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日益成为我国教育界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致成为“两会”的重点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约有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子女处于流动之中，这当中有9.3℅的学龄儿童处于失学状态。如何处理好这一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民工潮
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造就了中国日益庞大的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总数仅为200万人左右，迄今为止已超过1.2亿，短短20余年间，流动人口总数增幅达60倍左右。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人，他们的适龄子女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教育群体，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应运而生。
一、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公平现象的具体体现
教育公平是人类的一种教育理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里的表现。什么是教育公平？瑞典著名教育学家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Husen）认为，教育公平主要指教育机会均等，包括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1]。我们可以将教育公平界定为：每个人可以平等的、有选择的分享其所处的公共教育资源以及人们此时所持有的平等的价值观念和准则。
1.从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来看，户籍制度限制了部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
教育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直接反映，它是人们在接受教育时所最先接触到的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2]。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体制是以户籍制为基础，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模式。适龄儿童普及义务教育的工作由户口所在地负责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也由地方政府承担。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后，没有流入地的常住户口，往往无法享受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就无法像流入地儿童那样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后来由于国家的政策调整及相关法规的陆续出台，公立学校原则上不排斥农民工子女入学，但必须交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由此看来，在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下，农民工子女与流入地的儿童不可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
2.从教育过程的不公平来看，主要体现在公立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上的差异
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人们无法做到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绝对平等。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教育公平的主要可操作层面的教育过程的平等，这主要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差异上。面对“没有城市户口”、“收费高”两大拦路虎，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工子弟学校，但这类学校的弊端很多。如缺乏最基本的办学条件、消防设施不具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和卫生隐患、办学者和教师素质较差、学校开设科目不完整、部分学校除了语文和数学以外，其他科目课程的教学均不能确保，学生使用的依然是以前的五年制教材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教学质量，此类学校都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提并论，从而使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质量没有保证，素质也得不到全面提高。
3.从教育结果的不公平来看，缺乏良好的正规教育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无论是教育起点公平也好，还是教育过程公平也好，教育公平最终还是要体现在教育结果的公平上。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程度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在现实条件下，一方面少数社会精英占据着国家和城市最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继续他们的社会精英身份和继续他们的优越生活；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们，为了使自己的后代能够尽快摆脱现实的卑微地位，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上升，从而想方设法获取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教育起点、教育过程的不公平，部分人的“希望”只能成为“奢望”，从而陷入又一轮的贫困代际传递中，家庭收入低=没钱提供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低收入者产生[3]。由此看来，缺乏教育既是贫困的原因，又成为贫困的结果。
二、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失衡的原因
1.户籍管理体制不合理
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本身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对人口给予了人为划分，即把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种制度人为的造成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同时还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就义务教育领域而言，正是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才造成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户口成为他们在城市中公平地生存和发展的“瓶颈”。这种情况表明，户籍管理体制的城乡分割已严重落后于社会需要，不能适应在改革中急剧变化的城乡关系，以及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社会现实。
2.义务教育体制的缺陷
我国现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规定了适龄儿童应在户口所在地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所需教育经费由当地政府负责筹措。目前我国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则由乡镇政府以教育统筹的方式向农民征收，相当于农民自己掏钱解决法律要求的义务教育。但现实中，农民工离开农村后，他们流入地的城市财政中在义务教育经费里没有包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这项经费，从而使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一方面，他们享受不到流出地政府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资格享受流入地政府的优待。如果增加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即要增加财政的支出，还会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这必然会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再者地方政府如果按照本市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拨款标准，那么用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无疑会变成当地政府财政的巨大开支，仅靠当地政府筹措，压力很大。
3.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薄弱
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人员的素质低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这类学校的师资人员，既无教学经历，更无教师资格证书，有的自身不过初中水平，根本不具备任何任职条件。民工中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校长。”意思是杀猪卖肉的，办起了学校也可摇身变为校长。“半路出家”办教育，既无资质，又少有人“充电”进行深造，多数人只是将办学作为自己赚钱的一条“捷径”。同时，教师队伍的专业结构也是很成问题的，特别是初中，专业对口的教师很少，绝大部分教师从教的并不是他本身所学的专业，对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等更是从未接触过，之所以从事教育这一行业，只是为了有份稳定的工作。
三、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对策研究
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民主化的主要原则之一，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以致成为“两会”的重点问题之一。诚然，就现实条件而言，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实现受到诸多限制，但是我们必须通过以下途径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1.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
户籍管理体制改革是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近年来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导向仍然是：放开小城镇户籍，对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进行严格控制。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之策就在于从我国的现状出发，彻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全新户籍制度，根本改变“同居一城，群体隔离”的局面。
2.改革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实行“教育券”制度
发放教育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教育改革实现私有化与市场化过程中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教育资助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最早提出了“教育券”（school voucher）理论。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是指：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而不是发给学校；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学费和相关费用；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券值相等的现金流入。这样学生可凭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就读。同时，学校之间也会因为学生掌握充分的主动权而增加竞争，从而提高学校教育的整体质量[4]。采取这项制度关键是保证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的落实。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也有助于打破地区和户籍的限制，为农民工子女入学提供了条件。这无疑是保证教育公平的一项十分有借鉴意义的措施。
3.公立学校要承担起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重要任务
在公立学校就学是承认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合法地位的重要标志，拥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体现了社会公平，是其公民权利的积极体现。公立学校要充分挖掘潜力，扩大招生容量，尽可能多地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学校要加强收费管理、降低收费标准、减少收费项目，对特困学生应酌情减免费用，通过设立助学金、免费提供教科书、捐赠学习用品等办法，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就学。
4.加强培养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
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首先要提高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待遇，例如户口、住房、高薪等现实问题，以便吸收到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学人才。其次可采取结对帮扶的形式，请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来参加公立学校举办的公开课及教研活动，或者送教到校，实行校长委任制和骨干教师支教制的措施。委任公立学校的校长及多名骨干教师去民工子弟学校进行管理、教学（其工资待遇仍由原校负责）。最后政府还可与师范院校联手。各大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每年都有近半年的实习时间，政府可以倡议大学生进行义务支教活动，让部分大学生到民工子弟学校进行实习（时间上错开），这样既解决了部分大学生联系实习单位难的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类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局面。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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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鹤]
农民工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总体规模较小、内容落后、组织方式滞后、师资队伍短缺的问题。网络远程教育的开放性、丰富性、交互性、共享性及新生代农民工对电脑、互联网的持有率为其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性。网络远程教育必须从理念、内容、方式、师资、保障机制等方面完善自身，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健康发展。
关键词：网络远程教育；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策略
一、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
“十一五”时期以来，我国加大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力度，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和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1.教育培训的总体规模较小
由于我国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投入有限以及教育培训信息获取渠道不畅，农民工很难获得由政府主导的教育培训。而农民工自身又财力不足，难以支付非官方的教育培训的费用。种种原因导致接受过教育培训的农民工人数非常有限。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调查，大体上有六成外出的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
2.教育培训内容落后，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内容落后，与职业市场对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不适应，与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不适应，也与新生代农民工对知识、职业技能的要求不适应。教育培训手段多为集中的面授；教学上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轻实践技能的培养，使得农民工学员感觉学无所用。
3.教育培训的组织方式滞后
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培训模式已难以适应当前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需要。国家虽然反复强调政府统筹、行业组织和各有关部门协调合作落实好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统筹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国家、各级政府下达培训计划后，有关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动员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教育培训的内容脱离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农民工参与热情不高，造成教育培训资源的浪费。
4.教育培训师资队佰短缺
目前，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师资主要来自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大专院校的教师，以及各企事业单位的专业人才。由于缺乏专业化的队伍和相应的资格准人制度、激励制度，农民工教育培训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难以得到保证。
5.教育培训监管存在漏洞
由于政府出台的有关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政策和制度存在漏洞，导致各地相继出现一些涉及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违法乱纪现象。比如，培训机构乱搞虚假培训资料，骗取财政补贴；政府管理人员参与培训，管理控制不严；培训学校投机取巧，对培训农民工应付了事。
二、网络远程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对电脑、互联网的持有率为网络远程教育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了可能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收人水平的提高，他们对电脑、手机的持有率不断上升。据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对浙江、安徽、江苏、广东、贵州、河南、四川等7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近100％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手机，很多人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脑。这为广大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网络远程教育和培训提供了可能。
2.网络远程教育的特性为网络远程教育服务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了可能
(1)开放性。网络远程教育的开放性大大扩展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规模。只要具备了上网的条件，所有农民工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求学习任何课程。网络远程教育的低成本，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规模的扩大。(2)丰富性。网络远程教育通过将文字、图形、声音、动画及其他多媒体教学软件有机融合的形式，对学习内容加以描绘，增强了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和趣味性。图文结合、声情并茂的教学方式，使平淡枯燥的学习内容变得丰富多彩，充分调动了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3)交互性。网络远程教育中互联网作为一种强大的交互性媒体，有多种技术支持网上交流。教师和农民工学习者之间、农民工学习者之间可以选择实时或非实时的交流方式，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交互方式，如BBS、QQ、聊天室、E-Mail等。(4)共享性。互联网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资源库，其中包括许多可以直接为教学服务的信息资源，能够为农民工学习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满足他们不同的学习需求。
三、网络远程教育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重要性分析
网络远程教育因其教学环境的开放性、学习的主体性、教学的交互性等优势，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对知识和职业技能的渴求，有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而改变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弱势地位。
1.网络远程教育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有强烈的需求。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9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继续学习，他们对文化、专业知识有极强的探求欲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在学校全日制教育尚未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的情况下，网络远程教育为新生代农民工探求新知识、发展职业技能提供了可能。灵活的教学服务、即时的教学反馈、互动的教学方式满足了新生代农民工知识学习和技能获得的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网络远程教育资源，进行自主学习。
2.网络远程教育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的需要
美国成人教育家马尔库姆·诺尔斯(M,Knowles)指出，成人的学习内容是受变化着的社会任务制约的，其学习是为了当前的使用。新生代农民工参加教育培训的一个最直接的动机，就是工作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教育与培训中求得一技之长，从而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找到“满意的工作”，立足城市。因此，工作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是新生代农民工所看重的。现代网络远程课程设置重实际应用而淡理论基础的发展趋势，恰好满足了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和融入城市生活的需要。
3.网络远程教育能够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和学习的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都就业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多地处城市郊区，交通不便，而且劳动强度大，经常加班加点，缺乏休息时间，参加教育培训委实不方便。据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1天，平均每天工作9.2小时，最长的每天工作达14.5小时，每周工作101.5小时。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时间和精力参加教育培训。网络远程教育学习空间、时间的灵活、便利，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根据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合理地安排学习，有效地缓解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和学习的矛盾。
4.网络远程教育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由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学习背景、学习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个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他们对学习内容、时间、进度、方式等方面的要求也不尽相同。网络远程教育个别化的教学方式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需求。网络远程教育不但在学习内容和进度、考试、教学实践环节等方面，为不同学习类型的学习者提供不同的指导策略，而且还能针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学习困难等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总之，网络远程教育能够保证农民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自主学习，提升自身的素养和职业技能水平。
四、网络远程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发展的策略分析
网络远程教育能够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需求，为其提高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提供良好的平台；同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开展网络远程教育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可能。然而，从网络远程教育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服务的现状看，网络远程教育任重道远，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1.以人为本，树立网络远程教育理念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是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开展的。这种教育培训模式具有明显的“计划性”，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应当树立以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者的需求为本、以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者的发展为本的理念。网络远程教育不但要以“低收费、低起点”让每一个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培训，而且要让每一个有着不同目的和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参与教育培训实现其愿望和目标。网络远程教育的学习目标、学习方式、学习内容等的选择，都要以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者的需求为本，给他们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
2.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网络远程教育内容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内容脱离实际，新生代农民工被动地接受与自己从事职业不相关的培训。由于通过培训获得的知识、技能无法真正运用到工作中去，新生代农民工对继续参加教育培训持怀疑态度。网络远程教育要增强吸引力，就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发出既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又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保持一致的教育培训的内容。网络远程教育的管理者和实施者只有深入企业一线，深入新生代农民工聚居地，贴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了解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和培训的需求，才能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相应的教学内容。课程的开发、专业的设置都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要增加市场需求量大的课程和培训项目，取消那些不适应市场需求的课程和培训项目。
3.以学习者需求为导向，采用灵活的教学管理方式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需求十分强烈，然而繁重的劳动使其无暇接受教育和培训。因此，网络远程教育要以学习者需求为导向，采用灵活的教学管理方式。在课程的选择上，允许学习者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自由选择所要学习的课程。在学制上，网络远程教育采用弹性学制，允许学习者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也允许学习者利用晚间和节假日等业余时间学习。总之，以学习者为导向的教学和管理方式，就是要尽可能地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和培训提供便利。
4.以师资为保证，提升教育和培训质量
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能够胜任农民工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师资队伍是搞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前提条件。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人数多、门类广的特点，网络远程教育机构可以通过广泛宣传，吸引教育培训机构、高等学校、科研单位、社会团体等部门和单位的教师，以及各行各业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精英，参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最终形成一支以专职人员为骨干、以兼职人员和志愿者为主体的适应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需要的管理队伍和师资队伍，从而保证农民工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质量。
5.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农民工教育培训保障机制
农民工教育和技能培训保障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部门强有力的推动。政府不但要加大对网络远程教育的投入，为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接受教育培训机会，而且要承担起宣传和监管的职责。政府部门向社会宣传政府补助农民工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动远程教育机构、用工企业、农民工积极参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和城市适应问题。政府还要通过完善制度措施，加强对农民工教育和培训的监督管理。政府要牵头组织相对独立的教育评价机构制定相应的标准，对网络远程教育机构的培训资质、培训水平、培训课程等进行评价和监督，以确保农民工教育和培训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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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1年度研究课题(编号：L2011D037)】
【张梓英：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农民工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基于供需框架分析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发现，相关研究既指出了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分析了目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资金投入机制和需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又从各层面和维度提出了相应建议。但已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高度重视：将政府作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主要乃至唯一供给主体，没有将企业、民办培训机构等非政府力量纳入进来；对于新一代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提出的新要求缺乏研究；对于培训资金的筹措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和实证分析；未能将各大利益主体统筹纳入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中。
关键词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需求
一、引言
不同研究者对农民工的概念界定是不一致的，有的研究者认为，农民工就是指拥有农业户口但离开土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雇佣劳动者，因为进城农民工引发的社会问题远比在乡农民工突出，也有研究者把农民工研究的视角主要放在进城的那部分农民工上。本文中所说的“农民工”主要是指那些户口仍在农村，但已完全脱离或基本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依靠在城市所有制企业打工或从事其他服务行业为生的人群。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和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而日益凸显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农民工外出（或进入本地乡镇企业）务工主要以“体力型”输出为主，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城市企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推动农村劳动力由“体力型”输出为主加快向以“技能型”和“复合型”输出为主转变[1]。但是，由于我国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缺乏适应二、三产业的职业技能，加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城市就业面临由原来单纯的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的升级阶段，迫切需要加大对农民工培训力度[2]。珠三角区域的“民工荒”现象，表面上看是由于农民工待遇低造成的，其根源却在于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民工文化素质低之间的矛盾[3]。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培训来源于内源和外生的需求，一方面，表现在低素质农村富余劳力的“无限供给”与相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催生了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现实紧迫性[4]。
可见，农民工培训是继农民工在城镇“准入问题”以及“权益维护问题”之后的又一前沿课题。早期研究侧重于事实描述和对培训必要性与意义的浅层分析；近期研究主要从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主体、需求内容与培训方式进行细致解构，同时从现实和所得实地调查结果入手，形成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效率、培训体系和效果的反诘。如果以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求研究为主线，可以清晰地揭示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间的内在联系。这一联系可以归纳为图1。
图1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研究间的联系
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问题
目前国内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研究都将政府作为培训开展与服务提供的主导者，目前开展的农民工培训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政府的行政干预[5]。但是，近几年针对进城务工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开展的“阳光工程”、“春风行动”和“雨露计划”等政府培训工程的失效[6]，暴露出政府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方面的低效率与力不从心。曾晋莹、李锡元指出，如果由政府直接提供农民工培训产品和服务，则极有可能出现“政府失灵”[7] 的现象。
目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未能综合考虑农民工的实际需求，造成供求失衡，主要表现在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方面。首先，培训方式较为单一，仍以传统的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而已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偏好“师傅带徒弟式”的培训方式。其次，培训内容落后，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增加，农民工对培训内容的需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不仅注重对生存技能的掌握，也注重对发展技能的学习，而目前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内容仍以教授生存技能为主。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把政府作为唯一供给主体使得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过于单一，采取“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公退民进”等办法吸引企业和其他社会成员参与到某些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来，将有助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失衡。E.C萨瓦斯的研究也表明，摆脱政府公共服务低效率和资金不足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积极实行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建立起公私机构之间的竞争[8]。由此来看，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机制、模式本身必须创新，而这种创新包括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产品的民间供给和私人产品化。
在这方面，学者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其一是成立专业培训机构；其二是由用工单位为在本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开展培训。也有学者研究了新时期高校和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参与农民工培训的可行性[9][10]。总体来说，尽管目前已经大量存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民间供给和私人产品化的现实，但已有研究主要还是限于对政府供给主体的考察，对于民间供给主体则尚处于理论论证阶段，缺乏实证分析。
三、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问题
针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影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参与意愿因素的分析和归纳上[11]。不同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有较高需求。许东风、眭鸿明对江苏省3个城市农民工学习情况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93%参与调查的农民工希望参加不同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12]。苑国栋、李彤分别对上海、山东两地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情况进行了调研，其结果也表明农民工对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有较高的需求[13][14]。
然而，目前对具体培训需求内容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较少。实际上，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中，供给者必须以农民工的需求内容为出发点提供培训服务，如果无视农民工的真实需求，那么，就难以实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求均衡，从而难以达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最优供给。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和不断扩大，农民工的求职需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民工群体正在由亦工亦农兼业为主向全职从事非农就业为主转变，由在城乡双向流动向更多融入城市转变，由谋生存向注重追求平等转变。陈微指出，与改革开放初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更向往在城市工作，参与培训的内在动因更多地是为了提高职业稳定性和发展自我[15]。杨艳红、熊刚、戴烽指出，尽管目前农民工对生存性知识的需求仍占很大比例，但法律常识、实施政策、医疗保健、经营管理、创收致富经验等发展性知识，也进入了广大农民工的选择范围[16]。李雪调研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量最大（68.5%），但对与劳动就业相关的法律知识（57.8%）、创业知识（56.5%）也产生了浓厚兴趣[17]。
总之，随着农民收入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有了新的需求，不再仅仅局限于生存技能层面；而且新一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之间表现出了对职业技能培训内容的需求差异。
四、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筹措问题
在关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筹资问题的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筹措以国家投入为主，并且存在总量不足、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有关资料显示，2006～2008年间，各级财政安排的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资金支出累计达到80亿元，培训人数为2650多万，人均补贴约301.89元，这与实际掌握一门技术所需要的经费（平均大概在800～1000元）相差很大[18]。政府投入资金的低效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训经费往往浪费在一些培训质量低、培训效果不理想的项目上；二是经费存在被挪用的问题。
针对此，学者们普遍认同应当建立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以及社会力量捐助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李培林建议，国家应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企业支持、个人自愿、社会参与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采取“个人拿一点、企业出一点、政府补一点”的方式筹措培训经费[19]。姜长云基于农民工培训需求和供给的研究视角，认为我国目前的农民工培训存在供求错位问题，应该致力于建立多元化的农民工培训融资渠道[20]。张扬从农民工培训准公共产品属性的角度出发，指出国家是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最大受益者，理应承担投入的大部分，但企业和个人作为培训的直接受益者，也应承担一定份额的教育投入责任[21]。何筠、徐冬梅、吴学平等认为，解决农民工培训资金不足的关键是建立培训投资分摊机制，应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进行，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同样，张翠莲认为，解决农民工培训现实困境的理性选择应该是，发挥农民工、企业、政府三方合力，统一参与意愿，使农民工培训投资主体多元化，培训成本三方分摊，最大化地发挥三大利益主体的协同效应[22]。
以上研究大多是从理论上阐述、论证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多元化投入机制的可能性，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研究比较少，也没有成功的案例研究作为支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和农民工等各方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相互“博弈”的状态，彼此之间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对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进行准确界定，制定出针对性较强的多重制度和对策。而这些问题都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今后的研究中必须予以重点关注和突破。
五、解决农民工培训问题的对策与思路
归纳起来，学者们普遍认为，解决我国农民工培训问题需要从以下五方面入手：一是完善顶层制度设计[23][24]。如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努力形成政府买单、培训机构自由竞争、农民工自主选择培训点和培训内容的格局；建立“补偿教育”制度，为那些未能在义务教育阶段接受全部教育的人提供补偿性教育。二是完善农民工培训供给体系[25]。在发挥政府主办的各类学校在农民工培训中主渠道作用的过程中，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尤其是具有特色的民办机构开展农民工培训；同时，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组织协调机构，整合各种培训机构的优势。三是创新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26]。充分了解农民工的需求，从农民工的普遍利益出发，抓住农民工最主要的需求及他们所渴望的培训方式。在实践中，可以借鉴绍兴市首创的“三单制”培训模式：“学校出单”，即学校根据农民工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不同就业要求和企业的不同需求，开发超市化的培训菜单，力求培训与市场结合；“企业接单”，即力求培训与就业结合；“政府买单”，即力求培训与经费保障结合。四是创新培训投入机制[27][28]。一方面，坚持政府在农民工培训投入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根据农民工培训的准公共产品属性，采用公共和个人联合供给且联合融资模式，实行国家补贴机制，如发放教育培训券等。五是构建科学的培训效果评价机制[29][30]。首先，加速专项立法工作，加快建立农民工培训监测评估机制、激励机制和职业资格证书认证机制。其次，设置农民工培训服务质量标准，并设立专门的监督管理部门，定期对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专业设置、招生情况、学员结业率、学员技能鉴定通过率、就业率、工资水平等状况进行调查统计，与目标规划进行对比，看其指标完成情况，并据此进行评级。最后，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的细则和标准，建立长期跟踪考察制度，再结合科学的技术方法和手段，真正做好有效的农民工培训效果评估。
六、结论
以上主要是以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和需求为主线，总结了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已有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既指出了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分析了目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供给、资金投入机制、需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又从各层面和维度提出了相应建议，对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实践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但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或薄弱之处，这应当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首先，已有研究倾向于将政府作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当然供给主体。但是，在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日益走向市场化的条件下，把政府作为主要乃至唯一的供给主体将使得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渠道过于单一，必须将企业、民办培训机构等非政府力量纳入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研究中来，特别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
其次，与改革开放初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相比，当代农民工更加年轻，学历层次普遍提高，对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也与第一代农民工大不相同。增强新一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内容的研究，应成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研究中的新课题。
第三，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筹措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培训的供给效率和供求均衡，应该成为农民工培训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研究思路，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指明了方向。但是，对于操作层次上的具体问题，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也没有实证性分析。这应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四，已有研究大多是从农民工个体或政府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但是，由于统筹各大利益主体的研究理念对于解决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存在的“有效供给不足和需求不旺并存”以及“‘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存”等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如何统筹各大利益主体积极参与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中来，也应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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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ant Workers’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Based on Analysis on Supply-demand Framework
MA Kai， PAN Huan-xue， QIN T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Key words peasant workers；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supply； demand
农民工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AGIL”模型是一种用于分析社会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理论范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发展要素的诠释。农民工教育培训属于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通过借鉴“AGIL”模型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对于经济社会需求适应性差、培养目标单一、相关规范制度践行力不够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基于“AGIL”模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实现路径包括：提升供需双方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明确供需双方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目标；促进供需双方与中介机构的有机整合，加强制度与文化建设。
关键词 “AGIL”模型；农民工教育培训；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一、问题提出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三类就业难群体，分别是大学生、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就这三个群体而言，大学生接受的正规教育最多，人力资本中的知识积累较丰富；下岗职工具备一定的经验和技能，人力资本中的技术沉淀较丰裕；农民工在以上两方面都比较欠缺，因此其就业状况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我国的城乡差距仍然巨大，这就需要确保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实现就业难群体的脱贫致富，从根本上实现以城乡融合与均衡发展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根本在产业，产业的活力在优化，优化的主导则需要落实在生产要素，而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唯一活要素。作为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主导要素，无论是继续坚守城市从事二三产业，还是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背景下返乡创业，农民工人力资本普遍欠缺，市场议价能力较差，就业存在严重的内卷化现象。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劳动力的标准化需求与农民工群体劳动力贫瘠化供给之间的不对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通过为农民工提供合适的教育培训机会，提升其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使结构性人力资本供给质量全面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求职技能具有非常明显的行业特征，替代性较差，无法实现素质就业，这种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人力资本就业质量提高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作为人力资源的农民工如何实现高质量就业，其关键点在于要实现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的均衡匹配[2]。虽然非技能型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满足非技能型工作的要求，但是其可以通过相应教育培训成长为技能型劳动者。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大环境下，如果劳动者自身行业技能无法通过适当教育培训与劳动岗位实现良好匹配，或者无法通过教育培训实现行业间的适度转移，将会降低这一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增加其失业率。因此，我国劳动力市场有必要建立规范的、有针对性的劳动力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对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专项指导，通过增强农民工职业技能降低其失业率，提升农民工的工作匹配效率，最终实现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现实的教育培训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以最迅速有效的方法实现农民工“获取教育培训信息”与企业“提供合适岗位”之间的高效衔接与反馈，通过克服劳动力市场人职匹配时滞问题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效用最大化，使农民工群体成长为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人力资本支撑，在解决这一问题上，“AGIL”模型值得借鉴参考。
二、“AGIL”模型内涵解析
1953年，作为结构功能主义领袖人物之一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了名为“AGIL”的社会学模型，用来对功能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该模型设定任何行动系统都必须满足四项基本功能要求，即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功能（Goal）、整合功能（Integration）和维模功能（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3]，简称“AGIL”模型。“AGIL”模型指出，一定的价值体系会通过影响行动者的主观取向导致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结合，而不同要素间的结构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可以维持系统生存并发挥一定的社会功能。虽然“AGIL”模型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但并不妨碍其在关于社会系统研究中的充分应用。
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理论诠释，“AGIL”模型中的适应功能主要是指任何系统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为了可以生存发展下去，系统中的各要素必须通过各种手段适应环境，进而使环境对自身产生更大的包容性，并且从环境中获取所需资源。目标功能则是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系统各要素明确自己的目標导向，不断培养自己的技能并把其内生为能力实现系统目标。整合功能是系统中的各要素需要相互联系，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通过相互作用成为一个可以发挥“1+1>2”作用的整体，实现系统功能。维模功能则是在整合系统各要素的基础上，通过持续调整自身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以保证系统正常运行。以上四种功能构成了社会系统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任何社会系统都必须服从以上四种功能，如果要取得均衡和维持这个系统继续存在，它们必须得到充分满足。”[4]同时，以上四种功能反映了有机体的系统与有机体的某种需要之间的相互联系，彼此之间紧密关联、相辅相成[5]，为研究不同层次行动系统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农民工教育培训无疑属于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因此可以运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AGIL”模型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的适应、目标、整合和维模功能的情况进行分析，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三、“AGIL”模型视角下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对就业环境适应性差
由于农民工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与之对应的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无疑构成了社会系统中比较独立的子系统，农民工教育培训以外的所有社会因素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环境。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适应功能主要体现为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相应社会环境的主动协调性，其发展方向应该是一个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较为稳定的开放系统。农民工教育培训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具体表现为通过教育培训，农民工可以成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获取报酬，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实现稳定就业及产业融入，进一步推动现代化的发展。目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明显增加，这就不可避免造成了高技能劳动力供求缺口日益加大及劳动力市场技能回报不断上升。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的数量、质量和结构都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也就无法达成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数量方面，随着传统“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农村新增人口的数量会呈现绝对下降趋势，这会在无形中减少我国人口基数。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也出现明显萎缩，其中农民工占了很大比例，意味着劳动力整体的供给状况不容乐观。正是由于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把传统人口密集型增长方式转变为技术密集型增长方式，这就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而言，教育培训无疑是最佳选择，但现实是我国参加教育培训的农民工数量不容乐观。2016年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28171万人，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占32.9%[6]。以上数字反映了我国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人数比例较低，覆盖面较窄，无法实现农民工全面享受教育培训带来的现实成效和潜在收益。
在质量与结构方面，我国农民工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技能素质欠缺，人力资本禀赋不高，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就业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其中文盲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6.4%[7]，农民工文化素质低不可避免被禁锢在体力型劳动层面，无法实现技能型劳动就业。而对企业的调查显示，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2.45、2.11和2[8]，结构上的矛盾再次凸显，同时意味着农民工无法满足企业对于劳动力的现实需求，也就不可能实现其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宿感的延伸、由忍耐坚持向追求权益平等的延伸，更无法企及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自我价值的延伸。总体来说，文化素质低下，相应教育培训缺失，或者接受的教育培训与社会需求结构脱节，就业信息不对称，社会需求无法及时反馈到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中，再加上社会与企业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不够重视，造成了农民工职业技能缺乏，无法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新兴业态发展需要，也就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造成劳动技能层面的结构性失业。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不明晰
设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并且努力达成是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前进方向，目标功能强调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与经济的顺利接轨，满足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具体来讲，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应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类型而变化，是对农民工提出的特定要求，也是教育培训目标在农民工能力提升方面的具体化。规定农民工职业水平的发展方向，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环节起着根本导向作用，是农民工教育培训活动实施的预期结果和归宿。国际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口中人力資本的重要性高于发达国家和富裕人口[9]。这也就意味着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通过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来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目标功能需要注重教育和培训两个不同层面的目标设定：农民工教育不同于大众教育，是以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为受教对象的特殊教育，更加侧重于在已有普及教育基础上的特色习得。这一特征要求教育内容必须与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对农民工的生产生活起到积极作用，内容浅显易懂以便于吸收；教学方法应多样化，侧重社会式的教育方式；教育时间与农民工休息时间相符；教育地点最好选择在农民工聚居地，布置要干净、整洁，配备基本的桌椅及教学所需资料和设备。相比教育而言，作为另外一种人力资本获取形式，培训是指劳动力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对特定技能的习得过程。在微观层面，农民工培训强调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工进行的不同层面的岗位培训，通过高质量的适用性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减少结构性失业。总体来看，农民工教育更加倾向于农民工发展层面的习得，而培训层面则更加接近农民工生存层面的需求，其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见图1。
根据图1，农民工在参与劳动力市场过程中的职业化进程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基础教育层面、职业培训层面和职业教育层面，这三个层面依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满足农民工人力资本自身不同层面的需求。在基础教育习得的基础上，农民工培训可以满足这一群体生存层面的现实需求，而农民工教育与其发展层面相对应。教育和培训是两种目的和内容不一的活动。教育是提供和获得一般知识的手段，主要用于获得今后个人职业适应和发展的基础知识与职业技能，农民工教育则是在了解农民工现有文化知识水平基础上，以提高其知识水平和城市适应能力为主要任务的教育，所以此类教育应该是成人教育，强调补偿教育，让这一群体学习必要的文化知识。培训更加侧重于提供和获得专门性劳动技能的手段，用于提高受教育者目前持有职业的技能，一般是非学历性的，农民工培训更应该注重实用性。因此，十分有必要在长线教育与短线培训结合的基础上，构建符合农民工特征的教育培训系统。
（三）供需双方整合未达成效用最大化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在农民工教育培训领域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教育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农民工教育培训必须面对且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民工教育培训资源主要分为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三方面。人力资源是农民工教育培训中最珍贵的资源，也是最具有能动性的资源，其整合涉及到各主体在教育培训目标设定上趋于一致，在此基础上使教育培训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提高教育培训绩效。由于农民工教育培训产品性质既属于私人产品，同时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导致农民工教育培训涉及主体广泛，既包括农民工自身，又包括政府部门、用工单位和职业培训机构等[10]。要想实现整体效用最大化，就需要各教育培训主体在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博弈各方反应趋于一致，避免造成资源浪费或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充分发挥稀缺资源价值。经济资源主要指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各类基础设施和运作经费，其整合需要在政府财政和企业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社会捐助，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来源的多元化，走出一条切合实际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发展道路。社会资源主要指农民工教育培训活动中为了实现自身目的所需要具备或可供利用的一切条件，具有地域性、结构性和功能性等特征。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而言，特定的社会资本存量和结构要求相关主体通过建立若干关系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以期达到目标最优化，实现教育培训的初衷。
（四）制度规范与文化氛围缺失
维模功能主要强调文化对系统的稳定作用。在农民工教育培训过程中，用工单位的企业文化和规范制度等因素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起到维持功能。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的全体员工共同的精神、观念、风格、心理、习惯等的总和，具体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面，其中以精神层中的价值观念体系最为重要。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凝聚功能，一旦形成，就会对其成员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并具有延续性。相对于柔性的企业文化，规范制度比较刚性，并且带有强制性。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庞大复杂，要有条不紊地推动其前进，不能离开潜在模式维持功能的发挥，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可以被看做农民工教育培训系统演进的动力机制[11]。当前，许多企业并非系统性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或是文化建设过程不够系统化，各类相关规范制度也不够完善，潜在模式维持功能日渐式微，制约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发展。因此，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企业的锐意进取和开拓创新，需要构建并维护系统合理的文化与制度。
四、基于“AGIL”模型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发展对策
（一）提升供需双方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菲利普·库姆斯（Coombs.P.H.）认为，由教育体制与周围环境变化不同步造成的供需双方之间各种形式的不平衡才是真正的教育危机[12]。农民工教育培训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结构方面都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不协调，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与经济社会进步。因此，平衡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适应功能的基本要義。目前，我国经济社会需要一支水平高、素质全、职能优的工匠队伍，通过教育培训使农民工具备以上工作能力不仅可以缓解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使两者达到平衡，而且也可以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密切联系互动，使这一劳动力群体始终保持对于经济发展的敏感性，紧跟社会前进步伐，适应社会环境动态变化需求，在不断进步完善中保持适应性平衡，这也是农民工教育培训适应功能提升的未来方向。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作为劳动力市场信号的工资和就业数量等一系列指标，应该成为农民工教育培训内容安排和结构调整的主要依据[13]。只有在不同信号提示下对劳动力市场需求作出及时反应，才能使农民工适应新经济形势发展需要，使教育培训发挥应有功效。
同时，农民工教育培训又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独立有机体系，享有高度自主性，其功能提升取决于教育培训内容与形式的与时俱进。因此，十分有必要在提升农民工教育培训适应功能方面采取适当措施：一方面，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农民工教育培训主体的职责，保证各主体间信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建立统一和谐的教育培训机制，更好地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统一明确且井然有序的体系指导。另一方面，加强信息中介结构设置，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与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信息互通渠道，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教育培训空位，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关于社会需求的及时信息，进而有目的地提升农民工用来适应社会的各种技能。此外，还要建立一种市场信号生成机制、传导机制、调整机制和需求导向型的教育培训体制，使得这种体制既符合教育培训发展一般规律，又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实现教育培训的功能借鉴与本土化融入。
（二）明确供需双方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目标
在科学合理的目标设定前提下，努力达成这一目标是农民工教育培训必须践行的方向。目标功能主要体现在农民工教育培训目的方面，强调农民工教育培训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教育培训成果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在制定教育培训计划上应当充分考虑农民工的个体差异性，针对不同资源禀赋进行分层次、分类型甄别，使教育培训内容在兼顾公益性与满足市场需求前提下具有强针对性，培养符合产业要求的产业工人和技能工人。
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目标功能需要根据新形势制定出新的实施方案。在我国由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既要强调技术密集程度，又要照顾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特点和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这就需要在教育培训实践过程中紧密结合行业需求，针对情况各异的企业现状与农民工的不同层次，制定差异化的教育培训方案，提高实际操作技能。在此过程中，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农民工教育培训主体，既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层面，也涉及到农民工自身。所以，在进行目标功能维护时，应根据主体自身客观条件差异性而有所侧重，如政府和社会层面可以侧重于农民工发展层面的教育，相关企业和农民工自身可以倾向于生存层面的培训，这样，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相结合，有的放矢，可以使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功能的实现事半功倍。
（三）促进供需双方与中介机构的有机整合
农民工教育培训功能的改善，关键在于加强人、财、物三方面的协调性和凝聚性。首先，提高农村教育质量需要高质量的教师和培训师，要求学校、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以及用人单位这些提供教育培训的主体自身师资力量过硬，对农民工进行系统全面的职业知识、技能、态度和思想道德教育，为农民工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下良好的知识文化基础，最终实现自身价值。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需要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制定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内容，使农民工具有以就业为导向的一技之长，并且最终实现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后，农民工是教育培训过程中最具有积极主动性的主体，应在自我判断基础上辨别劳动力市场所需人力资本技能，通过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完成自身人力资本积累，以期与企业人才需求实现无缝对接。
农民工教育培训整合功能的经济资源方面，应注重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有效保证，摒弃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承担主体的模糊性，使这项工作落实到实处。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共青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社会资源层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网络达成信息共享，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源浪费。在以上各项资源内部有效整合的基础上，三项资源相互间也应该互通有无，协调配合，以期发挥“1+1+1>3”的资源整合优势。
（四）加强制度与文化建设
农民工教育培训维模功能体现了意识形态、精神氛围与规范制度等文化因素在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作用。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顺利实施和发展有赖于维模功能的有效发挥，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瞬息万变，其内在不稳定性导致系统功效的发挥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要求农民工教育培训过程在维持的基础上进行优化，突破传统观念束缚和保守思维定势，进行开拓创新，使这一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
农民工教育培训维模功能的发挥，需要加强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教育培训中文化因素的建构，尤以职业道德和企业文化为主。除了通过长期训练和短期培训得以传授行为模式之外，农民工职业还体现了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14]。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得有自己的伦理”[15]。因此，职业道德建设至关重要，可以自发地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很大程度上使农民工这群特殊从业者具有较强的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企业文化的形成其实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从“无力文化”到“强势文化”的发展过程[16]。企业是农民工的雇主，应该丰富农民工的娱乐、文化生活，积极倡导企业家精神，从长远眼光出发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消除各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使农民工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农民工职业文化的营造需要教育培训长远的战略目标、健康的价值观念和合理的运行机制，营造的核心在于创新文化培育。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创新文化构建应该把创新精神和理念有机融合，完成创新文化架构，确立农民工创新文化的发展目标，深化对农民工教育培训规律的认识，营造创新文化的良好氛围，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健全一系列相关规章制度，实现从观念引导到行动实践的跨越，使农民工教育培训向着不断开拓创新的方向前行。
基于“AGIL”模型的适应功能、目标功能、整合功能和维模功能，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实现路径见图2。
无论是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市场主体参与度都很高。参照“AGIL”模型中的适应功能、目标功能、整合功能和维模功能，如何从新产业、新业态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通过提升自身职业能力尽快适应市场变化，积极参与到三大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契合，农民工教育培训给出了启发性答案。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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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AGIL model； system；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evelopment analysis； innovation
Author Yang Xiuli， lecturer of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农民工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在现有的关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基本集中在公平问题、农民工子女学校生存问题上，并从教育体制、户籍制度、财政体系、政府责任等宏观的角度展开一系列的原因分析。这些探讨往往过于宏观和庞大，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和指导性。在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过程中，作为微观层面的教师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尤其是在一些农民工子女学校更为突出。农民工子女学校虽然营造了一个相对平等的就学环境，但是农民工子女中所存在的身份、心理和社会融合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作为最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一线教师，他们应发挥的教育功能和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功能和角色
在十几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基础教育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且也关系到我国城市未来的繁荣与稳定[1]。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就读为主”的政策。除了设置公办农民工子女定点学校，许多城市还为此规范民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以招收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入学就读。同时，基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和受教育需求的增长，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存在也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补充。农民工子女学校由于生源背景较为接近，基本不存在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受同学歧视、与同学融合这些问题，在就学环境上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平等”。然而，农民工子女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仍存在可能性的“不平等”。其中，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功能和所扮演的角色就处于一种至关重要的地位。实际上，作为一线教育者，一些教师对农民工子女及其教育的认识落后、角色定位不清等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开展和实效性，因此，转变教师的观念，发挥好教师应有的功能和角色，已经成为农民工子女学校教育的一个紧迫问题。
一、重新审视教师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重要功能
今天，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存在已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一定度上解决了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的公平、融合和心理等问题得到了有效处理。为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一线教师应发挥的功能。
1.教师能够推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
在西方教育理论中，教育公平的观念主要指教育机会均等。瑞典学者胡森认为教育机会均等包括起点平等、过程平等和效果平等三个阶段。[2]过程平等是指受教育过程中的平等，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主观因素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否给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养程度不同的学生以平等对待；客观因素是指资源投人，包括人和物两个方面。人的因素是指师资力量；物的因素，既包括学校外部因素，又包括学校内部各种物质设施。从中可以看出，在过程平等中，教师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说农民工子女学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起点平等”，那么教师则成为关乎过程公平與否的关键。教师薄弱的教育公平意识间接加重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不公平。“教师既是教育公平程度的体现者，也是教育教学过程中某些不公平现象的引发者”[3]。教师所提供的教育是包容性的，平等地尊重每一位学生是其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教师应关注和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不论其出身和学习基础的差异，做到“每一个教师关注和重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体现教育公平的理念”[4]。
2.教师能够促进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合
由于学生相似的背景，农民工子女学校解决了学生之间的融合问题，但在更广范围上他们却面临着社会融合的难题。所谓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教育，是指在公平的价值理念下，使农民工子女在学习、生活和心理等方面与本地相融合，促进其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5]。农民工子女学校本身形成了一个同质性较高的相对封闭群体，群体身份也随之固化。他们与城市学生被人为地区分开来，这加深了群体间的隔膜，造成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困境。
农民工子女在随父母流入城市的过程中，有着城市和乡村不同生活的特殊经历。他们一方面已经或多或少沿袭了父辈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另一方面又每天所见、所闻、所感大量来自城市的信息、规范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由于社会角色的变化和身处两种不同文化的环境中所遭遇的外力，容易产生心理裂变和道德迁移。[6]教师应将来自不同背景的多元文化进行整合，提供一种多元文化整合的教育，是促进农民工子女教育过程融入的重要途径，也能提供公平、公正的教育视角或窗口。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发展其能力，避免农民工子女在城乡不同区域和文化环境下出现心理断层。在适应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转换的同时，在心理上真正实现从“合”到“融”的转变过程[7]。使农民工子女实现对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同化，以及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和归属。
3.教师能够起到心理疏导器的作用
农民工子女正处于人格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进入新的环境后，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了他们新的心理发展危机，给他们人格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尽管农民工子女学校中基本不存在受同学歧视的现象，但是农民工子女仍普遍表现出比较内向、不够自信的心理特征，一些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有些农民工子女在众人面前不敢说话，无法与别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8]。在这种情势下，教师越来越需要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励志教育。如果老师无暇或无力关注这一现象，给予合适的引导，长期消极心理状况势必影响他们的人格健康发展[9]。
作为教师，应该主动加强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熟练掌握心理辅导和咨询方法。学生的心理状况如何，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首先要认真关注和考虑的方面。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执行者，有责任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积极地参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一方面，教师应该密切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心理健康。教师应该多与他们亲近，倾听他们在学习中的心理感受，情感需要乃至成长的烦恼。老师正确且有效的引导，将有助于他们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特点，学校有针对性的开展相关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通过心理健康主题活动使他们科学认识生活环境，增强应变能力，提高心理素质。教师正确运用所学的心理学知识，引导他们合理调适自我、增强自信，顺利转化人格发展中的统合危机，适应城市，适应社会，走出城市“边缘人”的状态[10]。
二、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的角色定位
教师这些功能的发挥是通过其自身的角色定位来实现的。由于农民工子女自身各方面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使得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除了传统的基本的角色以外，还应该扮演一些新的角色，以提高教育的有效性，消除农民工子女学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1.知识的传授者
教师的基本角色，传道授业解惑是必不可少的[11]。在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应根据农民工子女的特点改进传授知识的方法：首先，根据农民工子女的特殊情况，设定学习的目标，让他们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其次，根据学生情况选择适合的教学策略，使教学策略的多样性得到更好的应用，充分体现因材施教；然后，进行小组活动、小组学习的方式，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特点来看，他们缺乏一种必要的交际能力，教师通过组织学生小组，鼓励学生参加活动，可以增强他们的社交能力，减少自卑和烦躁。
2.班级的领导者和管理者
班级能够产生凝聚力和亲和力，对于农民工子女，班集体就是他们第二个家，而教师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和管理者。团结和睦的班风是建立一个“家庭”的基础，教师要注意树立和保持优良的班风；刻苦严谨的学风是“家庭”成员发展的保障，教师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学习规范，让学生参与进来，使整个班集体充满学习的热情；欢快轻松的活动是学生生活的“润滑剂”，通过丰富多彩的学校活动，逐步让他们展现自我才能，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增强自信心。
3.学习的指导者
由于各地教育状况的差异，有的孩子进入新的学校后感到學习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不及时了解到这些情况，这些孩子很有可能会“掉队”，长此下去，将会使他们对学习产生厌倦。在这个方面教师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要及时了解这些学生的学习情况，帮助他们尽快赶上来[12]。对教师来说，指导学生的学习、激发学习动机是首要任务。农民工子女需要的不再是过去教师使用老一套的方法与途径，更需要的是教师理解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作为教师应该先要理解什么是学生的学习动机，然后多给学生以表扬、鼓励和提示，让他们主动积极地参与学习，使他们减少自己与其他同学的距离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的好奇心。另外还要理解他们的压力，尽量减少学习压力，给他们营建一个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
4.人生航船的导航者
在日常的生活中，农民工子女由于缺乏父母的照顾，在很多问题上处于一种茫然状态，比如个人生理问题、情感问题、生活上的无序等等，教师都要起到家长的替代者、人生的导航者的作用。因为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常年在外，或者很少有时间照顾学生，而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又是在学校中度过的，教师有大量的时间与学生相处，教师是学生心事的最好倾听者和建议者；学生一旦遇到问题，最先想到的是老师、家长，他们所要求得到的帮助，老师是第一个得知的。教师既成为了学生潜能的发现者也成为了学生要求咨询的接受者，同时还成为了学生咨询计划的支持者，在学生的心目中，教师是他们的楷模，教师的言行举止也是他们争相效仿的；而教师作为在给学生提供咨询的同时，也变相的促进了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
5.农民工子女心灵的朋友
从农民工子女的构成来看，主要是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缺少必要的照顾，同时也很少与人交流，就是那些与父母一起外出的学生，在感情交流上也是很缺乏的。因此，若想教育好学生，教师应该做学生的知心朋友。教师应该放下架子，深入到学生中，参加学生的活动和学生多交流，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和心理特征，并做好家访工作。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性格特点以及家庭情况进行谈心和教育。充分地相信学生，尊重学生，把学生真正当成学习的主体。只有教师把学生当作知心朋友，教师才能自觉地去营造一种民主、宽松、开放、自由和包容的创造性环境，才能使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总结
农民工子女大多数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这一阶段对于儿童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在这一阶段所受的教育对他们以后能否很好地融入社会生活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3]农民工子女学校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存在，学生同样要面临教育不公平、社会融合和心理适应等方面的障碍。因此，我们通过重新定位教师所承担的责任和功能，以及教师所面临的新角色，在一定意义上消除教育不公带来的消极影响。教师一方面要承担教育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又要做好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合和心理适应工作。他们要帮助解决孩子在与父母分离、流动中带来的学业困难，既是孩子亲情缺位的替代父母，也是学生的心灵朋友，既是严格的老师，又是人生导航者。
教师，神圣而光荣，她既是一个称号也是一种职业，同时还是一种责任和爱心。作为教育者，尤其是教师，要用博爱的胸怀去温暖农民工子女的心[14]。教育工作要求教师必须从尊重每个农民工孩子出发，认识到每个农民工孩子都值得培养，从而教会他们怎样学习。农民工子女虽然来自农村，但是他们大多数对目前的生活状况都不满足，他们有强烈改变现实处境的愿望，不希望走父母的老路，渴望挣更多的钱，渴望通过受教育来改变命运。教师要相信每个学生具有独特的天赋，都有内在的潜力，都有向上、向善的内在要求。为此，教师充分认识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性，并用自己的辛勤工作和爱心帮助流动人口子女克服从乡村到城市的跨越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学习、心理和文化适应问题，使他们在城市中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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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职业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在广泛搜集江西省返乡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各方资料和利用个别访谈法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流动子女在现阶段教育衔接所面临的问题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家庭、学校、社会以及政府等多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衔接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和沿海城市产业转型的影响，大批农民工不得不面临失业返乡的困境。据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数据显示：江西省2013年农民工人数达到733.7万人，其中在省外就业的有512.84万人，省内就业的有220.86万人。春节期间，返乡农民工人数达395万人，跟随返乡的子女不在少数，这一庞大的群体应该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近几年来，中央和江西地方政府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出台了不少政策，如2008年中央就明确发文要求各地中小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接收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返乡农民工子女借读费；2013年宜春市物价局、宜春市教育局联合下发《关于转发省发改委、省教育厅〈关于规范我省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宜市价费字[2013]36号），规定必须按通知中界定的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范围收费，不得在省《意见》规定的范围之外自立收费项目，或擅自搭车收费。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江西省很多学校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这一规定，如2013年宜春市教育局通报了丰城市同田乡同田中学和同田小学对返乡农民工子女收取择校费的违规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此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学校及时清退了费用，相关人员得到了处理。从此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工作重点仍旧放在农民工子女在父母务工所在城市的就学上，而往往忽视了返乡流动子女教育衔接存在的问题和教育是否公平。如2012年年底，省财政厅下拨9 400万元扶持资金，对接受农民工子女较多、条件薄弱的城市公办学校进行扶持和奖励，以确保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能够平等享受义务教育，但并没有出台对流动子女返回户籍所在地就读方面的财政拨款和扶持政策。另一方面，就目前而言，我们大多数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表面——只局限于农民工子女是否有机会接受教育，而并没有关注到如何使其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这不得不说是我们在对这个问题认知上的短视。返乡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关乎教育的公平、社会的公正，容不得我们忽视。农民工子女跟其他人一样，都是国家的未来，解决其返乡后的教育衔接问题，无疑也是在为国家塑造未来的栋梁。另外，由于返乡流动子女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不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很可能会使得他们无法继续正常的学业，沦为社会无业闲杂人员，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关于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衔接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致力于打破现阶段人们这种认知上的短视，从主观和客观两大方面来研究如何解决返乡农民工流动子女这一群体的教育衔接问题。
二、返乡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衔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家庭方面
首先最重要的是物质基础的缺乏。农民工家庭多靠父母在外务工的微薄工资维持家用，返乡农民工由于长期待业在家，加之农田多闲置或出租，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一般较拮据。尽管现在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免去了子女就读的学杂费，但是一家人的生活开销仍然很大。所以，不彻底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那么其子女的教育衔接就沦为一句空话。
其次是观念上的不重视。尽管近几年来出现了很多80、90后农民工，但是就我国现阶段来看，农民工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化素质不高。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及以上文化仅占11.62%，系统接受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农民工学历以初中毕业和初中肄业为主，初中毕业的占32.7%，初中肄业的占22.5% [1]。这一群体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观念相对保守，不大注重子女的教育问题。子女随父母返乡后一旦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其无法继续进行正常学业时，父母一般也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并不采取措施去解决问题。这也是造成现在很多子女在完成国家基本的义务教育之后并没有接受更高等的教育便随父母加入农民工行列或者成为社会闲杂流动人员的原因之一。
再次是生活习惯方面。由于从小就跟随父母生活在城市，很多农民工子女的生活习惯已渐趋城市化，很难再适应和融入农村生活，返乡后在短时间内心理和习惯等方面都难以转变过来，甚至会产生厌恶和反抗心理。而对从来就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的农村父母而言，当看到返乡后子女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时，难免打骂，这也会使得本来就因缺少沟通的血缘关系变得更加疏远，让孩子滋生了逆反情绪。这都为返乡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衔接问题带来了巨大的考验。
（二）政府和社会方面
返乡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上出现断链，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2]。如前文所述，我们社会和政府目前所关注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改善农民工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其子女在城市的教育问题，而忽略了这些流动子女的教育衔接问题。当然，就客观来说，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对于农民工子女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一复杂的问题来说，我们还得慢慢去摸索之后再加以解决，而不能急于求成。而且我们的政府也在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如2009年江西省丰城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卢小梅及时带领市教育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通过走访、与返乡农民工子女交谈等方式深入返乡农民工家中了解情况并积极向丰城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以开通“入学直通车”等方式确保每一名返乡农民工子女顺利地在本市入学，很有效率地解决了本地返乡农民工流动子女的就学问题。但是就感性的认知来看的话，对返乡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衔接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社会和政府的忽视所造成的。而本文最大的目的，无非也就是想通过笔者的分析，将这一问题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从而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最终促成这一问题的解决。
（三）学校方面
学校在返乡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衔接这一问题上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大到学校的制度规范、校园氛围，小到课程设置、教师队伍，都对返乡子女能否更好的在学业上进行衔接有着重要的影响[3]。只要把握好学校这一关，就能很好地杜绝返乡子女的教育出现断链现象。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学校并没有遵从国家关于义务教育的相关规定，对返乡就读的流动子女办理入学或转学手续时设置了重重障碍，收取高额的择校费，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家庭无法负担，导致一些返乡子女无法正常享受到国家公办教育。另一方面，学校片面讲求效率，只顾及本校大多数原有学生的学业，而较少地甚至忽略了返乡转学学生的学业情况。如没有开设心理辅导咨询点专门为返乡子女进行心理辅导，没有考虑到返乡子女原就读学校与本校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材内容等方面的差别而继续原进度教学等等。例如，江西省中小学教材版本与沿海地区中小学教材版本存在一定的差异等等，这些对成功转入本地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的学业仍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建议及对策
返乡流动子女的教育出现衔接上的问题是受家庭、政府、社会、学校等多方面交互影响的结果，所以在分析解决对策时也要综合考量。
1.返乡农民工的就业安置问题是重中之重，是解决返乡农民工子女教育衔接问题的基础。不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其子女的教育衔接问题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如何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由政府牵头，一方面政府引进项目，在返乡农民工集聚的乡镇建立乡镇企业，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或积极倡导返乡农民工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早在2008年1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要求大力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投身新农村建设，就意识到了返乡农民工就业问题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严重性；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与北上广等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稀缺企业联系，尽可能地输送本地劳动力。（2）返乡农民工自身应该转变观念，发挥自身在城市务工的经验优势和技术优势在当地自主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从而解决自身的再就业问题，如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爆红的“烧饼帅哥”、“猪蹄西施”等，可以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2.政府应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关于教育领域的内容，从政策层面采取措施保证返乡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难问题。教育行政部门要把返乡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纳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范围，确保政府经费的投入[4]。返乡农民工子女享受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为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等优惠政策，各地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借读费等费用等。
3.学校在这一问题上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返乡农民工流动子女大多是在父母务工所在的城市生长并且受教育，突然跟随父母返乡转入一个陌生的学校，必然加剧了他们的陌生感和不适应感，对环境的不适应以及两地教育方式和内容、文化习俗等的差异可能成为其受教育过程中的阻力[5]，所以学校应该从这些方面着手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就学校的制度规范来看，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拒收返乡子女，应该严格按照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简化入学手续，并为办理转学或入学手续提供方便，及时安排返乡的适龄儿童、青少年转回原户籍所在地公办小学就读。
与此同时，各地学校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及时制订接收安置方案，添置有关教学设施设备。要有针对性地对返乡农民工流动子女进行学习辅导，动员广大师生开展“一帮一”、“手拉手”等各种形式的帮扶活动，及时解决好返乡农民工流动子女入学后的课程衔接、寄宿生生活等问题，使他们尽快融入新的集体，尽快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4.家长自身须转变观念。大部分农村问题少年都处在长期与父母分离或与父母长期缺少有效沟通的环境里，因此，家长应该主动与子女沟通交流，并且在与子女交流的过程中尽量不要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和手段，要耐心对子女说教，不能将生活中的压力和情绪变相的发泄给子女。同时还应该树立重视教育的观念，子女教育是长远的投资，不能消极片面地看待子女的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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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