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熟悉又陌生”的严格解释
严格解释是刑法解释中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概念。之所以说它“熟悉”, 是因为我国学者普遍主张严格解释。例如, 陈兴良教授指出, “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罪行法定原则, 不得僭越刑事立法权, 坚持严格解释。” (1) 周少华教授认为, 严格解释是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是刑法解释的通说之术。 (2)
而之所以说严格解释“陌生”, 原因在于, 对于严格解释的定义众口不一。例如, 周少华认为, 刑法的严格解释原则, 是指法官对刑法的解释, 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越刑法条文文义可能的范围, 尤其是不能通过解释将刑法处罚扩展到立法者未明文规定的行为。严格解释只是刑法解释的原则, 而不是具体方法。 (3) 梁根林认为, 严格解释是刑法解释的基本规则之一, 刑法文本的解释必须采取以文义解释为基本方法的严格解释, 应当尽可能根据对该刑法的通常字面含义进行不违背社会情理的解释, 除非根据立法愿意不得不进行不同的解释。 (4)
面对严格解释这些众口不一的定义, 我们不禁思考, 严格解释究竟是一种解释方法, 还是一种解释原则?严格解释和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被害人的解释原则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二、严格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
在一些学者看来, 严格解释与罪行法定原则的关系几近“鱼水之亲”。如, 陈兴良教授指出, “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罪行法定原则, 不得僭越刑事立法权, 坚持严格解释。”这般拔高严格解释与罪刑法定的休戚与共关系是否有实质性的意义呢?笔者认为, 值得商榷。
第一, 刑法解释本来就是解释者“戴着枷锁跳舞”的活动, 这幅戴在解释着身上的枷锁就是罪行法定原则, 每个解释者在解释刑法文本时都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每一种解释方法都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甚至于解释者在进行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时也都会将其解释粉饰为坚持了罪行法定原则。
第二, “坚持罪刑法定的理由就是我们坚持严格解释的理由。”这种看似大义凛然的说法其实也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按照这种论调, 真正彻底地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方法恰恰不是坚持严格解释, 而是要严厉禁止刑事法官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只有真正做到消弭一切解释才能刚强地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但“我们的时代是解释的时代……在法律中, ‘向解释学转向’的重要性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5) 在刑法解释潮流转变的过程中实质主义解释思潮日益勃兴, 即使存在严格解释, 恐怕也是难以逆此潮流而上。
三、严格解释与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
严格解释与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邓子滨认为, 刑法解释规则的核心是从严解释, 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各种解释都是允许的, 但最终都要服从于一个解释原则:有利于被告人。 (6) 而张明楷教授则认为,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并不适用于法律问题的澄清……不可能在任何场合都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
笔者认为, 虽然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为实体与程序的关系, 但这两者的关系并非总是处于耦合状态, 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出入, 刑法解释并不一定要“削足适履”以迎合刑事诉讼法的一些制度。
第二, 坚持严格解释不一定能引申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如果严格解释是“按照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对法律规范的所作的解释。”那么在个罪中严格解释的结论也不一定均有利于被告人。
四、作为一种解释态度的严格解释
笔者认为, 应将严格解释界定为一种解释态度, 随着法社会学派的兴起, 严格解释立场逐渐被自由解释立场取代, 在自由解释立场的大潮中, 刑法解释仍应肩负人权保障的使命, 坚守严格解释的态度, 赋予法官适度的解释自由度。显而易见, 作为形而上层面的严格解释是一种内化的解释态度, 使法官在刑法适用中时常内省、告诫自己:刑法适用“人命关天”, 适用过程应逻辑严谨, 排斥不相关因素, 控制滥刑冲动, 寻求适格解释。严格解释作为一种内化的解释态度, 本身就难以度量, 因而严格解释更多的只是“意识流”, 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与可触感的形式, 其对刑法适用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潜熏陶”, 其效果在经验上难以实证, 但也不可反驳, 对这种效果的追求或许就是学者不自觉地会大量适用严格解释的内在驱动力吧。
摘要：刑法中的严格解释缺乏统一的含义与固定的范畴;严格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类推解释、有利于被害人的解释之间关系纠葛, 缺乏明晰的条理性;严格解释不是一种具体的解释方法, 严格解释应定位为一种刑法解释态度。
关键词：严格解释,解释方法,解释态度
参考文献
[1] 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 邓子滨.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