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语词翻译与文化语境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英-汉词汇翻译产出中的认知语境是译者发挥认知思维能力，借助语境资源和手段，对英语原词进行意义加工和转换，并最终产出汉语译词的认知建构过程。科学、严谨的认知语境有助于提高英-汉词汇翻译产出的质量。教师可以从情景意识、逻辑推理和意义观三方面入手，改进教学内容，采取相应的教学方式，对英-汉词汇翻译教学进行改革探索。
语词翻译与文化语境研究论文 篇1：
语境与翻译
【摘要】霍尔的语境观独树一帜，从其观照翻译尚需深入。翻译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对语言意义的处理，也是对语境的处理。语际翻译是低语境的语言文化传播行为。
【关键词】语境 意义 翻译
【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is transmitt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low context.
【Key words】context； meaning； translation
语境是交际过程中语言表达式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或不表现为言辞的主客观环境因素。语境对于翻译这种常常跨文化、跨语言、有时跨时空的交际活动自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得到了诸多翻译研究者的重视。Newmark就曾说过： “...；context is the overriding factor in all translation，and has primacy over any rule，theory or primacy meaning .”（在所有类型的翻译中语境是超越任何法则、理论或基本词义最重要的因素。）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西方的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先后被引入我国，从语境角度来观照翻译（翻译语境研究）逐渐发展，在近十几年成为国内译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不但引发学者论战，还涌现了不少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除了主流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和认知语用学关联理论语境观之外少数翻译研究者借鉴了爱德华霍尔的语境观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研究，但是研究的主要目的，只是对中西文化语境水平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只停留在文化语境结构差异或错层对翻译实践的影响的描述和例证上，缺少了应有的深度。
一、爱德华·霍尔的语境观
爱德华·霍尔被誉为跨文化交际学之父，他提出的语境观也是基于跨文化交际的，不是基于语言学的。霍尔认为： “语境是有关一个事件的信息，跟该事件的意义密切关联。”他进一步指出 “代码 、语境和意义是一个事件的不同方面，即使相同的代码由于语境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 ”。他认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交际文化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于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讯息中，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霍尔在其l976 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具有语境性，并将语境分为高语境与低语境，将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境文化，给比较文化提供了许多精当的参照系。在书中，霍尔是这样定义高语境文化的，即绝大部分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在高语境文化中，环境因素在编译码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们在交往时较多的信息蕴涵在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中，寓于明码之中的信息相对少些，因此高语境文化的成员在交际时重 “意会 ”，需直接用语言传达的信息较少。与之相对应的，是低语境文化，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在低语境文化中，明码在编译码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环境所蕴含的信息相对较少，大多数信息需明确表达出来，人们的交流遵循直接的原则，所以低语境文化的成员在交际时重 “言传 ”。霍尔认为，低语境编码信息主要体现在言语中，对语境的依赖程度低，一切都需要通过精确无误的言语表达；而高语境编码对语境的依赖程度高，许多意思都包括在语境之中，无需一一点明。高低语境文化人士之间的交往根本上是跨语境交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高语境中语义的承载主要不是语言性的，而是非语言和语境性的。语义主要从存储的非语言及语境中衍生出来，信息不是包含于语言传输中。而在低语境中，语义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本身，非语言的即语境性信息对语义的影响是有限的，语义主要包含于进行交际的语言中。高语境中的信息解码更多地依赖交际者双方共享的文化规约和交际时的情景，而低语境中的信息解码则主要在言语中，交际信息对语境的依赖性小。
霍尔的语境观与语言学家的语境观最大的不同是，霍尔的语境观是排除了上下文语境的，这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相似，所以他的语境观相当于语言学家的文化语境观。霍尔的语境观并不涉及语境的细分，而研究语境的构建。需要强调的是霍尔的语境性是一个连续体，因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跨文化交际实践中涉及的双方，也只有在跨文化比较时才可以说高和低语境。
二、爱德华·霍尔的语境观与翻译
语际翻译按照霍尔的语境论就是低语境传播。无论是从高语境文化到低语境文化，还是反之，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翻译的低语境性。文化的语境性的高低是相对而言的，即使是低语境文化也不可能让所有的语境因素进入文本，因此翻译的跨语境性质共同决定了翻译的低语境性。翻译的低语境性使得翻译的重难点变成了意义的选择、确定和补充完整，必须对语境进行重构或适应，基于此我们可以说翻译即翻译语境。尤其是和原语词形、语音紧密相关的就成为了译者头疼的事，也成为了不可译论者的理由之一。陈宏薇就说过汉语的拆字无法翻译，另外汉语的双关和回文等修辞格也极难翻译的，反之亦然。
1.语境与译者。译者是语境化了的译者、译者无法超越其所在的历史语境。每一个译者都在某一特定时空的存在，其经历、学识决定其知识、能力和认知，决定其翻译观念和翻译选择，译者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比较金介甫与杨宪益夫妇翻译的沈从文的《边城》，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待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大为不同，金译保留原语的特征，并对其进行阐释且多在文内，他的翻译策略概括为直译加解释，杨译往往简化或不保留原语特征，他们的翻译策略概括为意译，偶尔加注也是在文外。他们的翻译差别体现了职业特征，金是研究沈从文的著名汉学家，对汉文化的深刻研究使得在其翻译中有意无意的呈现，而杨氏夫妇是职业的翻译家，他们的翻译简洁、流畅、更具可读性。看一个例子。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
金译：The girl’s mother，the ferryman’s only child，has some fifteen years earlier come to know a solider from Chadong through the customary exchange of amorous verses，sung by each in turn across the mountain valley.And they had led to trysts carried on being the honest ferryman’s back.
杨译：The girl’s mother，the ferryman’s only daughter，seventeen years ago had a love affair behind her father’s back with a solider at Chatong who serenaded her.
金译“唱歌”用了through the customary exchange of amorous verses，sung by each in turn across the mountain valley16个词，而杨译仅仅用了serenaded 一词。金译准确却稍显冗长，杨译简洁但语义出入。唱歌指的是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青年男女谈恋爱的群体活动，和“serenade”确有区别，在跨文化语境中却是最相近的，杨译有意为之，实为读者着想。再看一例。
他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
金译：He said：“In a game of chess，the chariot---the rook moves one way and the horseman---the knight---another.”
杨译：He said：“Chess has its rules：the castles and the knights have to move in different ways.”
金译“车”、“马”保留了中国象棋中棋子的本意，并给出了国际象棋中大致对等的车和马的英文，有心的读者一定会意识到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会有不同。杨译略有变通，原文的车路用castle（易位）来译，这是国际象棋中最独特的走法，译者此举在强调走法的差异，相较而言杨译略胜一筹。原文中“车路”和“马路”还有一层意义，“车路”指正经路数，而“马路”指野路子，这层意义恐怕只能忽略了。相对来说，杨译归化，金译异化。
译者的语境性还表现为译者能力，时间，认知的局限性，而某些翻译批评对此疏于考虑。我们只有把译者放置到其所处的历史语境才能对某位译家做出公正合理的评价。美国诗人庞德不谙汉语却翻译汉语古诗，在英美文坛享有极高声誉，中国学者对其翻译嗤之以鼻。这正好体现其语境性，不懂原语的翻译家不会受到原语的束缚，恣意发挥母语的优势，流畅、自然、译者个性和风格显露无遗，充分契合读者语境，具有无可比拟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自然备受欢迎，庞德如此，林纾亦然。而翻译评论者比较庞德译文和中文原诗，自然“误译”，“漏译”频现，斥之为“蹩脚翻译家”也就不足为奇了。庞德不谙中文，自然无法“忠实”，资料来自费诺罗萨的笔记，“忠实”更无法谈起，正是其“创造性叛逆”让其翻译获得赞誉也遭受批评，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译者的语境性也表现为译者也是不断成长，逐渐成熟的。如果翻译是艺术，那么译者就是艺术家。在很多艺术门类，艺术家会在特定的时段达到个人艺术创作的顶峰，译者也是，因此有些译者会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翻译策略，翻译艺术的不同。
2.语境与译文。语际翻译是低语境文化传播，无论从高语境文化到低语境文化，还是从低语境文化，语境的因素会大量的变成明晰的编码进入到文本中，因此，描写翻译研究发现译文往往比原文冗长。语境进入文本的限制之一是语境意义编码的难度。霍尔根据文化的知觉程度将文化分为显形文化、隐形文化和技术性文化三个层面。显性文化好比冰山的可见部分，其余则在水面之下，跨文化语境中，翻译显性文化必须解释为技术性文化，内容自会大大增加。语境被编码是有限度的。譬如，“我姓陈，耳东陈。”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无法译出。第一，后半部分的功能是要明示我的姓陈，区别另外的两个姓“成”和“程”，在西南官话中，常常不分前后鼻韵，三个姓发音不做区分。第二，中国文化非常强调宗族文化，同族同宗需分清辈分，人际交往也分亲疏远近。第三，在跨语言、跨文化、跨语境的翻译时，译者会避免出现汉字，而不借助汉字又解释不清楚。就算能解释清楚，也必然长篇累牍。基于文本的经济性和可读性，传播渠道和译者能力、精力的局限性，在翻译实践中往往省去不译。
语境被编码的另一限制是传播渠道的信息容量。一般而言，口头传播的信息容量要小于书面传播。纸质文本的信息量要大大小于网络文本。一般的纸质小说有几十万字到几百万字，而现在很多网络小说动辄上千万字。影视剧字幕翻译比其它的翻译形式能允许出现的语境信息更少。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的发展从诗到词到曲再到小说也是信息容量有小到大。传播渠道包括文学样式，其信息容量和允许语境被编码的信息量一般是成正比的。来看一例。
洪秀全，李鸿章，
他们在生是霸王，
杀人放火尽节全忠各有道，
今来坐席又何妨！
杨译：
Sparrow-hawk Guo and Iron-spear Wang
Spare neither man nor beast；
Some kill and burn，some do no wrong；
Come one and all to feast！
这是翠翠在船上轻轻哼唱的巫师迎神的歌。洪秀全和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极为有名，可是不看中文，谁又知道Sparrow-hawk Guo and Iron-spear Wang 他们指的是谁？缺少了语境信息语言代码的意义是不确定，不完整的。可是语境信息在歌谣这种形式中是没有空间的。至于为什么没有在文外解释，我们则不得而知了。不过不止这两个人名，这首歌中还有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解释清楚这六个人不亚于翻译好几首歌谣了。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电影名英译是更为极端的例子。五个单词的电影名称已经是较长的了，所以在电影名的英译时汉语的语境信息要进入文本就收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影名翻译如直译需补充较长的语境信息，通常会意译或改译。许多中国家喻户晓的人名出现在电影名中英译时往往无法译出。如《霍元甲》Fearless；《张三丰》The Tai-chi Master；《苏乞儿》True Legend ；《黄飞鸿》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 《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The Legend of the Swordsman。
3.语境与读者。按照霍尔的语境观，我们也可以把读者分为高语境读者和低语境读者。高语境读者指对文本内容有相当的熟悉度和相关知识储备的读者。而低语境读者则相反。文本有其目标读者，目标读者的语境性也影响了翻译策略。翻译给儿童的文学作品和给成人的一定会有较大的区别。反之，读者也构成了翻译的语境因素。在更大的层级上，读者是构成接受语境的最重要的因素。读者也是限制某些代码在译入语中获得意义的因素。对于此类文本信息译者往往会做省略或去文化处理。
当他六岁时，他爹就教他识字。识字课本既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学起，进一步便学些《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书。（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When he was six，his father started teaching him some characters from books on the art of fortune telling，rather than the Chinese classics.
原文中有大量的文化词汇，连部分汉语读者都不能完全清楚，更不用说英语读者。即便全部译出，读者也不知所云，关键在于没有必要。当译语读者成为原文部分信息在译文中是否保留的先决条件，读者也就成为了语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于是当有人提出读者和接受环境都是翻译主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4.翻译受制于语境，有学者甚至提出了“翻译语境”和“译必适境”的说法，但相关研究不应限于语言学，从其它学科视角或许会有不同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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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剑
语词翻译与文化语境研究论文 篇2：
英-汉词汇翻译产出中的认知语境及其教学启示
摘 要：英-汉词汇翻译产出中的认知语境是译者发挥认知思维能力，借助语境资源和手段，对英语原词进行意义加工和转换，并最终产出汉语译词的认知建构过程。科学、严谨的认知语境有助于提高英-汉词汇翻译产出的质量。教师可以从情景意识、逻辑推理和意义观三方面入手，改进教学内容，采取相应的教学方式，对英-汉词汇翻译教学进行改革探索。
关键词：认知语境;翻译产出;推理;假设
思维是认知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翻译是译者的复杂认知行为。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认为，词义并不完全预置在文本中，而是在语境中通过识解获得的，翻译就是对意义的构建过程。英-汉翻译就是用汉语识解译义。因此，在认知翻译观下，英-汉词汇翻译不是单纯地将英语词义传递到汉语中，而是在汉语语境中重新建构意义，经思维内化和整合的认知语境在汉语词义的建构和表达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见，翻译是一种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创设认知语境，进而获得译义的认知活动，而每个译者的认知语境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就会影响译者用汉语译词的表达效果。有鉴于此，在英-汉词汇翻译产出实践和教学中，应该给予认知语境足够的关注。
一、认知语境在英-汉词汇翻译产出中的作用
认知语境观是随着认知科学的兴起发展而来的，它认为，话语理解不只存在于具体语篇的编码语境层面，还存在于语言使用者通过经验和思维内化和认知化的认知语境[1]。与传统语境的客观预置性、静态性不同，认知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过程，更凸显主观性和动态性。这些特点使认知语境能在英-汉词汇翻译产出中有效地发挥补充和深化传统语境的作用。
（一）认知语境及其作用模式
作为翻译过程中的心理建构体，认知语境与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区别在于有思维等认知活动的主动参与，它是译者与语篇内外多种因素主观互动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说，认知语境是译者借助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结合外部世界输入的当前信息，推导出新信息，从而揭示交际话语明说和暗含的内容[2]107。认知语境是所有类型的语境信息经译者大脑认知而进行综合加工的过程和产物，它的建构过程至少包含假设、推理、分辨、选择等认知思维方式的参与。在英-汉翻译产出中，译者要将英语语境下的所有已获得的相关信息，进行一系列的汉语认知语境化思维加工，然后把处理完的信息用合适的汉语表述。翻译中的认知语境属于译者的心理特征范畴，因此，认知语境的个性化特征明显。一般认为，认知语境的构成基础是交际话语的物理环境、交际者的经验知识及个人的认知能力[2]107。在英-汉词汇翻译中，译者充当沟通双语信息的交际者角色，在每个译者面临的交际物理环境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译者个人经验和认知能力的差异会体现在翻译产出的结果上。其中，认知能力是认知语境建构的决定因素，经验和环境是通过认知能力参与认知语境建构的间接因素。英-汉词汇翻译产出中的认知语境作用机制是一个由不同认知方式和因素协调有序参与的有機系统。
译者在认知语境建构中的各项认知活动贯穿英-汉词汇翻译产出的全过程，并同语篇内外与译词相关的各种因素作用，组成了一个意义重构的运转系统。第一，译者结合英语原词的词典释义、传统语境义、个人经验等线索，通过推理，对该词在源文本中的意义提出若干语境假设。第二，再对这些假设进行分析辨别，去伪存真，将唯一可行的假设进行意义具体化，即得出该词的语境意义。第三，译者进入语境义的英-汉转化过程中，由于英、汉词语的词义及各自的适用语境存在差异，原英语词的语境意义会对应若干汉语语境选项，译者将结合交际环境和个人经验，选择并确定最合适的语境选项。这个关键步骤将最终决定汉语译词的准确程度。第四，译者将该词的汉语意义以精确、地道的语言表达出来，完成汉语词语产出的全过程。第五，在认知语境的建构中，推理、假设、分辨、选择等主要认知思维形式并非是各个阶段里运作的唯一方式，而是彼此交叉融合。词语所在语篇的交际环境和译者经验分别是指广义上的英、汉话语语言环境和译者的人生经验，二者存在并作用于译者认知语境建构的行为中。
（二）认知语境的应用评析
以下通过解析教师所任教学生的某次英-汉翻译作业中的重难点词语的英-汉翻译产出过程，来认识认知语境的作用。
Western China，comprising Tibet， Xinjiang and Qinghai， has little agricultural （1）significance except for areas of floricul-ture and cattle raising.Rice，China’s most important crop，is（2）dominant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and many of the farms here yield two harvests a year.In the north， wheat is of the great importance，while in central China wheat and rice（3）vie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top place.Millet and sorghum are grown mainly in the northeast and some central provinces，while，toge-ther with some northern areas，also provide considerable quan-tities of barley.
参考译文：
包括西藏、新疆和青海在内的中国西部，除了可供发展花卉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地区以外，几乎没有太多的农业开发利用（1）价值。稻米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作物，在南方省份的地位（2）举足轻重，那里的田地可以一年收获两次。在中国北方，小麦是非常重要的作物，而在中部地区，小麦和稻米则（3）处于均势。粟和高粱主要产于东北地区，而中部的一些省份连同北方一些地区也出产很多大麦。
该段落介绍了中国的农业发展及主要农作物的地理布局。教师重点研究了其中3个复杂词语在英-汉翻译中的认知语境建构情况。这3个词语的原词义范围和所处语境信息量差别较大，这就使译者在英-汉翻译产出时面临的困难不尽相同。本身意义丰富的词语可能会在译者头脑中呈现更多的语境假设，这就增加了确定语境意义的难度;而意义较为单一的词语可能会令译者面临更少的语境选项，如何为译词选择最合适的汉语语境则成为焦点问题。解析如下：
1.significant的本义比较抽象，根据语境可以联想、推测出be worth of doing、be usable、be effective等适用于significant的语境假设。分析发现，此处指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与农业发展的关系，需要译者调动地理方面的相关常识，即上述地区由于地形、气候等原因不适合大规模发展作为主流农业的粮食作物种植业，这就使西部地区在农业利用上的“有用性”降低，也就具体化为语境意义usefulness。英- 汉转换后，usefulness在汉语情境下可能至少有3个语境选项：有益性的、有作用的和可应用的。经判断，西藏等西部地区因自然原因尽管在畜牧业和经济作物种植方面具备优势，是“有利可图”的，但总体而言不宜发展传统粮食种植业，即无论在客观自然条件还是经济效益上，西部对农业发展都不太“有益”。这种“有益性”是译者基于综合语境所做出的最全面的认知选择，经意义提炼、升华，“有益性”对应的最准确释义是“价值”。
2.dominant无论从词语本身还是所处语境分析，都不太容易推断出很丰富的语境假设，暂且确定其中的两个：to account for the bulk of和to exceed all others。根据其后的“一年收获两次”之语义并结合中国“南粉北面”的饮食地域特征综合判断，稻米就产量而言在南方所有的粮食作物中“占有极大优势”，可具体化为overwhelming。在汉语语境下，这种“极大优势”是如何体现的呢？对此可以有3个语境选项：占支配地位、居于第一位和最重要的。比较分析三者发现，“居于第一位”虽表明数量领先，但无法确定对其他因素具有压倒性优势;“最重要的”中语境对数量、规模等的限定模糊，也不能表明“有优势”;而“占支配地位”则明确地展现出优劣的实力对比关系。在汉语中，有不少词语能表示“支配关系”的语义，其中，“举足轻重”是比较恰当的一个。
3.vie的原词义单一固定，语境线索非常有限，可以有to compete这样一个语境假设，具体化为“超过”，即to surpass。在英-汉转换后，应对汉语语境做详细分析，在中部地区，小麦和稻米是旗鼓相当的两个直接竞争对手，任何一方都力图超越另一方而“荣登榜首”，但竞争结果是，谁也没有绝对实力压倒对方而胜出，最后双方形成了“一方无法保持独大”的平衡态势。能实现这一语境选项的最确切、通畅的汉语词语是“处于均势”。显然，对vie的英-汉翻译，汉语语境选项的建构至关重要，其特殊性在于侧重以“行为效果”作为推理依据，这一认知特点在部分词语的英-汉翻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此可知，认知语境是译者运用认知能力对词语及其传统语境进行分析、加工的结果，它的建构过程呈现出因时、因地的动态变化趋势。不同的词语有不同的认知语境，在建构的不同阶段，其繁复程度也不一而足。译者应具备对词语意义深刻的领悟力、对语境信息的把握和辨别力及广博的经验与知识储备，才能灵活应对认知语境建构中所面对的挑战。认知语境能为英-汉词汇翻译产出实践和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认知语境视角下的英-汉词汇翻译产出教学内容革新
英-汉词汇翻译产出中的认知语境建构就是译者尽最大努力还原、利用词汇所在语篇的交际情境，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不断地加工、产出意义的过程。因此，交际情境、逻辑推理和意义是认知语境视角下英-汉词汇翻译教学值得关注的内容。
（一）情境意识教学
交际情境是交际话语发生的具体环境，它通过规定语言使用的场合和方式而对意义加以限制。词脱离具体语境，词义则是“非限制性的”，受具体语境制约，词义才是“限制性的”，语境不同，词义即有所不同[3]。词义严重依赖语境，词汇作为最小的意义自由体，在英-汉翻译中英语语境和汉语语境的双重制约下，变得不那么“自由”。然而，语境因素是分散、客观的，交际语境对词汇意义的影响最终要通过译者内化了的认知语境来体现，即语境是认知语境必不可少的形成条件之一。在实践中，很多译者由于缺乏充分的翻译情境意识，倾向于较为孤立地看待词义，照搬词典义，造成译义失准或表义不当。这些现象产生的部分原因是译者认知语境的建构缺乏充足、可靠的语境参与，从而导致认知语境的导向偏离。鉴于此，翻译教学应该帮助译者培养情景意识，形成“无语境，不翻译，译必参语境”的牢固观念，使“语境思维”成为译者的自觉行为。
（二）逻辑推理教学
推理是贯穿認知语境建构全流程的基本逻辑思维形式。在英-汉词汇翻译产出中，译者不断地打破其原有的认知框架，形成新的认知环境，在信息的不断更新中构建出最符合原文信息的新的认知逻辑，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信息提取，从而选出最合适的目的语词语将其表达出来[4]。因此，逻辑推理是认知语境建构中有力而不可或缺的工具，在翻译教学中应加强对译者掌握正确推理方法和监控推理过程的教学。因此，翻译教学教授一般的逻辑规律和推理方法与过程等知识，使译者能够经常进行科学的思维和推演训练，不断修正推理误差，最终达到熟练、准确的翻译。
（三）意义观教学
翻译是一门与意义打交道的学问与技能，特别是词义。译者只有熟悉并准确分辨不同的词义，才能对某个词语在翻译过程中的词义演变和译义产出过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并追溯认知语境建构过程。词义是解锁英-汉词汇翻译产出中认知语境建构的一把钥匙。因此，译者應在实践中逐渐树立意义观，在翻译教学中，应结合英、汉两个概念系统的差异侧重教授词义差别和语境词义及其形成因素，培养译者跨语言词义理解和融通的能力。
三、认知语境视角下的英-汉词汇翻译产出教学方式探索
认知语境将英-汉词汇翻译产出上升到译者的心理和思维特征层面加以考查，凸显翻译活动的情境性、过程性和个体性特点，这些因素使得以“单纯追求双语词义对等”为宗旨的传统词汇翻译教学需要改进完善，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和手段体现词汇翻译中的认知规律。
首先，实行“体验式”教学模式。话语本身就是一种行为方式，离不开其发生的背景，即话语的语境。就翻译而言，最理想的状态是译者能沉浸于双语语境，而“体验式”教学理念能最大程度地使译者体会翻译语境，其教学实施方式包括：译者课下自行搜集、掌握与译词及其语篇相关的信息，课堂上教师通过讲解和组织课堂活动创设翻译情境以辅助译者的认知体验，使译者对词义的领悟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发现。
其次，实行分组教学模式。认知语境尊重和强调思维的个体性差异，面对同样的译词，每个译者可能会得出不同的语境假设和语境选项，实行分组教学可以有效调动译者的积极性，激发想象力，组员互相学习借鉴有助于译者改进思维方式，提高认知水平。例如，译者分成每组4人的翻译组，先各自完成同一个词语的英-汉翻译任务，然后交流译义，共同探讨翻译过程，总结利弊得失。分组教学有利于译者深入了解认知语境的建构。
最后，倡导“回溯式”教学方法。与传统翻译教学重结果不同的是，认知语境视角下的英-汉词汇翻译产出更注重翻译过程，准确的译义正是译者科学、严密的认知过程的缩影。因此，翻译中应提倡由结果向过程的“追根溯源”，教师制订追溯的内容和目标，译者在教师的指导下反复回溯，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改进过程。
英-汉词汇翻译产出过程中的认知语境要求译者以译词为起点，借助语言和语篇内外的各种语境资源和手段，利用认知能力，对词义进行发现和再现。认知语境观的严谨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译词的翻译质量，同时也为英-汉词汇翻译教学指明了改进的方向。教师可以此为导向，探索更多、更有益的翻译教学内容和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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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丁俊玲
作者简介：樊腾腾（1978—），男，河南安阳人，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认知语言学。
基金项目：2018年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创新强校工程”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提高英汉翻译词语表达效果的教学改革研究”（2018yjjg024）
作者：樊腾腾
语词翻译与文化语境研究论文 篇3：
有的放矢 对症下药
摘 要： 小说《红楼梦》中，作者曹雪芹将人物的人名、绰号同人物本身以及作品主题联系起来，形成了人名、绰号隐喻，这些隐喻的翻译对文化传播意义深远。本文从概念隐喻论出发，结合文学语境和文化语境探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机制，并针对隐喻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情况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 《红楼梦》 人名绰号 隐喻 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扛鼎之作，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知名度，准确自然地翻译这部文学著作对传播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中，作者曹雪芹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常常将人物形象和人名、绰号联系起来，使《红楼梦》中人名和绰号不仅具有称谓功能，而且映射人物的性格、命运，甚至揭示了作品的创作意图和主题。这些人名和绰号负载着巨大的信息量，无形中已经成为寓意深刻的文学隐喻，它们的翻译准确与否关系到作品主旨的传达，可谓意义重大。
一、《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机制
隐喻是指将两种完全不同概念的事物通过含蓄、映射或婉转的表达方式达到形象比喻的言语行为，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的认知活动[1]。《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也是如此。小说中具体的人名、绰号投射到抽象的人物性格命运、作品主题之上，两种概念之间形成映射，构成了隐喻的概念：人名是人物，人名是主题[5]。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丫鬟的名“紫鹃”。“紫鹃”可以引申到杜鹃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杜鹃鸟“惯作悲啼”，被认为是替亡魂诉说冤情。唐代以后，杜鹃鸟就被称为“悲鸟”、“怨鸟”，成为哀婉、纯洁、至诚、悲愁的象征。而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是哀婉、悲愁的，作为丫鬟的紫鹃对林黛玉至忠、至诚，一生为其殚精竭虑。曹雪芹利用人们对杜鹃鸟认知来映射小说中紫鹃的性格命运，恰到好处。在对“紫鹃”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的发生依赖于特定的文学语境——《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涉及人物个性命运、作品主题等内容。特定的文学语境是人名、绰号隐喻赖以生成的基础，人名、绰号隐喻中的目的域就蕴含在《红楼梦》的文学语境之中。同时，文学作品本身的创作离不开文化环境，《红楼梦》所处的大文化语境——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也是《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所处的文化语境。曹雪芹巧妙地利用人名、绰号在文化语境中具有的普遍内涵传达特定的文学意图，使人名、绰号升华为人名、绰号隐喻。
总而言之，在《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中，作者曹雪芹是以汉语文化语境为媒介，精心设计完成了人名、绰号对人物形象、作品主题的映射。在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和理解上，汉语文化语境和《红楼梦》本身创设的文学语境缺一不可。
二、两个英语译本隐喻翻译赏析
文学作品写作和阅读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过程。只有当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表达的主题被读者准确的理解，两者的交际才算顺利完成。相对日语和韩语而言，英语的文化环境与中文的文化环境差异较大，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面对的困难也就更大。我们就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看看前辈翻译工作者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翻译方面所做的努力。
在《红楼梦》的众多英译本中，流传广泛的是包括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杨译本《红楼梦》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来处理人物的名称：音译、音译加注释、意译。他们大量運用音译法翻译书中人名、绰号。音译法是杨译本对人名、绰号的翻译的主流方法，对于《红楼梦》这本著作来说，音译法远远无法承载人名、绰号中蕴含着的丰富信息。与杨译本相比较，霍克斯译本《红楼梦》的好处就在于大规模的采用了意译法。意译法主要被应用在书中群体人名的翻译中，主要包括奴仆群体，演艺群体，僧道神仙群体。比如奴仆群体中“花袭人”这个名字取自诗句“花气袭人知昼暖”，意为花香袭人，取名者贾宝玉喜欢用香木花草为他的贴身丫鬟命名，赞扬她们的外貌或品性。同时“花袭人”这个名字的含义与人物的性格也很契合，“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霍译本将“袭人”译为“Aroma（芳香）”，既揭示了主人宝玉的情趣，又显示出了人物本身的性情，是相对较为成功的人名隐喻翻译。但是霍克斯译本对书中上层人物如贾宝玉、柳湘莲、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的人名主要采用音译法。这种译法上的区别固然可以让读者间接体会到小说中人物的地位尊卑，从而更好的理解整部小说。但是有得必有失，这些书中上层人物名字的隐喻义也丢失了，而这些人物恰恰是作者花费大量笔墨着力塑造的，他们的名字变成了简单的代号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了。
三、《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翻译策略
通过两个译本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相对音译法而言意译法更能将《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翻译体现出来。但是《红楼梦》中人名、绰号隐喻丰富多变，在采用意译法时，我们也应当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选择最合适的翻译策略。《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是用人名和绰号来映射书中的人物或书的主题，人名、绰号及其意义就是喻体，人物和主题就是目的域。隐喻翻译的关键就在于在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喻体来映射目的域。隐喻是民族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表现，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反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蕴涵着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同一个目的域，不同民族使用的喻体可能不同，而同一个事物或概念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投射的目的域也可能不同。我们可以根据原文中的喻体和目的域在其他语言的文化环境中的认知情况为《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选用不同的喻体来映射目的域。
首先，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已知的、熟悉的经验和感受去理解和体验未知的、陌生的事物，即用隐喻传言达意，这是人类隐喻认知的共性[2]。这反映在隐喻上，就是不同民族的人对于相似或相同的事物或概念会产生近似的联想，比如提到“黄金、珍珠”，人们都能联想到它们背后的“珍贵、价值高”等特点。当这样的事物或概念作为喻体出现时，即使所处的文化环境并不相同，不同民族的人还是能够理解隐喻的含义。因此，当《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中的喻体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存在相似的隐喻含义时，能够引发相同或相似的联想时，我们可以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保留原文的喻体。比如霍克斯译本中将探春的绰号“玫瑰花”直译为“The Rose”，同样也能体现绰号中的隐喻含义，即探春虽然是个富家小姐，外貌明艳娇贵，十分讨喜，但个性十分鲜明也不是人人都能轻易接近的。
其次，隐喻在不同语言中的固然存在普遍性和相似性。同时，由于自然环境以及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诸多差异，不同民族的人对自身及外部世界的认识又有所不同，其隐喻方式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2]。其中一种情况是两种文化面对同一事物或概念可能都存在隐喻，只是隐喻的喻体不同，这反映了不同的民族认识同一世界不同角度。如针对心慌的情绪状态，英语中有“have a butterfly in stomach”，汉语中则有“怀里揣着个兔子”与之对应。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译者应尝试将原文中的喻体换成适合于目的语文化中的喻体，进行喻体意象转换。我们可以从霍译本对《红楼梦》中部分人名和绰号隐喻的成功意译中汲取一些经验，如图：
“紫鹃”被译为“Nightingale（夜莺）”而不是英语中与其对应的“cuckoo（杜鹃鸟）”，是因为“cuckoo”在英语文化中除了指杜鹃外，也有疯人、狂人、傻事、丑事的意思，可以说英语文化中的“cuckoo”背离了汉语文化中杜鹃忠贞、执著的象征意义。而“Nightingale”在英语中象征对高洁美好的执著追求，与中文里的“杜鹃”相似，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原著意思，但也相去不远。这些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都是译者充分了解相应的人物形象，理解了这些人名、绰号的隐喻含义，同时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下努力寻找合适的喻体的成果。
最后，直译保留原文喻体形象和进行喻体形象转换这两种意译策略在《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翻译中并不总是适用，目的语的文化环境毕竟和原语言的文化环境有着诸多差异，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并不总是具有与目的域对应的合适的喻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采用直接翻译隐喻义的方法。比如《红楼梦》中李纨的两个丫鬟素云和碧月，“素”是指白色，“碧”是指青色，喻意清白，而名字中的“云”和“月”也是高洁而清冷的，这两个丫鬟的名字隐喻了她们的主人李纨寡居的身份和其贞洁、清白的人生追求。这两个名字的隐喻的形成和理解都非常地依赖于中国古代文化，很难在英语环境中找到两个合适的喻体来表达这隐喻中的目的域，所以霍克斯在翻译这两个人名时，选择了直接将能表达出隐喻义的词语作为人名的策略，译为“Candida（心洁，清白等[拉丁语]）”“Casta（清廉，纯洁，贞洁，虔诚等[拉丁语]）”这种翻译策略基本能够表达出隐喻义，但人名、绰号经过这样的翻译后已经缺乏隐喻的含蓄意味，文学上、艺术上的美感被大大削弱，但是这也不失为一种补救之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这种方法，同样也不能忽视文学语境和目的语文化语境，在众多目的语词汇之中选择最具美感、最适合作为人名的词语。比如在霍克斯译本中，“霍启”译为“Calamity（灾祸）”，虽然将人名的隐喻含义“祸起”体现了出来，卻没有美感，而且也不符合作品所处的文化语境，因为霍启作为甄家家奴，主人是不会给他起寓意不吉的名字的。像“霍启”这样的隐喻都是立足于汉语文化语境，立足于汉语语音系统的，翻译为其他语言具有一定难度，很难找到可以作为人名的相应喻体，若直接用隐喻含义翻译人名又容易和汉语文化语境产生冲突。这时我们可以采取音译或音译加注释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论在保留原著魅力还是在方便读者阅读方面都存在不足，所以在意译法能够翻译《红楼梦》人名、绰号时，我们最好还是采用意译的手段。
正如翻译家奈达所言：“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只有用目的语民族能够理解的方式体现原作的文学精髓和文化底蕴的翻译，才是成功的翻译。因此，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过程中，要立足于隐喻本身的具体情况结合作品文学语境、原语言文化语境、目的语文化语境，选择最为合适的译法，“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是《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成功翻译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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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