考虑在购买了衍生产品之后,如何通过打包、分拆和证券化处理,再将衍生出来的新产品卖给下家。其结果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衍生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了极度的短期投机趋利化,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危机。借鉴美国金融危机血的教训,我们有必要对金融创新进行重新审视,既要看到其对金融发展起到推进器的作用,又要对其令人防不胜防的放大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把金融创新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使我们金融企业发展变得更为健康,融资功能更为強健。
2、盲目创新是风险,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
虽说一国没有强大的金融,就不会有强大的经济。但我们不要忘了当今这场金融游戏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场游戏也使我们看到国际金融集团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掠夺他国财富,再现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不断掀起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它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我们金融产品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不能为了追求眼前既得利益而创新,它必须要围绕实体经济服务而创新。因为脱离实体的虚拟的金融创新,其信用是难以把握和测控的,它必将为事后积聚大量的风险。譬如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就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当前金融危机情况下,我国许多中小企业是首当其冲受害者,更显其要害是融资困难,并可由此引起诸多问题困扰,将会引起我国失业率大幅上升。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将会起到提纲挈领、正中要的作用。因为中小企业可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员,而就业人员增加就可以增加下游产品消费需求,下游需求旺盛起来必然会引起上游产品消费需求同步增长,从而理顺产业链,使经济活络起来,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说金融产品创新必须要与时俱进,与整体经济发展相联系,它不需要空洞的包装,虚幻的赢利,是要与实体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会创造富有生命力的经久不衰的经济增长体系。
3、亚洲金融危机警示的意义
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迅速扩散至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这次金融危机在半年时间之内以席卷国家之多、危害之大、损失之惨令世人瞠目结舌,在事后的总结中,人们认为危机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其外部原因,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据统计,危机期间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400亿美元。但是,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经验,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从深层次的层面我们可以认为是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它只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近2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暴露出日益严重的问题:包括经济结构未作适时有效的调整;国际收支赤字增大,外债增多;银行贷款过分宽松。
二、金融危机的成因
1、金融杠杆无限制放大
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始终伴随着社会发展,如果超出现实和不择手段地追求,往往会给别人或自己带来祸害。过去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毫不顾市场环境地扩大生产,引起商品相对过剩,结果所生产的产品没办法销售,经营难以为继,最终导致大量失业,社会购买力大量下降,社会形成混乱,造成了恶性循环。这种趋利心理不被理性思维所占据,它就会周而复始地出现经济危机。不过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市场会变得更为理性,产品过剩没有那么严重,对经济破坏程度没有那么强。当人们慢慢醒悟过来的时候(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所造成的震荡幅度越来越小的时候),社会更高层的危机就出现了,它的杀伤力绝对胜过产品过剩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这就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对孪生兄弟,都是逐利求财不择手段的后果,都是造成了社会经济混乱,市场萎缩,流通堵塞,工厂开工不足,失业率急剧上升。近年来,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传统上以赚取佣金收入为主、对资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资银行,大量介入次贷市场和复杂衍生金融产品的投资。
2、信用过度资产化所带来的危害
从本质上来讲,次贷危机的根源就是金融企业不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一系列危机的背后凸显的则是美国出现了整体性的信用坍塌。国家信用是金融体制的最后依托。联邦政府多年来对于两房疏于监管,无形中纵容了风险的不断膨胀,而事发后又将“风险社会化”,其所触犯的“道德风险”则从价值层面上对国家信用造成严重冲击。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一旦遭遇金融风暴,很有可能连国家信用一起毁掉。“信用危机”也是人类社会最难防范的危机。其他任何危机无论轻重大小,往往都有“特异性”、“变异性”、“周期性”等蛛丝马迹可寻,人们可以通过采取有“预见性”、“防范性”的措施,进行防范和化解。而“信用危机”的爆发既无先兆,更无固定的模式和规律,因而也相对难以防范和化解。所以在极度投机氛围的华尔街里,没有什么不可以买卖,包括良心,甚至是灵魂都可以出售,这种早已透支了的信用资产,也已极度证劵化了,它早已潜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为金融风暴的到来积累了大量的筹码。
3、集成因素
当今政府关心的是社会有效需求,企业关心的是满足消费者需求,设计师们是要创造新的需求,消费者所关心的是如何获得更多消费的权利。离开消费,世界将找不到重心。消费的概念内涵丰富多彩,包括了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包括实体的,也包括虚拟的。“社会中受自利动机支配的行为逻辑,使得人的多样化需要的满足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爱情、理想甚至生命这些生活中最可珍贵的事物,都统统受到金钱的支配”。拥有财富,人们才能够有能力选择他想过的生活。拥有更多的财富,才能够有更多的现实权利,而这种权利又多半是一种消费的自由。现实世界的诱惑是那么快速地变化,通过实物经济的积累,财富的增长似乎仍然不能满足人们变化得更快的消费需要。随着经济内在的增长因素的被耗尽,实体经济创造财富的速度在持续下降。泰勒的现代化标准生产、日本的精益生产、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普及、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等使财富在过去的100年中被高速创造出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廉价资源的过度开发、半导体技术发展渐近极限、重大创新普遍减少,下一个财富制造机器又在哪里呢?在实体经济内生性动力逐渐减弱的过程中,通过投资和膨胀消费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是最简单、最便利的工具。但财富显然将被迫放慢自己的膨胀速度。
金融体系到底创造多少财富是一个大问题。金融体系调动和调制出巨额的资本,它的风险抵押品却主要是社会和国家,而所获得的收益的大部分却流入银行和各类投资机构的腰包。如此,便不难理解金融投资机构内在的扩大信贷款和追逐风险的冲动,重复抵押它并不具有的信誉,创造和包装越来越大的风险,无法遏制地追求更多的超额利润。这就是金融机构最本质的生存法则。随着产业资本的日益萎缩,世界经济越来越为银行和投资机构所左右。实体经济虽是基础,但它却变成俄罗斯套娃中最里面的那一个。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北兴农场社保局)
金融危机结局论文范文第3篇
要注意把握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本国宏观调控能力的相互协调
进入2008年，越南经济不断出现恶化征兆：CPI指数从去年10月份的9.3%一路飙升到今年5月份的25.2%，股市也从8个月前的1100多点跌至目前的390多点。越南盾在过去三个月间已贬值2.7%,与此同时，市场预期越南盾在未来一年的贬值幅度将达到40%。
影响有限，但需吸取教训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越南金融动荡对我国的影响面比较有限。一是越南经济体规模较小，2007年越南GDP达到712亿美元，仅仅相当于中国一个省的经济水平；二是对越贸易额在我国贸易总量中占比甚微，我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也很小；三是由于越南资本账户尚未开放，这就大大增加了国际资本流出的难度，减小或者减缓了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这一点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泰国的情况不同。
虽然越南金融危机的影响面有限，但是鉴于目前国际市场各种基础原料价格持续飞涨，国内通胀形势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以及中越两国的地缘关系，我国政府需要高度重视越南经济突然急剧恶化的教训：一方面，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考虑牺牲经济增长来抑制通胀；另一方面，要注意把握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本国宏观调控能力的相互协调，在条件未成熟的时候，不可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
未雨绸缪，严控潜在风险
首先，政府应该加强对于热钱的监测，并为可能发生的潜在的危机制定应对的预案。
今年1～4月我国外汇储备新增2284亿美元，而同期贸易顺差和对外直接投资（FDI）仅为756亿美元，巨大的热钱流入为未来经济增长埋下隐患，笔者认为，既然我国并未对资本项目放开，就不能让这一规定形同虚设；为此，有关方面须深入研究热钱流入的规模和途径，加强对违规流入资金的监测水平和惩罚力度。
其次，我国政府应该考虑在“中日韩+东盟”框架下，在必要的时候向越南提供援助。
从历史经验来看，东亚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模式一般是：经济过热导致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然后国际国内资本出逃、泡沫破裂、企业大面积破产和货币贬值。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尽量避免金融市场恐慌：通过政府干预，国际组织和世界上其他各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无论是口头上的或者实质上的经济支援），让市场上的恐慌程度减小，人们对经济的心理预期向好的方面转化，让经济有一个逐渐的调整过程。
无论从为我国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是从维护区域经济体系稳定的角度来看，都有必要采取措施来避免区域内金融市场恐慌的蔓延，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最后，由于越南矿产、煤炭资源丰富，我国政府可以与越南签署长期购货合同，增加从越南的进口，这既属于正常的双边贸易，又可以在越南金融危急时刻进行资金援助，这有利于双方的长期稳定合作。待越南金融市场稳定之后，应该鼓励中资企业加大对越南的投资，加强两国的经济联系，实现经济合作的共赢。
金融危机结局论文范文第4篇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我国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全球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横冲直撞的国际游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以及银行体系公司治理的欠缺等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时刻处于金融风险的威胁之下。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预警，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产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
金融危机指起始于一国或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或金融系统的动荡超出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造成其金融制度混乱，进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过程。金融危机具有长期潜伏性、突发性、综合性、蔓延效应及全球破坏性、可消除性、熨平性、可控制性等基本特点。产生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有：
（一）宏观经济不健康
宏观经济平衡是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根本条件。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对金融安全起着决定作用，经济平衡的破坏必然导致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如果经济运行中存在发展速度过快或过慢、经济结构失衡、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等问题，那么即使金融风险程度不是很高，也有可能从外部环境角度引发金融危机。
（二）泡沫经济
金融自由化取消信贷限额控制带来了金融业的过度竞争，金融机构会倾向于扩大信贷风险来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天性下纷纷涌向股市、房地产等投机性市场，金融资产的现实价格被严重高估，与其代表的产品的基础价值之间的偏差越来越大，金融资产在虚拟的价格高位上就会蕴藏高金融风险。如果与此同时政府没有及时采取谨慎的金融监管，或者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落后，这样极易产生泡沫经济。一旦泡沫破灭，损失惨重的银行部门将无法避免危机的出现。所以，信贷的过度膨胀被视为危机的重要前兆。
（三）宽松的货币政策
货币供应量的大小是影响国民经济是否能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M1的增长如果过快，就可能从需求方导致商品和劳务市场上的价格水平上涨。若M2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则说明经济总体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各国都会选择M1和M2的有关指标。对总体货币供应量进行监控。
（四）汇率与国际收支问题
汇率政策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合理估计实际汇率水平，量化汇率失调的程度，可以为及时而全面监测一国国际收支风险提供可靠依据。同时贸易条件恶化与经常账户赤字也是引发国际收支危机的重要原因。出口的急剧下降将导致经常性账户的赤字，而在无稳定的国外资本流入的情况下，经常账户的长期赤字将造成国际储备的枯竭。所以，经常性账户余额是分析一国国际收支是否存在问题的主要方面。而国际储备则是调节短期国际收支失衡，维持汇率稳定和支撑一国国际资信的重要手段。
二、建立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系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必要性
金融危机往往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绐政府带来巨额的预算支出，甚至可能引起政局的动荡。但显而易见的是，危机的预测与防御要比危机产生后的处理更为有效，而现代金融危机的突发性更要求将对付金融危机的重点放在对危机的预见上。以往的金融危机几乎都是在某一时点突然爆发，危机国都来不及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处于一种“措手不及”的状态。就我国而言，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着巨额的不良资产，资本市场的运作欠规范，金融监管体系有待健全以及缺乏适当的系统性保护机制等问题，这些都意味着我国目前潜在的金融风险也较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
通过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设置测度风险的指标体系和进行坚持不懈的监测，密切观察本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变动，一旦危机苗头出现，金融当局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加以处理，及时制定预防性的有效方案及措施，并适时调整总体经济政策，降低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乃至避免其发生。
(二）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可行性
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但这些因素可通过一系列量化的经济指标反映出来，并且金融危机的发生有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在危机爆发前总有许多征兆，常常以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值的恶化为先兆，且距实际爆发一般有较长的前置时间。实证的结果表明，主要的经济指标如实际汇率、实际利率、M2的货币乘数等发生变化超过临界值，至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差，期间的范围介于12个月～l7个月。由此可见，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理论上可行。通过选取适当的预警指标，综合分析一国的经济金融形势，采用适当的数量分析方法，应该是能够提前预测金融危机爆发的。
三、我国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系统的构建
（一）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1.选取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指标
所谓系统性风险是指由金融活动主体本身不可控制的因素所引起的，是金融市场所有参与者共同面临的风险，其涉及的宏观因素较多。借鉴前人研究的预警模型，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选取的监测指标包括：
(1)经济增长指标。主要反映政策风险，指由于国家政策变化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这里选取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企业资产负债率来衡量，反映了宏观环境的风险程度。
(2)货币风险指标。这组指标反映了货币供应量本身的变化情况及其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它主要包括：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货币流动性比率、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增长率之比。
(3)财政风险指标。在政府负债规模过大的情况下，有可能无力偿还债务，成为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财政风险通过财政债务依存度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衡量。财政债务依存度指当年的财政支出中债务收入所占的比重，反映一国财政支出中有多少依靠发行国债实现。财政收入占GDP之比，反映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状况及国家控制能力大小。
(4)国际收支风险指标。国际收支风险，指由于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汇率变动而出现的风险，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一系列外债风险指标、外汇储备支持进口时间(月)反映。外债风险指标则包括：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之比、负债率、偿债率、债务率。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严格限制资本项目流动，现阶段汇率变动引起的风险对我国的冲击还很有限，主要体现在偿债风险上。
2.选取非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控指标
非系统性风险是指金融活动主体由于经营不善从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其指标是用来预警某一特定银行可能将要面临的困难，着眼于单个或微观的风险监测。监测指标具体包括：
(1)信贷收支状况指标。对商业银行来说，信贷资金运行和运作状况是决定其经营成败的关键环节。它由五个指标组成：资产流动性比率、存款余额增长率、贷款余额增长率、短期资金贷款比例、中长期资金贷款比例。
(2)流动性风险指标。流动性风险，指由于金融企业资产负债比例、期限结构失调导致的流动资金不足，出现到期无法履行支付义务而造成的风险。流动性风险比率是从总体上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大小，该比率越大越好。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而建立的适合我国商业银行实际运行状况的流动性风险预警指标有：流动性风险比率、余额存贷比例、库存现金比例、拆人资金比例、拆出资金比例、借人资金比例、备付金比率、总偿付能力。
(3)资本风险指标。资本风险，指由于资本金不足不能弥补亏损以保证银行正常经营，破产倒闭的风险。它包括四个指标：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同一借款户贷款余额比例、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其中，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属于安全性的综合指标，是重中之重。它们既反映财务基础，又反映资产的风险状况。比值越大，则资本的安全性越高。
(4)经营风险指标。商业银行是以货币为主要经营对象的高风险行业，所面临的经营风险主要是指在银行的经营管理中由于管理制度出现漏洞或管理者及员工的不当或犯罪行为等主客观因素致使银行经营成本上升、收益率下降并给银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此处选取的这组指标体系目的在于衡量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收益及损失状况及其损益指标完成情况。主要有：存款年平均成本率、负债成本率、应收利息率、贷款收息率、资产利润率、损益指标完成率。
（二）设置预警界限
确定指标体系后，要对每一个指标确定不同风险状态的界限值，即预警界限。它指达到可预兆发生金融危机时金融指标的数值，由安全点增减一定幅度而得到。增减幅度要根据具体指标的具体隋况而定，需要参考历史数据、国际通用标准和一些专家的意见。在临界值的确定上，如果国际上有公认的临界值，就按照国际标准来确定，如果没有明确的国际公认标准的临界值，临界值通过比较确定，可以参照我国在金融稳定时的各项指标的数值，也可以参照经济金融背景相似的国家在金融稳定时的各项指标数值。例如，国际公认的“经常项目逆差／GDP”的警戒线是5％，而短期外债／外债总额接近或超过25％就是危险信号等。需要说明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危机爆发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原有的临界值在预警中的准确性会降低，这就要求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相应地对临界值进行修正。以GDP增长率为例，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周期的拐点，发展起点相对较高，不会保持过去的经济高增长态势，所以我们将安全点定为8％，偏离该点越远经济安全性越差。参考历史数据、国际通用标准和一些专家的建议，将增减幅度设定为1．5个百分点，即将8％上下增减1．5％的位置确定为安全状态的警界限，即GDP增长率在6．5％--9．5％的区间内为安全，可用相同方法确定基本安全、出现风险和严重风险区间的警界限。类似这样，其他指标的警界限也可以比照定出来。
金融安全预警系统仅有完整的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配套措施和有效的运作机制，包括合理的法规框架、适当的组织体系和信息管理体系。
（作者单位：湖南城市学院商学院）
金融危机结局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宪政危机;权利危机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货币危机风暴。在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接连冲击之下，世界很多国家已陷入了经济持续低迷且复苏乏力的困境，甚至导致了部分国家濒临“国家破产”的尴尬窘境。为了化解危机，刺激经济复苏，各国陆续推出一系列应对举措。但事实表明，各国的“救市计划”并未发挥有效作用，危机仍在持续蔓延。更为严重的是，各国所推出的各种应急性与短期性的“一揽子”救市举措反而导致了公共支出与公共债务的急遽扩增和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日益恶化，进而使得世界陷入了危机—治理—严重危机的治乱循环。在此背景之下，探索与发现彻底破解治乱循环的可能路径成了各个学科所关注的重点与焦点。在货币宪法学的分析框架中，导致各国陷入治乱循环的原因有多种，但是，未能认清危机的实质应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也是寻求彻底破解治乱循环的起点所在。在货币立宪主义的规范结构中，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主权债务危机，其本质都是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的本质是由国家货币权力失范所导致的宪政危机，而宪政危机在实质上是违背了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立宪主义核心价值的权力危机。客观而言，从作为部门宪法学分支之一的货币宪法学的角度来研究金融—货币问题，在国内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即便在西方也是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在立宪主义的视野下考量货币危机、货币体制、通货膨胀与政府财政权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对货币政策、货币权力的宪法规制等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阐释货币危机的实质是宪政危机这一理论认识，以期为应对货币危机这一时代性命题提供一个立宪主义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原点，并为后续研究“货币立宪主义”这一制约货币权力的规范框架奠定基础。
一、“蝴蝶效应”：从金融危机到货币危机
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中影响体系稳定的“系统性风险”累积到使系统崩溃的临界状态。其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即银行危机、资本市场危机与货币危机，而市场流动性枯竭(本币或者外汇的流动性枯竭)则是所有金融危机的一个共同的症状。[1]而所谓本币或者外币的流动性枯竭，实际就是资金链的断裂，资金链的断裂会引发连锁反应。[2]一只蝴蝶在巴西轻轻挥动一下翅膀，或许就会导致一个月之后的德克萨斯州发生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而在经济运行中，这种效应就会更加明显。[3]正如美国次贷危机掀起的金融风暴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崩溃与实体经济衰退。此次危机导致的金融海啸与以往的金融危机存在较大的差异，以往的金融危机往往只是导致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衰退与低迷，而此次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均造成了灾难性的冲击与影响。
金融危机放大效应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全球性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总体上已呈现出逐渐复苏的趋势，世界各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也逐渐调整，开始从应对与化解金融危机向刺激经济稳健复苏方面转移。考虑到目前经济复苏的根基与环境仍然非常脆弱与严峻，所以，在当下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与相对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措施仍然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举措。这就意味着稳健保守的财政-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历史，同时这也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2008年冰岛债务危机、2009年迪拜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史无前例的灾难性美国国债危机(2011年8月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降到AA+，评级展望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失去AAA信用评级[4])。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不仅给努力走出危机阴霾的世界经济增添了更多变数，而且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复苏的“无形黑手”。持续恶化的危机导致许多国家政局动荡、经济萧条、社会混乱，甚至正在走向“国家破产”的深渊。
其实，金融危机以及由其导致的主权债务危机均是财政金融体制及其状况偏离了正常状态的一种外在“症状”，是已经建立起来并正在运转的财政金融系统结构业已不能正常地控制和解决问题的“病变”的财政金融危机，进而导致财政金融秩序的混乱与失控。为了能够有效地应对与化解危机，挽救世界经济形势，各国积极寻求应对与化解危机的对策和措施。对各国政府而言，自现代经济学产生之始，特别是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出现以来，通过宏观经济调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直被视为熨平经济周期的有效措施与手段。正如美国学者鲁迪格·多恩布什所指出的那样，“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在追求低通货膨胀的适度经济增长目标时能够支配的两个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也是政府用来缩短衰退过程和防止经济过度繁荣的政策工具”[5]。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多种排列组合中，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的结合往往是各国政府惯用的反金融危机的理想策略。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为核心内容，通过以减税为主兼发国债的形式，以期实现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增加社会总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6-7];宽松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直接发行货币、在公开市场上买债券、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等方式增加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以带动总需求的增长[8]。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扬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两大政策体系，而且，它们的调控都集中于社会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的流转与运行。”[9]其实，纵观世界各国所实施的危机治理举措，无论是侧重于减税、增支的积极财政政策抑或是偏重于注资的宽松货币政策，它们的直接目的都是通过外部性的国家干预解决经济市场中货币的流动性枯竭，将已经断裂的资金链条重新连接起来，进而使经济运行重返健康与繁荣。
根据现代宪政理论，管理经济、克服危机是各国政府所负的宪法责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实施都应服务于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然而各国政府在行使相关权力时，往往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滥发货币，盲目减税，结果导致严重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金融危机进一步演化为货币危机，人民不得不承受通胀和失业的双重煎熬。
二、制度考量：从货币危机到宪政危机
面对货币危机，经济学研究的繁荣景象凸显出法学话语权集体缺失的窘况。造成这一尴尬境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代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融合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政治现象的解释需要借助于经济学的理论工具，而经济增长的轨迹完全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安排”[10]。鉴于此，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在经济学研究中嵌入国家理性、政府权威、权力制约与人权保障等传统的政治学命题，将经济学命题置于宪法学的视角下加以考量。当我们将分析场景转换至立宪主义这一古老的政治场域中，运用宪法学的独特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审视货币危机以及用以解决危机的治理举措时，我们将会发现另一部撼动心魄的“宪政危机史”。
首先，解读货币危机存在多重维度，但是从宪法学的角度切入，货币危机是一种政治现象和法律现象，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宪法现象。“宪法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文献”[11]，英国学者K.C.惠尔就认为：“宪法未必只反映政治或法律信仰和利益。它们可能体现制宪者希望保障或宣告的经济和社会事务。”[12](P63)另一方面，在系统论的分析框架中，危机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货币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体制是一国政府体制的核心构件。在一般的政治事务讨论中，宪法通常被用来描述国家的整个政府体制。[12](P1)很明显，无论是一国之内的货币制度规则的缺失，还是发生在货币体制之内系统整合的失调，都是国家宪政制度的缺失或者缺位，是宪政规范体系尚未存在或者容纳解决货币体系失调的规范、制度和机制缺失，而作为结果的货币危机就成为一种危及现行宪政体系的宪政危机。
其次，货币危机是一个涉及政府职能范围、力量强度以及制度供给等国家治理能力的国家构建问题。事实表明，货币危机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资本化的当今世界，货币危机已成为导致国家社会失序与政治动荡的滥觞，如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街头暴乱频发乃至政权更迭等;另一方面，货币危机的巨大冲击造成了国家经济的萧条与社会的失序，使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工厂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贫困人口数量增加。[13]政治的动荡、社会的失序、经济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失范。
虽然世界政治的主旋律是抨击“大政府”，国家(权力)的作用也一直饱受争议，虽然对于公民、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而言，拥有合法权威的理性国家具有潜在的巨大危险性和破坏力，但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强大而有效存续的国家政权、拥有合目的性的职能和提供合宪性制度的政府均是实现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政主义核心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必需手段。所以，货币危机这一现代性的世界各国的伴生性顽疾，其存在与爆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必然成为导致国家治理能力虚弱、衰退或者丧失的巨大祸根。
再次，货币危机是一种关涉人的基本生存与生活以及人的价值实现的民生问题。货币危机不仅会对一国经济、政治与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的是，货币危机还导致了就业机会减少、个人收入减少、日常生活成本上升、社会福利水平降低等民生问题。民生问题通常由于其所涉及的范围与对象的多样化、多元化而导致人们难以对其进行精确的描述，但是当我们通过降低环境的复杂性，在纯粹立宪主义分析框架内加以研究时，情况就立即显得清晰起来了。在宪法学的视域中，民生问题只是一个宪法问题，仅仅是涉及财产权、平等权、政治参与权、人格权以及发展权等一系列基本权利的宪法现象，其本质是实现与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确，所有民生问题“在法律上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它们既包括生活、生计等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也包括快乐、幸福、满足等涉及人的价值得以实现和丰富的发展机会、发展能力等;前者强调的是满足和实现与人的生存相关的权利诉求，后者强调的是在生存问题解决之后，满足和实现与人的发展相关的权利诉求”[14]。在民生问题上，我们一度过多地强调政府主动性的正面效应，而忽视了政府权力膨胀的负面影响。当政府在“保障”过程中无度扩张其财政权、任意行使货币发行权时，不仅不能保障民生，反而使民众的财富缩水，生存能力下降，从而与政府保障民生的初衷相违背。
最后，货币危机是国家权力失范导致货币秩序紊乱的结果，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一场滥觞于国家货币权力失范而导致的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权力危机。货币权力是国家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国家基础权力，是一种属于国家主权性权力和国家建构权力范围之内的权力。货币权力的失范无疑是导致货币危机产生、传递与恶化的核心因素。一方面，为了能够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适时推出的宏观调控举措，无论是积极财政政策还是宽松货币政策，其本质都是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增加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公共财政理论认为，为了有效履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国家必须拥有一定规模的财政收入，而国家财政收入是由税收和非税收入这两部分组成的。而在征税、发债和印钞这三种主要的财政汲取手段中，善于聚财之道[15]的理性国家往往倾向于选择印钞——因为它对于国家而言几乎是零成本的。理性的“政治人”通过这种近乎零成本的聚财之道，不但可以达到应对化解金融危机、营造经济荣景、刺激经济复苏和促进社会就业率等暂时性的战术目标，而且可以实现降低政治压力、维持政权稳定、巩固国家统治等长期性的战略意图。但是，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体制的魅力组合中，政府的这种聚财之道和治理之术不仅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持续与恶化、财政赤字规模的累积与剧增、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张与膨胀，同时也会将国家推向债台高筑积重难返的不利境地，形成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政治诱发财政赤字”的真实悖论，而且最终导致国家陷入货币危机(系统失调)—危机治理(宏观调控措施)—危机治理的危机(政府机构膨胀、财政赤字剧增与通货膨胀恶化)—货币危机(系统失调)这样一种治乱循环。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这种权宜之计的最终恶果的买单者却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真实的纳税人”。所以，金融危机是国家垄断货币权力(金融集权)与恣意行使货币权力的必然结果。英国宪法学者艾沃·詹宁斯指出：“权力控制的集中，无论是被称为暴政、专制、领导，抑或是真正的自由，其危险性则从未被忽视过。”[16](P193)另一方面，深陷于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为了化解危机，就必须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可是，欧洲统一货币计划的实施，要求成员国的货币政策统一地交由欧洲央行行使，欧元区国家正式丧失了或者说放弃了自己本应拥有的货币权力，国家除了增税或者举债之外无法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应对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理论的长期统治之下，欧洲各国的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规模，缩减公共支出、发行公债、举借外债以及增税等备选措施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压力之下更是难以有效实施。在这种严峻境况之下，丢弃了货币政策这一治国利器的欧元区国家已无法通过印钞这一零成本的方式获取应急性的财政融资以应对危机、挽救经济，从而造成国家宏观调控举措的无力或者失效，进而导致了这些国家濒临“国家破产”与“政府关门”的窘境，从而直接影响了公民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换言之，货币权力的缺位与弃位，正是导致希腊、西班牙等国深陷主权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的制度性根源。鉴于此，笔者认为，从权力控制的维度审视货币危机，国家货币权力失范(集权、滥用、缺位、弃位)是导致这场金融风暴的罪魁祸首。国家权力失范的最终结果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屡屡遭到侵犯，公民的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频繁受到践踏，本应成为限制国家权力的立宪主义核心价值俨然成了一条形同虚设的“马其诺防线”。
概而论之，在宪法学的理论视域中，货币危机是一种宪法现象，是宪法学应当予以关注与研究的突出问题。货币危机不仅是一个涉及国家治理能力的国家构建问题，而且是一个关涉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民生问题，同时也是一场由于国家货币权力失范导致的权力危机。故而，笔者认为，货币危机其实也是一场能够推动宪政构建的宪政危机。
三、价值考量：从宪政危机到认同危机
在现代社会中，是否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已经成为论证现代民主政治和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根据。[17]事实上，世界政治与宪政发展的历史表明，国家能够实施有效治理依赖于被统治者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普遍认同。而统治的合法性是任何一个统治者(氏族首领、封建君主、教皇、民主政府)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前提与基础，这种前提与基础也是统治者获取统治权并且赖以维持统治的力量之源。氏族首领从风雨雷电等图腾处获取了“权杖”，封建君主发现了“君权神授”而加冕神圣的“皇冠”，教皇依赖上帝通过祭坛而获得了“永生”，而近代以来的民主政府则在“社会契约”中寻到了其赖以合法存续的“原始密码”，个人自主性或者说个人权利则是构成这一“原始密码”的核心密钥。所有现代性的社会制度(包括国家、宪法)都必须从个人权利中寻求和发现其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换言之，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是现代宪政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国家获取统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根源所在。当我们回顾由货币超发而导致的一系列危机时会发现，这场危机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繁荣稳定和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侵蚀了民主政治的根基，导致了公民对国家(政府)的信用、执政能力、统治合法性甚至宪法权威与宪法认同的质疑甚至丧失，进而可能引发社会的崩溃。这种“初由‘财政危机’，转为‘经济危机’，终陷入‘宪法危机’”的异变轨迹，已经成为了许多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归之路”。[18]
我们知道，立宪主义发展进化的脉络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英国的虚君共和为代表的古典宪政主义;二是以美国的民主共和为代表的现代宪政主义;三是“宪政主义的第三波”，即通过宪政转型完成对制度传统和价值传统的颠覆与更新的“革命性的宪政主义”[19]。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发展阶段中，立宪主义所体现和追求的理念与价值或许会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倾向性，但是立宪主义的一些核心要素是亘古不变的。韩大元教授认为，可以从价值内涵、规范形式、文化形态和制度功能这四个方面寻求立宪主义概念的核心构成要素。[20]宪政危机亦可以从这四个核心构成要素切入进行分析。宪政危机首先是国家政治形态、国家权力的运行状态以及行使权力的主体脱离了宪政主义制度与价值控制的状态，而这种失控状态已经达到了持续性失调的程度，导致宪政这一规范结构暂时性地削弱或丧失了限制国家专制性权力的约束能力。
宪政危机是由恐怖主义、毒品危机、艾滋病危机、经济危机、民主化转型以及社会转型等时代性、外源性或者内生性的事实变量，导致由国家的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构成的规范化宪法体系难以与立宪主义的政治哲学和价值核心相吻合，进而造成规范化的宪法结构受到严重挑战与破坏，以至于最终导致公民(社会)对于宪法规范体系合理性的认同危机。而认同危机与控制失效是紧密相关的。一旦陷入认同危机，宪法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必将丧失本应拥有的权威性与控制力，成为形同虚设的“文明摆件”。
宪政危机往往表现为立宪主义作为普遍性的社会共识的认知瓦解，或者说立宪主义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冲击与侵蚀，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处于一种断裂、失衡与混乱的临界状态。而价值共识的瓦解或者断裂往往是社会系统濒临崩溃的一个重要标志，即立宪主义不再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共识，不再是人们所仰慕与信仰的主流文化形态，而这种共识文化的缺失进而会危及到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和公民的幸福。
宪政危机是由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的设计、运转和更新未能体现与实现立宪主义的核心制度设计和价值内核，造成了强制性国家权力失范，进而导致了难以解决的权力失控问题。而这一问题转换成宪法学的话语就是，在制宪、行宪与修宪的不同阶段中，立宪主义的政治原理与价值底蕴未能成为引导、指导和主导国家设计、运行和调整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这种核心指导思想的缺失或者说弱化就有可能甚至必然会导致宪政制度的缺失与缺位。
有论者认为，“宪政制度的缺失往往容易导致宪政危机的产生”。这种缺失主要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先天性的，即宪法在制定颁行之后显示出明显的缺陷与弊端，进而导致宪法无法对主要的社会关系实施有效调整;另一种情形是后天性的，即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现行宪法已经难以适应，而且又没有通过修宪或者释宪制度与机制进行及时的修订与完善，进而导致宪政实践与宪政制度的严重脱节。[21]同时，在作为指导思想的立宪主义政治原理的缺失与弱化以及由其导致的宪政制度缺失的合力之下，必然产生国家权力失范。无数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公权力的滥用、异化、寻租、越位、缺位以及弃位等权力失范问题均成为践踏人权价值、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根源，进而造成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民主政治缺乏热情。
故此，笔者认为，宪政危机是一种政治系统危机、价值认同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制度构建危机，本质上是权力危机。无论是以哪一种危机或者危机组合的形式出现，其实质就是一种由国家货币权力失范所导致的、违背了“人权价值的尊重与保障”这一立宪主义本质的宪政危机。也正因为如此，对于金融危机或者经济萧条的研究，早已经不能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应该突破学科划分的樊篱，从多维度，尤其是从政治学和宪法学的维度加以审视和考查，深究危机的根源，并为从源头上消除危机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四、余论：迈向货币立宪——货币危机的治理之道
从经济本质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肆虐引发了人们对货币危机这一议题的广泛关注与深刻反思。无论是货币危机的肇因、形成、影响以及相关货币当局所施行的货币政策，还是对于货币危机的预防、应对与化解，均成了世界范围内各个领域研究的热点与焦点。而在宪法学的理论和分析范式中，货币危机的实质是宪政危机，而导致危机的肇因和制度性根源则在于国家垄断并控制了货币权力。而正如艾沃·詹宁斯所言：“法律家只有了解法律产生的社会条件以及法律施加于受治者的后果，才可能理解法律。”[16](P11)所以，宪法学者们更倾向于从立宪主义的视角透视、分析并挖掘隐藏于金融危机或者说货币危机现象背后的宪法与宪政问题，审视其中所隐含的独特的货币权力诱因，探秘货币危机与自由、民主和宪政之间的运作机理、逻辑内联性以及发展规律。
宪政本身即是一种具有逻辑自洽性的、具有系统整合功能的规范结构。任何宪政制度变革都不可能是孤立进行的，蕴含于社会这一有机体内部的、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因素往往成为宪政变革的“催化剂”。与此同时，只有在起伏跌宕、危机迭起的社会转型时代，辨析研究社会变迁与宪政变革的逻辑内联性、社会危机与宪政构建的内在关联性，方能够有助于深刻地认知、理解和领悟宪政主义的内涵要素与外延要素、发展趋势以及价值真谛。具体而言，货币危机是一种经济危机、宪政危机、社会危机，是社会基本矛盾在货币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对于一国固有的宪政体制而言，货币危机既是一种猛烈的冲击、严峻的挑战，又是一种难得的机遇、现实的动因。货币立宪这一可能的宪政构建路径是应对与化解货币危机的有效途径，也是从根本上治理货币危机的必由之路，由此亦可促进、推动和实现宪政体系自身的更新与升级。正是不断出现的在各种伪装之下的宪政危机，才促使宪政制度、机制、规范乃至价值在宪政体系内不断地进行着多层次、多方位和应急性、适时性的创新、变革、构建与进化。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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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结局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本文从经济与人文两个方面着重分析了金融危机的成因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出口业及内地企业的影响。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反映了国际尤其是美国金融政策和监管法制的重大缺陷及其背后的秩序失范。
【关键词】金融危机;成因;影响;金融监管
2006年开始初见端倪,2007年全面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几乎一夜间席卷全球,成为所有人关心、谈论的话题。到目前为止,发生于美国进而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经济体,并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各国都在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以期尽量减小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影响,但危机仍在持续。
1 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
1.1 经济原因
金融危机的产生,首先是个经济问题,因为经济是基础,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1)房地产市场危机是直接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的引发从表面上看是次级贷款的借款人无力偿还引起的,而引发的导火索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下跌。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就在于次级按揭贷款,次级按揭贷款引发了房市下跌,房市下跌引发了次贷危机,由次债危机再引发了信贷危机。在经济景气的时候,那些收入情况不甚良好的借款者可以通过消费信用而买房还贷。然而,当房地产开始降温时,这些次级信用者的资产开始缩水,与此同时,他们的收入也可能下降,一旦出现这两方面的原因,就有可能无法偿还房贷,这又影响到那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投资者的收入,从而影响其还款能力,如此环环相套,恶性循环,便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生。因此说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是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金融的发展和创新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保守估计,2006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的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为2006年美国GDP的36倍左右。另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GDP总量为13.84万亿美元,而2007年12月初,美国股市总市值约为17.8万亿美元。截至2007年底,美国居民、政府、金融机构等未到期债务的资产总额为50万亿美元;美国居民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约为12万亿美元;美国债券市场总值为27.4万亿美元。此外,美国的期货、期权以及保险领域等金融衍生品所涉及的金额更是十分巨大。众所周知,虚拟经济是金融深化的产物,是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因此,它的发展应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并以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基本目的。但是,如果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违背了这一基本目的,任由虚拟经济不断自我膨胀而脱离实体经济,就会冲击实体经济,那么,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之上的虚拟经济也不会长久。
(3)美国金融监管不利、监管缺位。
在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创新的同时,政府也在不断的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但是,一味的强调创新而放松监管,势必要达到物极必反的效果。在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创新产生问题的最初,金融监管部门并未及时推出有力的监管指引,直到问题的缺口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才开始着手制订监管计划。但直到现在,监管部门的反映仍是不完整的。因此监管缺失,也是次债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1.2 人文原因
金融危机至今还未触底,整个世界经济一片低迷,这其中除了经济的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1) 美国人长久以来的消费模式存在弊端。
美国是典型的透支型社会,美国人崇尚的是用明天的钱过今天的生活。在这种过度消费模式下,美国储蓄率从1984年的10.08%下降到2007年的-1.7%;与此相反,我们中国的储蓄率是百分之五十,日本的储蓄率则是百分之六十左右。到2007年底,美国家庭部门负债率增至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33%,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48万亿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3.7倍。在这种庞大财政赤字压力下的美国财政体系的失衡问题已日益严峻,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很深的祸根。
(2) 重经济、轻道德的错误倾向。
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道德是最高科学。人有了高尚的思想道德,才能正确应用科学知识,造福人类。而道德是经济学的灵魂。道德重于经济,高于经济,没有道德的经济学是贪婪的经济学,没有道德护航的经济学家是贪得无厌的经济学家。若为发展经济而损害道德,那就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2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2.1 直接影响
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直接影响主要是金融资产的损失。据目前公布的数字,中投买入了美国的国债4000多亿,各家银行也程度不等的持有一些美国国债,大约共计不超过十个亿。我国持有的这些美国国债初步估计占到我国金融机构体系资产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对我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会伤及根本。
2.2 间接影响
2007年,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下降,中国对外贸易条件的大幅度恶化,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已从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09年2月的-25.7%。随着这一趋势的扩大,海外企业的违约率也开始上升,出口企业的外部信用环境进一步恶化。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东部地区所受影响最为明显,如广东近期有2万至3万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倒闭;失业的农民工引起返乡高潮,大量的农民工返回原籍,由于家庭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到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家庭医疗保健的支出、消费品的购买,这也间接引起生活质量的降低,如果农民工失业在家的状况长期得不到解决,也将会给农村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对内地企业来说,由于国内外经济都处于一片低迷状态,目前已经使内地的企业走入了低谷。
3 结语
根据预测,整个世界经济的低迷期也许到2011年初才能走出衰退,危机至今仍未见底,悲观的估计也不排除还有二、三波的余震。但是,正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上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所说,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虽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只是局部和暂时的,是可以逆转的。因此,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中去,在行使国际事务话语权的同时,应意识到本国国内金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秩序的稳定是基础和前提。在国际经济整体衰退之际,我们的任务是增强我们的金融软实力,提升竞争力。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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