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青年人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突出，青年人才更愿流向经济快速发展的沿海地区。文章通过分析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趋向现状、原因及其影响因素，从地域、时间、企业类型、行业、个人成长等角度阐述了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趋向性规律。
【关键词】沿海地区 青年人才 流动趋向 规律
新常态下，高新技术引领企业发展方向，青年人才在企业中的作用日益突显。青年人才是最富有活力和激情，是新常态下经济建设的“冲锋队”，是人力资源中的核心要素，具有可塑造性和无限潜力，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人才流动，指在一定范围内人才对工作重新选择的状态，是人才根据自己工作变动进行跨区域选择的过程，其本质是人才因各种需求而自主选择的一种行为。沿海地区人才流动现象愈演愈烈，这对于青年人才而言，机遇和挑战并存。
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现状
流动规模扩大且流动范围更广。人才强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人才驱动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撑力，智人时代沿海地区对于青年人才的吸引力度与重视程度与日俱增。青年人才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青年人才流动意愿不断加强、流动速度不断加快，沿海地区苏浙沪青年人才流动规模明显扩大。沿海地区出现多省青年人才交互流动，流动范围更广、流动趋向更明、流动速度更快。
流动频率加快且流动比率提高。沿海城市作为改革的前沿阵地，敢于先行先试，打破常规，特别是敢于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种种不合理制度，鼓励人才加盟各类技术研发和创新平台，全力推动沿海经济的发展。因此，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频率不断加快。20世纪80年代，周期为10年；1990年往后，工作变动的周期变为5年。工作变动带来沿海地区青年人才工作变动周期大大缩短①，沿海省际之间的青年人才流动比率明显提高。
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成因
沿海地区青年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沿海城市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合理的要素组合、完备的信息畅通体系及丰富的人力资源数量，这些高品质的工作条件和人文环境极易吸引有才华、有技能、有创意的年青人前来就业创业。沿海城市和相关企业出台的用人政策和配套措施，推动了青年人才的流动，并且其流动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一方面，高科技企业人才奇缺，高薪待遇和明晰的成长通道吸引着青年人才趋向性流动。而另一方面，青年人才流动的盲目性有可能性导致人才高度聚集，在一定程度上易形成人才的浪费。因此，需用市场无形的手自动调节人才流动，还需用政府的政策杠杆加以引导和规范，将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结合起来，营造有利于青年人才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的大环境。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沿海地区城市开放程度高，与世界各地接触紧密，在同等条件下具备更多的商机和挑战，人文气息和成长环境更易让青年人才产生到此择业创业的意愿。青年人才选择到经济发达地区择业创业，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社会价值。沿海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方式不断转变，对于青年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推动科技技术不断创新，科技技术的创新催生了更多的人才需求，青年人才要实现其价值就必须敢于挑战自我，沿海地区青年人才的流动实际上是沿海地区用人单位和青年人才双向选择的结果。
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趋向的影响因素
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因素、法律因素、体制因素、文化因素等宏观因素，也有薪酬福利、工作兴趣、晋升潜力、培训机会等微观因素。
宏观因素。一是环境因素。人们日益追求的生活环境指标越来越高，大多数青年人才愿意选择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创业，主要因其与欠发达地区相比，具备社会福利覆盖面广、绿化覆盖率高、医疗卫生水平先进、文化产业比重大、环境治理能力强、交通便利、城市单位GDP能耗降幅低和环境质量综合指数高等优势条件②。二是社会保障因素。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态势起导向作用。正常情况下，社会保障程度、保障制度的完善性、享受保障的机会均等性与青年人才流动趋向成正比。沿海地区薪酬、福利和社会保障相对合理与健全，也是导致青年人才流向该区域的主要因素。三是人才市场因素。建立统一规范的人才市场有利于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趋向合理性。健全的人才市场机制，能够合理地调节青年人才资源在市场内的合理配置，归导其自觉运行。
微观因素。一是薪酬导向因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对利益的追求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性格，从根本上导致了社会分工的产生。地区薪酬收入差距大易导致人才流动加快。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沿海地区青年人才因福利待遇不好而主动离职的占37.19%，离职后再择业受薪酬高低影响的青年人才占33.62%。利益驱动成为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的首要因素。调查数据显示，沿海发达地区民营企业人才年平均工资为2.56万元，而欠发达地区为1.84万元。薪酬待遇越高在很大程度上越能吸引青年人才向沿海地区流动。青年人才跳槽或者重新择业的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获得更高的价值认可，因福利待遇不好而主动离职占比很高，利益驱动成为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的首要因素③。地区薪酬收入差距大易导致人才流动加快。青年人才向往较高的生活水平，期盼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获得较高的收入，而沿海地区用人单位在这方面优势明显，恰恰能引起青年人才的关注。二是个人方面因素。青年人才流动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是为了其自身价值实现而作出的理智抉择。青年人才在工作选择时渐趋成熟并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开始对自己所要面对的生活环境、工作条件、企业文化等进行自主选择，对自身价值体现程度的追逐导致青年人才趋向性流动。三是企业文化因素。沿海地区企业众多，企业文化各具特色。更注重以人为本，更关注人才的成长。新常态下青年人才不再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的财富，他们更看重精神财富，令人奋发向上的企业文化易吸引青年人才流动④。沿海地区卓越的企业文化能够营造出优越的工作氛围，更容易激发青年人才的潜力，成为吸引优秀青年人才向沿海地区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趋向规律
沿海地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为青年人才带来了挑战和机遇，青年人才对择业的自主判断和选择，更宽广、更有市场，更不受约束⑤。青年人才的流动源于对利益追求的主观能动，流动与择业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一是地域维度流动趋向规律。从地域的维度看，青年人才大多由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地区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从收入水平低的地区流向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沿海地区企业能够提供更高的薪酬待遇、优越的企业文化以及各项福利，其本质就是利益驱动。因此，许多优秀青年人才留在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趋向经济发达地区是一种良性循环：相较而言，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原本就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加之他们清楚青年人才资源的重要性，愿意提供丰厚的薪酬待遇吸引青年人才。而于企业而言，拥有大量的优秀青年人才，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优秀的青年人才选择到发达的沿海地区，沿海发达地区形成规模效益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导致青年人才流动呈现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的沿海地区的趋势。
二是时间维度流动趋向规律。在时间层面分析，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向数量逐年上升，尤其是近年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数量呈急剧上升态势，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沿海地区建立起了较为健全完善的人才市场，有利于青年人才的合理配置和价值实现最大化；其次，近些年沿海地区经济保持着高速发展，对于青年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最后，沿海地区用人单位采用各项灵活性措施吸引青年人才，而青年人才也愿意通过人才流动来寻求更大发展空间，因而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上升。
三是企业维度流动趋向规律。任何稀缺资源的使用都会形成“机会成本”，我们只有通过比较那些相同的经济资源在不同的生产用途中所产生的效益的不同，才能快速地把经济资源的投入从相对收益较低的生产用途上分离出来。人才的使用，正是企业获得高收益、高效益的有效途径。青年人才选择流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就是让自己的长处和独特的优势在最佳条件下得到充分发挥。按照社会所需，发挥青年人才的优势，有利于沿海地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从企业类型角度分析来看，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更倾向外资企业，青年人才越来越频繁地从国企流向外企。在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频繁的大环境下，部分国有企业面临着青年人才大量流失的严峻挑战。以沿海某城市某国有企业为例，在过去的五年里，该国有企业招聘录用各类型高新技术型青年人才共计7831人，流失青年人才数量为5521，其流失率达到70.50%⑥，大部分从国有企业流出的青年人才都流向外企。这是因为沿海地区优秀青年人才已经不满足于国有企业有限的发展空间，他们往往会把目光转向具有先进管理理念和更多发展平台的外资企业。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不再受身份和户籍的限制，这给一些国企在选人用人体制上带来了新的挑战。
四是行业维度流动趋向规律。从行业的角度分析，青年人才流动更倾向于高新技术行业。沿海地区城市发展步伐较快，已经走出了传统产业的大潮，开始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信息、知识、科技等成为主要生产要素。当下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企业对沿海地区科技型青年人才的大量需求，诱发行业内大规模的青年人才流动。沿海地区各领域的企业将来还要引入近百万的高新技术青年人才，在对技术型青年人才大量需求的同时，青年人才的流动率呈直线上升趋势。随着沿海发达地区企业对青年人才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青年人才对于企业的选择也变得更为“挑剔”，他们不仅仅关心薪酬待遇，更多的是看重自身的发展前景、企业文化及工作环境。在这些方面，沿海地区可谓是先天和后天的优势兼具。
五是个人成长维度流动趋向规律。经济发展需求发生变动时，青年人才的发展需求也必然随之变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青年人才在选择如何成才时面临着取舍，是选择就近就业，还是流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就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趋向呈现出性别、婚姻、年龄和个人成长等影响因子下的一定的规律性。如沿海地区青年人才中男性更容易产生工作变动的意愿，相对而言，女性更愿意守住一个稳定的饭碗。但是，许多年青人刚开始参加工作时，对于自己职业生涯规划以及自己所能适合的职业判断不准确，他们需要阶段性地尝试，方能定位到合适的职业和企业，这也导致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更容易发生跳槽。
六是消费水平维度与区域发展相谐规律。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层次影响着青年人才消费的规模、速度、层次。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日益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日渐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对青年人才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为了与沿海经济发展速度相符合，与沿海经济发展规模相协调，必须提高青年人才流动趋向性择业水平。青年人才质量水平是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例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青年人才队伍质量就越高，青年人才消费水平也就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对青年人才消费类型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同专业领域的青年人才要适应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如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需要的是技术型人才，而资金密集型产业更需要一些经营管理型人才和决策型人才。
七是流动过程中的供求动态平衡规律。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受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因素影响，青年人才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其消费的过程中同样受供求规律影响。青年价值或价值补偿与人才供给量或供给机会呈正相关，青年人才价值越大，供给量或者供给机会就越大。青年人才供给曲线因特殊原因可能发生向上方或下方转动的变化。青年人才在流向沿海地区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提升自身价值，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择业机会。青年人才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越稀缺，其竞争力就越强，所获得的机会就越多。但这个价值是非常态的，是会根据需求而发生变化的。青年人才价值或价值补偿与需求量或机会呈负相关，人才价值或价值补偿越大，需求量或机会就越小。如高端青年人才的价值和价值补偿很高，那么其需求量或机会就相对减少，竞争就会更激烈。
八是青年人才使用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青年人才向沿海地区流动的过程中，随着用人单位对青年人才消费量的增加，用人单位从人才使用过程中获得的边际效益会逐渐减少。沿海城市很多企业办公环境舒适度高，实验设备完善度高，人才录用和培养体系比较合理等，迎合了青年人才个人发展的需要。但是，过度流入也必然导致整体过剩，或者出现部分岗位过剩，部分岗位人才荒。这就导致不同时期引进水平相当的人才却不能实现其同等的价值，也不能获得等同效用。这是人才流动中伴生的一个大问题，需要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用人单位协调配合，制订出比较完善的选人用人制度，保证人尽其才，给青年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
新常态下沿海地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给青年人才带来众多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挑战，研究沿海地区青年人才流动趋向规律，有利于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实现对青年人才的优化配置，从而有效促进沿海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作者为盐城师范学院副教授、河海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杨苏浩为此文收集了资料；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高智价值识别及工作嵌入反哺跟踪模型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BGL101）
【注释】
①张向前，许梅枝：“基于CAS理论的知识型人才流动与产业集群互动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年第24期，第53～57页。
②庞新宇，李娟莉，王亮：“基于Apriori的机械类人才双向流动决策系统研究”，《系统科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77～80页。
③陈晓，张国锋：“我国IT企业人才流动性研究—基于马斯洛需求层级理论”，《管理观察》，2014年第15页，第87～89页。
④李灵稚，唐臻珍：“江苏省高校高端人才流动规律探析”，《人力资源研究》，2013年，第36～37页。
⑤柳冰：“影响高校科技人才流动的因素与激励机制构建”，《中国高校科技》，2014年第11期，第32～33页。
⑥张华：“人才国际化背景下创新创业人才流动机制研究—以江苏实践为例”，《科技管理研究》，2013年第16页，第124～127页。
责编 /王坤娜
非正式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文章以世界银行在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间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为样本，通过对数据筛选整理，构建Probit模型研究了中国企业正式融资和非正式融资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规模、组织形式和腐败程度这三个因素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其他变量对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正式融资；非正式融资；融资渠道；Probit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融资的整体规模也全面扩大。从现今的市场环境状况来看，竞争越来越激烈，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仍然没有获得必需的资金，同时监管手段也欠缺。因此，在新形势下，企业应审时度势，明确自身的真实状况，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获得合适的融资途径。
金融的发展已被证明是以更快的增长速度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研究的重点一直是正式的金融机构，而且国内文献对此研究也较少，然而非正式金融系统的存在，也对金融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主要观点是，非正规金融机构通过为低端市场提供服务而对正规金融系统起到补充作用，其中非正式融资通常由限制在农村地区的小额、无担保、短期贷款、农业合同、家庭组成，也有观点认为非正式融资包括上市融资、贸易信贷、保理、租赁、高利贷、典当、来自未经批准的银行的贷款等。非正规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声誉和关系，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对商业银行和类似的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督。然而也有观点认为，非正规金融系统不能取代正规金融系统，因为非正规金融系统的监督和执行机制都不具备规模效应，不能满足市场的高端需求。
因此，选择正式融资机制和非正式融资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的问题仍然值得研究。经济中的融资需求主要包括正式融资机制和非正式融资机制，企业获得贷款的方式各不相同，不同的贷款途径和不同的影响因素在公司选择融资的方式上也有所不同，本文将企业的融资方式进行分类，视正式融资为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除此之外其他渠道均为非正式融资，分成正式融资渠道和非正式融资渠道，进而研究这两种融资途径的决定因素，为制定中国企业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提供更多的依据。
二、文献综述
相关文献表明，规模较小、经营时间较短的公司在财务上更受限制。Devereux和Schiantarelli（1990）、Oliner和Rudebusch（1992）根據年龄和规模将公司分类为财务约束公司和财务无约束公司。Kaplan和Zingales（1997） 基于在年度报告中的声明，将企业也划分为“非财务约束”和“财务约束”公司，通过研究发现如果这些公司违反债务契约，公司将受到严重的财政限制，削减了他们通常的信贷来源，从而重新谈判债务，或由于流动性问题，他们被迫减少投资。Straub（2005）指出非正式融资中的小额信贷为小企业家提供了更好的信贷机制。非正式融资对于中小企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陈阳，2013）。属于企业集团的公司也被认为面临着较低的融资障碍，因为这些公司可以获得集团内部现金流，更可能与银行有密切的联系（Hoshi et al，1991）。跨国或外资企业更容易获得国际融资来源，因此预计将面临较低的融资障碍（Harrison和McMillan，2003）。在许多国家，由于享受政府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优惠待遇，国有企业也会报告较低的融资障碍（Harrison和 McMillan，2003；Laeven，2003）。赵翔（2005）分析认为影响企业融资的选择包括企业风险态度和融资效率等因素。
不同学者对正式融资与非正式融资的对企业的作用的说法不一。田青（2016）认为获得银行贷款等正式融资的企业增长的效果较好。俞鸿林（2013）指出商业信用这一非正式融资为难以获得银行借贷的企业缓解了融资约束。付文慧（2016）对“金砖四国”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正式融资能够显著的促进企业增长，而非正式融资在不同的国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有所差异。刘广生和岳芳芳（2017）、曹琴和周显异等（2016）提出盈利性好的企业偏向于债权融资。李斌和孙月静（201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倾向于将银行贷款作为正式融资方式。
综上，现有研究对影响正式融资和非正式融资的因素研究较少，并且存在不同意见。有文献表明正式融资可以促进企业成长的说法较为统一，对于非正式融资的作用则是有争议的。现阶段各行业的融资方式的选择尚不明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市场还需要改进与完善，市场中仍然存在一些扭曲，企业选择正式融资还是非正式融资，以及其影响因素仍然值得研究。鉴于此，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实证来分析何种因素决定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基于世界银行2011 年12 月至2013 年2 月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调查对象是中国148家国有企业和2700 家私营企业，涵盖了25 个大城市（表1）的19个行业（表2），报告调查数据为2011 年年度数据，调查内容涵盖了商业环境、基础设施、企业所有权、创新、投资、就业、供求、融资和绩效等问题。调查结果包含定性和定量数据，主要通过企业所有者和管理人员的面对面调查获得。世界银行的问卷中提供了企业用于“运营资本融资”的六种融资渠道，分别是“公司留存收益”、“发行新股”、“国有或私营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贸易信贷”以及“家人、朋友、高利贷者等”，所有融资渠道所占比例之和为 100%。本文对于这2848 家企业，对其六种融资渠道分为正式融资与非正式融资两类。保留了制造业所有企业的全部数据，并剔除了问卷中回答不知道或者缺失数据的样本，最终得到841个样本。并通过中国统计年鉴获得各个城市的人均GDP和金融相关指标两个指标的数据，对企业正式融资和非正式融资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二）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调查问卷中涉及“运营资本融资”的六种融资渠道归总为正式融资方式与非正式融资方式两类，并设置虛拟变量Financing options。企业有从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即为正式融资，取值为1，否则没有从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即非正式融资比例为100%，为非正式融资，取值为0。
2. 解释变量
关于解释变量的选取，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企业融资首先要考虑企业自身情况，即企业特征变量；二是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以及经济状况对企业的影响，这些都是企业进行融资需要考虑的必要因素。因此本文主要考虑企业特征、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三个方面的变量，对企业融资方式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于企业特征的变量，根据调查数据，在企业层面指标中，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竞争程度、企业产权性质和组织形式指标可得。本文将企业年龄分为三组，其中如果企业年龄（age）小于5年，即为年轻企业，变量取值为1；如果企业年龄在大于5年小于20年的
区间范围内，即为中年企业，变量取值为2；如果企业年龄大于20年，即为老年企业，变量取值为3。企业规模（size）分为三类：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其中员工人数为5～19人，即是小型企业，变量取值为1；员工人数为20～99人，即是中型企业，变量取值为2；员工人数为大于100人，即是大型企业，变量取值为3。按照企业面临不同的竞争程度（competition）， 将公司的竞争对手分成1～3、4～6、7～15、16～100、大于100 等五个范围，分别取值为1，2，3，4，5。企业产权性质（state）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属于国有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为0。企业组织形式（corporation）虚拟变量，如果企业的组织形式是股份公司，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则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企业属于集体企业或合伙企业，则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企业是个人独资企业，则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关于制度环境的度量。本文选择企业腐败程度与法律环境两个指标。企业腐败程度，根据调查数据，通过“税务机关在检查时是否收受礼物或非正式的收款”这一问题来衡量企业的腐败程度，如果企业没有腐败，则取值为1，否则为0。法律环境，根据调查数据，通过“认为法院系统是公正、廉洁的”这一问题来衡量企业的法律环境，如果公司回答“完全不同意”，则取值为1，回答“趋向不同意”，则取值为2，回答“趋向同意”，则取值为3，回答“完全同意”，则取值为4。
关于经济环境的度量。本文选择人均GDP和金融相关指标两个指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并通过整理得到。其中人均GDP计算公式是GDP总额/总人口。金融相关指标计算公式是金融资产总量/GDP总额。
3.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的企业融资方式分为正式融资与非正式融资。显然，企业的融资方式可能会同时存在正式融资与非正式融资这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补性。例如，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正式融资，反过来，企业选择正式融资也会使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此外，一些不可观察的因素也可能影响企业融资的不同方式，考虑到上述内生问题，使用多变量Probit 模型（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因为该模型允许不同方程的误差项之间存在相关。具体的实证模型形式如下：
Financing options=α+β1age+β2size+β3competition+β4stata+β5corporation+β6environment+β7corruption+β8GDP per capita+β9FIR+ε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显示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描述统计。融资方式的平均值分别为0.323，标准差为0.468，说明大多数企业倾向于选择非正式融资。另外人均GDP和竞争者的均值分别为8.402、4.099，标准差为3.227和1.559，反映人均GDP和竞争者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5显示了被解释变量与不同公司特征之间的相关性。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合伙企业、人均GDP和金融相关比率与正式融资有正向关系，而企业年龄、竞争程度、股份制公司、个人独资企业、法律环境和腐败程度与正式融资有反向关系。非正式融资正好相反。数据显示，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企业的正式融资比例增加，而非正式融资比例下降；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正式融资，而非国有企业倾向于选择非正式融资；企业越腐败，选择非正式融资的比例越高，腐败程度越低，选择正式融资的比例越高；企业所处的法律环境越不公正，越倾向于选择正式融资，而对于比较公正法律环境，则选择非正式融资。然而，这些公司特征有许多是相互关联的。为了确定哪些公司特征对正式融资和非正式融资的选择起决定作用，因此本文选择了多变量分析。
（三）回归结果
剔除异常值后，表6报告了不同企业特征及所处环境对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的probit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规模对企业选择正式融资方式有重大的影响；股份制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和腐败程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组织形式与腐败程度对企业选择非正式融资方式有重大的影响。其他变量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没有显著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关于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来研究选择正式融资和非正式融资的决定因素的影响。首先，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说明大多数企业倾向于选择非正式融资。另外人均GDP和竞争者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其次列式了被解释变量与不同公司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表明这些公司特征有许多是相互关联的。最后，报告了不同企业特征及所处环境对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的probit回归结果，结论表明企业规模、组织形式和腐败程度这三个因素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有重大的影响；而其他的变量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没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研究结论说明，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主要受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选择正式融资，反之则选择非正式融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金融市場和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机制，推动正式融资机制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要加强非正式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建立有效的监测机制；最后，是在两者的基础上发展健全配套的融资体系。
如今，金融市场仍处于逐步完善的阶段，正式融资的不足提供了非正式融资成长的机会，尤其是对于无法满足银行贷款门槛的小微企业。金融市场的改革是单方实体无法实现的，这需要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共同努力。首先，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推行和落实金融改革配套政策，鼓励和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贷款门槛，扩大可贷款范围，为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机会。其次，银行应适当降低贷款门槛，开发新的方式来识别企业可信度，鉴别贷款安全性，放宽资金使用方向，使更多的企业获得成长。最后，作为融资主体，企业要加强自身管理、提高信誉水平、增强自身成长性，以便满足贷款要求。另外，企业不能盲目选择融资方式，应视情况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当然，文章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样本数据来源于2011年， 数据时效性相对不足。其次，在实证分析部分，深度还不够。因此，如何在数据可得和知识储备更加深厚的情况下考察企业正式融资与非正式融资的决定因素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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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cott Jr J H. A theory of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J].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01）.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5YBX046）；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2016403）；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8SKY98）。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商学院）
非正式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的组织扩张和组织覆盖是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执政党的组织拓展，可以发挥政党组织的政治整合、社会整合、组织整合与意识形态整合功能，从而弥合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分裂，引导非公经济组织健康发展，进而有效地巩固和扩大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关键词]非公经济组织；党建；组织拓展；整合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黄一玲，女，安徽桐城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政治研究。
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分化加快，利益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化，各种新兴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不断涌现，如何对这些新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同时满足新兴社会阶层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是党组织建设亟待解决的难题。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新社会阶层中有重要影响力，且对民主政治发展具有极大推动力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其政治成长与政治参与是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杆。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扩大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1]（P1）。纵观世界各国民主发展历程，私营企业主阶层往往是民主发展过程中重要而积极的行动者。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私营企业主的各种政治行为和利益表达可能有利于现代市场秩序的建立。但是从执政党发展角度看，私营企业主在体制外的行动可能会削弱执政党的权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执政党的利益。所以执政党会动员和采取一切有效方式，最大限度地吸收、分化这种势力的形成[2]。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在非公经济组织空间中以扩大党的基层组织覆盖面的方式来有效整合新生的社会力量，进而有效地巩固和扩大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拓展的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与新经济空间的出现推动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社会力量日益多元化，社会分层异质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自组织程度不断提升，与非公经济组织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在不断成长。“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3]（P129）政党是一个与外部环境共生的组织生命体，需要具备及时调整策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将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到自身的组织体系之中，防止其形成体制外的行动力量是当前执政党进行组织拓展的一个重要出发点。非公经济组织是一种全新的组织生态，执政党要对其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必须更好地适应这一新生态，并在其中延续自身的存在。向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在其中普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可以更好地使政党融入社会。具体来说，执政党向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的逻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不断加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催生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政党如果不相应地进行组织结构及运转方式的变革，则易与转型后的社会结构产生冲突，形成党组织纵向管理盲区，出现管理不到位等现象。对此，需要以党建社会化为主导，“把党组织生长与运转的空间由单位转向社会，通过推进党领导和组织社会的功能结构的转型，激活基层党组织整合社会的能力，弥补传统单位制党建模式在功能定位、运作方式、活动载体上缺乏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缺陷”[4]。执政党通过对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与组织覆盖，有助于将新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力量吸纳到体制中来，进而增强执政党对社会的渗透力、调控力与统合力。
（二）防止执政党组织资源的流失
非公经济组织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其中也包括一些从体制内出去的党员。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是党组织联系社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执政党需要通过党员来实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对于执政党而言，党员数量虽然是政党发展的重要指标，但不是显示政党力量的表征。政党规模发展甚至会与其党力党势增长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负和化”现象[5]。政党力量是建立在组织团结的基础上的，政党组织对党员的有效管理、党员对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才是决定政党力量的关键要素。如果执政党不向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可能会直接导致执政党组织资源的流失，这种流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员在其中找不到组织，党组织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会导致党组织对党员直接控制力和约束力的弱化。在执政党向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前，大量“隐形”党员和“口袋”党员的存在即是明证；二是长期脱离党的组织，使得存在于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员的组织归属感淡漠，组织生活的缺失也容易使他们的党性修养弱化，理想迷茫和信仰迷失，不能与党组织保持一致，降低了其对政党组织的认同，而组织认同与组织力量呈正相关性。“成功性组织认同心理与尽心行为的相关关系最强，具有较强成功性组织认同心理的员工相对具有更强的尽心组织认同行为。”[6]如果不能将分散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员凝聚起来，势必会导致党组织涣散无力。
（三）有助于政治招募与政治支持资源的获得
以政治学的观点看来，政党执政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利用各种资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的认同，吸收更多的本党支持者，以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而执政党达此目的经常采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政治招募。通过健全政党政治招募机制，扩大党员队伍，实现党员队伍的新陈代谢。如果不能适时地扩大政治招募，政党得不到新鲜血液与力量补充，政党的生命力就会面临危机。政党的政治招募不仅是把各种有共同政治意愿的人吸纳到党内，还包括把民众吸引到政党的周围，从而获得更广的政治支持资源。西方政治学者迪克森（Bruce·J·Dickson）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历史任务的变化与党员的招募标准后指出，过去在党员招募方面，中国共产党注重群众动员与宣传能力、政治忠诚，而技术专家能力与企业家能力则是不被注重的；但是改革与发展时代的到来，对技术专家能力与企业家能力的要求日益凸显出来。党必须注重吸收新社会阶层中具有技术专长或者企业家能力的精英加入到党的组织，开展党员招募工作[7]（P77）。党通过向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吸纳非公经济组织中的社会精英，可以优化党的组织结构，提高党组织在新知识群体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二、整合理论与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拓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中这样界定“整合”：几个不同部分联合成整体的过程。已形成的系统或未形成系统的各部分形成新系统，都要经过整合过程。通过整合，系统能够提高自身的完整性和组织性水平[8]（P429）。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推动党建工作的出发点是为了整合，党建工作的过程也就是推动整合的过程，而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整合。
整合是与分化相对而言的，分化可以是力量的分化、组织的分化、结构的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9]，社会力量、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正处于一个重新分化和组合的过程中，执政党通过国家系统整合社会、政社合一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面对从体制内分化出去的新经济空间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力量的发展、新社会空间的发育以及社会自组织程度的不断提高，执政党要维系对各种社会力量的控制，就要将执政党的组织嵌入到新的社会空间中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夯实自身执政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就要对新社会力量进行优化整合，拓展新社会空间。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2015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指出要在社会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10]。这对非公经济组织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必将进一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也必将推动执政党对新生社会力量与新社会空间的整合。
随着非公经济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面对这一新的社会空间和新社会力量，执政党积极通过组织拓展和组织覆盖力图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支部建在连上”的逻辑使然。在此逻辑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不留空白点”组织覆盖，力图将新经济组织纳入到执政党的影响之下。从目前组织拓展的进展来看，这一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执政党组织拓展的过程中，强调“组织全覆盖”固然有其意义，但是如果党建工作不能很好地适应非公经济组织党建生态的变化，不能够很好地借助执政党的组织拓展来实现执政党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力量的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最终不仅会使得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止于表面成效，而且会影响到非公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应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力量的潜在政治参与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的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建设无疑是一项重要的策略。非公经济组织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分化，使得执政党整合社会、汲取社会支持资源的总体生态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执政党要在这样一个变化的社会生态中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社会生态的变化，并通过自身的组织调整来应对社会生态的变化，从而更好地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和增强自身执政的社会基础。从组织的视角来看，组织的首要任务是生存，由于组织自身资源的有限性，要实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组织就需要具备获得并保护资源的能力，就必须与外部环境进行有效的良性互动。政党也是一个组织，政党组织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通过行为和制定政策，使其与环境相适应。目前，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适应了新时期社会生态的变化，执政党可以通过组织拓展，实现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维系执政党对社会的领导，夯实自身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从中汲取对于执政党而言最为重要的支持资源，或说是合法性资源。在可预见的将来，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依然是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的重要价值诉求。
三、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重构
面对新生的非公经济组织及其所联系的新社会空间，执政党应积极进行三个向度的整合：一是政治层面的整合，即整合潜在的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力量；二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通过党的组织覆盖实现对新社会空间的整合；三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整合，即以党的意识形态来整合新社会力量。执政党对非公经济组织的整合的主要渠道与载体是执政党的组织拓展，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可以实现政治整合、社会整合及意识形态整合的目标，下文对其具体整合机制与整合运作过程展开分析。
（一）政治整合
政治整合是与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等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即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滋生动乱。因为现代化进程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随之社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转型则会改变原有社会中的利益与权力格局，必将会产生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众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一旦这种政治冲突无法在现有政治体系框架内获得解决，就有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因此，现代化政治制度应具备吸纳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社会势力的能力。基于此，政治整合对于维系政治统治的稳定无疑具有正面作用。
整合往往是与分化相对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原有阶级、阶层格局的打破，新生的社会力量不断增长，社会阶层分化也带来了阶层整合的课题。“‘阶层分化’虽然有效释放了社会发展空间，但是整合机制的滞后性却制约了社会阶层的正常分化，造成‘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之间的结构性紧张。”[11]由此可见，执政党要维系社会稳定，要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就需要积极地、有意识地推动政治整合，将不同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实现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就是为了将政党的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及其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中，从而将这些新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纳入到党的政治沟通管道中来，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将其利益诉求制度化的导入党的组织体系中，从而实现有效的政治沟通，而有效的政治沟通则会成为国家实现整合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建立一种政治沟通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又能完成国家意志的传输，将国家与社会有机地连接起来，降低社会的政治离心力，实现国家的政治整合”[12]。而执政党通过将自身的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去，就能够建立起执政党与非公经济组织的政治沟通渠道，从而实现对非公经济组织的政治整合。
利益聚合是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积极拓展党的组织，就能够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发挥政党的利益聚合功能，实现有效的利益整合。要维护政治稳定，就要进一步增强执政党与日益分化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就需要进一步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拓展执政党的组织，这样也能够将政党与非公经济组织及其相联系的新生社会力量联系起来，将其潜在的政治行动在其发展起来以前化解掉，就可以大大降低政治动荡与社会冲突的风险，“避免非制度化力量在体制外的集结”[13]，从而实现国家对新社会力量的政治整合，将这些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进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中，由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利益博弈的过程导入政治体系内予以化解，避免由社会转型及阶层分化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与社会动荡。
（二）社会整合
体制改革与市场转型催生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学学者陆学艺曾借鉴西方社会学分层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十大社会阶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伴随改革开放产生的新社会阶层划分为六大新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和配置方式的差异，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分配和占有关系。”[14]社会阶层分化本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难免会带来社会利益冲突乃至社会冲突的问题。社会阶层的分化也促进了社会的发育和社会自主性的提高，而对于执政党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一般来说，政党有效领导地位的树立和维护，必须基于对社会一定程度的控制，控制的强度和深度直接决定了政党领导有效性的程度。”[15]而执政党要牢固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就要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实现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效领导，进而在社会中进一步增强政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给执政党提出了社会整合的新课题。
社会整合即“通过制度、组织、价值体系等连接纽带，把各种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社会更具有自我维持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16]（P375）。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利益的分化、阶层的分化以及社会价值的分裂都使得社会面临诸多冲突与变数，当今社会正日益发展成为“风险社会”，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各系统各要素之间还未能实现有效的磨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协调仍未达到均衡状态，但是光靠社会自身，并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协调的均衡状态，这就需要政治力量的入场，而政党的社会整合无疑是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可以化解社会利益冲突，并从社会中汲取支持资源进而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政党与社会紧密关联，它必须扎根于社会，离开了社会政党就是无土之木，离开了社会支持，政党就无法实现长期稳定执政。政党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社会不仅为政党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而且是政党进行组织拓展所凭借的最为深厚的土壤。社会结构影响着政党的运作方式、功能发挥等。来自社会环境中的他者对政党的认同是政党权威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政党的权威性影响是在与其他主体关联、互动中形成的。如果政党不能有效嵌入与之相对应的一些领域，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其权威地位也就不可能树立。”[17]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而言，执政党要维系社会稳定，除了依靠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等看得见的制度以外，还需要其他一些因素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其中当然包括政党权威，这种权威同样也来自社会的认同与社会的支持，因而，政党就需要牢固地嵌入社会，而执政党在新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就是嵌入社会的过程，通过嵌入社会，就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状态，同时还能不断增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众多政党的实践都表明：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往往能使政党保持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强大影响，源源不断地获得执政支持。目前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就是在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夯实执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战略举措，对于执政党而言，具有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双重意义。
（三）组织整合
政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是政党维持自身执政地位和提升自身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是政党强大力量的源泉。“党对社会领导，主要是通过其广大党员以及所建立的庞大而系统的组织网络来实现的。”[18]（P321）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面临巨大困难与挫折时始终能够维持对社会的强有力的领导的关键就是执政党的组织已经牢牢嵌入社会，依靠党的组织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但随着改革开放，新经济组织不断从原有的社会体制空间中分化出来，由此导致了社会的分化与政党执政的组织资源的流失。基层党组织是政党组织机构中的基础单位，是政党开展活动、联系人民群众的基础，能够更加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民意。面对新经济组织及其所联系的新社会空间，执政党要想从中汲取支持资源，不断在这一新社会空间中扩大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就需要利用自身强大的组织力量，运用政党资源，加强基层党组织动员能力，努力将自身的基层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真正做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基层组织在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支撑政党金字塔的重要基础，也是执政党嵌入社会的神经末梢，正因为基层组织对于执政党的重要性，要实现对非公经济组织的整合，就需要将党的基层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
政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这可以视为一种“硬领导”，同样也需要一种“软领导”，即通过非权力化的政党自身组织体系渗透到社会中，通过组织作用的发挥来赢得社会对于党组织的支持，这种领导更为有效，党组织的诉求也能够得到来自社会更为积极的回应。目前执政党通过多方合力将其基层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试图获得 “软领导力”，从而实现对社会更为有效的组织整合。
（四）意识形态整合
安东尼·葛兰西曾指出：“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到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19]（P25）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中的社会而言，意识形态整合是对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强力补充。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对意识形态作了如下界定：“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中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是人们头脑中深层次的经验内化，同时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具有解释、规范与指导个人行为和实践的制度功能。”[20]（P379）意识形态具有解释、规范、评价等功能，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够加深处于分化中的社会阶层的共识，避免因为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导致社会价值的分裂与冲突，而社会价值的分裂与冲突则是导致社会持续动荡甚至发展失败的重要根源。因而，“统治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大多会运用国家力量在全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投资，塑造有利于有效统治的社会意识形态；而统治者的反对者大多也会进行反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相信现有的意识形态是不公正和非正义的，只有参与改变现行体制的活动，公正和正义才会实现”[22]（P22-29）。目前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也同样具有意识形态整合的意义，而意识形态整合则可以弥合社会分歧，增强变革社会中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非公经济组织中的新社会阶层在社会剧变过程中对党与现存体制的认同度。
要实现对以非公经济组织为代表的新社会力量的整合，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当前以私营企业主为主要代表的新社会阶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地位已被认可，党提出了判断个体政治上是先进还是落后的新标准，积极吸引一些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使得党的意识形态更具张力和包容性。执政党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具有如下意识形态整合意义：一是能够将党的意识形态主张传导到这一新的社会空间中，防止出现党的意识形态空白点，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二是可以进一步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促进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三是将非公经济组织的利益诉求与愿望反映到党的组织体系中，也增强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四是通过党的先进性的发挥，吸引包括非公经济组织业主在内的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从而实现政治招募和扩大执政党的组织资源。
综上，执政党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是发挥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重要途径。对于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时期弥合社会分歧、减少社会冲突、增强执政党对新社会空间的领导有着难以替代的现实意义。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执政党之前行之有效的对社会的整合途径与整合组织方式需要进行与时俱进地调整，积极适应社会生态的变化，不断推进整合进程，从而实现政党组织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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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天义
非正式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 随着信息经济时代企业环境的更加复杂多变，传统的组织模式已无法适应，柔性组织成为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对柔性组织的内涵、特征及作用的深入剖析，提出了实现柔性组织管理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 柔性组织 激励机制 学习型组织
21世纪，企业间竞争更加复杂，互动更加激烈，市场节奏趋快，企业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企业战略需要根据瞬息万变的环境不断进行调整，传统的组织模式无法适应动荡复杂的竞争环境之需要，柔性组织成为企业应对不确定环境的必然选择。柔性组织是世界各国企业追求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其更加强调组织的适应性、敏锐性、创新性和学习性，主要表现形式有柔性团队、网络组织、学习型组织和无界限组织等。本文将对柔性组织的内涵、特征及作用进行剖析，并力求提出实现柔性组织的有效途径，以期为柔性组织的创建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一、柔性组织的内涵及特征
1.柔性组织的内涵
柔性的概念最早源于柔性制造系统（FMS），Mandelbaum曾将柔性解释为生产系统适应变化的环境或环境带来的不稳定的能力。所谓柔性组织就是指具有不断学习、开拓创新、系统地持续整合内外资源以应对环境变化和因果模糊性挑战能力的组织。
2.柔性组织的特征
(1)适应性。当今企业环境变化莫测，企业必须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战略。而组织服务于企业战略，必须与企业战略相匹配、相适应，因此，柔性组织的出现，对于企业适应环境的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2)敏锐性。柔性组织具有敏锐的市场感受力，即具有对市场灵敏的监测、控制、反应的能力。一旦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柔性组织会即时发现，并迅速做出组织战略调整，以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
(3)创新性。创新已成为21世纪企业的发展主题，是保持企业竞争优势，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事实上，柔性组织扁平化、网络化的结构形态，有利于企业成员迅速进行信息传递和知识共享，也有利于成员相互间的模仿与学习；另外，柔性组织采用的民主化决策方式更有利于调动职工创新积极性。
(4)学习性。21世纪是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的时代。企业组织要想发展就必须拥有不断学习的能力，并以更快的速度吸收新知识。柔性组织要求成员善于不断学习，自主管理，使组织能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随时做出反应，并自行调整。
二、柔性组织管理的作用
1.提高员工及企业整体素质
柔性组织管理强调组织及其成员共同学习与知识共享，完成个人心智的转變与能力的塑造，培养人、塑造人、发展人，提高人的素质，这些都有利于员工素质及企业整体素质得到整合与提高。
2.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
柔性组织管理，能够使企业大大加快信息传递速度，迅速调整人力物力资源，把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具有不同知识和技能的人集中于一个特定的动态团体之中，共同完成某个特定目标。同时，柔性组织管理有利于成员之间相互了解和取长补短，及时解决问题，从而有利于企业内部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进一步合理化，促进技术改进，缩短生产周期，带来生产效率和效益的全面提高。
3.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柔性组织管理强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直接沟通，信息传递快而准确，保证了决策与管理的有效执行。同时，由于管理层次的减少，使得企业能够随时调整其生产和经营计划，提高其适应市场环境的能力，从而降低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成本，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三、关于实现柔性组织管理的几点思考
1.采用灵活多样的柔性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为达到激励员工而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规章制度、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文化理念，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激励措施的总和。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组织建立柔性激励机制尤为重要，概括为：第一，构建心理契约，提高员工的忠诚度；第二，创建柔性激励机制，在薪酬管理方面应注重对员工内在价值和创造潜力的挖掘；第三，推行弹性工作制，实现员工的工作自主。
2.创建柔性化组织文化
柔性化组织文化是一种能够增强组织的灵活性、适应性、创新性和快速反应能力的文化。柔性化组织文化通过人性化的组织系统、优良的信息管理、快速的反应机制、灵活的生产体系、市场导向的开发和服务来实现它的价值准则和行为模式。柔性化组织文化是柔性组织的精神体现，为柔性组织注入活力。
3.建立扁平型组织结构
扁平型组织结构是以管理信息化、网络化为技术支撑而建立起来的快速灵敏反应市场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组织结构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横向沟通，缩小和消除了各部门之间的壁垒，减少了中间管理环节。企业在组建扁平型组织时，应着重强调两个基本方面：其一，从企业内部看，必须做到有效授权，使企业人员尤其是基层工作人员能够真正拥有一定的临时决策权，从而加快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强化其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其二，从企业内外部的联系看，必须强调企业战略联盟的建立和发展，使企业不仅能够通过内部灵活组建的项目小组、微型组织结构、核心开发计划来应付动态与发展的局势，而且还可以通过与其他企业合作而构建的虚拟组织来随时满足各项市场需求，从而迅速扩大市场份额，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
4.创建学习型组织
简而言之，学习型组织就是指具有良好学习功能的组织。学习型组织的构建，能够实现员工和组织的共同学习，提高员工和组织适应环境、自我调整、开拓创新的能力，从而使企业真正具有进行柔性组织管理的坚实基础。同时，通过学习行组织的创建，能够增强组织的战略竞争能力，保证组织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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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丰沛许春燕:组织知识化与人力资源柔性管理模式探析.中国成人教育，2008年4月
非正式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工程;项目管理;组织模式
文献标识码：A
组织机构作为项目管理的组织保证，对项目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组织结构是项目管理的骨架，它担负着沟通信息，下达指令、协调矛盾、统一步调，组织运转和决策的重任。因此，工程项目管理的组织模式是项目管理的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其好坏对于能否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发挥各方面积极性有直接的影响。所以，项目组织合理化成为开展后续工作的基础。
1 典型的项目管理组织模式
1.1 职能型组织模式
U型组织，又称为多线性组织结构，它是按职能来组织部门分工，即从企业高层到基层，均把承担相同职能的管理业务及其人员组合在一起，设置相应的管理部门和管理职务。即在不对原有组织设置进行重新安排的情况下，对于直线职能型工程公司来讲，通过在企业里设置纵向的不同职能部分来完成组织的任务，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互不干扰，但为了实现项目整体目标，各部门之间也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和协调，从而互相协作来完成整个项目工程的目标，这种项目组织类型通常使用范围有限，使用与较小型的简单项目，或者那些比较单一的、专业的项目，因为这些项目的完成不需要太多的部门。这种项目组织的优点是
①整个项目团队成员无需考虑除完成本职工作外的其他事情。
②各职能部门有更多自主空间，可以在自己部分工作与整个项目工作的任务中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说因特殊原因某一职能部门的项目成员不能参加项目时，项目负责人可以在该职能部门调动其他的职员;来填补空缺，从而保证该职能部门的工作顺利开展。
③当某一职能部门承担整个项目工作时，这样的项目组织会对简单化管理工作，在任务的分配、人员安排上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更富有弹性。
④由于同在一个只能部门，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可以由本部门的专业人员解决，这样的技术支持对项目在本部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⑤有助于将对整个项目进行持续的管理和监督。
其缺点时只能部门之间的沟通较为困难，总经理只有一个，没有替代者，缺乏可持续性，只适合培养专业性管理人员，不适合培养综合性管理人员，总经理一人几圈，不利于权力的分散制衡，往往各部门只以自己的部门为中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得项目的沟通成本大大增加。
1.2 纯项目型组织
该类组织目的很明确，一切为项目服务，所有成员是从组织中的其他部门抽调来的，当这些成员成为项目中的一员时，主要为项目负责，基本上要中断和原先组织部门的领导关系，这相当于重建了一个部门，综合了不同部门的职员。
纯项目组织成员是从其他部门精挑细选专门为项目服务的，每个成员都具有较强的专业素养，具备不同的专业技术，而且能够独当一面，项目经理作为整个项目的负责人，拥有所有的资源，可以有效的调动项目成员的积极性，上下齐心协力，对外界需求和变化做出快速的反映，这种高效的共组效率有力与项目的顺利实施。但这种组织也有其自身的缺点，主要表现在：由于项目成员都是为某一项目服务，因此，所有的资源包括软件和硬件，都是为这一项目服务的，资源的单一使用导致了资源利用效率的地下，相对而言，纯项目组织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内部相互依赖性强，这样使得与外界沟通弱化，项目结束，随着成员的解雇，项目成员会感觉到事业的不连续性和无保障性，从而导致心里上的压抑，因此，当相关项目人才比较缺乏时，或者多个项目需要同时进行时，则不易采取这种组织形式。
1.3 矩阵型组织
矩阵型组织是大型项目管理中应用最广泛的新型组织形式。其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矩阵型项目组织在组织内既按履行职能的不同设立职能部门，又按项目任务的不同设立项目部门(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结果负责，职能部门提供完成项目所需资源，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完成项目任务，该结构力求发扬职能型结构和项目型结构的优点，克服二者的不足之处，矩阵型项目组织结构的有点主要体现在项目成员之间可以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项目成员之间进行良好的写作，由于成员是来自布同部门的专才，可以利用他们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最大限度的保障核心技能的发掘和开发，信息可以迅速的进行传递，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但这种组织结构的缺点就在于每个项目成员都受双头领导的指挥，需要向不同的领导汇报工作开展情况，从而导致任务完成发生冲突，最终激发人员分配、任务协调矛盾。
2 目前我国工程公司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矩阵项目管理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国外已经逐渐成熟，而我国也通过不断的摸索，结合组织体制创新逐渐发展了适应我国特色的项目管理模式，在总结几十年工程项目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矩阵型项目管理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成就，但是，随着不可控因素的不断提高，在具体操作环节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暴漏出很多不足之处：
2.1 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的市场发育不健全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业主已认同了项目管理的模式，但是项目管理模式还未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一些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并不重视这种组织结构。
2.2 企业的组织机构和项目管理体系还不适应工程项目管理的要求
我国现存的项目管理企业中，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还没有建立与工程项目管理相对应的组织机构和相关体系，在人员安排、机构建设、功能定位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同时，对工程项目管理中每个成员岗位职责的设立、程序性文件的制定、以及作业规范、工作手册、员工手册等的设计都很欠缺，管理思想、方法和水平都比较落后，效率明显不高，成效也不显著，更不能满足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的要求。
2.3 企业缺乏高素质的工程项目管理人才
企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我国工程项目管理企业走上国际化道路的关键因素，相关人才市场普遍缺乏高素质、高技术、具有大型工程项目管理经验的人才，能够按照国际先进化标准开展项目的软硬件设施还不够成熟，复合型人才更是缺乏。矩阵型项目经理要求要有一套完善的考核制度，要明确项目经理职责和权力，项目经理有权对其成员的表现进行评价和考核，项目经理的意见对其工资、奖金、职称晋升都应该有重大影响，使项目经理的责权统一。只有在这样一套完善的考核制度的支持下，项目经理才有威信，才有领导项目组成员团结协作共同为实现项目的目标而努力工作的基础。
3 改进的建议和意见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公司项目管理普遍存在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我国项目管理建设，健全我国工程项目市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加强人才培养加强对项目经理的培训，项目经理的培训应是高层次、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培训，既要进行理论培训，又要进行实践的锻炼，最终做到持证上岗。继续发挥行业协会和高等学校的作用，强化工程管理专业队伍的培训力度，重点传授国际通行模式的设计体制、程序、方法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传授如何把一批有条件的设计、施工监理企业改造为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公司的相关知识。
②编制一套项目管理手册通过咨询相关专家，编制一套详细的、操作性强的、覆盖所有项目管理细节的项目管理手册，其可以使得项目管理有序规范而又不断提高。而这是一个工程公司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③项目管理体制对企业管理水平要求更高，尤其是对项目团队的管理与建设，因此，已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制度对矩阵型项目的成功运行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建立职责明确，管理科学、沟通畅通无阻，的管理体系，是项目成功的保证。
④加强项目型组织协调系统的建设，由于矩阵型组织的双头领导性，最直接的负面影响会导致信心沟通障碍，并最终引起信息失真的增加，因此，协调组织内部的沟通机制、关系机制显得格外重要。
⑤建立MIS系统，提高项目管理信息化、科学化发展的水平，构建整合数据共享系统，为相关主题提供必要的技术和信息支持，有利于项目管理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
非正式组织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模式下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转变为企业所在供应链与其他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企业日益注重与供应链上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为了保持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大多数企业选择通过将非核心业务进行外包，即通过有选择地将一些功能及其日常管理转交给第三方供应商来围绕核心能力进行企业重新设计，以此来降低成本。由此也使得成本管理的范围超越单个组织的边界进而扩展至整个供应链，企业与企业之间有必要加强合作，一起面对成本的管理和控制问题，共同降低供应链的总成本。以往的成本管理只局限于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成本管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开展组织间成本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组织间信任和开放会计在组织间成本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二者的探讨研究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在生产作业中实施组织间成本管理。
二、组织间成本管理研究概述
(一)组织间成本管理概述 传统的成本管理只注重企业边界以内的成本管理，甚至只注重企业生产转换阶段的成本降低，而忽略了那些与企业经营过程联系日益密切的外部企业群落的成本管理。而组织间成本管理则是在一个以上的组织之间进行的成本管理，它是一种协调供应链企业的结构化活动，目的是降低供应链上的总成本。之前大多数组织间企业的活动只侧重于企业以单独组织的身份与其他企业去合作交易，但这种形式缺乏深入的协作沟通，因此不能完全发挥企业与企业之间成本协同管理优势。为了寻找降低企业成本的突破点，组织间的协调合作必须打破组织边界，建立科学的合作机制，进而才能有效地完成成本的协同管理。企业长久竞争力的保持不能仅仅依靠企业的自身优势，组织间成本管理能帮助企业借助资源和异质的互补优势建立有效的协同，在市场上获得长期竞争优势。在供应链中，企业可以通过组织间成本管理在三个方面来协调降低成本活动：帮助企业及供应商与客户发现设计产品的新模式，从而减少生产成本;帮助企业及其供应商在产品的生产阶段找出降低生产成本的新方法;帮助企业更加高效地与其他企业协调合作。综上所述，组织间成本管理是对供应链中存在合作关系的相关企业实施的一种成本管理方法。其目标是通过供应链上各企业的共同努力来降低成本。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所有参与的企业应做到“齐心协力”，同时各个企业也要意识到增强供应链总体效率的重要性。只有提高供应链的整体效率，企业才有获得更多的利润可能性。所以，组织间成本管理属于提高供应链整体利润的一种有效方式。由于组织间成本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供应链上企业之间的相互协调，所以其更适用于对信息共享程度要求较高的精细型供应链。为了切实有效地开展组织间成本管理，任何对组织间成本管理过程中的改进措施所取得的超额利润都应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企业共享，而这种共享可以刺激企业与企业之间更好地开展合作。
(二)组织间成本管理的起源与背景 组织间成本管理的系统性实践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为了有效控制企业成本，丰田公司基于价值工程(VE)与全面质量管理(TQM)，开创性地提出了目标成本法(TC)。此方法主要是以价格为导向对成本实施控制。通过开展目标成本控制，丰田公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奠定了日后成为世界汽车业巨头的基础。随后，制造行业开始大规模地应用成本控制法，并且逐渐开发出一系列应用工具，如质量功能展开(QFD)、改善成本法(Kaizen)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整合与集成成为企业管理的研究重点。价值链理论于1981年由Porter正式提出，Porter认为纵向关联存在于企业及其供应商与买方的价值链之间。供应链管理理论在90年代初期开始广泛传播，于是物流管理理论被逐渐替代。Naylor(1999)等人在敏捷制造与精益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精敏供应链(ASC)概念，认为在市场不确定性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为了增强供应链整体的系统柔性与响应速率，企业应将自身的各项职能与外部供应商进行合理的对接。在众多思想与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意识到降低成本的关键并非在企业内部，减少企业成本的核心在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成本管理。
(三)组织间成本管理研究现状 交易成本经济学对组织间成本管理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影响，主要针对企业及外包之间的制度规定和交易成本进行协调与分配开展研究。组织间成本管理的最初阶段主要建立在两个问题基础之上：组织之间是否存在降低成本的可能性;企业的服务或者产品是属于外包还是自产。组织间成本管理概念来源于Porter(1985)和Shank(1989)两人的合作研究，他们认为组织间成本管理是一种混合体，这种混合体由组织内部价值链分析和组织间成本动因共同构成，必须对组织与其合作伙伴的有关活动成本给予足够的重视。根据Porter和Shank的观点，组织间成本管理隶属于管理会计的研究范畴，通过实施组织间成本管理，能够达到降低组织间联合成本，优化和整合组织间成本管理系统的目的，并最终将组织间成本管理定义为“为了完成降低共同成本的目标，企业与企业之间所做出的协调行为”。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著名会计学专家Cooper和Slagmulder对组织间成本管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研究，标志着组织间成本管理在管理会计研究领域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其在开展调查研究时发现：有关目标成本法研究的大多数文献都将目标成本法定义为一种企业内部成本的管理方法，其他组织间企业不会主动地被目标成本法融入企业成本管理的具体项目中。然而，在企业成本关键的管理体系中含有设计信息，当产品目标价格满足此系统的要求后，其他组织间企业就能够借助设计信息寻找到降低成本的部分。所以，Cooper和Slagmulder(2004)在组织间成本管理中引入目标成本，对合作企业与自身企业开展成本识别以期待能够共同处理成本问题。目标成本法在各个组织之间的扩展，意味着其进入了组织间成本管理的领域，这种扩展也标志着成本的处理、管理与识别行为由其他组织间企业与核心企业共同完成。
国内有关组织间成本管理的研究文献目前相对较少，只是简单地探讨了组织间成本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桂良军和张玉忠(2004)研究了组织间成本管理的方法与模式，介绍了组织间成本管理的诸多手段与工具。张子刚等(2006)详细考察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组织间成本管理的运用形式和协作成果，对组织间成本管理相互交流与协作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同时借助非正式协调、制度化协调、界面协调及自我协调四个关键维度探讨了组织间成本管理整合活动的内容。狄为(2010)整理与归纳了国内有关组织间成本管理的研究文献，对组织成本管理的四种方法进行了解释与分析。总体来看，由于我国引入组织间成本管理相关理论的时间较晚，所以国内对组织间成本管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体系尚不完善，只有少部分学者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我国企业组织间成本管理问题开展了研究。
(四)组织间成本管理的基本思想 Cooper认为，以往都是在企业内部执行与探究管理会计，致使管理会计的发展步伐受到了阻碍，同时也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因此，企业有必要突破企业的边界，基于供应链进行成本管理的协调与合作。如果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能达到“物美价廉”的标准，那么企业就能满足激烈的市场竞争及多类型客户的需求。同时由于产品制作和生产工序变得日益复杂，导致进行产品制作与生产的企业日益增多，从而在空间与时间上导致了产品质量与成本的分割，因此就要求企业在作业链上进行整合，对设计与生产的产品的质量和成本实施系统监控，此即为组织间成本管理的基本思想。组织间成本管理的重点是在控制或达到一定质量目标的前提下，有效地控制与减少成本。这就要求企业在产品或服务的设计阶段就应将成本因素考虑进去，并在制造过程中持续贯彻这一理念，直到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结束，也就是说成本管理计划必须贯穿整个供应链。
三、组织间信任对组织间成本管理的作用
(一)组织间信任的概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Simmel作为开拓者最早对信任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信任是社会生活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综合性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界直到20世纪中期才开始普遍重视信任问题，同时社会心理学家借助相关的实证研究方法，从行为、性格、感知、情感等几个心理方面对信任发生的原理和机制进行了阐述。组织间信任主要涉及合作伙伴关系、企业组织管理与组织信任。目前学术界对组织间信任的定义尚无明确说明，组织间信任理论仍处于蓬勃发展之中。由于信任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与心理现象，涉及很多层面和维度，学者们也对信任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信任的理解与界定。Anderson等人(1990)认为，信任是一种预期，这种预期是其他公司将采取对本公司有利的行为，且不做损害本公司利益的事情。Ganesans(1994)对信任进行了定义，认为信任体现了对交易伙伴的认同和对该交易伙伴依赖意愿的表达。Barney和Hansen(1994)认为，相互信任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也是提升企业绩效的关键要素。Mayer(1995)对信任的理解是：基于另一方将采取对施信方有益行为的预期，一方所持有向对方暴露脆弱点的意愿，取代了对另一方行为的管理和控制。Chow等人(1997)认为，信任体现了对某人或某物的可依赖性与忠诚度水平。Sako(1998)认为，组织间信任是一个多维概念，信任的产生基于组织间的可靠性，机会主义行为在组织间得到了避免，而且企业与企业之间愿意互相合作帮助。Blomqvist(2002)认为，信任能够加深组织间企业的沟通和理解，便于冲突管理、风险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信息共享，同时建议将一定程度上的信任作为发展企业间合作的一个条件。Pavlou(2004)对组织间信任的理解是，组织内成员集体共同认同的一种主观存在的理念，组织的人员将依据自身所确定期望实现可能达到的绩效，有能力却放弃控制其他组织。国内学者刘永胜(2004)认为，信任是企业之间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时所表现出来的彼此之间的信赖，而正是由于这些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组织间的信任显得更为关键和重要。
一般认为，仅依靠单方面组织的意愿难以建立起组织间牢固的信任关系，信任关系的建立必须依靠多方组织的共同参与。信任是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是进行组织间成本管理的前提，没有组织间的信任，就难以真正开发供应链潜力，从而无法提升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可以说，信任是组织间企业开展合作的条件。组织间信任基于组织间合作来考虑信任问题，组织间良好的信任关系，有助于组织间成员的相互沟通和信息共享，能够降低风险和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组织间各方的信任程度越高，则信息共享的范围就越广，关于产品成本和核心技术等信息得到共享的可能性就越大。组织间信任不但彰显了对战略合作伙伴的认可和依赖，也表达了对其核心竞争力及运营理念的认同。
(二)组织间信任对组织间成本管理的作用 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任何企业都无法做到“独善其身”。供应链上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企业需要在相互合作和各自独立之间寻求平衡。彼此间的相互合作就要求企业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彼此忠诚、信守承诺，由此就产生了组织间信任。交易成本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有重大影响，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组织间成本管理。依据Coase(1937)的定义，交易成本即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费用，主要包括谈判、签约以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Williamson(1975)认为，对交易各方而言，信任的重要作用是能够降低由于不对称信息所增加的交易成本。所以，组织间的信任程度越高，组织间成本管理的效率就越高，组织间企业所在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便会越强。企业一旦与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了忠实可靠的信任，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仅能够降低供应链总成本，而且有助于降低企业自身的交易成本。首先，在信任条件可靠的情况下，组织间合作各方可以在事前准备事项方面降低时间和成本的投入。组织间企业无需为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制定所有环节的方案以应对风险。当风险或突发事件出现时，由于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各个企业会积极合作，及时应对，以最有效的方式应对风险或突发事件。组织间信任提升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未来成本。其次，组织间合作各方进行的谈判协商的有效程度依赖于组织间信任。当出现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或干扰事件(如各类契约中无明确指定的事项)时，高程度的信任关系能够促使各方及时达成有效统一的意见，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谈判协商的时间。高程度的信任关系，也促使组织间企业能够提供包括成本、库存等敏感数据在内的相关信息，使得合作各方能在许多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同时也能够防范故意歪曲信息的做法带来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达到降低谈判成本的目的。第三，组织间信任降低了组织间合作各方的激励成本、监督成本。现实环境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等原因，组织间合作各方之间存在着逆向选择、道德败坏等问题。对合作伙伴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激励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组织间信任能够有效地保证企业相信合作伙伴在合作过程中不会违反既定的合约，组织间企业可以在相互监督和激励的基础上投入相对较少的资源，实现成本优势。第四，高程度的信任关系能够建立稳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降低更换合作伙伴的可能性。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对原有合作关系能否继续的调查分析和对原有合作关系的调整要求企业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高程度的信任关系能够大大降低合作关系破裂的可能性，保证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稳固，从而降低寻求替代伙伴所要投入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转换成本。
四、开放会计对组织间成本管理作用及与组织间关系
(一)开放会计的概念 1979年史塔克(Jhon P.Stack)提出开卷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主张公开企业的财务账簿，与企业员工共同分享财务信息，由此引申出开放会计(Open book accounting)的概念。开放会计是一种法律意义上彼此独立的商业伙伴，突破组织界限，借助某种正式的机制对成本信息进行合理披露的方法。时至今日，开放会计在日本和西方的部分企业中得到了运用，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对开放会计进行了研究。Seal(1999)认为：一方面，开放会计可以被看做是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其看做是组织间成本会计或组织间成本管理的一个要素。开放会计目的是使买方能够更好的帮助供应商通过确定关键领域尤其是改善研发方面的内容而降低成本。开放会计不仅用于成本信息的披露，同时也涉及了与成本相关信息的交换(Mouritsen等，2001)。Dekker(2003)指出：由于企业担心涉及敏感性的数据被用作他用，开放会计的做法协调了企业之间的成本管理。Ellram(2006)指出，开放会计适用于高度合作的长期的或至关重要的关系，或者用于两种关系并存的情况。国内学者霍亚楼(2008)提出，开放会计的核心思想是供应商与其客户以某种正式机制互相公开自己的成本信息，包括单件成本、工资水平甚至边际利润等;双方致力于从这些公开的成本信息中发掘削减成本的机会，并分享成本节约的收益。开放会计是对会计信息共享制度安排的一种概括性表达，目的是对成本信息进行披露，参与交易的双方或多方之间通过协商等方式把各自的成本信息与其他组织成员共享，期待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掘出削减成本的机会，分享成本节约的收益，最终使得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获得提升。
(二)开放会计对组织间成本管理的作用 目前国内对开放会计的理论研究并不多，企业间的开放会计实践也处在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现有的研究主要通过对已有的经验性成果进行探讨分析，来加深对开放会计与组织间成本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总的来说，开放会计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组织间成本管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开放会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观念意义上的财务管理模式。以往的财务数据由财务部门收集并进行公开下发，相关信息流单独由顶层向底层传达，底层部门只能被动接受财务信息和指令。当实施开放会计以后，产生了一个全新的会计环境，买方和供应商主动地由下向上传递会计信息，信息的交流方向由单向转变为双向。财务管理模式也由被动变成主动，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变得更加快速、有效。
第二，开放会计增强了合作企业之间成本信息的透明度。一般认为，企业外界很难通过常规手段获取有关企业成本的信息。开放会计解决了这一问题，成本信息透明程度的增强，使得买方和供应商能够共同降低成本。开放会计服务于组织间成本管理，通过创造条件来推动会计管理变革，促进组织间成本管理。组织间成本管理在实施过程中涉及到各类技术方法，如目标成本法、成本调查、并行工程、功能价格质量权衡等，这些方法的成功应用，离不开组织会计信息的透明化。通过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的交换来实现合作企业之间成本信息的开放性和透明性，已经被看做一个有竞争的供应链所必须的组成部分。
第三，开放会计对企业的管理控制范围进行了拓宽，为组织间成本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开放会计使得成本会计管理透明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供应商在诸多核心领域如改善研发内容和产品制造方面来降低成本，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组织间成本管理主要通过提高买方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流效率、协调供应链产品设计流程和整个生产制造过程等方式来有效控制供应链的总成本，提高组织间成本管理效率。
(三)开放会计与组织间信任的关系 组织间信任是开放会计的前提，没有相互间的信任，开放会计就无法很好地实施。供应链各企业之间的信任水平随着关系生命周期发生变化，信任伴随着时间逐渐增长，在此期间，合作双方的信息共享程度也会逐步提高。成本信息的公开是建立在买方与供应商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当供应商愿意将成本信息(尤其是敏感的成本信息)与买方共享时，这本身就是对买方意图的一种信任，如果买方滥用所获取的成本信息或者利用其进行价格谈判，由于供应商此时处于从属地位，此时开放会计的做法将会不利于组织间信任的建立。相反，买方如果不滥用信息，此时的互惠行为则会加强彼此双方的信任程度，从而促进开放会计的顺利实施。买方与供应商之间通过开放会计实现了会计信息的交流，降低了各自的成本，而这种信息交流反过来又会增强买方与供应商之间的信任程度，从而一个“信任→开放会计→更高程度的信任”的良性循环得以形成。因此，组织间信任与开放会计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信任是提升开放会计的机制之一，开放会计有助于增强供应链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
五、结论
外包行为使成本管理的范围超越单个组织的边界，由此出现了组织间成本管理。伴随着组织间成本管理的发展，开放会计应运而生。开放会计实现了供应链合作企业之间的成本信息透明化，优化了整个供应链的成本管理。合作双方只有在相互信任对方的基础上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信息共享，因此在生产管理过程中对组织间信任的培养与维护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处于供应商地位的企业也要对组织间信任把握好“度”，防范买方利用组织间信任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优势损害自身利益，杜绝买方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保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良好的发展。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编号： 10YJ
A630027)、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金资助项目(编号：33041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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