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电影社会情意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基于现有的教育、教学、学习三个术语，逻辑定义了“学育”这一新术语，进行了学育设计实践，对学育设计和学习设计进行了比较，阐述了教育、教学、学育、学习的统一观。期望通过对“学育”术语的传播及“学育”理论的应用，促进学习者的学习观向学育观发展，同时促进教学者的教学观向教育观发展。
电影社会情意管理论文 篇1：
吴天明：“伯乐算什么？电影才最重要”
导演的晚年时光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吴天明的主要生活地点，在北京和西安两地之间转换。
吴天明生前好友，导演许还山回忆吴导在北京离世前的详细情况：去世前一晚，吴天明一人独居在城北的个人工作室，妻子女儿则在家中。早上八点多钟，他突然感觉到不舒服，给助理打了电话。当时助理人在城南，赶紧给叫了120，由于北京早高峰交通拥堵，120赶到住处时已无人应答，最后消防破门而入，发现人已经不行了，“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
这是有着“第五代”教父之称的吴天明给世人留下的最后细节。而在此前的2月12日，春节后从西安回到北京的吴天明特地跑到天通苑万达广场看了两场电影，因为这两部电影都票房过亿，他要看看是什么电影。看完之后他甚至问同是第四代导演的郑洞天：电影怎么这么拍，这么拍的电影为什么一天可以过亿？
这样的困惑其实早就存在。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伯乐，他亲手扶持过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但同样对他们后来拍的电影表示不满，甚至在接受采访时毫不留情地批评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
吴天明去世后，张艺谋披露，他和吴天明见面的时候，谈了很多，“但他就是不谈我最近十几年的作品，我知道他那个人很耿直的，他一直是看不上。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什么时候，我、凯歌、壮壮我们这些人，能拍一部他欣赏的电影”。
耿直的个性一生都未曾改变，哪怕面对自己亲自扶持起来的人。
上世纪80年代末，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因故辞去公职，前往美国，当时他不能拍片，靠拍录像带、卖饺子为生，在美国一待就是5年。
在这5年里，陈凯歌拍了《霸王别姬》（1993）、张艺谋则拍出了《活着》（1994），中国电影史被彻底改写。2000年以后，在张艺谋、陈凯歌领衔之下，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票房动辄过亿。
至于吴天明，1990年代中期终于回国，并于当年拍摄了《变脸》。此后，便一直在各地奔波，继续自己的电影梦，2006年4月曲江影视集团成立时，他甚至跑去担任了第一任董事长，目的是想继续拍戏。
面对中国电影市场日渐红火，吴天明越来越困惑，他不止一次地指出目前电影进入娱乐时代，许多影片票房很高，却没有精神。2014年春节，他和赵季平等好友在大雁塔南广场聚会，同样谈到了这一看法。
虽然一直对中国电影情意难平，却终敌不过命运的遽乎不定。3月4日，仍在计划着拍摄一部新片的吴天明突然因心肌梗死在北京去世。
光影流年
“您是哪里人？陕西三原人对吧？”
“对，祖籍山东。”
2013年8月23日，北京的一个炎热的夏日，吴天明对本刊记者这样开场白。彼时，吴天明脸庞黝黑，双眼炯炯，直爽的性子一开口便显露无遗。
时隔五十余年，吴天明对电影最初的热情一直不减。吴天明五十年代读小学的时候爱上了电影，当时学校里周末偶尔会包一场电影，他逢场必看。读中学时，一到周末便钻到电影院去，一周省下的早点钱全交给了电影院，像极了《天堂电影院》里的多多。
而对他从影之路影响最大的高二时看的苏联电影《海之歌》，编剧是苏联当时很著名的导演杜甫仁科，编剧完之后去世了，他的妻子根据他的剧本拍了这个《海之歌》。
吴天明说，之前他看的多是国产电影，苏联也看过几部，但是这部片子对他震撼最大。当时他买票进去觉得很好，情节不是特别连贯，像散文诗，想接着看，后来在电影院门口索性把新棉鞋给卖掉了买了两张电影票，还买了一个说明书，就这样光着脚丫子连看了三场。电影院里没有暖气，为了暖和他盘腿坐在椅子上，把双脚捂在屁股底下。
后来这部电影陆陆续续看了十几次，他甚至把相关的书籍和剧作都找来研究，甚至把提示旁白都背了下来。后来吴天明考西影演员训练班时曾大段大段地背诵《海之歌》的剧本。
迷上《海之歌》，是吴天明走上电影之路的一个关键的第一步。
1960年，高中还没毕业的吴天明报考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西影厂”）的演员训练班，从此，他开启了近30年的“西影厂生涯”。这段生涯的最后5年，吴天明担任西影厂的厂长，经过铁腕改革，把全国拷贝发行量倒数第一的电影厂，打造成了享誉全球的“中国新电影的摇篮”，让陈凯歌、张艺谋等年轻的第五代导演以西影厂为阵地，走向世界。
由于事先没跟家里商量，考上演员训练班后，他住在农村的爷爷知道了，甚至在院子里拿着拐杖说“丢人啊丢人，家里出了戏子”。
倔强的吴天明没有理会，他照样每天学习、学表演练功，踢腿弯腰。这样的日子过去了两年，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变了他。1962年，吴天明报名参加了社教运动，那段在农村的日子深深影响了他以后的道路，他的西部情结也由此埋下。
1964年，吴天明再次回到西影，开始了他从演员到导演再到厂长的光影之路。
吴天明在西影厂真正声名鹊起是在“文革”之后。当时，著名导演崔嵬准备拍《西安事变》，吴天明挂名副导演，滕文骥做场记。结果《西安事变》没拍成，却促成了吴天明与滕文骥的另一次合作。滕文骥自己写了《生活的颤音》的剧本，但厂里不放心他一个人拍，滕文骥不得不找到了吴天明，说“你不帮我，我拍不成，咱俩联合，你在前我在后”，吴天明说“放屁！你写的本子，我在前？”
于是，1979年，这部影片由两人合导完成，事后，滕文骥逢人就讲“吴天明是西影厂第一号大好人”。《生活的颤音》也为西影厂的快速崛起拉开了序幕。
1982年，吴天明独立执导《没有航标的河流》，大获成功，获得了当年文化部优秀电影奖，并于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中获得东西方中心电影奖及柯达·伊士曼最佳摄影奖。这是西影厂的电影首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第二年，吴天明继续执导《人生》。凭借着过硬的业务功底和仗义执言的好人缘，1983年10月8日，就在《人生》的拍摄中途，吴天明被陕西省委组织部正式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那时的吴天明还不满44岁。
改革宿将
面对这个“正厅级干部头衔”，吴天明很紧张，因为他没有当官的概念。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千八百多职工连同家属共计五六千人的“庞大军团”，更困难的是西影厂当时的拷贝发行量全国倒数第一，整个厂子管理混乱，士气低下。
“愣头青”吴天明在西影厂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有着深厚西部情结的他决定打造中国的西部片，并以作为西影厂的改革方向，“头上蒙着白羊布手巾，拿着皮鞭放羊，穿着羊皮袄，并不比拿破仑低级，要挖掘老百姓喜怒哀乐。”吴天明认为，西影厂追求的就是西部文化方向，并以此为主，必须先做到真实，服装、道具、表演、剧本假就达不到目的，真实不是电影的所有，但是真实是电影艺术的第一个台阶。
拍《老井》时，他要求全部演员除了男女主角年轻人化淡妆，其他都不化妆，甚至衣服都是直接把当地农民身上的旧衣服买下来的。当时有个老头，进了摄制组就不洗澡不洗头，头发都粘了，吃饭的时候往那儿一蹲女演员都跑了，有一股味儿，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他才去洗澡。这种带着原教旨意味的艺术追求同样影响了许多后来的第五代导演。
除了电影内容上的改革，这个当了厂长仍然能跟工人在水泥地上摔跤的吴天明在西影厂进行着规模空前的大换血，他免掉了所有副厂长，从各部门提拔四个厂长助理分管宣传，对外媒体发行，国内外结算、洽谈协议，日常管理和剧本筛选、生产制作；免掉了平均年龄过大的中层干部，换上了一批年轻人担当重任。骂娘的、到省里告状的、打匿名电话的层出不穷，吴天明顶住压力，坚持己见。仅用了两年时间，西影厂从倒数第一成为了正数第一。吴天明创造了一个奇迹。西影厂的电影不仅叫好而且叫座，一时间风光无两。
甚至其本人在剧组拍戏的作风，也十分有魄力。吴天明本人回忆，早前在拍《黄河人》时剧组打麻将成风，他明令禁止，演员们便偷偷打，他发现了就直接上去把桌子掀了，从此无人再敢。
曾经有女演员拍戏迟到45分钟，所有剧组人等着，有人说要不先拍别的戏份，他说不。等女演员姗姗来迟时，吴天明带头鼓掌，直言“你好意思吗？七十多个人，每个人45分钟”臊得女演员直呼“我错了我错了”。自此之后，再无此类事情发生。
及至1989年，吴天明主动卸任厂长，赴美国游历。也就在这一年，西影厂开始显现出颓势。直至今日，再也难见当年的辉煌。
“第五代”教父
吴天明被誉为第五代教父。正是在他的一手扶持下，陈凯歌、张艺谋等年轻人在中国西北展露出过人的艺术才华，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把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的舞台。
当时，北影厂与上影厂是南北争锋的两大巨头，北影厂在职导演就有八十余位，而上影厂的名导也不胜枚举。计划体制时代，电影厂的拍片数量有限额，所以北影厂与上影厂中基本没有年轻人的拍片机会。吴天明上任西影厂厂长后，一心想要打破旧有体制的桎梏，要老年人放权，让出资源，辅佐年轻人上位。
正是这样的变革，使得西影厂成为先锋和叛逆的聚集地，把想干出一番事业的叛逆青年都吸引了过来。
陈凯歌和田壮壮毕业后都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厂，张艺谋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厂，然而后来却都在西影厂发光。1984年，陈凯歌被外借到广西厂拍摄《黄土地》，张艺谋担任摄影师，在看景时走投无路，便投奔吴天明。吴天明不仅为他们安排吃喝，还给了他们一笔钱，解决了拍片经费不足的问题。这次仗义相助，令陈凯歌张艺谋大为感动，后来，为了让张艺谋到西影厂工作，吴天明还为张艺谋当时的妻子在西安安排了工作，并给他们分了一套住房，让张艺谋彻底在陕西老家扎下根来进行创作。
吴天明导演的《老井》中，并无表演经验的张艺谋凭借自己的努力，问鼎了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桂冠，而后，吴天明又为张艺谋拍摄《红高粱》大开绿灯，提供了一切支持。
1987年，陈凯歌的《孩子王》也诞生于西影厂，为了把陈的这部影片推向国际市场，吴天明拿着还没通过发行的影片跑到中国电影展，趁着国外电影人用餐的机会，写个纸板通告该电影的放映时间，一个个的推荐《孩子王》。
同一时期，黄建新的《黑炮事件》，田壮壮的《盗马贼》也都在西影厂拍摄完成。第五代的几位领军人物，齐聚西安，制造出一股破旧立新的电影新风气。
重要的是，吴天明有意识地打造出了中国式的西部片，为第五代导演赋予了某种共通性。他表达出自己对“中国西部片”的志向，是“以中原文化的发源地，11个王朝建都处的大西北为对象，描述黄河中上游的自然与人”。第五代电影最著名的几部作品中，都贯彻着这种西北风情与黄河情结，不仅是导演们的艺术自觉，也是西影厂的地理位置使然。
早期的电影评论常称这些电影导演把中国的穷困面貌暴露于国际世界，然细数中国第五代最初的拍片实况，由西北出发，又无不是因为吴天明从荐如良、任人唯才的开明创作观念有关。
只是随着1989年吴天明离开西影厂远赴美国，成名后的第五代导演们纷纷离开西部，西影厂的老职工也大量外流。风光一时的“第五代聚义”很快就热潮淡去。
吴天明的价值
2013年9月，在武汉举行的第22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吴天明执导的最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作为开幕影片，电影讲述了在社会变革、民心浮躁的年代里，新老两代唢呐艺人为了信念的坚守所产生的真挚的师徒情、父子情、兄弟情。
吴天明因此片荣获本届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评委会对吴天明导演的评语则是：导演吴天明在影片《百鸟朝凤》中，用悲悯的情怀和成熟的导演艺术手法，深刻表现了对传统艺术的忧思和感怀；着力刻画了社会变革中，新老两代唢呐艺人对艺术的执著坚守。
这更像是吴天明内心一直追寻的中国电影人的赤诚与荣光。
芦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吴导是中国导演里对农民最了解的一位导演，他拍得最好的片子，像《人生》、《老井》，都是农民命运的展现和表达，他是中国拍农民拍得最好的一位导演”。如果不是他对专业的坚守，第五代教父之名难当。
吴天明去世后，北京曲江影视集团总经理贯钊一这样评价：吴天明有着浓厚的陕西黄土地情结，他毫不掩映这一情结对自己作品的影响，“他喜欢这里农村的沟沟梁梁、窑洞、麦垛、石碾，他的作品也像是一个满身黄土的乡下汉子，风尘仆仆地走进了艺术殿堂”。也许正因此，从曾经的《老井》，到最新的《百鸟朝凤》，吴天明的一生始终没有停歇拍摄围绕黄土地的作品，追求最真实、朴素的本原情结。
然而，离开了黄土地，第五代与吴天明之间，似乎就失去了最本原的联系。
张艺谋说，吴天明“看不上”他近10年拍的片子，因为“太商业”了。随着第五代集体的“出走”，他们之间各自的坚持成为后来来往疏浅的因由。
就像开头所说，吴天明一直弄不明白，“现在的电影，怎么都这样拍？”
对此，张艺谋曾经提到这个敏感话题，“我们拍了不少各种各样的片子，我们要试水，要两条腿走路，除了有情怀，也需要有质量的商业电影去占领这个阵地”。可以说，张艺谋是在坦承拍商业片的探索实际没有错。
而纵观10余年来中国电影的来路，如果一味地只把电影看作是艺术而不是工业生产，相信不会有今天的可持续发展，和市场创作的开阔空间。
有人说，黄土地约束了吴天明的精神世界，他始终走不出土地、离不开农民。然而在人生的后期，这个倔强的汉子开始拍各种非农村题材的电影，拍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拍河北省永年县“黑脸”书记姜瑞峰……远离了农民与土地，吴天明塑造的人物中，仍然跟一种“崇高”的力量相联系。
而当代中国人对于“崇高”的信仰、对英雄的钦佩却已经远非昔日可比，吴天明和他的电影在商业大潮中多少显得不合时宜，以至寂寞，再难复见1980年代的风光，只是这位年迈的老者依旧用着他全身的力气在完成着属于他的“使命”，直到2014年3月4日的那个终结点。
在吴天明的追悼会上，中国电影圈各界人物齐聚一堂，共忆吴导之生平为人，本刊记者曾问过他，对于大家都称他为“年轻人的伯乐”，怎么看？
他说，“年轻人最好不要靠伯乐，共产党就是伯乐制度，这个制度不可靠。年轻人还是要靠自己努力，伯乐意识，害人的”。
大家都评价他最大的贡献是扶持了中国电影的第五代，他却平实至极，“那都是为人作嫁衣，自己拍电影带来的成就感、荣誉感才是最大的”。
吴天明生平
1939年12月5日生于陕西三原县，原籍山东莱芜。
1960年，高中未毕业就报考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训练班，并在影片《巴山红浪》里扮演一个农村青年。
1974年，参加了《红雨》的拍摄工作，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
1983年独立执导故事片《没有航标的河流》，该片1984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二等奖，夏威夷第四届国际电影节东西方中心电影奖。
1984年，执导影片《人生》。该片获得了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1987年，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执导影片《老井》，该片1988年获得第八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一届百花奖故事片奖，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故事片大奖，第七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等。吴天明本人获得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1994年，吴天明执导了《变脸》，获得1995年华表奖最佳对外合拍片奖，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2012年，吴天明在张扬电影《飞越老人院》中，担任电影主演。
2013年9月，吴天明凭借电影《百鸟朝凤》在第22届金鸡百花电影节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
2014年3月4日上午10时左右，吴天明因为突发心梗去世，享年75岁。
作者：杜敏 覃柳笛 郝亚博
电影社会情意管理论文 篇2：
学习设计还是学育设计?
[摘要]基于现有的教育、教学、学习三个术语，逻辑定义了“学育”这一新术语，进行了学育设计实践，对学育设计和学习设计进行了比较，阐述了教育、教学、学育、学习的统一观。期望通过对“学育”术语的传播及“学育”理论的应用，促进学习者的学习观向学育观发展，同时促进教学者的教学观向教育观发展。
[关键词]学育；学育设计；学习设计；学育工程；信息视野
引言
传统的教育范畴已经存在教育、教学、学习等术语，本文将在这些术语的基础上，根据术语定义的单名单义性、顾名思义性、派生性、稳定性、合乎语言习惯性等基本规则，逻辑定义“学育”这一新术语。，它与教育、教学、学习的关系如表1所示。
本文的前半部分将逐步论述教育、教学、学育、学习的统一性，后半部分将以“学育”思想指导学育设计，并与学习设计进行了比较。为教书育人、读书育己、全面发展、教育设计／教学设计、学育设计／学习设计及相关理论提供借鉴。一教育、教学、学育、学习的统一观辨析
表1所示教育、教学、学育、学习的统一观是最宏观层次的描述，必须不断迭代深入。鉴于当前教育信息化发展，本文将在图1所示的信息视野教育原理／学习原理的指导下迭代深入。
1 基于“学习内容”要素的教育、教学、学育、学习辨析
图1中，如果着重关注学习者、教学者、学习内容、学习互动四要素(即不考虑学习方法、学习媒体二要素)，并结合教育、教学、学育、学习等术语进行辨析，图1将逻辑变换为图2所示。
图2所示的“学习内容”划分为“哲学”、“情意”、“科学”、“技术”、“实践”五个层次，可不断迭代深入，直到符合实践所需的粒度。例如：哲学层次进一步迭代深入为唯物论、辨证论，认识论等；情意层次进一步迭代深入为情感、态度、兴趣、审美、价值观、品德等；科学层次进一步迭代深入为生命科学、物理、化学、数学、信息系统科学、社会学、管理科学等；技术层次进一步迭代深入为生物技术、物理技术、化学技术、数学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实践层次进一步迭代深入为生物实验、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生物实验、数学计算、计算机实验等。
基于上述学习内容层次，从教与学两个视角，可辨析教育、教学、学育、学习的统一观如表2所示。
从图2或表2可发现，教育／教育者的外延是包含教学／教学者的，有时也可以不刻意强调它们的区别而互换使用；学育／学育者的外延是包含学习／学习者的，有时也可以不刻意强调它们的区别而互换使用。而强调教育与教学的区别，将有利于促进教学者的教学观向教育者的教育观发展，不仅教书而且育人、全面培养学育者。而强调学育与学习的区别，将有利于促进学习者的学习观向学育者的学育观发展，不仅读书而且育己、全面发展。
此外，可认为教广义地包含教育、教学；学广义地包含学育、学习。教育广义地包含教与学，即广义地包含教育、教学、学育、学习，也就是说教育是这些术语中最广义、最抽象的术语，是这些术语的总称。
2 基于“学习互动”要素的教育、教学、学育、学习辨析
通过图2、表2可明确教育、教学、学育、学习在“学习内容”方面的统一关系，下面进一步从“学习互动”要素迭代深入教育、教学、学育、学习的辨析，为后述的学育设计奠定基础。图l如果仅考虑学习者、教学者、学习互动三要素，并将学习互动要素迭代深入到符合教育实践所需的粒度，图1将变换为图3所示。
如果以图2中基于“学习内容”要素辨析的教育、教学、学育、学习作为行，以图3中基于“学习互动”要素辨析的基于课堂、基于网络课／纸张教材、基于电视、基于家教作为列，可形成教育互动、教学互动、学育互动、学习互动的统一关系如表3所示。表3中标出了四种最重要的教育互动模式，即：基于课堂的教育、基于课堂的教学、基于网络课程／纸张教材的学育、基于网络课程／纸张教材的学习。它们是互为补充的。
二 学育设计案例
上述已对教育、教学、学育、学习的统一观进行了理论辨析，但理论辨析并非最终目的，而应该结合实践应用、检验、发展。本研究主要关注教育、教学、学育、学习四类实践中的学育实践，以促进学育观发展。
学育实践可从不同的视角阐述，本研究将基于学育设计阐述学育实践，这是因为学育实践的工程观认为，学育工程的设计、开发、实施、管理、评价五个环节中，学育设计是首要环节，必须为整个学育过程勾勒出蓝图，然后才进入后续的开发、实施、管理、评价四环节，迭代向前发展，最终实现学育实践过程的最优化。
学育设计必须建立在具体的学育案例之上，下面以信息技术课“信息安全及系统维护措施”为研究案例，首先进行学育分析，然后推导出学育设计结果(学案)概要如表4所示。
1 “信息安全及系统维护措施”学育分析
(1)本案例的“学育者”要素分析
学育者是学育信息互动的主体。图1所示的学育者要素可继续贯彻信息领域的软、硬件概念，进一步划分为“硬素质”和“软素质”。与学育者的“硬素质”相关的有年龄、学龄、地域、性别等子要素，“软素质”相关的则就是学育者现有的学育内容、学育方法、学育媒体、学育互动素养。对于某次具体的学育，学育者必须根据自身的“硬素质”和“软素质”进行具体的学育设计。
本案例的学育者是广西南宁市重点中学高一年级平行班的一名学生。“学育者”要素的“硬素质”方面，该学育者心智发育基本完全，接受能力较强，兴趣爱好广泛，有较强的表现欲望和创新精神。“软素质”的“学育内容”方面，该学育者生活于省会城市，具备较好的个人信息素养，不过作为中学生，限于社会阅历，对信息化社会的理解并不是很透彻；“学育方法”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归纳、演绎能力，具有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学育媒体”方面，能使用各种媒体，不过仍然偏好视频、动画等直观媒体，而文本媒体最好作为精确语义需要时使用。“学育互动”方面，喜欢自主探究，热烈的讨论交流，一般不满足课堂上与教学者的互动，更期望同学之间互动探讨，容易接受网络远程等互动方式。
(2)本案例的“教育者”要素分析
教育者是学育信息互动的主导。如图3中所示，学育者可面对面与教育者互动，也可基于纸张教材／网络课程等与“教育者”非面对面互动。
本案例以学育者基于教育者编著的纸张教材进行主体学育，属于学育者与教育者之间非面对面的学育信息互动。由于纸张教材的媒体、互动等功能弱于网络课程，所以学育者如果能基于网络课程进行主体学育则更优。学育者基于纸张教材学育过程中，需要时可通过通信手段与教育者直接互动学育内容。此外，基于教材、网络课程的学育一般都看作是正式环境的学育，可扩展到非正式环境的学育(如基于课外活动、教育电影、博物观参观、教育游戏等的学育)。
(3)“学育内容”、“学育方法”二要素分析
学育内容是学育信息的意义，学育方法是学育信息处理的手段。学育内容与学育方法是互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一定的学育内容具有相应的学育方法。本案例“信息安全及系统维护施”学育内容属于图2中所示的技术、科学层次的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子层次的关于信息安全的内容，但又必须坚持实践、技术、科学、情意、哲学各层次内容的统一。学育方法与学育内容相关联，所以其学育方法应该以学育科学方法和学育技术方法为主导方法(即学育者在教材引导下逻辑思维、讨论、练习；学育者观摩教材图片、利用计算机实训等)，并坚持学育实践方法、学育技术方法、学育科学方法、学育情意方法、学育哲学方法的统一。
本案例的“学育内容”、“学育方法”重点：信息安全概念、知识(科学层次学育内容)。以学育者在教材引导下逻辑思维、讨论、练习等为主导方法(学育科学层次方法)。信息保护技术、信息保护相关的实现操作(技术、实践层次学育内容)。以学育者观摩教材图片利用计算机实训等为主导方法(学育技术层次方法)。
本案例的“学育内容”、“学育方法”扩展：计算机犯罪及预防(情意层次学育内容)。以学育者阅读教材中的相关故事，通过网络查询相关叙事，或与其他学育者谈心等为主导方法(学育情意层次方法)。信息安全与反信息安全对立统一(哲学层次学育内容)。以学习者主体哲学思辨为主导方法(学育哲学层次方法)。
(4)本案例的“学育媒体”要素分析
学育媒体是学育信息的载体。习俗上根据人体的五种感觉器官划分媒体，图1中所示，学育媒体可划分为视觉媒体、听觉媒体、嗅觉媒体、触觉媒体、味觉媒体。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媒体，空间局限性是越来越明显的。其中，视觉媒体根据计算机处理特点可分为文本、图像、视频、二维图形动画、三维图形动画；听觉媒体根据计算机处理特点可分为波形音频、MIDI器乐。可通过媒体工具掌握这些媒体，如通过Word、Photoshop、Premiere、Expression Web、Maya、Audition、Cakewalk分别掌握文本、图像、视频、二维图形动画、三维图形动画、波形音频、MIDI器乐媒体技术，将非常有助于学育者学育能力的提高。
各媒体有其适用的场合和优缺点(例如文本语义精确但抽象，图像形象但可想性大，三维动画最能表达真实世界但制作成本高，等等)，某一具体的学育互动过程，应该选用一个理想的学育媒体。例如：学育者科学归纳、演绎时主要使用到文本媒体，案例故事等主要使用到图像、图形媒体，通过网络可观看视频动画声音媒体，学育者上机实验等使用到触觉媒体。
(5)本案例的“学育互动”要素分析
学育互动指学育者与教育者之间信息的传播与反馈，包含一个或多个操作的过程。图3所示已系统阐述了学育互动要素的迭代深入。本案例属于图3中所示的学育者基于纸张教材为主体的互动方式。整个学育以自定时间为总体过程(建议以40分钟课堂时间作为参照)，总体过程中以学育者与教材互动为主要互动方式，并辅与其他互动，例如随着学育进程中的具体学育内容，通过网络查找相关信息，远程请教教育者，等等。如果教育者能够开发网络课程，以便学育者远程主体互动式学育自测，辅助学育，可提高学育效果。
2 “信息安全及系统维护措施”学育设计(学案)概要
对“信息安全及系统维护措施”学育进行分析之后，即可根据客观分析进行学育设计，本案例的学育设计结果(学案)概要如表4所示。表4主要根据学育者基于教材的活动进程，将学育内容、学育方法、学育媒体、学育互动要素体现其中。基于该学育设计，可进入学育工程的开发(如开发概念图等辅助学育)、实施(如实施自主学育)、管理(如自主学育的学育档案管理等)、评价(如自主学育效果评价反思等)四个后续环节，完成一次迭代，并可不断迭代向前发展。
三 学育设计与教育设计的统一
表4所示学育设计(学案)概要是学育者基于自身学育基础和自身发展需求主动进行学育设计的结果，但图3所示教与学的统一观告诉我们，仅有学育者单方面学育设计(学案)是不够的，还需要教育者教育设计(教案)作为补充，理想的方式是：首先，学育者基于纸张教材或网络课程自主编写适合自身发展的学育设计(学案)，并提交给教育者，以体现自身的学育基础和学育需求；然后，教育者分析各学育者提交的学案，明确全班总体学育需求并编写教育设计(教案)，主导各学育者实施学育，并注意解决各学育者的典型问题。总之，学育设计与教育设计必须有机结合。四相关展望
本文基于现有的教育、教学、学习等术语，逻辑定义了“学育”这一新术语，并如表2、表3所述阐述了教育、教学、学育、学习的统一观，然后以表4所示学育设计(学案)概要进行了实践，以促进学习者的学习观向学育者的学育观发展，同时促进教学者的教学观向教育者的教育观发展，体现了教育的规律美、思辨美。学育者主要基于教育者编著的网络课程／纸张教材而实施学育，所以，便于学育者主体学育的网络课程／纸张教材的设计、开发、评价在学育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将在今后开展相关研究。
编辑：小西
作者：黄纯国 黄景碧
电影社会情意管理论文 篇3：
陈友松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研究
【摘要】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在课程开设、电教刊物创办等方面均有开拓性作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早期电化教育；历史研究；陈友松
陈友松先生是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陈友松先生对媒体技术和电影教育深刻的认识和独特的解读，不仅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在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而且对当今教育技术中国道路的探索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一 陈友松及其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开拓性贡献
陈友松博士（1899-1992年），湖北京山县人，当代著名教育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菲律宾、美国，师从杜威等大师。193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在大夏大学任社会教育系主任，开设教育电影课。之后，他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北省立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或任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友松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文革后先后任全国比较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陶行知研究会顾问等。陈友松被杜威誉为“东亚第一流学者”。晚年，被王震副主席赞扬为“国家的宝贝”。[1]
陈友松“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综合型的教育学者、终生以学术为祖国全民普及教育和建设完善的现代教育学制而呼号奋斗的战士。”[2]他在教育的诸多领域，如电化教育、教育财政学、苏联教育、比较教育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贡献。电化教育是陈友松在民国时期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其开拓性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首次在大学内开设教育电影课程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视听教育课程，1935年回国后即在大夏大学开设教育电影课，每班约百多名学生，学生经常去上海各电影制片厂参观。按孙明经的考证，这是我国大学开设最早的教育电影课程。[3]
2 发起创办“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
1936年，加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陈友松与卢时白一并联合吴铁成、褚民谊、潘公展、方治、郭有守、彭百川、徐悲鸿、徐公美等发起成立全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在《电化教育》期刊显著位置处声明，该公司是“唯一国人组织之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以诚与信为电教服务！以谨与慎谋出品精良！”该公司与中央电影摄影场与金陵大学展开合作，以推进电影教育和无线电教育为宗旨，其业务偏重电影教育，有：（1）自制非常时期教育及教课影片。教课片每卷仅二三十尺，内容包括一课之材料，售价仅一两元。（2）译售并出租外国制教育及教课影片。（3）缩制有教育意义之小型长片。特约工厂自制小型机而以分期付款办法出售。[4]
3 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电教类期刊《电化教育》
1936年底，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分会编辑、中国电影教育用品有限公司出版的《电化教育》期刊问世，陈友松任主编，共出版了6期，抗战开始后停刊，这是我国第一个以电化教育为名的期刊。之后，专门以电化教育为内容的期刊陆续出现，标志着教育电影、视觉教育和播音教育的研究者初步组成比较独立的电化教育研究领域。[5]
《电化教育》期刊封面上标明，该刊为非卖品，“每期万份赠送全国教育机关”，宗旨是“促进电教，挽回利权，杜塞漏扈”。封底则用大字宣明：“唯一国人创办的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采用国人出品是我们教育界的光荣，提倡国人出品是我们中国人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创办者浓郁的爱国情怀。该刊有电化教育之研究与讨论、电教技术、教育部法令及电影新闻以及教育影片推荐等栏目。
4 编著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有声的教育电影》
陈友松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视听教育课，授课教师为著有美国第一本有声教育电影著作的教育电影专家亚恩士倍杰博士（V C Arnspiger） ，回国后陈友松根据讲义，并结合中国教育电影现状与需求，于1937年2月出版了《有声的教育电影》，在引进和传播美国视听教育理论以及本土化创新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
《有声的教育电影》亦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教育电影著作，该书在回顾视听教育发展、介绍各国电影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电影的制作、鉴别、实施、行政以及建筑设计、机器选择等，还介绍了如何在中小学、大学和成人教育中实施电影教育。
5 对我国“电化教育”定名有所贡献
关于“电化教育”的来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陈友松和戴公亮的说法，即1936年他们看到美国联邦政府教育署出版的《学校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视听教育统称之为Electrifying Education。他们认为可译为“电化教育”，但视听教育通称之为电化教育也不太合适，决定从视听教育工具中挑选出效果较好的、各有特点、既能单独使用，又可组合使有的4种“利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并将采用幻灯、电影、播音、电视作为辅助教学工具的教学方法称之为“电化教育”。[6]我们在此不对其他说法进行讨论，也无意于辨清孰先孰后，但是陈友松为我国“电化教育”定名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二 陈友松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体技术的工具性：电影是教育的新“利器”，可以消除“教育的惰性”
陈友松是把电影等新媒体技术看作是推动教育文化发展的工具。陈友松[7]认为，“它（电影）在人类的教学与娱乐的可能性上是这样的浩大而悠远”，“文化的进步是跟着工具走的，教育的效率也是一样。中国的教育工具依然停滞在书本、黑板、粉笔时代，急需一种利器来鞭策我们的教育的惰性。”陈友松用“教育的惰性”来形容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透露出他的担忧与急迫心情。他认为，要增加学习效率，必须改良教学工具。“20世纪的教与学当用20世纪的方法与工具，这是一个激变的时代。如魔术一般的科学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新的知识浩如烟海，新的技能经纬万端，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传统的方法与工具，不足应付了。教育者因不满意于文字教育、书本教育，于是采用视觉教育的工具。所要学习的东西日益增加，所以要求学习效能的增加，要增加学习的效率，当然也要继续不断地改良教学工具。”[8]
可以看出，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认识属于工具主义，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但是，与同时代对新技术的万能期待热情相比，陈友松[9][10]则有着比较清醒和冷静的认识，认为，“电影声片虽妙，然而美中不足必须要一切其他视听教育的用品或用具来扶持，这样总算是完备的视听教育。”“教育有声影片是教学的媒体物。如果要用有声影片为教学的媒体，须了解此教学媒体的性质与功用，认清其固有的长处与缺陷。例如切身的现在经验是学习者最好的直观教育，无论是静默的或有声的影片胜不过它，影片仅能刺激学习者，但不能使学习者有直接经验的适应。所以利用声片于教育的有效方法就是在它的特长处下手。”此外，陈友松[11]特别强调研究对电影教育的重要意义，“研究是教育有声影片的重要基础。有效力的教育有声影片，不是空中掉下来的东西。”
2 媒体技术的双重性：技术重在“用它的方术”，要“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
陈友松[12]对技术的双重性有充分的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铁能做十字架，也能做刀剑，所以决定一个伟大的发明，对于我们的利益，在我们如何使用它”。他[13][14][15]强调对媒体技术要善用，“电影的魔力譬如水火，其利害不在它的本身，而在乎它的用途和用它的方术。”“影片像图书一样，必须要精于选择，并适用于各种程度的观众。”“教育有声影片需为特殊学习情境而制造，这是显而易见的。”
陈友松对媒体技术的应用是从设计教学的角度入手的，他更强调教育的需求与目标，强调学习的情境。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陈友松在制订教育电影的考核标准时，强调影片要符合教育目标和教育需求。具体来说，陈友松[16]认为教育影片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核：（1）目标；（2）内容；（3）内容之发展；（4）视听方面的之技术；（5）对于其他课程资料之贡献；（6）影片的普通效力与价值。
陈友松以及之后四十年代舒新城等学者关于善用技术的主张与观点[17]，为扼制当时的技术万能倾向、维持早期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和走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媒体技术与教师：电影不能取代教师，教师必须接受系统训练
正如上文所说，陈友松对新媒体技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与美国试图用技术取代人的自动化教育主张[18]不同，陈友松[19][20]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技术万能的高涨热情中冷静地多次强调，“电影教育也决不能取教师而代之”，“电影既不可取图书与教师而代之，也不可以取其他视听教育工具而代之。”这与四十年代孙明经的集体教学观是基本一致的。
难能可贵的是，陈友松[21]进一步提出了师资培训的问题，提出“凡是应用影片教学的教师必须受有系统的训练。”这与当时仅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的思路是明显不同的。后来的实践发展证明，教师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培训的确是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之一。
三 陈友松的电影教育观
1 电影教育图解：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
正如前文所说，陈友松认为，电影的利害重在“用它的方术”，因而根据用它的方术的不同，电影教育有不同的领域和使用维度。“因电影或影片的种类或进步程度不同，或因教育的种类、内容、目标与方法的不同，而有许多种类的电影教育或教育电影。”陈友松用图解方式对电影教育进行了详细阐释，详见图1。
陈友松从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领域三面观四个方面对他绘制的电影教育图解进行了说明：[22]
第一，从人类知识的门户观来看，人类知识的门户就是官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视觉教育是官觉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听觉教育，二者合并为视听教育。陈友松介绍道，视听教育“在美国最近才成为一个崭新的名词。Audio-visual education是一切声片、默片与其他视听直观教育的领域。”图解中侧重实物示范的部分就是门户观的解释。
第二，从人类知识的工具观来看，陈友松认为“要增进他们的知识和控制环境的能率，就要继续不断的改良他们的工具……图书虽然一向是最大的助力，然偏于抽象的符号知识，这是中国过去教育的缺点……必须要借重一个能普遍化的工具，唯有电影能之。电影可以征服空间与时间，能把一切现代的工具所能获得的知识都表白出来，把一切实物实事表现得活动如真。总而言之，电影是一个集大成的教育工具，不仅是知识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情意的工具。”
第三，从电影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比较观。“电影教育限于视听教育，不能包括其他官觉的教育，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见图解即知是一切官觉都运用的教育。电影教育在放映时，似乎偏于注入的形式。劳作教育，则为启发的形式。所以劳作教育不可偏废。劳作教育的短处，就是限于某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恰好用电影教育补其不足。”“电影限于实物实事的代表，究竟不如实物实事的真实，所以直观教育如参观、旅行、博物院、展览会、科学实验与模型等不可偏废……图书文字不可偏废。最紧要的是具体与抽象的均衡一贯……总之，电影不过是一个最有权威的教育工具罢了。”
第四，从电影教育的领域三面观来看，“第一从图解中的圆圈看去，它的领域是视觉与听觉影响及大小脑、全神经系与全人的有机体。第二个从圆圈下的长方形内的对象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实物实事的代表。第三从教育的范围与种类看去，它的领域就是各种各色的教育，大致可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是指文化电影、娱乐电影、宣传电影，属社会教育。狭义的是专为学校课室之用，与学程教学法有密切关系。”
陈友松[23]在详细阐述后总结道，“电影教育是用电气电光机械将实物实事的形体、关系或动作，或声音颜色或故事中的事物表现在银幕上，籍视听的官觉做各种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对象不同的经验改造的过程。教育电影就是应用于这种过程的电影活动与设备。”陈友松[24]认为，电影教育是视听教育的一部分，“电影教育应与其他视听教育并行”，“除了电影声片、映放机、银幕、发音机等外”，还有科学实验、黑板示范、学校旅行、游行表演、学校博物馆等视听教育辅助用品。他认为，“有时其他视听教育工具，在某种特殊教学过程上，竟能比电影优胜。电影和其他视听教育工具的效率之比较，及应如何相辅而行。”
陈友松关于电影教育的门户观、工具观、比较观与三面观是他对新媒体技术及其进入教育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全面思考。门户观主要是对新媒体技术的思考，可以把新媒体技术看作是人类官觉特别是视觉和听觉的延伸。知识工具观主要是从知识的角度对新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过程进行思考，认为电影教育使得知识传递从抽象走到具体。领域三面观是对媒体技术与教育结合后所生成的新领域的深入解剖，揭示出电影教育以及之后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领域特性：交叉性、应用性和广泛性。从交叉性看，这个领域涉及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从应用性来看，新媒体技术可以应用于“各种各色的教育”，广义包括娱乐的、社会的和宣传的电影，狭义专指教学的和学校的电影；从广泛性看，对象可以是成人，也可以青年和儿童。内容可以是科学的、卫生的或是生产的……比较观则是从整个教育的视野审视电影教育在大教育中的地位，这不仅明确了电影教育的教育定位（而非技术定位），也清醒地指出了新媒体进入教育后的优势与不足。
2 电影教育的领域定位：教育、技术与相关领域的统整
尽管陈友松并未直接对电化教育的领域定位与性质进行过讨论，但是从他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交叉性、应用性有着清楚的认识。如前文电影教育图解中，陈友松认为电影教育需要脑神经学科、新媒体技术发展、学程教学法等多个学科与领域的知识。再如，在论述如何摄制教育影片时，他[25]认为“自大处着眼包括以下各方面：（1）拟定各科教材领域的声片；（2）摄制声片及其继续不断的改良之研究程序；（3）教育者与技术人才的学识与经验之统整；（4）推销制度之设立，使制成了的声片能得其所用，而且能普及到各机关。”“影片制造的程序之发展，须明白教育的需要和影片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须统整得法。”这说明陈友松认为，电化教育应在教育需要与媒体特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同时还要统整其他“一切有关系的事物”，如推销、普及与管理。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也正是因为我国电教先驱对“一切有关系的事物”进行了有效的统整，特别是在教育需求与媒体功能耦合过程中找到平衡点，对美国的替代式自动化教育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超越，形成了补充式和支持式的中国特色。[26]
四 陈友松理解电化教育的独特视角
由于陈友松具有多学科背景，且有留学经历，所以，陈友松对电影教育以及以电影教育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电化教育的理解具有比较独特的视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国际视野与本土结合
陈友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关于教育以及电影教育的学习经历，使其在从事电化教育相关研究与实践中能够立足于国际视野，同时又注意结合国内本土需求。这一点从其文献论述思路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结论和实践建议均是通过大量介绍国外相关做法并进行中西比较，再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
如，在论述教育工具发展时，陈友松[27]认为，中国仓颉造字、蔡伦造纸，以及活字印刷术，“比起同时代的西洋人的教育工具要先进多了”，但是忽略了“具体先于抽象、图在书先这一点。图的工具未见发展。”而西洋正好相反，“15世纪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前，传达知识的首要的是壁画、蜡板书和中世纪盛行的鹅毛管所抄写的书卷等”，后来西方发明了照相术和电影。陈友松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基于中西方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对新兴的电影教育进行解释，这样的见解在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过程中是鲜见的。
再如，在论述有声影片时，陈友松[28]首先介绍俄、美等电影教育情况后，“电影在苏联曾以之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利器，藉以灌输公民必具的知识。在帝俄时代电影院不过一O四五所，且多设于大都市中。到1932年却有三二OOO所。此外学校中有四一二六校设备有电影。”之后专门论述有声影片在中国采用的问题。他认为，尽管中国教育经费困难，但是“有声电影教育确是有收获的投资”，特别是“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时候，必须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民众获得日常生活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识字教育是抽象的，是不足的，最有效的最迅速的方法还是视听的电气化的教育。”此外，他[29]十分赞同郭有守关于教育电影官营模式的主张，“教育电影事业……亦须由国家文化教育当局积极主持，斯发达可期。”陈友松结合中国国情所提出的立足民众教育、以生活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官方主营等等主张，正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本土化创新模式，亦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之所以繁荣并独具特色的重要缘由。
陈友松把对电影教育中国式发展的思考通过大学授课、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相关工作和创办电教刊物等形式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陈友松对播音教育方面亦十分重视。陈友松[30]介绍了苏联播音教育情况，称“教育播音在苏联颇为发达，曾有播音大学的设立，内分经济、普通、共同组合三学院，每周有两小时的课程，二年毕业”，“全俄的学校约占四分之一是有无线电的设备”。陈友松[31]提出，播音教育在中国很有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播音电台已经很多了，收音机的行销也一天多一天，如能善用将能成为一个很有权威的教育工具。”“无线电教育既这样发达，可与有声电影合并，由一个教育机关管理，以节省行政及技术的费用。”这与早期电化教育包括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范围认定是一致的。1940年，陈友松倡议并指导昆明广播电台设置“空中学校”专题节目，该节目内容充实，讲稿通俗，很受听众欢迎。[32]在国际比较中探索中国电影教育的定位及发展方向，这样的考量亦是本世纪我国教育技术本土化创新的探索思路。
2 学科视野下的电化教育领域特性探讨
正如前文介绍，陈友松是一个综合型学者，因而陈友松对电化教育的理解并未受学科壁垒的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友松集中出版了《各国社会教育》、《图书馆》、《有声的教育电影》等著作，把社会教育、图书馆和电化教育发展有机地加以整合。这是陈友松在国际比较研究后结合当时中国现状而做出的深入思考与实践建议。
陈友松[33]认为，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等均是当时中国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同时也可以把图书馆看作是“社会教育的总汇”。他[34]强调要“活用、普用图书馆为工具以推进全民众、全生活、全人生之教育”，并提倡流通图书馆的形式，强调电化教育手段在流通图书馆中的作用。他详细介绍了1934年黄警顽等发起的汽车图书馆游行情况，“汽车三面开门，藏书为开架式。除选择通俗读书数千册外，又有留声机、唱片、无线电的装置”，汽车图书馆走遍江浙两省，在社会教育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陈友松[35]称汽车图书馆为“流通图书馆开一新纪元”。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陈友松把电化教育置身于整个大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领域，并敏感地意识到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密切联系。后来事实发展也证明，教育技术的确与图书馆领域在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有着共同的使命。美国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即是由大名鼎鼎的雪城大学教育技术专家伊利教授创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与信息管理界多年来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陈友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敏锐地发觉了电化教育与图书馆的共同使命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之后的电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十年代，杜维涛、孙明经等学者对电化教育的信息资源功能进行了继承与发扬，把电化教育看作是经济有效的“新图书馆”[36]。
陈友松的多学科视野使其充分认识到电化教育的交叉特性和应用特性，他把社会教育作为电化教育的应用场域，并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把图书馆与电化教育紧密联系。作为我国电化教育的拓荒者，他关于电化教育的准确定位与正确理解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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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udio-visual Education Theory of CHEN You-song
CAI Jian-dong
(Modern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 China)
作者：蔡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