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跨境电商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政策红利之下，我国的跨境电商行业从之前的非理性繁荣逐渐呈现出理性、规范的一面。《中国经济信息》综合报道有数据显示，目前机电、电子类产品已占据了中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以Ebay公司为例，今年上半年，通过该平台走出国门的产品中，无人机、3D打印、智能穿戴设备等正成为机电、电子类产品的爆款销售增长点。
第一篇：跨境电商论文范文
重视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福建加强跨境电商人才培养
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的形成对高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需要紧密结合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实际运作情况，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创新，提高人才培养工作的综合效果。在研究中，从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入手，结合新时期福建高校的实际情况，对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进行了分析，旨在能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学校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能适应新时代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发展要求。
在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全球贸易活动交流愈加频繁的社会浪潮下，福建省在发展外贸经济的过程中，全面加强对跨境电商的重视，并且建设了多个自由贸易区，有意识地推动省内外贸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作为发展动力，将电商作为主要的发展特色，探索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的形成，提高贸易活动的综合发展效能。在此情况下，福建省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中，需要结合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的形成，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创新，使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能与人才的需求实现有效的对接，为跨境电商贸易经济发展服务，从而全面加快福建省跨境电商贸易的综合发展进程。
一、福建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的发展
受到互联网+时代经济发展浪潮的影响，福建省在经济建设中表现出对电子商务的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建设了自由贸易区，在贸易活动中能实现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有机融合，探索“互联网+传统制造业”的全新发展模式，极大带动了传统企业的转型发展，有效推动了外贸企业的转型升级。在此情况下，电商经济获得了良好的发展，以电子商务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经济加快全球化建设步伐，带来了巨大的创业浪潮，也对跨境电商人才表现出较强的需求。从2018年开始，福建省厦门、福州、漳州、莆田、泉州、龙岩六个城市分别构建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福建省商务厅也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工作部署，按照省电子商务联席会议机制，加强与各部门的联系，共同推动跨境电商实现协调创新发展。根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福建省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就达到了25.53亿元，同比增长89.21%，2020年传统外贸出口出现大幅度回落的情
况，但是跨境电商却呈现出逆势增长态势，仅仅在1-5月份跨境电商1210保税、9610零售进出口就已经超过了33.68亿元，同比增长近4.9倍，全部实现净增长，这为福建省发展外贸经济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甚至可以说福建省跨境电商作为对外贸易的新业态，已经成为促进福建省外经贸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受此影响，随着跨境电商呈现出快速爆发式发展，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极大的跨境电商人才缺口，人才缺口达到80%以上，如何培养高素质的跨境电商人才，成为引领行业发展和推动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建设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对跨境电商人才素质的要求
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的出现对福建省高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只有在学校教育中能对人才素质要求进行明确，正确定位跨境电商人才培養的主要方向，才能真正引领学校教育的创新发展，使学校整体教育教学工作实现创新发展的目标，争取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体结合CompetencyModel(能力素质模型)对福建省发展跨境电商过程中人才素质要求进行分析，发现福建省发展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的过程中对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如下：
(一)核心能力
跨境电商人才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与跨境电商贸易活动存在紧密的联系，一般涉及到客户导向能力、精诚合作能力、创新发展能力、积极进取能力等，也与人才的个人品质存在一定的关系，要求人才能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和正直诚信的价值理念，可以在跨境电商贸易岗位上实现个人价值，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通用能力
跨境电商贸易领域人才应该具备的通用能力具体指跨境电商相关岗位工作人才都应该具备的相关能力，基本上从口才能力、审美能力、创意思维、逻辑思维等角度得到体现。对福建省发展跨境电商贸易过程中对人才通用能力的要求进行分析，发现一般要求人才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通用能力：具备良好的口才，能按照不同的语言环境参与到沟通交际中，可以结合交际对象的需求使用网络、电话等载体借助文字、图片和语言等不同的方式与对方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人才应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意思维能力，能对跨境电商领域相关事物提出自己个性化的看法和意见，能结合跨境电商相关工作要素对信息进行提炼和筛选，从而有效开展各项工作，提高工作效果，应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态度，能严谨、认真地完成各项工作，秉承爱岗敬业的价值观主动对工作岗位服务工作进行创新，具备较强的创业精神和市场开拓能力，能高质量地完成跨境电商相关岗位工作具体任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通用能力中要求跨境电商人才具备政策敏感度，能结合福建省不同地区优势产业以及政府扶持政策的变化对工作进行调整，确保跨境电商贸易活动中能发挥不同区域的优势，提高发展效能。
(三)专业能力
跨境电商贸易的发展对人才专业能力的培养也提出了新要求，认为跨境电商贸易从业者要想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较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个人外贸素质、电子商务技能、营销能力、电商运营能力、物流处理能力和订单处理能力。具体可以细化为以下方面的内容：
其一，跨境电商贸易专业知识。即要求人才能掌握国际电子商务环境分析能力，可以对各国电子商务政策法规相关知识作出初步的判断，能了解电子商务平台的基本运作原理，可以对平台的运作规则进行系统的判断。能熟练应用电子商务相关的外语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电子商务网络营销和推广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在实际参与电子商务工作的过程中对跨境电商运营流程进行分析，整合数据资源，提出个性化的看法。
其二，跨境电商专业技能。即跨境电商贸易发展过程中，要求人才能熟练掌握各大电商平台的操作要点和操作技巧，能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可以熟练掌握跨境电商英语沟通和交流能力，能基于不同跨境电商服务领域使用英语完成本职工作;同时要求人才掌握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策划和推广方面的工作能力，能结合电商贸易工作的具体需求做好营销策划和产品推广工作。此外还要求人才具备跨境电商贸易活动中的清关和通关能力，熟练掌握国际物流操作技巧和订单处理技巧，能简单支持网站的运维等。
在发展跨境电商贸易活动的过程中，只有人才具备这些方面的专业能力和核心素养，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要求高质量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真正支持跨境电商的发展，促进中国特色跨境电商服务和管理体系的构建，确保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能促进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三、新时期福建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措施
新时期福建省在全面推动跨境电商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提高跨境电商人才供给效果，在福建省高校开展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的过程中，就要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全面的改革创新，构建新的人才培养工作体系，彰显全新培养模式的价值，促进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全面优化开展。下面就针对福建省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措施进行细化的探究：
(一)开发多种人才培养模式，突出人才培养针对性
福建省在全面促进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优化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能提高人才培养工作的整体质量，促进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能与福建省人才需求实现有效对接，在实际工作中就要结合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的发展，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进行分析，在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支撑下，保障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实现优化创新开展的目标。一般来说，结合福建省跨境电商贸易活动的基本情况，新时期可以重点对以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建设和开发：
1.校企共建模式
按照福建省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发展背景下对跨境电商人才能力素质模型的要求，福建省高校在开展人才培养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引入校企深度合作的办学模式，开发校企深度共建体系，引入校外师资力量和学校教育资源共同搭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确保能对跨境电商专业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实施合理化的培养。同时，要紧密围绕跨境电商岗位工作的现实需求，将学生核心能力和通用能力的培养作为基础，发挥专业知识和技能本位的引领作用，重点对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互联网思维、创新创业精神等加以培养，使所培养的跨境电商贸易人才能适应福建省跨境电商贸易活动的需求，可以有效助力福建省跨境电商贸易活动实现蓬勃发展的目标。
2.专业群共建模式
目前福建省在推进高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将专业群建设作为切入点构建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助力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的全面创新，使所培养的人才能适应福建省跨境电商经济建设的现实需求，能为新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
例如福建省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在开展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的过程中，就对专业群共建模式作出了相应的探索，其联合国际商务、电子商务、市场营销、国际经贸、物流管理、商务英语等相关专业，对专业进行统筹安排和相互融合，发挥不同专业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优势，形成专业群人才培养优势互补的效应，构建了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工作的良性生态圈，在专业群构建的基础上不断对跨境电商课程教学体系进行完善，有效促进产学研基地的全面开发，在校企创新合作的基础上为学生搭建良好的学习平台，有意识的对福建省学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进行全面创新，从而
提高人才培养工作的综合效果，确保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能为福建省跨境电商贸易发展助力，带动跨境电商贸易的蓬勃发展，从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基于跨境电商贸易的发展帮助福建省在开发电子商务贸易活动的过程中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实践实训基地建设模式
福建省在对人才培养工作进行全面创新的过程中，应该认识到跨境电商经济贸易活动的发展对人才实践能力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在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的过程中，福建省高校要在企业的支持下，有意识地探索实践实训基地教育模式的建设和开发，对校内现有跨境电商贸易人才培養工作的资源进行系统的开发，有意识地构建跨境电商综合实训活动中心，确保能按照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需求，对实训课程和实践实训活动的组织实施进行设计和规划，确保可以对学生的理论、实践融合能力实施相应的培养。与此同时，福建省高校可以将跨境电商的培养作为基本的导向，促进校外实践基地的构建，在企业的支持和配合下为学生提供参与实习实训的场所，对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和岗位工作经验加以培养，从而提高学校育人效果，保障所培养的跨境电商人才毕业后能为跨境电商企业服务，促进跨境电商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
(二)创新学校教育体系，促进人才培养模式贯彻落实
福建省高校在推进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优化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有意识地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开发和构建，并且为了保障人才培养工作的综合发展成效，还要注意从人才培养模式深入贯彻落实的角度对学校教育体系进行创新，借助多方面的改革为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贯彻落实创造良好的条件，切实提高高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实现高质量、科学化发展的目标，能支持福建省跨境电商贸易活动的系统建设和发展。
1.多学科联合办学，多方向培养跨境电商人才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中，学校应该充分认识到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是较为复杂的对外贸易过程，其中会涉及到不同的环节，如物流环节、营销环节、电子支付环节、网络技术环节和订单处理环节等，需要不同类型的电子商务人才支撑各环节工作的开展。因此在福建省高校对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的基础上，为了能显著增强人才培养工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实现人才培养工作与社会需求的高效化对接，可以考虑分不同专业对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进行设置和规划，确定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方向，并有意识地引入联合办学机制，在多方力量的支持下全面提升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的综合效果。
如可以重点针对跨境电商市场营销专业人才进行培养，促进跨境电商相关专业与市场营销相关专业办学工作的有机联合，在多专业教学体系整合和创新的基础上，对人才的跨境电商营销能力进行培养，确保能为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的科学系统推进搭建良好的空间，循序渐进地提高人才培养工作的综合效果，确保能对新时代福建省跨境电商贸易活动的发展和经济活动的组织规划提供有效的支撑，加快人才培养工作改革发展的总体进程。
2.培养双师型队伍，形成高素质师资保障
在对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进行改革创新的过程中，高素质教师队伍的构建对各项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只有具备高素质的双师型队伍，能基于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的现实需求开展各项管理工作，才能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指导。
例如福建省高校在推进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尝试与企业构建课程与项目开发的专业体系，促进学校教育资源与企业实践资源的整合，一方面对学校教师实施企业跨境电商岗位实践方面的教育培训，提高教师对实践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能力，确保他们可以高质量地开展各项教学工作，将跨境电商岗位实践经验与行业最新技术研究成果向学生分享，辅助学生对跨境电商专业知识和技能进行学习;另一方面可以形成企业师傅兼职教师队伍，邀请企业师傅对学生实施专业实践教育，重点分享跨境电商实践经验和岗位工作技巧，辅助学生从多角度理解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在教师的指导和辅助下对跨境电商实践知识进行系统的探究，从而提高人才培养效果，使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的作用得到充分系统发挥。
结语
综上所述，近几年随着电子商务经济活动的蓬勃发展以及我国对外交流的逐渐频繁，跨境电商贸易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前景，获得了蓬勃发展，成为当前我国跨境贸易领域影响力较为明显的新贸易业态。在此情况下，新时期为了促进我国跨境电商实现更好的发展，在发展实践中创造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还应该结合福建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改革创新，从而提高人才培养工作的综合效果，使学校人才培养能满足跨境电商贸易发展的现实诉求，有效促进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全面提升的目标。
作者：李小航
第二篇：中国跨境电商迎来拐点
在政策红利之下，我国的跨境电商行业从之前的非理性繁荣逐渐呈现出理性、规范的一面。
《中国经济信息》综合报道
有数据显示，目前机电、电子类产品已占据了中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以Ebay公司为例，今年上半年，通过该平台走出国门的产品中，无人机、3D打印、智能穿戴设备等正成为机电、电子类产品的爆款销售增长点。
四海商舟创始人周宁曾指出，目前，跨境电商外贸渐从消费品拓展到工业品、从欧美市场拓展到东南亚、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整个行业市场从之前的非理性繁荣逐渐呈现出理性、规范的一面。
外贸品类逐渐扩大
跨境电商进出口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增长点。根据商务部今年8月中旬公布的统计数据，2017年上半年，全国13个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上半年进出口规模超1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一倍以上。
“从具体层面而言，跨境电商外贸逐渐从消费品走向工业品、从传统发达国家市场走向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且这两种新趋势的拓展是互为依存的。”周宁强调，发达国家的基础建设等都已经进入一个常态了，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则更大，以前对发达国家中国产品仅仅是价格优势，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则具有品牌、技术上的优势。
伴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机等原先用于工业领域的新兴科技步逐渐向商用和民用领域渗透，消费市场应用场景的多样化也随之加快了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从而带动着整个新兴科技电子品类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对这一品类有着高接受度、高替换率消费特征的90后和00后日渐成为消费的主力。
以“数字原生代”为个性标签的年轻消费人群，更倾向于通过电商平台等互联网渠道进行商品的搜索、比价和购买，这也极大地促进了电商平台上新兴科技产品的销售。在这一背景下，不少专注于电子品类的中国卖家凭借着自身的创新研发、雄厚的制造基础，以及对电子消费市场的长期洞察，日渐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宁波新东方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秋城指出，近年来，跨境电商外贸品类确实在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小产品、轻工产品拓展到现在的工业品、高科技含量产品，甚至是定制、个性化的产品。
换句话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角色，已经从一个供应欧美发达国家廉价消费品的生产国，逐渐变为向第三世界供应高附加值工业品的制造大国。
朱秋城认为，这种趋势主要是得益于海外仓建设以及目的国本土化贸易进程的推进，“像我们公司在美国就有自己的海外仓，同时收购了一家美国公司，有了在美国本土落地的团队和海外仓之后，零售出口就可以不仅仅局限在某个品类”。
然而，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兴电子品类市场，如何从中找准产品竞争的新風口，是中国卖家继续开拓市场、保持领先优势的重要任务之一。
以内容型电商为驱动
随着中国外贸出口结构的转变，其营销渠道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2017年被称为是电商内容营销的元年，以阿里、京东为首，电商已经全面进入内容化时代。整个手机淘宝60%—70%内容化，主推有好货、必买清单、爱逛街这些内容流量入口。京东App的发现频道也开设了精选、直播、视频购等内容栏目。随着流量入口越来越碎片化，电商平台的自然流量减少，流量成本越来越高，各大电商逐渐向内容化靠拢，用优质的内容来引流，争夺消费者在线上的时间和注意力。
据小笨鸟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运营经理刘贝贝介绍，靠资金换取流量的红利期已成为过往，现在资金与流量的配比基本上是1：1，“你投入推广1块钱，换回的流量也基本上是1块钱，已经无法再通过流量引入来进行盈利了”。
自今年以来，朱秋城身边就不断有朋友向他抱怨，外贸电商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举个例子，去年有国际电商巨头投入了几十万做市场推广，但是效果差强人意，“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传统的优势资源已经丧失殆尽，获取流量的成本越来越贵”。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如何重新调整跨境电商外贸的发展模式成为每一个从业人员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朱秋城认为，现阶段的调整可以参考国内互联网营销的发展路径，通过Facebook、领英等社群聚集大批粉丝，以新内容、新知识营销作为后期发展的主流渠道。
新的外贸发展增长点
目前，我国已经进到了消费升级的档口，跨境电商领域的发展十分迅猛。总体来看，我国跨境电商行业交易额将会继续保持增长。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近日的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初步统计，上半年，13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规模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一倍以上。跨境电商进出口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
从内部来看，政策效应对进出口影响较大，“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贸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随着政策的推进，中国制造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消费需求将凸显。许多中国企业，如聚贸跨境电商早早就开始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与各个国家、机构、企业陆续展开合作。
据悉，跨境电商是进出口数据提升的重要推手。来自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跨境电商2009至2016年成交总额复合增长率高达32%，渗透率快速提升至26%。在进出口中，跨境电商发挥了增加外贸业务量、重塑产业价值链、提升品牌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可以看出，外贸新业态的发展对推动我国外贸继续回稳向好，培育我国外贸新的增长点，特别是推进外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高峰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不断完善与外贸新业态发展相适应的政策体系，营造更加有利于外贸新业态的发展环境。
如今，跨境电商已成为重要的外贸模式，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生命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经贸一体化的深度融合，跨境电商将成为重要的外贸增长点，为外贸升级转型提供内在动力。
特别是今年，政策再次给跨境电商送来了一颗定心丸。9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深入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措施，要求新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并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期政策再延长一年至2018年底。
国家出台跨境电商政策，一方面是为了让跨境电商更健康有序地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一般贸易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今年1月至7月，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了1倍以上，远高于全国外贸增速。高峰表示，保持政策环境的连续稳定，有利于更好地总结跨境电商行业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完善相关制度。因而，此次过渡期再延长一年，对跨境电商行业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
得益于“跨境电商的保税模式”政策红利，中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行业发展迅猛。自去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新政宣布之后，很多跨境电商企业退出或转行。过渡期政策再次延长给企业调整留出了更多时间，业内人士预计跨境进口电商行业会迎来新一轮整合与洗牌。
第三篇：“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研究
[摘 要]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运作对于推动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进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的博弈收益矩阵，并研究发现：跨境物流的通关能力与跨境电商监督概率呈负相关，跨境电商的监督成本与跨境物流积极合作的概率呈负相关，消费者对跨境电商的处罚额度与跨境物流积极合作的概率呈正相关。为了推动跨境电商物流协同，建议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建设，关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的主要环节，加强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构建多维立体的监管机制。
[关键词]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协同;“一带一路”倡议
一、引 言
在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推广下，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近两年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构成。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跨境电子商务商业交易各环节的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这些技术的进步与逐渐普及应用也在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同时影响着与之相关的跨境商品供应链、生产链、支付链、流通链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及应用推动了跨境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正主导着新一代数字贸易体系的演化形成，并推动着与之配套的全球采购体系、生产体系、支付体系和物流体系的转型发展[1]。从另一个视角看，跨境电子商务商业逻辑类似于“互联网+外贸”，对传统国际贸易交易模式产生巨大影响，也驱动“传统产业+互联网”重构了制造业生产关系。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既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又能推动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跨境电子商务的贸易新业态与制造产业深度融合。跨境电子商务在驱动贸易产业全球化的同时，也影响到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链的各主要环节，如商品制造业与消费产业、关联的支付产业与物流产业。在跨境电子商务飞速发展背景下，跨境物流短板日趋凸显，制约着跨境电商效率与发展[2]。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在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是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条中两个重要环节。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下，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条需要协同运作。为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升级，需要关注中国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的融合，实现产业功能的优势互补与彼此延伸。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中，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是两个重要的参与主体，同时存在竞争与合作关系。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之初，其关注度集中在商品选择与销售层面。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吸引了更多消费者、竞争者进入，跨境电子商务在市场竞争与消费者成熟等因素作用下，逐渐认识到跨境物流对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至关重要。消费者在关心商品、价格等因素的同时，更注重物流环节。这一现象倒逼着跨境电子商务与跨境物流尽快破解产业的界限，实现在产品、服务、技术与运作等方面的协同运作与融合发展[2]。在两极结构合作模型的物流服务供应链的传统经典模型基础上，加入跨境电子商务特有的通关因素，使用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模型分析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的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问题。
二、文献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27日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搭建更多贸易促进平台，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境电子商务是一种逐渐增强中国世界贸易地位的新动能。GomezHerrera等(2014)通过在线消费者调查小组的数据分析，发现物流因素会影响欧洲跨境电子商务成本构成[3]; Giuffrida等(2017)通过文献梳理，提出跨境物流是解决跨境电子商务效率的重要因素[4]。国内有一些学者提出物流是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5-7]。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一种共识，即跨境物流制约跨境电商发展。如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需关注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问题。在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方面，国内学者进行了一些研究：钱慧敏和何江(2017)通过构建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的扎根理论模型，对影响两者协同的因素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因素有协同环境、协同机制、协同关系、协同能力、协同意愿、个体特征、协同预期等[8];张夏恒与郭海玲(2016)从生态系统视角切入，基于物种、环境、供应链、地理空间等探究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之间的协同机制，提出跨境电商发展快于跨境物流，跨境物流尚未匹配跨境电商发展，并反向制约了跨境电商的发展[9];曹允春和王曼曼(2017)通过分析产业链视角下跨境电子商务与物流业发展的现状，指出跨境电子商务与物流业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以及二者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10];张夏恒和张荣刚(2018)以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为视角，提出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子系统序参量指标体系，构建了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评价模型，并对2013—2016年中国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系统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子系统有序度持续增长，但跨境物流子系统有序度低于跨境电商子系统有序度，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复合系统处于协同状态，并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11]。现有的研究多从定性层面分析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的影响因素，或构建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的协同模型，较少定量分析二者的协同问题。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是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的两个主要参与主体，二者既存在競争又存在合作，适用于博弈论分析方法。此外，对于中国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产业而言，产业协同会影响企业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产业间的界限也愈发模糊。通过跨产业的协同，既利于破解产业间的壁垒，还利于促进产业的效率提升，塑造产业竞争优势。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境电子商务运作机理
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凭借其自身优势特征，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发展中作用越来越重要。“一带一路”倡议使得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国家更加紧密，也实现了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条中的资源共享与优化配置。通过一个简化的模型，分析跨境电子商务运行模式，假定甲国生产或供给产品，乙国销售产品，丙国购买或消费产品，如图1所示。生产要素与商品供应需要物流运输来实现，生产要素的购买、商品的制造与销售都会产生资金流动，还会产生商品流、信息流与物流。除此之外，当出现生产要素或商品的退换货时，那么又会产生退换货物流或逆向物流。在跨境电子商务模式下，跨境电商活动与跨境物流活动都无法脱离互联网与信息技术，资金流与信息流也是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主要载体的。跨境物流不仅通过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实现物流信息的流通与转化，订单信息的处理与追踪，还需要借助于线下的输出国物流、输出国海关与商检、国际运输、输入国海关与商检、输入国物流运输与商品配送等活动，其跨境物流链条更长、涉及环节更多、活动更复杂。这些活动也是信息流活动的目的与资金流活动的载体。为了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的完成，这就需要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这两个主要环节的协同运行与互融互推。通过二者的协同融合发展，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转换、利益获取与综合运营能力的提升。
四、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评价
(一)研究假设
跨境电子商务中的跨境物流要复杂于国内电商物流，整个物流链条贯穿了输出国物流、国际运输、输入国物流与配送，还涉及输出国及输入国的海关与商检等环节。跨境电子商务活动存在信息不对称，跨境电商通过物流任务的完成情况来判定跨境物流的工作投入程度，并据此来判定跨境电商所掌握的物流服务信息，但无法较为完整或全面的掌握跨境物流的具体运作流程或内容。在跨境电子商务中信息不对称程度与跨境电子商务整体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即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度越高，则跨境电子商务整体绩效则越高。在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因为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对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环节进行协同调试尤为重要。
假设在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存在一家跨境电商与一家跨境物流，即跨境电商A与跨境物流企业B。跨境电商A处于主导地位，跨境物流企业B为跨境电商A提供所需的物流服务。跨境电商A向跨境物流企业B支付其所获服务而支付的费用，该费用对于跨境电商A是成本，对于跨境物流企业B是收益。跨境电商A支付给跨境物流企业B的费用主要有两部分构成，即固定费用+绩效费用，其中固定费用使用W表示，绩效费用使用R[Π(π)-W]表示，Π(π)代表跨境电子商务获得整体物流活动的总收益，是跨境物流企业B工作业绩的函数，R是其收益的提取系数，跨境电商A因跨境物流活动带来的增值收益表示为：。
在跨境电子商务涉及的物流活动中，跨境电商A面临两種选择，即监督与不监督;跨境物流企业B也面临两种行为，即按照预先约定选择合作或进行欺骗。若跨境电商A通过第三方调研与监控、合同履约情况核查等相应的措施对跨境物流企业B进行监督，那么便会因为监督行为而承担一些额外的监督成本，如第三方费用、核查费用、沟通费用及可能的机会成本等，用C来表示。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商品流通会涉及进出口国家的通关活动，通关是完成跨境物流服务的关键环节，也是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活动协调适应的重点所在。目前，中国在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会遇到许多障碍，如通关速度较慢、效率不高，甚至会出现通关周期久、通关费用高等。这些障碍不仅导致跨境物流服务质量的降低，不利于跨境物流绩效实现，也影响到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并连带影响到跨境电商绩效实现。假设跨境物流企业B的通关能力系数为SymbolxA@，影响跨境物流通关能力的因素较多，主要有跨境物流在通关时的管理能力、沟通能力，以及配套的运输、仓储、信息设施等。假如跨境物流企业B按约定积极合作，会对跨境物流服务带来价值增值效应，用I1来表示;当跨境物流不按约定进行，反而选择欺骗时，会对跨境物流服务带来价值减值效应，用I2来表示。对于跨境电商A，在跨境物流选择积极合作时假定获得服务增值为SymbolxA@I1;在跨境物流企业B选择欺骗时，跨境电商A获得的物流服务减值为SymbolxA@I2。模型假设跨境电子商务活动涉及的物流服务的增值与减值仍参照双方的分配比例R与1-R。
作为跨境物流服务的参与者、使用者与体验者，消费者对跨境物流服务的满意度评价至关重要，是影响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生存、发展与收益的关键指标。基于以上研究假设和收益模型，将消费者对跨境物流服务的收益影响程度引入模型。消费者以其感知的跨境物流服务体验为依据，评价跨境电商A。与消费者在接受跨境物流服务前对服务预期相比，若消费者对所获得的跨境物流服务感知低于消费者预期，便处罚跨境电商A，处罚额度为T。基于此，跨境电商A既要考虑对跨境物流企业B施加监督，也要考量消费者对跨境电商A的处罚情况。
本文涉及的符号及其含义主要有：A代表跨境电商，B代表跨境物流企业，I1代表价值增值，I2代表价值减值，SymbolxA@代表通关系数，R代表分配比例，T代表处罚额度，π1代表跨境电商合作时的跨境物流企业努力程度，π2代表跨境电商欺骗时的跨境物流企业努力程度，μ代表跨境物流企业所获私利，λ代表A发现B欺骗行为的概率，δ代表A对B的处罚，C代表监督成本，X代表通关时A对B进行监督的概率，Y代表B积极合作的概率。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1.考虑监督因素的收益模型
在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当跨境物流企业B在通关环节积极合作时，跨境物流付出的努力程度将影响其收益，使用π1表示跨境物流企业B的努力程度，则跨境电子商务活动所获得的物流整体收益表示为Π(π1)。在此条件下，跨境物流企业B所获收益则为：W+R[Π(π1)-W+
SymbolxA@
I1]=W(1-R)+R[Π(π1)+
SymbolxA@
I1]。
将监督因素纳入收益模型中，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产生活动协作时，若跨境电商A选择对跨境物流企业B进行监督，此时跨境电商A所获收益则为：(1-R)[Π(π1)-W+
SymbolxA@
I1]-C;若跨境电商A对跨境物流企业B不进行监督，此时跨境电商A所获收益则为：
(1-R)[Π(π1)-W+
SymbolxA@
I1]。
2.考虑欺骗与处罚因素的收益模型
在跨境电子商务活动的通关环节，若跨境物流企业B选择欺骗，其付出的努力程度定义为π2，则跨境电子商务活动所获得的物流整体收益表示为Π(π2)，此时，跨境物流企业B将因其欺骗而获得一部分私利，用μ表示。
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的消费体验会受到跨境物流服务质量的影响，尤其当跨境物流为获得私利在通关环节选择欺骗行为，势必会影响到跨境物流服务质量，从而消费者据此处罚跨境电商A，其处罚额度为T。当跨境物流企业B不选择积极合作时，若跨境电商A不监管跨境物流企业B，则跨境电商A将因跨境物流企业B的消极合作而受到消费者的处罚，即T;与此同时，跨境物流企业B因为跨境电商A的忽视监管而因其利己主义行为继续消极合作，由此将获得额外的私利，即μ。在此条件下，跨境电商A所获收益为：(1-R)[Π(π2)-W-
SymbolxA@
I2]-T，跨境物流企业B所获收益为：W+R[Π(π2)-W-
SymbolxA@
I2]+μ。
假如跨境电商A在跨境物流企业B消极合作时选择监督，因其监督行为的发生跨境电商A发现跨境物流企业B欺骗行为的概率为λ，跨境电商A将对跨境物流企业B施以处罚，即δ。假如跨境电商A对跨境物流企业B进行监督，但没有发现跨境物流企业B欺骗的概率为1-λ，跨境电商A则受到消费者的处罚，即(1-λ)T。在此条件下，跨境电商A获得收益为：[BF](1-R)[Π(π2)-W-
SymbolxA@
I2]-[BFQ]
C+λδ-(1-λ)T，跨境物流企业B所获收益为：W+R[Π(π2)-W-
SymbolxA@
I2]+ μ-λδ。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的博弈收益矩阵，如图2所示。其中，在每一个象限中，第一行代表跨境物流企业B获得的收益，第二行代表跨境电商A获得的收益。
[HT7"]
[]跨境电商A
[BHDWG1*2，WK4，WK23。2W][]监督[]不监督
[BHDWG8，WK2，WK2，WKW][GP]跨境物流企業B[][ZB(][BHDWG4，WK2W][GP]积极合作
[BH][GP]欺骗[ZB)W][]
[ZB(][BHDG4，K23。2]
W(1-R)+R[Π(π1)+ζI1]
(1-R)[Π(π1)-W+ζI1]-C[]W(1-R)+R[Π(π1)+ζI1]
(1-R)[Π(π1)-W+ζI1]
[BH]
W+R[Π(π2)-W-ζI2]+μ-λδ
(1-R)[Π(π2)-W-ζI2]-C+λδ-(1-λ)T[]
W+R[Π(π2)-W-ζI2]+μ
(1-R)[Π(π2)-W+ζI2]-T[ZB)]
[BHDWG1*2，WKW]
图题
[HT7"]
图2 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的博弈收益矩阵
[BG)W][HJ]
[HJ1.2mm]
[FL(K2]3.博弈收益矩阵的纳什均衡解
跨境电商A对跨境物流企业B在通关环节进行监督的概率是X，选择不监督的概率是1-X;跨境物流企业B积极合作的概率是Y，那么采取欺骗的概率是1-Y。跨境电商A的收益函数如下：
UA(X，Y)=X{Y[(1-R)(Π(π1)-W-
SymbolxA@
I1)-C]+(1-Y)[(1-R)(Π(π2)-W-
SymbolxA@
I2)-C+λδ-(1-P)T]}+(1-X){Y[(1-R)×(Π(π1)-W+
SymbolxA@
I1)]+(1-Y)[(1-R)× (Π(π2)-W-
SymbolxA@
I2-T)]} [JY](1)
通过对公式(1)的X求偏导，则：
[JP6]UA(X，Y)/ X=-C+(1-Y)λ(δ+T)[JY](2)
令公式(2)=0，求解Y，可得：
Y=1-C/λ(δ+T)
在上述条件下，可以获得跨境物流企业B的收益函数，即：
UB(X，Y)=Y{X[W(1-R)+R(Π(π1)+
SymbolxA@
I1)]+(1-X)[W(1-R)+R(Π(π1)+
SymbolxA@
I1)]}+(1-Y){X[W+R(Π(π2)-
W-
SymbolxA@
I2)+μ-λδ]+(1-X)[W+R(Π(π2)-
W-
SymbolxA@
I2)+μ]}[JY](3)
对公式(3)的Y求偏导，则：
UB(X，Y)/ Y=R[Π(π1)-Π(π2)+
SymbolxA@
I1+
SymbolxA@
I2]-μ+λδ[JY](4)
令公式(4)=0，求解X，可得：
X={μ+ R[Π(π1)-Π(π2)]}/λδ-R(
SymbolxA@
I1+
SymbolxA@
I2)/λδ
由此，可得纳什均衡解，即：
[JP4](X′，Y′)={μ+R[Π(π1)-
Π(π2)]}/
λδ-R(
SymbolxA@
I1+
SymbolxA@
I2)/λδ，1-C/λ(δ+T)
(三)结果分析
通过对所构建模型的分析，提出促进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的建议与措施，具体如下：
(1)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跨境电商A对跨境物流企业B进行监督的概率X与跨境物流企业B的通关能力系数
SymbolxA@
呈负相关关系，即跨境物流的通关能力系数越大，则跨境电商对跨境物流进行监管的概率越小。这说明，跨境电商为了提高跨境电子商务活动的通关效率，应与那些通关能力较强的跨境物流合作。跨境电商A对跨境物流企业B进行监督的概率还与通关环节的物流服务增值
SymbolxA@
I1及物流服务减值
SymbolxA@
I2呈负相关关系。所以，跨境电商还应关注物流服务的增值与减值效应的变化趋势，并据此选择最佳的监督水平。
(2)跨境电商A对跨境物流企业B的监督成本C与跨境物流企业B积极合作的概率Y呈负相关关系。这主要因为跨境物流企业B若知道跨境电商A对其监督所付出的成本C越大，则跨境电商A选择监督的概率越小，将导致跨境物流企业B为获取更多私利而选择偷懒，即与跨境电商A积极合作的概率将变小。为提高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在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协同效应，需要减弱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利己主义行为，需要加强双方的沟通力度，强化彼此的协作信任感，跨境物流尤应具有提高自身服务的自发性与自觉性，从而降低跨境电商的监督成本。
(3)跨境电商A进行监督的概率X与跨境物流企业B所获私利μ呈正相关关系，跨境电商A进行监督的概率会随着跨境物流企业B所获私利的增加而变大。在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进行活动协作时，跨境电商需扩大信息沟通与披露力度，通过必要的调查能够掌握跨境物流所获取私利的多少，并据此确定监督概率，这会减少跨境电商盲目或无效监督行为的发生，并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提升监督效率，这将有利于提升跨境电子商务活动的整体效益。
(4)当增加消费者评价因素时，跨境物流企业B愿意积极合作的概率Y与消费者对跨境电商A的处罚额度T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跨境物流企业B积极合作的概率会随着消费者对跨境电商A处罚额度的增加而变大。在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消费者对跨境电商的评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跨境电商在与跨境物流开展协作业务时，应重点关注消费者体验与评价，通过设置适当的参数、交流方式、服务工具改进消费者对其所获得的跨境物流服务质量的评价，进而提高跨境电子商务的整体收益。
(5)跨境电商A对跨境物流企业B的监督概率X与跨境电商A发现跨境物流企业B的欺骗概率λ呈负相关关系，跨境物流企业B选择积极合作的概率Y与欺骗概率λ呈正相关关系，跨境物流企业B积极合作的概率随着欺骗概率的增加而增加;跨境电商A对跨境物流企业B的监督概率X与跨境电商A对跨境物流企业B选择消极合作时对跨境物流企业B的处罚额度δ呈负相关关系，跨境物流企业B选择积极合作的概率Y与处罚额度δ呈正相关关系，跨境物流企业B积极合作的概率将随处罚额度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跨境电商在与跨境物流发生工作协作时，需要加强对跨境物流欺骗行为的研究，通过设置适当的处罚额度，实现恰当的刺激目的，进而推动跨境物流积极合作，与此同时还利于减少跨境电商对跨境物流的监督成本，利于促进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的协同效应，并利于提高跨境电子商务的整体效益。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促進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内容之一，不仅如此，在传统国际贸易增长乏力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规模与速度都不容忽视，正成为新的跨国贸易驱动力。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跨境物流愈发重要，尤其需要关注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问题。引入通关能力、消费者对服务评价等参数，构建了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的博弈收益矩阵，得出相关参数变化对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效果的影响，即跨境物流企业B的通关能力越强，则跨境电商A对其监督的概率越小;监督成本越大，则跨境电商A监督的概率越小，而跨境物流企业B选择积极合作的概率也越小;消费者对跨境电商A处罚额度越大，跨境物流企业B积极合作的概率也越大;当跨境物流企业B欺骗的概率越大，则跨境电商A对其监管的概率越小;跨境电商A对跨境物流企业B监管付出的成本越大，则跨境物流企业B积极合作的概率越小。
为了实现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的协同效应，实现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优化升级，进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建议从以下几点展开工作：
(一)借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贸区建设，推动跨境电商物流协同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年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建设自贸区的先天优势。通过自贸易的建设，能够借力“一带一路”相关红利，进而消除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壁垒，降低商品与服务自由流通的障碍，降低跨境贸易的关税，提升跨境贸易引发的清关效率等。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建设，无论是跨境电商企业，抑或跨境物流企业，都能够享受到自贸区的福利效应。如网易考拉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作为跨境电商进口企业，网易考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二十多个办事处，与其合作的中外运、顺丰等跨境物流企业也在这些国家的自贸区构建物流中心，从而实现了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运作的协同效应。所以，我们应优先与重点开发与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我们陆续已于二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十几项自由贸易协定，旨在推动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
(二)关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条的主要环节，推动跨境电商物流协同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额跃居全球第一。再加上中国互联网经济、电子商务及跨境电子商务逐渐成为全球相关产业的优势集群。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条因其跨国境的特征而更长、更复杂。在推动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时，要聚焦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条中的主要环节，如供应商、消费者、支付、网络通讯等。通过关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条的主要成员，聚焦该链条中关键节点的配合、协调与合作，贯通跨境电子商务上游与下游关联产业。通过贯通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的上游与下游，能够形成我国与业务往来国家或地区共享优势资源、跨国间多行业的协同。所以，不能割裂跨境电商、跨境物流与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条中其他主要成员的关系，要从系统论、集成论、柔性论的角度来综合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利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集群效应，推动分工不同的企业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内进行协作，进而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注重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条的基础建设，推动跨境电商物流协同
如前文所言，不仅要关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条的主要成员，更要注重跨境电子商务产业链条所需的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尤其以网络、通讯、平台、物流、金融、交通等在内的核心活动所需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完善是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关键与基础，是跨境电商物流协同的核心根基。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在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線国家或地区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在协调各方资源积极参与跨境电子商务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印尼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薄弱、项目资金规模大、配套经济社会条件弱等现实问题，我国要发挥在基础设施及相关领域建设的优势，积极参与及助推“一带一路”沿线的港口和通信等互联互通建设，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管道、光缆等基础项目建设与完善。除了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外，还要加强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所涉及的软件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如技术、资源、平台、产品和服务等。
(四)打造多维立体的跨境电商交易监管机制，推动跨境电商物流协同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加强监督能够促进跨境电商物流协同，这既包括跨境电商对跨境物流的监督，也包括消费者的监督。但就跨境电商或跨境物流而言，他们属于企业范畴，企业又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性组织单位，逐利是他们的本质体现。跨境电子商务的虚拟化、数字化、跨境化等特征使得各类风险滋生，也为跨境电商或跨境物流企业的逐利提供了机会。这就需要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有效纳入监督机制。在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协同模型分析时，还需要加强跨境电商对跨境物流的监管，消费者也需参与到交易监督中。所构建的约束机制应该是多维的或立体的，不应只是跨境电子商务单一参与方，应需要体现各主要参与方的利益、责任与义务。这一约束机制不单是合约或虚拟约定，更应该是一种达成共识的机制与理念，并将其应用在跨境电商、跨境物流，乃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经营行为上。这个约束机制既要有政府管理部门或监管机构，也要有第三方的行业组织或机构，还要有跨境电子商务参与主体或企业，进而构建成“监管-他律-自律”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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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llabora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Crossborder Logistic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Zhang Xiaheng1，2
(1.Business School，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122，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China)
Key words： crossborder ecommerce; crossborder logistics; synergis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作者：张夏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