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贸易结构变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文章通过对居民金融资产存量及结构的分析，探讨了居民金融资产变更对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影响，提出了商业银行应该注重拓展个人理财产品，发展个人中间业务，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等建议。
关键词：居民金融资产；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
一、我国居民金融资产现状
居民金融资产是指居民持有的金融债权及权益性凭证形式的资产C包括手持现金、储蓄存款、各种债券和股票、储蓄性保险和外币储蓄，其数量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经济金融化的水平。本文从居民金融资产存量角度，全面探讨居民金融资产的变更对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影响及启示。
二、居民金融资产结构演变趋势分析
（一）1992-2009年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
我国的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一直保持着增长趋势，2004-2007年增速较大，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速较小，而2009年又保持着较高速度的增长。在对居民金融资产总量剔除物价因素计算，在总量规模上，仍然取得了较大增长。个人财富的增长为银行零售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及分析
总结1992-2009年期间我国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结构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居民手持现金比例有所下降。居民手持现金是为了满足日常必需或不时之需，但近年来，由于各金融机构大力推行金融产品，设立流动性大、变现快的账户，特别是银行卡、信用卡业务发展迅速。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银行卡代缴水电费、代发工资，居民使用银行卡及信用卡进行刷卡消费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消费趋势，网上银行量也在逐年增加，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手持现金的减少。
第二，居民储蓄在数量上是增加的，但在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中所占比例在近些年呈下降趋势。储蓄已经不是居民唯一选择，其他金融产品正逐渐为居民所接受。
第三，居民所持股票的比例在2005年股改之后，有较大程度的上升，即使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居民持股比例仍然较前几年有明显上升趋势，在我国居民金融资产中，储蓄仍占59.36%的份额，债券和股票分别占12.23%和19.05%。庞大的存款量说明百姓投资的潜力仍然十分巨大，关键是需要合适的投资品种和优质的金融理财服务。
三、商业银行拓展个人金融业务的途径与对策
（一）重点发展个人理财产品
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分析表明，居民购买债券及股票的投资意愿较强，居民投资理财需求提升，对个人理财的预期提高。银行拓展投资理财产品，增加产品组合模式，是迅速满足客户需求的较好选择。
商业银行的特点使其能够成为金融理财产品的销售中心和制造中心。客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已经由单一的储蓄存款，发展到了消费贷款、支付结算、证券投资、综合理财等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理财产品。居民对金融理财服务的潜在需求将逐步释放出来，从而使金融理财业务具有快速发展的空间。
（二）积极拓展个人中间业务
随着居民金融资产的增加及结构的变化，居民理财意识的增强，居民将对代理、结算、信息咨询、担保、基金托管等中间业务更加依赖。中间业务具有成本低、收益高、风险小的特点，能为银行带来丰厚的利润。我国的商业银行在个人中间业务方面，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对个人中间业务给予重视，关注居民客户的需求，拓展新品种，完善和发展个人中间业务，从而获取丰厚利润。
（三）简单的金融服务向一揽子金融服务转变
商业银行必须加快调整和创新，大力发展居民金融业务，使传统的以储蓄为主的个人业务向个人汇兑、代理业务、投资业务、家庭理财、咨询评估、信用担保和承诺、资信证明等多种资产负债业务以外的以提供服务为基础的中间业务发展，形成对居民的金融投资、理财、代理收付等业务协调配套、综合联动的服务格局。
（四）转变观念，加强零售业务的营销管理
居民住户作为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门，对金融的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对于居民金融资产的发展趋势，商业银行应引起高度的重视。商业银行应加强“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营销需更注重服务人性化和人情味，面对的客户需求更具有普遍性且经常变化，营销手法和方式更需要灵活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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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商学院）
加工贸易结构变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为探究内蒙古水资源消耗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情况，构建了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与产业结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水资源发展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黄河上游内蒙古自治区2009—2018年水资源消耗和产业结构发展及其耦合协调时空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内蒙古水资源消耗状况不断改善，从注重引黄转变为促进治黄为主，实现水质水量长线发展;②内蒙古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空间差异显著;③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
关键词：水资源;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模型;黄河上游;内蒙古
doi：10.3969/j.issn.1000-1379.2021.07.013
引用格式：孟之琳，薛永基，张园圆.内蒙古水资源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人民黄河，2021，43（7）：67-72.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s; industrial structur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Upper Yellow River; Inner Mongolia
產业结构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优化产业结构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产业发展需要水资源的支撑，其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配方式极大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研究水资源综合利用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促使产业结构向低消耗水资源的方向转变，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对于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众多学者对产业结构与水资源利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与水资源的耦合协调度为高或中等关联水平[1-2]，也有学者认为二者耦合关系不强[3-4]。就黄河流域的产业结构与水资源利用关系而言，王文彬等[5]研究发现黄河流域各省区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有较大差别，可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王海英等[6]提出要优化耗水较大的产业结构，建立节水型社会经济体系。而利用耦合关系模型研究黄河流域水资源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很少，笔者以内蒙古为例，探究黄河流域水资源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
1 水资源综合利用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的机理分析
本文把水资源消耗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联动定义为耦合关系。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结构的耦合体现在胁迫和制约两个方面[7]：一方面，产业升级转型对水资源的需求更为全面，水资源综合利用不仅要满足产业结构合理化、高效化过程中三次产业变动所需水资源供应量需求，还要追求水质和利用率的提升;另一方面，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会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水资源投入、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即产业升级受限于环境承载力和政府干预[8]。具体来说，若一个地区的产业升级转型速度过快，则不仅水资源需求会急剧增加，而且会破坏生态环境和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水资源短缺和产业效益低下[9];但若过于强调水资源保护而忽略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则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受限，支撑水资源保护的资金规模也会受到限制[10]。综上所述，水资源和产业的关系复杂，如何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提升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是黄河流域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关键（见图1）。
2 实证分析
2.1 研究方法
（1）发展评价模型。在评价水资源综合利用与产业结构發展阶段时，设x1、x2、…、xm为描述水资源综合利用或产业结构的m个指标，建立函数：
指标xj的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式中：xmax、xmin分别为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
（2）耦合度模型。依据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结构的作用机理，构建水资源综合利用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模型：
式中：MA为水资源综合利用指数;MB为产业结构指数;C为耦合度，耦合度越小说明其衡量的变量间联动程度较小，系统发展趋向无序，耦合度越大则系统有序化发展。
（3）耦合协调度模型。为了更精准度量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结构系统的整体效能，引入耦合协调度：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综合发展评价指数，用来度量系统的整体效能;f（x）为水资源综合利用的加权贡献度;g（y）为产业结构的加权贡献度;a、b为参数，因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结构同等重要，故均取0. 5。
参照文献[11]的协调度划分标准，建立耦合发展阶段判别标准（见表1）。
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取水资源本底条件、水资源开发利用负荷、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水资源产业利用效率和水资源管理水平5个子系统18项指标来反映水资源系统情况[12]，选取三次产业变动情况、劳动力分布结构、产业部门贡献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布结构4个子系统12项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状况[13]。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参照文献[14]，采用熵权法确定准则层（子系统）的权重;参照文献[15-16]，采用等权方法确定指标权重，以此得到各子系统指标对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关系的重要程度。
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生产总值和其贡献率等数据来源于2010—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黄河年鉴》。人均水资源量、年降水量、城市自来水普及率等数据来源于《内蒙古统计年鉴》（2010—2019年）。
3 结果分析
3.1 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综合利用与产业结构的综合发展水平
3.1.1 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时空测度分析
（1）时间测度分析。根据式（1），计算得到2009—2018年内蒙古水资源综合利用指数MA及5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见图2。图2表明：①内蒙古水资源综合利用指数逐年增大，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尤其2013年出现一个跳跃式增长。原因是2009—2018年内蒙古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工程建设，尤其是2013年以来推行水权改革，加大水资源保护力度，在水资源本底条件改善的基础上，水贫困状况不断改善。②内蒙古水资源产业利用效率在2009—2014年实现大幅度提升，2014—2018年保持在较高水平。③内蒙古水资源管理水平在2009—2018年呈横向拉伸的N形，水资源管理水平在2018年达到新的高度。
（2）空间测度分析。根据式（1）计算得到2018年内蒙古12个地级市的水资源综合利用指数，见表3。将水资源综合利用指数划分为4级：MA≤0.20，水资源综合利用极度不均;0.20
3.1.2 产业结构发展时空测度分析
（1）时间测度分析。根据式（1），计算得到2009—2018年内蒙古产业结构指数MB及4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见图3。图3表明：①内蒙古在2009—2018年产业结构指数平缓上升，实现了产业结构平稳升级。2010年产业结构水平处于低谷，2011—2018年随着政策支持和经济恢复，产业结构稳步优化。②内蒙古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的变动较小，2009—2014年逐渐向二三产业转移，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和转型。2014年内蒙古第三产业从业者数量达到顶峰，完成了2010年国家倡导的产业结构转型。2014年之后国家对于林草保护和农牧业的重视，使劳动力出现了连续回流，产业结构指数阶段性下降。③内蒙古2009—2016年投资分布和产业部门贡献增长平稳，在农牧民进入产业化经营链条和产业投资激增的条件下，2017—2018年产业部门贡献率出现了突破性发展。
（2）空间测度分析。根据式（1），计算得到内蒙古自治区12个地级市产业结构综合指数MB，见表4。将各地级市MB划分为4类：0 3.2 内蒙古自治区水资源综合利用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评价 （1）时间测度分析。根据式（3）和式（4），计算得到2009—2018年内蒙古水资源综合利用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C、评价指数T、耦合协调度D（见图4）。 图4表明：内蒙古水资源综合利用与产业结构之间耦合协调度逐步提升。根据表1判别标准，可得水资源消耗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等级由严重失调逐渐向初级失调过渡，大致可分为2个阶段：2009—2017年为协调发展阶段（2009—2011年为勉强协调阶段，2012—2013年为初级协调阶段，2014—2017年为中级协调阶段），2018年为高度协调阶段。 内蒙古水资源综合利用与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见图5。2009—2010年产业结构指数很小，处于严重失调衰退状态。2011—2013年水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指数增长较快。2014—2018年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稳中有升，产业结构指数总体呈快速增长趋势。 产业结构与水资源综合利用之间是相互制约与相互作用的耦合關系，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需要两大系统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依据图5，对比图2和图3可知，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产业结构影响水资源的负荷、利用和管理水平。2013—2018年内蒙古的第三产业快速平稳发展，劳动力逐渐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水资源负荷逐渐加重。因此，水资源开发利用负荷子系统与三次产业变动情况和劳动力分布结构子系统呈现明显耦合关系。水资源产业利用效率子系统与劳动力分布结构和产业部门贡献率子系统耦合关系显著。水资源在三次产业的分配曲线基本与劳动力分布结构变化曲线一致，并在2010年和2017年受到三次产业部门贡献率差异影响，进行了水资源利用的再分配。水资源管理水平子系统与固定资产投资分布结构子系统耦合关系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减直接影响当年的水利管理政策和设施建设，进而影响水利管理水平。因而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均衡化转变时，保证水资源的“质”与“量”能够提高用水效率。另一方面，水资源供给和利用情况限制产业结构发展[17]。三次产业变动情况与水资源本底条件和水资源管理水平耦合关系显著，尤其体现在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和水利年投资额与水利管理制度建设的协调性上。水资源在产业结构中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能够带动产业结构走向合理化和均衡化。劳动力分布结构受到水资源开发利用负荷的限制和水资源产业利用效率的影响，产业部门贡献率则与固定资产投资分布结构有直接关系。 （2）空间测度分析。根据式（3）和式（4），计算得到内蒙古各地市2018年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结构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依据表1分类标准，利用ArcGIS软件得到内蒙古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分布（见图6）。由图6可知：内蒙古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2018年只有呼和浩特市属于中级协调程度的发展类型，巴彦淖尔、乌兰察布和兴安盟3个地级市处于勉强协调程度的发展类型，其他8个地级市处于初级协调程度的发展类型。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1）内蒙古水资源综合利用状况不断改善。从水资源综合利用指数动态演化来看，内蒙古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水资源供给面临困境。内蒙古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量少，为支持产业经济发展，各行业用水量不断增加;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比例过高，水资源配置不合理;用水户节水意识不强，加剧了水资源短缺。为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内蒙古加强了水质治理和水权管理，2016年黄河干流盟市间水权转让试点是内蒙古首次运用市场机制配置水资源的重要实践，实现了黄河干流盟市间水资源合理配置。从区域来看，蒙中地区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较蒙北和蒙西的低，水短缺问题突出。蒙中3个地级市均处于水资源综合利用中度不均程度，蒙北、蒙东和蒙西各有一个地级市（盟）处于水资源综合利用中度不均程度;其他地级市（盟）均处于轻度不均程度，水资源问题不突出。黄河流经地区均表现出水资源总量相对富足，管理水平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 （2）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产业结构指数动态演化来看，内蒙古在2009—2018年实现了产业结构平稳升级。产业结构指数平缓上升，三次产业变动明显，劳动力逐步向二三产业转移。固定资产投资较为平稳，2017—2018年产业部门贡献率大幅增长。 （3）水资源综合利用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但仍为初级失调阶段。从时序变化来看，水资源消耗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等级由严重失调经历3个阶段逐渐向初级失调过渡。总体来说，内蒙古的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结构耦合水平较低，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水资源利用能力受限于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需加大资金投入;二是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重大，这是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从地区分布来看，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 4.2 建 议 为进一步提高内蒙古水资源利用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水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在继续加强水资源管理和治理的同时，保障产业结构优化用水需求。水资源管理需注重区域间、产业间的科学分配，明晰、规范水权交易，实现可持续利用和产业结构优化，满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2）要注意产业转型和水资源保护并重。通过构建生态保护体系，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推动水土流失和水环境治理，并对传统产业实施生态化改造。 （3）在保证产业结构优化的前提下，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倡导农业科技创新，尤其是节水改造，鼓励推广低耗水农作物，推动城乡生活节水，在提倡节水和保证生产的同时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焦士兴，王安周，张馨歆，等.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省产业结构与水资源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20，29（2）：358-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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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tructure： Technical Distribution of Traded Goods Guangxi Transport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Nanning， Guangxi 530023 MA Sai 摘 要：国际产业转移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如何把握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优化区域产业分工布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产品内分工的出现和全球价值链的分解，使得嵌入其中的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方式演变为从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攀升。因此，我国要在战略层上充分重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力求突破跨国公司的结构性封锁以及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实现全球—国内价值链的协调发展，促进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产业转移；全球生产网络；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升级 一、问题的提出 产业转移是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产业转移的实质是由于原产地利润空间的下降迫使企业实施对外空间扩张。二战后，国际产业转移经历了三波浪潮（见表1），每一次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东部地区得到了飞速发展，产业结构也实现了不断的优化和升级，但是，人民币不断升值、用工成本上升、土地价格上涨和环境污染，尤其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以来高企的通胀使得中国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不断弱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困，东部地区适时提出“腾笼换鸟”措施。在此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即国际高端产业向中国东部地区转移以及中国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和周边国家转移的“耦合转移”态势。因此，如何把握新一轮产业转移规律，在有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速度，优化区域产业分工布局，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特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趋势 1.产品内分工是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国际分工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三个阶段。虽然这三种方式目前都存在，但当代国际分工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产品内分工（见表2），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和工序拆分到不同国家/地区，形成以生产环节、工序和区域为对象的跨国性生产体系。因此，产品内分工刻画了当代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的特点。产品内分工和贸易使得原来在同一个企业内执行的生产链条被拆分成很多不同的环节或工序（简称为价值元），一个企业可能只专业化于全球生产链条上的某一个价值环节，从而产生了生产过程的垂直专业化，即实现了价值链的分解。 在产品内分工的主导下，全球价值链被分解为三大环节：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跨国公司一方面专业化于核心能力和关键性资源的培育，另一方面则通过业务外包，使价值链中的每个环节都能布局于最有竞争优势的区域，并使位于不同区域的企业形成一张遍布全球的国际分工协作网络（即全球生产网络），每一个价值环节都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一部分，跨国公司由此而实现了价值链的全球性空间重组。比如日本马自达的MX－5跑车，在美国加州设计，在东京和纽约融资，样车来自英国WORTHING，总装在美国的密歇根和新墨西哥，电子部件在美国新泽西设计，在日本制造。此时，国际产业转移表现为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范围内相互协调与合作的价值链跨区域重组，[1]价值链的全球性空间重组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推动了制造业的大规模国际转移。很显然，这种国际产业转移是产品内分工主导下的产业转移，转移客体不再是完整的价值链，而是已深入到生产环节和工序层面。 2.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演变为跨国公司推动下的“集群式”转移。跨国公司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得到迅速发展，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控制着90%以上的国际投资额、60%以上的国际贸易额和40%的世界生产，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推手。 跨国公司主导下的产品内分工使得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价值链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2]价值链的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结果，使得产业的地理集聚形成地方产业集群。这就导致了大区域离散小区域集聚的全球价值链地理分布特征，世界经济体系好比“一串串珍珠”，将颗颗“珍珠”穿起来的条条“金线”就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而这颗颗“珍珠”就是地方产业集群，[1] [3]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嵌入集群中的企业更多地只专注于全球价值链中的某一价值元，企业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一个企业的存在需要与之关联的大量企业和配套性产业并存，这就出现了企业的“抱团”流动，即产业的“集群式”转移。如深圳的产业较集中，便逐渐在东莞、惠州、珠三角地区聚集了一大批产业投资跟进。因此，当前的国际产业转移，不再是单个项目、单个企业、单个产业的孤立行为，而是形成了一个以跨国公司为核心，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相互协调合作的组织框架。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张和产业的集群化转移趋势强化，世界各国经济的依存度日益提高。 3.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热点是服务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发达国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知识化、服务化趋势。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总产值中服务业占比的不断提高。同时，服务贸易总量也迅速提高，2000-2008年年均增长10%，服务贸易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比重下降，新兴服务贸易如信息、金融、研发等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已从1990年的37.5%上升到2008年的 50.8%。[4] 与此同时，服务业也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跨国公司是服务业产业转移的引领者，主要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和离案外包等形式将服务业转移至国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4－2010年的7年间，全球跨国并购总额的近60%是服务业跨国并购，其累计总额达11575.1亿美元。其中，金融业是跨国并购最活跃的部门，占15.5%。 4.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趋势。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产业的划分标准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产业划分方式把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相应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也被定义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由于产品内分工的出现和全球价值链的分解，产业间出现融合趋势，劳动密集型产业价值链中也含有技术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或工序，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价值链中也有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演变为从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要进行两个方面的产业升级，一是由低梯度产业向高梯度产业升级，即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二是要由现在的非核心价值元向核心价值元升级，即价值链升级与价值元升级。 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结构的高级化，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将会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将逐渐呈现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因此而拉大。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初期阶段，其生产制造的产品还是物质商品，发展中国家可凭借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较容易地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不断高度化、知识化，发达国家的咨询服务、金融服务、网络服务等服务业的发展有较高的信息技术、知识、管理和规模要求，发展中国家要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必须大力发展相关配套产业，不断实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开发，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三、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际加入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梯队，以加工贸易为开端承接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得以不断优化（见表3）。 但是，对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整合，如无得当应对举措，则有可能成为后发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持续滞后的陷阱。因此，新形势下如何有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全球服务外包的转移为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统计，2010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将达1.65万亿到1.8万亿美元。与国际上其他服务外包承接地相比，中国具有马来西亚、菲律宾、爱尔兰甚至印度等竞争对手无法相比的优势：一是拥有巨大的要素规模。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规模等；二是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市场规模势必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三是市场结构的多元性。包括地区、经济和技术方面的结构多元化，将为服务业的发展带来范围经济效应。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以上优势，把握机遇积极承接全球服务外包转移，加快本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通过吸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FDI），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等资源支持。跨国公司通过FDI的方式在全球布局，建立全球生产网络，其对外投资活动，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机遇。2000—2010年的11年中，中国实际使用FDI金额从最初的407.15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057.4亿美元（见图1）。外资的进入不仅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资金资源，同时也提供了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的重要技术资源。 3.东部地区的“腾笼换鸟”措施为促进中国区域和谐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东部地区希望通过“腾笼换鸟”措施着力调整产业结构，转移部分不适宜的产业，腾出资源和市场大力发展高端工业和新型服务业。中西部应抓住机遇主动承接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产业。 4.国际产业转移可能会对中国技术进步形成压制，导致中国产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产品内分工是建立在标准化基础上的产物，不论将产品生产环节布局到哪个国家、由哪个企业进行加工，所生产出来的都是标准化产品。以技术标准作为控制手段，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如沃尔玛，他们通常掌握了国际市场销售终端和品牌）形成了升级企业通向市场的结构性封锁。这就是中国通过加工贸易的途径难以摆脱落后陷阱和技术依赖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很多跨国公司都把研发总部设在了中国，会形成一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但当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影响到其自身的核心利益时，他们就会将中国的加工贸易产业升级限制在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等环节，[5]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断点和隔离效应，其结果是中国加工贸易产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低端和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值环节。由于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增值率较低，而由外商控制的产业链上下游，其增值收益是国内加工贸易企业的十余倍，中国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弧底日益加深，反映了中国贸易交易条件正日益恶化，中国正在陷入加工贸易“微笑贫困陷阱”，[6]这种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不利于中国获得基础设施改善、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所需要的充足资金，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的推进。 5.国际产业转移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客体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承接政策下，海外和东部发达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正纷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些产业的转入将给中西部地区带来巨大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加剧欠发达地区环境恶化，破坏生态平衡。 四、产业耦合转移背景下中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因此，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要在战略层面上充分重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同时力求突破跨国公司的结构性封锁以及价值链的低端锁定。[3]中国应该抓住这次前所未有的产业耦合转移机遇，充分利用自身的大国优势，转向广阔的国内市场，构建能充分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的国内价值链，实现加工贸易产业结构的升级，即：东部地区发挥其技术、服务、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着重发展核心价值环节（研发、设计、品牌等）；中部地区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结合其自然资源和技术、人才方面的优势，侧重发展中间价值环节（少量研发、集成、关键部件制造等）；西部地区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发展外围价值环节（原材料、组装等）（见图2）。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并不是要把各区域的产业发展限定在某种功能定位中，而是强调增强国内区域间产业发展的联系，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探索产业升级新模式，提升本区域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这无疑是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同时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大国优势，使传统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模式”转变为“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新模式。 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和完善，需要国内需求市场、技术条件、区域创新网络以及政府制度的各种条件的支撑。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拥有大国优势的中国，在拓展国内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同时，要辩证认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利弊，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使自身经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协调（见图3），促进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注 释： ①本轮产业转移方兴未艾，如下文所述，在产品内分工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本文称该轮国际产业转移为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的国际产业转移。 参考文献： [1]张立建．两次全球产业转移本质探讨: 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视角[J]. 统计研究，2009，（10）． [2]刘友金，胡黎明.产品内分工、价值链重组与产业转移:兼论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大国战略[J].中国软科学，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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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巍] 摘要: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挑战。建构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和谐发展必须从“场域”、“惯习”、“资本”等三个基本要素着手。推动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发展:一是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二是要以发展文化产业为龙头,带动其他文化发展;三是要坚持以多元文化互补为基础、共赢为目标、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模式;四是要始终重视双边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区域性和谐文化;机遇与挑战 一、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机遇选择 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多边贸易的增加、高层政治往来日益密切,中国与东盟已经进入全面、广泛、深入合作的良好阶段。不管是政府组织还是民间群体,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也是全面推进广西与东盟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黄金期”。广西与东盟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机遇。 (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新机遇。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广西与东盟各国多元文化共生发展提供新的契机。2005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第九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确定为中国—东盟新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2007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加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五点建议”中提出:要“促进社会、文化交流及人员交往”。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已经把文化合作提高到作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的战略位置,表征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合作已经由原来的以民间交流文化重心转向以政府规划、领导为重心的战略转向。这个重大转向给广西与东盟各国的文化共生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是政府把文化作为中国与东盟的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出台相关促进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合作的规定,以及与东盟各国签署文化交流合作的协定等,这就为广西与东盟各国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纳入制度范围内,纳入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范围内,在政策上享受前所未有的待遇,从而获取更大的政策空间。二是广西与东盟各国的民间文化交流将得到认同、支持和扶持等,并且将会获取更广泛的合作领域、合作项目,从而提高到新的合作水平,推动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二)东盟各国重视文化发展战略的新机遇。新时期,随着文化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越来越大,东盟各国也逐渐认识到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加坡、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十分关注文化发展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建设。如新加坡2003年成立“创意产业发展战略”(Creativ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Strategy1.0,简称CIDS1.0)大力推进本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并且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老挝人民革命党‘六大’政治报告把文化看作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认为其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要重点保护和弘扬各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也要吸收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建设有民族性、群众性、先进性的文化。老挝人民革命党‘七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国家文化建设,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使老挝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保护、建设和挖掘具有民族性、群众性、进步性的文化”[1]。东盟国家越来越重视自身的文化建设,并且重视文化发展的国际视野,换言之,推动本国文化的国际化交流合作是东南亚各国自身的内在需要和愿望。这就为广西与东盟各国多元文化共生发展提供内在的动力。 (三)构建区域性和谐文化的新机遇。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伟大构想,指出:“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胡锦涛同志的和谐世界理念,就包含这区域性的和谐,即和谐区域,也就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和谐思想,为构建区域性和谐文化提供理论指导。构建中国与东盟和谐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又有现实的共同需要。就前者而言,建设区域性和谐文化是融合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及东南亚国家文化为一体的文化体系。有学者指出:“中国和东盟各国具有的那文化、儒佛文化和华人文化,具有中国与东盟多国共具的文化认同理念,蕴涵了巨大的文化产业资源,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石”[2]。笔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各国拥有的共同的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等不仅仅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石,而且还是构建中国与东盟区域性和谐文化的基石。基于这一点,可以说构建中国与东盟区域性和谐文化具有共同的文化认同理念、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基础。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所谓现实的需要就是构建和谐区域的需要,构建中国与东盟区域性和谐文化与和谐区域相对称。构建区域性和谐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同愿望,也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各方都有通过文化交流才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增强国家之间的往来,这就为构建区域性和谐文化提供广阔的前景,也为广西与东盟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总而言之,固步自封不符合各国人民的要求,不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只有选择正确的道路,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才有出路。 二、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面临的挑战 虽然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机遇,但也面临许多挑战,依然面临一些瓶颈。当前及今后制约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能否互信是多元文化共生的晴雨表。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始终受到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直接影响着文化的交流活动。在政治互信时期、政治友好时期,双边文化交流活动则日益频繁、人员往来也日益增多、跨国文化合作的领域也不断增加。早在抵抗法国殖民主义入侵时期,中越两国人民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友谊,共同抵抗外国入侵,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两国人民的深厚情感。在革命战争时期,中越两国共产党共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共产主义信念支撑下,相互支持、相互合作,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精诚合作,形成了深厚的中越两国的红色文化交流机制和交流模式。可见,只有增加政治互信、加强政治沟通、建立友好政治形态,才符合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发展的利益。历史证明,中国与东盟政治关系进入良好的政治关系时期(如当前的政治互信),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就能够进入良性运行阶段,边境文化交流、文化产业合作等方面就能够取得新的进展,跨国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就能够顺利联合进行。当前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政治关系的最好时期,也是推进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黄金期,时不待我,抓住这个机遇,不断深化广西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多元文化共生发展。 因此,政治互信始终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前的确是中国与东盟政治关系最好时期,陆路边界的堪定也进展顺利,边境稳定也是历史上最好时期,给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这是值得欣喜的一面。但是,随着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与东盟许多国家的政治互信仍然需要不断巩固和加强。政治互信与不信任会给广西与东盟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甚至可以说,政治能否互信是多元文化共生的晴雨表。 (二)非传统威胁不容忽视。中国与东南亚诸国边境的关系虽然没有与中亚边境关系那么错综复杂,但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贩毒等非传统威胁仍然存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够起大风大浪的恐怖主义组织、分裂主义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然而,这些危险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如果任其滋长必然会对周边地区安全造成很大的伤害。而“金三角”毒品经营的国际化给周边地区造成恶劣的影响和破坏。恐怖主义文化、分裂主义文化、极端民族主义文化、毒品文化、赌博文化等破坏性极强的丑恶文化形态的发展必然会对这些地区的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带来很大的破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占领健康文化的发展空间及成为文化主体的思想。因此,非传统危险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三、构建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和谐发展图景展望 承前启后、开创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和谐发展,是时代的召唤,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共同构建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必须要通过“场域”、“惯习”、“资本”等三个基本要素来建构,具体阐述如下: (一)文化共生的“场域”。所谓“场域”(field),在布迪厄看来,“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因素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依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厉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3]252。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我们知道,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和谐发展要更加注重广西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场域,注重这些地区之间的文化网络结构。换言之,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和谐需要在特定的场域中共生发展,才能实现和谐之目标。关注场域表明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和谐要根据周边区域的实际情况,关注客观的文化形态,在特定的场域中如何推动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在共生中实现和谐发展。广西是我国的南大门,是通向东南亚国家的重要边陲,其周边涉及东南亚许多国家,而边境是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特殊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多元文化共生发展依据的是这个场域中本身特征、客观条件等。具体说来就是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中越边境、中老边境等场域中的特征、客观条件等。因此,应该要关注场域的客观网络情况,根据客观规律行事,从而促进多元文化共生和谐发展。 (二)文化共生的“惯习”。所谓“惯习”(habitus),布迪厄指出:“我所说的是惯习(habitus),而不是习惯(habit),就是说,是深刻地存在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art)存在的生成性(即使不说是创造性)能力,是完完全全从实践操持的意义上来讲的,尤其是把它看做某种创造性艺术”[3]253。惯习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惯习是一种内在的结构和矛盾,制约着思想和行动,“暗示”人们应该怎样思考和怎样选择,尽管人们在抉择过程中反映出惯习的动作,但惯习往往提供的是原则,人们以此来进行选择能用于社会实践的策略[3]254。惯习在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成为文化主体的思想指导者、行动的规束者。文化共生注重惯习,就是要尊重广西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共同的少数民族传统的惯习以及双方少数民族特有的惯习;尊重不同民族之间、地域之间形成的惯习,而不是解构、消解这些惯习。在少数民族惯习的结构里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发展,这样既有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基础,又有了共生发展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而使多元文化共生能够进入良性运作,促进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发展走向和谐状态。 (三)文化共生的“资本”。“资本是积累的(以物质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的)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以物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3]254。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文化共生的资本主要涉及的是文化资本。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要不断挖掘多元文化自身的文化资本,尤其是挖掘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蕴藏在海底深处的各种文化资源以及文化主体本身的教育资本、阅历资本等等,从而形成一种协调各种资本的机制和制度。挖掘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不断开发新的文化形态,进而推动文化资本的再积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资本往往被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所掩盖,文化资本作为一种相对隐形的资本往往被忽略。在调查发现,有的少数民族乡村只重视经济发展,追求单纯的物质财富而忽略文化资本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忽视,甚至以牺牲文化资本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这就导致很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么受经济利益的诱惑发生变异,要么就在经济发展的洪流中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从而逐渐走向消亡。为此,重新重视文化资本的挖掘和保护也就成为文化共生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广西与周边区域文化、次区域文化共生和谐发展的基石。 四、推动广西与东盟文化共生发展的对策 东盟各国在文化共生发展方面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共生发展有很大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共生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东盟各国都积极保护文化多样性,推动文化多样性发展。尤其是在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家都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予以立法保护,并采取各种路径进行挖掘、整理、抢救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尽最大努力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共存。同时,要重视少数民族的宗教的多样性。宗教的多样性是东南亚许多民族的共同特征,尊重宗教的多样性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从泰国的社会稳定与宗教关系可以得知,重视宗教的多样性协调发展是文化共生始终必须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文化共生要以发展文化产业为龙头,带动其他文化发展。经济发展和双边贸易是推动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驱动力,在古代,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交流互动往往依赖于传统的自然发展模式,彼此文化交流所耗费的时间长、信息流通周期长、交流渠道狭隘。文化交流往往是受自然环境制约如天气、时令等。随着广西、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赋予了时代的内涵,超越了传统的模式,突破了自然条件的制约等,从而使得文化交流更加便捷、快速,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入。而且,随着彼此经济贸易的增长,文化产业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成为推动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此外,经济贸易的增长促进国家、区域之间人员往来,尤其是劳务输出方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向我国境内输出劳动力,同时我国向东南亚国家输出人才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劳动力输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带动文化交流、文化共生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推动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必须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快速发展,推动泛北部湾的经济发展。 为此,文化产业发展给文化共生提供强大动力。东南亚一些国家十分重视文化产业发展,通过文化产业发展壮大,为本国的多样性文化发展提供机遇和支撑。新加坡的文化产业发展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文化形态的变迁,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提高文化的竞争力,提高整个国家的软实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推动文化共生发展也同样需要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尤其是要提升少数民族的文化产业发展。以发展文化产业为龙头,带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不断满足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三)文化共生要坚持以多元文化互补为基础、共赢为目标、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模式。东南亚的高地和低地的共生经验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即文化共生要以多元文化互补为基础,文化互补是促进文化交流的内在驱动力,也是文化共生的基础。文化互补可以是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当然,文化互补还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民族之间信任、理解、认同等,从而有利于化解各种民族矛盾。此外,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互补也可以证明文化共生需要以互补为基础。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贸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把游牧民族看成可以单独靠牧业生存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牧民并不是单纯以乳肉为食,以毛皮为衣。由于他们在游牧经济中不能定居,他们所需要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及酒等饮料,除了他们在大小绿洲里建立一些农业基地和手工业据点外,主要是取给于农区。一个渠道是攸中原政权的馈赠与互市,一个渠道是民间贸易”[4]。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互补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文化共生要以互补为基础,这是推进文化共生的内在驱动力。文化互补与共赢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就是说,不同文化间的互补可以实现共赢,通过共赢亦可以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互补。文化共赢就是在文化互补的过程中实现平等、互利及共同发展。文化共生走向和谐发展是文化共生的最终目标,文化共生和谐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共同奋斗目标,在这个共同目标的指引下,不断调整文化间的利益、发展方式、空间持有、交流路径等,从而使多元文化共生实现和谐发展。 此外,东盟各国文化共生的启示还包括必须实现国家与社会稳定、必须积极维护本国的文化安全,必须推动多元文化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等等,这些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共生发展都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四)文化共生发展要始终重视双边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更加敏感的是民族关系问题。广西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是一个拥有十多个少数民族的重要区域,其与东南亚国家有着某些共同的民族、宗教、习俗等。然而,民族问题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尤其是跨国民族。在一定程度上说,跨国民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为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容易滋生民族分裂势力、产生民族矛盾等。因此,推广西与东南亚国家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始终要高度关注双边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这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的。 参考文献: [1] 张传鹤,梁大宗.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教育文化政策和教育文化事业[J].东南亚,2007(2). [2] 李建平.文化认同理念与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发展[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7(2). [3] 文军.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1. 责任编辑任浩明 摘要：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一种调节出口量的方法，已经被我国连续广泛的使用，因此对其经济效应的研究变的非常重要并使其成为近年来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将相关文献中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进行梳理，有助于为进一步研究出口退税政策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出口退税 总量分析 结构分析 出口退税是指一国政府或地区对其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商品免征、退还其国内流转税(主要指商品生产、流转过程中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等)，确保其本国或地区的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使得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具有平等竞争力。这也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退税，即外贸企业所享受的一种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被WTO允许的政策工具, 为许多国家所使用。出口退税调整对出口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财政、经济、价格和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退税率的大小，通过影响对外贸易，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对于出口退税政策效应的分析已经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一、出口退税经济效应总量分析 国内外学者在进行出口退税经济效应总量分析时，基本都认同上调出口退税可以增加出口总量。但是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区别。林龙辉等（2010）利用图形对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一个直观的比较静态分析, 由于出口退税使企业出口利润增加, 从而导致出口供给的增加,对于出口国而言出口退税政策具有正的贸易效应，同时还得出出口退税政策对进口国同类产品具有负的产出效应。汤贡亮（2002）通过国民经济的相机抉择的发生机制，得出：从总量上看，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扩大海外净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带动GDP 的增长，GDP 的增长又会提高政府财政收入，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又可对出口退税提供有力支持。李悦（2010）却指出虽然出口退税对我国经济和外贸出口有一定促进作用。然而这种政策调整所取得的效果只是暂时的,在经济实践中,我国试图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以获得长期经济利益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以往的文献均着力于对价格因素以及相应的价格竞争力和贸易盈利性的分析，陈平等（2003）引入有效汇率还被用来衡量一国汇率和商业政策（关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优惠、出口退税、复汇率等政策）对进出口盈利性的效应。在实际有效汇率的分析框架下,出口退税是通过商业政策来影响出口盈利性的，出口退税率的提高, 在名义汇率和出口换汇成本不变情况下，起着与人民币贬值同样的出口鼓励效应。 近年来, 国内外少数学者主要采用计量方法对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但是所得到结论却存在不小的差异。Chen等( 2006)考察了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影响, 认为出口退税可以增加本国出口企业的产出和利润, 但是会减少国外竞争企业的产出与利润; 并利用1985-2002年中国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 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与中国的出口总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伦俊等（2005）通过对出口、退税、经济增长的协积回归，得出退税增长1个单位,则出口增量约4.4个单位。万莹（2007）利用1985- 2003 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出口退税与外贸出口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出口退税对中国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外贸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 3。陈文锦（2010）截取1994—2008 年的有关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出口退税额每增加1 亿元，则出口额会增加17.957 元；4294.801 表示即使出口退税额为0 的情况下，出口额为4294.801 亿元。由此可得出结论，退税率调整对出口额构成直接的影响。 二、出口退税经济效应结构分析 不仅出口退税和外贸出口同方向变动，出口退税还有利于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提高出口货物的国际竞争力。出口退税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结构、贸易地区经济结构、贸易主体结构等方面。本文只对出口商品结构部门进行文献综述。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一国对外贸易中，各出口商品在贸易总体中的地位、性质以及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樊琦（2009）从微观层面，利用消费者效用函数，生产者利润函数进行分析得出：如果产品间差异程度越小， 退税政策效应就越明显。一般情况下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对手之间产品差异程度较小； 随着产品加工程度加深、技术含量提高， 竞争产品间差异程度增大，从而得出出口退税对于初级产品的促进作用应比高技术产品明显。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了2001 年1月至2008 年8 月不同技术程度行业，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实际效应。对其微观分析进行了验证。谢丽芬等（2005）通过分析2004 年新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得出了此次调整可以产生促进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效应，比如说贸易摩擦等。王帅（2010）通过构建模型的方法，选取纺织品和钢材进行分析，得出出口退税对对出口商品结构具有一定的优化作用，但由于非价格因素的存在使得起作用非常有限。游国和（2010）选取机械及运输设备、服装、农产品三类有代表性样品为样本，分析1994-2004年这三类产品未退税率与出口增长的关系。可未见退税率的差异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 三、关于出口退税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一）出口企业应对出口退税的策略 柳晓秋（2010）从出口企业层面探讨应对出口退税的对策，文章指出为适应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 企业必须加大改革步伐, 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 提高整体管理水平。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不断开发新产品, 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以提高出口效益。除此之外，夏丽萍（2008）企业应调整销售区域，寻找新的目标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采取内外销结合的办法，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增加内销产品比重，同时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避免出口退税调整和国外贸易壁垒的影响，不断拓宽发展空间。 （二）出口退税政策的完善 王晓雷（2008）提出经过出口退税对出口的影响进行测算或进一步下调“两高一低”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同时可以适当上调高基数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和比较优势明显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实行更显著的差别出口退税政策, 既保证出口规模的增长, 又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吴卓（2010）提出实行出口产品“免税采购制”即每年年初该类出口企业根据上一年度出口实绩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申请本年度的出口免税额度。批准后该企业在年度内以及批准额度范围内可以自主办理免税购进货物。 （三）出口退税政策不宜作为调节出口的政策 有的学者则不赞成以出口退税对出口进行过多的干预。李石凯（2008）指出出口退税政策属于间接调控措施，它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不应该给出口退税政策过大的负担，也不应该对它的效果寄予过大的期望。要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措施比调整出口退税率更加重要。比如贸易摩擦问题，我们应该更多地通过双边的或多边的国际协调加以解决，而不是在出口退税政策上做文章。徐奇渊（2009）提出：一是出口退税政策，属于国家干预，并且在事实上将其作为调节或促进对外贸易的一种政策工具。这种政策取向改变了出口退税作为中性政策而诞生的初衷，扭曲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闻媛(2008)从维护企业间竞争的公平和加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两方面保证出口彻底退税，这种中性的税收政策实际上也是反对国家把出口退税当成促进出口的政策工具。 四、评述与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看出在对出口退税经济效应进行总量分析的各种文献中，有很多是利用出口退税总额与出口贸易总额进行回归分析，对于这种做法，并不太严谨。准确的说不能表达出出口退税率的变化对出口总额的变化，因为即使出口退税率不变，出口额由于别的原因比如国际需求变大等原因而增加出口退税率也会增加。对出口退税的结构效应分析方法还是比较全面的。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多全面深入的学术探讨能为该政策的制定依据和具体实施提供新的思路，促进出口退税政策消除消极作用、发挥积极作用，保持其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参考文献： [1]万莹.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绩效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 2007(4):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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