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框架范文（精选4篇）
议题框架 第1篇
关键词：学术不端,科技传播议题,框架
术届弄虚作假、文坛抄袭等现象自古有之。随着现在传播手段的多元化, “学术不端”行为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 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 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2005年发生的“黄禹锡学术造假”一案, 更是引起了全球媒体与受众的注意, 使该案由个人的学术不端行为发展成为影响全球的学术不端事件。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一事件中, 国内媒体借助主体议题的“框架化”, 通过选择、组织新闻报道, 不仅有效地实现了信息告知的功能, 同时也充分发挥了新闻报道在遏制学术不端现象中的监督功能。
1 议程设置理论与“议题框架化”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1972年, 美国学者麦克思韦尔·麦考姆斯 (Maxwell E.McCombs) 与唐纳德·肖 (Donald L.Show) 首先提出了议程设置的理论假设, 随后, 该理论受到了学术界的日益关注与普遍认同, 成为传播学效果研究中最具生命力的理论之一。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 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力度——增加报道数量或突出相关问题, 会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的认知。那么, 媒介是如何设置议程的呢?围绕这一问题, 学者们结合框架理论, 提出了议程框架化 (Framing) , 即媒体一方面用框架的方法去挑选新闻, 使内容与框架一致;进一步按框架的方式去架构新闻, 具体到一个议题, 架构时突出与框架一致的面向或属性。1也就是说, 媒体一方面通过选择某些与议题高度相关的新闻事实, 确保了媒介议题的单一性;另一方面则按照一定的报道角度、报道方式等加工新闻事实, 实现了报道倾向的一致性。
关于“框架”, 当代美国学者甘姆森 (Gamson) 认为可以定义为两类, 一类是指界限 (boundary, 如摄像机的镜头) 之意, 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另一类则指人们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 (building frame) , 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议外在世界。前者代表了取材的范围, 后者则显示意义的结构, 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2也就是说, 媒体通过选择新闻事实、加工新闻事实、传播新闻事实等一系列活动, 实现了议题的框架化。通过议程的框架化, 媒体较为有效地影响了受众对相关议题的认知程度。其中, 媒体对受众认知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归因框架”的设置。即指在议程框架化的过程中, 媒体不仅设置了一个中心议题, 同时也设置了相应的归因关系, 即议题的责任问题。3“因果框架”在议题设置的过程中运用较多, 通过组织与议题相关的各类报道, 媒体实际上设置了一种并不明显的因果关系, 而一旦这些报道进入到受众层面, 受众就会进而运用知识经验将各类报道加以归类, 从而使这种因果框架更为明显。
2 研究对象及研究样本说明
2005年12月1日, 韩国Mnuhwa电视台播出一条新闻, 称“黄禹锡的研究数据或存在问题”, 将“黄禹锡造假事件”引入媒体议程, 并随即引发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
本文选取了我国《人民日报》、《科学时报》、《中国青年报》三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为样本, 展开相关研究。
综观三份报纸样本中关于“黄禹锡事件”的报道, 最早的相关报道均是以2005年11月份的“黄禹锡采集卵子事件”为开端, 集中报道始于2005年12月“质疑黄禹锡克隆研究真伪”, 最终以2006年8月“黄禹锡被韩国政府取消相关奖励”等结束。因此, 本研究将集中分析2005年12月至2006年8月期间三家样本媒体的相关报道。
3“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的研究结果
3.1 报道数量
媒体涉及的话题即内容的取舍是形成新闻框架的重要因素。围绕同一议题, 媒体由于可以发现并报道一系列的新闻事实, 因而, 通过对新闻报道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媒体往往可以强化或减弱某些议题的影响力。因此, 媒体对“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数量的多少, 可以体现媒体对学术不端事件的关注程度, 进而影响媒体建构议题框架的广度和深度。
在2005年12月至2006年8月期间, 如上图1所示, 三家媒体的报道总数共有97则, 其中, 《科学时报》的报道数量最多, 有57则, 占所有报道数量的58.76%, 《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则各占20.62%, 分别有20则相关报道。
3.2 报道类型
加姆生认为, “媒介框架就是一种建构的过程”。从这一角6度0看来, 媒体在传播学术不端事实、解读学术不端行为等过程5中0, 会选择相应的事实来建构相应的议题, 因此, 媒介关于事4件0或人物报道的多少也将影响议题框架的建构, 进而影响受众3的0认知。
如下图2所示, 97篇报道主要可以分为事件报道和人物报道两种类型, 其中, 以事件报道为主体, 该类型从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占总体数量的94.85%。
3.3 报道体裁
新闻报道按照题材主要可以分为消息、通讯及评论等三大基本类型。不同体裁的新闻报3道, 对事件报道的力度也不相同。消息以传播新闻事实为主要目标, 通讯注重事实的深度解读, 评论则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对相关议题所做的观点类的解读。
因此, 针对新闻报道体裁的这一特点, 通过对“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中不同报道体裁的分析, 可以进一步探析媒体如何从不同层面架构核心议题。
如图4所示, 在三类基本的报道体裁中, 消息所占的比例最大, 为56%;其次是通讯, 占总量的22%;评论的数量相对较少, 仅占总量的21%。除此之外, 在97条新闻报道中, 还有一则是提供背景资料类的“黄禹锡造假事件回放”。
3.4 报道角度
议题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于通过影响公众议程进而影响公众认知, 而这种作用的发挥往往需要新闻事实的有力支撑, 因此, 如何选择新闻事实、组合新闻事实, 就成为议题框架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基于报道重点的不同, 本研究主要将三份样本媒体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中的报道角度划分为事件、影响、原因、对策四种类型。
如上图5所示, 在四种报道角度中, 事件角度被广泛应用, 占总数量的54.64%;其次是原4因角度, 为27.84%;影响及对策相对较少, 分别有12则报道和5则报道。
3.5 报道倾向4
从新闻事件价值特征的角度来说, 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 往往会在报道中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倾向, 对于“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也不例外。
如上图6所示, 负面报道有50篇 (44%) , 有37篇报道 (32%) 持中立态度, 正面报道仅有27篇 (24%) 。
4“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的研究发现
1) 媒体定位不同, 对学术不端事件的关注度也不同。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为期8个月的持续报道中, 《科学时报》、《人民日报》及《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数量存在较大的差别, 《科学时报》的报道数量是其他两家媒体的2.7倍。由此可见, 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中, 以《科学时报》为代表的科技类媒体, 其对学术事件的关注度远远高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党报媒体及综合性媒体, 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专业特色。
2) 媒体关于“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议题设置表现出“前期强, 后期弱”的明显特征。由于媒体对于学术不端事件的关注和解读, 不仅影响着受众对待于学术问题的态度和认知, 同时也关系着良好的学术环境的建设, 因此, 媒体的报道强度和密度就直接关系到媒体能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职能。通过上文的分析, 可以看出, 媒体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中, 后期报道数量锐减, 远远不足前期报道的五分之一, 有的甚至仅为前期报道的十分之一。这种“前期强, 后期弱”的议题设置, 虽然有利于将“学术不端”议题带入到受众议程中, 并引起较为强烈的关注, 但从长远来看, 其产生仅仅是轰动效果, 而并不能引起民众的深思。
3) 媒体“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以信息传播为主, 舆论引导性不足。在所有的报道体裁中, 以传播简要事实为主要目的的消息类报道居多, 占所有报道体裁的半数以上, 而以深度解读为主的通讯体裁和表达媒体观点、引导公众舆论的评论体裁, 在该事件的报道中使用的却相对较少, 仅占21%左右。一方面, 这种结果的出现可能与媒体的版面设置、内容编排策略等有关, 消息体裁的报道较易刊发;另一方面, 也与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不端曝出的各类材料有关, 这些极大地丰富了消息报道的来源。但是无论原因为何, 偏重于消息体裁的框架设置,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媒体报道缺乏有力的支撑观点、深度解读, 因而使舆论监督与社会教化等功能的发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4) 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中, 媒体较为全面地兼顾了该事件报道的各个角度, 建构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议题框架。在本研究所划分的四类报道角度——事件情形、事件影响、原因探析、相关对策中, 虽然各个角度的报道在量上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别, 但是从功能发挥的角度来看, 这四类报道互相补充, 以介绍事件情形为主线, 补充了一定的事件扩展性报道即介绍事件的影响, 同时也在事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了事件背后的社会原因、个人原因等, 并提出了有关的对策。可以说, 这四类角度基本可以概括出媒体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中的一个较为清晰的议题框架, 即“事件+影响+究因+对策”, 尤其是在原因探讨和提出对策的环节, 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也得到了较大的发挥。
5) 媒体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相关报道中, 舆论监督功能较强。负面报道被认为是媒体是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中, 相关报道以负面报道为主, 正面报道的比例较小, 可以认为, 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较强是“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相关报道的总体特征。但是, 就“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展开的客观冷静的中立性报道较少, 也成为该议题报道的主要风格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间接证明了前文所提到的“信息失衡”问题。
5“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的研究结论
随着我国传媒事业的发展, 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提供娱乐, 尤其是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强大功能也日益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学者们普遍认为新闻媒体通过揭露事实、刊发议论等形式在引导大众舆论, 影响受众认知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 在防治学术不端行为, 净化学术氛围, 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发展时, 也应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
那么, 应如何实现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呢?新闻议题的框架设置是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以上关于《人民日报》、《科学时报》、《中国青年报》关于“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相关报道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 在进行“学术不端”议题的新闻报道时, 媒体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强化议程设置, 以实现媒体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有力监督。
1) 设置长期议程, 强化新闻报道的舆论引导功能
从《人民日报》、《科学时报》及《中国青年报》关于“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时间及报道数量上看, 媒体的报道难免有“虎头蛇尾”之嫌, 更热衷于追随热点事件, 而非借助该事件来有效地引导舆论。显然, 这一结果的出现是与学术不端事件的偶发性、随机性等特征相关的, 但是也暴露了媒体在设置议程方面的失策。
学术不端绝非孤立的、单独的事件, 它是一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违背学术规范的非自律性行为, 是一种需要通过长期的监管、治理才有可能得以改善的不良学术现象。因此, 对于媒体而言, 关于学术不端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与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报道一样重要的。密集的、高强度的事件性报道却是可以引发全社会范围内的集体谴责与反思, 但是真正能从根本上防治这一不端行为的, 应该是制度的改善、道德的养成和持续的监督。这就要求媒体不应仅仅是“闻风而动”、“就事论事”, 而应将“学术不端”报道作为媒体的一项常规内容, 设置长期的报道议程, 强化学术道德意识, 防范学士不端行为, 进而真正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
2) 应用平衡手法, 增强新闻报道的均衡性、客观性
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 平衡手法的应用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 在报道某一事实的过程中, 媒体应同时兼顾其他各个方面, 尤其是意见相左的方面。由于平衡报道手法在意见说服与舆论引导方面的突出优势, 这一手法也在近年来被媒体广泛运用。新闻报道中的平衡手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报道体裁的多元化和报道角度的多样性两个方面。一方面, 多元化的报道题材能够突出议题的“主要方面”, 表达媒体的报道倾向, 并利用其他方面给人以“客观、全面”的印象, 提高报道的可信度;另一方面, 则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报道角度有力地组织、传达媒体的观点, 从而更为有力地引导大众舆论。
具体看来, 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中, 《科学时报》、《人民日报》等媒体虽然都从多个角度选择新闻事实, 组织新闻框架, 涵盖了四类主要的体裁——消息、通讯、评论及其他, 但是各种体裁从数量上来看却是差距悬殊, 并未真正做到均衡报道。因此, 如何均衡不同的报道体裁, 以更好的发挥不同体裁的功能, 是媒体在设置学术不端报道框架时亟须注意的。
平衡报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角度的全面性, 而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中, 事件、影响、原因、对策等四种报道角度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即从事实本身、事件影响、原因追究及规范对策等各个方面组织了新闻框架。以《人民日报》的报道为例, 如下表1所示, 围绕“黄禹锡造假事件”这一议题, 该报纸分别从事件 (包括时间动态、历史及发展等) 、原因 (导致学术不端的行为分析) 、影响 (对学术研究及相关期刊的影响) , 以及对策 (如何遏制学术不端行为) 等进行了多角度的报道, 既传播了某些重要的新闻事实, 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倾向性, 即实现了新闻框架的全面性建构。
表1《人民日报》于“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角度
3) 建构“因果框架”, 设置相应归因关系
大多数传播学研究者认为, 新闻受众接受新闻信息之后, 在知觉、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等方面会发生一定的变化4, 即新闻信息对受众会产生实际的影响。除了告知、宣传等功能之外, 传播媒介也同时具有教育教化的作用。一般认为, 大众传媒的教育教化功能是指受众接受新闻文本中蕴含的思想、观点、情感等形成的效果, 一般表现为触动, 并见诸行动, 即在思想上或行为上发生良性改变。5
教化功能的发挥往往是依托于新闻文本实现的。因此, 作为议题框架化的主要形式, “因果框架”也是新闻文本发挥教化.作用的一.种重要方式。“2因006果1框架12”3的构建是指大众媒介通过.将同一议.题之下的不同新20闻06报1道进12行6有序的排列、组合, 向受众传达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7, 从而帮助受众建立某些归因体系。也就是说, 为了更好的发挥教化功能, 在报道“学术不端事件”时, 媒体应着重于启发读者“怎么想”, 而不是仅仅告诉他们“想什么”。
以《中国青年报》在“黄禹锡学术不端事件”报道中的议题组织为例, 通过《从“多利羊之父”倒掉看权利奴役学术》、《科技实力排名千万别搞“大跃进”》、《钟南山院士:学术道德问题的关键在体制》、《学术不端为何屡禁不止》等报道, 该报集中向受众传达了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各种原因, 如体制弊端、学术风气浮躁、评价体系缺陷、惩罚不足等。但是, 由于这些报道在数量上并不具备足够的优势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和引发受众的思考, 这种种“因果框架”的启示功能和教育功能也是极为有限的。
因此, 在报道显著性事实 (如事件的起因、进展、结果等) 的基础上, 媒体也应更多地使用议论性的文体开展报道活动, 尤其加强事件原因、影响、对策等角度的报道力度, 从而使受众从认知层面上建立一种具有道德规范作用的价值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浩鸣, 陶贤都.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人民出版社, 2006.
[2]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美]斯坦利·J·巴伦.大众传播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4]王春泉著.现代新闻写作:框架与修辞.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
[5]彭菊华.新闻学原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6]李浩鸣, 新时期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的思考.科学新闻, 2003 (24) .
[7]李浩鸣, 危机事件中科技新闻的舆论导向与监督问题.科学新闻, 2005 (1) .
[8]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10) .
[9]李春颐.谈新闻框架意义的价值体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6 (6) .
议题框架 第2篇
作为意见表达的平台, 以及影响公众认知及行为的“议程设置者”, 媒介对于PM2.5话题的建构耐人寻味。根据媒介话语作为象征性权力的命题 (Foucault, 1972;Bourdieu, 1991) [1]推定, 不同阵营的媒介受不同价值观与权力结构的影响, 会在主题与框架上呈现差异, 从而体现权力的交织与博弈。
那么, 在讨论“PM2.5”话题时媒介分别突显与忽略了哪些主题?有哪些框架出现?不同类型媒介的新闻框架选择形成了怎样的差异与争夺?是否存在框架共鸣 (即整个媒介体系采用了相近框架) 或框架扩散现象 (作为意见领袖的媒介的框架, 随时间推移被其他媒体采纳与运用) ?
1 理论脉络与研究设计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媒介在环境报道方面的议程设置效果。Salwen (1988) [2]和Khan (2011) [3]发现媒体与公众在判断什么是当时社会面临的最为重要 (和最不重要) 的环境议题方面意见高度一致。Brosius和Kepplinger (1990) 也发现媒介报道能够引起人们的问题意识, 而问题意识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媒介报道。[1]
同样, Carvalho和Burgess (2005) 论证,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很大部分来自媒体。[5]
正是基于媒介对于公众意见与认知的强大影响, 分析媒介构建环境/气候议题的特征及其背后的逻辑十分重要。这种逻辑蕴含特定的价值取向, 意图在话语权力的争夺中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 已有研究表明了这种媒介争夺的实际存在。
比如, 媒介与话题利益相关方在气候报道中有着迥异的诉求:记者倾向于通过报道来呼吁公民行动, 而相关利益方如石油公司却在新闻稿中稀释或低调处理某些信息来对抗记者的努力 (Tutt, 2009) ;[6]气候报道的文本反映出不同国家地区及其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的影响 (Gadzekpo等, 2009) ;[7]国内环境报道会受到国际舆论压力的影响 (Takahashi&Meisner, 2012) [8], 等等。
在这种权力结构的影响之下, 环境与气候报道, 并非只关乎科学和技术视角。相反, 媒体对于新闻框架的选取呈现较强的策略性, 体现多元意识形态、价值观、商业诉求以及专业精神之间的冲突与碰撞。
例如, 记者们不仅从科技的视角来理解全球变暖议题, 同时也将其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探讨 (Russill, 2008) 。[9]通过对美国大众及精英媒体建构全球变暖议题的研究, Foust和Murphy (2008) 发现强调灾难性的终点这一带有启示录意味的“世界末日”修辞, 或多或少地将人类的责任、以及人类有能力改变全球变暖的可能性排除在外。[10]
框架分析为捕捉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提供了实用的工具。Gamson和Modigliani (1989, p.3) 将框架定义为"对于相关事件进行感知, 以揭示问题所在的核心组织思想 (central organizing idea) 。”[11]
在大规模事件引发的社会行动中 (例如气候变化中的公众运动) , 框架的建构意味着相关利益方之间的争论与互动过程, 它们包括挑战者及其对手, 国家政府, 第三方, 以及媒体等 (Mc Adam等, 2001, p.44) [12]。
国家意识形态, 逐利媒体的价值观, 以及新闻专业主义决定着一个话题如何被不同媒体框架化 (Iyengar, 1991) 。[13]而且, 在不同立场的媒介之间, 议题的流动常常有一定的规律性, 往往由精英媒体或者全国性的媒体扮演“意见领袖媒体”的角色, 其报道框架经常被其他媒体所引用, 进而影响整个媒介体系, 这一现象又被称为“共鸣”或者“扩散” (NoelleNeumann and Mathes, 1987。[14]
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环境报道的研究, 也体现了以框架分析作为工具来探索权力影响的路径, 但较多关注不同国家利益对媒体框架取向的影响。
例如, 蒋晓丽 (2010) [15]分析了中美报纸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新闻报道, 发现两国报道中虽然有一些共享的框架 (如责任、领导合作、经济影响框架) , 却在风险取向上反映出迥异的价值观念。当环境气候问题日益成为受到政治壁垒影响的风险议题, 美国的报纸“在整体上倾向于在责任和合作框架内传递一种对发展中国家的质疑态度” (p.198) , 而中国报纸倾向“强调发展中国家科学发展的权利与呼吁气候正义、根据国情区别分担减排责任” (p.199) 。《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德班气候大会报道的对比也呈现类似的差异 (周伊晨, 2012) 。[16]
虽然不同国家媒体的报道值得比较与研究, 但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 不同媒体对于新兴的气候变化议题, 也必然存在着争夺与分化。探索这种框架的竞争、共鸣与扩散, 有助于理解中国不同的政治力量 (例如国家与公民) 的沟通与冲突, 各自的立场如何被呈现与彰显。
本文结合引起广泛争议的PM2.5议题, 以实证方法对若干不同立场的中国媒体进行分析, 从而解答如下三个问题:在讨论PM2.5话题时媒介分别突显与忽略了哪些主题, 并有哪些框架出现?不同类型媒介的新闻框架选择形成了怎样的差异与争夺?是否存在框架共鸣 (即不同类型的媒体采用了相近框架) 或框架扩散 (意见领袖的框架影响了其他媒体的框架) 的状态?
我们选择《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科技日报》的报道文本进行框架分析。《人民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党报;《南方都市报》是中国市场化报纸的领导者, 虽然属于地方报纸, 却具有全国性的专业声誉。
《科技日报》则是科技领域的国家级权威报纸。分析三份分别代表传统党报、市场化报纸以及专业权威的报刊, 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媒体在气候议题上的分化与权力争夺。
我们以“pm2.5”为关键词在慧科新闻库上进行搜索, 时间跨度为2011年10月至今 (2013年8月) , 去除不相关文章, 共获得来自《人民日报》新闻报道28篇;《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398篇;《科技日报》33篇。
文章不仅运用传统的报道主题、消息源以及框架分析方法, 也采纳“框架显著度”等计算方法, 探讨不同媒介之间的框架争夺、共鸣与扩散。更为具体的统计方法在下文相关章节中交代。
2 主题:PM2.5议题的报道焦点
新闻主题指统领新闻报道的核心内容与思想。主题分析意在揭示这一内容与思想, 从而把握新闻报道对于事件的描述与理解角度。经过归纳, 本研究将报道主题分为三大类:事实主题、技术主题和制度主题。其中, 事实主题包含“PM2.5现状”、“PM2.5危害”和“市民免受PM2.5危害办法”;技术主题包括“PM2.5检测”;制度主题则包含“PM2.5检测数据公开”、“PM2.5检测公开的制度化”、“PM2.5检测的公众参与”、“如何改善气候”四个方面。[17]具体内容如表1:
2.1 不同媒体的分化
通过比较发现, 不同类型的报刊在报道主题的选择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体现出对于议题的不同“定义”与理解方式 (图1) 。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集中在事实性主题 (175篇) 与制度主题 (198篇) 之上, 不仅强调PM2.5的现状堪忧, 更以民生为理由倡导检测数据的公开与制度化。同时, 也教导公众应该如何改善气候状况。
相比之下, 《人民日报》的报道立场明显不同。首先报道数量仅为28篇, 甚少谈及PM2.5的现状与危害。其中18篇集中于制度主题的报道往往从政府的角度出发, 解释不适宜公开检测数据的理由, 并强调维护现有的制度安排。这与《南方都市报》的制度倡导方式截然相反。
比如在2012年6月6日, 《人民日报》采访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 “如何看待个别驻华使馆开展我国内PM2.5监测并且发布监测结果?吴晓青表示, 这样做既不符合国际公约, 也不符合中国的要求, 既不严谨, 也不规范。”。[18]虽然《人民日报》在后期也开始涉及“检测公开的制度化”等主题, 但这一变化与政府对议题态度的开放有一定关联。
《科技日报》的33篇报道在三个主题上分布相对平均, 既从专业知识层面进行“科普说明”, 阐述PM2.5的危害及其检测方法, 也强调公众责任。但《科技日报》甚少呼吁政府实行公开检测数据的新制度, 也较少提及可行的防范措施。
2.2 议题阶段与主题变迁
随着时间变化, 各媒体的报道主题也发生转变。PM2.5事件自2011年10月成为社会热点之后, 公众普遍希望将PM2.5和臭氧 (8小时浓度) 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
12月30日, 环保部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中增设PM2.5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 并公布了各地实施监测PM2.5的时间表。北京在2012年1月21日成为首个发布PM2.5数据的城市, 沸沸扬扬的PM2.5议题暂归平静。
依据Cobb&Ross (1976) 的观察, 这类议题的本质在于政府逐步接纳了公众议题 (public agenda) , 并将其转变为新的官方议题 (formal agenda) 。[19]
由此, 以2012年1月21日北京发布PM2.5数据为界, 议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阶段”重在争议PM2.5的危害、检测数据是否公开以及如何制度化等主题, 可以称其为“政策倡导阶段”;而“后期阶段”则是在民众议题转化为官方议题之后, 媒体关心各地的检测制度的落实情况及其可完善之处, 可称为“政策执行阶段”。我们发现, 三份不同立场的媒体在两个阶段之中的报道数量和主题选择都存在差别 (参见图2、图3) 。对于这个民众高度关切并在新媒体上引发广泛讨论的议题, 三家媒体都有持续的关注。当议题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之后, 民间议题顺利转变为官方议题, 但媒体的报道并未减少, 反而有所增长。
然而, 三个媒体的报道主题存在明显不同。《南方都市报》明显抱持了公众立场。在第二阶段它主要关注的是新政策还可如何进一步精细化与完善, 或者说“政府还有什么可以做的。”而《人民日报》与《科技日报》则重在阐述政府部门的战略部署, 关心的是“政府已经做了什么。”例如,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提到, “到环保部网站看看, 就知道主管环境监测的副部长吴晓青有多忙——从10月底到12月初, 他和同事们几乎马不停蹄地在各个省市跑, 目的只有一个, 督促这些省市在大限前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20]
比较两个阶段的媒体报道主题发现, 进入“政策执行阶段”之后, 明显增长的报道话题是“PM2.5现状”、“如何改善气候”, 以及“检测公开的制度化”。也就是说, 媒体在第一阶段对技术主题进行集中关注之后, 第二阶段重归事实主题, 同时也对制度主题作了更有力的回应。
3 信息来源:谁是PM2.5议题的“框架定义者”
由于信源在议题建构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它往往成为内容分析的必要对象。Tuchman (1978) 认为, 信息来源是记者建构新闻的起点。[21]同时权力部门往往通过充当媒体的信源, 成为社会真实的“定义者” (Gitlin, 2003;Hall et.al, 1978) 。[22]将三家报纸对于PM2.5议题的报道进行信息来源分析, 有助于揭示此议题的“框架定义者”。
如图4所示, 政府和官员仍是议题最为重要的定义者 (45%) 。一方面是因为官方在气候变化这类专业议题上掌握着信息发布的控制权, 另一方面也因为政府是PM 2.5议题重要的参与者。有关专家也占到了很重要的位置 (32%) 。这些专家既包括来自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等机构的体制内专家, 也包括资深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
为了进一步探究各媒体之间信源引用的差异, 我们进行了方差分析。自变量为媒体 (人民日报=1, 南方都市报=2, 科技日报=3) , 因变量为各类信源 (出现=1, 未出现=0) 。结果如表2所示。
注:***表示p<0.001, **表示p<0.01.
数据表明, 各媒体在引用官方信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使用专家、环保人士以及市民等信源时, 具有显著差异。进一步的Games-Howell post-hoc comparisons检测表明, 《科技日报》引用的专家信源 (M=0.727) 显著高于《南方都市报》 (M=0.379) 。这证实了《科技日报》作为科技领域的全国性权威报纸, 对于专家信源的高度重视。同时, 《南方都市报》不仅在引用环保人士信源 (M=0.111) 上显著高于《人民日报》和《科技日报》 (二者引用数量均为0) , 而且也更多地引用市民作为信源 (M=0.166) 。这些民间信息源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扮演了甚为重要的角色, 他们可以与官方争夺对于议题的定义。相比之下, 《人民日报》并未采访环保组织, 仅有1次采访普通市民;《科技日报》也完全未曾采访任何民间信息源。在这两家媒体之中, 官方信息源是绝对垄断的“定义者”。
虽然三份报纸在官方信源的引用数量上无甚差异, 但深入阅读文本却发现引用的方式迥异。虽然《南方都市报》也高度依赖于官方信息源 (44%) , 但在引用这些信源之后常常出现批评和质疑。比如在2011年11月16日, 《南方都市报》采访了广州市环保局的相关负责人, 说明“广州早在亚运会之前便系统开展PM2.5监测工作”;同时质问“广州市环保局监测的PM2.5数据为何一直都没有对公众发布过”;对此, “该负责人没有正面响应”。[23]在多个涉及政策倡导的报道议题当中, 《南方都市报》都会采用官方信源, 从而将民间的批评和诉求传递给政府部门, 以促进两者的沟通, 推动新政策的出台 (曾繁旭, 2012) 。[24]
《人民日报》使用官方信息源的方式则不同, 它常常是站在官方立场之上, 向公众解释并澄清官方政策意图。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3年6月4日《人民日报》所刊登的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的署名文章, 该文章强调了政府治理的难度:“PM2.5污染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 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要充分认识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25]
4 框架争夺:媒体的权力偏向
框架分析有助于发现媒体报道中所提供的一套让人们理解事件的观念 (Tuchman, 1978) 。框架分析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框架不仅设置议程 (即哪些议题对于公众而言是显著而重要的) , 而且影响读者如何界定问题, 寻求原因以及评估解决方案 (Entman, 1993[26];Scheufele, 2006[27]) .本文以恩特曼 (Entman) 总结的四大框架功能为分析基础, 分别为“界定问题”、“解释原因”、“道德判断”和“对策建议”。其他学者也曾运用这一套框架分析工具, 对我们形成启发。[28]当然, 针对不同案例, 往往需对这套分析工具进行调整或增删
事实界定框架:在本研究中主要指两类, 一是针对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的PM2.5空气质量指数与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公布的空气质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争论中国空气是否有问题的事实界定;二是指整个研究阶段政府将PM2.5纳入公开标准, 以及某地公开检测数据等新闻事实。
科普说明框架:本框架原本不存在于恩特曼的4个框架当中, 但由于本议题与较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密切相关而纳入。PM2.5是什么?通过怎样的机制对人产生危害?检测是如何实现的?
因果解释框架:为何中国的PM2.5如此严重?
道德判断框架:比如, 民众宁愿要“透明”的标准, 也不愿隐瞒的事实;政府隐瞒事实只会损伤政府公信;在社会民生面前, 政府与百姓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一致的;等等。
对策建议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百姓如何抵御PM2.5的危害?政府与百姓如何共同应对PM2.5事件, 如何共同保护气候、保护环境?
图5显示, 《南方都市报》对“事实界定框架”与“对策建议框架”的使用明显超出其他两份报纸。在事实界定框架上, 《南方都市报》共使用224次, 占其所有报道的56.3%。远高于《人民日报》的10次 (占比37%) 以及《科技日报》的10次 (占比30%) 。在“对策建议框架”上, 《南方都市报》使用132次, 占其所有报道的33%;《人民日报》与《科技日报》分别为8次与4次。
《南方都市报》作为都市类报纸, 更面向普通大众, 因而不断追问中国空气的质量问题, 并且持续报道当地PM2.5检测情况, 要求政府逐渐完善其政策。而《人民日报》倾向于讲述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已经付出的努力以及即将采取的措施, 所强调的是“官方的事实”与“官方的政策”。
在“道德判断框架”与“因果解释框架”的使用次数上, 三份报纸无明显差异, 但《南方都市报》强调“政府公开数据”是国际标准, 而《人民日报》则强调“中国特色”, 即“PM2.5的标准来自于美国, 并不适合中国”。双方存在话语竞争。《人民日报》引用官员的论述:“根据国际公约, 外交人员有义务尊重接受国法律法规, 不能干涉接受国内政。
中国空气质量监测及发布, 属政府的公共权力, 个别国家驻华领事馆自行开展空气质量监测, 并发布空气质量信息, 既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精神, 也违反了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29]但《南方都市报》的论述针锋相对:“我们坚决反对‘双重标准’, 但绝不反对把自己降到低人一等, 就连呼吸的空气都认定不配按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来评价。”[30]
由此可见, 框架使用的背后隐含了媒体的立场与偏向。《南方都市报》的框架使用体现了“公众立场”, 并诉诸“国际标准”;而《人民日报》则强调“国家政策”, 诉诸于“中国特色”。不同立场报纸之间的话语竞争跃然纸上。
5 框架共鸣与扩散
上文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媒体围绕PM2.5议题如何形成“议题共鸣”, 即在特定时段内对某一议题集体的、密集的媒体关注, 其中一些报道框架相对接近。这也是环境议题发展成为政策议题的关键阶段。仔细分析“议题共鸣”, 可以看到它遵循上升—高峰—衰退的脉络。
在议题上升期, 某一类型的媒体率先选择某个报道框架, 会成为其他媒体记者所参考、引用的来源, 从而将报道推向高峰。在议题高峰期, 各类媒体加入报道行列, 包括建制化程度较高的媒体如党报 (当然党报也可能是最初的框架制定者) 。
这样, 原本由某一类型媒体突显的框架, 会引起连锁反应, 其他媒体仿而效之。在议题衰退期, 形成政策议题之后, 媒体和民众的注意力逐渐减退。一些媒体结束议题报道, 使得环境政策诉求难以落到实处;而另一些媒体可能选择持续作跟踪报道。
为了检验本文研究的三类媒体之间是否存在议题的共鸣与扩散过程, 我们借鉴前人 (尹连根, 2010) [31]方法, 对每篇报道中每个分析单元 (框架) 出现的时间进行编码, 得到三家媒体各个报道框架的时间值[32]。编码后的时间值取平均值后, 运用单因素一般线性模型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注:***表示p<0.001
分析表明五个报道框架在三类媒体中出现的时间存在差异。进一步的Games-Howell post-hoc comparisons检测表明, 《南方都市报》在运用事实界定、因果解释、道德判断和对策建议框架的时间显著早于《人民日报》和《科技日报》。即这四个框架的应用, 发端于《南方都市报》, 而《人民日报》和《科技日报》随后跟进。在《人民日报》和《科技日报》二者的框架运用之间, 则并无显著的时间差异。
另外, 科普说明框架在《科技日报》中出现的时间则显著早于《南方都市报》和《人民日报》。换言之, 科普说明框架最先在《科技日报》中得到表达, 《南方都市报》和《人民日报》都是在此后才选择运用科普框架。框架的跟进与趋同表明各媒体之间在议题上产生了“共鸣”, 形成了对该议题的共同关注与集中报道。
为进一步分析各报之间是否存在框架扩散, 在获取框架出现的时间值数据之后, 本研究借鉴前人“框架显著度”的计算方法, 来观测某一框架在特定阶段、不同媒体中被强调的程度, 得到“框架显著度”数据[33]。
其中, 四个阶段分别为:
阶段一:2011年10月3日至12月8日PM2.5纳入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阶段二:2011年12月9日至2012年1月21日北京首次公开检测数据;
阶段三:2012年1月22日至2012年12月31日 (74城市发布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最晚时间) ;阶段四: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8月。
在得到“框架显著度”数据之后, 再用相关关系检验三个媒体中的框架在各阶段时序上是否相互关联[34]。结果显示, 在事实界定框架和科普说明框架内, 相关关系均不显著, 也就是说, 就事实界定和科普说明框架而言, 媒体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或扩散;但是, 在因果解释、道德判断和对策建议框架三组框架内进行相关检测却发现显著的相关关系, 见表4。
结合前文揭示的框架出现的时序特点, 由于《人民日报》的框架表达普遍晚于《南方都市报》和《科技日报》, 因此没有出现《人民日报》前时段与后两者的后时段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反, 《人民日报》与《科技日报》在第二阶段之后出现的因果解释、道德判断和对策建议框架, 均与《南方都市报》之前一阶段的框架有显著关联。
这些结果表明, 就因果解释、道德判断和对策建议三组框架而言, 《南方都市报》对《人民日报》与《科技日报》可能存在扩散效果。换言之, 《南方都市报》是框架制定者, 随着时间推移, 它所选择的框架被其他两份报纸沿用。
与此同时, 结果也显示《人民日报》在第二阶段之后出现的因果解释、道德判断和对策建议框架, 均与《科技日报》之前一阶段的框架有显著关联。亦即《科技日报》的三个报道框架对于《人民日报》显示了同样的扩散效果。
6 结论
气候议题是一个全球化的议题, 在各个国家都有相当的关注度。不少中国学者已经探讨了不同国家利益如何导致了媒体报道框架的迥异 (蒋晓丽、2010;周伊晨, 2012) , 本文则着重探讨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 不同立场的报纸如何在意识形态、商业利益以及专业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下, 围绕气候议题展开框架争夺。
分析可见, PM2.5议题由民众议题逐渐被政府接纳, 并且变成官方议题。在此过程中, 市场化报刊的代表《南方都市报》对其进行了频密的报道, 大量的民间信源充当了“框架定义者”, 以倡导政府采纳信息公开的新政策。
可以说, 《南方都市报》持续彰显了“公众立场”。在这场话语争夺之中, 《人民日报》则遵循其“官方立场”, 所强调的是“官方的事实”与“官方的政策”。《科技日报》更多以专家信源为“框架定义者”, 表现其“专家立场”。
本文发现了在气候议题之中的框架共鸣与扩散机制。在多个框架的运用之中, 《南方都市报》都是框架制定者, 随着时间推移, 它所选择的框架被其他两份报纸沿用。框架的扩散导致媒体的联动, 在报道广度与深度上都超越了《南方都市报》凭一己之力所能达到的边界。
鉴于《南方都市报》是市场化的地方报纸, 而《人民日报》是党报, 《科技日报》是科技领域的全国性报纸, 这一框架扩散过程无论对于PM2.5议题的突显, 还是对于治理政策或公众舆论的推进, 都有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 《科技日报》对于《人民日报》也存在框架扩散效果, 一方面表明《科技日报》的科学权威性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也表明党报在设置框架、全面解读议题的过程中反应滞后。
对于框架争夺、共鸣与扩散等概念的探讨, 是本论文在理论上的突破之处。
议题框架 第3篇
大陆学者对传媒建构争议性公共议题的过程进行了相关研究, 这些研究大多针对突发性事件或焦点事件, 而以常规性新闻报道为对象的研究尚不多见。尤其是, 有关报道中意见呈现的研究, 本文尚属首例。
本文运用新闻框架理论, 从意见呈现的角度考察新闻媒体在常规报道中如何呈现争议性公共议题中的各方意见。
理论背景与研究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媒介研究者逐渐运用“框架分析” (FramingAnalysis) 来探讨新闻媒体与政治运作的关系、新闻话语的生产等问题。新闻并非是一面反映社会真实的镜子, 许多学者认为在新闻制作的过程中, 新闻工作者通过选择一些信息而排除另一些信息, 便创造了框架, 如学者Entman (1993) 认为, 框架在本质上包含了选择 (selection) 和凸显 (salience) 作用。而“框架”某件事就是去选择部分事实, 透过对问题意义的定义、解读、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等强调方式, 让这部分事实在文本中更加凸显出来, 借此告诉人们什么是至关重要的。[2]
需要指出的是, 新闻框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其中包括不同消息来源之间的竞争以及媒体对此事件的自我诠释。按照Hilgartner&Bosk的说法, 在每一个社会的公共议题中, 都存在许多不同立场的团体, 而媒介是诠释意义与符号的竞争场域, 所以不同立场的消息来源所持有的框架间会彼此竞争。[3]新闻媒体选择与凸显哪些意见无疑会影响公众对特定事件或议题的理解。
本文试图从微观层次的框架分析入手, 考察现今主流新闻媒体在争议性公共议题的日常报道中如何呈现各方意见, 是否形成多元化的利益表达, 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传媒的多元化利益表达?
研究方法与类目订立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 分析以新闻报道为主, 样本来自中国期刊网中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包括了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500多种重要报纸上发表的840多万篇文章。研究对象为关于经适房的相关新闻报道。1998年我国实行房改后, “住房保障体系”逐步建构, 其中经适房为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随着房价的高涨与经适房管理问题的频出, 经适房议题作为一个富有争议性的政策议题备受关注, 甚至引发存废之争。本研究关注2009年10月至2010年10月间, 以“经适房”、“经济适用房”与“经济适用住房”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共得到以其为标题的相关新闻报道308篇。
全文从四个维度探讨报道中所呈现的意见, 即意见表达类型、意见所围绕的新闻主题、意见发言者以及意见发言方式, 这四个维度构成了公众从新闻中能接收到的意见范围。
(一) 意见呈现类型。意见呈现指的是对于争议性的话题, 新闻报道是如何呈现意见的。本文将意见呈现类型细分为五个类别: (1) 无意见被引述; (2) 单一意见被引述; (3) 一致意见被引述; (4) 不一致但不冲突意见被引述; (5) 不一致且冲突意见被引述。在具体操作中, 笔者首先判断被引述的话语为叙述事实 (无意见) , 还是发表意见 (对政策的评价、原因分析以及政策产生的影响等话语被视为发表意见) , 然后细化意见的具体类型。这一维度可集中体现报道是否呈现各方的多元立场。
(二) 新闻主题。本文选取样本大致涉及七类主题, 包括: (1) 政府工作 (如政府建设经适房的工作计划进展, 政府的调研视察) ; (2) 违规问题 (指经适房建设中出现的违规、腐败问题及相关处理, 如违规出租、出售、面积超大、劣质等问题) ; (3) 经适房制度问题 (关于经适房制度本身的报道以及提出的一些新制度, 如共有产权、货币补贴等) ; (4) 经适房的销售 (包括准入标准与程序, 经适房的定价、贷款购买、摇号销售与上市交易) ; (5) 经适房的具体建设 (包括建设资金、建设用地、面积、质量与配套设施等) ; (6) 经适房存废 (如经适房与廉租房的建设比例, 取消经适房多建廉租房的相关报道) ; (7) 其他。在具体操作中, 笔者首先判断“经适房”政策的常规报道主要围绕哪些新闻主题展开, 然后分析这些新闻主题是否为公共议题的争议核心, 不同类型的意见主要针对哪些新闻主题。这一维度可集中反映报道所呈现的意见是否围绕争议性议题的实质问题展开。
(三) 意见发言者。“意见发言者”指每则报道中所出现的不同身份的意见发言者, 如某一身份的意见发言者出现2次或2次以上, 也以1类来计算。报道中的意见发言者大致被分为八类, 包括: (1) 职能部门 (主要指地方房产管理、住房保障管理、建设、土地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 ; (2) 地方政府 (包括市和区一级的党政领导) ; (3) 民主党派; (4) 专家学者; (5) 商业机构 (主要指房地产商、房产中介) ; (6) 政策针对者 (指经适房政策所针对的具体社会群体, 如经适房的购买者和房主) ; (7) 媒体记者; (8) 一般民众 (指非政策针对者的普通市民) 。这一维度主要反映报道中的社会权力结构如何, 意见表达主体是否多元化。
(四) 意见发言方式。意见发言方式主要有两种, 即“独白”与“合声”。[4]前者指一则新闻中只呈现一类意见发言者;后者指一则新闻中同时呈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提出者的意见, 这种意见发言方式容易形成对话。在具体操作中, 笔者不仅区分意见发言者的倾向 (独白和合声) , 而且还进一步分析意见发言者倾向于与其他群体共同被呈现。这一维度主要考察各方意见之间是否形成多元对话, 彼此之间的回应程度如何, 在这个话语场中, 媒体建构出社会权力群体之间怎样的斗争与协商关系。
研究发现
(一) 意见呈现类型。如表1所示, 在308篇新闻报道中, “无意见”类型出现次数最多, 共出现238次 (66%) , 远远超过其他意见类型 (合计34%) , 这说明主流媒体关于“经适房”政策的新闻报道多是叙事层面的呈现。自1998年我国实行房改后, “经适房”政策就饱受争议。但在本文样本分析中, “不一致且冲突”型意见仅占7%, 这说明报道倾向于表达单方利益或有相同利益诉求的意见, 回避表达不同或冲突的利益诉求。上述分析表明:目前有关经适房的新闻报道中意见呈现状况模糊了该议题的争议性特征, 报道探讨的深度不够。
(注:一篇报道中所包含的意见呈现类型可能不止一种, 本文均统计在内, 故意见呈现类型的总数会大于308篇的样本总数)
(二) 新闻主题。如表2所示, 在所有新闻报道样本中, 以“经适房的销售”为主题的报道最多, 共119篇 (39%) , 其次为“政府工作”方面的报道, 共67篇 (22%) , 如果将这两类报道合在一起, 可占总篇数的61%, 其余的五类主题仅占39%。这表明新闻报道的主题分布不均, 介绍经适房销售的规定及实施方法与政府经适房建设工作的计划及进展的报道占了绝大多数, 而探讨政策本身及其违规问题的报道较少。
在报道争议性公共议题时, 为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新闻传媒应从公众的关怀出发, 明确政策争议中的核心议题, 提供足够的关键性、实质性的信息。因为“新闻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增强公众对于塑造环境的当前事件和议题的理解, 以赋予公众力量”。[5]综观2009年, 针对经适房, 民众和专家学者以及主流媒体的相关评论最关注的议题核心是“经适房的存废”, 其次为各种“违规问题”。[6]然而在整个报道样本中, 除“其他”类外, 关于“存废之争”的报道最少, 共10篇 (3%) , 如图1所示。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经适房议题的新闻报道所关注的主题并非为公众议题的争议核心。
笔者拟进一步分析不同新闻主题各自采用的意见呈现类型。如表2所示, “经适房销售”与“政府工作”主题虽然报道数量较多, 占总样本数量的61%, 但这两类新闻主题所使用的报道方式常为简单叙事。整体来看, 新闻主题中“无意见”类型比例 (66%) 远高于“有意见”类型 (34%) , 其中有关“政府工作”主题的报道几乎都没有呈现意见 (仅有两次呈现意见) 。“经适房的销售”, 主题数量最多, 在多数意见表达类型中次数最多。但是“不一致且冲突意见”类型出现次数最多的主题不是“经适房的销售”, 而是“违规问题” (13次) 。不过“违规问题”主题的报道在表达意见时, 最常使用的仍是“无意见”类型 (15次) , “不一致且冲突意见”仅占其意见表达总数的28%。作为富有争议性的公共议题, 经适房问题相当复杂, 围绕政府所出台的各项政策细则, 所涉及的各方有多种不同的看法, 可以说这样的报道遮蔽了经适房议题的复杂性。
(三) 意见发言者。传媒作为重要的话语场, 反映了社会权力关系斗争与协商的结果, 新闻报道的意见发言者是观察一个话语场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协商方式的重要渠道, 从中可以透视不同社会权力如何影响多元化的利益表达。从图1可以看出, 在所分析的308篇新闻报道中, 职能部门在经适房议题的报道中是压倒多数的意见发言者 (95次) ;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知识精英力量的专家学者 (49次) 紧随其后;政策直接涉及群体商业机构 (45次) 与政策针对者 (39次) 也在报道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接下来依次是:媒体记者 (32次) 、一般民众 (23次) 和民主党派 (21次) , 这三者发言的机会大致相当;发言次数最少的是地方政府 (仅1次) 。
从整体上讲, 虽然地方政府的意见发言次数最少, 但官方 (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 仍是最重要的意见发言者。与此同时, 其他社会力量在媒介上拥有一定的意见表达空间。这样的新闻结构说明, 在经适房议题中, 并未出现意见发言一边倒的状况, 报道中的意见表达主体较为多元。 (1)
(四) 意见发言方式。表3 (见下页) 显示出了不同意见发言者在新闻中的发言方式, 对角线的数字 (如NN、EE、DD、CC等) 代表每一种意见发言者在新闻中独白的次数, 其他数字 (如NE、ND、NC等) 代表不同意见发言者之间合声的次数, 合声的情况又包括三种:一致意见、不一致但不冲突意见、不一致且冲突意见。
(注1:D:职能部门N:民主党派E:专家学者C:商业机构P:政策针对者J:媒体记者M:一般民众G:地方政府。注2:未带任何符号的数字代表“一致”型意见出现的次数;带括号的数字代表“不一致但不冲突”型意见出现的次数;带圆圈的数字代表“不一致且冲突”型意见出现的次数)
依据意见发言者与意见类型的交叉分析, 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各方意见发言者形成了较为多元的对话, 而且如果细细解读该表, 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在表述意见的相关报道中 (占总篇数的34%) , 民主党派以独白形式发言的次数最多 (11次) , 而且绝大多数时候是独白, 仅与职能部门有所交流, 这说明他们很少与其他社会力量形成对话。
专家学者的独白数量次之 (8次) , 但他们的发言主要与职能部门 (19次) 、新闻记者 (8次) 和商业机构 (6次) 相联系;具体来说, 专家学者与职能部门、商业机构之间的意见既有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 且比例大致相当, 意见不一致时亦有冲突, 但专家学者与新闻记者之间的意见经常表现为一致, 这说明在媒体中, 专家学者与新闻记者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知识精英力量常常形成话语联盟。
职能部门虽然在新闻中总的发言次数最多, 但独白的几率却并不多 (7次) , 大多数是以合声的形式出现, 他们与其他意见发言者之间的联合非常广泛, 其与政策针对者、专家学者之间意见一致与不一致的情景大致相当, 但与一般民众和商业机构的意见常常不一致且相互冲突。这说明在经适房议题的话语场中, 职能部门并未扮演问题定义者的角色, 他们是议题讨论的协商者之一。
商业机构缺乏独白的机会, 但他们与职能部门、政策针对者和专家学者之间交流较多, 其中与职能部门交流的次数最多, 意见不一致的次数也较多, 产生的意见冲突较多;商业机构与政策针对者和专家学者既有意见一致的时候, 也有不一致的时候, 但意见不一致时冲突较少。这说明在经适房议题中, 商业机构虽然与职能部门、专家学者和政策针对者有些意见一致, 但更多时候他们表达出了不一致的意见, 可以说在传媒中, 商业机构较为独立地表达了自己的利益。
政策针对者独白的机会也不多, 但他们与职能部门的意见交流次数最多, 而且意见一致与不一致的比例大致相当, 意见不一致时, 两者之间的冲突性意见更多一些。除此之外, 政策针对者与新闻记者和商业机构也有一定的意见交流, 相比之下, 他们与新闻记者的意见趋于一致。这说明作为经适房政策的利益群体之一, 政策针对者常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声音咬合在一起才得以表达自身意见, 但这种咬合既有配合式的表态, 也有自己的意见。
新闻记者独白的时候亦很少, 他们的意见与其他发言者广泛联合, 但这种联合常常表达的是一致意见。这也许是在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影响下, 在争议性政策的报道中, 新闻记者往往不独立提出自己的看法的结果。
一般民众完全没有独白的机会, 他们的意见往往要与其他发言者的意见搭配在一起, 但当发言时, 他们更多地表达不一致, 甚至是冲突的意见。一般民众有其独特的利益诉求。
地方政府不仅总的发言机会极少, 而且没有独自发言过。综合来看, 在整个分析样本中, 唯有一般民众和地方政府没有意见独白。
整体来看, 中国主流媒体在确定意见来源时, 并未真正把公众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 往往只是把他们当做旁观者。在传媒中, 政府决策者、专家与公众、政府治理与专家治理的色彩较浓。
结论
从媒体意见呈现的角度看, 文章提出理解传媒建构多元化利益表达的四个维度:意见表达类型、意见围绕的新闻主题、意见发言者和意见发言方式。根据对这四个维度已做的具体分析, 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结论:
作为争议性公共议题, “经适房”在中国主流媒体上的报道多是叙事层面的呈现。在表达利益时, 媒体倾向于表达单方利益或有相同利益诉求的意见, 回避表达不同或冲突的利益诉求, 从而模糊了议题的争议性特征。
经适房议题的报道所关注的新闻主题并非该议题的争议核心, 报道遮蔽了议题的复杂性。
“经适房”的话语场较为开放, 表达主体较为多元, 虽然政府占据意见表达的主导地位, 但知识精英力量、政策涉及的利益群体以及社会公众等其他的社会力量在媒介上也拥有一定的意见表达空间。
各方意见发言者形成了较为多元的对话, 政府职能部门并未扮演问题的主要定义者角色, 他们是议题讨论的协商者之一。而且, 在意见的话语场中, 专家学者与新闻记者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知识精英力量常常形成话语联盟。作为政策涉及的利益群体, 商业机构较为独立地凸显了自己的目的, 政策针对者常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声音咬合在一起才得以表达自身的意见。一般民众虽然呈现3个人意见, 但基本处于被忽视或边缘的地位。
[本文为中国矿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青年) 资助项目“都市报、民意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 (项目编号:2008W12) 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孙立平.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N].南方周末, 2004-12-30.
[2]Entman, R.M. (1993) .Framing: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4) , 51-58.
[3]Hilgartner, S.&Bosk, C.L. (1988)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 problems:A public arenas mode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 :53-78.
[4]袁艳.“城中村”的媒介话语建构[J].新闻大学, 2007 (1) .
[5]约翰·埃尔德里奇.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M].张威, 等,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380.
议题框架 第4篇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在议程设置理论中指出, 媒介议程设置通常成为媒体主要的导向来源, 人们以媒介议程来减少不确定性。同样, 大众媒介在健康传播中,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对肿瘤的认知, 进而形成社会对待恶性肿瘤普遍的观念和态度。大众媒体对肿瘤防治理念的传播现状如何、相关议题在媒体中如何呈现?本文整理《解放日报》和《文汇报》2013-2014年度肿瘤防治相关报道, 对其中肿瘤防治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展开讨论。
一、肿瘤相关媒体报道概述
通过对2013-2014年度《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登文章的检索, 以每一篇文章 (包括文摘等) 为一个独立样本, 共得到涉及肿瘤相关议题的文章450篇。初步统计表明, 这两家媒体在肿瘤相关报道的数量、版面分布上有着明显特征。
1. 肿瘤防治报道数量与健康节日密切相关
通过对不同月份报道情况的统计, 发现两家媒体对于肿瘤防治相关议题的报道数量与健康节日 (“世界癌症日”、“肿瘤防治宣传周”、“世界无烟日”等) 密切相关。
我们从统计数据中发现, 4月份媒体报道肿瘤的数量明显超出其他月份的报道数量。进一步对媒体报道的内容进行分析不难发现, 每年4月份的肿瘤防治宣传周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是由中国抗癌协会1995年倡导发起, 每年的4月15日-21日为全国的肿瘤防治宣传周) , 都是肿瘤防治相关报道的高峰, 例如《解放日报》在2014年4月17日第6版刊登的《抗癌:雷声大雨点小?》、《文汇报》在2013年4月14日第8版刊登的《当心, 潜伏在身边的致癌物质》等多篇文章, 皆为“肿瘤防治宣传周”系列宣传报道。另外, 在“世界癌症日”、“国际淋巴瘤日”、“粉红丝带月”等活动中, 媒体也会对肿瘤防治相关议题做强化报道, 例如每年的十月为“粉红丝带月”, 各方会在这段时间强化对乳腺癌防治的宣传, 以2014年10月为例, 《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两家媒体共刊登乳腺癌相关报道11篇, 占据当月肿瘤相关报道的近30% (11/38) 。
2. 肿瘤防治报道与社会热点显著相关
大众媒体的属性决定了其与热点事件的密切联系, 这些热点事件除了上文中提及的专业领域肿瘤防治活动外, 还有社会普遍关注的新闻事件, 媒体多借由新闻事件对肿瘤防治议题进行深入解读报道, 扩大信息覆盖面, 加强宣传效应。例如,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开业、安吉丽娜·朱莉防癌切除乳腺等新闻事件就是如此。
质子重离子技术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尖端的肿瘤放射治疗技术, 作为世界第三家、中国第一家同时拥有质子和重离子两种治疗技术的医院,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从筹备到开业都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在2013年-2014年,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两家媒体先后通过15篇文章报道了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开启临床试验和完成临床试验的新闻。大众媒体对这家医院的最新进展和对这种高新治疗手段的解读, 让更多人明白, 肿瘤防治事业又多了一把利器。
在2013年5月安吉丽娜·朱莉为预防乳腺癌切除乳腺的新闻事件中, 朱莉的名人效应带动了社会的关注, 同时也传达出肿瘤可以预防的理念。媒体在对这一事件的解读中, 援引专家解读, 深入传播了乳腺癌的防治知识。经统计, 自2013年5月24日起, 《解放日报》、《文汇报》对这一新闻事件报道总计7篇, 其中《解放日报》在6天内连续刊登4篇文章报道了这一事件。
3.科教卫新闻、健康科普版面居多
我们在对450篇文章的版面位置统计中发现, 肿瘤相关报道主要集中于3版民生版、7版科教卫新闻版, 及8、12、24科普版, 其他版面如综合新闻和民生版也有报道。分析相关报道内容, 在两家媒体的报道中, 肿瘤相关文章多以科普形式和新闻报道为主, 这两种类型的文章分别占全部报道的53%和34%。这种内容的分布比例与版面的分布相契合。
媒体的科普版是肿瘤健康科普的主要阵地, 在这些版面出现的往往是纯粹的科普解读。以2014年10月份的“粉红丝带月”为例, 媒体新闻版出现的报道为上海国际乳腺癌论坛发布的乳腺癌诊治现状相关内容 (上海国际乳腺癌论坛每年10月举办一届) ;相应在科普版刊出的则是对肿瘤防治的解读。如《文汇报》2014年10月26日第5版“综合新闻”报道《2021年中国乳腺癌患者或达250万》的新闻、同期第7版“健康生活”刊登《乳腺癌, 我们该怎么“绕开你”?》和《小苹果的自述》两篇科普。在科普新闻报道中尤以技术创新和科研突破居多, 这类报道大多以科研院所的最新研究数据或者新近开展的技术、解决的疑难病例为主要内容, 如《文汇报》2013年6月3日第7版《宫颈癌患者能圆“妈妈梦”》的报道, 主要内容就是上海某医院创新开展了宫颈癌保育手术, 在切除宫颈病灶的同时可以保留子宫, 让宫颈癌患者有了怀孕生子的机会。
1版要闻版的肿瘤相关报道并不多, 出现在其中的多为重大新闻和具有社会广泛意义的报道。在2013-2014年两年间, 《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头版出现的与肿瘤相关的报道多集中于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的建设, 另外的几篇报道也集中于较宏观的议题, 如PM2.5与肺癌 (《文汇报》2013年3月25日《PM2.5与肺癌关联性研究缺哪口气?》) 、医疗新技术大热的反思 (《文汇报》2014年8月12日《医生, 别被技术“挟持”》) 。
4. 媒体报道中的观点来源以临床医生为主
在肿瘤相关报道的传播过程中, 扮演传者角色的多为医院或者科研院所, 这些一线权威信息来源为媒体的健康传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始素材。在所统计的文章中, 有78%的信息源来自于医院、科研院所或者其中的专家, 在这部分信息源中, 医院及临床医生占据85%, 科研院所专家占据15%。
由于职业的特征以及与肿瘤患者群体的距离, 不同信息源的媒体报道题材也有不少差异。分析以科研院所为信息源的报道不难发现, 这些报道均为科研新突破、新发现, 科普类的报道几乎没有, 例如关于某科研院所的新闻报道《“光秤”有望检测癌细胞》 (《解放日报》2013年4月8日第3版) , 即报道了一项关于光学办法称重的技术有望应用于癌细胞的检测。相对而言, 以医生为信息源的媒体报道不仅有肿瘤诊治技术突破、诊治现状分析等, 还有很大比例的肿瘤科普文章 (超过的科普文章的信息源为医生) 。
二、肿瘤防治议题在媒体中的呈现
肿瘤防治始于对肿瘤的了解。肿瘤发病率、不同肿瘤类型特征、防治策略等, 是媒体报道中的重要内容, 在整理所得报道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发现, 构成肿瘤防治议题的关键因素得到显著的呈现。
1. 不同肿瘤类型出现的频率
上海市疾控中心2015年发布的癌情数据显示:肺癌是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占所有新发恶性肿瘤的17%, 发病率为72/10万;大肠癌位居第二, 占到13%, 发病率为54/10万。在男性中, 肺癌、大肠癌、胃癌、肝癌和前列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 男性发病第一位的肺癌占所有男性新发癌症的22%, 发病率高达98/10万。女性最常见的癌症依次是乳腺癌、大肠癌、肺癌、甲状腺癌和胃癌, 女性发病第一位的乳腺癌占所有女性新发恶性肿瘤的17%, 发病率为66/10万。
《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的相关报道与上文中的数据密切契合。经统计, 肺癌、乳腺癌、大肠癌、泌尿生殖系统肿瘤 (前列腺癌、肾癌、膀胱癌等) 、肝癌、胰腺癌、胃癌、妇科肿瘤、白血病、甲状腺癌、淋巴瘤是两家媒体报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肿瘤类型, 其中报道肺癌的文章占据所有报道的19%、乳腺癌报道占据15%、大肠癌报道占据10%, 肝癌和胰腺癌因其治疗困难、死亡率极高而被称作癌中之王, 在媒体报道中, 这两种肿瘤类型也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其中肝癌相关报道占据8%、胰腺癌相关报道占据7%。
2. 肿瘤特征在媒体中的呈现
我们从研究者对普通民众肿瘤的认知调查中发现, 只有少数人有比较全面的肿瘤防治知识, 90%以上的被调查者肿瘤防治知识贫乏, 对于肿瘤的病因认识和肿瘤的防治知识, 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其原因与意义。
如何正确认识肿瘤?大众媒体中所呈现出的肿瘤特征对公众认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两年间媒体报道中出现的肿瘤特征进行了分类统计:恶性、基因病、生活环境相关、身心创伤、可防控、慢性病等。
肿瘤的恶性特征 (易转移、复发等) 是导致谈癌色变的重要因素。在两家媒体报道中, 有32%的文章提及了这一特征。恶性肿瘤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创伤和费用开支, 也是导致肿瘤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 9%的媒体报道提及肿瘤带来的身心创伤, 还有3%的报道提及肿瘤带来的巨大花费。在对肿瘤的正确认知方面:有22%的报道指出, 肿瘤是一种基因层面的疾病;12%的报道指出, 肿瘤的发生与生活方式、环境相关;7%的文章指出, 肿瘤是一种可防控的疾病;4%的媒体报道提到肿瘤其实是一种慢性病。
3. 肿瘤防治策略在媒体中的呈现
“健康生活方式, 注重癌症早期发现, 有效治疗, 最大限度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消除癌症误解, 鼓励癌症患者积极寻求支持、理解和帮助, 获得及时规范的诊疗、康复保健、心理支持和姑息治疗, 从而改善生存质量, 提高生存率是肿瘤防治的有效策略。”在媒体对恶性肿瘤的报道中, 或多或少地都呈现了对肿瘤防治的策略。数据显示, 传统治疗肿瘤的策略——手术、放疗、化疗仍然是报道中肿瘤治疗的主要手段, 有31%的媒体在报道中体现了这一传统策略。生物靶向治疗是肿瘤个体化治疗中的一种新方法, 有15%的文章提及了这种方法。另外, 采用多个学科联合治疗肿瘤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医疗领域的重视, 有4%的报道提及多学科综合诊治肿瘤, 还有3%的报道涉及中医药治疗肿瘤。改善生活方式、做好健康体检、及早发现, 是肿瘤“三级预防”的基础, 在媒体报道中27%的文章谈到了改善生活方式、健康体检预防和早期发现肿瘤。加强科普是消除肿瘤认知误区、提升公众健康素养的重要途径, 有8%的文章涉及健康科普与肿瘤防治的联系。
三、关于媒体报道中肿瘤防治议题的思考
1. 肿瘤防治议题的形成
社会热点与肿瘤防治的相关权威解读, 构成了整个肿瘤防治议题。不管是选择肿瘤本身加以关注, 还是选择相关属性来描述, 这些选择都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作用。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指出, 新闻议程及其各种客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媒体在思考与谈论每个客体时心中想到的属性, 这些属性后来也相应地存在公众心中。在大众媒体肿瘤防治策略的议题构建中, 相关报道刊登时间、版面和报道的数量构成了议题的基本框架, 媒体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权威的信息来源形成了议题的重要根基, 对肿瘤和肿瘤特征的解读、肿瘤防治策略的强化报道则成为大众传媒肿瘤防治议题构建的关键。
由此可见, 肿瘤防治相关议题的形成过程, 是借由社会热点 (相关新闻事件、健康节日等) 通过肿瘤领域权威专家的权威解读 (肿瘤特征、防治理念等) 在大众媒体专版进行的传播。社会热点的热度和媒体的重视程度影响着肿瘤防治议题的被关注程度、科普解读和科学的肿瘤防治宣传策略, 体现了议题的主要价值, 这些议题有效传递了消除肿瘤认知误区、肿瘤可防可治等理念。
2. 构建肿瘤防治议题的方向
防治肿瘤不止于预防和治疗, 肿瘤患者的康复与关怀是其中重要的环节。在所统计的报道中, 涉及到肿瘤患者康复关怀的报道有11篇, 其中包含康复讲座、心理康复、病友沙龙等内容。这类报道多关注肿瘤患者、患者家属的心理状态, 侧重报道帮助肿瘤患者重拾生命信心、从康复到走向社会, 但这部分报道所占比例并不大。可以预见, 关于肿瘤康复与关怀的议题将更多提上媒体日程。
医疗机构和科研院所、医疗领域专家是大众媒体构建肿瘤防治议题的重要力量。权威机构、专家的权威声音会有效消除社会对肿瘤和肿瘤防治的误区, 从而较好地构建公众的健康素养。从正确认识到正确防治, 从治疗到康复, 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医疗专家通过大众媒体, 从肿瘤防治议题传播的源头保证了科普传播的质量。需要意识到的是, 专家与普通大众的距离, 科普形式的内容会让大众更有效地接受权威声音。在统计中, 科普文章的数量相对于新闻报道, 比例并不高, 这也是大众媒体在构建肿瘤防治议题过程中值得思考的地方。
肿瘤防治不仅仅局限于医疗领域, 它更应该是整个社会系统所关注的问题。在统计中, 有几篇媒体报道涉及政府对肿瘤防治事业的投入 (高新技术引进) 以及对相关热点的反思等, 这些报道从宏观政策方面的报道入手, 较好地传播了社会管理者对待肿瘤防治的态度和作为。事实证明, 这些举措为攻克肿瘤带来了更多希望, 也鼓舞了患者抗击肿瘤的信心 (《东方早报》2015年5月12日第A11版《质子重离子医院咨询者“爆棚”》) , 如果肿瘤防治议题中能更多涉及此类宏观层面的政策和举措, 无疑会增加议题的深度和广度, 其传播影响力也会相应扩大。
四、结语
大众传媒根据自身的特点, 结合肿瘤的特征和防治策略, 构建了肿瘤防治的议题, 使肿瘤的特征和防治在大众媒体的相关议题中得到呈现。防治肿瘤是各方所共同面对的挑战, 它不仅包含肿瘤的防与治, 还包含对肿瘤患者及其家属的关怀, 社会系统的普遍参与和宏观层面的关注, 也是实现科学防治肿瘤的重要部分。显然, 这将是大众媒体在构建肿瘤防治议题时不断努力的目标。
摘要：如今, 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 而大众传播在公众健康素养和肿瘤防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家主流媒体近两年与肿瘤相关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 结合当前肿瘤防治理念, 在议程设置理论的框架下, 探索在健康传播过程中肿瘤相关议题在大众媒体中的呈现方式, 进而对这种议题的构建进行反思。
关键词：肿瘤,健康传播,大众媒体,议程设置,防治理念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9月第一版
[2]喻国明, 路建楠.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现状、问题及走向[J].当代传播, 2011 (1)
[3]杨忠民, 孙秀娣, 陈汶, 范金虎, 乔友林.林州市城乡居民肿瘤知识及肿瘤科普需求调查[J].中国健康教育, 2002, 18 (8) , 480-482
[4]高越.我国报纸乳腺癌报道内容评估[D], 复旦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