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董事辞职; 重大影响; 权益性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瑞幸咖啡
一、引言
瑞幸咖啡虚假信息披露不仅损害投资者利益，严重影响中概股声誉和证券市场信任机制，也让虚假信息披露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上市公司业绩造假呈系统化、专业化、常态化趋势，业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大公害[1]。上市公司业绩造假不断“转型升级”，由过去的应计项目操纵，逐渐升级到真实活动操纵[2]、分类转移操纵[3]、核心费用向下转移操纵[4]、线上线下项目间转移操纵[5]以及会计科目归类操纵[6]等更为隐蔽的方式。近年来，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构造交易或事项创造适应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判断条件，利用资产重分类和非经常性损益(如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掩盖核心业务亏损成为上市公司新型盈余操纵方式。这种符合准则导向的盈余管理方式，具有形式上的合规性、实质上的操纵性，由于较强的隐蔽性，对资本市场和外部投资者危害更大。
新浪财经(2019-10-23)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深交所质疑权益工具投资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①，董事辞职案例讲述的是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61，投资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508，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拥有一个外部非独立董事席位，代表投资方在被投资公司董事会行使表决权的董事因个人原因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
本文以董事辞职事件为研究案例，结合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投资方的业绩趋势与业绩特征，分析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的实质原因，研究发现董事辞职导致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由《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资产归类由“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因会计政策变更调整会计核算方法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为规避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创造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营业利润、净利润的目的，本文建议从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披露、发布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以及加大交易所追踪问询力度等方面压缩会计准则的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一)权益性投资的会计准则差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管理业务模式和现金流特征，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②可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类型划分不同则适用的会计政策与业绩影响会有较大差异。同类资产因准则差异采用不一样的会计核算方法，这种差异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根据《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工具转移》等准则，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按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分类，在会计政策、投资收益、重分类等方面的差异如表1。
董事辞职是否产生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发生表1“A→B/C”类重分类、是否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取决于投资方持有的权益性投资能否对被投资方实施重大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重大影响定义为“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长期股权投资》应用指南对重大影响的判断，一方面考虑“投资方直接或间接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表决权股份”，即持有被投资方表决权股份比例大于20%但低于50%;另一方面考虑“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通过在被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发言权实施重大影响”。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投资方的董事代表是否辞去被投资方的董事职务，成为投资方能否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表决的关键，决定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影响权益性投资是否由表1中A1类资产重分类为B类资产，进而影响是否合理确认重分类收益。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前，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符合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条件，遵循《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后续计量采用权益法;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后，丧失了董事会的参与表决权，投资方持有的8.37%权益性投资不再符合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条件，重新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遵循《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高管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引起会计政策变更。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政策选择具有较强的经济后果[7]。
根据《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投资方丧失对被投资公司的重大影响后，发生表1“A1→B”型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事项主要有：(1)重分类日(或转换日)，冲销对被投资方按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按重分类日或转换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成本，对权益性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計入当期“投资收益”;(2)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采用与被投资公司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由“其他综合收益”转入“投资收益”;(3)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的其他权益变动，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全部转入当期投资收益，即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投资收益”;(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需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
根据投资方“关于2019年第3季度财务报告报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和公司公告(2019-109、2020-039)，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股权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涉及当期“投资收益”调整为：(1)重分类日持有被投资方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338 424 313.42元③;(2)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综合收益应享有的份额，由“其他综合收益”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71 050 644.9元;(3)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权益变动应享有的份额，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107 978 109.55元;(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134 079 210.07元，会计核算方法变更累计增加当期收益658 665 331.3元④(2019年报披露经审计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董事辞职引起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为投资方带来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一)投资方的业绩压力
投资方是中国物联网产业的代表企业，专注射频识别技术与产品研发，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本文选择2015—2019年投资方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其经营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利润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绘制成利润趋势图。经营利润反映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用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后的净额来衡量。
图1的业绩趋势表明：营业利润与净利润趋势线基本重合，说明公司营业外收支对净利润影响较小，表征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长期亏损(零值线下)、投资收益较好(零值线上)，营业利润呈年中亏、年末盈的盈亏交错趋势，投资收益则年中低、年末高与营业利润保持同方向波动。2018年投资方营业利润出现巨额亏损、投资收益却出现异常增长，2019年两者均异常增长。图1的业绩趋势反映投资方的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净利润贡献突出，且投资方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一直存在交错扭亏为盈的业绩趋势。
(二)投资方的业绩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投资收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选择投资方2015—2019年的半年报、年报以及公司公告，计算出经营毛利、经营性利润、投资收益、权益法投资收益及占比、投资收益贡献率等业绩信息(见表2)。经营毛利反映投资方主(兼)营业务的盈利情况，由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后的净额表征，期间费用由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构成。
如表2，公司期间费用高于经营毛利，表征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即经常性损益长期亏损，投资收益的贡献突出，业绩特征表现为：
1.过度依赖投资收益弥补经营性亏损
投资方的经营利润2015—2019年均为亏损状态，其中：投资收益金额在2015—2017年期间均大于经营性亏损，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3 586%、267%、688%，对净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543%、228%、2 723%，说明在经营性业绩持续亏损状态下，投资收益成为投资方公司调节营业利润、净利润的主要手段，投资收益成为掩盖经营性亏损的工具。
2.投资收益随营业利润盈亏呈规律性变动
公司年报与半年报中营业利润(净利润)盈亏交错，投资收益随之升降起伏，而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则反方向波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占投资收益总额的比重在2015—2019年期间均超过50%(2016年为100%)，且在2016—2019年期间呈现规律性波动，即分别由半年报的100%、96%、88%、53%下降到年报的36%、30%、2%、7%，同期投资收益总额分别增长794%、365%、6 338%、828%⑤，说明终止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会导致投资收益逆势增长，可能的原因是公司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处置，或者创造资产重分类条件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获取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收益，或者因资产重分类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获取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
3.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调节利润的工具
当投资方核心业务亏损时，通过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或重分类增加投资收益，达到增加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通过操纵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条件，设计《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适用条件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适用条件，达到资产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进而“合规性”地确认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通过“投资收益”达到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尤其是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調节利润的工具。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1.投资方公司股票存在ST警示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修订)中关于“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对股票交易实行退市警示，股票将被ST预警。辞职董事所在的投资方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亏损19 547万元，如果2019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在2018年财报对投资收益说明中提到“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业绩表现”⑥，通过出售被投资方股份获得投资收益7 396.08万元、占净利润的41.31%， 2018年投资收益的特殊表现仍无法扭转业绩亏损。投资方2019年3季报披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项目亏损1 507.77万元，如果经审计的2019年财报净利润继续亏损，就会触发退市预警条件，股票将被ST警示。因此，投资方2019年存在巨大的业绩扭亏压力。
2.董事辞职导致确认巨额投资收益
投资方在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已经亏损，2019年核心业务继续亏损的趋势下，若2019年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不能扭亏，其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再次选择利用投资收益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通过减少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获取投资收益：一是全部或部分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获得处置收益或减持收益，二是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发生如表1“A→B/C”型交易或事项，创造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实质条件，将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金融资产，获取资产重分类收益。在2019年业绩压力的推动下，投资方为了确认投资收益，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一系列转让和重分类，包括：(1)减持被投资方股份(公告2019-031、043、125)，减持股份获得税前投资收益约3 719.27万元;(2)出让全资子公司获得投资收益14 192.13万元(公告2019-077);(3)投资方高管选择2019年10月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丧失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79 274万元，扣除终止权益法核算导致的投资收益减少6 360.7万元，投资方2019年3季报增加投资收益71 485万元。2019年报中剔除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董事辞职最终为投资方增加收益约6.59亿元，审计认定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⑦。
3.董事辞职的实质是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投资方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判断条件，通过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ST预警风险。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公司外部非独立董事的目的是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通过形式上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丧失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的表决权，构造因重大影响丧失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其目的是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获取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因此，投资方在面临ST警示压力下，为了扭转业绩连续亏损的趋势，董事辞职成为改善投资方业绩的操纵方式，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间的差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且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认定的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剔除对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2019年报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成功实现业绩反转和规避股票被ST警示的风险。
四、规避利用会计政策变更操纵利润的措施
投资方利用高管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达到将权益性投资由具有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目的，利用《长期股权按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条件，通过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退市风险。这种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在准则范围内创造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条件，通过会计政策变更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为了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信息透明度和规避上市公司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需要各方协同监管、识别上市公司的各种操纵行为。
(一)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指标的披露
董事辞职带来巨额投资收益，表面上營业利润和净利润实现了扭亏为盈，实质上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管理能力没有得到改善，这种会计信息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业绩，容易误导投资者理性决策。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具有鉴别功能[8]，有助于识别高管的行为动机，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财富分配效率的重要依据。魏涛等[9]发现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的上市公司都倚重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董事辞职实质上是利用投资收益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依据《企业会计准则》披露的会计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对资本市场具有价值解释能力[10]。《企业会计准则》(2006)之前，投资收益的披露方式在营业利润之后，投资收益不影响营业利润，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后，投资收益成为营业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包括经常性损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经常性损益反映企业的核心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涵盖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项目。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不代表企业的经营业绩，大量非经常性损益的出现导致营业利润的决策有用性日益下降。
为了规避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实施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如董事辞职案例中通过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丧失条件，确认巨额投资收益达到提高营业利润的目的，建议调整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的构成内容，将营业利润分解为核心业务利润、投资利润和筹资利润，排除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相关损益对核心业务利润的影响，核心业务利润由企业经营活动利润构成。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核心业务利润，即使出现董事辞职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也无法调节核心业务利润指标。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有助于投资者评价企业的内生性增长、经常性损益情况，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二)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过度原则导向[11]，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提供了巨大的操纵空间[1]。为了规避业绩预警风险和退市风险，核心业务连续亏损类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操纵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掩盖真实业绩亏损的事实。过度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交易或事项的确认存在会计政策选择差异，如持股比例没有达到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从持股比例的形式上不能归属于长期股权投资，若投资方对被投资方委派外部非独立董事，参与被投资方的权力机构表决，实质上对被投资方的财务与经营政策制定具有重大影响，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持股比例低于20%的权益性投资选择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若投资方没有委派董事，则视为不具有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作为金融资产核算。同样的权益性投资，投资方是否外派董事成为遵循不同会计准则的重要考量因素，依据不同的会计准则对会计利润产生重大影响。这种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盈余操纵提供了选择空间和机会，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缺少系统化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给上市公司设计资产重分类条件实施盈余操纵提供了辩解的合规性理由，也是我国资本市场上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的原因。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围绕《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了13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对会计政策选择或调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但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和解释仍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交易或事项确认要求。为了规避监管，有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准则选择的判断条件，通过复杂交易或事项，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政策。复杂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依据和指引日益模糊，建议在企业会计准则原则导向的基础上，对存在差异或漏洞、运用会计判断或会计估计的会计准则辅助以更多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如权益性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资产重分类损益的确认与计量、会计政策变更损益的披露方式等给予指引和指导，压缩会计准则差异的操纵空间。
(三)加大交易所的持续追踪问询力度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采用反复发监管工作函进行追踪问询，要求华仪电气对历次问询事项与历次回复内容的一致性、合理性进行详细说明，华仪电气在重复问询、持续问询压力下回复内容自相矛盾，自曝20亿元的财务黑洞⑧。上海交易所通过持续追踪问询制度揭露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的成功案例，值得监管机构学习和推广。监管机构问询函是以政府为主体要求上市公司对一些操纵行为、误导投资者的不合理行为加以解释，为资本市场提供增量信息。交易所问询函“以披露促合规”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其监管效果和经济后果也得到理论界的肯定，如交易所问询函制度不仅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12]，还可以提高年报的披露质量[13]。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或事项，通过问询函方式可以促使上市公司披露增量信息，让投资者了解企业内部人的行为动机，增加内部人操纵业绩的难度。对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净利润与实际经营状况长期背离、严重偏离的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应将其纳入长期监管的范围，给予持续的重点关注。对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借助投资收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非经常性损益操纵行为，建议监管部门采用“穿透式”的持续追踪问询方式，通过“重复问询”“持续追踪”等方式要求被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对引起业绩变化的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详细的说明，还要求其对过去的类似操作、未来可能的类似操作以及业绩影响进行详细说明，除了促使公司披露更多的增量信息和前瞻信息之外，还可能会使上市公司自爆问题、戳穿自己编织的谎言。
对媒体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的案例，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时发出问询函(深交所关注函〔2019〕第362号)质疑权益工具投資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投资方对深交所关注函回复公告(2019-106)中详细解释了董事辞职确认投资收益的依据和合理性，实质是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论证因董事个人原因辞职导致对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不再具有重大影响，根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将该项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合理性。如果深交所在2019年报披露前追加问询、持续问询，对董事辞职事项重复问询对2019年报的影响、以前期间及未来期间的类似操作事项，将导致投资方披露更多类似操作的增量信息，不仅对上市公司起到警示作用，也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年报的披露质量。
五、研究结论
本文对媒体报道“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亿元”的社会关注事件进行研究，利用辞职董事的委派方(投资方)2015—2019年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和公司公告，分析投资方公司的业绩趋势和业绩特征，研究发现：(1)公司核心业务，即经常性业务长期亏损，投资收益成为公司弥补核心业务亏损，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重要手段;(2)投资收益作为损益的调整工具，主要依赖于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即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设计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变更，达到会计政策变更的目的，进而确认会计政策变更收益;(3)董事辞职的形式是个人原因，实质是操纵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达到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达到扭转2018年净利润持续亏损的趋势。
根据投资方对外公布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指出“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列为“关键审计事项”“不对该事项单独发表意见”，关键审计事项中详细列出了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持股比例的变化过程，以及经审计的“对持有思维列控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影响当期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⑨(未考虑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对利用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业绩的行为，除了注册会计师加强审计监督外，建议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加大问询函持续追踪力度，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与操作指南等措施压缩会计准则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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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多种形式;教育教学
中共中央文件对“形势与政策”课有明确的规定，该课程是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如何搞好“形势与政策”课教育，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主渠道作用，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南华大学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好评。
一、运用课堂主渠道，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
课堂教学是教育教学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最基本最常见的手段，它是教师给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的重要场所，主要包括教师讲解、师生互动、教学活动以及教学过程，是教师向学生进行授课的主要教学组织形式。南华大学“形势与政策”课，坚持运用课堂这个主阵地、主渠道开展教学。多年来，学校教务处将“形势与政策”课列入教学计划和课表，严格按上级规定的本科生2学分编制计划。马克思主义学院认真执行教学计划和教学进度，“形势与政策”教学中心组织具体实施，落实课表，安排老师到课堂讲授。每学期都安排教授、副教授、讲师去课堂授课。以高级职称为主体的教学团队走向讲堂，给学生上“形势与政策”课，毎年参与教师50人次左右，受到學生欢迎。仅以2012年为例，上学期参加上课教师54人，其中教授14人，占25.92%，副教授21人，占38.88%，讲师19人，占35.18;下学期参加上课教师40人，其中教授11人，占27.5%，副教授16人，40%，讲师13人，32.5%。可见，副高以上职称达70%左右。
学校领导和学院领导高度重视教学。特别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尤为重视，高度关注，每学期开学第一周，院领导、中心主任和责任教授及时召开专题选题集体备课会，确定专题，选定组长，明确任务，责任到人，从而保证了课堂主渠道教学任务按时保质完成。通过课堂讲授，让学生加深对“形势与政策”的了解，以理服人，让事实说话，“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从而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贴近学生，在课堂上加强师生互动、对话和交流，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性和针对性，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提高学生的到课率和抬头率，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教师在课堂上主讲“形势与政策”，虽然不用学生自己做什么课前准备，但是教师对授课内容必须熟炼，准确把握每堂课的重点、难点，做到对问题的分析要深入浅出，话语表达要幽默风趣，逻辑结构要严谨科学，对参加听课的学生来说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最直接最现实的学习与模仿。通过学生的思索与“模仿”，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这就对大学教师的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运用课堂主渠道，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收到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二、运用专题教学，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
专题教学法是一种非常规的教学方法，它一改以往常规教学中教师按章节讲授教材的传统作法，主要依靠教师结合社会实际、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实际选定几个主要问题，围绕这几个主要问题，确定专题题目，指定专题负责人，组织集体备课，统一专题教学大纲、讲稿和教学PPT，教师分专题进行教学。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通过每个专题，给学生上课。形势与政策课不同于其他专业课，按教材章、节讲解课程内容，而“形势与政策”课，只能按专题讲课，根据中宣部和教育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毎学期安排5～7个专题开展教育。因为，“形势”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路线政策方针的根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和基本走向。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注意与毎一个专题结合，毎学期通过具体专题，把教学任务和教学内容落到实处，紧紧扣住“形势与政策”问题，用专题形式开展教学。如2012上学期，我校扣住国际国内重大形势，选择“科技兴农与农业现代化”等5个专题开展教学。又如2013上学期，我校扣住国际国内重大形势，选择“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等5个专题开展教学。这些专题紧紧扣住国际国内重大“形势与政策”，毎学期选用5个专题在全校学生中宣讲，使我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由于形势变化较快，因此，教师要紧跟形势的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相关数据，使教学内容常讲常新，专题选择常选常新。
认真组织专题备课会，形势与政策教学中心早布置、早准备。通过发电子邮件，要求任课教师将十八大精神与自己讲授的专题有机融合，认真总结教学经验，加强互相交流。同时安排各专题组长或者其他老师重点准备各专题贯彻“十八大”精神，在教学实践中有机融合“十八大”精神到各个专题内容中去。十八大之后，由教授任专题小组长编写了《党的十八大精神解读》专题的教学大纲、讲稿和多媒体课件，开始陆续对全校学生直接宣讲党的十八大精神，受到学生欢迎。我校坚持各专题组集体备课制度，各专题组在组长带领下，认真讨论教学大纲，教学课件由各专题小组统一制作，教学准备充分，老师修改和补充，既体现了专题教学的统一性，又体现了专题教学的个性化，教师熟练运用多媒体开展“形势与政策”课专题教学，受到学生一致好评。
三、运用社会实践课，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
社会实践一般是指学生利用假期实习或是在校兼职，现在教学新观念把学生学习课程分为理论课和社会实践课(有的称实习课)，这有利于在校大学生加深对本专业的了解，巩固课堂所学知识，是提前进入职业角色、了解社会、向职场过渡做准备的重要途径。我校在课堂上注重“形势与政策”课教育，同时还注重内外结合、学用结合，运用社会实践课，促进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教育的亲身体验，是内化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识和认同的过程，也是青年大学生的一种内省、感悟和深层体味的理性思考和社会实践过程。因此，“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落实到学生学习主体的地位，把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交还给每一位学生，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亲身感悟体验，实现自身情感、态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形成。任何一种有意义的社会实践课活动，都是巩固课堂教学效果的有效载体，在教学中我们注重把“形势与政策”课教育从课堂延伸到课外，把教学内容和空间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从学校内延伸到社会上，如“三下乡”活动、“四进社区”活动、暑假回家乡调研活动等。通过这些社会实践课，让同学们写一份心得体会或调查报告，参与征文评奖交流，有效引导学生关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变化，关注家乡面貌的改变，关注自已家庭生活的变化，关注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和毎个人的梦想。通过社会实践课和参与征文评奖交流，从而提高学生对各种社会现象、生活现象和身边的亊和人的敏锐洞察力和分析能力。将“形势与政策”教学与社会实践课有机结合起来，既滿足学生课堂上学习的需要，又满足学生课堂外学习的需要;既滿足学生理论上学习的需要，又满足学生社会实践的需要，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学生喜爱。通过社会实践课，既丰富了学生个人阅历，又提高了写作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的爱好和兴趣，表明社会实践课具有巨大的育人魅力和激发潜力。
实践出真知，实践增才干，通过社会实践课这个大课堂，巩固课堂教学效果，从而加深大学生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同和理解，增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理解，从而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立志成才，报效国家和人民。
四、运用校园网络阵地，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
校园网络是指在学校范围内，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指导下，为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等教育教学需要而提供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和协同工作的计算机网络。它是为学校广大师生员工提供教学、科研和综合信息服务的宽带多媒体网络。校园网络具有交互功能和专业性很强的局域网络，多媒体教学软件开发平台、多媒体演示教室、教师备课系统、电子阅览室以及教学、考试资料库、学生网上交作业、网上提问、教师网上阅卷、回答学生问题，等等，都可以在校园网络上运行。这几年，我们充分运用校园网络阵地，通过“形势与政策”精品课程网站，加大“形势与政策”课宣传教育。党的十八大之后，在课程网站发布相关教学课件、思考题和讨论题;并将《党的十八大精神解读》等一系列专题教学录像片挂在“形勢与政策”精品课程网站上，让更多的学生随时点击、随时观看，营造“人人想学，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幸福快乐”的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利用校园网络向老师提问，就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就美丽中国、“中国梦”等话题，展开讨论，给予解答。有的学生也参与网上互动，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我校“形势与政策”精品课程网站內容丰富，资料多，信息量大。有阅读文件，教学大纲，教学讲稿，教学录像视频，教学PPT，等等。对学生在网上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网上对学生进行回答，有些问题是同一个问题或同类问题。有的问题教师回答，有的问题学生回答;有的问题老师再跟答，有的问题学生再跟答。网上参与互动人数多，形式灵活，见解深刻，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人机互动的校园网络格局。
五、邀请知名校友交流对话，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
校友，就是指曾经在同一个学校、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研究院(所)学习、工作和进修的人。校友是一个很泛的词，是以学校为标准，并不是以班级或年级为标准，校友中既有老校友，还有新校友，等，有的家庭二代人或三代人都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过，也可称校友，既是父辈与晚辈的关系，又是老校友和新校友的关系。我们有建校五十多年的发展史，为国家和核工业、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邀请知名校友来校给学生交流对话，利用知名校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让学生直接与知名校名交流对话，让院士校友们与在场师生进行交流互动，畅谈理想，回忆过去，总结经验，展望未来，把“个人梦”与“民族复兴梦”有机结合起来，脚踏实地，潜心研究，立业成才;院士校友还悉心解答了大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院士们敏捷的思维，独到的见解，渊博的知识，精辟的分析，流利的口才，使在场学生们获益匪浅。
近几年，我们先后邀请了知名校友曾益新(中科院院士)、计亮年(中科院院士)、陈国强(中科院院士)等来校给学生作报告，直接交流，精诚对话，启迪人生，共谋发展，大家深受教育。这些年，我校开展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使大学生看有方向，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深受鼓舞和启迪，为实现“个人梦”和“民族梦”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我校成功地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既完成了教学内容，又丰富了教学形式;既培养锻炼了教师，又满足了学生学习需求，受到了学生的好评和欢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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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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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什么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N].光明日报，2013-04-01(1).
[5]熊哲琰，张新华.南华大学史[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2008.
[6]张多来，张新华。风雨兼程四十年——衡阳医学院院史[M].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8.
基金项目：此文系2013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多来(1950-)，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伦理学;高征难(1964-)，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黄秋生(1973-)男，湖南衡南人，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博士，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形势 高校 就业指导
引言
随着高校毕业生的不断增多，高校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就压质量有待提升以及就业难的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大学生就业难是由于有业不就，存在盲目跟风、随遇而安的心理，其主要原因是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错位，对就业指导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需要加大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研究力度，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以及职业观，提高学生的竞争能力，进而可以更好的适应未来岗位需求。
1.新形势下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特征
1.1政策性
在当前新形势下，高校就业指导具有一定的政策性，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高校就业指导工作通常都会以国家相关政策标准、就业办法等为前提，规范大学生的就业行为，进而保障大学生就业质量。此外，为保障高校大学生就业质量，我国教育部也积极出台了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帮助高校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1.2指导性
当前的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可以指导大学生树立良好的职业理念，加强大学生的自我认识和职业认识，进而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并且能够充分掌握就业技巧，了解就业形势等，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减少就业过程中的不良情绪，进而可以更好的适应今后工作岗位。
1.3实践性
大学生就业指导不仅可以为大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就业理论知识，指导大学生拥良好的就业观念，而且还可以教会大学生就业的各种技巧，提高大学生的竞争能力，进而使大学生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同时，由于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就业指导教育的开展需要有教育实践作为支撑，进而可以对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大学生就业观念等进行深入分析，促使就业指导工作更加完善，保障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同时，想要促使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完善发展，还可以通过实地考察、参观等方式。
1.4时效性
大学生就业与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有着一定的联系，很容易受到国家就业政策的影响，同时也是一个时期国家对人才的要求。所以，高校就业指导工作需要以国家就业政策为前提，注重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并结合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对大学生开展教育教育和指导，进而使大学生满足当前社会发展需求。
2.新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必要性
2.1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大学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业与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实现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大学生就业与大学生自身素质与能力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在新形势下以及新的就业制度下，大学生不仅需要拥有较强的综合能力，而且还需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就业观，进而可以更好的就业。譬如，高校应要鼓励大学生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鼓励大学生到边远和基层就业，让大学生在基层岗位发光发热，进而促进边远建设发展，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2.2推动大学生全面发展
由于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导致在实际职业选择过程中不知如何下手。而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却可以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同时，由于当前竞争压力在不断增大，大学生需要掌握就业机会，找到一个可以施展自身才华的岗位，进而实现自己的岗位梦想。此外，高校学生就业指导还可以帮助大学生清楚认识自身情况，让大学生在就业中取长补短，精准定位就业，为大学生的发展夯实基础。
3.新形势下高校就业指导形式创新路径
3.1提高学生的技能迁徙能力
为更好满足就业求职要求，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应要重点培养学生的求职竞争能力以及职场生存能力。这就需要高校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大学生量身打造可以提升竞争能力的个人产品，能够在职场发展中提升迁徙能力的职业技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打好理论基础，就业指导教育包含心理学理论、现代教育理论等，将这些理论由浅入深进行讲解，进而使大学生灵活运用，更好的解决就业实际问题。此外，在大学生定位自身求职意向时，还可以通过各种理论知识的学习，帮助学生挖掘职业兴趣，进而进行认知匹配。(2)就業指导教育中实践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大学生将技能运用到实战中的关键，可以促使大学生具有一定的求职能力。譬如，可以通过面试的方式模拟求职过程，从而使大学生详细掌握面试注意事项和技巧。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前者是大学生就业的支柱力量，而后者则是大学生职业生涯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3.2根据实际情况，因材施教
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各不相同，所以职业规划方面的侧重点也不同。这就需要在实际的就业指导教育工作开展时，需要深入了解大学生所学的专业以及专业未来发展前景，制定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制定不同个性化的职业规划方案，为大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建议，进而为大学生职业生涯提供更多的帮助。此外，也需要建立科学、连贯的职业规划体系，使学生学习到更多的求职和选择职业的技巧，促使自身竞争能力的提升，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可以更好的面对社会工作岗位。
3.3做好大学生就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在高校就业指导工作开展中，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人文关怀和就业心理疏导工作十分有必要。因此，对高校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面对当前的就业压力以及竞争激烈的市场，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由于受到专业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异，进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包含自卑心理、焦虑心理等。若大学生未能够及时对这些不良情绪进行疏导，会影响自身的正常就业，甚至会产生心理障碍，对今后择业和发展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根据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分析大学生产生这些心理问题的原因，进而通过传授就业技巧、分析就业形势等方式，减轻大学生的心理压力，帮助大学生进行合理的定位，找到心仪的工作。
3.4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就业心态
大学生拥有良好的心态，对大学生择业就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自信的大学生往往会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在新生开学时就应要重点培养学生对专业的自信，进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激情，增加学生毕业后的择业就业信心，从而可以更好的规划高校学生和生活。此外，也需要将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教育、班主任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进而使大学生在良好的大学生活氛围中，轻松的学习新知识，促使自身综合能力的不断提升，使就业心态得到进一步成熟，可以更好的面对工作岗位。
3.5建立专业的“自媒体”工作团队
在信息多元化发展的当今，建立专业的“自媒体”工作团队显得十分重要。在“自媒体”时代下进行就业指导，首当其要的是要详细了解“自媒体”的发展，能够掌握“自媒体”的特点和发展形式，并与当前就业工作和学生需求相结合，向大学生技术发布具有针对性的就业信息，提供职业生涯指导以及就业技能培训，进而使大学生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推动自身的全面发展。高校还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独立建立“自媒体”运营队伍，对大学生就业进行在线指导，发布信息的同时，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以及理论知识，进而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自媒体”环境。这就需要在保障发布就业信息及时性和有效性的同时，还要满足大学生的兴趣和实际需求，让学生在信息多元化的当前，能够找到自己相关的就业信息，从中获益，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与高校就业指导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高校注重就业指导教育工作，才可以增多学校的就业渠道，进而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此外，也需要注重就业指导教师综合能力的提升，从而才可以培养优秀的学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多优秀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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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巨梦薇.新时代视域下高校就业指导工作提升策略研究[J].新西部，2020(18)：122-124.
[5]赵英杰.当代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就业指导对策探讨[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0，3(12)：186-187.
形式与政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董事辞职; 重大影响; 权益性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瑞幸咖啡
一、引言
瑞幸咖啡虚假信息披露不仅损害投资者利益，严重影响中概股声誉和证券市场信任机制，也让虚假信息披露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上市公司业绩造假呈系统化、专业化、常态化趋势，业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大公害[1]。上市公司业绩造假不断“转型升级”，由过去的应计项目操纵，逐渐升级到真实活动操纵[2]、分类转移操纵[3]、核心费用向下转移操纵[4]、线上线下项目间转移操纵[5]以及会计科目归类操纵[6]等更为隐蔽的方式。近年来，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构造交易或事项创造适应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判断条件，利用资产重分类和非经常性损益(如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掩盖核心业务亏损成为上市公司新型盈余操纵方式。这种符合准则导向的盈余管理方式，具有形式上的合规性、实质上的操纵性，由于较强的隐蔽性，对资本市场和外部投资者危害更大。
新浪财经(2019-10-23)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深交所质疑权益工具投资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①，董事辞职案例讲述的是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61，投资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508，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拥有一个外部非独立董事席位，代表投资方在被投资公司董事会行使表决权的董事因个人原因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
本文以董事辞职事件为研究案例，结合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以及投资方的业绩趋势与业绩特征，分析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的实质原因，研究发现董事辞职导致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由《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资产归类由“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因会计政策变更调整会计核算方法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为规避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间的差异或漏洞，创造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营业利润、净利润的目的，本文建议从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披露、发布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以及加大交易所追踪问询力度等方面压缩会计准则的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一)权益性投资的会计准则差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管理业务模式和现金流特征，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②可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类型划分不同则适用的会计政策与业绩影响会有较大差异。同类资产因准则差异采用不一样的会计核算方法，这种差异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根据《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工具转移》等准则，投资方对权益性投资按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分类，在会计政策、投资收益、重分类等方面的差异如表1。
董事辞职是否产生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发生表1“A→B/C”类重分类、是否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取决于投资方持有的权益性投资能否对被投资方实施重大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重大影响定义为“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长期股权投资》应用指南对重大影响的判断，一方面考虑“投资方直接或间接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表决权股份”，即持有被投资方表决权股份比例大于20%但低于50%;另一方面考虑“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通过在被投资单位财务和经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发言权实施重大影响”。
(二)董事辞职与会计政策变更
投资方的董事代表是否辞去被投资方的董事职务，成为投资方能否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表决的关键，决定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影响权益性投资是否由表1中A1类资产重分类为B类资产，进而影响是否合理确认重分类收益。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方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前，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权益性投资符合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条件，遵循《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后续计量采用权益法;辞去外部非独立董事后，丧失了董事会的参与表决权，投资方持有的8.37%权益性投资不再符合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条件，重新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遵循《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高管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引起会计政策变更。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政策选择具有较强的经济后果[7]。
根据《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投资方丧失对被投资公司的重大影响后，发生表1“A1→B”型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涉及投资收益的调整事项主要有：(1)重分类日(或转换日)，冲销对被投资方按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按重分类日或转换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成本，对权益性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計入当期“投资收益”;(2)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采用与被投资公司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由“其他综合收益”转入“投资收益”;(3)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的其他权益变动，应当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全部转入当期投资收益，即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投资收益”;(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需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
根据投资方“关于2019年第3季度财务报告报表项目变动及原因”和公司公告(2019-109、2020-039)，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股权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涉及当期“投资收益”调整为：(1)重分类日持有被投资方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338 424 313.42元③;(2)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综合收益应享有的份额，由“其他综合收益”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71 050 644.9元;(3)原采用权益法核算确认其他权益变动应享有的份额，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调整转入当期“投资收益”107 978 109.55元;(4)转换日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134 079 210.07元，会计核算方法变更累计增加当期收益658 665 331.3元④(2019年报披露经审计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董事辞职引起权益性投资重分类为投资方带来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一)投资方的业绩压力
投资方是中国物联网产业的代表企业，专注射频识别技术与产品研发，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本文选择2015—2019年投资方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其经营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利润皆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绘制成利润趋势图。经营利润反映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用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后的净额来衡量。
图1的业绩趋势表明：营业利润与净利润趋势线基本重合，说明公司营业外收支对净利润影响较小，表征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长期亏损(零值线下)、投资收益较好(零值线上)，营业利润呈年中亏、年末盈的盈亏交错趋势，投资收益则年中低、年末高与营业利润保持同方向波动。2018年投资方营业利润出现巨额亏损、投资收益却出现异常增长，2019年两者均异常增长。图1的业绩趋势反映投资方的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净利润贡献突出，且投资方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一直存在交错扭亏为盈的业绩趋势。
(二)投资方的业绩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投资收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选择投资方2015—2019年的半年报、年报以及公司公告，计算出经营毛利、经营性利润、投资收益、权益法投资收益及占比、投资收益贡献率等业绩信息(见表2)。经营毛利反映投资方主(兼)营业务的盈利情况，由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后的净额表征，期间费用由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构成。
如表2，公司期间费用高于经营毛利，表征投资方核心业务的经营利润即经常性损益长期亏损，投资收益的贡献突出，业绩特征表现为：
1.过度依赖投资收益弥补经营性亏损
投资方的经营利润2015—2019年均为亏损状态，其中：投资收益金额在2015—2017年期间均大于经营性亏损，投资收益对营业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3 586%、267%、688%，对净利润的贡献率分别为543%、228%、2 723%，说明在经营性业绩持续亏损状态下，投资收益成为投资方公司调节营业利润、净利润的主要手段，投资收益成为掩盖经营性亏损的工具。
2.投资收益随营业利润盈亏呈规律性变动
公司年报与半年报中营业利润(净利润)盈亏交错，投资收益随之升降起伏，而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则反方向波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占投资收益总额的比重在2015—2019年期间均超过50%(2016年为100%)，且在2016—2019年期间呈现规律性波动，即分别由半年报的100%、96%、88%、53%下降到年报的36%、30%、2%、7%，同期投资收益总额分别增长794%、365%、6 338%、828%⑤，说明终止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会导致投资收益逆势增长，可能的原因是公司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处置，或者创造资产重分类条件进行会计政策变更，获取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收益，或者因资产重分类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获取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
3.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调节利润的工具
当投资方核心业务亏损时，通过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或重分类增加投资收益，达到增加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通过操纵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条件，设计《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适用条件变更为《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适用条件，达到资产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导致会计政策变更，进而“合规性”地确认会计核算方法变更收益，通过“投资收益”达到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目的，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尤其是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成为調节利润的工具。
(三)董事辞职的实质原因
1.投资方公司股票存在ST警示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8修订)中关于“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对股票交易实行退市警示，股票将被ST预警。辞职董事所在的投资方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亏损19 547万元，如果2019年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在2018年财报对投资收益说明中提到“为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业绩表现”⑥，通过出售被投资方股份获得投资收益7 396.08万元、占净利润的41.31%， 2018年投资收益的特殊表现仍无法扭转业绩亏损。投资方2019年3季报披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项目亏损1 507.77万元，如果经审计的2019年财报净利润继续亏损，就会触发退市预警条件，股票将被ST警示。因此，投资方2019年存在巨大的业绩扭亏压力。
2.董事辞职导致确认巨额投资收益
投资方在2018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已经亏损，2019年核心业务继续亏损的趋势下，若2019年公司经审计的净利润不能扭亏，其股票将被ST预警。投资方再次选择利用投资收益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通过减少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获取投资收益：一是全部或部分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获得处置收益或减持收益，二是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发生如表1“A→B/C”型交易或事项，创造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实质条件，将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金融资产，获取资产重分类收益。在2019年业绩压力的推动下，投资方为了确认投资收益，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一系列转让和重分类，包括：(1)减持被投资方股份(公告2019-031、043、125)，减持股份获得税前投资收益约3 719.27万元;(2)出让全资子公司获得投资收益14 192.13万元(公告2019-077);(3)投资方高管选择2019年10月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丧失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79 274万元，扣除终止权益法核算导致的投资收益减少6 360.7万元，投资方2019年3季报增加投资收益71 485万元。2019年报中剔除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董事辞职最终为投资方增加收益约6.59亿元，审计认定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⑦。
3.董事辞职的实质是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
投资方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判断条件，通过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获取会计政策变更收益，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ST预警风险。投资方高管辞去被投资公司外部非独立董事的目的是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通过形式上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实质上丧失参与被投资方财务与经营决策的表决权，构造因重大影响丧失对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重分类，其目的是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获取巨额会计政策变更收益。因此，投资方在面临ST警示压力下，为了扭转业绩连续亏损的趋势，董事辞职成为改善投资方业绩的操纵方式，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间的差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且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认定的增加投资收益6.9462亿元，剔除对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2019年报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成功实现业绩反转和规避股票被ST警示的风险。
四、规避利用会计政策变更操纵利润的措施
投资方利用高管辞去被投资方的外部非独立董事职务，达到将权益性投资由具有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目的，利用《长期股权按投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权益性投资适用的会计政策差异，创造权益性投资的重分类条件，通过确认巨额投资收益实现业绩反转，规避退市风险。这种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在准则范围内创造权益性投资重分类条件，通过会计政策变更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成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新型方式。为了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信息透明度和规避上市公司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需要各方协同监管、识别上市公司的各种操纵行为。
(一)增加核心业务利润指标的披露
董事辞职带来巨额投资收益，表面上營业利润和净利润实现了扭亏为盈，实质上公司的经营业绩和管理能力没有得到改善，这种会计信息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业绩，容易误导投资者理性决策。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具有鉴别功能[8]，有助于识别高管的行为动机，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财富分配效率的重要依据。魏涛等[9]发现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的上市公司都倚重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董事辞职实质上是利用投资收益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依据《企业会计准则》披露的会计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对资本市场具有价值解释能力[10]。《企业会计准则》(2006)之前，投资收益的披露方式在营业利润之后，投资收益不影响营业利润，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后，投资收益成为营业利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包括经常性损益和非经常性损益，经常性损益反映企业的核心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涵盖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项目。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不代表企业的经营业绩，大量非经常性损益的出现导致营业利润的决策有用性日益下降。
为了规避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实施处心积虑的操纵行为，如董事辞职案例中通过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丧失条件，确认巨额投资收益达到提高营业利润的目的，建议调整现行利润表中营业利润的构成内容，将营业利润分解为核心业务利润、投资利润和筹资利润，排除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相关损益对核心业务利润的影响，核心业务利润由企业经营活动利润构成。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核心业务利润，即使出现董事辞职获取巨额投资收益的行为，也无法调节核心业务利润指标。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有助于投资者评价企业的内生性增长、经常性损益情况，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二)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过度原则导向[11]，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提供了巨大的操纵空间[1]。为了规避业绩预警风险和退市风险，核心业务连续亏损类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操纵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掩盖真实业绩亏损的事实。过度原则导向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交易或事项的确认存在会计政策选择差异，如持股比例没有达到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从持股比例的形式上不能归属于长期股权投资，若投资方对被投资方委派外部非独立董事，参与被投资方的权力机构表决，实质上对被投资方的财务与经营政策制定具有重大影响，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持股比例低于20%的权益性投资选择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若投资方没有委派董事，则视为不具有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作为金融资产核算。同样的权益性投资，投资方是否外派董事成为遵循不同会计准则的重要考量因素，依据不同的会计准则对会计利润产生重大影响。这种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为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盈余操纵提供了选择空间和机会，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缺少系统化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给上市公司设计资产重分类条件实施盈余操纵提供了辩解的合规性理由，也是我国资本市场上财务造假屡禁不止的原因。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围绕《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了13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对会计政策选择或调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但过度原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和解释仍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交易或事项确认要求。为了规避监管，有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准则选择的判断条件，通过复杂交易或事项，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政策。复杂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依据和指引日益模糊，建议在企业会计准则原则导向的基础上，对存在差异或漏洞、运用会计判断或会计估计的会计准则辅助以更多的应用指引和操作指南，如权益性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资产重分类损益的确认与计量、会计政策变更损益的披露方式等给予指引和指导，压缩会计准则差异的操纵空间。
(三)加大交易所的持续追踪问询力度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采用反复发监管工作函进行追踪问询，要求华仪电气对历次问询事项与历次回复内容的一致性、合理性进行详细说明，华仪电气在重复问询、持续问询压力下回复内容自相矛盾，自曝20亿元的财务黑洞⑧。上海交易所通过持续追踪问询制度揭露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的成功案例，值得监管机构学习和推广。监管机构问询函是以政府为主体要求上市公司对一些操纵行为、误导投资者的不合理行为加以解释，为资本市场提供增量信息。交易所问询函“以披露促合规”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其监管效果和经济后果也得到理论界的肯定，如交易所问询函制度不仅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12]，还可以提高年报的披露质量[13]。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或事项，通过问询函方式可以促使上市公司披露增量信息，让投资者了解企业内部人的行为动机，增加内部人操纵业绩的难度。对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净利润与实际经营状况长期背离、严重偏离的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应将其纳入长期监管的范围，给予持续的重点关注。对核心业务亏损类上市公司，借助投资收益、资产处置收益等非经常性损益操纵行为，建议监管部门采用“穿透式”的持续追踪问询方式，通过“重复问询”“持续追踪”等方式要求被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对引起业绩变化的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详细的说明，还要求其对过去的类似操作、未来可能的类似操作以及业绩影响进行详细说明，除了促使公司披露更多的增量信息和前瞻信息之外，还可能会使上市公司自爆问题、戳穿自己编织的谎言。
对媒体报道上市公司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个亿的案例，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时发出问询函(深交所关注函〔2019〕第362号)质疑权益工具投資确认和计量的核算方式变化的合理性，投资方对深交所关注函回复公告(2019-106)中详细解释了董事辞职确认投资收益的依据和合理性，实质是利用《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论证因董事个人原因辞职导致对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不再具有重大影响，根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将该项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合理性。如果深交所在2019年报披露前追加问询、持续问询，对董事辞职事项重复问询对2019年报的影响、以前期间及未来期间的类似操作事项，将导致投资方披露更多类似操作的增量信息，不仅对上市公司起到警示作用，也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年报的披露质量。
五、研究结论
本文对媒体报道“董事辞职导致获利6亿元”的社会关注事件进行研究，利用辞职董事的委派方(投资方)2015—2019年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和公司公告，分析投资方公司的业绩趋势和业绩特征，研究发现：(1)公司核心业务，即经常性业务长期亏损，投资收益成为公司弥补核心业务亏损，调节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的重要手段;(2)投资收益作为损益的调整工具，主要依赖于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即操纵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的实质判断条件，设计权益性投资适用会计准则变更，达到会计政策变更的目的，进而确认会计政策变更收益;(3)董事辞职的形式是个人原因，实质是操纵丧失长期股权投资重大影响的判断条件，达到将持有被投资方8.37%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累计增加收益6.59亿元，达到扭转2018年净利润持续亏损的趋势。
根据投资方对外公布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指出“对持有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列为“关键审计事项”“不对该事项单独发表意见”，关键审计事项中详细列出了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持股比例的变化过程，以及经审计的“对持有思维列控的股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转换为金融资产核算影响当期投资收益6.9462亿元”⑨(未考虑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对利用企业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或漏洞，处心积虑地设计会计政策变更条件，达到操纵业绩的行为，除了注册会计师加强审计监督外，建议增加核心业务利润信息披露，加大问询函持续追踪力度，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引与操作指南等措施压缩会计准则操纵空间，提高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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