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业政策性保险范文第1篇
曾玉珍
2011-05-17
摘 要：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险的一部分，但与其他农业保险相比，不但呈现出了其独有的特征，而且也赋有了更多的功能与作用。本文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内涵的界定，深入辨析和推理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与作用;同时也通过对其作用路径的剖析，勾勒出了其功能与作用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 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风险，农业损失，现代农业
从2004年开始新一轮政策性农业保险试验以来，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学术界已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三个问题：一是直至目前仍鲜有界定和解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内涵的文献，且还未能达成共识;二是有些文献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与作用简单地等同于农业保险的功能与作用;三是大量研究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作用和功能定位等基础性问题认识不清，甚至将彼此混为一谈。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研究缺少共有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不利于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提供科学系统的指导。因此，本研究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界定和辨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内涵
(一)农业保险的种类
由于农业内涵的广泛性与发展性，农业保险的业务种类繁多，学术界和保险业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对农业保险进行了分类。目前主要的分类方式有以下两种。
1.按照承保对象与范围不同的分类。这种划分方式是沿袭农业的广义与狭义之分而形成的，将其相应地分为广义的农业保险和狭义的农业保险，或称为“大农险”与“小农险”。“小农险”的承保对象与范围仅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通常被称之为“两业保险”;“大农险”的承保对象与范围则涉及广义农业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农村保险”。
2.依据经营目标不同的分类。按照经营目标的不同，可以将农业保险分为商业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两类。其中，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是获取利润最大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是最大程度地实现政府预定的政策目标，而不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的首要目标，或不作为唯一的经营目标。在我国保险实践中，又常根据保费补贴主体的不同，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分为中央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地方政策性农业保险。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界定
目前在国外文献中尚未找到能完全与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对应的称谓，关于国外对其定义的界定也无从谈起。在我国，近几年已有多位学者分别从多个视角对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了界定。庹国柱和朱俊生( 2004)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定义为，为了实现政府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而实施的农业保险或建立的农业保险制度;施红( 2008)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就是指政府作为风险配置主体介入了农业保险的风险配置过程的一类特殊类型的农业保险;李海军( 2009)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农产品的农业保险给与一定政策扶持和优惠的一种制度安排;段胜( 2010)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相对商业性农业保险而言的一种特殊农业保险形式，它是国家依据政策目标或服从特定的政策规划而建立的一种保险制度;庞在礼( 2010)提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由政府主导推动，财政给予保费补贴，农民自愿投保，商业保险公司承办，按商业保险规则运作，并提供专业化保险服务的一种农业保险;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经营者之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管理办法》中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中央或地方财政给予保费补贴的农业保险业务。
基于上述研究，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特征，本文认为，所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通过参与部分农业保险产品的运营，或对相关农业保险业务参与主体提供一定的扶持、优惠或补贴等促进政策的一种制度安排。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特征
1.特定政策目标性。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为特定的政策目标而服务的，因此，无论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选择，还是保险责任的确定，抑或是实施方式和实施范围的确立，都是围绕着提高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和效果而设计的。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随着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公共财政的能力和重点目标、产业政策等众多因素的不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会呈现出动态发展性和差异性。相应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业务种类和实施范围等内容也会随着其实施目标的转变而发生一系列的调整与变动。而且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某一特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通常也并不是唯一的，更多是一个具有共同取向的目标群。如我国目前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也并不是仅仅为了管理农业风险，或稳定农民收入等，而是包括提高农业风险管理水平、稳定农民收入和保障农产品供给等内容的一个多目标集合。
2.经营目标多元化。从产业经营层面分析，农业保险属于经济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作为其经营目标。然而在实践中，绝大多数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是具有高风险、高成本和高价格等典型特征的农业保险险种，在完全市场机制中不能自发形成市场均衡。同时，这些险种的开办与经营又是政府实现特定经济或社会等政策目标所必须的，因此政府必须通过直接参与或介入这些险种的运作过程以保障其政策目标的实现。由政府职能决定，政府参与运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首要目标并非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应是最大程度地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同时增进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会公平。
3.经营模式多样性。从经营模式视角，受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能力等因素影响，政府介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在实践中，目前主要有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自办经营模式;政府通过指定商业保险公司为其代收保费、代付赔款的代办经营模式;政府与其他保险供给主体(股份公司、相互公司、合作社等)合作，按比例分担保费、承担赔偿责任的联办经营模式。但无论采用何种模式，政府都会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相应的扶持、优惠或补贴等促进政策，以诱引相关业务的稳定发展。
4.承保风险弱可保性。保险业持续稳定经营必须满足的要件之一就是以可保风险为经营对象。所谓可保风险，简单地说，就是可以被保险公司所接受的风险;更明确地说，可保风险必须满足独立性、偶然性和意外性等要件。然而，由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许多农业风险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系统性，如农业自然风险一旦发生，不但可能会同时造成较大区域范围内保险标的的损毁和灭失，而且还会引发其他农业风险的发生，甚至造成农业巨灾损失，由此可能会导致农业保险公司面临巨额赔偿，威胁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定性，因此使得这类农业风险不符合理想的可保风险要件。同时，在保险实践中，农业保险也呈现出了高成本、高赔付和低利润的显著特征，进而导致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商业性农业保险市场的均衡数量较低甚至不存在的局面。然而，从宏观经济及社会层面，此类险种所涵盖的农产品关系到国计民生，或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迫切需要政府发挥其职能，通过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参与到该类险种的市场活动中，从而促使一定规模的市场均衡的实现。因此，从风险可保性角度，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大都是无法单独依靠市场而转移的风险，即属于弱可保性风险。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
目前中外学者对保险的功能认识基本达成一致，普遍认为现代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其中经济补偿功能是保险的本质核心，也是保险的基本功能;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则是保险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在其基本功能基础上产生的衍生功能。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的一个分支，同样具有保险的这些功能。不仅如此，由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和实施范围所决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更为明确而具体(见图1)。
图1：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路径
注：①椭圆内表示参与主体，实线框内表示功能，虚线框内表示作用;②实线连接箭头显示功能传递路线，虚线连接箭头呈现相应功能的作用路径;③内环虚线框内表示基本功能，内环虚线框与外环虚线框之间属于衍生功能区。
(一)基本功能
所谓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功能，是指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营过程中，由其自身内部活动所产生的最根本、最直接的有利功效(图1中内环虚线框区域所示)。
1.分散农业风险与补偿农业损失。该项功能体现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各经营主体，通过其在不同地区的分支机构承保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并建立起保险基金，将某些少数农业生产经营者所遭遇的特定农业风险分散在所有参保主体间，以实现农业风险在空间、时间和作用对象等方面的分散与转移;另一方面，当被保险农业生产经营者在保险有效期内，由约定的农业风险导致农业损失发生后，政策性农业保险人将在约定的责任范围以及保险金额内，按照保险标的实际损失对被保险人给予一定的损失补偿，履行补偿损失功能。其中，分散农业风险是补偿农业损失的手段，而补偿农业损失则是分散农业风险的目的。因为如果不能做到农业风险在空间、时间和作用对象等方面的有效分散，就不可能对农业损失进行补偿。在现代农业建设与发展中，虽然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部分农业风险得以有效控制或减弱，但与此同时也增添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风险，而且农业风险损失程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如随着设施农业、精准农业等现代农业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设施一旦遭遇风险损毁，所造成的损失可能更为严重。因此，通过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其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补偿农业损失等功能更为重要。也正因如此，分散农业风险与补偿农业损失不仅是赋予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本功能，而且也是最核心的功能。
2.规避与消减农业风险。虽然从表层上看，政策性农业保险只能通过其特有的运作机制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并不能将农业风险化为乌有或减弱。但在实践中，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在经营中遵循的是“防赔结合”的风险管理理念，即保险公司为了有效控制风险，提高风险管理的效果与效率，不仅会在承保时对承保标的所处的风险状况进行检查、评估和提出改进建议，而且在整个保险期间都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风险检查与监督，以及实施必要的防灾防损措施。通过保险公司专业风险管理者的指导与帮助，以及得益于保险公司为了提高自身经济效益而实施的减灾防损措施，如农业技术培训、人工降雨等，都会促使农业生产经营者提高农业风险管理意识，提升防灾防损的水平与能力，减少农业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降低农业风险损失程度，进而从客观上起到规避和消减农业风险的功能。因此，规避和消减农业风险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另一重要的基本功能。
(二)衍生功能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衍生功能，也即是由其基本功能所派生的功能，是指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发挥其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对外部所产生的间接的有利功效(图1中内、外环虚线框之间区域所示)。
1.激活与融通农村资金。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者，通过收取保险费而积聚大量保险基金资金，并通过对保险基金的合理运用，以促进农村闲散资金转化为投资，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同时，有利于分散金融风险，推动农村资本流动，实现农村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该功能是由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机制所衍生的功能之一，并将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以及经济金融环境的不断完善而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我国，通过大力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农村居民传统上所形成的以储蓄作为单一投资的理财方式，进而分散农村居民储蓄过于集中银行所形成的金融风险，而且还有利于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2.承载支农惠农工具。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通常都是具有“高损失、高赔付、高费率”等典型特征的农业保险险种，因此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商业保险公司不愿经营此类业务，由此造成此类险种不能单独依靠市场机制而完成市场交易，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这样不仅使农业因高风险而处于难以为继状态，而且也会使整个农村经济与社会处于高风险与不稳定状态。政府通过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一方面通过转移和分散农业风险，实现农业风险承担主体多元化，减少农业生产经营者的风险，为农业提供更高的风险保障，以促进农业的平稳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保险运作机制，通过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险种、风险责任、实施范围、保险费数额和缴纳比例、保险费与保险基金管理方式等方面的设计与管理，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和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从而实现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支持与扶持。同时，这也是WTO规则下各国常用支农惠农的重要工具。
3.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参与农村社会管理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一项重要的衍生功能，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者通过对受灾被保险农业生产经营者进行及时有效的损失补偿，不但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农村居民生活安定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而且还利用保险赔偿机制实现了所有参保农户间的收入再分配，缓解了社会矛盾，消减了农村不安定因素。同时也增强了社会应急能力，减轻了政府对受灾群体进行救济的财政压力。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者通过防灾防损措施的实施，不仅增强了自身的偿付能力，而且还通过其对农业风险管理的督促与示范，提高了被保险人以及其他农业生产经营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防灾减损的能力，减少了社会财富损失，有效地承担了风险管理的社会责任。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及其路径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是指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发挥其功能过程中，对经济社会等方面所产生的有利溢出效应。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作用不仅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目标的重要依据。
(一)促进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诱导农业健康持续发展
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对农业发展的有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降低农业风险预期，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经营者通过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不仅将不确定性的农业风险损失转移了出去，稳定了农业预期收益，为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还借助农业、畜牧业和气象等部门专业技术指导与防灾防损措施的实施，规避和减少了农业生产经营风险，从而提高了农业投资预期收益。这不仅会促使农业生产者增加对农业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级生产要素的合理投入，而且还会刺激与吸引社会对农业的投资，非常有利于促进农业资本的形成，加速发展以高效、生态和精准农业为主的现代农业，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提升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二是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创新设计，可以有效诱导现代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政府通过设计特定目的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风险责任、实施范围、优惠政策等内容，可以有效诱导某一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同时又通过保险运作机制，转移与消减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农业风险及其损失，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壮大保驾护航，从而实现现代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良性循环发展
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为农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的同时，也为稳定农民收入奠定了基础。尽管农业生产经营者在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时，需要支付一定的保险费，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生产成本，从而减少了其可获得的最大纯收入。但同时，农业风险损失发生后的保险赔偿也减少了因损失发生而引起的收入大幅度减少的可能性。Yamauchi( 1986)及Kraft(1996)分别以美国和日本的数据证实了农业保险在影响农业净收入的概率分布和收入稳定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一方面可以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实行低费率、高补贴政策或再保险机制等规避农业风险尤其是农业臣灾风险对农民和农业的影响，改变“一次重灾，即刻致贫”的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对险种的创新设计，还可以使政策性农业保险成为补贴农民与扶持农业的有效工具，进而成为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有效载体。而且，当农民收入得到稳步提高后又会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如此反复就会促进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进入良性循环发展之中。
(三)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实现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
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与国民经济的其他产业、农村与城市具有高度联动性。农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不仅会直接带动农业产前、产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还会促进农民对工业品、服务等产品消费需求的增加，进而驱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Leatham等(1997)通过对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实证研究证明，1美元的农业保险赔款带动该州的商业销售额增长了2.3美元，带动个人收入增长了1. 03美元，使该州总产出增加了1. 14美元，并增加了51.6个就业岗位。同时也表明了农业保险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积极的乘数效应。因此，通过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运作机制，在提高政府支农惠农政策效率的同时，还能更好地实现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四)提高农民的经济与信用地位，促进农村金融体系高效有序发展
在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者受收入低微与农业保险的高费率等因素制约而无力购买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后，农民只能依靠储蓄、亲属援助、救济或贷款等方式恢复生产与建设。这不仅使农民经济收入低下而且也无保障，甚至会导致原有贷款因无力偿还而拖欠或产生新的债务。加之由农业风险特性所决定，一般农业灾害影响范围都较广，由此可能会导致许多农户陷入上述困境。同时，农村信贷机构将因农民的违约遭受损失或因农民的经济与信用地位低下而缩小信贷规模，降低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在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后，一方面通过为农民提供风险保障和损失补偿，保障农业生产稳定进行，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信用地位，帮助农业生产者冲破原有的农业生产投入资金难以获得的窘境，可以有效解决农业资金投入的瓶颈制约，从而促进现代农业稳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激活农村流动资金，分散金融风险和提高金融效率，对促进农村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高效、稳健、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五)提高农业风险管理的水平与能力，减少社会损失，减轻政府救灾救济财政压力
农业风险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等特征决定了农业的脆弱性与损失的严重性。然而，在传统的农业风险管理模式中，受经济发展阶段、农业科技水平和风险管理技术等因素的制约，普遍存在着“轻风险管理过程、重损失补偿”的现象。一旦农业灾害损失发生，只能通过农民动用储蓄自救、社会救助、商业性农业保险赔偿和政府救济等方式渡过难关。然而由于农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自救能力非常有限;社会救助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业性农业保险无论是保障范围和程度，还是覆盖面又明显不足，对损失赔偿微不足道;最后只能依靠政府财政救济尤其是受灾地区的地方财政救济，这一方面必然导致政府背负沉重的救灾救济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还往往难以有效弥补农业损失，从而导致部分灾民陷入因灾返贫的困境。通过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政府将部分灾后救助资金转变为事前参保资助或保险投入补贴，不但可以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等多方主体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提高各主体尤其是农民的风险管理意识，引导其科学管理农业风险;而且还可以动员和集结多方力量提升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效提高抗灾救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并有利于风险防范措施制度化，从而减轻政府农业灾害救济的财政压力。
(六)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公平与农村稳定
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履行补偿农业损失和承载支农惠农工具等功能时，可以有效补充国民收入在农业与其他产业，以及被保险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首先，政府无论是通过对投保人进行保险费补贴的方式，还是通过对保险人进行补贴或给予优惠政策等方式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都将使一部分国民收入传递给农民。Goodwin( 2001)利用1988～1999年期间的美国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保险对农业部门转移支付的效应。根据其测算，在该期间农民平均支付1美元的保险费，就可以收到1. 88美元的赔偿。这无疑从客观上起到了对农业部门进行转移支付的作用，实现了整个国民经济和农业部门间的再分配，进而缩小了农业这一弱势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其次，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通过对受损被保险人农业损失的赔偿，不仅实现了在所有被保险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而且通过介入灾害事故的紧急处理，履行了社会管理职能，有效减少了社会摩擦，从而保障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四、结论
安徽农业政策性保险范文第2篇
胡继连.山东农业大学,2009. 农业是人们利用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长机能,通过人工控制和培育以获得产品的基础产业,容易受到多种自然灾害和环境变化(如旱、涝、风、冰雹、寒潮、病虫害等)的影响。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和自然灾害频发国家,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分散农业风险,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既是降低农业生产系统性风险、保障农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现代农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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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试图运用准公共产品理论、博弈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作为分析工具,系统总结研究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比较分析国内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典型模式,并专门考察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探索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安徽农业政策性保险范文第3篇
一、 存在问题
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几年来，我县政策性农业保险取得了长足发展，成绩斐然，为遭受各类自然灾害的农民朋友挽回了很多经济损失，使他们能够更顺利地投入新的农业生产经营，部分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否则将严重制约我县农业经济向规模化、现代化迈进。具体表现在：
(一)受理农业保险品种过于单一，目前只受理水稻，小麦，油菜等几个品种，而诸如蔬菜大棚、烟叶种植等还没有纳入其中。
(二)巨灾保险支持不够。一旦发生毁灭性自然灾害，而现有农业保险的赔付比例较低，不足以支持受灾农户灾后生产恢复，农民就比较容易重新返困，这样将损害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三)农村农保网络不健全，农保人才有待加强培训。目前很多商业保险的触角都已伸向农村，而我县政策性农业保险还停留在“政府推动，政策扶持，市场运作，风险共担”层面上，造成自然灾害发生后报灾，核灾不能及时准确，容易造成受灾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误解和冷漠。
二、几点建议
(一)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受理范围。建议像蔬菜大棚、烟叶种植等投入产出较大的农业项目(它们更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侵害)，应在保险公司充分核验的基础上，将其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内。
(二)设立巨灾保险制度。考虑到农业保险灾害发生的巨大性、非均衡性和不可预见性，根据国家“建立财政扶持下的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体系”精神，应尽快建立财政支持下的巨灾保险体系。
(三)大力加强农村保险网络和人才队伍建设。 建议县委县政府领导在乡镇级农业保险组织保障、办公用房安排上加大投入力度，设立专职乡镇级农业保险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并在各村、村民组选聘一批责任心强，素质高的农业保险协保员，协助县级农保机构共同搞好服务，以便农民办理投保、索赔等手续。
与此同时，上级农保机构还应重视对农业保险业务人员的培训，尤其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技术培训，帮助农民提高防灾抗灾意识和能力，培养一批懂农业、懂保险的高层次农业保险专业人才。
安徽农业政策性保险范文第4篇
摘要：国家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以来，对稳定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投保意愿低、经营成本高、理赔程序繁琐、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作者在调研基础上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问题；建议
自2004年中国保监会选取9个省区（市）正式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以来，农业保险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5年，我国承保的主要农作物突破14.5亿亩，占全国播种面积的59%，三大主粮作物平均承保覆盖率超过70%，农业保险对稳定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的“稳定器”作用。但是，农业保险在落地运行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本文以湖南澧县为例，探究农业保险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基本情况
澧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澧水中下游、洞庭湖西岸，拥有湖南省最大的平原——澧阳平原的绝大部分，现有耕地103万亩。正常年景可产粮食50万吨、棉花4万吨、油料10万吨，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优质棉基地县、油菜生产百强县。2007年，澧县作为湖南省首批试点县启动了农业保险工作。9年来，各级政府的投入越来越大，参保的农户越来越多，覆盖面也越来越广。以种植业保险为例，2013—2015年共收取保费6522.37万元，其中各级财政补贴4455.28万元、农户自缴2067.09万元。共上报受灾面积50.22万亩、理赔受灾农户19.5万户次，保险公司共支付理赔款3973.12万元，占收取保费的60.91%。
二、存在的问题
（一）投保意愿低。一是农户风险意识偏弱。农业生产长期“靠天吃饭”，农民大部分没有风险防控意识。加上澧县属劳务输出大县，常年外出务工人数在20万以上，在家务农的老人居多，这些人群的风险防范意识更加淡薄，投保积极性不高。二是理赔门槛偏高。在基层调研中发现，有很多农户抱怨赔款门槛过高。以水稻为例，实际损失率在损失超过30%才按比例赔付，70%以上才全额赔偿。由于损失三成以上的年景非常少，农民觉得不仅没享受到财政补贴的实惠，还增加了不必要的支出。三是赔偿金额偏低。相对于其他险种来说，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较低。以种植业为例，一亩水稻最高賠偿金额仅为360元、棉花仅300元、油菜150元、玉米280元，对农户不具备较强的吸引力，导致农户不愿参保。
（二）经营成本高。农业保险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人力成本远高于其他类型保险。一是农户较分散。农业保险面向的是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而农户居住一般都比较分散，澧县最远的农户距县城100余公里，加上全县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7亩，户均缴纳保费只有一二十元钱，挨家挨户收取保费工作量非常大，且收费成本远远高于所收保费。二是网点不完善。各保险公司均只在县一级设立分支机构，没有延伸到乡镇，未建立较为完善的乡、村服务网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承保的积极性。三是技术要求高。农业保险的经营范围决定了从业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素质，从开始的标的物测量到最后的定损理赔，要求农险工作人员既要懂保险业务知识，也要懂农业生产，无形中提高了经营的人力成本。
（三）操作难度大。一是勘灾难。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对象的生命力比较脆弱，抗灾能力较差。不仅受多种灾害影响，而且其发生频率较高，损失范围较广，使得农业保险的理赔具有集中性，导致勘灾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人手短缺的情况。二是定损难。由于生产经营者的管理水平差异、动植物所处生长阶段不同、市场行情变化等因素影响，合理定损本就非常困难。加上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线长面广，一般采取抽样的方式来核定损失程度，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真实的损失，以致部分农户对定损结果不认同，出现扯皮的现象。三是理赔程序繁琐。从投保农户报案、勘灾定损、张榜公示，到最后赔付，有时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这就使得农户可能错过最佳的补植补种时间。
（四）监管不到位。从国家的相关政策来看，目前仅仅明确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对农业保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农业保险条例》第四条），并没有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予以明确，而且省里也一直没有出台《农业保险条例》的实施细则。这就导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县政府及相关部门没有权利对保险公司及其业务实施常态化监督，出现监管缺位的现象。
三、建议
（一）完善补贴政策。一方面，实施差别化的财政补贴政策。建议逐步取消经济欠发达县特别是粮食生产大县的县级财政资金配套的规定，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探索对保险公司给予管理费用补贴。对于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可以按照其经营业务量的大小，给予一定比例的经营管理费用补贴（有资料表明，国外一般为5%—10%）。这样可减轻保险公司经营成本，提高其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二）提高保障水平。一方面，改善保险产品。针对农户的不同需求，按照“少缴少赔、多缴多赔”的原则，提供不同档次的农业保险产品，政府可按原有比例增加保费补贴，提高农业保险的最高赔付额。另一方面，降低理赔门槛。由于水稻等种植业的利润很低，一般不会超过20%。因此，建议降低水稻等种植业的理赔门槛，对理赔政策进行调整。从澧县情况看，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只有60%用于赔偿农户损失，还有很大的理赔空间。建议将水稻损失理赔起点从以前的30%下调为20%，也就是水稻损失率在20%时，保险人（农户）按照保险合同将得到相应的赔偿。这样，可以极大地增加农户投保的积极性。
（三）健全服务网络。建议以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管理站为平台，设立农业保险代办点，并发展一批乡镇农业保险专（兼）干和村级协保员，主要职责包括发放农业保险宣传资料，让农户知道怎么投保、交多少保费、如何索赔等；挨家挨户收取保费，核对农户承保信息并登记造册、发放保险卡；灾害发生后查勘灾情，上报受损情况等。另外，在健全保险服务体系的同时，进一步简化理赔流程，切实提高保险理赔效能，让广大农户都能享受到优质快捷的保险服务。
（四）强化监督管理。由于农业保险不同于其他商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强化监督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建议省里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条例》实施细则，明确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在省里的细则出台之前，县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积极履职：宣传部门要强化宣传力度，提升农民自觉参保意识；农业部门要加强培训和防范措施，及时参与勘损鉴定；财政部门确保保费足额收缴，理赔及时准确，全面实行“一卡通”，并实施随机抽查；保险公司要严格实行“五公开”、“三到户”等程序，确保农业保险规范运行。
（作者单位：湖南省澧县财政局）
责任编辑：洪峰
安徽农业政策性保险范文第5篇
(兰州大学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甘肃
兰州 730050)
[摘要] 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通过建立和实施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关键词] 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目标;法律监管;农业风险管理局
[中图分类号]D139
[文献标识码]A
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农村和农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更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但在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中如何建构监管法律制度，还有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的明确和清晰将有利于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立。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性质及其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⑴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⑵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⑶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⑷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⑸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
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利益论。农业保险监管的第一种理论解释就是农业保险是担负公众利益的行业。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呼唤政府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激励的部分予以替代。在此背景下，规制的“公共利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为了使人们从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中解脱出来，监管的目标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或某些政治危机的资源误配，包括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引起的对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以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⑹它强调消费者利益，如当技术导致自然垄断或存在外部性时就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政府应出面干预，因而监管被严格地看作是一种“挽救行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除或降低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成本。监管者被认为是对公众利益需求做出反映，并以修正市场实践的无效或不公平为目标的独立的中立的仲裁人，其监管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消除垄断的滥用而产生的限制性贸易实践，促进市场价格竞争。公共利益论还隐含着政府规制是无成本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公共利益论的另一问题是它缺乏明确的机制，利用它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能够被规制行动所实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常常不能纠正这些市场失灵，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公共利益论总体上还不够健全，但决不能完全废弃。对于农业保险监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2)捕获论。实证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监管理论则认为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的利益最大化。⑺Peltz-ma提出监管者们是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监管活动，与他们追求的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监管捕获论(又称占据理论、追逐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为被监管的行业所占据并为其利益服务。⑻捕获论本是政治学领域的一种监管理论，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经济学版本。但一般均认为监管的最终后果是有利于生产者，即被监管者。其实，捕获论的本意也是要保护消费者，但认为通过政府监管是无法达到的。捕获论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arver Bernstein在1995年创立的规制机构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公共利益论是天真的，会产生理论误导。为了解释为什么规制机构会逐渐为被规制者所利用(捕获)，他是这样推理的：被规制者最初可能反对规制，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就会行动起来，对规制当局施加影响，最终还是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借助规制当局的力量达到给他们带来更高收入的目的。他们影响规制当局的一个例子是，与规制当局进行频繁的人事往来，由此创造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的基础，甚至进行行贿等“寻租”活动。因此，规制的最终效果是生产者受益，消费者吃亏。既然被规制者可以通过疏通的办法让规制为他们自己增加福利，那么规制机构的生命循环就始于年富力强地保护消费者而终于僵化地保护生产者，所以应放弃政府规制。但是，捕获论也经常经不起经验验证，它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始终从某些规制中得到好处的事实。不过，捕获论确实发现了规制有可能被受规制者所利用以及规制效果未必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
(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监管是在相互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实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该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不论怎样的监管都是在分配资源。而在这个分配过程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任何被提出的监管方案都会引起纳税人和受益人的注意，他们会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渠道提出反对或赞成的意见。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不同阶层间转移资源以获得对方案的最大支持。
在解释农业保险监管时，上述三种理论都非常重要。公共利益论提出了农业保险监管应遵循的标准，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有助于解释农业保险有些领域的监管背离了这一标准的原因。
2.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没有特别说明，下文农业保险均指政策性农业保险)担负着国家支农的重担和公众利益。虽然政府资助的农业保险成本高昂、运行复杂，会导致潜在的巨大的效率低下，但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效率标准并不通常是支配性的目标。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都必须从该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意义上来考虑，这也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农业保险越趋复杂。对它的监管有利于未来我国农业保险法将确立的目标——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工具，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现。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大多数法律素质又偏低，复杂和艰涩的农业保险合同使投保人对它们的理解造成困难。农业保险监管将对保险合同进行严格彻底的审查并保证由农业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的公正和定价的合理，故对农业保险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农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农业保险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农业保险监管(包括农业保险基金)问题就会凸显现出来。因为，先前的寻租者可能将注意力从通过农业救灾转移到通过农业风险管理和执行农业保险来寻取租金。中国近年来频发的煤矿安全事故和出现在社保基金中的腐败现象给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敲响了警钟。一旦行政机会主义与市场机会主义相勾结，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和创租行为就会泛滥，这不仅会提高农业保险市场交易费用，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净损失，最终将会侵蚀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因此，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必须未雨绸缪。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
决定农业保险监管能否取得满意的监管效果的因素之一是监管机构是否有明确的、系统化的监管目标。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所谓内在目标是指根源于农业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取得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成功运行。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可靠：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能使农业风险管理部门促进、支持和监管可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和加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性，因此，保证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监管终极目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通过监控农业保险人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农业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合理：合理是指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一方面是保险价格的合理，另一方面是农业保险合同条款的合理。它确保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农业保险(也就是农业保险的可获得性)。因此，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的监管措施便是实现合理性的基本手段。合理的农业保险合同条款是提供给农民实在安全的基本手段，不公平和有害的合同条款将破坏农业保险合同所声称的安全。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为了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需要对农业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准确、清晰、公正和合理。
公平：公平要求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无歧视的对待。一个不公平的例子就是农业保险人过分地延误农民的保险索赔。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弱，农业保险人过分延误农民的保险赔付不仅影响抗灾减灾和农业的再生产，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受灾农民的生存，因此，农业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农业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
平等：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要求农业保险计划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一视同仁，不管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大小。比如，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农业保险申请和保险面积，报告建立农业保险担保和计算保险费的数量，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过去的损失清单和生产信息，在导致已保险的农作物损失的风险发生时，以此来决定保险赔偿的数量;不管农业生产者参保的农作物面积是10亩还是100亩，在提供和搜集信息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安全：农业保险监管还要保证我国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农业保险基金，其建立的强制性、使用的专项性、给付责任的长期性和基金的增值性等特点都对政府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是确保农业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
农业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指来源于农业保险的外部世界，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加于农业保险的社会目标，其深层原因是国家的政治态度。基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治态度，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定位于保证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使所有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如没有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实现。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它为农业分担风险，并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农业风险。“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实现，不仅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的一项经济行政职权，更是其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三、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目标的路径
(一)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农业风险管理局
成功的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理所当然地包含某种机制，以便管理和协调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国内外农业保险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农业保险监管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机构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就要求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它必须在实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盈利性的，而后者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监管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区别在于：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功能在于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的方式来提高公众福利;其目标定位于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⑼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仍然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的重合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再者，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对其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而是专门的监管机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来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日本的农业保险由农林水产省负责监管。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有助于确保监管农业保险过程中的协调性和全面性。农业风险管理局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和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农业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其专业化和自治性更高，更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更能建立用以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来监督农业保险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可能会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因为，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都是基于一项明确的法令，该法令将清楚地界定农业风险管理局的功能和目标。
在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上，农业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农业风险管理局的监管效力会得到增强。这使得相关机构之间更容易实现协调，并因此提高监管的成功率和效率以及提高协调与合作措施的有效性，并进而提高相关部门的效率、回应性和有效性。再者，它能更好地向农业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农业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这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为在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国家就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法律地位、职能、其他的与监管农业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力与职责和监管的适当程序。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担负着广泛的职责：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清晰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助于促使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以及能够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其被有效遵守
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基于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更好地平衡、更有效地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进而提高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要求减少农业保险的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勘损、理赔的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与受灾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损害国家的利益)。
监管规则要保证农业保险信息的质量、有效性和清晰度，就应减少农业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再者，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给农业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农业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的、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应该进行精心安排，以使所有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都严格遵从“法治”。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一切强制行为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性缩小到最低限度。”⑽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有助于保证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得到高度遵守，有利于实现标准和结果的一致性。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条文以及监管规则
长期以来，用平实的语言起草保险监管规则和保险合同条款的必要性一直得到了保险发达国家的重视和认可。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要确保监管目标、战略和要求都清楚地传达给了农业保险的被监管者。这样，被监管者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都能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非专业的角度清楚地和明白无误地理解。此外，保持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其得到高度遵守和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法律素质偏低的农民，加之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为了保护投保农民的正当权益，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农业保险格式合同条款。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尤其重要。
2.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透明度
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不仅要修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且更主要在于规范农业保险人和监管者自己的行为，弥补“政府失灵”，防止“寻租”和“创租”行为的产生，保障国家通过农业保险的支农政策的实现。保持透明度是市民社会群体的核心要求，它服务于基本的开放性民主价值。在农业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监管方案的形成到正式的监管规则的出台，再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以及在农业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透明度都是不可或缺的。透明度对农业保险监管的重要性根源于下列事实：它能克服导致农业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如监管俘获和偏袒强大的利益主体、监管部门和农业保险人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和僵化性、要保人与保险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缺乏问责机制等。透明度有利于减少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从这个角度讲，透明度是反对在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最有力的武器。透明度可以提供相对方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预期，让农业保险监管在阳光下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选择，防止农业保险监管机关的“寻租行为”和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进而增进农民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监管的信任。因此，为保持农业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提高农业保险监管的有效性，未来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农业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未来的中央信息数据库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全国农业保险企业财务状况、农业保险监管数据标准、农业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农业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农业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被有效遵守
制定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尽量使农业保险监管有法可依，从而提高操作水平，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目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法规得不到实质性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有时只是一纸空文，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和关注法律的效力或适用。对法律的遵守和忠诚是法律的生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也不例外。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的虚假交易、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的虚假性等问题的泛滥;煤炭生产中的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社保基金被大量挪用和侵占;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腐败丛生都说明了相关的监管失灵，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没得到充分和实质性的遵守。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为使我国未来农业保险能被有效实施，必须保证农业保险法律和监管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之遵守可分为形式上的遵守和实质上的遵守。所谓形式上的遵守是指在法律、法规字面上的遵守;实质上的遵守是指确保农业保险基本监管目标实现的行动遵守。形式上的遵守可能无法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要实现监管目标，我们必须使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设计鼓励实质性遵守。因此，成本——收益原则在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设计时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算计被监管者(包括农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违反或遵守监管规则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包括物质或非物质)。因为，如果不遵守的回报率很高而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制裁压力可能不足以导致对监管规则的遵守。同时，我们还必须赋予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足够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财政和行政)，以确保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否则，被监管者不遵守的行为被发现和被强制执行的概率可能就会非常低，从而通过制裁性措施就无法实现监管遵守。此外，被监管者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认同度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其被遵守的程度，对它认同度越高，其被实质性遵守度越大，反之亦然。
四、结语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而不能走商业化道路。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由保监会监管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一般性商业性保险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由于监管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高度透明，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并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注释]
作者简介：川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⑴参见冯文丽、林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6期;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以下;龙文军、张显峰：《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5期。
⑵[英]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⑶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⑷赵学军：《政府干预与中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⑸Wright，B.D，& J.D.Hewitt.(1990)。All Risk Crop Insurance：Lessons From Theory and Experience.Giannini Foundation，California Agricuhural Experiment Station，Berkeley，April.
⑹Harold D.S.&Robert W.K，Insurance Regul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The Path Towards Solvent Competitive Markets，The C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Issues and Practice，10/1/2000 (25)(NO.4)：482-504.
⑺Cummins J.D，Deregulating Propertyliability lnsurance，Washington D.C.：AKI-Brookings Joint Center For Regulatory Studies 2002.
⑻DECD Proceedings，Insuranc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Second East-West Conference on Insurance Systems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Paris 1997(2)：53.
⑼[美]埃米特·J·沃恩，特丽沙·M·沃恩：《危险原理与保险》，张洪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安徽农业政策性保险范文第6篇
1.党中央、国务院对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
2013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四化同步”的战略部署，按照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的工作目标，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政策扶持力度、科技驱动力度，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优越性，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大好形势。
2.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
2013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安排151亿元，补贴资金原则上要求发放到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具体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农资综合补贴政策
农资综合补贴按照动态调整制度，根据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变动，遵循“价补统筹、动态调整、只增不减”的原则及时安排和增加补贴资金，合理弥补种粮农民增加的农业生产资料成本。为支持做好2013年春耕备耕工作，1月份，中央财政已向各省（区、市）预拨农资综合补贴资金1071亿元，并要求通过“一卡通”或“一折通”兑付到种粮农民手中。
4.良种补贴政策
2013年，良种补贴政策对水稻、小麦、玉米、棉花、东北和内蒙古的大豆、长江流域10个省市和河南信阳、陕西汉中和安康地区的冬油菜、藏区青稞实行全覆盖，并对马铃薯和花生在主产区开展试点。小麦、玉米、大豆、油菜、青稞每亩补贴10元。其中，新疆地区的小麦良种补贴15元；水稻、棉花每亩补贴15元；马铃薯微型薯每粒补贴0.1元，一、二级种薯每亩补贴100元；花生良种繁育每亩补贴50元、大田生产每亩补贴10元。水稻、玉米、油菜补贴采取现金直接补贴方式，小麦、大豆、棉花可采取现金直接补贴或差价购种补贴方式，具体由各省按照简单便民的原则自行确定。
5.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2013年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继续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补贴机具种类涵盖12大类48个小类175个品目，在此基础上各地最多可再自行增加30个品目。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行定额补贴，即同一种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在省域内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一般机具单机补贴限额不超过5万元；挤奶机械、烘干机单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12万元；100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大型免耕播种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水稻大型浸种催芽程控设备单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15万元；200马力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25万元；甘蔗收获机单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20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可提高到25万元；大型棉花采摘机单机补贴限额可提高到30万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提高到40万元。不允许对省内外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实行差别对待。
6.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政策
国家将加大对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实行新增补贴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倾斜政策。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家庭农场登记制度，明确认定标准、登记办法、扶持政策。探索开展家庭农场统计和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工作。推动相关部门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家庭农场健康发展。
7.提高小麦、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发展，国家继续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适当提高2013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2013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提高到每50公斤112元，比2012年提高10元，提价幅度为9.8%；2013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提高到每50公斤132元、135元和150元，比2012年分别提高12元、10元和10元，提价幅度分别为10.0%、8.0%和7.1%。
8.产粮（油）大县奖励政策
为改善和增强产粮大县财力状况，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2005年中央财政出台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280亿元，并按照建立完善动态奖励机制的要求，财政部对奖励办法进行了适当调整和完善，依据近年全国各县级行政单位粮食生产情况，重新测算了入围奖励县。对常规产粮大县，主要依据2006～2010年五年平均粮食产量大于4亿斤，且商品量（扣除口粮、饲料粮、种子用粮测算）大于1000万斤来确定；对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在主产区产量或商品量列前15位，非主产区列前5位的县也可纳入奖励；上述两项标准外，每个省份还可以确定1个生产潜力大、对地区粮食安全贡献突出的县纳入奖励范围。在常规产粮大县奖励基础上，中央财政对2006～2010年五年平均粮食产量或商品量分别列全国100名的产粮大县，作为超级产粮大县给予重点奖励。奖励资金继续采用因素法分配，粮食商品量、产量和播种面积权重分别为60%、20%、20%，常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与省级财力状况挂钩，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奖励系数，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由中央财政测算分配到县，常规产粮大县奖励标准为500～8000万元，奖励资金作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使用，超级产粮大县奖励资金用于扶持粮食生产和产业发展。在奖励产粮大县的同时，中央财政对13个粮食主产区的前5位超级产粮大省给予重点奖励，其余给予适当奖励，奖励资金由省级财政用于支持本省粮食生产和产业发展。
产油大县奖励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突出重点品种、奖励重点县（市）”的原则确定，中央财政根据2008～2010年分省分品种油料（含油料作物、大豆、棉籽、油茶籽）产量及折油脂比率，测算各省（区、市）三年平均油脂产量，作为奖励因素；油菜籽增加奖励系数20%，大豆已纳入产粮大县奖励的继续予以奖励；入围县享受奖励资金不得低于100万元，奖励资金全部用于扶持油料生产和产业发展。
2013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产粮（油）大县奖励力度。
9.生猪大县奖励政策
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奖励资金35亿元，专项用于发展生猪生产，具体包括规模化生猪养猪户（场）猪舍改造、良种引进、粪污处理的支出，生猪养殖大户购买公猪、母猪、仔猪和饲料等的贷款贴息和保险保费补助支出，生猪流通和加工方面的贷款贴息支出，生猪防疫服务费用支出等。奖励资金按照“引导生产、多调多奖、直拨到县、专项使用”的原则，依据生猪调出量、出栏量和存栏量权重分别为50%、25%、25%进行测算。2013年中央财政继续实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
10.畜牧良种补贴政策
为推动家畜品种改良，提高家畜生产水平，带动养殖户增收，从2005年开始，国家实施畜牧良种补贴政策，2012年畜牧良种补贴资金12亿元，主要用于对项目省养殖场（户）购买优质种猪（牛）精液或者种公羊、牦牛种公牛给予价格补贴。生猪良种补贴标准为每头能繁母猪40元；奶牛良种补贴标准为荷斯坦牛、娟姗牛、奶水牛每头能繁母牛30元，其他品种每头能繁母牛20元；肉牛良种补贴标准为每头能繁母牛10元；羊良种补贴标准为每只种公羊800元；牦牛种公牛补贴标准为每头种公牛2000元。2013年国家将继续实施畜牧良种补贴政策。
11.畜牧标准化规模养殖支持政策
发展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是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建设现代畜牧业的重要抓手。从2007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安排25亿元在全国范围内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2亿元资金支持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场）建设，2009年开始中央资金增加到5亿元；2012年中央财政新增1亿元支持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开展改扩建。支持资金主要用于养殖场（小区）水电路改造、粪污处理、防疫、挤奶、质量检测等配套设施建设等。2013年国家将继续支持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
12.渔业柴油补贴政策
渔业油价补助是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项重要的支渔惠渔政策，也是目前国家对渔业最大的一项扶持政策。根据《渔业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渔业油价补助对象包括：符合条件且依法从事国内海洋捕捞、远洋渔业、内陆捕捞及水产养殖并使用机动渔船的渔民和渔业企业。2012年落实渔业柴油补贴资金239.97亿元，2013年将继续实施这项补贴政策。
13.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政策
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61亿元，全面启动了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补助政策，通过补贴鼓励农民大面积应用实践证明能够有效预防和减轻灾害损失，促进粮食稳产增产的重大技术。主要包括：在小麦主产区全面实行“一喷三防”补助，在东北地区实施水稻大棚育秧补助，在南方早稻主要产区实施早稻集中育秧补助，在东北启动抗旱“坐水种”补助，在西南实行玉米地膜覆盖种植补助，在西北地区推广全膜覆盖沟播种植和膜下滴灌补助，在粮食主产区实行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补助等。2013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相关补贴力度，积极推动实际效果显著的关键技术补贴常态化。
14.动物防疫补助政策
当前，我国动物防疫补助政策主要包括：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国家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小反刍兽疫（限西藏、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重大动物疫病实行强制免疫政策；强制免疫疫苗由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部门进行政府招标采购，兽医部门逐级免费发放给养殖场（户）；疫苗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按比例分担，养殖场（户）无需支付强制免疫疫苗费用。畜禽疫病扑杀补助政策，国家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小反刍兽疫发病动物及同群动物和布病、结核病阳性奶牛实施强制扑杀；对因重大动物疫病扑杀畜禽给养殖者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助，补助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基层动物防疫工作补助政策，补助经费用于对村级防疫员承担的为畜禽实施强制免疫等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经费的劳务补助，2012年中央财政投入7.8亿元补助经费。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国家对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对养殖环节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小区），给予每头80元的无害化处理费用补助，补助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2013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实施动物防疫补助政策。
15.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政策
加大对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政策扶持力度，鼓励示范区积极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努力为现代农业建设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一是选择20个左右的示范区开展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着力破解经营规模小、投入分散、融资难、保险发展滞后等制约瓶颈，探索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农村新型经营体系。二是对示范区实施“以奖代补”政策，对投入整合力度大、创新举措实、合作组织发展好、主导产业提升和农民增收明显的试点示范区给予1000万元左右的奖励。三是扩大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支持示范区建设旱涝保收标准农田50万亩以上。四是协调加大对示范区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示范区与开发银行合作开展金融创新试点，健全农业融资服务体系，创新农业金融产品，力争今年开发性金融对示范区建设的贷款余额不低于100亿元。
16.深入推进粮棉油糖高产创建政策
高产创建是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的重大举措，是科技增粮、科学防灾减灾的重要途径。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20亿元，在全国建设12500个万亩示范片，并选择5个市（地）、50个县（市）、600个乡（镇）开展整建制推进高产创建试点。2013年，国家将继续扩大粮棉油糖高产创建规模，在重点产区实行整建制推进，集成推广区域性、标准化高产高效模式。
17.测土配方施肥补助政策
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测土配方施肥专项资金7亿元，加快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普及，扩大配方肥推广应用，推进科学施肥技术进村入户到田。2013年，将深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计划免费为1.9亿农户提供测土配方施肥指导服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14亿亩，力争实现示范区亩均节本增效30元以上。
18.土壤有机质提升补助政策
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8亿元，通过技术物资补贴方式，鼓励和支持农民应用土壤改良、地力培肥技术，促进秸秆等有机肥资源转化利用，减少污染，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升耕地质量。2013年将继续实施土壤有机质提升补助政策，支持推广应用秸秆还田腐熟、地力培肥综合配套技术，建立绿肥种植示范区。
19.农作物病虫害防控补助政策
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补助资金5亿元，对水稻重大病虫害、小麦条锈病、蝗虫、玉米粘虫防控进行补助。为有效应对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多发重发态势，国家将不断加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与联防联控能力建设，支持开展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2013年国家将继续实施农作物病虫害防控补助政策。
20.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扶持政策
为解决农产品产后损失严重、质量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2012年农业部和财政部共同启动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转移支付资金，采取“先建后补”方式，按照不超过单个设施平均建设造价30%的标准实行全国统一定额补助，扶持马铃薯、苹果等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和专业合作社建设贮藏窖、贮藏库和烘房等三类共18种规格的设施。项目实施区域为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河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11个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重点县市（团场）。2013年将继续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
21.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为推进全国鲜活农产品市场供应，降低流通费用，全国所有收费公路（含收费的独立桥梁、隧道）全部纳入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网络范围，对整车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纳入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网络的公路收费站点，要开辟“绿色通道”专用道口，设置“绿色通道”专用标识标志，引导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优先快速通过。鲜活农产品品种范围，新鲜蔬菜包括11类66个品种、新鲜水果包括7类42个品种、鲜活水产品包括8个品种、活的畜禽包括3类11个品种、新鲜的肉蛋奶包括7个品种，以及马铃薯、甘薯（红薯、白薯、山药、芋头）、鲜玉米、鲜花生。“整车合法装载”认定标准，对《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范围内的不同鲜活农产品混装的车辆，认定为整车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对目录范围内的鲜活农产品与目录范围外的其他农产品混装，且混装的其他农产品不超过车辆核定载质量或车厢容积20%的车辆，比照整车装载鲜活农产品车辆执行，对超限超载幅度不超过5%的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比照合法装载车辆执行。
22.生鲜农产品流通环节税费减免政策
为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切实减轻物流企业税收负担，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蔬菜是指可作副食的草本、木本植物，经挑选、清洗、切分、晾晒、包装、脱水、冷藏、冷冻等工序加工的蔬菜，属于蔬菜范围。各种蔬菜罐头，指蔬菜经处理、装罐、密封、杀菌或无菌包装而制成的食品，不属于所述蔬菜的范围。2013年1月11日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流通费用 提高流通效率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3]5号）要求，继续对鲜活农产品实施从生产到消费的全环节低税收政策，将免征蔬菜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扩大到部分鲜活肉蛋产品。
23.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为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保障牛羊肉等特色畜产品供给，促进牧民增收，从2011年起，国家在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等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入中央财政资金136亿元，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内容主要包括：实施禁牧补助，对生存环境非常恶劣、草场严重退化、不宜放牧的草原，实行禁牧封育，中央财政按照每亩每年6元的测算标准对牧民给予补助，初步确定5年为一个补助周期；实施草畜平衡奖励，对禁牧区域以外的可利用草原，在核定合理载畜量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未超载的牧民按照每亩每年1.5元的测算标准给予草畜平衡奖励；给予牧民生产性补贴，包括畜牧良种补贴、牧草良种补贴（每年每亩10元）和每户牧民每年500元的生产资料综合补贴。2012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资金增加到150亿元，实施范围扩大到山西、河北、黑龙江、辽宁、吉林等5省和黑龙江农垦总局的牧区半牧区县，全国13省（区）所有牧区半牧区县全部纳入政策实施范围内。2013年国家将继续在13个省（区）牧区半牧区县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24.渔业资源保护补助政策
2012年落实渔业资源保护与转产转业转移支付项目资金4亿元，其中用于水生生物增殖放流30600万元，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8970万元，减船转产430万元。2013年该项目将继续实施。
25.“菜篮子”产品生产扶持政策
为支持“菜篮子”产品生产，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8亿元补助资金，支持2067个畜禽养殖场进行标准化改造，其中生猪养殖场576个，蛋鸡养殖场477个，肉鸡养殖场227个，肉牛养殖场347个，肉羊养殖场440个。安排5亿元补助资金，支持800个蔬菜、140个水果、60个茶叶标准园创建，推进标准化生产。安排2亿元补贴资金，支持26个省共756个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平均每个验收合格的示范场补助资金25万元。2013年将继续扩大创建规模，在支持新建标准园基础上，加强集中连片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建设，并在北方选择冬春蔬菜自给率低、人口多、产业基础好的城市，开展北方城市冬季设施蔬菜开发试点工程。同时，中央财政对“菜篮子”工程畜牧水产类项目建设也将继续予以支持。
26.农村沼气建设政策
2013年，在尊重农民意愿和需求的前提下，优先在丘陵山区、老少边穷和集中供气无法覆盖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户用沼气，进一步强化服务网点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在农户集中居住、新农村建设等地区，建设村级沼气集中供气站。大中型沼气工程要打破沼气工程与养殖场（养殖小区）、发酵原料与畜禽粪便的“两个捆绑”，加大规模化沼气生产厂的建设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和运营。
27.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政策
2012年中央投入建设基层农技推广体系项目，支持29个省（区、市）和3个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0685个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加强条件建设。截至2012年底，累计落实中央投资50亿元，基本实现西部地区乡镇条件建设全覆盖、中东部地区乡镇仪器设备“全覆盖”。2013年继续支持东中部地区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建设业务用房，推动实现东中部地区乡镇条件建设“全覆盖”，使全国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工作有场所、服务有手段、下乡有工具目标。
28.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示范县建设政策
2009年，国家启动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至2012年底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49.7亿元，支持3355个县开展了农技推广工作经费补贴试点。2012年中央财政投入26亿元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2555个农业县（市、区、团、场）实施“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基本覆盖全国所有农业县，全力支撑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进村入户。2013年中央财政将继续稳定支持该项目并适当增加经费。
29.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特岗计划
2013年，继续通过公开招聘高校农科大学生到乡镇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等工作，创新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人员补充机制，在乡镇设置农业公共服务特设岗位（特岗农技人员），积极落实特岗农技人员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学费补偿、事业单位优先录用等优惠政策，逐步解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老化、专业素质不高的问题。
30.阳光工程
2013年国家将继续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以提升综合素质和生产经营技能为主要目标，对务农农民免费开展专项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工程由各级农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农广校、农业专业技术推广机构、农机校、农业职业院校等机构承担具体培训工作。
31.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
2013年将继续从五个方面加快培养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急需的农业农村人才。一是对首批遴选的150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其创新团队给予专项经费资助，支持他们开展自主选题、学术交流、学习培训等。二是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扶持培养有突出贡献的农业技术推广人才，组织他们到高等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大型农业企业学习和研修。三是依托阳光工程，遴选3000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采取学习培训、研讨交流、参观考察、观摩展示等方式开展培训。四是依托阳光工程，选拔扶持7000名自主发展基础好、示范带动能力强的农村生产能手，开展特点鲜明、针对性强的培训工作，提高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力。五是依托阳光工程，在农产品主产区重点培养3000名农村经纪人，就近培训、规范管理、统一发证，造就一支业务精、能力强的农村经纪人队伍。
32.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策
2012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3年，农业部将在全国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在全国选择100个县，每个县选择2～3个主导产业，重点面向种养大户等，通过教育培训、认定登记、政策扶持等措施，吸引和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
33.培育农村实用人才政策
2013年国家将加大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力度。扩大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规模，依托农业部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和省级培训基地举办100期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培训班，通过专家讲座、参观考察、经验交流等方式，全年培训8000名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和2000名大学生村官。积极吸引社会力量扶持农村实用人才创业，继续实施“百名农业科教兴村杰出带头人项目”，选拔33名杰出农村实用人才，每人给予5万元的资金资助。
34.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2013年中央提出要继续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一是增加农业保险品种。自2007年中央开展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以来，保费补贴品种持续增加，目前中央财政提供保费补贴的品种有玉米、水稻、小麦、棉花、马铃薯、油料作物、糖料作物、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天然橡胶、森林、青稞、藏系羊、牦牛等，共计15个。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方，还增加保费补贴品种，由地方财政对特色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2013年，国家将开展农作物制种、渔业、农机、农房保险和重点国有林区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增加农业保险品种。二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产大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力度，适当提高部分险种的保费补贴比例。对于种植业保险，中央财政对中西部省份补贴保费的40%，对东部沿海省份补贴保费的35%。2013年中央提出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生产大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力度，适当提高部分险种的保费补贴比例。三是推进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35.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
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是对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建设项目进行奖励或者补助的政策。奖补范围主要包括农民直接受益的村内小型水利设施、村内道路、田间道路、环卫设施、植树造林等公益事业建设，优先解决群众最需要、见效最快的村内道路硬化、村容村貌改造等公益事业建设项目。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级以及有条件的市、县财政安排，财政奖补既可以是资金奖励，也可以是实物补助；财政奖补坚持普惠制与特惠制相结合，奖补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可以由各地结合实际自主确定。中央财政2012年安排奖补资金218亿元，2013年将进一步健全村级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机制，继续扩大财政奖补资金规模，促进村级公益事业健康发展。
36.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政策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2009年起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2012年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全覆盖。目前，参保人数达4.28亿人，领取养老金人数1.17亿人。2013年将进一步建立科学合理的保障水平调整机制，研究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政策。政策规定是，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均可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年满60周岁、符合相关条件的参保农民可领取养老金。参保人每年缴费设100元至500元5个档次，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需要增设档次，由参保人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目前，国务院制定的基础养老金低限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视财力状况可提高标准。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30～80元。国家为每个参保人建立终身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其他组织和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支付终身。
37.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该制度从2003年起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2008年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全覆盖。2012年，新农合财政补助标准为240元。2013年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将提高到每人每年280元，人均筹资水平达到340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保持在75%，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8万元；门诊统筹的报销比例进一步提高，人均门诊统筹基金不低于60元，并将全面推开儿童白血病等20个病种纳入合作医疗保障工作。
38.农村、农垦危房改造政策
农村危房改造和农垦危房改造是国家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组成部分。农村危房改造于2008年开始试点，2012年实现全国农村地区全覆盖，五年累计支持1033.4万贫困户实施危房改造。2013年国家将继续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完善政策措施，加快改善广大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条件，计划完成农村危房改造任务300万户左右。
农垦危房改造于2008年开始启动，2011年扩大到全国垦区。截至2012年底，国家累计安排农垦危房改造任务126.3万户，下达农垦危房改造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投资114.3亿元。2013年国家将继续实施农垦危房改造项目，拟按照东、中、西部垦区每户补助6500元、7500元、9000元的标准，改造农垦危房37.05万户；同时按人均1200元补助标准，支持建设农垦危房改造供热等配套基础设施。
39.农村改革试验区政策
2011年底，农业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并报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共安排24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围绕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农村产权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六大制度建设，分别承担相关改革试验任务，以改革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尊重农民首创精神，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做好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及时总结推广各地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