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宗教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翻译的实质是文化的传播。在翻译历史上，文化传播并非是一种价值中立，动机单纯，源语再现的活动，“忠实”的翻译标准在文化的强弱势流动中不断受到挑战。目前中国翻译领域外译中和中译外有采用双重翻译策略标准的倾向：外译中异化策略明显占领上风；中译外归化策略大都作为准绳。中译外时中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处于隐形和流失的状态。
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宗教文化论文 篇1：
从《翻译现代性》看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西方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开始，然而真正把翻译与文化纳入一个系统进行研究还是到90年代之后了。1990年，安德烈·勒费夫尔和苏珊·巴斯奈特两位学者共同编辑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明确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观点，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已经超越了形式主义阶段，开始考虑有关语境、历史和传统的更广泛的问题”，“文本传递所涉及的操纵过程，是翻译研究工作的关注重点”。[1]随着时间推移，翻译研究越来越深入，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更为明显，翻译对于文化传播、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也开始被广大文化研究者们所关注，基于此，1998年，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又进一步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试图在更深入的层面整合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优势，为文化研究也为翻译研究带来更广阔的视角与更新的研究方法的启迪。
不过，国内翻译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执著于对翻译的语言问题的研究，对翻译活动所暗含的文化意义认识尚不足，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界开始逐渐探讨翻译的文化转向及其意义，但真正把这一理论落实在研究内容上并进行深入开掘则是近十年才开始的事情。对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进行介绍与梳理则又是更近的事情了。笔者所见王宁教授在其《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一书中最早介绍了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对其产生的背景及对中国翻译研究发展的启发意义都做了深入探讨。之后谢天振教授所编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2008）也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进行了解读。但回过头来检视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能够自觉利用这一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著作依然寥寥。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无论是翻译的文化研究，还是文化的翻译研究，都具有跨语际、跨文化、跨学科的性质，并且都要求文化理论及翻译理论的双重素养，而国内学者要么受限于语言问题，要么文化理论素养不足，对中西文化理论、文化哲学都缺乏深入的理解与把握，要么对翻译理论缺乏研究，这样一来，一深入到具体问题往往就会捉襟见肘，难以形成系统、深入的论述，最终导致文化和翻译研究的肤浅化、泛文化化。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在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下进行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开拓，赵稀方新著《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翻译现代性》一书已经是赵稀方第三部关于翻译研究的著作，前两部著作《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都是着眼于翻译与中国新时期文化思想建构之间的关系，这部新著是把他原来的研究往前延伸，探讨晚清至五四的翻译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建构的影响。这部著作延续了他一贯的理论视角，从“理论的旅行”出发，对在晚清至五四时代西方文本所蕴涵的文化思想在通过翻译进行传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意义的旅行”现象进行梳理，从而展示文化建构的复杂历程。作者在后记中说：“从本雅明《翻译者的任务》、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以及LaurensVenuti，Tejaswini Niranjana等，翻译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时尚。国内中文系的学者，尚少见有人应用这种翻译研究的路径。”可见，“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已经从雾里看花状态化为作者实实在在的研究实践，对这部著作进行一些分析，无论是对文化研究学者还是对翻译研究学者，我想都可以有一些借鉴意义。
这部著作的首要目的是要通过对晚清至五四这期间翻译史的梳理达到对思想史的认识，这是一个宏大的论题。晚清至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非常兴盛，翻译文本也很繁杂，而且当时的文化思想处于新旧激烈碰撞交锋的时期，很难把握，怎样从繁杂的事件中清理出一个清晰的线索，确实是很令人头疼的问题。赵稀方抓住了一个关键词———“现代性”，通过现代性拎起与之相关的翻译活动，从中择取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意义最重大、最典型的翻译事件分六章进行论述，包括《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中国的“再疆域化”》《政治动员》《文化协商》《天演与公理》《承前启后的〈新青年〉》，基本按照翻译活动发生的时间排列。在论述中舍弃了其他一些枝节，整体上显得比较清晰、有序，很容易梳理出一条思想史的线索。最重要的是，这部著作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这一理论话语所蕴涵的几个关键词：
首先是翻译的政治。苏珊·巴斯奈特认为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需要对“以人种为中心的翻译的暴力进行更多考察，对翻译的政治进行更多研究”。[2]“翻译的政治”和“翻译的暴力”都来源于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一文，用来表达英语对第三世界文本进行翻译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新殖民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译者因为不熟悉原文本的文化语境或者需要使译本符合英语文化语境，从而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本的语言修辞逻辑进行篡改的行为，斯皮瓦克认为这是一种“静默的暴力”[3]，能够体现出政治的含义。关于“翻译的政治”本文更倾向于理解为对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的描述，而不仅仅局限于对语言暴力的论述。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政治因素是《翻译现代性》这部著作自始至终一直在关注的问题。第一章《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通过详细梳理关于晚清基督教“上帝”“译名之争”的历史，表现翻译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我们解释清楚了关于翻译的政治隐喻。在第二章中，作者借助德鲁兹和瓜塔利的“再疆界化”以及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理论，讨论了传教士翻译对于中国的“再疆域化”过程。中国的翻译活动，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开启的。作者首先重新考证了西学东渐的起点问题，认为1810年马礼逊翻译的《使徒行传》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西方翻译文本，而不是之前熊月之所认定的《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珍本》，之后论及《圣经》的翻译始末。《圣经》的翻译活动并不是单纯的文学翻译，其中所展现的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再疆域化”企图，利用《圣经》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使之归化到西方宗教文化体系之内是最终目的。围绕这一目的，传教士们还进行了众多的科学及政法书籍的翻译工作。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或隐或显地表露出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扩张的一致性。这是翻译的政治或曰暴力比较直白的表露。但恰恰是这种暴力使我们打开紧闭的国门，开始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对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而且作者还注意到传教士翻译活动的行为与效果的复杂性，没有简单地把传教士的翻译活动认定为帝国主义殖民化的一个策略，而是通过对文献具体而微的分析，阐述其翻译活动的各种面相及效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传教士在西方科学政治法律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有些学者在论述清末民初政治科学书籍的翻译时，往往会把翻译的动机简单归因于中国疲弱之势对国人的精神刺激而产生的主动选择，这固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却忽略了传教士在整个科学文化传播活动中所起到的先导作用，失去了这个先导，中国人还难以有效地接触到西方现代政治科技文化成果，何来主动选择？而且在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翻译问题上，有些学者大而化之地认为中国人首先注重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翻译，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直到洋务运动失败，才开始重视对社会科学的翻译，以求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实际上，西方社会科学翻译最初也与传教士的活动密不可分，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了，而且无论是翻译自然科学还是翻译社会科学，最终都是为传播宗教思想服务的。《翻译现代性》在论述过程中既注重爬梳文献展示翻译史的架构，又对翻译活动中各种权力因素的消长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展示，真切地再现出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再疆域化”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传播过程。
其次是翻译的暴力。如上文所述，翻译的暴力主要体现为译者对译本进行语言转换过程中，为使译本更容易被本土读者接受或者更加符合本土文化需求而对原文本进行的主观改写或改造，以突出其某一方面价值而忽略其他一些价值或者它在原文化语境中的意义。通过对翻译的暴力，也就是文本意义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解构与建构过程的描述，可以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翻译是如何通过话语转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作用的。实际上，翻译的暴力是在更微观的层面上展现出的翻译的政治。《翻译现代性》一书对翻译暴力的描述可谓用力甚深，而且论述非常透彻，尤其体现在第四、第五章的论述中。第四章中，作者主要通过对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及周桂笙译《毒蛇圈》两个翻译事件中所凸显的翻译暴力进行描述，来表现翻译过程中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过程，并把这视为“考察中国现代思想生产的线索”[4]。在第五章中作者通过对《天演论》《民约论》这两部译著的翻译情况的考察，详细论述了《天演论》与《民约论》对赫胥黎进化论思想以及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改造、重新认识与接受的过程。严复及杨廷栋通过翻译使译本符合中国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需要，把无助于开民智、启革命的内容统统遮蔽或改写，建构出一种全新的文本形象甚至作家形象，使译本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塑造中国人文化身份的作用。《翻译现代性》通过对这些翻译暴力的呈现为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生发展初期的既复杂又曲折的历史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中西文化思想以及原文本要表达的文化内容有深入认识和把握，因此，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就不是仅仅在浅层次上呈现“理论的旅行”过程中语言的改造所形成的意义的变化，而是能够深入到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阐释文本在翻译过程中所发生的文化的深层次裂变。比如在论述《天演论》和《民约论》的翻译活动时，作者就注意到《天演论》代表的是19世纪以来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而《民约论》代表的是18世纪以来法国的理性主义传统，在根本的文化价值取向上二者是对立的。作者进一步解释了这样两种原本对立的文本是如何能够互相兼容、互相配合对晚清的社会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并对之后两种思想脉络在中国的分裂乃至新的走向进行了描述，梳理出自晚清至当代这两种文化思想发展的发展轨迹，大致如下：
在回顾了《告别革命》一书对英国经验主义的回归之后，作者最后总结道：“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革命传统’被质疑后，人们才发现被历史湮没的‘英国传统’，历史的确太无情了。在这湮没的过程中，翻译的改写无疑是最初的源头。在卢梭的《民约论》中，仅仅有一段话提到，人民有权力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获得自由，但它并不是《民约论》的主旨。《民约论》本身探讨的是合理政治秩序的规则，并不号召革命。然而，杨廷栋的译文却牢牢抓住了这一句，作为主旨，从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出发，鼓吹推翻专制政府。《天演论》仅仅强调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一面，因而很容易与‘革命’联系起来，而进化论所具有的渐进变化的英国经验主义的一面，却没有展示出来。严复后来颇为后悔《天演论》的影响，欲以主张社会有机演进的《君学肄言》进行补救，可惜已晚。……很明显，《天演论》和《民约论》的翻译，导致了法国传统的壮大，也导致了英国传统的湮灭。当然，翻译的误读，并非偶然，它根植于历史与文化的深处。”[5]作者能够站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对翻译的暴力所蕴涵的文化影响及其政治意蕴在思想史的脉络中为读者进行深入解读，这显然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中西学素养，失去这一点，对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就很容易流于表面与简单化，也就无法揭示“理论的旅行”过程中意义的嬗变所表征的复杂文化内涵。因此，“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所包含的跨文化指向并不仅仅指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而且指向了研究者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只有研究者具备了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素质，才有可能完成对涉及跨文化的复杂问题的深入把握。
再次是反欧洲中心主义。斯皮瓦克是文化研究学者中较早关注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的学者，她同时也是一个后殖民主义专家。她的翻译研究建立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判上，对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具有深刻的启发，巴斯奈特后来非常强调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要超越“初始时期公然标榜狭隘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阶段”。[6]《翻译现代性》在第一章中不仅考察了“上帝”译名之争所体现的复杂的政治、文化力量的角逐，而且从后殖民理论出发深入挖掘了中国教士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就译名所引发的争论中内含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涂改、协商和质疑”[7]。这一点是以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者所忽略甚至误解的。以前研究者只看到中国教士的基督徒身份以及对于洋教士的附和，但是本书作者却从民族身份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国教士在文化认同上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根本差别：“就多数中国教士而言，他们首先承认基督教的神的首选性，但绝不肯否认中国的儒教是异教，而是引经据典论证儒教和基督教的一致性，以儒家思想重新解释基督教。这种本土化的‘上帝’论与理一视的普遍化的‘上帝’论还是有差别的。事实上，从利玛窦到理雅各，称赞中国儒家思想的外国传教士不乏其人，但对这些西方传教士来说，这些都是传播基督教的‘归化’策略，而中国教士则不同，他们希望在基督教的框架内合理化中国儒家文化。同一个‘上帝’，不同的出发点和方向。”[8]这种观点显然能够深化我们对于当时“译名之争”的认识。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作者已跳出欧洲/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并未将中西文化看作弱势与强势的截然对立。清末民初中国虽然处于积弱状态，文化上也处于劣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的相容性，而不能将中西文化差距无限扩大，这样只能带来认识上的简单化，文化通过翻译进行传播的过程不是单一的流向，强势文化虽然影响了弱势文化，但是弱势文化也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强势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建立新的话语模式，对于这一点的理解与认识恰恰既是翻译研究也是文化研究都应关注的重要内容。
最后是文化资本增值效应。即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要关注“文本成为跨越文化边界的文化资本的方式”[9]。“文化资本”喻示着原文本通过译本进入异文化场域之后可以发挥资本增值的作用，对异文化本体进行新一轮的主体性建构，从而达到塑造新的文化身份的作用。显然，仅仅通过翻译有限的著作就期望达到改造文化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文化主体性建构最终要落实在对于译本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上，使之内化为本土话语的一部分，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的现代性改造。这意味着译本只有对本土文化的再创造产生影响，才能最终完成文化传播的任务，通过翻译角度进行的文化研究也才算真正告一段落。在《翻译现代性》中，作者对文化资本效应有比较详细、深入的阐述。比如在第六章中，作者就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及成就进行了梳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翻译文学的示范作用。但在翻译方法方面，晚清对西方文本采用中国化改造的方式进行翻译，不仅语言上采用文言，体例上也沿用旧小说的章回式，内容上更是大胆删改，基本是以译者为主体的翻译模式，而到了五四时期，中国已基本确立以原文为主体、以白话为语言工具的翻译原则与规范。在文学创作上，西方各式文学文本的引进为中国新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借鉴，《新青年》不仅发表了大量译著，也刊载了许多新创作的文学作品，成就了一批新文学作家，中国文学从此进入新文学阶段。通过翻译文学的文化资本效应，中国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现代文学体系。通过对文化资本效应的考察，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才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如海市蜃楼一般停留在空虚的概念上。《翻译现代性》对文化资本效应的考察一直贯穿始终，与其他内容相涵容，成为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让我们通过这些论述清楚了解了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前后过程。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大致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及其基本内涵有了一个了解，也对赵稀方《翻译现代性》这部著作有了大体认识。从翻译进入文化研究是这部著作最大的特点，但是作者并没有忽略对翻译史的考察与梳理，应该说，翻译史建构与思想史建构在这部著作中是同步进行的，但是在具体论述上，作者没有纠缠于史料的堆砌，而是抓住翻译活动的片段串联起思想的脉络，相对于以翻译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来说，叙述显得清晰许多。但是，现代性毕竟是一个宏大概念，本书的内容编排虽然很容易让读者厘清线索，但也容易让读者忽略一些重要内容，这些内容对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应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在一本著作中面面俱到反而不利于论述的展开，期待作者在以后的著作中进行延伸。最后不能不提的一点是，这部著作依然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叙述风格，文字简洁干净，论述节奏不急不缓，理论的运用基本不着痕迹，看不到一般学术著作的佶屈与生硬，读起来非常舒服，当然，这与作者融汇中西的学术涵养分不开。
依然回到“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上，自从翻译的文化学派建立以来，关于翻译学学科性质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问题集中到文化研究是否会消解翻译学的主体地位，是否会使翻译学走向泛文化化并最终成为文化研究的附庸。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很可能会加深人们对此的忧虑。在我看来这毫无必要，研究对象不同，必然带来研究角度的多元化，根据自己所长选择研究对象与合适的研究方法，最终实现研究目的就是最好。翻译的语言属性与文化属性是其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无法否认，但在一个研究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如何有效避免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伪文化研究，或者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文化论述与翻译论述的隔离，等等，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内容。
注释
[1]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4页。
[2]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3]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5页。
[4]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5]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4-175页。
[6]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7]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8]赵稀方：《翻译现代性》，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9]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洪滔）
作者：刘云
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宗教文化论文 篇2：
翻译标准与文化传播
[摘要] 翻译的实质是文化的传播。在翻译历史上，文化传播并非是一种价值中立，动机单纯，源语再现的活动，“忠实”的翻译标准在文化的强弱势流动中不断受到挑战。目前中国翻译领域外译中和中译外有采用双重翻译策略标准的倾向：外译中异化策略明显占领上风；中译外归化策略大都作为准绳。中译外时中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处于隐形和流失的状态。本文从一个翻译标准的视阈论述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翻译转向的重大意义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
[关键词] 翻译策略 文化传播 传播方式
一、文化传播视阈下翻译标准悖论
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自从人类有了自己的语言，不同语言之间的人们相互交流，就涉及到了翻译。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应该是这些讲不同语言，甚至相同语言的人们，发现他们之间存在差异时，文化传播与交流便随之发生。由此看来，翻译与文化传播几乎同日而生并且关系密切。
然而对于翻译与文化传播之间的重要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于翻译是否可以能动地传播文化的研究，却没有这么久远。人们一般把翻译视作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是不同语言之间的一种转换。几千年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翻译，翻译宗教文本在翻译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一特殊的文本形式要求译者对源语文本采取绝对忠实的态度，翻译活动于是成了对于“神”所说的话的阐释，所以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文本被视作具有神性表达的权威，因此只能有真正惟一的意义；上帝的词语中不存在任何歧义或不确定性。在忠实情结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不自觉地使用忠实与否的标准来衡量译文的优劣。作为不同语言之间沟通的使者，即译者，要奉源语为圣旨或神意而予以传达，译者在翻译中不能有自己的主观因素，因此“忠实”成了翻译的惟一标准，视转述原文意义的客观性为翻译活动的准则。于是译者也就成了舌人、仆人、奴隶或者是隐形人。翻译沦为特定强势群体文化传播的工具，翻译成了一种被操控的无可奈何的被动的行为。
与此相反的情形是译者的叛逆与在翻译中再创作，甚至通过叛逆和创造性的翻译而大获成功。例如法国16世纪翻译家雅克·阿米欧采取创造性翻译，他翻译的《名人传》虽然“变成了阿米欧的《名人传》，而不是别人的《名人传》”，但法国著名作家蒙田曾说：“如果没有他(阿米欧)的译作，法国人谁也不会懂得写作。”（谭载喜：2000：87）这种创造性翻译还可以在俄罗斯19世纪活译派的代表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身上得到体现。普希金反对追求表面准确的逐字死译，高度重视译文的艺术性。他的翻译灵活多变，在翻译帕尔尼的诗歌时，他“对原作进行压缩、更动、改写，把帕尔尼平庸的诗歌变成赞美生气勃勃的青春的动人颂歌，使译文在诗的美感和艺术价值上大大超过了原作。”这种创造性的翻译造就了“标准而又出色的俄罗斯语言。”（谭载喜,2000:178）在中国，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例子。被誉为中国现代译学理论之父的严复，虽然提出了“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但他自己在翻译《天演论》时，不但没有遵奉这一翻译标准，反而对赫胥黎著作中有关伦理的部分删除，创造性加上了许多按语，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天演论》是中国近代生存竞争思想的重要源头，它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严复并世齐名的文学翻译家林纾，翻译中不乏创作与增删的成分。但是林纾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众多的世界作家及作品，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艺术视野。他代表了翻译文学初期的水平，是新旧交替时代翻译文学的里程碑。有“诗僧”之称的苏曼殊在翻译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时，也创造性地对原作进行了增删，还随心所欲地改变了原作情节的发展，借此向读者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说以上事例的创造和叛逆是翻译中的小打小闹的话，还有甚者的是比如古罗马人征服希腊以后，军事上的胜利使罗马人对待希腊文学作品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在翻译希腊作品时不再亦步亦趋，而是把他们作为“文学战利品”任意宰割，因此，翻译不总是“以原文为中心，为原文说话”，也不是“依样画葫芦”或者“逐字照搬”，而是一种创作,现实中的翻译丝毫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对原作随意加以删改的情况也不难寻觅。
翻译家历来奉“忠实”为翻译的标准，以从原作内容到风格的再现为目标，然而对翻译作用的理想期待，往往在具体的翻译行为或翻译过程中受到限制，翻译的理想目标因此而难以实现，翻译的理想作用也常常因此得不到正常的发挥而大打折扣。把作品从一个文化系统翻译到另一个文化系统，并不是价值中立、动机单纯的、源语再现的活动，而是一种带有强烈使命感的目的性行为。从翻译历史的进程看，我们不难发现，在理想的目标与实际的作用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距，甚至出现负面的偏差。人们期望翻译能起着双向的沟通作用，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丰富，但历史上却不乏对源语文化加以曲解，甚至当作“文化战利品”，随意宰割的翻译事实；人们期待翻译为译入语语言与文化引入新鲜的血液，带来新的思想，催育或丰富译入语文化，可历史上却往往出现过分“归化”的翻译潮流，其结果是不时造成译入语语言和文化的“溶血”；人们期待翻译能为不同文化的对话创造条件，却不无痛苦地发现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对话中，翻译有时竞充当着强势文化侵略弱势文化的帮凶角色，沦为某种殖民的工具。
由此可见，利用翻译以进行文化间的交流并非总是在平和的状态下进行，理想的翻译标准从语言到文化因为种种条件也难以实现。“忠实”的翻译标准在文化传播中成为悖论。
二、翻译标准评判的拓展与文化传播
翻译活动由此看来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交流或者是信息传递，也不应仅仅局限在语言学或者其他学科之中进行学院派研究。针对翻译中有采取绝对“忠实”准则的，也有为实现译者预期目的而创造的，还有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宰割的种种现象，我们能否只恪守传统观念？面临强势文化利用翻译这一工具对弱势文化进行侵略，我们能否无动于衷？翻译是不是只能“忠实”？翻译中到底应不应该存在创造、创作，以及叛逆？如果翻译中可以创造、创作，以及叛逆，那么这种行为的尺度是什么，如何有效地利用这种行为来传播自己的文化，与此同时，执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利用好翻译来传播自己的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我国目前进行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目前译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但是当下对于翻译研究以及对于翻译的评判，依然局限于微观的语言圈中。例如在对译本的研究中，关注的只是文本意义的传达，采用的是具体入微的文字比照方法；在跨文化翻译研究中，大多侧重于考虑如何顺应译入语文化，单方面思考译入语读者的感受以及接受性，忽略本民族文化的传播和译入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渴求；在对翻译方法的评价中，关注的是对翻译家在文字转换过程中采取的具体方法的分析而忽视对翻译家采取这些翻译方法的动机及文化语境的考察；在对翻译质量的总体评价中，语言层面的正误性评判几乎成了惟一的尺度，缺乏对产生误译与误读原因的深层分析与总体思考；对于译者的翻译策略，缺乏宏观的考虑；译者本人对于翻译材料的选择、策略的应用有时也未加关注或者无权选择。
翻译应该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一种机械的转换过程，翻译工作涉及到的也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技能，把翻译看作是语言学或文学分支的做法也应引起质疑。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译者本身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知识水平等到译者所处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准则，以及赞助人、出版者等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翻译时要注重不同语言的文化内涵、篇章结构、互文关系、语篇情景、话语(思维)习惯、陈述习惯、语体规范、交际对象、传播方式、文化制约、社会习俗、宗教影响、社会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超语言因素的异同，以及受众对象、材料选择、策略应用、翻译效果等，这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翻译进行文化交流，可以借鉴外来的东西——即源语文化的精髓来滋养自身的文化；同时传播自己的文化和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其他文化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和促进强势文化对异者文化的尊重以及促进其他文化的发展。从长远来看，通过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翻译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但是翻译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使不同民族之间可以求同存异，促进文化交融和世界和平。
翻译与文化交流关系如此之密切，但是文化传播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状况如何呢？下面我们把视角转换到文化传播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状况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来。
三、中国文化传播视阈下翻译标准的转向
文化传播研究在国外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出版了《无声的语言》，可以视为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之作。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兴起，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和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知识交融的双重产物。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动态，引进并介绍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源流和主要课题。从1996年至1999年，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的引介继续深化，相关译著和论著进一步探讨了跨文化传播的内在理念和规律，中国大陆与境外传播学界就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交流互动日益增加，跨文化传播成为中外传播学界交流的重要议题。从2000年至今，研究领域极大拓展，研究者立足于宏观，透视跨文化传播的机制、作用及对全球传播生态的冲击，分析全球化趋势和新技术条件下的跨文化传播，这个阶段对跨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对跨文化传播的中心课题、理论模式、学科前沿、历史发展、基本理念从多侧面进行了梳理和深化并且研究著作有了系统的译介和出版。其中国外跨文化传播著作引进的视角更加多元，注重多种学派、多种观点的介绍。这个时期国际性的学术对话、合作频繁，议题的前瞻性、多样性，及学术话语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得到提升。
目前文化传播研究的特点是日趋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文化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视角，对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念进行厘清和建构；愈加重视对中国现实的关切和跨文化传播策略的多角度考察；不断拓展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议题和思维空间。但是也存在着以下的问题：对主要的学派和观点的梳理都还不细致，因而一时难以理解到位；缺乏统一的研究进度、明确的分析框架、较具体的研究方向、集中性的研究课题；研究层面以宏观为主，缺乏在微观层面对有效的传播及沟通能力、行为调适能力的探索：研究的跨学科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翻译对于文化传播至关重要。然而翻译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活跃于学术的边缘地带，比如在中国的学科建制下则曾一度被贬为一个三级学科或二级学科之下的研究方向。在国外，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也仅仅只有三四十年的历史，研究者例如雅克·德里达、沃夫尔冈·伊瑟尔、希利斯·米勒、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均意识到翻译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他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涉足翻译研究，开创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的先河。在中国，翻译与文化传播的结合研究可以说并不晚，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但大多限于从词、句、段落、篇章，直至社会语境等不同层面来研究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在其它学科例如新闻传播、国际关系、社会、心理、文化、经济管理、教育、公共关系等也从各自视角出发，反思和探讨跨文化传播问题。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从翻译视角来研究文化传播或者从文化传播视角来研究翻译甚少，而从翻译能动性与文化传播视角来进行研究的，几乎空白，理论构建颇为迫切，因此，中国文化传播视阈下翻译标准的转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余论
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最直接工具，以及最重要方面，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这种情况给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黄祸论”等不断出现成为中国国际形象塑造和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的障碍。这种障碍的产生，大多因为西方人不熟悉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所以产生了隔阂、误解并滋生了怨恨。例如在 2002年11月21日，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媒体研讨会上，在论及“如何解释美国对中国报道的缺点时”，报告者认为主要是“缺乏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并由此导致他们忽略事件的关键性因素，误解甚至曲解事件真相。面对在新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传播内容无孔不入，国际社会冲突不断产生的背景下，研究如何使用翻译来传播中国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在2007年7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十届“文化讲坛”上，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说“任何在世界上宣扬中国的机会都不应该失去。”笔者非常赞同刘先生的观点。所以，越过文化障碍，利用好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以加强中国优秀文化的国际传播，增进与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沟通，这有利于中国正面形象的树立，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地位，有利于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密切，翻译对于文化传播至关重要，所以研究翻译与文化传播，对于中国当下 “软实力”建设，不但显得尤为必要，而且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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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http://www.china.com.cn/zhibo/2007-04/07/content_8785214.htm.2007
作者：陈 岚
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宗教文化论文 篇3：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补偿策略
【摘要】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忽视文化缺省的存在，文化缺省也是文化交流过程中常见的一个问题。更好的解决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缺省问题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重中之重。本文主要探讨了文化缺省的基本内涵，并进一步探究了当前文学翻译中文化缺省的三种类型，进而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补偿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文学翻译 文化补偿 策略
一、文学翻译中文化缺省的定义
文化缺省指的是文学作品中的作者为了能够达到语言简洁的语言效果，省略了与其意向读者之间共同的文化背景知识，读者要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调动自己已有的文化背景知识，轻松解决文化缺省问题，从而获得阅读的广度和深度，感受阅读内在的美感，享受阅读带来的愉悦感。但是，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跨文化背景的读者并非原文作者的目标读者，因此，也就没有和作者一样的文化背景，无法理解文化缺省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也就不能准确、连贯的理解翻译之后的文学作品，甚至出现百思不得其解的尴尬体验。因此，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缺省对文学翻译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二、文学翻译中文化缺省的归类
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缺省分成三个大类，即绝对文化缺省、相对文化缺省和对应文化缺省。
（一）绝对文化缺省
绝对文化缺省即文化空白。绝对文化缺省指的是翻译的接受者和原文作者之间存在某些方面绝对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反应在文学作品里面，某些文化背景知识只能为作者一国的读者所理解，而不能被他国的读者所理解的文化缺省现象。简言之，就是在一国的文化之中，不存在指示意义或者没有相对应文化内涵的事物。一般而言，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中存在的绝对文化缺省比较多。例如，在我国的宗教文化中，经常会说道“菩萨保佑”、“借花献佛”；在我国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中，类似“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的谚语、歇后语、字谜等，均为绝对文化缺省的一部分；另外，我国自然文化中关于生肖和节气的知识，以及我国传统节日中“登高”、“包粽子”之类的文化风俗也是绝对文化缺省；我国历史文化中“草木皆兵”、“刻舟求剑”之类的典故等；古代哲学文化中的“中庸”、“天人感应”等等。
（二）相对文化缺省
相对文化缺省即部分文化缺省。部分文化缺省和绝对文化缺省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不同的语言里，某一个文化的现象有着类似的文化成分，也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成分，所以，相对文化缺省更加侧重于研究文学翻译中，读者带着自身不同文化背景理解相同的文学内容呈现出的差异性。一般而言，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相对文化缺省会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某一个文化意向再两国文化中都有指示意义，并且指示意义相同，但是，该文化意向的文化内涵有着显著的差异。比如，中国文化中“狗”的内涵多为贬义色彩，人们常说“狐朋狗友”、“鸡鸣狗盗”就是一种带有贬义意味的文化用法。但是在西方的文化内涵中，“狗”如果要形容人，一般不会出现贬义色彩，而是呈现出中性的文化意蕴，甚至在某些时候会有褒义色彩，“lucky dog”、“lazy dog”就是形容一个人很幸运，即“幸运儿”。所以，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翻译工作者不可将狗的内涵直接进行转换。第二种，某一个文化意向在一国文化之中有额外的文化内涵，而在另一国则没有。比如，我国的“竹”，除了基本的植物意义，还有额外的文化内涵，“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展现的就是竹子所代表的坚韧无畏、从容自信的文化内涵。但是，对于欧美文化背景的读者来说，竹子只是一种普通植物，没有额外的文化内涵。
（三）对应文化缺省
对应文化缺省即零文化缺省。指的是在两国的文化语境中，指示意义和文化内涵之中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文化意义。比如“狐狸”这个文化意象，不论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中，都被看做是奸诈狡猾的文化内涵，“他是个老狐狸”可以直接翻译成“He is an old fox”？所以，对应文化缺省主要针对的是不同文化之中存在的相同之处。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点是，文化缺省也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随着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很多以前是绝对文化缺省和相对文化缺省的文化成分，在今天已经成为了对应文化缺省。比如，“风水”“饺子”这些原本是中国所独有的文化元素，随着文学作品跨国传播和不同国家的沟通交往的加强，已经不再是晦涩难懂的绝对文化缺省，很多西方国家的读者也能够完全理解，所以，可以直接音译成“feng shui”“jiao zi”。
三、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补偿策略分析
由于文學翻译中存在文化缺省的情况，影响了读者对文学内涵的理解，所以，翻译工作者必须要运用更加有效的翻译手段进行文化补偿。许多知名的翻译工作者一直提倡要符合翻译的忠实性原则，更加侧重于将中国文化原汁原味的展现在异国读者面前，下文主要探析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补偿策略。
（一）绝对文化缺省的翻译补偿
（1）直译
一般来说，直译属于文学翻译最为常规的翻译方法，所以，可以更加真实的还原文学的本来面目，保证原文更加的原汁原味。例如，在翻译“得陇望蜀”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直接翻译为“to covet the land of Shu after getting the region of Lung”，在这个翻译语句中，我们可以发现，翻译者保留了“陇”和“蜀”的文化内涵。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类似于成语和典故这样的文化都涉及到了具体的历史故事，所以，翻译工作者为了保证翻译的真实性，一般会选择直译的方式，保留富有文化内涵的意象。
（2）直译加注
如果通过直译没有办法让读者了解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翻译人员可以在直译的基础上进行补充说明，也就是采取直译加注的方法。通过加注来具体说明背后的文化内涵的历史知识，可以补充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缺省的内容，也有利于读者了解文学作品诞生的文化知识。一般来说，直译之后的加注可以有三种形式，即附注、脚注、尾注。例如，我们在翻译中国“二十四节气”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白露”“霜降”可以先翻译成“White Dew”“Frost Falls”，然后再通过加注的方法来说明“二十四节气”分别是哪一个具体的时间。通过直译加注释的形式，不仅保留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而且也顺利的消除了译文读者在理解过程中的障碍。
（3）意译
意译是一种比较灵活的翻译形式，尤为适合在文学翻译中使用。因为意译不要求完全按照原文的行文方式来翻译，而是要求保持原文的意思和内容。所以，意译最大的好处在于译本的读者可以更好的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不被他国文化的文化特性所难住。比如，在翻译“东床”的过程中，此词出处是晋代书法家王羲之袒腹东床的故事，后人便把女婿称作是“东床”。翻译人员可以将“东床”翻译成“husbands”，通过具体的意思来翻译原文词语所指的内容，使语义更加清晰明了，更加容易被译文读者所理解。
（二）相对文化缺省的翻译补偿
（1）直译
在处理相对文化缺省成分时，译者为保持源语文化特色，一般会采取直译的方法。如《红楼梦》书名被翻译成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紅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喜庆、富贵，“红楼”有大户人家或名门显贵之意；但在英语文化里，“红色”代表暴力、灾祸、血腥，而“红楼”不过是一座红色的房子，并没有引申的内涵意义。但是杨氏夫妇还是保留了“红”的意象，意在保持源语风貌，传达中国文化。
（2）直译加文内解释
如果直译无法完整传达源语意义，译者会在直译基础上加注解以弥补缺省带来的损失。以“岁寒三友”的翻译为例。“岁寒三友”是指松、竹、梅三种植物，由于其在寒冬时节仍可保持顽强的生命力，中国人对其有很高的评价。岁寒三友图案也是中国古代器物、衣物和建筑上常用的装饰题材。但英语语境中并没有岁寒三友的说法，而松、竹、梅只是三种普通植物，没有特殊文化意义。因此译者在处理此文化缺省成分时，首先将其直译为three companions of winter，然后又扩展解释了岁寒三友代表的内容——pine，plum and bamboo，既保留了原文语言特色，又让译文读者了解了中国文化。
（3）意译
意译法也是译本中处理相对文化缺省的主要方法之一。如“赏花玩柳”一词的翻译。“花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指代妓女或妓院，但在英语中却没有这样的含义，因此如果将这两种意象直译为flower sand willow，译文读者会摸不着头脑。翻译时译者将“赏花玩柳”指代的意义翻译了出来，译成brothels，扫除了读者在理解上的障碍。
四、结束语
本文在分析文学翻译中文化缺省内涵和类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文学翻译中文化补偿的策略，包括直译、直译加注、意译在内的诸多文化补偿策略，可以为今后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带来一定的参考和借鉴。当然，本文的研究并未面面俱到，也存在不少瑕疵和疏漏，希望以后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
参考文献：
[1]王东风.文化缺省语翻译中的连贯重构[J].中国翻译，1997（6），55.
[2]刘桂兰，肖永贺.浅谈补偿文化缺省的解释性翻译限度[J].上海翻译，2016，02：61-63.
作者：吕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