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前中国旅游业发展探讨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颜鹏飞，1946年生，湖南益阳人。
当前中国旅游业发展探讨论文 篇1：
基于全球化视角的中国旅游人文力塑造研究
摘 要：在旅游市场全球一体化加速以及国内旅游持续增长的态势下，旅游者与旅游从业人员和社区居民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也在不断加深。然而，在当前中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旅游从业人员道德失范以及旅游者旅游意识薄弱、不文明的行为普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中国旅游人文力的塑造意义重大。本文首次解读了旅游人文力的概念，分析了旅游人文力提出的现实背景及重塑中国旅游人文力，最后在全球化视阈下提出中国旅游人文力塑造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旅游人文力；全球化；道德失范；旅游相关者
当前世界旅游市场迅猛发展，全球国际入境旅游人数持续增长，中国的出入境旅游人数也迅速递增，而且这种态势仍将持续下去，这是全球一体化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加速了一体化的进程，而反过来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也进一步刺激了旅游需求的不断增长。
然而，一直以来，中国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着诸多的道德失范和文明缺失的乱象，比如游客的旅游意识薄弱，缺乏生态环保观念，在景点景区的不文明行为普遍存在，旅游从业人员在服务中长期存在着欺诈游客、缺乏诚信等职业道德滑坡现象。此外，中国游客在出境游过程中暴露出的陋习已经在国外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等等，因此，在国外出现了“请保持安静”、“垃圾桶在此”等诸如此类专门为中国游客设计的中文告示。所有这些现象和问题，都不得不引发业界和学界的关注和思考。
旅游从实质上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面对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道德素质的提升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而且，未来旅游业的竞争不再仅仅是旅游产品特色和优势的竞争，更是服务和人文力的竞争。旅游人文力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上了日程，本文拟对其概念与中国旅游人文力的塑造做一抛砖引玉式的初步探讨。
一、旅游人文力的概念与内涵
1.概念界定
在思考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以及伦理对于经济发展意义的过程中，樊浩[1]首次提出了“人文力”的概念。他认为人文力是伦理对于经济发展作用的文化动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诠释，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已不仅只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人文问题，尤其是伦理问题。樊浩[2]还进一步指出，人文力是伦理—文化生态中相对独立的要素，它是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的动作所凝结而成的并现实地得到表现的价值力量。其本质是透过人的主体性、人的行为所体现和实现的文化力。曹素璋[3]则认为人文力是基于对人性的关怀而产生的各种精神力量以及由此转化而成的物质力量，旅游活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而由人的素质和人的价值观等构成的人文力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人文力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至今虽然时间不长，而且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微乎其微，但是它却从侧面反映出了学者们的一种理性思考，即经济活动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文化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上来，应回归到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目的上来。由此，这也不免触发人们对于旅游这一特殊现象的思索，在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的同时，旅游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其文化价值的力量何在，无疑旅游人文力从另一个角度很好地诠释了这个问题。
旅游人文力是指在旅游接触、沟通和交流过程中旅游相关者展现出来的道德行为、人生智慧和人格魅力等因素凝结而成并外在地表现出来的文化力量。这里指的旅游相关者主要包括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人文力是一种微观、指向性比较强的文化力量，它主要由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进而包括社区居民等旅游相关者展现出来的文化力量共同组成。如：旅游地从业人员高尚的人格、吃苦耐劳的品格、坚定的意志力、助人为乐和忘我的奉献精神，等等。旅游相关者的价值观念、思想品德和人格魅力等所有这些人文力因素都将深深地影响着彼此与周围人的思想、情感、心理、意识和行为，能起到积极地影响和发挥教育功能的作用。
2.旅游人文力是一种重要的竞争力和吸引物
未来旅游业的竞争力不应该仅仅只包括丰富的旅游资源，有吸引力和竞争力强的旅游产品，良好的基础及配套设施以及发展程度高的产业，这些因素类似于旅游业发展中的“硬件”，都是外在的竞争优势，还应包括内在的竞争优势，即优质的服务以及友好而有魅力的人们，这是旅游业发展中的“软件”因素，也就是旅游人文力的竞争。旅游人文力将成为今后旅游目的地的重要竞争力。
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感染力以及人际间的亲和力和文化的感染力的影响是极其强大而深远的。旅游人文力强大的旅游目的地，会形成一种积极的口碑效应，影响着旅游者和潜在旅游者的旅游决策。人文力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激发游客旅游动机的旅游吸引物，为旅游业所利用并产生积极的效益，体现出旅游价值。夏威夷便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案例。
众所周知，夏威夷是世界著名的海岛旅游度假胜地，它吸引世界游客前往的卖点不仅在于它拥有得天独厚、美不胜收的海景和环境，还有夏威夷人传统的热情、友善和诚挚。夏威夷人一直以来都以“热情好客”著称，随处听得到的当地人“阿罗哈（Aloha）”的亲切的招呼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在这个美丽的太平洋群岛深刻地体会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2010年，前往夏威夷的中国游客便达到了6.60万人次，比上一年增长57.50%。
二、全球化：旅游人文力提出现实背景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旅游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旅游业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和最大的新兴产业之一，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旅游业在经济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2006年全球国际入境旅游人数8.46亿人次，国际旅游收入达7 350亿美元，2007年国际入境旅游者人数达8.98亿人次，比2006年增长6.00%；2008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以及世界经济呈现衰退之势，全球国际入境旅游人数的增长受到明显影响，2008年全球国际入境旅游人数约9.24亿人次，比2007年增长1.80%，相较2007年的增幅下降5.1个百分点。2009年由于受到世界范围内经济不景气的冲击，全球旅游业国际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略有下降，但2010年全球旅游业发展又出现了强劲的回暖势头。
最近几年，中国旅游业发展形势良好，中国在世界旅游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07年中国入境过夜旅游者5 472万人次，居全球第4位；旅游外汇收入419亿美元，居全球第5位；国内旅游人数16.10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4 09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为1.10万亿元人民币。虽然2008年和2009年因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各类突发事件的冲击，增长速度略有下降，但是旅游业总体上保持了平衡的发展，出入境和国内旅游人数呈稳步上升趋势。2009年中国超过法国成为第四大国际旅游消费国。
近几年来，在国际经济并不景气的形势下，中国旅游业却实现了持续平稳增长。2010年，中国旅游业发展复苏明显，出入境旅游市场继续快速增长，国内旅游人数持续攀升，屡创新高。 2010年全年共接待入境游客1.34亿人次，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458.14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5.80%和15.50%；国内旅游人数21.03亿人次，收入12 579.77亿元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10.60%和23.50%；中国公民出境人数达到5 738.65万人次。2012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达29.57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共计22 706.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2.00%和17.60%，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共8 318.27万人次，出境旅游花费共计980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达到16.70%和35.20%（如表1所示）。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 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旅游接待国、第四大旅游客源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届时，中国的入境、国内和出境旅游三大市场的游客总量将达到30亿人次[4]。
根据表1我们可以看出，世界旅游市场开放的格局，促进了世界范围内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国际游客人数的持续增长，特别是中国出入境游客增长势头迅猛。今后，会有更多的游客慕名来到中国，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体验旅游的乐趣。随着旅游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世界旅游市场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旅游地从业人员和社区居民与国际和国内游客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将不断地加深，这样一种环境背景对旅游目的地国或地区的旅游人文力的塑造和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旅游人文力已经和旅游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国民的文化素养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形象形成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三、重塑中国旅游人文力
当前国内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道德滑坡、人文力缺失的现象已经在业内、甚至是在国外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果继续这样任其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影响到中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也极不利于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人文力的塑造和建设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
1.当前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亟待提高
中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且近几年这种趋势有愈演愈烈之势，即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不文明和道德失范行为普遍存在并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如旅游者生态意识薄弱，社会公德素质较低，在旅游景区和旅游目的地随地乱扔垃圾，到处乱涂乱画，毁坏旅游资源，在景区排队时插队、辱骂殴打他人等不文明的举止和现象不胜枚举。
而旅游从业人员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服务意识淡薄，在与旅游者交往中唯利是图，缺乏诚信，如导游勾结商家店主串通起来骗取游客购物以谋取回扣，如今导游和游客之间信任危机频现，俩者在旅游景区俨然演变成了玩斗智斗勇的游戏；景区内从业人员包括当地的部分社区居民采取以劣充优、调包、卖假货等各种手段从游客身上谋取暴利；酒店为谋利临时降低团队住宿标准、酒店员工用有色眼光对待游客，等等，此类现象更是数不胜数。更有甚者，为了利益暴发流血冲突事件也时有发生，2010年3月底安徽九华山的和尚因为游客撞钟没有交钱，便从语言冲突升级到群殴游客至场面失控，这一事件折射出当下连佛门圣地都散发出浓重的商业化的利益气息，其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
2.旅游人文力的塑造与提升，有助于提升文化和形象，改善行业环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发展极为迅速，迄今为止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市场广阔、潜力巨大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同时还拥有着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根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旅游客源地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表现出来的旅游人文力，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表征，它将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整个中国旅游人文素质的形象。旅游人文力的提升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表现。
在全球旅游市场中，通过提升旅游人文力有助于树立起中国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良好形象，这无疑对中国作为旅游目的地而言也是一种无形且有效的宣传。从国内旅游市场环境而言，旅游人文力有着巨大的感召力量，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能够透过人文力去影响身边的其他游客和旅游地居民，将会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以及良好的道德、社会发展环境和行业环境，这势必对旅游业整个行业的群体产生重大影响并对其行为形成一种巨大的道德约束力。
3.有助于提升旅游地竞争力，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旅游者素质低下以及旅游从业人员的唯利是图、道德失范，都将直接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第一，旅游者缺乏生态环境意识，在景区内乱扔垃圾，毁坏旅游资源或景观，使景区环境质量下降以及旅游地的形象遭到破坏，旅游目的地因此失去了良好的生态资源依托，竞争力逐步下降，旅游业发展便会受到影响，更严重的后果是旅游产品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会完全丧失。第二，旅游从业人员的欺诈、缺乏诚信等行为也会让旅游者满怀期望而来，满载失望而归，对旅游地产生不良的知觉印象，旅游满意度降低，从而失去重游的欲望，而且还很可能在他们周围的潜在旅游者中形成一种负面的口碑效应，久而久之，旅游地的长远发展便无从谈起。旅游从业人员不能只看眼前利益，应以“诚招天下客”的态度，以良好的服务意识为游客服务，用自己的人格魅力“留”住游客的心，让他们成为旅游地的积极宣传者，只有这样，旅游地才能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总而言之，旅游人文力是提升旅游地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旅游人文力是吸引回头客的不竭动力。
4.旅游人文力有着重要的经济功能和经济意义
旅游人文力属于旅游伦理的范畴，作为一种伦理因素它可能不会直接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但这些要素可以透过伦理的观念作用于旅游活动中的主体以及服务于这些主体的人群，从而转化成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正如德国著名的思想家、社会学家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论证的观点，即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缘于新教伦理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也即是说，新教伦理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成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韦伯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伦理思想和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伦理思想有着重要的经济功能。当伦理和旅游活动中的人与旅游活动中人的行为结合时，由之形成的人文力再与主体的经济活动的结合，便会形成伦理的经济功能和经济意义[1]。
毋庸置疑，文化可以为经济服务，旅游人文力是改善旅游地“主”、“客”关系的重要润滑剂，它可以成为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文化力量。在21世纪，旅游业要实现新的发展，旅游人文力应该成为一种新的标杆，旅游人文力的经济功能与经济意义值得业界人士的深入思考和重点关注。
四、全球化视阈下中国旅游人文力塑造建议
1.转变观念，把旅游人文力提升作为旅游发展的新思维与动力
在世界范围内，旅游业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而受到了各国和地方政府的普遍重视，但是旅游业发展到今天涌现出来的越来越多道德上的困境和失范现象值得深思。
旅游活动不仅仅只具有经济属性，它还具有丰富的个人、民族文化与精神意义的文化活动。而当前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分地强调和突出了旅游现象的经济属性，缺少了对旅游现象的一种人文的关怀。而恰恰又是这样一种人文关怀，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和人性成长，这应是旅游中的人文研究进路，旅游研究需要开辟这种新的范式[5]。
发展旅游业并把旅游业作为推动地方经济腾飞的支柱产业，这是可行且必需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应只重视那些经济上的数据，也应该把旅游人文力纳入旅游发展考量评价的体系当中，把旅游人文力及其提升作为旅游发展的新思维与动力，使旅游系统中的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能纳入到旅游业发展的整体伦理气候中，这样才能使旅游发展更加健康，使人类社会更加和谐。
2.注重“主”“客”关系主体文化人格的塑造
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是旅游目的地“主”“客”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两大主体，旅游人文力的构建与提升有赖于这两者文化人格的塑造。我们可以从道德、心理和审美三个维度出发，加强对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进行旅游伦理和社会责任的教育，让旅游者自觉地成为文明礼貌、遵纪守法、道德完善的个体，让旅游从业人员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用职业道德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形成较完善的文化人格。
当然，旅游人文力的构建，还需要在全社会加强对全民的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的教育，要加强对各中等、职业和高等旅游专业学生的伦理教育，帮助旅游者、潜在的旅游者，以及旅游从业人员、潜在的旅游从业人员等培养坚定的道德信念和责任意识，培养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品质，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面向国内和全球旅游市场，塑造道德完善、人文力强大的个体，这将是中国旅游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坚实的基础和保证。
3.建设优秀旅游目的地，以人文力的卖点融入全球市场
全球一体化的旅游市场下，中国作为旅游接待地，不仅要依托现有底蕴深厚的人文旅游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还应充分利用旅游从业人员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纯朴和强大的人文力去吸引外国游客的到来，其实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几千年以来一直就有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以及崇尚道德的文化精神，人文力应该成为中国在全球旅游市场中发展入境旅游的重要卖点，用资源吸引游客，用“人”吸引游客，建设国内旅游市场和全球旅游市场中的优秀旅游目的地，旅游人文力将会成为一种十分有效的竞争力，这也是中国旅游业实现持续发展的最优路径选择。
五、结 语
综上所述，随着世界旅游业朝着一体化发展的进程，旅游人文力可以成为世界各国旅游业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竞争力和吸引物。特别在当前中国旅游业发展下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的道德素质亟待提升的形势下，旅游相关部门应该确定正确的舆论导向，树旅游道德的典范，加强诚信、道德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宣传，在全社会倡导塑造中国旅游人文力的理念，用伦理、用人的力量去教育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我们有理由相信，旅游人文力必将对整个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乃至于对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樊浩.经济伦理与经济发展的人文力[J].江海学刊，1999，（3）：92-98.
[2] 樊浩.人文力与实践理性[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75-79.
[3] 曹素璋.人文力与旅游可持续发展[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2，20（2）：28-30.
[4] 邵琪伟在湖南旅游产业发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N].中国旅游报，2008-04-01（2）.
[5] 王寿鹏，高天好.基于伦理维度的旅游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11，（4）：20-25.
[6] 樊浩.经济与人文力[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4）：21-31.
[7] 夏赞才.论旅游道德建设[J].道德与文明，2005，（5）：11-15.
（责任编辑：于振荣）
作者：胡卫伟
当前中国旅游业发展探讨论文 篇2：
习近平总书记新发展观解析
颜鹏飞，1946年生，湖南益阳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经济思想史评论》主编，以及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世界政治经济学论坛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和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代表性论著有《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大变革-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西方两大基本经济思潮概述》、《近代西方经济学》、《中国保险史（1805-1949年）》等。曾主持由福特基金会和欧盟资助的多项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及201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
2016年7月17-19日，颜鹏飞教授出席在中共贵州省委党校举办的“中国第八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期间，就“习近平总书记新发展观”这一主题，接受本刊采访。
王廷国（本刊记者，以下简称王）：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您认为，应该如何理解五大新发展理念是发展观的重大飞跃？
颜鹏飞（以下简称颜）：发展观、人民观和历史观三者是统一的。以前讲统一是讲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方法三者的统一。列宁就把逻辑论、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相统一。马克思的发展观主要表现在唯物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发展观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去讲。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把实践引进哲学，讲人的主观能动性。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把历史观、人民观和发展观统一起来，提出五大新发展理念，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这种新发展观不但与马克思的发展观一脉相承，同时又是对中国化的发展观的一种继承和超越。
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发展观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观的继承，又是对中国化的发展观的继承和超越？
第一，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一脉相承性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换句话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最本质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观，归结点和落脚点是共享。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本质内涵。也就是说，新发展观的本质仍然是促进人的发展。这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发展观的继承性。
第二，从中国化的发展观在我国的历史源流来看。中国化的发展观源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实践上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提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在《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老三篇中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发展观点，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本质是一致的。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后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观点；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它系统化；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在此前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强调核心是“以人为本”，同时提出很多相关内容，进一步丰富了发展观思想，但还未完全把它系统化。
对于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有过精准的评述，特别指出“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立足于世界大势和我国国情，是基于对当今世界发展实践的审视和思考，是对多种发展理论的合理借鉴、创新和超越，是最富有系统性、科学性和时代性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国家治国安邦的第一要务，这是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基本上还是围绕“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问题来讲的。从内容来看，我认为科学发展观重点是在讲协调，主要是以协调为引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因此它既较少提及创新，也没有把共享放在突出位置。当然这样的理论总结与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紧密相关。
战略扫描颜鹏飞：习近平总书记新发展观解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把创新作为开篇，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者相统一，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可否认，“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等发展思想，为习近平新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依据和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过去中国化的发展观，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加进了创新发展，强调了绿色发展，突出了共享发展，使发展观更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时代性。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新发展观的提出是时代使然。习近平总书记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时代性使然，是现实性使然。理论需要实践来检验，实践需要理论来推动。就目前的形式来看，我们的伟大实践，一个是国内经济形势进入新常态，一个是国际发展形势比较严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把发展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显然是高瞻远瞩。
从时代性、科学性、系统性出发，当前我们处在一个新常态，处在一个既是和平又是发展，且发展具有很大挑战的时期。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我们和平发展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只讲韬光养晦。因为从现在的时代和环境条件来看，你想要和平发展，别人却不让你称心如意地和平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海问题。我们要韬光养晦，可是别人就是不肯让你“韬光”，而是非要逼你亮相，逼你表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提出新发展观，显然是实践和时代使然。
从上述几方面来看，习近平的新发展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带有鲜明时代特色，凸显其“中国话语”和“中国智慧”、“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是对于马克思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规律性成果的提炼和总结，是对国内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争论的解答和升华，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以及如何以改革促发展、如何规范发展、发展如何对接世界，以及发展需要怎样的政治领导等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发展观和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共同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您认为，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科学体系？
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形成了从发展动力到发展目的的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不可分割，也不可或缺。
这个体系以创新为开篇。中央有一个提法，说的是“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也就是说，在这个新发展观体系中，创新是龙头。关于创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等讲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讲过，但都没有提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篇就讲创新，把创新放在第一位的高度，这是五大发展理念科学体系的一大特点。而且是第一次把“创新”引入发展理念，深化了我们对新形势下发展动力的认识，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问题导向和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初期，一心一意引进外资，引进市场技术，这是可以的，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都不提自力更生，不提创新，推崇所谓“市场换技术”，这就不行。引进固然不错，但引进以后我们要懂得内化，懂得在引进中创新，不能只讲引进，不讲创新，这样只能受制于人。以前我们就是没有把创新放在第一位，所以吃了很大的亏。
我们再来看看协调问题。我个人认为，协调是确保共享、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手段。实现共同富裕是最终目的，但从实践上来说，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先富后富的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先富带动后富”就需要协调。先富后富应该同步进行，不能讲先富一段时间以后再讲后富。虽然先富后富存在差异性，有些人由于先天禀赋、知识结构等可能先富起来，但是不能说先富已经搞了一二十年，再搞后富。我们要对这个政策进行修正，比如说，“效率要兼顾公平”，在当时针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是一个突破，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理论还是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当时提出这样的理论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协调可持续发展，也是因为当时相对严峻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所致。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协调又有了更深的内涵，强调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促进协调发展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一带一路”的协调，是一个全新的协调观，站在世界的高度来统筹，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
关于绿色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但能不能以牺牲环境代价来发展呢？习近平坚决否定这样的发展方式，指出必须坚持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既是理念又是举措，要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
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截止目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不敢想象，脱离于全球经济之外的中国经济会是怎样的景象。某种意义上来说，全面深化改革，也是在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夯实根基，清除阻碍。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现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每一根神经，都牵动着我们。从当前的实践来看，融入全球经济，对我们是机遇远大于挑战。所以，通过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将继续深化各项领域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
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体系是以创新开篇，以共享压轴。实现共享是习近平总书记新发展观的目的和归宿。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创新之一，就是突出强调了共享的发展目的，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重大发展原则。
习近平五大“发展理念”，其落脚点应该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享发展。共享，即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那就是三大分配差距，一是微观方面的分配差距，即个人、居民，他们的基尼系数现在比较突出，原来的警戒线是04，现在已经逼近05了，这是违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所以要重启“以人民为中心”。二是中观方面的差距，即地区之间的差距，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差距还在逐渐扩大，尤其是东北地区（东三省）与其他省区的差距逐渐增大，中、西部地区由于特殊政策的支撑，正在逐渐崛起。另外就是城乡差距，虽然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但很多现实矛盾依然突出，农民工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三是宏观方面的差距，即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差距。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国家手中的资金相对较多，而人民手中的资金相对较少，这样一来就不符合国强民富的要求。宏观的国民分配差异、中观的地区差异和微观的居民个体收入差异，这三者成为阻碍共享较严峻的现实问题。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而言的。
总体来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规律性成果的提炼和理论总结，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发展理念摈弃了过去简单的以生存型为主或者单纯的以GDP为中心的的发展观，抛弃拼资源拼投入、竭泽而渔、重城市轻农村、先污染后治理、重效率轻公平等陈旧观念，杜绝与民争利、忽视民生，抛弃以忽视公平和影响稳定为代价的畸形发展，并且形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应该强调指出，我们既要看到五大发展理念各自都有雄浑的理论张力和深刻内涵，同时也要从差异性中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创新性、协调性、绿色化、开放性、共享性等都要从整体性和统一性中予以引申、衍生和阐释，必须由“要素发展论”进入到“整体发展论”即要素间、阶段间的关联性。五大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得益彰、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王：“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贯彻新发展观，应抓住哪些要点（或关键）？
颜：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发展观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它抓住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衣领子、牛鼻子”，凝聚着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如同“指挥棒”、“红绿灯”、“导航仪”和“指路灯”，为未来发展指向引路、谋篇定策。要贯彻好新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都必须要掌握，都要严格贯彻落实。在这五个要点中，关键在创新，落脚点在共享，这两大要点一头一尾，一个开篇，一个结尾；一个龙头，一个龙尾。搞活龙头龙尾是最大的要点。
总之，贯彻新发展观，重点是搞好“一头一尾”，即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崇尚创新，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把“共享”发展作为最后的“压轴”理念，彰显发展的目的、归宿、出发点和落脚点，旨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王：贵州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发展观？
颜：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发展观要在贵州贯彻落实，生根发芽，第一，必须注重绿色发展，搞绿色贵州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知道，贵州的长处就是绿水青山，这正是其他省区所缺少的。贵州要牢牢抓住绿色发展，牢牢守住生态这条底线。我认为，云、贵、川三省都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功能区规划，抓绿色、抓旅游、抓无烟工业，这更为合理些。第二，贵州要发展，必须抓好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更好地发展。有了创新，各方面的工作才有生机与活力。贵州注重创新发展，主要是引进信息产业。贵州目前做得较好是大数据发展，这就是很好的信息产业。信息产业是一种高技术产业，不会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大数据产业能够在贵州孵化，这是一个很重要而远大的决策，体现了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的战略眼光。贵州发展还可以发展军工产业。军工产业如雷达、飞机叶片等属于高科技产业，对环境的破坏性不大。贵州要抓住绿色产业、抓住高新产业。第三，贵州要发展，就必须坚持对外开放。贵州开放发展，先行的方向就是发展大交通战略。贵州山高、水深，交通不便将成为发展的瓶颈。无论是旅游业、物流业等，交通都是关键。贵州大交通战略，南下以广东、广西为主，同时辐射西南地区，北上以北京、上海为主，覆盖全国，其大交通战略已初步形成，但和其他发达省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第四，贵州要发展，必须把贵州人均总体收入搞上去，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把百姓工作做好做实，落实共享发展才能水到渠成。第五，把新发展理念转化成为实践行动，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周期性、总量性和结构性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主线，必须实施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突出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总体说来，贵州贯彻新发展观方向是对的，路线是明确的，只要认真加以践行，贵州实现跨越发展指日可待。
责任编辑：王廷国
作者：颜鹏飞
当前中国旅游业发展探讨论文 篇3：
中国旅游政策评估模型构建与政策变量分析
摘要：
旅游政策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旅游政策评价研究是旅游政策贯彻与废止的主要依据，对政策供需配置、提高政策效率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投射-实施后” 对比分析法，类比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国内旅游收入与资本、劳动、资源、技术和政策等因素关系的函数，利用 Eviews7.2软件对1992～2013年的有关统计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中国旅游政策评估模型。研究发现：我国近20年来颁布的旅游政策是有效的；制度性政策的作用大于措施性政策；政策评估模型中的劳动等非政策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规律不尽相同，应运用现代资本理念和信息技术推动旅游业发展。
关键词：
旅游政策； 政策评价； 政策变量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中国旅游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快、具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之一。2009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突出其产业定位与民生性质。2014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部署进一步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旅游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政府运用政策手段干预旅游经济运行，有效地弥补旅游经济运行机制不足、调整和优化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业超常规发展、提高旅游产业素质（李锋，等，2013）。
国内外有关旅游政策的研究都属于新兴领域（苏振，2011）。Matthews（1975）《国际旅游与政治科学研究》开创了旅游政策独立研究的先河。国外有关旅游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旅游政策（Krutwaysho，et al.，2010；Airey，et al.，2010），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旅游政策（Akehurst，et al.，1993；Minnaert，et al.，2009），减少旅游对环境、社会、文化及经济产生负面效应的可持续发展政策（Logar，et al.，2010）并通过指标来反映可持续性（Castellani，et al.，2010），旅游政策制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人力资源等影响因素（Richter，et al.，1985；Hayes，1981），旅游消费模型（Fritz，et al.，1984）、历时性分析（Soshiroda，2005）、扎根理论（Stevenson，et al.，2008）等政策制定方法（Bramwell，et al.，2007）等方面。国内的旅游政策研究则主要包括日本（蔡万坤，1984；石美玉，2009）、新加坡（曹信孚，2002）、塞浦路斯（马晓龙，等，2003）、韩国（李衹辉，2009）等国外旅游政策借鉴，出境、入境、国内三大市场旅游政策（张广瑞，2005；戴学锋，等，2008），旅游政策演变过程（何丽红，等，2007；钟冲，2009），区域旅游政策（何建民，2006；郅润明，2010）及财税（陈小燕，等，2009）、土地（杜一力，2004）等具体旅游政策的研究。
然而政府在推进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旅游政策的效用进行评估，检验政策目标与实施效果是否匹配，从而保证旅游政策的科学性。因此，深入研究旅游政策特别是关于旅游政策的评价，是保障政策有效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有关旅游政策评价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多是基于评估体系构建（李锋，等，2013）、评估指标遴选（薛福根，等，2013），其评估结果并不清晰，有碍于人们直观认识旅游政策因素对于旅游业发展的贡献度，也不能展现旅游政策的发展状况。基于此，本研究构建旅游政策评价的投入产出模型，运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各个影响因子的弹性系数，进而对政策变量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政府部门旅游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理论借鉴。
1旅游政策评价方法
关于政策评价方法，谭崇静（2010）运用模糊数学原理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对重庆市农村职业教育政策进行评价；彭向（2014）等利用网络均衡原理和变分不等式理论构建等价的多用户、多准则均衡变分不等式模型，对面向包含小汽车和公交车组成的多方式交通网络税费政策进行评价；李洁（2013）运用数据包络模型，对我国现有生态政策进行评价。常用的政策评价定量研究方法包括简单“前-后”对比分析法、“投射-实施后”对比分析法、“有-无”政策对比分析法、“控制对象-实验对象”对比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成本-效能分析法等，不同的方法有其各自的适用范围与适用程度（廖筠，2007）。
本研究采用“投射-实施后”对比分析法对旅游政策进行评价。将旅游政策执行前的趋向线O1O2投射到旅游政策执行后的某一时间点A1上，并将在A1点得到的投影与旅游政策执行后的实际情况A2进行对比，确定旅游业政策的执行效果（A2-A1）（见图1）。若A2-A1>0，说明政策实施的效果是正效应，应将该政策继续推广执行下去；若A2-A1<0，说明政策实施的效果是负效应，应将该政策修正或废止。这种方法通过投影过滤掉一些非政策因素的影响。
2旅游政策评估模型的构建
2.1理论模型与假设
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要素投入引起的；配第、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王亚南，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萨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及赋税原理[M].王亚南，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索洛提出了资本、劳动、技术为主要分析角度的经济增长研究方法罗伯特·M·索洛，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M].史洁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旅游学者构建了不同的旅游生产函数，从而得出旅游经济的增长是源于投资、劳动、技术进步的结论（李仲广，等，2008；左冰，等，2008）。还有学者提出，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基础（Papageorgiou，2008；李连璞，等，2006），但选用模型不同、选取变量不同，结论也不尽相同（黄秀娟，2009；把多勋，2009）。
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示：Q=ALαKβNχEδ（胡静，2007）。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人们普遍认为信息技术也是独立的生产要素。为了揭示政策因素对旅游发展的作用，从旅游政策评估的角度对投入的生产要素进行修改，我们认为，国内旅游收入是劳动、资本、资源、技术和政策的函数，以国内旅游收入为关键指标重点分析其与政策投入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理论模型及假设：
Y=f [L，K，R，I，P]（1）
以下是函数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定义。
（1） Y表示旅游业发展水平。通常用旅游收入、旅游接待人次等来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本研究建立模型的主要目的是测量政策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大部分政策对国内旅游的作用更明显，因此以历年国内旅游收入表示。（2） L表示劳动投入。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旅游直接和间接从业人数的统计不具有连续性。旅游核心企业反映着全行业的经营状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因此以历年旅游企业从业人数表示。（3） K表示资本投入。投资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限于各地区和各行政职能部门权责不同，目前要统计现有旅游企业资本性支出、旅游企业收购资本、新设旅游企业投入资本以及非旅游企业中旅游业务的投入资本难度很大，因此以历年全国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原值表示；（4） R表示资源投入。旅游资源的吸引能力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本研究以历年纳入《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统计的景区数量表示；（5） I表示信息技术投入。目前，对国内旅游网站发展规模的统计缺乏完整性和连续性，而且技术对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作用需要通过有效的网络预订衡量，因此以艾瑞咨询集团网站公布的历年网上旅行预订市场规模表示；（6） P1和P2表示政策投入，分别是旅游制度性政策体系和旅游措施性政策体系本研究综合刘进富、王维平等人对公共政策的分类，按照政策投入方式将旅游政策划分为制度性政策和措施性政策。其中，制度性政策是从推动旅游业发展的目标出发，明确旅游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而制定的政策，包括法律、决定、意见、通知等；措施性政策是为贯彻和执行旅游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具体政策，包括标准、办法、条例等。，其中，P1表示保障旅游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与基本制度（简称“旅游制度政策体系”），P2表示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与办法（简称“旅游措施政策体系”）。
假设：不考虑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按照投入产出关系，国内旅游收入是劳动、资本、资源、技术和政策的函数，类比CobbDouglas函数将其记为Y=ALα1Kα2Rα3Iα4P1α5P2α6。
为保证变量序列的平稳性，各变量均进行自然对数形式处理，利用回归系数来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响应程度，由此建立旅游政策影响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LnY=C+α1LnL+α2LnK+α3LnR+α4LnI+α5LnP1+α6LnP2
（2）
其中，C为常数项，αi为各个自变量的系数。
2.2数据来源
我们拟从近22年来的统计数据中寻求政策变量与旅游业发展的统计关系，历年国内旅游收入、旅游企业从业人数、旅游企业固定资产原值、景区数来源于《中国旅游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等权威数据调查；信息技术水平数据利用艾瑞咨询集团网站公布的网上旅行预订市场规模表示；旅游政策投入水平依据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涉旅法律政策文件的重要程度（见表1），通过德尔菲法征询专家意见、综合考虑政策的长期效果对投入的政策赋值，将政策因素作为投入要素进行年度统计。时间期限为1992年至2013年，部分年份数据缺失问题则用内插订正法对数据进行缺失值替换。
3旅游政策评估模型变量分析
3.1旅游政策评估模型结果
为避免产生“伪回归”问题，需要用协整检验来确定序列是否稳定，如果稳定，回归方程所包含变量具有经济意义。而变量间协整关系存在的前提是所分析变量序列为平稳序列，依据1992年至2013年的有关统计数据，利用Eviews7.2软件采用ADF方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由检验结果知，对数序列LnL的ADF值小于5%的临界值，且概率P小于0.05，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序列平稳。因此剔除变量LnL检验各变量差分序列的平稳性。LnY、LnK、LnR、LnI、LnP1、LnP2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协整关系有效，即Y与K、R、I、P1、P2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故对公式（2）进行如下调整：
3.2旅游政策评估模型的政策变量分析
（1） 制度政策变量的系数为0.713，旅游制度政策体系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1992年至2013年的22年间，中国旅游法律制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旅游法》的出台使得中国旅游业进入了全面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段。《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业发展的通知》等政策对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过程是渐进的。旅游制度体系政策的演进具有连贯性，从200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业发展的通知》到2007年《国家旅游局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再到2009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对中国旅游业发展进行了总体布局。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旅游局关于积极发展国内旅游业意见的通知》，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旅游需求的产生，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经营国内旅游业的3类旅行社迅速发展，大部分一、二类旅行社也建立了国内旅游部，经旅行社组织招徕和接待的国内旅游者人数剧增，形成相当大的规模，使得我国国内旅游从过去的自发状态向全面通过旅行社组织招徕和接待的方向过渡。由此，国内旅游开始蓬勃发展。2000年发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旅游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发展假日旅游若干意见的通知》，不仅促使假日经济成为一种重要的消费经济模式，同时也进一步促使旅游业快速发展。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保障国民旅游休闲时间，完善假日制度；另一方面有利于扩大旅游消费、拉动内需、提高国民生活质量。
（2） 措施政策变量的系数为0.278，旅游措施政策体系与旅游业发展水平也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说明措施政策的供给对于提高旅游业发展水平是有效的，但弹性系数小于旅游制度政策体系的弹性系数。旅游措施政策不具有连贯性，只有2009年的《旅行社条例》是对1996年《旅行社管理条例》的修订和完善，取消了沿用22年的旅行社分类方法，规范了旅游市场行为与企业经营。旅游措施政策体系中的政策其中一项重要的作用是加强行业标准化的管理与领导。旅游行业的标准化是产业化的基础，也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最根本条件。1997年国务院为了规范出境旅游市场公布《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这是第一部专门规范公民出境旅游的政策文件。国务院2002年颁布《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公民出国旅游活动，并要求保障出境旅游者和出国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标志着中国出境旅游市场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并开始走向成熟。
（3） 从两变量的相关关系看，旅游制度政策体系是旅游政策的基础，旅游措施政策体系是政府干预旅游经济市场运行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制度政策体系着眼于宏观，措施政策体系着眼于微观，制度体系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平台，措施体系为旅游业的发展扫除障碍，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制度性政策使得资源得以充分配置，为措施性政策的实施提供健康的宏观环境；措施性政策从微观上规范市场主体运营，激励市场主体发展，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纠正市场失灵，提高市场效率，为制度性政策的实施建立良好的微观基础。制度政策体系和措施政策体系从不同角度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相辅相成地为扩大旅游需求、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平稳增长提供政策支持。
（4） 对两政策变量进行处理，将变化后的数据代入旅游政策评估计量经济模型LnY=1.329+0.405 LnK+0.092LnR+0.107 LnI+0.713 LnP1+0.278 LnP2，观察历年国内旅游收入变化（见图3）。若将政策制度体系维持在1992年的水平，国内旅游收入用Y1表示；将政策措施体系维持在1992年的水平，国内旅游收入用Y2表示；将政策制度体系与政策措施体系均维持在1992年的水平，国内旅游收入用Y3表示。
由图3可以发现，Y1、Y2、Y3均比实际值低，说明旅游制度性政策和旅游措施性政策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均产生了影响，但作用力的大小不同。若将二者均维持在1992年水平，则国内旅游收入增速极其缓慢，旅游政策因素对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不容忽视，研究政策要素如何有效促进中国旅游业发展意义重大。若将制度政策体系维持在1992年水平，则国内旅游收入增长幅度较措施政策体系维持在1992年水平的国内旅游收入增长幅度小，由此说明制度政策体系的作用比措施政策体系作用强，与上文计量分析结果制度政策变量的系数大于措施政策变量的系数相符。制度性旅游政策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更有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业发展进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发生的相应调整，政府应侧重宏观布局、简政放权，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王慧娴，等，2014）。
3.3旅游政策评估模型中非政策变量分析
在上述4个非政策变量中，劳动与国内旅游收入的变化规律并不明显，资本、资源、技术因素则表现出正相关关系。
（1） 劳动投入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劳动力资源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长期以来，旅游业在带动就业方面的效果显著，我国把发展旅游业作为解决中低层次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旅游行业的多数劳动力没有接受过正规旅游专业教育及职业培训，整体素质不高。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从事旅游开发、规划、管理、经营等方面的旅游业高级专业人才短缺成为制约我国旅游业发展、实现旅游业战略转型的“瓶颈”（孙钢，1996）。进一步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加强旅游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强化旅游服务质量，构建旅游业内和谐的劳动关系。制订旅游从业人员诚信服务准则，提高服务质量，在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旅游服务”转变。
（2） 资源变量的系数为0.092，资源投入具有正向作用，但系数最小，说明资源依赖型旅游发展模式在刺激旅游需求上面临巨大挑战。旅游资源的丰度表征优势旅游资源数量，重点回答“有什么”的问题（张祖群，2005）。然而传统的观光旅游供给内容比较单一，游客在参与性、休闲性、趣味性等方面的需求难以满足。有些景区只注重数量扩张，重复建设等问题突出，人工景点与旅游资源风格不协调，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活化，难以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拳头产品。随着游客对旅游品质及旅游体验的追求，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旅游日渐不能满足旅游需求。2014年7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http：//news.china.com.cn/201505/07/content_35514976.htm.明确了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即向集约节约和环境友好旅游开发转型，向观光、休闲、度假并重的旅游产品转变。未来要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进一步完善接待体系，优化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减少门票经济比重。
（3） 资本变量的系数为0.405，资本投入具有正向作用。消费、投资、出口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发展阶段兼具消费、投资与出口功能。投资的持续增长是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五个一起上” 1984年《关于开创旅游工作新局面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要采取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和利用外资一起上的方针”。（张辉，1995）到2012年《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旅游业的实施意见》，政府鼓励各种性质的资本进入旅游业，2014年我国旅游投资逾7000亿元http：//www.aiweibang.com/yuedu/25013512.html，20150507/20151128.，新常态下的旅游投资功能将一进步显现。然而我国旅游企业总体上规模偏小，相对其他产业，组织化程度较低、市场化程度不足、竞争力较弱，要打破社会资本进入旅游业的壁垒，创新旅游投融资机制，建立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互动结合、优势互补的新发展结构，通过投资构建完善的全产业链条，运用现代资本理念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4） 技术变量的系数为0.107，技术投入具有正向作用，表现出技术在我国旅游要素市场中的稀缺性。2006年颁布了《旅游电子商务网站建设技术规范》http：//www.cats.org.cn/falvyuandi/biaozhun/20889，我国旅游业正面临数字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信息技术正成为旅游业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互联网诞生以来，信息技术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快速推动着旅游业的产业链变革、管理组织创新、经营手段创新以及产品服务创新。从产业运行角度看，旅游业综合处理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流动，信息在旅游业中至关重要，旅游业可以称为信息密集型和信息依托型产业，其实质是通过信息流引导游客流动及服务的合理配置。传统的点线旅游各景点间联系较弱，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交通、住宿等服务信息的有机整合，促进了点线旅游向板块旅游的发展与区域旅游的形成，不仅为节点城市发展旅游业提供广阔空间，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繁荣，而且有利于形成较好的旅游接待力和旅游氛围以及具有人文关怀的服务水准，从而满足旅游者需求。应该充分把握技术机遇，走高效率和人性化的旅游发展道路。
4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旅游政策评估模型，依据1992年至2013年统计数据，定量分析了旅游业发展水平与资本、劳动、资源、技术、政策因素的关系。通过分析，我们认为：（1） 我国近20年来颁布的旅游政策是有效的。要实现建设战略性支柱产业的目标，必然需要一套完整全面的政策体系来推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未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可能由政策引领。（2） 制度性政策的作用大于措施性政策。制度政策体系对于确定旅游业发展方向和优化资源配置上具有重要意义，从根本上确定了旅游管理政策的基调。措施政策体系被赋予多重任务，政策引领上缺乏连贯性，引导旅游业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3） 政策评估模型中的非政策因素对于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不尽相同，转变旅游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摒弃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未来要走“资本+技术”的发展道路，支持民间资本投资，支持民营企业、工业、农业、地产业等各种资本进入融资平台，促进新技术不断运用到促进旅游发展上来，提高技术进步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
旅游政策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政策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以及如何测量，目前并没有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本研究的尝试是对旅游政策研究的一种突破，其理论贡献在于建立了旅游政策评估模型，通过历年数据计算出国家颁布的旅游政策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效果。将旅游政策作为投入变量是对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旅游研究应用上的拓展。同时，引入制度性政策与措施性政策变量，考虑了他们在旅游业宏观和微观发展层面上的影响，是对研究模型的进一步细化。政策的实施与发生作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出于计算的需要，把各项政策按年度进行统计。
本文存在的不足：一是模型的时间序列比较短，用旅游企业数据来反映旅游业发展情况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具体的因果关系有待商榷；二是采用德尔菲法对制度和措施政策体系进行赋值，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些问题将在后续研究中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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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poli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Studies of tourism policy evaluation， a main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he abolition of tourism policies， are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upply and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ies. Based on the simple projectionafterimplement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draws a Cobb Douglas analogy of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to build functions between domestic tourism income and other factors such as capital， labor， resources，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policy. Eviews 7.2 software is also employed to make a b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statist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1992 to 2013 to establish China’s tourism policy eval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e tourism policies issued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are valid；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policy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regulatory ones； and the role of labor and resource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s not clear.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vestment to promot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ourism policy； policy evaluation； policy variable
（责任编辑：梁保尔）
作者：王慧娴 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