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国际贸易生产要素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利用总值贸易数据所计算的服务贸易余额与服务贸易真实金额之间的偏差，具有明显的时期和行业差异性。我国整体服务业的真实贸易顺差被低估，而真实贸易逆差则被高估。2000年以来，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呈现出先降后升态势，各服务行业国际竞争力排名在全球56个国家中均居中下游水平。
国际贸易生产要素分析论文 篇1：
环境规制贸易效应的文献综述
摘要：随着环境危机的频频出现，世界各國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纷纷针对各国本身的情况制定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用来约束经济行为，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些规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国际间的贸易，并表现出愈演愈烈的特征。因此，在学术界也展开了对于环境规制贸易效应的相关研究。由于贸易涉及内容众多，研究结果各异，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文章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脉络着手，分析环境规制贸易效应的研究角度、方法、内容和结论，并给与了评述。
关键词：环境规制 贸易 效应 综述
文献标识码：A
Seitz（1979）最早提出关于研究环境规制的重要性，在考察了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替代手段、形式组合以及长期影响等几个方面后得出制定环境政策所应遵循的原则。尽管文中只是对环境规制做了初步介绍，但他引发了人们对于环境政策制定的关注，从此开始了一场关于环境规制的学术讨论。Magat（1979）较早将环境规制作为自变量研究其对企业创新的效应。
关于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的研究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贸易量的不断增加和全球污染的加剧，各国政府和环保组织越来越关注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来约束贸易行为，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对于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多。本部分内容按照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脉络对所涉及的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典型的研究方法进行提炼和总结。
一、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由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和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论组成。前者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是由每个国家拥有不同的优势导致不同的分工造成的，而他们之间的交换即为国际贸易；后者则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认为每个国家会集中生产那些成本相对较低或不利程度相对较小从而使得相对生产效率较高的产品。由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只有劳动一种生产要素，因此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即为国际贸易的本质特征和起因。
David Robison（1988）基于事后局部均衡分析框架研究工业治污边际成本的增加对美国贸易均衡的影响，进而着重分析其对美加贸易平衡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大多数行业而言，这种影响为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比较优势。
Stavins等人（1994）通过文献综述对美国制造业的环境规制与其净贸易量、总贸易量、竞争力以及企业选址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并非影响出口竞争力的重要变量，原因在于：一是没有合适的数据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变量；二是在大多数污染密集型行业生产中，治污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极小；三是尽管美国的环境规制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但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所差无几，尤其是在空气和水污染防治中的表现{1}；四是即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由于发展中国家对于环境规制的要求较低，美国相关企业几乎不用做任何应对措施即可顺利过关。
Jenkins（1997）将研究环境规制与竞争力之间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阐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竞争力概念的基础上，分别研究这三个层面的竞争力受到环境规制影响的大小。作者指出：在企业层面，企业经营规模的大小决定着其对抗环境规制的能力，因此环境规制对于不同企业会有不同表现；而在行业层面，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污染密度，对于环境规制的反应也就不尽相同；在国家层面，不同国家的初始污染程度不同，因此环境规制的执行率也就存在差异。因此，作者强调在环境规制的研究中，应仔细研究影响这种关系的主要变量是什么，然后再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SQW（2006）在概述了“竞争力”的概念后，系统总结了环境规制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其分析思路与Jenkins（1997）相似，但除了对竞争力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划分外，还对不同的环境规制效应进行了宏观和微观作用机制的分析。
Ederington和Minier（2003）对环境规制的本质特性进行讨论，认为环境规制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贸易壁垒，是一国政府通过影响某行业的竞争力最终实现调节进出口目的的工具。作者采用1978—1992年美国制造业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将环境规制作为外生变量时，结果与之前的研究相同——环境规制与贸易量之间呈负相关；而将环境规制内生化后，这种负效应更大了。
Qi，Zheng和Zhao（2007）利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中国1985—2005年间的环境规制与贸易模式的相互关系，发现：在短期内，污染排放费用对洁净品出口份额具有正向影响，即环境规制越严格，洁净产品的出口份额越高；在长期内，污染排放费用对洁净品出口份额具有正向影响，但对洁净品进口份额具有反向影响，即环境规制是反映一国比较优势的因素之一。
王传宝和刘林奇（2009）分析了我国环境管制的出口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并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我国的环境管制与出口竞争力以及出口贸易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环境管制与出口竞争力存在负相关，而与出口贸易量则存在正相关，因此验证了我国环境管制存在出口成本效应和出口创新效应。
上述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将环境规制作为一种能够体现或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因素进行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所关注的角度和层面不同。但更深层次地来看，无论其研究视角是基于宏观还是微观、其研究对象是一国还是多国、其研究方法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分析、其研究内容是贸易流量还是贸易利得，大多数研究都遵循从基本的供求原理入手进行理论分析，从而得出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
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将生产要素的种类进行了拓展。这种拓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年Heckscher提出要素禀赋的观点，1930年由Ohlin进行补充论证后形成完整的H-O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只有当国家间存在要素充裕度差异并且在产品间存在使用要素密集度差异才能给形成贸易。第二阶段是H-O理论的拓展阶段。Samuelson在H-O模型框架下指出国际贸易通过对贸易各国收入的影响从而使得不同国家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均等化，强调国际贸易可以使资源在各国间进行有效配置，即H-O-S定理；Viner将理论扩展为三种生产要素和两种产品，并且其中一种生产要素为“特定要素”，在行业间不能自由流动，即H-O-V理论，拓展了H-O理论的短期应用。
Tobey（1990）基于H-O-V模型，利用三位SITC的污染行業贸易数据以及两种量化环境规制的方法对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世纪60—70年代间环境规制对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没有影响。
Xu（2000）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环境规制对环境密集型产品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并非新的贸易壁垒。
Beers和Bergh（2000）结合Tobey（1990，1993）与Beers和Bergh（1997）的研究指出该研究领域结论不明确的原因是：环境规制量化手段、所用数据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结合众多研究，作者改进了研究方法并发现：国家会出台补贴政策以偿付企业增加的成本，是造成贸易总量随环境规制升高而增加这一有悖于常理判断的原因。
Harris，Konya和Matyas（2002）、Lahiri（2007）、McLaughlin（2008）、Kehoe（2009）、Cole，Elliott和Okubo（2010）、陆旸（2009）、Feix和Miranda（2010）等人都通过改进环境规制量化手段研究不同国家环境规制对某一或多个行业的贸易效应，结论尽管由于数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本质上都得到了环境规制能够对贸易产生效应的结果。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强调生产要素在贸易中的重要性。以上所列研究无一例外地将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新的要素禀赋或能够影响一国要素禀赋的关键变量进行相关研究，其中涉及到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效应时，主要是从要素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环境规制从根本上讲是直接作用于某一种或某几种生产要素，进而通过部门间产能的变化而产生贸易效应的。
三、新国际贸易理论
继新古典贸易理论后，里昂惕夫（Leontief）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悖论，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严峻挑战，也为新国际贸易理论诞生提供了契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贸易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也就应运而生。它主要包括：新生产要素理论（Vanek和Jaroslav（1963）的自然资源理论；Keesing（1966）的人力资本论；研究与开发学说；信息要素学说）、偏好相似理论（Linder，1961）、动态贸易理论（Posner和Michael（1961）的技术差距论；Vernon（1966）产品生命周期理论；Arrow和Kenneth（1962）的技术溢出理论/干中学；林毅夫等人（1999）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Krugman（1979）的新张伯伦模型；Lancaster（1980）的兰卡斯特模型；Falvey（1981）的新H-O模型；Brander和Krugman（1983）相互倾销模型；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模型）和Porter（1990）的国家竞争优势模型等。
Larson（2000）从环境政策及环境规制制定者的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一个微观经济模型来衡量环境规制的变化对贸易流量产生的具体影响，指出在短期内，被规制使用的投入品成本所占比重、产出品的供给弹性和投入品需求弹性决定了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的大小；而长期内，除了上述三种因素外，环境规制贸易效应的大小还取决于投入品的使用效率。前者为环境规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经济分析框架，为他们估计政策实施的经济效果提供一个参考标准；后者则将利益相关者——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大的生产厂商的行为纳入分析框架，使得政策制定者估计长期效应成为可能。
Managi等人（2002）利用墨西哥湾外大陆架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于近海石油天然气生产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文章除了在方法方面有所创新，也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内各种不同组合的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
Cole和Elliott（2003）基于H-O-V模型和新贸易模型，分别研究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净出口的影响以及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作者首先在Tobey（1990）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考虑了数据、替代变量、行业特征以及内生性四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将环境规制异质性引入模型，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拓展性研究。结果表明，新贸易模型证明了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并指出之所以H-O-V模型没有得出环境规制与一国净出口之间的明确关系{2}，是因为它没有研究双边贸易数据，也没能控制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
Yang（2006）首先构建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两个模型分析生态标签制度对于两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然后以美国一项关于木材造纸业的环境政策作为案例，研究该政策颁布对于整个行业生产率与贸易的影响。
新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较古典和新古典理论显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通过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在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新国际贸易理论主要聚焦于技术这一要素，其中新要素理论中的人力资本论和研究与开发学说都强调了技术进步这一重要环节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动态贸易理论中的技术差距论则从贸易双方的初始静态技术存量的差异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
四、新新国际贸易理论
古典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讨论比较优势，而新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但总体而言是以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伴随着贸易的发展，更为微观的企业层面进入学术界的实现，企业的异质性与产品进出口存在着一定的关系（Bernard和Jensen，1995）。鉴于此，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得以发展，它主要以Melitz（2003）为代表，将企业生产率的差异纳入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形成了微观层面的贸易理论。
Larson（2002）在Lasron（2000）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后分析欧盟的环境政策对于美国农产品进口产生的影响。作者明确指出以下三个要素的重要性：环境规制的种类、严格程度以及市场结构，随后作者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指向产品生产过程（process regulation）和产品特定属性（product regulation）两类，将产品的异质性引入分析框架，分别研究同质产品及异质产品市场中，这两种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
Jug和Mirza（2004）认为之前的学者利用引力模型对环境规制和贸易流量的研究没能得出明确的结论是由于方程形式不够准确。作者依然利用引力模型，得出环境规制对贸易有负效应的结论，并指出如果对产品的异质性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加以考虑，则会得到更大、更显著的负效应。
Levinson和Taylor（2008）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作者首先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阐述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内生性和聚合问题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然后利用1977—1986年间美、加、墨的130个制造业数据进行验证，说明那些环境治理成本越高的行业，净进口量越多。
新新贸易理论从更微观的角度对贸易进行研究，尽管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使大多数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无法深入，但其给予我们的启示却是显而易见的：异质性不仅仅体现在企业和产品，还能够表现在环境规制的类型上。正如Larson（2002）所体现的那样，环境规制可以依据其影响范围和作用对象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从更微观的视角重新审视环境规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环境规制对贸易产生的影响。
五、研究方法
1.引力模型。引力模型是国际贸易相关研究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通常把相关贸易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国家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地理条件等相关因素对贸易产生的影响。在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中，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量化指标也出现在引力模型中，作为一种解释变量对贸易效应进行测度。随着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计量方法更加多样化。引力模型的应用也随之丰富起来，由最初的截面和时间序列引力模型的普遍应用，发展到现在的面板数据回归方法的引力模型，所研究的内容也更为深入。
Van Beers and van den Bergh（1997）利用引力模型，对Tobey（1990，1993）所用数据——1975年的贸易数据进行了截面分析并与Tobey所得结果进行对比。Xu（2000）采用1990年20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结果证实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导致环境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下降。Qi，Zheng和Zhao（2007）利用1985—2005年中国貿易的时序数据，采用协整、误差修正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结果证实了环境规制是一国的比较优势。Mojtahed（2007）利用引力模型和面板分析方法，对美国与OECD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Harris等人（2002）也从方法应用方面提出一些改进性的建议，并指出：出口国、进口国以及时间这三方面的效应对于环境规制与贸易的问题的研究都十分重要，简单的回归是不恰当的。
2.元分析法。Mulat等人（2001）从国际贸易方面进行分析，采用“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进行研究。“元分析”方法通常基于最小二乘法，将一系列已知效应变量作为因变量，将特殊原因（例如模型设计、时间、地域等方面的差别）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作者分别从以下三种思路进行梳理研究：第一种是研究主要针对污染密集型产业是否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作者指出其暗含假设是将环境规制的影响二元化——严格和宽松；第二种是遵循里昂惕夫悖论来研究一国的出口相对于进口是劳动密集还是资本密集的，即基于比较优势进行研究；第三种方法是沿袭传统经济学理论——H-O模型或引力模型进行研究。经过“元分析”方法的验证，表明环境规制会对国际贸易流量产生负面影响，至少是有影响的。
3.数据包络分析法。Managi等人（2002）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研究原油生产企业对于环境规制提高所做出的反应。DEA起源于运筹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以相对效率作为评价基础。后经发展成为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作者给出的结果证实了波特理论，即环境规制的提高会促使企业改进技术，实现生产力的提高和福利的提升。
4.投入产出法。Walter（1973）利用投入产出法对1966年美国的83个行业进行贸易产品的污染含量研究，指出美国的进口与出口中所含污染量基本上是相等的，最坏的情况是出口所含污染量更多一些。Robison（1988）沿用1973、1977和1982年的投入产出表对美国治污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美国的污染控制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比较优势，对贸易平衡产生了影响。
六、结论和启示
总体来看，学术界近20年的研究大都承认，随着贸易和环境问题的冲突不断升级，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干预贸易行为的、以保护环境为首要目标的政策，对于贸易确实存在影响，但也有少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贸易并无显著效应。例如，Eliste（2002）通过建立一个与环境规制成本相对应的针对生产者的补偿机制理论模型，指出转移支付的存在使得环境政策对产出和贸易流的影响与通常预期相反；而且生产者得到的补偿会中和环境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进而中和对贸易的效应。Caporale等人（2010）利用罗马尼亚与欧洲国家的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与贸易进出口量及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关系。作者发现：环境规制不能显著影响总贸易量或其贸易结构。可以看出，尽管最终的实证结果表明并无显著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环境规制对贸易是无效应的。因为这样的结果由于其他因素（例如补贴政策、收入增加等）与环境规制共同作用，而导致各方效应得以中和，从而在统计上得出不显著的结论。Eliste（2002）引入的补偿机制模型，也恰恰是解释了这一点。
由于贸易的内涵较为丰富，除贸易流量外，还有贸易模式、福利、竞争力等内容，因此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纷繁复杂。但通过综述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基于国际贸易理论进行研究的，尤其是H-O相关理论的研究最多。对于那些遵循新国际贸易理论对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所作的研究，大多是在H-O基础上添加了某些变量，如技术水平、人力资源等要素，实质上是对H-O理论做了扩展或者重新诠释。而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尽管可以从更为微观的层面深入研究相关问题，但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在该理论框架下的环境规制研究寥寥无几。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现有文献存在一些缺憾：首先，关于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之间，以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对象的研究较少。这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数据且受关注度较低。其次，在实证研究方面，环境规制对于贸易的影响结论不一，虽然大多数研究显示环境规制是存在贸易效应的，但其影响方向并不确定。其原因正是Beers和Bergh（2000）所指出的方法、数据以及主要指标的量化方法存在差异。再次，大多数研究基于本国的环境规制对于本国贸易的影响，极少有学者将环境规制作为外界政策冲击，研究其对于本国贸易的影响。最后，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研究。
通过对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理论研究中应该注重贸易双方之间的差异。正如Jenkins（1997）在阐述国家层面环境规制的效应时所指出的那样：不同国家的初始污染程度不同，政策执行效率不同，因此环境规制的效应也就存在差异。在贸易中，这种差异更多地体现为技术水平的不同，尤其对于中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情形而言，将两国的技术水平差距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分析框架，对于研究环境规制的效应非常必要。
第二，在Larson（2000）和Larson（2002）的研究中，将环境规制进行分类研究而得出不同的结论。鉴于此，本文认为在研究环境规制效应时，应根据所研究的内容和具体情况将环境规制进行分类研究；此外，研究中应考虑所涉及重要变量的细分，例如技术水平的差异可以是静态存量的差异，也可以是动态增量的差异。具体如何纳入研究框架，是该领域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根据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环境规制对于不同部门的影响会有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各部门生产所需要素的不同。因此在该领域研究中需要从要素的角度去分析环境规制部门经济的内在作用机制。对应地，在实证方面，除了要确定所用模型和方法，还必须关注行业的划分在环境规制研究中的重要性。Tobey（1990）、Beers和Bergh（1997）、Xu（2000）等研究均采用相同自变量解释不同的贸易流量，包括总贸易流量、污染密集型產品贸易流量、清洁产品贸易流量。结果表明：只有对行业进行细分，按照其对环境产生的不同的影响力进行划分，才能更为清晰地得出有益的结论。正如Jenkins（1997）所指出的：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污染密度，因此其对于同一项环境规制的反应也必然不同。
第四，除了有必要对行业进行划分，贸易量的具体含义也值得商榷，不同的含义所表达的内容并不相同。总体来看，贸易量的表达包括以下三种：加总的贸易量（进口量+出口量）、净出口贸易量（出口量-进口量）、双边贸易量。很多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除了Beers和Bergh（2000）所指出的几个因素外，贸易量含义的差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加总的贸易量和净出口贸易量容易将进口与出口行为同等对待，这暗含了“环境规制对进口和出口的效应相同”的假设。因此，很多实证研究中使用加总的贸易量或者净出口贸易量作为研究对象时，所得结果并不显著。实际上，环境规制对进口和出口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产生的效应也会有所区别，故而应该分别进行考虑。
注释：
{1}由于当时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仍为发达国家，因此环境规制没有较大差别使得相互之间的贸易行为不受影响。
{2}作者在文中利用H-O-V模型所得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详见文中第2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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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陆旸.环境规制影响了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比较优势吗？经济研究，2009（4）49-52
20.王传宝，刘林奇.我国环境管制出口效应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9（6）83-90
（作者简介：吴姗姗，国网能源研究院，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对外贸易与环境规制 北京 100000）
（责编：若佳）
作者：吴姗姗
国际贸易生产要素分析论文 篇2：
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祈
摘要：利用总值贸易数据所计算的服务贸易余额与服务贸易真实金额之间的偏差，具有明显的时期和行业差异性。我国整体服务业的真实贸易顺差被低估，而真实贸易逆差则被高估。2000年以来，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呈现出先降后升态势，各服务行业国际竞争力排名在全球56个国家中均居中下游水平。其中，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国际竞争力排名最靠前，而金融业和运输、仓储与邮政通信业国际竞争力排名最靠后。
关键词：增加值贸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一、引言
全球价值链（C.lobal Value Chains，简称为GVCs）是一个由增加值来源地和目的地构成的系统。在全球价值链条中，每个生产者购买投入，然后创造价值，而这些价值中有一部分将转变为下一生产阶段的成本。在每个生产阶段，出口国的增加值等于其各要素的收入总和。不同生产阶段被广泛地分布到不同国家（地区）来完成，中间品往往会经历数次跨境交易过程。由于所有的官方贸易核算法（后文将称之为总值贸易核算法）所测度的是包含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的总值贸易规模，因此，官方贸易核算法会重复核算多次跨境的中间品价值，进而使利用该方法所衡量的贸易规模出现虚高的“统计幻觉”。总值贸易核算法在概念和实践方面的缺陷，及其与国民账户核算系统（SNA）所使用核算法的不一致性，已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
全球价值链对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分析提出了新挑战，传统测度方法的前提假设是产品的所有生产活动均在国内进行，且仅使用国内投入。但是，随着生产的跨境分工程度和外国投入的使用程度不断增强，这一假设已不再成立。因此，设计出一种能适应全球贸易分工新模式的测度方法的呼声越来越高。Johnsont和Noguera最先对用于替代总值贸易的增加值贸易新概念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所谓的增加值出口是指由来源国创造，但被目的国作为最终品所消费的增加值，而增加值进口的概念则恰好相反。Koopman等进一步提出了将总值出口分解为不同类别增加值的新方法，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可知，增加值贸易是一个“净值”概念，不存在重复核算问题。因此，增加值贸易核算法能更为准确地度量一国对外贸易的真实规模，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相比总值贸易，利用增加值贸易也能更为准确地测度一国对外贸易的真实国际竞争力状况。
本文利用OECD数据库的相关数据，对基于总值贸易核算法和增加值贸易核算法所核算的服务业总出口、增加值出口，及其相应的贸易余额进行了比较分析。为更为准确地分析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本文利用增加值出口数据对中国服务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进行了测度，并同基于总出口数据的测度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为深入了解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排名情况，我们对基于两种核算法所测度的各国服务贸易RCA指数进行了国际排名，并比较分析了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世界排名的动态演变过程，并为实证结论给出了合理的理论解释。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有关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相关研究大都是从实证视角展开的，而从理论视角所进行的相关研究相对有限。其中，服务贸易自身所具有的无形性、生产消费的时空一致性、不易储藏和运输等诸多特性，是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理论研究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为此，本文将着重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国内外学者有关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可主要归结为两类：
一是有关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测度研究。典型代表有：Peterson和Barras利用RCA指数实证分析了一组国家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并研究了服务贸易出口份额与RCA指数之间的关系。Hoekman利用RCA指数对OECD国家、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小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部分发展中大国和小国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呈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JP.Windrum和M.Tcmilinson对英国、德国、荷兰和日本四个国家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一国由服务创新所引致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提升其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B.Seyoum对发展中国家商务、金融、运输和旅游等服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提升各服务行业竞争力提出了对策建议。
国内学者在该领域所进行的研究也较为丰富。陈宪等基于总值服务贸易数据，利用不同指标分析了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状况。基于服务贸易总值数据，赵书华、李辉运用比较优势指标，对全球10大服务贸易强国或地区，1995年至2004年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中国香港、西班牙、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强，而日本和德国相对较弱。杨丽琳则对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金砖四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在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业上具有国际竞争力。车文立则对中国、印度、新加坡以及美国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总体水平较低。
二是有关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Paolo和Valentna针对OECDl1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信息和通讯技术是一国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Worz认为，服务产业规模、劳动力生产率、开放度和教育水平也均是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决定因素。王佃凯认为，市场开放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并不明显。陈红、章国荣等在对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其影响因素，认为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率、服务业FDI、国内消费水平等均是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宋加强、王强对156个国家的现代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现代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显著不同，各国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发展服务贸易。
综上所述，有关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国内外实证研究均是基于总值贸易数据展开的。由于总值贸易核算法面临着由中间品多次跨境贸易所引致的重复核算问题，所以，总值贸易难以准确地衡量一国（地区）的真实服务贸易规模及其对全球价值链的价值贡献，进而基于总值贸易数据所测算的各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标也难以真实地反映一国（地区）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鉴于此，本文利用能够解决跨境贸易中重复核算问题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重新测度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便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的真实状况。
三、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
1.测度方法与数据说明
鉴于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在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中被广泛应用，本文将主要借助于这个指标来测度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利用总出口数据和增加值出口数据测度RCA指数的具体公式可表示为：
RCA指数的值越大，代表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越强，其中，RCA指数大于1表示中国服务业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反之则表示不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服务业总进口、总出口、总贸易余额、增加值进出口，及其余额数据均来源于经合组织数据库（OECD.STAT），该数据库将眼务业细分为5个类别，分别为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与邮政通信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
2.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通过对贸易余额的考察，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来粗略地判断一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状况。通常而言，服务贸易顺差越多，说明一国服务贸易处于有利地位，其国际竞争力也就越强，反之亦然。
从贸易余额视角来看，由表l可知，无论从总值贸易还是从增加值贸易来看，在2000年和2005年，中国整体服务贸易处于顺差状态，而2009年转变为逆差。具体到细分行业，这三年中，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且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说明该行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且其仍在不断提升c.而运输、仓储与邮政通信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说明这些服务行业的国际地位普遍处于劣势，国际竞争力不强，商业服务业贸易由顺差转变为逆差，说明商业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下降。
为了解我国服务贸易余额的真实状况，我们对增加值贸易余额和总值贸易余额进行了比较分析。就整体服务业来看，如将增加值贸易余额作为准确度量标准，总值贸易核算法下的总值服务贸易顺差严重低估了我国服务贸易顺差，而高估了我国服务贸易逆差。2000年和2005年的总值贸易顺差额分别为29.052亿美元和23.81亿美元，而增加值贸易顺差额为40.251亿美元和46.326亿美元，与增加值贸易核算法相比，总值贸易核算法下的中国服务贸易顺差额分别被低估了约27.82%和48.6%。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服务贸易余额数据显示，从1995年开始，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态势，2000年和2005年的服务贸易逆差额分别为57.1亿美元和92.6亿美元，这显然同OECD.STAT的统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原因是两个机构对服务贸易的统计方法和途径存在较大差异。尽管两类数据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出于分析问题所使用数据的一致性考虑，我们仍将OECD数据库有关服务贸易的统计数据作为本文的分析依据。与2000年和2005年不同，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处于逆差状态，总值贸易核算法下的逆差额为279.564亿美元，而增加值贸易核算法下的逆差额为159.588亿美元，如将增加值贸易逆差额作为真实逆差额，总值贸易核算法下的服务贸易逆差额大约被高估了75.18%。
就分行业视角而言，在总值贸易核算法下，运输、仓储与邮政通信业贸易逆差被高估幅度最大，约被高估了38.4%-77.6%，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仅限2005年和2009年）次之，2000年的其他服务业逆差被高估的幅度最小，这表明上述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可能被低估了。与以上行业不同，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贸易顺差被高估了约10%左右，2000年的商业服务业被高估了15.97%，而2005年和2009年的其他服务业贸易逆差被低估了约22.39%和33.99%。由此可见，与增加值贸易余额相比，我国服务业总值贸易余额的核算误差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
3.我国服务业的RCA比较
本文首先利用基于增加值出口所计算的RCA指数测度中国服务贸易的真实国际竞争力，然后将其同基于总出口所计算的RCA指数进行比较分析，并指出总值贸易核算法下所测度的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与服务贸易实际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差异。
表2给出了2000年、2005年和2009年我国整体服务业及分行业基于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所核算的RCA指数及其差值。数据显示，就我国整体服务业而言，历年的RCA指数均小于l，说明我国服务业整体不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但从变动趋势来看，我国整体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到“u”型变动趋势。这是因为，人世前，在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下，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强。人世后，随着一些列保护措施的取消，服务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逐渐随之消失。此后，伴随着我国服务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管理和提高经营效率，其国际竞争力再次得以提升。
就分行业而言，我国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的增加值出口RCA指数最大，2009年为1.0517，说明该行业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按照RCA指数大小排序，紧随其后的依次为其他服务业、商业服务业、运输、仓储与邮政通信业和金融业，且这四个服务行业的RCA指数均小于1。说明它们均不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其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未来提升空间较大，这一结论同基于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分析结论完全相符。与增加值出口RCA指数相比，2005年和2009年各服务行业的总出口RCA指数全部被低估了，也就是说基于总出口数据所计算的各服务行业RCA指数均小于其实际值。其中，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的总出口RCA指数被低估幅度最大，被低估了大约0.1216-0.1382，紧随其后的依次为运输、仓储与邮政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其他服务业和金融业。由此可见，基于总出口数据所核算的RCA指数没能准确地测度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其显著地低估了我国服务贸易的真实国际竞争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沦从总出口RCA还是从增加值出口RCA来看，我国整体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运输、仓储与邮政通信业和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总体上呈现出下降态势，而商业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增强。这说明我国传统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减弱，而新型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增强。这同我国服务业出口及其国际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的情形有所不同，可能的解释是，我国凭借着廉价劳动力及其他要素优势，服务出口及其国际市场占有率不断得以提升，现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我国的这些竞争优势不具有持久性，较易被其他国家（地区）所取代，所以单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及其他要素难以形成持久有效的国际竞争力，反而会使我国服务业最终掉入“比较优势陷阱”。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升反降，这也正是我国传统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而新兴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的根本原因。
4.我国服务业RCA国际排名的动态比较
要深入了解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仅对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衡量指标进行测度与分析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适度的国际横向比较，以确定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地位。为此，我们对中国各服务行业的总出口和增加值RCA进行了国际排名，纳入了56个国家。
从2000年至2009年，我国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RCA国际排名呈上升态势，但其增加值RCA国际排名由26位下降到了29位。而运输、仓储与邮政通信业RCA国际排名呈下降态势，其增加值RCA国际排名由50位下降到了55位。这说明2000年以来，我国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和运输、仓储与邮政通信业的国际竞争力均在不断减弱，这同基于增加值出口RCA指数的研究结论相符。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与增加值RCA相比，在2005年和2009年基于总出口RCA所测算的我国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国际竞争力排名被低估了2个位次，运输、仓储与邮政通信业的国际竞争力排名被低估了1个位次。
1995年至2009年期间，我国金融业RCA国际排名呈下降态势，商业服务业RCA国际排名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倒“U”型变动趋势，而其他服务业RCA国际排名则呈现出上升态势。在2000年、2005年和2009年，金融业出口RCA国际排名与增加值RCA国际排名完全相同，商业服务业出口RCA国际排名仅在2000年与增加值RCA国际排名相同，其他年份则均小于增加值RCA国际排名，其他服务业出口RCA国际排名仅在2009年低于增加值RCA国际排名，在其他年份则均高于增加值RCA国际排名。总而言之，在1995年，金融业、商业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等三个行业的总出口RCA指数均高估了其实际国际竞争力排名。2000年以来，以总出口数据所计算的RCA指数准确地测度了我国金融业的实际国际竞争力排名，而低估了我国商业服务业的实际国际竞争力排名，先高估后低估了我国其他服务业的实际国际竞争力排名。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在参与排名的56个国家中，以增加值RCA所测度的我国所有服务细分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排名几乎均处于中下游状态（除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的国际竞争力排名在2000年达到了26位）。由此可见，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还相对较弱。如按照国际竞争力排名位次将各服务细分行业分为三个梯度，那么，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国际竞争力排名位列第一梯度，2009年国际排名为29位；其他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位列第二梯度，2009年国际竞争力排名分别为37和38位；金融业和运输、仓储与邮政通信业则位列第三梯度，2009年国际竞争力排名分别为54和55位。同时，我们还发现，以总出口RCA所测度的各服务行业国际竞争力排名与其实际国际竞争力排名之间的偏差存在着显著的时期和行业异质性。
四、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测度差异
要阐明两种贸易核算方法下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测度差异的深层原因，关键要辨清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的异同。
从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的构成来剖析两种贸易核算方法下我国服务贸易余额的差异。总值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额数据来源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国际收支平衡表对服务贸易的统计是按照服务产品进出口国境的价值来进行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成为其他国家海外配件和服务的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生产环节的跨国界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已被细分到各个国家.那么中间投入品就会在这些国家间跨境流通很多次，最终形成一个全球性供应链。全球供应链是一个描述附加值来源和目的的系统。在一个全球供应链内，每一个生产者购买进口品并增加其价值，这些价值又被包含在下一个生产阶段的成本中。在生产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当服务跨越国际边界时，在贸易流通中的价值增值就等于支付给出口国生产要素的价值增值。在传统的服务贸易统计法下，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既包括增加值进出口额，也包括重复核算的中间品进出口额，一国总值出口额包括由本国创造最终被外国吸收的增加值出口额，和由外国创造包含在本国中间品进口中然后加工生产再出口额两个部分。也就是说，总值贸易额是由增加值贸易额与重复核算贸易额两部分组成，所谓重复核算贸易额是指两次或两次以上跨越国境并进行相应统计的贸易额。现实中，增加值贸易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一国参与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因此，利用增加值贸易所核算的贸易余额也就能更客观地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根据以上对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的分析可知，总值贸易余额与增加值贸易余额之差等于总值出口中的重复核算部分与总值进口中的重复核算部分之差，当总值贸易余额与增加值贸易余额之差为正时，总值出口中的重复核算部分就大于总值进口中的重复核算部分，反之亦然。
探求基于总值出口和增加值出口所测度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差异，需要了解RCA指数的内涵。根据RCA指数的核算公式可知，基于总值出口和增加值出口所核算的RCA指数差异主要源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占比与外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占比的协同变化。如果基于增加值出口所核算的RCA指数大于基于总值出口所核算的RAC指数，说明中国服务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实际出口增值能力强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下的出口增值能力。
五、结论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大国，在传统贸易核算法下，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位列世界第5位，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世界排名第5，进口额世界排名第4。但中国是一个服务贸易强国吗？中国服务贸易的真实国际竞争力到底如何？由于总值贸易核算法面临着出口贸易核算中的重复核算问题，因此，利用该核算法难以准确测度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真实规模，通常会导致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出现虚高的统计假象，进而使利用总出口数据所计算的各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标难以准确地测度我国服务贸易的真实国际竞争力。鉴于此，本文利用能够解决重复核算问题的增加值贸易来重新测度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对基于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差异给出了理论解析，以便更好地了解我国服务贸易的真实国际竞争力状况。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在总值贸易核算法下，我国整体服务业的真实贸易顺差被低估了，而真实贸易逆差则被高估了。可见，利用总值贸易数据所计算的服务贸易余额贬低了我国整体服务贸易顺差，而夸大了其逆差，进而可能低估了我国整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需要特别说明是，利用总值贸易数据所计算的服务贸易余额与服务贸易真实余额之间的偏差具有明显的时期和行业差异性。
二是，为了更准确地测度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状况，我们核算了增加值出口和总出口RCA，并进行了比较分析。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RCA指数测度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整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演变轨迹。在2005年和2009年，总出口RCA指数显著地低估了我国整体服务业及各细分行业的真实国际竞争力水平。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各服务细分行业的RCA国际排名情况，我们基于增加值出口数据，分别核算了56各国家的五个服务细分行业RCA指数并进行了排名，结果显示：我国各服务行业国际竞争力排名在全球56个国家中均居于中下游水平，其中，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国际竞争力排名最靠前（位列第29位），金融业和运输、仓储与邮政通信业国际竞争力排名最靠后（分别位列第54和55位）。
作者：李玉峰 张志明
国际贸易生产要素分析论文 篇3：
农产品贸易中虚拟水要素的比较优势分析
虚拟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提出的新概念，它反映了产品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在当今世界水资源短缺的时代，水资源在农产品生产中的作用将更加关键，并业已成为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按照虚拟水比较优势来安排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和对外贸易。
一、要素禀赋理论与虚拟水要素
1.要素禀赋理论概述
要素禀赋理论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F.Heckscher）于1919年首先提出，他的学生、瑞典经济学家俄林（Bertil C.Ohlin）于1933年创立的国际贸易理论，也称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简称H-O理论。H-O理论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格局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状况决定的：如果各国都专门生产并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禀赋相对丰裕、价格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进口密集地使用本国禀赋相对稀缺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那么各国都将在国际贸易中得到最大福利。這里要素禀赋理论所指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
要素禀赋理论对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在于：一方面它从静态的角度解释了不同类型国家和相同类型国家的不同行业间的贸易。另一方面它表明要素禀赋和要素需求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弥补某种要素分布的不足，为经济发展突破资源瓶颈提供了思路。
长期以来，要素禀赋理论被视为正统权威的国际贸易理论，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的核心理论。然而，伴随资源问题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贸易中的日益突出，作为生产要素的一些资源业已被各国视为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考虑因素，并成为影响和决定国际贸易格局的要素。尤其是水资源对于国际贸易的重要作用在某些特定产业的贸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传统的禀赋理论对水要素的忽视，已成为一大缺陷。
众所周知，水是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生产一个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粮食灌溉用水是水资源利用的主要部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灌溉面积和实际灌溉用水量不断增大。以我国的粮食生产为例，建国半个世纪以来，灌溉面积扩大了3.4倍，灌溉用水量增加了3.9倍。在全球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加剧的背景下，水资源在农产品生产中的作用将更加关键。
水资源这一要素越来越被各国视为其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已经成为影响和决定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传统的主要考虑土地、劳动和资本三个生产要素的要素禀赋理论，将水资源同土地、空气、矿藏等笼统地归于土地要素之中，无法充分体现在新的水资源形势下水资源的机会成本和价值，这势必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一，无法准确反映一国或地区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其二，未能充分体现一国或地区管理水资源的成本；其三，不能体现开源节流和节水的理念。因此，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今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有必要对传统要素禀赋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
2.虚拟水要素
虚拟水（virtual water）由英国伦敦大学非洲和东亚研究学院托尼·艾兰（Tony Allan）教授于1993年提出，是指生产商品和服务所消耗的水资源数量。最初是特指体现在国际粮食作物贸易中的水，随后得到扩展，泛指不同种类的产品和服务生产所消耗的水资源数量。例如，根据国外相关研究：生产1 kg粮食、牛肉分别需要1～2t、16t水资源，生产32MB（重2g）的计算机芯片需要消耗32 kg的水资源。实际上，虚拟水不是现实意义上的实体水，而是以虚拟的形式存在于相关产品和服务中，消费者从产品中看不见水的影子。因此虚拟水又叫“嵌入水”或“外来水”，前者是指特定的产品以不同的形式包含有一定数量的水，后者是指进口虚拟水的国家使用了非本国的水的事实。
虚拟水这一概念明确界定了实际投入产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水资源，区分了实际被用于生产的水和未被用于生产的水，并将后者排除在作为生产要素的水资源之外，它既反映了生产技术又反映了地理条件对农产品生产水资源投入量的影响。通过对虚拟水量的计算可以较为准确地衡量生产某种产品所实际利用的水资源数量。因此虚拟水这一概念可以成为作为生产要素的水资源的恰当表述。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商品比较优势的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而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是产生商品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农产品虚拟水要素的价格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考察，供给方面主要取决于农产品虚拟水要素禀赋；需求方面主要取决于农产品虚拟水要素偏好。所谓农产品虚拟水要素禀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用于农产品生产的地表水径流量和参与水文循环的地下水径流量的丰裕程度和可更新程度，这是一国或地区从自然界获得和人工增加（如人工降雨技术）可利用水资源的能力。
其二，净化污水、废水并将其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能力，这一能力增加了一国或地区实际用于农产品生产的水资源数量，从而增强了其农产品水资源消耗能力。
其三，管理和调配现有水资源使其高效地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能力。
将虚拟水要素纳入生产要素禀赋体系之中，使其成为与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并列的一个要素禀赋参与对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衡量，在理论上是对要素禀赋理论在内容上的充实和完善，同时可以促使一国或地区（尤其是贫水国）在农产品生产分工与贸易选择时充分考虑水资源目标，避免片面追求扩大对外贸易而大量输出本国虚拟水要素禀赋较差的农产品。
二、农产品虚拟水的比较优势分析及其意义
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各地区农产品虚拟水要素禀赋与农产品虚拟水偏好差异性的共同作用形成农产品虚拟水要素比较优势。如果一国或地区农产品虚拟水要素禀赋丰裕，或基于水资源的农产品生产技术发达，则该国或地区农产品的虚拟水成本就较低，从而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具有虚拟水要素比较优势。相反如果一国或地区农产品虚拟水要素禀赋稀缺，或基于水资源的农产品生产技术欠发达，则该国或地区农产品的虚拟水成本就较高，其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也就不具有虚拟水要素比较优势。
对农产品虚拟水要素的比较优势分析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虚拟水是国内学界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关注的新事物，经济学界对于虚拟水贸易的探讨和研究则进入新世纪才起步。到目前为止，国际贸易领域对于虚拟水贸易的研究十分有限，主要表现为相关文献数量极少。因此，对于农产品虚拟水贸易的学术探讨，有利于进一步引起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激起更多相关领域的学者的研究热情，从而不断地推进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
目前，对于虚拟水贸易的研究一般是考察其机会成本和比较优势两个角度开展，在有关虚拟水的比较优势的分析中尚未明确将虚拟水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并将其纳入要素禀赋体系。本文的研究开辟了虚拟水贸易研究的新思路，将虚拟水和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有效结合，有利于促进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第二，传统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理论借用的是一般的国际贸易理论，无法充分体现农产品贸易不同于其它产品贸易的特点。因此从一定程度上看，建立富于特色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理论是有必要的。基于虚拟水要素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理论，从生产要素的角度考察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独特之处，为农产品国际贸易理论的探讨和建立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路。同时，农产品虚拟水要素比较优势的分析将虚拟水要素纳入生产要素禀赋体系之中，使其成为与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并列的一个要素禀赋参与对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衡量，是对农产品比较优势理论在内容上的充实和完善。
第三，农产品虚拟水要素体现了国际贸易研究中生产技术和资源禀赋的结合。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国贸易理论均以生产技术或分工为国际贸易的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则以资源禀赋为国际贸易的基础。而农产品虚拟水生产要素，一方面取决于农产品的产量，一方面取决于地理条件，前者主要反映了生产技术，后者主要反映了资源禀赋。因此在虚拟水要素中既体现了生产技术的特征，又体现了资源禀赋的特征，为国际贸易基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特例。
对农产品虚拟水要素的比较优势分析的现实作用主要体现在农产品贸易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1.农产品虚拟水贸易促进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尽管价格和技术是提高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工具，而且在流域尺度上水资源按照效益最大化重新配置也可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但是，国家间的虚拟水贸易仍然是提高全球水资源使用效率的有效工具。根据基于虚拟水要素的农产品比较优势的理论，水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应生产世界上需求的水密集型产品。在这些地区，水资源比较廉价，而且水资源使用的负外部性比较小，单位产品的生产所需的水量一般也较少。从水的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向水的生产效率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的虚拟水出口，意味着全球实体水的储备和节约。
2.农产品虚拟水贸易是保障水资源安全的有效工具
水资源贫乏的国家进口虚拟水要素密集型的农产品可以减轻对本国水资源的压力，因此虚拟水是一种替代水源，这种额外水源可以成为保障区域水资源安全的工具。当世界或地区粮食价格低于缺水地区自身的生产成本的时候，虚拟水战略的优势就更加明显。
富水地区和缺水地区之间实体水贸易由于运输距离遥远、成本高昂，通常十分困难。因此，农产品的虚拟水贸易引起了缺水国家和地区政府及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日益重视，并开始在水资源战略管理中应用。农产品的虚拟水贸易非常适合作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一项现实的战略措施，即通过贸易的形式保障缺水地区水资源和粮食的安全。
另外，对那些参与虚拟水贸易的国家或地区来说，还能增强这些国家和地区粮食安全的相互依赖性，减轻国家或地区之间因为水或粮食问题所引起的直接冲突，创造新的持久的合作关系。
3.农产品虚拟水要素提供了水资源迁移、储存和利用的新手段
农产品中蕴含的虚拟水生产要素实际是以虚拟的形式储存水资源，如可以通过将水储存在粮食中，通过调配粮食来解决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分配不平衡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如旱灾缺水引起粮食减产）。调配虚拟水相对调配实体水而言, 无论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角度来看都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此外，对原本不能形成径流的土壤水资源（土壤水库），可以通过虚拟水的形式将其储集于依靠土壤水生产的产品中进行调配、转化和迁移。
4.农产品的虚拟水要素促进了水资源管理观念的更新和人们节水意识的强化
水资源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在水资源短缺情况下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农产品的虚拟水贸易创造了一种新的水资源管理方式，丰富的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思路。虚拟水要素将水资源管理问题从对水资源的生产领域管理引向了对水资源消费领域的管理, 以水—粮食—贸易为主线的虚拟水贸易通过粮食贸易将水资源管理问题拓展到社会经济系统中，这显然增加了水资源管理的决策空间，必将引起水资源管理的观念更新。
虚拟水要素引入衡量农产品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体系中以后，各国的农产品贸易势必会在贸易决策中考虑到水资源的因素。因而水资源的价格将在参与贸易的农产品中得到体现，水资源机会成本高的农产品价格势必较高。在引入价格机制以后，浪费水资源的机会成本将提高，这会刺激人们节约用水。同时不同产品的虚拟水含量不同，知道产品的虚拟水含量可以使人们意识到生产各种产品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也就会认识到消费产品对水资源系统的影响，进而促使人们更谨慎地利用水资源。
三.对我国开展虚拟水农产品贸易的政策建议
1.配合虚拟水及相关理论研究增大科研支持力度
虚拟水与虚拟水贸易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对我国学界来讲还是一个新课题。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上，我国学者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首先需要科学地定量评价农产品中的虚拟水含量，对有关计算方法予以修正、完善, 使农产品虚拟水的量化更符合区域生产实际；其次需要收集和整理有关数据，计算不同区域和不同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建立按地区和农产品分类的时间序列虚拟水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需要探索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和虚拟水战略的诸多现实问题。
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关注力度和投入程度，建立虚拟水相关数据的收集机制，并进一步鼓励和支持虚拟水理论与方法的科学研究。
2.按照虚拟水要素比较优势开展农产品对外贸易
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数额巨大，1995～1999年我国进出口的粮食占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的10％，净进口的虚拟水达174亿m，相当于减轻了174亿m 的水资源压力。我国可以运用自身资源优势，大量生产和出口耗水较少、耗劳动力较多、产量和产值较高的农产品，比如玉米、棉花、苹果、梨等。我国稻米单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我国的优势粮食产品，可加大出口量。而耗水密集的农产品，如豆类和小麦，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可以适当多进口这类产品。当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低于国内价格时，我国也可以考虑进口一部分粮食，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3.考虑虚拟水要素经济价值安排农业生产与分工
在面临水资源问题的状况下，我国在国家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中，应把水和土地、劳力、资本同时考虑。
考虑水资源的机会成本，能够提高我国安排农业生产与分工的科学性，增加我国农产品的经济价值，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经济增长。例如，当我们把农产品的价格和虚拟水含量一起考虑，即计算各种主要农产品的水分生产率，就会发现，我们应该大力生产牛奶、鸡、猪肉等畜产品，苹果、梨、柑橘、橙子等水果，以及棉花、水稻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因为这些产品的水分生产率，即单位耗水量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在国际市场上有明显的经济优势。另外，这些农产品相对于其它农产品大量利用天然雨水，消耗较少的灌溉用水。
4.遵循区域虚拟水实际状况发展地区虚拟水贸易
我国幅员辽阔，国内各地地理条件和农产品生产技术差异较大，各地农产品的虚拟水要素比较优势也存在较大差异，有条件发展地区间虚拟水贸易。
例如，我国北方地区（东北、西北和华北）人均0.14hm 耕地，但是人均水资源只有790m，而南方地区（东南、华南和西南）人均耕地只有0.08hm，人均水资源3300m，北方地区在满足经济发展、城市化和环境保护的前提下，供应足够的水资源用于大面积的耕地灌溉是非常困难的，由此而實施了“南水北调”工程。南水北调的单方水的成本较大，如果从南方调1m 的水的成本超过1元人民币，则生产小麦或玉米的成本将远远高于市场行情，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难以接受。因此，用南水北调的水来发展北方地区的粮食，操作的经济成本较大。而在国内各地通过生产具有虚拟水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进行虚拟水贸易，则成本可大大降低，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作者：熊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