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旅游产业结构范文

2023-09-23

云南旅游产业结构范文第1篇

工作研讨会材料

关于盐都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

融合发展的启示

旅游产业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旅游与文化总是融合一体。文化产业是旅游产业的先导,旅游产业又反作用于文化产业。近年来,我区紧紧围绕新农村建设,贯彻落实市委关于盐都区在全市率先突破乡村旅游的战略部署,坚持用先进文化引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着力打造以“湖荡湿地、民俗风情、生态农业、名人故居”为支撑的乡村旅游产品,从而为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融合发展提供了经验,得到了启示。

一、建立乡村旅游规划体系,是两者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 今年以来,我们先后编制了全区、仰徐村、郝荣村、杨侍村、朱升墓、重庆啤酒等旅游规划,初步建立了全区乡村旅游规划体系。这是全区乃至各乡村旅游示范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区地处江淮之间、里下河腹地,是盐城市西部里下河湖荡湿地和民俗风情旅游带的核心,湿地资源丰富,历史传承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民俗风情淳朴。有华东地区少见的大纵湖湖荡湿地,有正在发展的步湖路生态农业景观轴,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全市唯一的全国文明村仰徐,有名人郝柏村出生地郝 1

荣,等等,从而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并提出建立乡村旅游规划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开展了全区旅游资源调查,聘请东方智业集团编制全区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启动一批乡村旅游示范点旅游规划的编制工作。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依赖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从而大大提升了规划质量。

二、抓好乡村旅游项目建设,是两者融合发展的重中之重 大纵湖旅游度假区是全区乡村旅游业发展的希望所在。为了建设这一龙头项目,凸显湖荡湿地和里下河民俗风情两大文化元素,区委、区政府启动了东晋城重大项目建设,拉开了旅游新城建设的序幕。同时,潘黄街道仰徐村旅游点6个项目、葛武郝荣村旅游点4个项目、郭猛农业生态园8个项目、龙冈华都森林公园游客接待中心、鞍湖“三胡”陈列馆、北龙港朱升文化园等项目也全面启动。现代农业示范园既是乡村旅游的重要业态,也是乡村文化的新兴载体,现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台湾农民创业园、郭猛现代农业示范园、潘黄仰徐高效农业园、张庄农业科技示范园、禾嘉生态园、路路生态园等园区建设初具规模。此外,泾口村龙文化旅游区、杨侍村温泉旅游区、王庄葡萄休闲庄园、盐渎水墨农庄、冈中醉农庄园、沈拱山智慧农庄等也在不断发展之中。旅游项目的加快建设,两者融合发展的态势日新月异。

三、创建乡村旅游品牌,是两者融合发展的市场业态

今年以来,我区加快了乡村旅游品牌的创建步伐,大幅度促进了两者的融合发展,11月份是收获的时刻。根据《江苏省乡村旅游示范点等级的划分与评定》的要求,仰徐村、郝荣村创建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工作通过评审。评定组在现场检查、抽样调查、座谈讨论、翻阅台账、听取汇报、观赏演出的过程中,对这两单位的硬件建设、线路编排、标牌标识、解说体系、台账资料、文艺表演等进行了全面评价,结果令人满意。同时,市旅游局也组成评定组,对醉农庄园、杨侍村、泾口村创建二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工作进行了检查,现正在评定之中。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重庆啤酒创建盐城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工作也取得成效,已于11月18日举行了揭牌仪式。乡村旅游品牌的加快创建,现已在全市率先突破乡村旅游规划体系的建设,率先突破村级四星级乡村旅游点的创建,率先突破将乡村旅游示范点推介到台湾市场,率先突破现代农业示范园向现代农业景观带过度,率先突破工业旅游示范点的挂牌。商品需要包装,旅游也要包装。“五个率先突破”,就是高层次包装。包装的过程,既加速了两者的融合,又促进了市场业态的形成。

四、加强旅游宣传促销,是两者融合发展的形象展示

旅游节庆活动,是旅游宣传促销的高级形态,我们比喻为“经

贸搭台,旅游唱戏”。 这个促销,就是宣传旅游品牌;这个唱戏,就是文化展示。春节期间,我们组织旅游企业参加了“迎新春”和春季旅游广场宣传咨询活动,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3月份,派出强大阵容出席了“盐台旅游活动周”。春节和端午节期间,大纵湖旅游度假区先后举办了“快乐采购,欢乐新年”旅游节、端午赛中华龙舟等活动。4月份,全区组成代表团参加了市政府在建湖县弘宇生态园举办的乡村旅游启动仪式。5月18日,葛武镇在台湾农民创业园举办香瓜节。11月份,举办了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评定、工业旅游示范点揭牌、全区乡村旅游规划评审以及参与盐城市丹顶鹤国际生态旅游节等系列活动。同时,还制作了旅游宣传画册和宣传光碟,汇编了《盐都导游词》,举办了乡村旅游示范点讲解员培训班,组织旅游企业出席全国有关国际、国内旅游交易会。持续不断的旅游促销活动,推销了我区旅游品牌,展示了我区文化形象。

盐都区旅游局

云南旅游产业结构范文第2篇

摘要:旅游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旅游业和城市化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对国内有关旅游城市化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分别从旅游城市化的概念界定、动力机制、模式及特征、影响以及旅游城市化的实证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关键词:旅游城市化;研究综述;中国

旅游城市化起源于福特制(fordism)时期的高工资和大众消费,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即后福特制(postfordism)时期的大众享乐消费(mass consumption of pleasure)的兴起[1]。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综合实力的增强、城市环境的全面改进及城市各种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在原有经济、文化、交通、政治等功能之外,旅游功能日趋完善。可以说旅游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旅游业和城市化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

一、旅游城市化的概念界定

“旅游城市化”(tourism urbanization)是Mullins最早提出的,他认为,旅游城市化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基于后现代主义消费观和城市观(注重享乐,pleasure)的一种城市形态,是一种建立在享乐的销售与消费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1]。国内已有学者对中国的旅游城市化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旅游城市化概念进行了界定。黄震方将旅游城市化定义为:旅游区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集,旅游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在人们的旅游活动中作用逐渐增大的现象[2]。王冬萍认为,旅游城市化是以旅游的发展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区积聚和扩散,从而带动城市地域的不断推进和延伸的过程,它包括使城市规模扩大和使城市质量提高两方面内容[3]。李鹏在黄震方等人定义的旅游城市化概念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旅游城市化还包括旅游景区景点的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4]。陆林从城市化角度,认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引导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从消费的角度看,旅游城市化是指为满足人们由传统的日用型消费向现代享乐型消费转移,提升城市功能的过程。旅游作为现代享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的城市化过程是一种新的城市化模式[5]。朱竑界定的旅游城市化不仅仅是旅游业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结果,更主要是一种动态发展的趋势和演变过程。包括:(1)旅游城市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旅游向城市集中、城市的旅游功能日益增强和城市旅游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2)旅游城市化是城市旅游角色的变化,是城市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综合体转化的过程;(3)旅游城市化也是旅游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一个动态过程[6]。李璐芳则在王冬萍所定义的旅游城市化概念基础之上,进一步对旅游城市化的含义作了如下描述:将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来建设,以更好地发挥城市的旅游功能,促进城市建设,繁荣城市经济[7]。安传燕将旅游城市化定义为:把旅游作为一种推动人类社会经济转型、社会变迁和文化重构的动力来促进区域城市化的一种过程和现象。内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城市的景区化和景区的城市化 [8]。

二、旅游城市化动力机制

黄震方将旅游城市化的形成机制总结为以下几点:(1)城市化进程的带动;(2)城市本身的载体作用;(3)旅游者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行为;(4)政策机制;(5)旅游业的发展和交通设施的完善 [2]。李鹏从内在拉动力和外在驱动力两个方面对旅游城市化动力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活动在本质上符合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动力和规律,具体来说,旅游需求拉动旅游城市化,旅游供给推动旅游城市化。一系列旅游政策的出台与实施也促进了旅游城市化进程。此外,与旅游相关的活动以及旅游行业本身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丁娟以九华山为例,对当地旅游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旅游城市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产生。除了城市化进程的带动因素外,旅游城市化形成的动力机制还包括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者的行为规律和偏好、政策制度以及区位交通等因素[9]。吴国清认为,城市旅游的发展促进了旅游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城市的食宿、娱乐、休闲、通讯、购物等设施比较发达,为旅游活动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受闲暇时间、经济支付能力、交通等因素影响,多数城市居民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仍将目标锁定在城市或城市近郊[10]。

三、旅游城市化模式及特征

李鹏将中国的旅游城市化模式总结为黄山模式、曲阜模式和以武陵源为代表的旅游景区景点城市化现象。他认为,黄山作为一个由旅游催生的城市,代表了为旅游活动提供支持的一类城市,其旅游城市化进程极具典型性。曲阜的旅游城市化与黄山模式不同,从时间上看,曲阜旅游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从空间上看,在曲阜城市就是旅游地,旅游地即城市,景区景点则分布在城市(旅游区)内部,曲阜旅游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他还从武陵源这一景区景点城市化现象的典型例子中,概括出了这一现象产生的一般原因:包括经济利益驱动,景区景点行政管理条块分割,行政支配旅游经济,景区景点与居民村落连为一体,以及当地居民对景区景点的依附关系[4]。

吴国清将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模式总结为多核心+网络化模式,作为中国城市化发育最快的地区,长三角已初步形成了由多城市区连绵而成的多核心城市密集地域系统。同时,一个网络化的经济环境和地方政府间关系正在逐步形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国内区域性合作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长三角区域旅游必然会形成区域内城市优势互补、联动发展的态势,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亦使得区域内的旅游经济中心趋于分散化[10]。

四、旅游城市化实证研究

王冬萍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现象在吐鲁番城市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旅游城市化可以使城市规模扩大,城市质量提高。旅游城市化使吐鲁番城市地域扩大并延伸,推动了吐鲁番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促进了吐鲁番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和城市特色的鲜明化[3]。

朱竑以桂林为例,指出旅游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化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认为城市旅游化是城市旅游供给方面为迎合旅游需求做出的适应性举措。随着大众旅游逐渐向休闲度假旅游的转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享受城市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文化休闲娱乐设施以及完善的综合服务配套,人们的这种需求带动了旅游城市化的进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的到来,在服务设施的使用上,市民与游客发生了冲突,城市原有的比较优势弱化。因此,城市就需要进行旅游化建设,为旅游发展做好必要的改进和完善(如在城市的标示系统、城市的人性化服务设施配套、城市的风貌保护等方面),提升城市的旅游功能,优化城市的旅游形象。同样,旅游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城市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接待地和旅游目的地转变的过程,而城市的旅游化建设则是城市为了树立和强化旅游目的地形象而采取的必然措施。桂林的旅游“城市化”正是桂林城市“旅游化”的必然结果。而桂林在完成了城市的旅游化建设之后,随着城市形象的极大改观,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旅游的城市化[6]。

焦华富以九华山为例,分别从经济影响、社会生活影响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对旅游城市化的居民感知进行了研究,指出九华山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经济方面的正、负影响都有明显的感知,主要包括: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个人收入,提高房地产价格,导致物价上涨。在社会生活影响方面,当地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的正面影响感知强烈,而对其负面影响感知相对较弱,多数居民认为旅游城市化对其生活设施、教育环境、医疗条件以及娱乐活动设施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助于提高当地知名度,促进居民思想观念的改变,只有少数居民认为旅游城市化破坏了当地的淳朴民风,甚至导致犯罪率上升。在环境影响方面,居民对旅游城市化的正面环境影响感知较弱,但对其负面影响感知强烈,尤其是对人文环境的感知更强于对自然环境的感知[11]。

李璐芳对大连市旅游城市化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旅游已成为大连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与此同时,大连旅游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城市化的推进使大连本地人不断被边缘化;城市化的推进使大连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城市规划存在不合理因素等[7]。

吴国清认为,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趋势是以城市为依托,实现沪宁杭旅游互动是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在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旅游城市化将成为必然[10]。

葛敬炳对丽江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与传统的工业城市化相比,丽江旅游城市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1)在城市性质和功能上,丽江由工商业城镇逐步向旅游城市转变;(2)在城市空间结构上,丽江城区逐步演变成以大研古城为重心呈“扇”形发展;(3)在城市建设用地上,旅游业用地增长迅速,大量城市绿地被侵占;(4)旅游的快速发展,大大加快了丽江人口城市化过程,旅游业成为丽江市居民就业的主要渠道;(5)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丽江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超常规发展。丽江旅游城市化机制包括:资源比较优势、地方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参与以及旅游消费。葛敬炳认为丽江的旅游城市化是一种典型的资源驱动型旅游城市化现象[12]。

五、旅游城市化的影响

朱竑指出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已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旅游与城市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6]。李璐芳认为,旅游城市化可以改善城市环境和功能,优化城市的文化氛围,并且是城市再生的重要动力[7]。

李芸分析了旅游城市化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开发和保护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旅游城市化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造成旅游资源的破坏;城市用地剧增,不断蚕食和破坏风景名胜区;城市环境质量下降,旅游环境和景区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现代城市景观与旅游整体环境意境不协调[13]。

黄振方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分析了旅游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问题,例如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淡化,以城市开发代替旅游开发,建设性破坏比较严重;旅游资源产权不明晰,开发利用不合理,缺乏整体协调机制;不当的游客行为和旅游活动使旅游资源与环境质量下降;景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系统失调;旅游资源与环境管理和保护力度不大等[14]。

六、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旅游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的发展已成为促进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旅游城市化已逐渐成为多元城市化道路的一种模式。但从国内现有研究成果看,旅游城市化研究尚处于探索中,研究内容侧重于旅游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负面影响及对策。与旅游城市化的发展实践相比,理论研究相对滞后,旅游城市化概念尚处于构建之中,还未形成较完善的旅游城市化概念体系,研究领域较分散,研究内容不够丰富,尚未凝炼成明确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

近年来,中国出现不少因旅游业而兴,或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的旅游城市,这些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旅游城市化特征和机制值得关注。在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旅游城市化对于城市化进程和地区发展的带动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在资源和环境可承载范围内,重点研究旅游城市化在促进城市就业,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带动区域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要加强旅游城市化的国际比较研究,充分借鉴、利用国外旅游城市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成果。目前,国内学者对一些典型的旅游城市很少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少数旅游城市的实证研究也只是涉及到旅游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式、影响和发展对策等单一方面。加强实证研究有利于旅游城市化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有利于旅游城市化概念体系的确立,有利于中国旅游城市化理论的形成。

参考文献:

[1]陆林,葛敬炳.旅游城市化研究进展及启示[J].地理研究,2006,(4).

[2]黄震方,吴江,侯国林.关于旅游城市化问题的初步探讨——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2):160-165.

[3]王冬萍,闫顺.旅游城市化现象初探——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3,(5):118-122.

[4]李鹏.旅游城市化的模式及其规制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4,(4):97-100.

[5]陆林.旅游城市化:旅游研究的重要课题[J].旅游学刊,2005,(4):10.

[6]朱竑,贾莲莲.基于旅游“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旅游化”——桂林案例[J].经济地理,2006,(1):151-155.

[7]李璐芳,谢春山.旅游城市化现象探析[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12):166-167.

[8]安传燕.旅游城市化内涵及动力机制研究[J].现代管理,2008,(8):223-224.

[9]丁娟.山岳型旅游地旅游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以九华山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6).

[10]吴国清.区域旅游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区域化研究——兼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旅游互动[J].地理研究与开发,2008,(1):51-55.

[11]焦华富,丁娟,李俊峰.旅游城镇化的居民感知研究——以九华山为例[J].地理科学,2006,(5).

[12]葛敬炳,陆林,凌善金.丽江市旅游城市化特征及机理分析[J].地理科学,2009,(1):134-140.

[13]李芸.旅游城市化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1,(3):22-25.

[14]黄震方.发达地区旅游城市化现象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问题探析——以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为例[J].人文地理,2001,(5):53-57.

[15]罗彦.滨海地区旅游城市化发展模式探讨与深圳借鉴[J].特区经济,2010,(3):145-147.

[16]张建庆,李晓光.长三角旅游城市化发展背景分析[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6):98-100.

[17]梁继超,钟扬,赵耀.浅谈桂林的旅游城市化[J].中州大学学报,2007,(2):38-39.

[18]苏建军.基于旅游城市化视角下的城市旅游区域一体化研究——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为例[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1):84.

[19]张玲.城市旅游与旅游城市化[J].网络财富,2009,(4):61-62.

[20]徐娥,钟伟,王玉玲.乡村旅游地城市化问题研究[J].特区经济,2010,(7):149-150.

A Study Review on China’s Tourism Urbanization

GAO Jing-ting,LI Guo-yin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 and Tourism,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 830054,China)

Key words: tourism urbanization;study review;China[责任编辑 安世友]

云南旅游产业结构范文第3篇

摘要:实现旅游产业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旅游产业和旅游教育有良好的正相关关系。河南省旅游业的产业化正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存在着旅游产业和旅游教育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也明显存在着旅游教育滞后于旅游产业发展的问题。本项研究从河南旅游产业和旅游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选定旅游教育作为旅游产业化的支撑体系之一,这一目前在我国仍相对薄弱的环节加以研究,提出河南旅游产业与旅游教育协调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旅游教育;旅游产业;协调

被史学家誉为“中国天然历史博物馆”的河南省,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战略性的地位。这里孕育了5000年灿烂的华夏文化,轩辕黄帝诞生于此,河洛文化形成于此。中国七大古都中河南就占有洛阳、开封、安阳三座。河南省地上、地下文物资源十分丰富。其中地下文物数量居全国第一位,地上文物数量居全国第二位,馆藏文物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以“古”、“河”、“拳”、“根”、“花”为特色的旅游资源,成为河南旅游业发展的优势。旅游业已经成为河南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实现旅游产业化,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是关键因素之一。而目前河南旅游业发展中明显存在着旅游产业和旅游教育发展不协调,旅游教育滞后于旅游产业的发展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

一、河南省旅游教育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河南旅游业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但真正得到发展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旅游教育而言,目前,河南省开办旅游专业的院(校)有近50所,其中举办高等旅游教育的学校近20所,约占40%,中等旅游学校近30所,约占60%。担负着培养高级旅游管理人才的高等旅游院校总的来说数量还不算多,受过高等旅游教育的人才还不能满足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与每年大幅增长的旅游从业人员队伍之间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旅游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水平直接影响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化的发展。旅游教育担负着为旅游业的发展培养大批具有专业知识、技术和岗位职业能力人才的重要任务,为到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旅游强国提供人才支撑。旅游企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高素质的人才,谁就有可能在竞争获胜。河南省旅游产业化水平较低,突出问题就是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和水平整体偏低,不能适应河南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旅游业是我国最早与国际接轨的行业之一,具有高起点、高水平、高速度、超前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旅游业已经成为推动河南社会发展、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力量。在吸引外资、赚取外汇、扩大就业、脱贫致富、拉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河南旅游资源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品位上都位居全国一流水平,但旅游产业的发展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河南旅游教育在全国整体来看,有起步较晚、发展缓慢、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旅游教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旅游企业数量多、规模大,而旅游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少、质量有待于提高,即人才供需之间的矛盾突出。

旅游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质量、教学模式、专业实践、师资水平、旅游理论研究等方面难以满足旅游业发展的需要。

旅游教育与旅游产业之间衔接不够。河南旅游教育与旅游产业之间的供求关系仍不平衡,二者之间的有效衔接不够,导致旅游人才的有效供给不足,使得我省旅游人才队伍整体素质有待于提高。集中体现在从业人员的文明礼貌、道德修养、服务意识、专业知识和管理水平等方面。

二、河南旅游教育与旅游企业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不断深化教育改革,树立现代旅游教育的新观念

随着旅游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地位的确立、巩固和加强,旅游教育的发展前景也非常看好。河南已经把旅游强省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促进旅游业和旅游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旅游强省提供人才支撑,需要我们树立现代旅游教育的新理念。

要树立“三观”观念,促进协调发展。即树立大教育观、树立开放的教育观、树立素质教育观。

旅游院校在办学过程中要主动争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在政策、人才、资金和物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构建旅游高等教育、旅游中等教育、旅游职业教育和旅游成人教育相结合的立交桥;旅游院校要以开放的姿态走出校门,以至国门,加强与国内、国际有关旅游院校和旅游企业的交流与合作。掌握旅游业发展的最新信息和未来趋势,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在旅游教育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和成熟理论。旅游院校与旅游企业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旅游教育与旅游企业的协调发展;旅游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生存的基本能力,更要培养学生从事旅游专业的行业素质,特别是强烈的旅游服务意识、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职业习惯。在旅游教育中不仅要体现出能力教育,还要体现出素质教育。在培养目标、教学方法、教材、课程设置等方面紧紧围绕旅游业对人才的需求做文章,围绕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二)积极加强校企之间的合作,促进产学相结合,形成产学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旅游教育担负着培养面向旅游企业第一线、掌握岗位职业技能和能力的高级实用型管理和服务人才的重要任务。把旅游教育推向旅游企业生产和服务中去,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旅游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和要求。旅游教育在以“必需、够用”为前提的理论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应加大实训教学的比例,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紧紧依托旅游行业,充分利用旅游企业的设备设施、条件场地、管理经验、技术力量、人才、资金、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为旅游教育服务,为旅游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条件。旅游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应注意利用旅游院校在理论研究、师资水平、学生生源等方面的优势,加强校企之间的密切合作,达到资源共享,共同促进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这种产学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所在,是实现旅游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要强化实践环节的教学,不断提高旅游教育的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形成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旅游产业化是旅游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关键。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仅有20多年的历史,相当一部分旅游资源没有被利用起来和发挥作用,资源优势没有变为产业优势,旅游产业化水平还很低。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河南省更是如此,这与旅游资源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河南省委、省政府已经把旅游业列为河南“十五”期间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而要托起河南旅游业发展的明天,旅游教育是旅游产业化进程的关键支撑因素之一,是河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要素。只有教育发展了,旅游业的发展才会更有希望。只有旅游教育与旅游企业协调发展了,旅游产业化的速度才会加快,河南实现旅游强省的目标才会变成现实。

参考文献

1.何光暐主编 《新世纪 新产业 新增长》[M]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

2. 张红专 《创新旅游教育 办出专业特色》[EB/OL] http://www.studa.net/2009-10-10/ 2009-4-14

云南旅游产业结构范文第4篇

[关键词]旅游产业;文化产业;耦合;安徽省

[中圖分类号]F592.7[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目前,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张海燕,等基于产业融合理论,分析了两个产业间的互动机制和路径选择[1]322;程晓丽,等分析了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机制,结合安徽省现状,提出了渗透型、延伸型和重组型三种融合模式[2]161;宋子千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旅融合发展的相关国家政策[3]6。总体而言,以定性研究为主。耦合协同发展是指要素或系统之间在互惠互利、配合得当的基础上由简单到复杂、由无序到有序、由低级协调优化到高级和谐共生的演化过程[4]107,是定量研究系统之间双向影响的有效工具,也是目前学术界研究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关联性的新尝试。以“旅游产业”“文化产业”“耦合”为并列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截至2020年6月1日,仅有文献25篇。范红艳[4]104、翁钢民[5]178、方忠[6]39、孙剑锋[7]207、周彬[8]203等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分别对全中国、河南省、福建省、山东省、内蒙古的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耦合发展进行了测算和分析。

在融合发展背景和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以安徽省为例,通过构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评估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安徽省文旅融合现状,对安徽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有着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基础。

据《安徽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知,旅游产业方面:2019年全年入境旅游人数655.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8%;国内游客8.2亿人次,增长13.6%;旅游总收入8525.6亿元,增长17.7%。其中,旅游外汇收入33.9亿美元,增长6.3%;国内旅游收入8291.5亿元,增长17.9%;2019年年末全省有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区)607处。文化产业方面:2019年年末全省共有文化馆124个、公共图书馆125个、博物馆204个(含民营博物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1438个;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5处、合并国保项目4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15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2项、省级名录479项。

(二)数据来源

课题组通过《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9)》《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0-2018)》《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10-2018)》《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2019》《安徽统计年鉴(2010-2019)》《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2018)》等,及通过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咨询,获取了2009至2018年相关指标的数据。

三、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与综合评价模型

首先,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借鉴已有的研究基础,再结合安徽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依据系统性、科学性、代表性、数据可得性的原则,为两子系统构建各包含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的耦合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咨询专家的基础上,采用相对较客观的熵值赋权法,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然后,建立和计算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应的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函数。主要步骤及结果如下:

1.建立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相应的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函数F(x)和G(y)

其中ai、bi分别为相应指标的权重;Xi、Yi分别为预处理(利用离差标准化进行非负化处理)后的指标值;xi、yi分别为原始指标值。

2.指标权重的计算

安徽省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系统耦合发展评价综合指标体系及权重,见表1。

(二)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

根据物理学容量中的耦合系数模型,借鉴相关学者的前期研究[9]173,构建出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评价模型如下:

其中,C表示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度,C能反映出两个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但不能解释两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利用目前最常用的离差最小化原理构造耦合协调度模型。

其中,D表示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度,T表示两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均为待定系数,且α+β=1,对于两个子系统,通常取值α=β=0.5。D的取值范围为[0,1],且根据D值的变化,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度等级划分如表2:

四、安徽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耦合发展测算分析

(一)安徽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公式1、2计算出2009至2018年的安徽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数F(x)和G(y),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式3、4、5计算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D,并根据表2的等级划分标准对其进行评估,见表3和图1。

从表3和图1可以看出,2009至2018年间,除个别年分外(2016年旅游产业、2015年文化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有所下降),安徽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均处于稳步提升状态。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分值由0.0991增至0.8974,文化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分值由0.0494增至0.7586,可见提升较明显。

近年来,安徽省以政策导向和项目建设为主抓手,促进旅游产业稳步提升。皖南各市突出休闲度假和田园综合体项目,皖北各市以文化旅游和乡村旅游开发项目为重点,合肥市围绕国家旅游休闲区的建设进行推进。全省旅游产业稳中快进、成效显著。2019年,黟县、霍山县荣获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12个乡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数量居全国第三),安徽省旅游集团、黄山旅游集团、祥源集团连续跻身中国旅游集团20强。可见,安徽省正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大省、由“偏重皖南”向“全域旅游”、由旅游观光型向休闲体验度假型迈进。文化产业方面,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2019年,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获评首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全国7个),黄梅戏入选国家级非遗优秀保护实践案例,凤台花鼓灯传承人记录项目被评为国家级优秀奖。安徽省正由文化大省向文创大省迈进。

(二)安徽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通过表3和图1中对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比较,除个别年份外(2016年为旅游产业滞后型),近十年安徽省基本属于文化产业滞后型。其次,近十年,二者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从中度失调(2009-2010年)、濒临失调(2011-2013年)到中级协调(2014-2016年)、良好协调(2017年)、优质协调(2018年)。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是由两个产业内在属性决定的,也是旅游和文化的市场需求不断个性化、多元化的必然要求,当前两个产业的融合更有着良好的政策导向环境。首先,从国家层面,2019年提出:各地要坚持“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紧抓理念融合、职能融合、产业融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交流融合6个着力点;“到2022年,建设30个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2020年,推动文化和旅游真融合、深融合。其次,从安徽省文旅融合的政策环境看,2014年,把“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工程”作为七大重点工程之一;2017年,把打造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培育文化创意旅游产品、培育世界级文化旅游品牌等作为重要任务和目标;2018年提出:推动文化与旅游、科技、教育、体育、农业等深度融合发展。安徽省文旅融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文旅线路上,黄山世界遗产游、九华山佛教文化游、天柱山禅宗文化游等已成为全国旅游精品线路;文旅新业态上,黄山黎阳创客小镇、徽州民宿客栈、宣城文房四宝文化园、巢湖三瓜公社等层出不穷;文旅演艺上,《徽韵》入选国家首批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名录;文旅项目建设上,2019年,安徽省30个项目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投融资优选项目,总数居全国第二。

1.文旅融合存在的问题

第一,近十年文化产业滞后型为主,说明文化产业的发展落后于同时期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安徽省文化产业的潜力尚未充分挖掘或发挥,亟需加快文化产业的提升,以促進文旅协同更好地融合。第二,相关扶持性和操作性政策不到位。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探索性的政策,但大多是宏观上的理念和态度,落地执行或推广层面的政策不充分,使得很多地区都在各自的实践中摸索。第三,产业融合的广度、深度不够,形式单一。比如从旅游的角度,文化未全面渗入到旅游者的食、宿、行、游、购、娱等各方面;从文化的角度,旅游尚未跟创意设计、动漫、网络、影视、会展等文化产业全面互动。第四,区域发展不平衡,依然是“南热、中温、北冷”的格局[10]3。以文旅线路为例,大多还是依赖于原有的皖南招牌景区或优势资源为主,做到了锦上添花,但为其他温冷地区雪中送炭或者无中生有(深度挖掘)不足。

2.促进二者协同发展的探讨

第一,概念的新解读是文旅融合深入拓展的基础。在概念上,对旅游和文化应该有更广义和广域的认识,文化几乎是没有边界的,而旅游的边界也在实践发展中无限拓展。在此基础上,才能发现二者之间更多的融合机会、融合路径和更丰富的融合成果。尤其是对于传统旅游资源匮乏的皖北地区,可以深入挖掘本土饮食、习俗、历史等方面的文化,一方面,“抓大、不放小”地展开区域合作,可以攀龙附凤,以资源互补或功能互补,借助热点地区的带动作用,也可以展开弱弱联合,即与周边温冷点地区合作。[11]10另一方面,不仅促使旅游与文化的跨界合作,也可以促使旅游、文化与其他行业、产业的无界共生,从促进旅游与文化的共赢转为追求多赢的融合目标。

第二,政策的推行力是文旅融合进一步推广的保障。从以上政策分析可见,无论单方面从旅游产业还是文化产业的角度,或者文旅融合的角度,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引导性的政策日益完善,相对缺失的是执行和监管政策。对此,可以通过操作性和推广性较强的各种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通过标准化工作建设保障和助推文旅融合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园、创客小镇、民宿客栈等文旅融合的新形式、新业态,鼓励成功案例所在的企业或单位编写企业标准、参与编写安徽省地方标准,进而申报行业标准以至国家标准,继而通过这些标准的宣贯、实施和推广,促进文旅融合成功案例或模式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目前,安徽省在美丽乡村、民宿客栈、全域旅游、研学旅行等文旅融合新业态方面已出台了一些地方标准,但与文旅融合的发展实践相比,还是相对滞后。至于监管,鼓励成立跨文化、旅游行业的管理协会以及各种综合性和专业性行业协会等文化旅游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其自律、监督和服务作用。

第三,产品的系列化是文旅融合充分实现的标志。“以点带面”,形成系列产品,扩大影响力。首先,这个“点”可以是核心文化资源,渗入或者体现在旅游产品的各个方“面”,如2017年 “开放的中国:锦绣安徽迎客天下”外交部安徽全球推介活动中,“镶着金边的女王”“绿茶之中的王子”“神奇黄山的精灵”“山中走来的隐士”四款茶旅融合产品一炮打响;其次,这个“点”可以是旅游产品,为其旅游六要素等“面”注入文化内涵,如针对研学旅行产品,要进一步加强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植入,更好地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传承,做到寓教于游。另外,这个“点”可以是任一旅游地或者合作的旅游区域,围绕这个“点”呈现各个“面”文旅融合的成果,2016年,安徽省旅游局发布“游安徽不得不”系列(包括精品民宿、旅游商品、金牌小吃和特色皖菜、“秀”、成语故事、中国名茶、星级服务等),大获好评。因此,各地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或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或打造核心旅游产品、或围绕全域的文旅融合,从各个层面找到各自可以切入的“点”大做文章。[12]33

第四,保障措施是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助推力。营销方式上,注重“官宣”与“民间”、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以常用的节事营销为例,安徽省现有的节事活动一般都较为传统,且与优势景区或资源捆绑,如黄山国际旅游节、宣城文房四宝旅游节、马鞍山中国李白诗歌节等,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营销模式,发挥民间力量,创新设计更充满活力的营销活动。如可以把散落在全国各地极具积极性、创造力和传播力的安徽籍学子聚拢起来,通过不定期开展安徽籍学子免费游家乡及相关短视频大赛等,发挥他们的“乡愁”情结和回报家乡的热情。利用现代高科技技术的智能化拓展文旅融合的空间,发挥“安徽文化云”平台功能,如加入导览、导购、导游、导航的功能。通过专业调整、项目设置等引导高校和企业文旅融合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进行文旅融合相关的研究与实践。

五、结论与讨论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二者互动互补、共赢发展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十年(2009-2018),安徽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均处于稳步提升状态;但相比较而言,相对于同时期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安徽省基本属于文化产业滞后型(除2016年),文化产业的潜力亟需提升和充分发挥。

近十年(2009-2018),安徽省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从中度失调(2009-2010)、濒临失调(2011-2013)到中级协调(2014-2016)、良好协调(2017)、优质协调(2018);结合安徽省文旅融合的现存问题,为促进二者进一步协同发展,从概念解读、政策推行、产品系列、保障措施四个层面展开探讨。

不足之处:理论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有待完善,指标本身应该随着产业的发展不断更新完善,而旅游和文化两个产业的范畴均不断拓展延伸,其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新的旅游产品或新的文化业态层出不穷,但因数据不足未被纳入统计指标,如动漫行业;其次,实践中,安徽省各区域旅游产业和文化產业的基础条件、实际发展状况各不相同,二者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也应分类探讨。本文以期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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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立国

云南旅游产业结构范文第5篇

一、百丈怀海都因禅的因缘留迹于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禅宗文化对推动××旅游和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意义重大。

一、禅宗文化是××最大的独特性旅游文化资源

中国佛教禅宗史上流传已久、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两句名言源于××。 “马祖兴丛林”,马祖在××10县市区都留下了开堂讲禅的足迹,其舍利子归葬于靖安宝峰寺,马祖塔亭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百丈立清规”,怀海禅师在奉新百丈寺倡导“禅农结合”的思想,首创佛门戒律而驰名中外。“马祖兴丛林”、“百丈立清规”都是佛教发展史上的大事。

中国佛教禅宗五宗中有三宗的祖庭在××。××市人杰地灵,高僧辈出,禅宗佛教“一花开五叶”中的三宗祖庭在××。慧寂禅师在袁州仰山创立了沩仰宗,希运禅师在宜丰黄檗山创立了临济宗,良价禅师在宜丰洞山创立了曹洞宗。至今尚存的禅宗祖庭遗址多处,散布的禅宗文化实体,在全国也属鲜见。

××以宝峰寺为核心拥有一批古代寺院、佛塔等可开发的旅游资源。靖安宝峰寺建于唐天宝年间,是唐代高僧、佛教禅宗马祖道一的圆寂之地,其舍利子就珍藏在寺后马祖塔亭深处。寺院内殿宇耸立,禅楼栉枇,古柏参天,苍翠葱茏,让人真切感受到这一江南名刹的古老悠远、威严神秘。靖安宝峰寺的方丈释一诚大师2002年9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洞山普利寺、奉新百丈寺、上高末山寺、袁州栖隐禅寺等寺院也正在修复之中。禅林寺塔在我市分布之广,说明××历史上禅宗的兴盛。

综观××禅迹,祖庭之多,禅风之盛,高僧之众,唐宋时可谓中国之最,这不仅在今天的禅宗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人文优势,也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

二、以禅宗文化为主线盘活××旅游资源

以禅宗寺庙为平台,吸引观光旅游。禅宗寺庙旅游是以禅宗寺庙为依托,以禅宗文化为交流平台的旅游活动。古代禅宗庙宇旅游以宗教朝圣为主,观光旅游较少。庙会,游春,进香等或多或少都带有节庆和民俗的成分。现代禅宗文秘杂烩网寺庙旅游追求在禅宗文化的基础上面向旅游市场,取得禅宗文化与旅游市场发展的双赢。靖安县成为我市旅游人气最旺的地方,宝峰寺"开光"以后,旅游人数大增。江西佛学院就办在此处,培养了不少佛门弟子,成为江西佛教文化的中心地之一,也成为弘扬佛法道场,游览观光胜地。

以禅宗文化为载体,开拓海外旅游市场。××的禅风影响遍及全国,且播诸海外。从晚唐开始,到宋朝以后,不光是中国,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禅学,都与××的禅林风度有关。在××这个充满着禅林神韵的地方,禅宗文化的历史遗存丰富,境内黄檗山、仰山、洞山、九峰山、末山等近20处禅宗祖庭,构成××的五百里禅宗胜地。黄檗希运、仰山惠寂、洞山良价、黄龙慧南、杨岐方会、末山了然等高僧大德和唐宣宗、柳公权、黄庭坚、苏东坡、郑谷、曾几、陆希声等名儒、高士更使××禅宗文化声名远播。禅宗的信众遍及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在我国大陆也有大量的信众,禅宗文化已成为××旅游走向国际的一大品牌。今后,应抓好这一品牌主产品和边际产品的生产与开发,形成核心竞争力,实现禅宗旅游收益最大化。

以寺院的香客为客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禅宗代代相传,它既来源于佛教,又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这种精神,又从中国传扬开去,影响到世界许多国家,使禅宗的精神变成了世界的精神,成为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禅宗作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宗派,起源于印度,而发展和光大于中国。千百年来我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对禅宗的了解与思考,创造性地发展了禅宗,使它成为我国佛教影响最深远的流派,承载了我国相当一部分优秀的文化传统。旅游者要是肯静心浏览,几乎处处、时时都能从禅宗寺庙旅游这部无边的大书中领略禅宗文化的博大,读懂其深层思想。

云南旅游产业结构范文第6篇

向文化产业经营者“进化”

本刊记者 马 莉

2009年5月,成都传媒集团与中国移动集团四川公司签订《关于“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入驻“成都东区”的合作协议》。占地面积300余亩,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总投资50亿元,在原成都红光电子管厂旧工业厂房原址基础上改建,融合数字音乐制作、展演于一体,缔造数字音乐发展基地和创意文化体验园——“成都东区音乐公园” 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被誉为成都文化创意产业全新版图的点睛之笔。

新媒体迅速成长,迫使媒体不断创新盈利模式。成都传媒集团在卓有远见的战略布局下,摸索出了一条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整合经营、资本运作和治理结构之路,并将全新模式下的传媒价值链条延伸至更为广阔的文化产业空间。

深度挖掘资源整合潜力

“‘博瑞投资集团’连同旗下上市公司‘博瑞传播’是成都传媒集团的投资平台、产业经营平台、资本运作平台,把它做大,成都传媒集团的市场主体就做大了。”博瑞传播副总裁姜雪梅给了成都传媒集团庞大的经营组织架构以一个清晰的提领。

早在1997年7月,仅用三年时间完成创业期的《成都商报》,以多元化投资为目的,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即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两年后,蓄势待发的博瑞投资看中了资本市场巨大的资金吞吐能力,借壳“四川电器”,受让原成都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该公司股份中27.65%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成功登陆上海证劵交易所。四川电器是一家经营电器开关的生产制造商,“博瑞投资”入主后,实施了一系列资产重组,公司的主营业务逐步由电器生产与销售业务转向广告、印刷、发行及投递业务,随即公司更名,这就是当年被媒体称作“报业第一股”的“博瑞传播”。

在成都市委市政府的政策助推下,借助博瑞投资的市场化运作,成都传媒集团整合市属优质媒体,现已发展成为报刊、广电、网站、手机、户外媒体等一应俱全的大型跨媒体综合传媒集团。据姜雪梅介绍,“集团成立三年来,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各媒体单位将经营性资产剥离,全部‘对号入座’,由博瑞投资旗下各子公司统一运营,其中一部分优质资源还被装入上市公司。这样一来,博瑞投资迅速获得传统媒体诸多经营资源,得以迅速做大,并具备进一步投资新媒体领域的能量”。按照“资源配置市场化,资源整合集团化”的原则,成都传媒集团通过推行经营性资源整合,实现了传统媒体广告、印刷、发行等环节上的资源收益最优。

通过公司化运作,整合报业、广电两大传统媒体板块的广告和经营业务。在报业板块,博瑞传播全资子公司博瑞广告有限公司是《成都商报》、《成都日报》、《成都晚报》三报

的首席广告代理商。公司与报社之间是完全意义上的购销关系,价格、服务等都经双方谈判达成,并全部按合同执行的。2009年,随着资源的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在区域内逐步形成,三报广告市场拓展成效明显,其中,《成都商报》广告收入突破8亿元,在全国都市类报纸中排名第一。

同年,成都传媒集团广播电视营业收入也从3.31亿元增长至4.07亿元,跨入全国城市台前列。“三大方略”为广电板块广告业务快速发展和规模化经营铺平了道路。一是成都广电运行的是频道加中心制,广告业务由与各频道、频率平行设置的广告中心统一经营。就这一点而言,成都广电副台长马向阳的体会颇深,“由中心统一做,优点是资源集中了,整体作战能力增强了;过去各频道自己做,时间一长,都做成冤家对头了”。二是以集团媒体参股的方式,推进制播分离。目前,成都商报社与成都广电共同出资组建的“蓝海公司”就是一个试点,成都电视台二套经济资讯频道非时政类节目的制作和广告资源都由该公司代理经营。三是将影视剧部剥离,实行国有控股、民营参与,组建先锋影视剧制作公司,投拍影视剧。

整合报刊印务、发行业务。集团成立后,对原发行、印务资源进行了“市场化”整合配置,由成都日报印刷厂和博瑞印务公司分别承接集团旗下报纸和期刊的印刷业务,发行公司全面代理各报刊的发行业务,从而,发行队伍精简了,资源利用率提高了。

根据2009年博瑞传播年报,传统媒体业务增长主要来自印刷业务和发行投递业务,同比分别增长63.84%和10.63%。印务方面,发挥了1.2亿商业印刷技改项目的产能优势,及时改善业务结构,加大外接业务特别是商印业务市场的拓展力度,形成了报印、商印业务并举的产业格局。发行方面,坚持“终端为王”的经营策略,调整经营思路,加大资金投入和市场营销力度,巩固了区域市场的主导和强势地位。

整合期刊,打捆出击。集团成立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经营《看历史》、《成都女报》等5份期刊。统一的集约化经营大大降低了运行成本,2009年,整合经营效益显现,期刊总收入从整合前的3600万元增长到1亿元。

以盘活存量为目标,深度挖掘资源整合潜力的整合策略,使成都传媒集团此番传统媒体资源集中进程真正达到了1+1>2的效果。2009年,成都传媒集团的资产总值从整合前的37亿元增长至71.2亿元,增幅92.66%;营业收入从19.96亿元增长至26.1亿元,增幅30.8%;三年缴纳税收近10亿元。

成都传媒集团的整合经营,之所以能够达到运行效率和质量业绩的双向提升,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搞‘一锅端’。在深度整合传统媒体上,集团始终尊重各单位的市场主体性,在新媒体拓展上,始终以资本为纽带,市场化运作,我认为这是集团最明智的一点。”成都传媒集团经委办副主任宋杰如是说。

全面提升资本运作能力

相比国内许多刚刚开始接触资本市场的传媒实体,成都传媒集团资本运作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已经积累了十多年。“博瑞投资”是成都传媒集团整合媒体经营性资源的龙头平台,同时也是集团实施资本运作、实现产业发展的支撑平台。

融资路上,八年破壁。经历了战略定位调整与确定的过程,到2005年,博瑞传播终于找准了“传统媒体的运营服务商、新兴媒体的内容提供商”的业务发展基本方向。然而,五年中,博瑞传播真正投资新媒体,却经历了“试水—参股—控股”的长期过程。“我们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路途。2007年以前我们一直融不到钱,几次上证监会,都被否定。很大一个原因,是博瑞传播这种将媒体经营业务和资产剥离上市,而编采仍保留在事业单位里的模式让证监会感到‘迷惑’不已”,姜雪梅告诉记者,“后来还是中宣部成立了一个部门,多次派出调研小组来公司调研,再去和证监会对应的一些部门沟通,才打破了这块坚冰。”2007年5月,博瑞传播第一次成功融资2.8亿,这在全国文化领域上市公司中尚属第一家,在业界实现了零的突破。成都传媒集团成立,博瑞传播备受市场关注。“从资本市场的反馈可见,投资人非常关注集团整合及其整合力度。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媒体经营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也就是大股东的实力强了、资源丰富了,才有可能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源源不断地向子公司注入复合的、优质的资产。”姜雪梅说。

利用收购、并购、参股,上马重大项目。在资本市场闯荡了整整十年,2009年,成都传媒集团资本运作的步子越迈越大。年中斥资 4.47 亿成功收购网游企业——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100%股权,被列为中国广告传媒业2009年十大并购事件之一,这也是当年该领域最大的一单并购业务。当年,“梦工厂”实现净利润7000多万,博瑞传播也借此实现了从“报业第一股”到“网游第一股”的突破,实现了从平面媒体经营业务向综合性多媒体经营业务的跨越。“我们不会草率地轻易进入,必须按照一套规范的判断标准去做。今天,IT业的投资越来越理性,新媒体不是说只一个“新”字而已,我们重点要考量的是项目的商业模式,团队的专业程度,和它在本领域的成功业绩。”姜雪梅说。

博瑞投资控股、参股的《每日经济新闻》、手机游戏企业、户外广告公司等新媒体资源在2009年都实现了快速扩张。新媒体的这扇门似乎已经打开,2010年,成都传媒集团通过并实施了《大力发展新媒体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今后确保每年投入新媒体的资金不低于营业总收入的3%。目前,手机网游企业股份收购及其它境外资源的收购行为正在积极推进过程中。

“在集团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内容产业、创意产业的过程中,要搭建现实的物理平台,才能形成相关产业的集聚。”这是成都传媒集团发展到一个阶段以后,决策层达成的最新共识。因此,集团积极主动地锁定优质文化和产业园区的土地资源,引进中移动、中国电信等渠道运营商,与美国新闻集团、香港无线电视、中影集团、成都地铁公司等实力企业开展资本与业务合作,打造国内独树一帜的“数字音乐公园”和“文化创意产业园”以及“大型的演艺场馆”。“集团发展多元文化产业是在传统媒体增长乏力、新媒体投入又一时半会儿无法‘吹糠见米’的背景下,实现资金快速回笼,进而反哺融媒新媒的必然选择”。成都传媒集团董事长何冰分析说。

建立项目孵化及培育机制。2009年 10 月,伴随集团新媒体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博瑞传播设立了创业投资平台——北京博瑞盛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创业投资业务,投资方向是文化传媒项目和 Pre-IPO 项目。11 月,上海投资总部设立,项目拓展的触角进一步延伸。

北京创投平台和上海投资总部的设立,极大地扩展了集团对新媒体项目的投资视角,有利于完善新媒体项目开发、筛选、分析、评价的管理体系;建立全新的项目孵化机制,可以有效解决新媒体项目来源和项目培育问题;聚集专业投资人才,又可快速提升捕捉大项目、优质项目的能力;投资拟上市项目,可有效地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借此,成都传媒集团的资本运作能力和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制度先进者胜

传媒行业的竞争,以治理结构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是衡量事业发展的重要维度。有远见的战略设计总是需要一套能持续创造效益的体制机制来支撑,从长期来看,推动未来传媒产业的演进,一定是制度先进者胜。

企业化运营。成都传媒集团始终坚持全方位对接市场,对所有单位全面实行严格的企业化运作,将各下属单位视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全面推行企业会计制度,实行刚性预决算管理和目标考核,有效地促进了各单位降本增效。截至2010年上半年,成都传媒集团事业单位比例已从成立初期的40%下降到14%。新近拓展的数字音乐、地铁媒体等新媒体业务和面向全国发行的《每日经济新闻》报社,全部注册为公司。期刊、会展、酒店等经营业务,脱离事业母体,以国有和民营资本股份合作的形式,组建期刊公司、会展公司、酒店管理公司。目前,期刊和图书出版的转企改制工作正在推进,接下来,“我们要以坚定的决心,切实推进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最终从整体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董事长何冰说。

囿于种种因素,在中国,传媒业是一个市场化程度不高的行业,而成都传媒集团三年来顺利推进以重塑市场主体为目标的体制改革,其要诀恐怕还是在于坚决摈弃事业体制弊端。在人事和薪酬制度方面,坚持推行市场化用人,从领导层开始打破行政事业级别,万名新老人员一律实行岗位管理;坚持推行市场化分配,实行严格的绩效管理,按绩考核,以岗定酬。集团内部人才流动机制,很好地解决了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人员能进能出的问题,使人力资源保持了旺盛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

集团化管理。成都传媒集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总编辑、总经理负责制,党委成员对董事会实行全覆盖,构成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相结合的体制结构。经过三年的实践,集团逐步明确了“产权清晰、责权明确、事企分开、管理科学” 的集团化管理目标。

首先,在这样的管理目标下,成都传媒集团构建了预决算管理与目标考核相结合的管理体系。集团每年年初科学制定总预算,并向各成员单位以及子公司下达经营指标,签订经营目标责任书,年终统一派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各单位负责人薪酬与经营目标责任完成情况直接挂钩,每年年末进行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严格按审计结果考核,兑现奖惩。

“经营班子成员每月工资只发放70%,剩下30%的工资和奖金都是跟考核结果挂钩的,如果没有完成,我们也有非常详细的扣罚规定。”姜雪梅说。

2009年,成都传媒集团制定并实施了《社会效益考核办法》、《经营业绩考核办法》、《重大项目考核办法》等一系列管理规章制度,确保了集团化管理的科学有效。考核指标被确定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套模板,定量指标包括收入,资金,资金回笼率等,定性指标则包括管理、安全等方面。

其次,在资产管理上,上市公司“博瑞传播”有一套严格按权限分级管理的方法,从采购到使用,再到报损,都须遵循相关制度执行。“举个例子,比如每个分(子)公司的限额只有5万元,超过这个额度就要上报董事会,产权管理非常清晰,完全是按证监局的要求来运作的。目前这套规程正在向整个集团及各媒体单位推行。”姜雪梅介绍说。

最后,在重大事项的决策上,成都传媒集团制定了《重大事项决策流程》,并按国资委关于投融资管理的有关规定,形成了严谨的投融资等重大事项决策权限划分及流程制度。上马重大项目要经由集团议事层(编委会、经委会)科学论证后,提交集团决策层审批,其过程法律顾问全程介入。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集团管控层(集团纪委、监事会)发挥作用,严控资产负债率,严把业务操作流程。

在成都传媒集团未来的“蓝海”版图上,以成都市重大文化产业项目为核心的媒体扩张路线经纬可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思路也日渐清晰——全面推进传统媒体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探索网络、移动新媒体传播平台,占领数字媒体产业制高点,成都传媒集团志在必得。

有这样一张报纸,居西南一隅,却创下中国传媒界多个第一。

它以国内最早抢滩“传媒借壳上市”第一报的概念名震天下。

它在全国最早试水跨地区办报,足迹遍布云南、天津、甘肃、江西、山东、浙江、上海。2006年,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中国纳税百强系列排行榜》,它在全国单张报纸纳税排名中位居第二。

2007年,它成为中国广告收入最高的都市报,从此一路领跑,预计今年广告额(实收)将突破10亿元大关,成为国内继《广州日报》(党报)之后第二份跻身“10亿俱乐部”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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