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公证书范文第1篇
摘要:在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今天,造型艺术遗产对艺术创作的借鉴意义,一方面要从文化上对其竭力保存,另一方面又要将其与现代艺术、现代社会生活相连接,并使其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造型遗产;借鉴;传统;创新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了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形成了十分丰厚的造型艺术遗产。这些遗产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创造积累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承载了中华文化的信息,它不仅是民族自我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和智慧。在现代语境下,绘画创作怎样去创新,促使艺术家不断的考问自己;如何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华民族造型艺术遗产对艺术创作的借鉴意义,在于对艺术遗产的借鉴运用,取舍糅合,使得传统文化适应社会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对于传统文化和知识的积累是创新的基本前提,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文化的特质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
一、造型艺术遗产的魅力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遗产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岩画;新石器时代已具有初步造型能力,对人物、鱼、鸟等外形动态亦能抓住主要特征,展现了中国造型艺术的黎明。商代殷墟遗址及陕西扶风西周墓葬的发掘中都曾发现壁画残迹,这一时期的绘画形象可从青铜器及玉器上的装饰纹样表现,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帛画可看出造型艺术在当时已达到较高水平,为秦汉时期造型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造型艺术空前发展与繁荣。汉代宫廷官署及政治性建筑物上多有壁画,如西汉麒麟阁,东汉云台画功臣像、鲁灵光殿壁画包括天地神灵历史人物等。汉代墓室壁画及画像石生动地塑造了现实、历史及神话人物形象。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长期分裂混乱之中,但却是绘画史中的重要阶段。佛教造型艺术勃然兴盛,石窟壁画如新疆克孜尔石窟,吐峪沟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特别是敦煌莫高窟都保存有大量的壁画,展示出高度的艺术造诣。东晋画家顾恺之,他给寺院画壁画:“遂闭户往来月余,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就点眸子,乃谓寺僧曰:不三日而观者所施,可得百万钱;乃开户,光彩陆离,施者填咽,俄而果得百万钱。”他所绘壁画多么生动,看的人无不惊叹。隋唐时中国绘画进一步成熟,宫廷衙署及寺观壁画占相当比重,石窟及寺观壁画较南北朝有着更大的发展,其规模之宏伟、技艺之卓绝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如表现西方极乐世界美好图景的《西方净土变相》,其中穿插描绘有大量的生活场景,塑造的佛教形象中人性化的成分明显增强,展示出佛教绘画适应社会好尚而趋于世俗化的倾向。吴道子的壁画于佛寺壁上画怪石崩滩,达到“若可扪酌”的真实效果,而与李思训之作“皆尽其妙”。张僧繇画延祚寺,张善果画楼霞寺,董伯仁画白雀寺……都在美术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唐代人物画《步辇图》反映政治事件;《西域图》、《职贡图》描绘了功臣勋将;《玄宗试马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皇室贵族;《醉学士图》描绘文人雅士等。萌芽于东晋南北朝的山水画至此时有了明显的进步,富于装饰性的青绿山水在这一时期出现,水墨山水也相继开始。隋代展子虔所画山水具有咫尺千里之妙。五代两宋之后,造型艺术成为中古绘画的鼎盛时期,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宫廷绘画最兴旺的阶段。文人学士把书画视为高雅的精神活动和文化素养,在创作和理论上都开始形成独特体系。社会、宫廷、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绘画创作各具特色而又互相影响,使宋代绘画在内容、形式、技巧诸方面都出现群彩纷呈、多方发展的局面。表现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如《清明上河图》、《货郎图》、《盘车图》、《耕织图》等;借描绘历史传说反映人们对现实生活态度的历史故事画,如《文姬归汉图》、《采薇图》等。五代时期中原的荆浩、关仝,江南的董源、巨然分别以不同的笔墨技巧塑造了不同地区的山水画,对后世山水画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北宋李成的塞林平远,范宽的崇山峻岭和雪景,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描绘四时朝暮、风雨明晦的细微变化,惠崇、赵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戏,李唐、马远、夏圭富有诗意的山水反映了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五代时江南徐熙的田园花果和西蜀黄筌的奇花异鸟分别具有野逸和富贵两种不同风格。辽金地区的文人士大夫绘画在北宋文人画传统基础上加以发展,对元代文人画有着直接的影响。黄公望画法有董(源)、巨(然)的温笔披麻皴,也有干笔皴擦,用笔简练,使水墨发挥了极大作用,对以后水墨山水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沈周取于王蒙技法,善于组合稠密高叠的石岩,复合为整一的自然美。明清的绘画通过山水花鸟画艺术以寄情寓性以及对笔墨的状物抒情的追求创造上,如高雅、古拙、稚朴、天真、泼辣等审美情趣的追求。明清画家运用笔墨的方法,包括皴擦点染用笔的快慢、轻重、正锋和侧锋,用墨的浓淡、干湿等,这些技法的传授和影响,促成了许多画派的形成。有唐寅、郑變、潘天寿、石涛、朱耷、八大山人、吴昌硕等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所有这一切均构成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遗产的无穷魅力,
二、绘画创作对造型艺术遗产的借鉴
怎样把造型艺术遗产的借鉴上升到当代绘画的创作层面,这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造型艺术遗产是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所在。探讨绘画创作的“创新”必然要联系到对传统的“借鉴”。在现实绘画创作中强调借鉴,是因为我们新的创作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是可以在造型艺术遗产找到的。继承和创新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借鉴是基础,创新是突破。
绘画创作的审美意象从孕育、形成到物态化。其中生活的审美感受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步,是萌发创作冲动的必要环节;艺术构思是艺术创作的中心环节,是将生活素材转化为审美意象,并将审美意象凝聚力完整、独特的艺术形象,这是决定艺术创作成败的最关键的阶段;今天,绘画创作一方面浸透于母体文化,另一方面又受到世界多元化的影响,艺术家对绘画创作的理解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利用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质将其作为观念来处理,造型艺术遗产就变成了绘画创作的资源,与造型艺术遗产的对话,是因为造型艺术遗产的内涵联系着艺术家的生存感受,这才是本质的。前人的艺术遗产还能潜移默化地提高艺术家的创作构想和表现力。可见,没有借鉴绘画创作就犹如空中楼阁,没有创新,也谈不上艺术创作了,因为创作本来就包含创新。绘画的历史继承性,首先表现在对本民族艺术遗产的吸纳和接受。艺术遗产的继承性,在艺术的形式与技巧、内容、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等方面均有突出的体现。绘画创作具体到借鉴和创新的问题,可以归纳于几个方面:在对造型艺术遗产的创新上,题材的可变性最大,其的空间也是最广阔的;传统造型材料在今天社会科技发展的状况下,有些已经可以被新材料所取代;要将传统的造型艺术遗产技艺进行记载和整理,在此基础上来创造新的技艺;形式和风格,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形式和风格是唯一不能变的,是造型艺术遗产的标志和符号,是传统文化遗产的底线。造型艺术遗产还表现出延续性这一特征。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就如同是在滚雪球一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继承性的文化,以某种精神、文化为核心,在“滚动”的过程中不断地“添砖加瓦”。最终结果是使传统造型艺术在一条相对固定的道路上稳定发展,并会在外部条件的形式、模式、技术、材料的更新中不断爆发出新的生命。造型艺术遗产还表现为其适应性上;强调精神的传承。要求艺术的内在精神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不论外在条件有多么大的改变都必须延续下去。所以,中国文化与自然相和谐的特质也使其具备了这种适应性。但是,造型艺术遗产是旧有的生产方式的产物,如年画,是传统的过年标志。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其产生的必然条件,社会生存条件的改变必将改变和影响其生存。现当代社会的文化性质是一种大众文化,并且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一切导致年画的生存环境已经改变。因此不能再以过去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造型艺术遗产,如何把握这个“度”是借鉴的核心。当然,创新就是要对过去的造型艺术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在尚存的创造上开始新的创造,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也表现了人类多种文化的相互融合,而融合也就意味着艺术概念的全面开放。但开放并不意味着与文化的继承积累无关。有一句诗给当代的文化继承以极大的启示:“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新知学包含着旧学才显深邃,“善学者,能于旧学中知新知,新知中见旧学,则深邃,深沉可兼而得之”。可见开放只是艺术的表象,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什么是“里”——内涵。传统文化才是造物的基础,是它的内在动因。中国造型艺术遗产的发生、发展历史表明,它是中华各民族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艺术结晶,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造型艺术遗产既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又体现独特的审美精神和审美价值。中国传统造型艺术遗产是在民族的土壤里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在世界造型艺术领域中自成体系。用特殊的材料,出色的技巧和手段,对造型艺术遗产的借鉴把绘画创作推向高潮,逐渐为世界现代艺术所借鉴吸收。
参考文献:
[1]林茨.中国绘画艺术[M].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2] 蒋勳. 美的沉思[M]. 上海: 文汇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韩鄂生(1964—),男,湖北潜江人,湖北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水彩艺术。
遗产公证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线路；文化遗产；遗产保护；遗产
李 林(1970—)，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博士生，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遗产与旅游、旅游人类学。(四川成都 610064)
本文为四川大学985工程二期“南亚与中国藏区”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06JJD85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or cultural itinerary)是文化遗产体系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新类型。目前已有许多“文化线路”遗产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文化线路”已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引起普遍关注，近年来更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界的热点之一。“文化线路”极大地丰富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其对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的理念更是对传统遗产保护观的重要突破，它的出现将对国际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化线路”改变了过去世界遗产对人类文明的“点”状展示，而成为以重大的人类活动为脉络的“线”性区域性展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也使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以“文化线路”为经纬的“世界遗产保护网络”成为可能。[1]
一、“文化线路”的定义、特点及研究的必要性
西班牙是最早倡导进行“文化线路”研究的国家，1994年在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下，西班牙政府资助召开了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对“文化线路”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为其后“文化线路”的研究打下了基础。199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该理事会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主要咨询机构之一)在西班牙特内里弗召开会议，成立了“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CIIC，The ICOMO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会议通过了《CIIC工作计划》、《CIIC章程》等文件，标志着“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型的遗产理念得到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认同。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Heritage Convention)中加入了“文化线路”的内容，这在“文化线路”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自此“文化线路”正式成为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一个新类别。2005年10月，在我国西安召开的ICOMOS第15届大会中“文化线路”被列为四大专题之一，并形成了《文化线路宪章》草案。对“文化线路”的认识，国际上大致经历了从“概念的提出”到“得到国际遗产界的认同”、进而“受到世界遗产界的普遍重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2003年ICOMOS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行动指南》对“文化线路”定义如下：“‘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2]
与其他文化遗产类别相比，“文化线路”有如下显著特点：第一，“文化线路”遗产主要呈线性分布，并具有一定的“长度”。文化线路本质是与一定历史时间相联系的人类交往和迁移的路线，如果说“文化”是其内在属性，是其内涵所在，那么“线路”就是其外在表象、是其最主要表现形式，同时呈现出形态的多样性。第二，“文化线路”遗产的内涵极为丰富，综合价值十分突出。“文化线路”的内容包括构成该线路的一切组成部分，这些遗产不但类型多样，而且内涵丰富，既有自然遗产也有文化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个体价值，又有作为线路整体的文化价值，还有承载该线路的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拥有的价值。第三，“文化线路”强调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与重大历史、文化事件密切关联，影响深远，范围广，常体现出跨国、综合性特点。第四，“文化线路”是整体性遗产，具有动态性和连续性。“文化线路”以动态性表征，包括无形的、空间动力特征，揭示文化遗产的非物质的、富有生机的动态维度，其具有连通古今的生机，历史文脉与现实沟通互动而为“文化线路”注入新意。其动态性和历史文脉已经生成并可能仍在继续生成相关的文化要素[3]。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目前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处于迅速成长时期，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遗产保护道路。从相关文献检索结果看，“文化线路”近几年已引起了我国部分学者的重视，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李伟、俞孔坚、孙华等对“文化线路”概念及其遗产保护方法的介绍；姚雅欣、刘小方等对“文化线路”内涵进行的诠释和解析；吕舟对“文化线路”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网络的探析，等等。总体看来，研究成果数量比较少，并且涉及内容也很有限，有关“文化线路”案例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仅有关于“京杭大运河”、四川“藏彝走廊”[4]、“川盐古道”[5]保护的极少数学术文章，可见“文化线路”及其理念在我国还未受到普遍关注，这与我国大量潜在的“文化线路”资源是不相协调的。由于“文化线路”这一课题本身所具有的难度和复杂性都是空前巨大的，目前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呼吁，应加大对我国“文化线路”的研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致力于此，从而更快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进步。
二、“文化线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虽然“文化线路”理念提出较早，然而直到2003年，“文化线路”才开始真正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上，一项来自拉美国家的联合申报项目“印加文化线路”吸引了各国代表的注意，该项目以古老的印加文明为主线，穿越6个国家，把历史建筑、考古遗址、文化景观等多种文化遗产串联起来，而构成了当时内涵超过任何单一类型的文化遗产。[6]“文化线路”一经出现，立即受到国际遗产保护界的普遍关注，并且得到了世界遗产中心的支持，项目申报成功。此后几年里，一方面在CIIC的主持下，“文化线路”保护日益步入正轨，延续着对1994年马德里会议中有关“文化线路”的判别、界定和登记等讨论，明确了文化线路保护的范围取决于组成它的各个重要遗产节点元素的保护范围，界定应遵循空间标准、时间标准和文化标准，同时对遗产的真实性判定、预登记、线路评价标准、线路申报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相关决议；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这一类型的文化遗产，在世界遗产的申报名单上，以“文化线路”为主的新类型开始增多。如先后申报成功、引起广泛关注的2004年列入名录的日本“纪仪山圣地和朝圣线路”，该项目时间上跨越了1200年，宗教上包括日本传统的神道教和从中国及朝鲜半岛传入的佛教，保护对象包括山野森林，重要圣迹，朝圣路线；2005年入选的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和香料之路”起始于南阿拉伯半岛最东端，结束于西奈半岛的北端，总长度超过2000公里。虽然世界遗产中“文化线路”项目还很少，但这些时空跨度大、影响深远的遗产项目已开始在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发挥作用。
“文化线路”是极富创新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方法，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具有重要意义，为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空前的机遇。首先，它有利于将更多国家的文化遗产纳入到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中来，有利于缓和与解决世界遗产分布的不平衡，并且随着大型线路的保护，将有利于改善世界遗产的保护现状。随着缔约国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本国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1994年以来，如何建立一个平衡的、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就一直是世界遗产中心关注的问题，“文化线路”有利于将线路所涉及的各国均纳入遗产保护体系，如2005年入选的“斯塔伏大地测绘体系”就涉及芬兰、挪威、瑞典、俄罗斯、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0个国家。其次，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文化线路”的出现也为那些跨国跨地区的大型线性遗产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带来了机遇，这类遗产将“文化线路”作为一个整体申报，遗产价值极大提升，并且联合申报的模式也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对项目获得优先申报权和提高申报成功的几率都有着重要意义。第三，“文化线路”倡导以线路为纽带，对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它使“文化遗产”的内涵更为丰富、遗产的类型更趋多样，可以有效扩大遗产的保护范围，也使遗产价值得到全面提升，并且使得跨国跨区域共同保护遗产成为可能，同时为多国合作保护遗产构建了平台。此外，“文化线路”强调线路的“整体性”特点，如果线路的局部物质形态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并不意味着文化线路没有真实性，其物质形态上残缺的部分、真实性存在和价值可以通过非物质的层面追溯出来，即使“文化线路”中有形文化遗产被损毁、消失，但依据线路的“记忆”，仍然可以修复、复原、再建遗产，使之成为新的资源，而且在“线路”的延伸和发展中，甚至创造未来的“文化遗产”也有可能，这为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带来了空前机遇。
然而作为新的遗产类型，“‘文化线路’使得遗产项目变得更具综合性、更具类型上的广泛性，这一新概念和新类型模糊了遗产类型的界限，使遗产保护面临更广泛和复杂的问题”[7]。因此它也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文化线路”的大尺度及其对线路实施整体性保护的要求为遗产保护实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文化线路”这类跨种族、跨时代、跨地区、跨文化的庞大的文化复合体，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无力单独承担这样超大型项目的责任，它不但需要国际性的专业组织发挥作用，更需要建立起跨区域、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新遗产保护体系和相应机制，这无疑对现行遗产保护体系是一个挑战。另一方面，从跨国合作保护遗产及多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方面来看，虽然“文化线路”为跨国合作提供了平台，为联合申遗提供了可行性和依据，然而“文化线路”项目综合性大、复杂性强，加上又涉及遗产产权等敏感问题，因此在合作保护及管理、联合申遗等具体操作层面存在很多困难。以我国著名的两大“文化线路”申报为例，跨多国的“丝绸之路”项目拟以我国为主进行申报，虽然得到沿线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支持，并进行了多次调研和讨论，但终因牵涉面过大而进展不快，又如“京杭大运河”项目申报，仅是国内跨省域的联合就因为存在许多现实难题而进展不顺。此外，“文化线路”有利于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整体性保护规划和旅游规划的建立，但这种跨时空、大维度的规划在实践中又存在难度。
作为国际遗产保护界的“新生儿”，“文化线路”自身也还存有明显不足，如在理论认识方面，虽然有CIIC系列文件、世界遗产组织的相关解释，但对“文化线路”的界定仍然存有较大争议、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在我国也一直存在着如长征故道是否属于“文化线路”的争议。在实践方面各国也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可以说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遗产保护界都存在着如何面对“文化线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问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也是需要各方去努力研究、极富有挑战意义的课题。
三、“文化线路”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我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上重要的遗产大国，近年来遗产保护事业虽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受固有体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与国际遗产保护运动相比，无论在遗产保护理念还是方法上都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一，长期受“文物观”、“历史观”影响，我们习惯于强调我国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惯用文物标准、历史价值来衡量遗产价值，对遗产的认识长期以来仍局限于历史文物和风景名胜框架内；二，“遗产观”明显滞后，国际遗产保护日益强调对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对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了从“点”(单体遗产)到“线”(文化线路)、进而到“面”(遗产环境)的拓展，对综合性、整体性文化遗产日益重视，然而我国目前对遗产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孤立的“点”及静态遗产上；三，“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遗产保护类型和方法，已受到国际遗产保护界和很多国家的重视，我国虽然拥有大量潜在的“文化线路”，但这一新类型和方法还未受到重视，我国既未加入CIIC组织，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未涉及这类遗产资源。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之后，我国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景观类遗产研究专家俞孔坚教授就曾撰文介绍国外的线形文化及影响，并感叹：“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没有人对这些文化线路进行专题研究，其专业教育是贫乏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也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8]“文化线路”无论作为重新审视人类遗产的新视野和思维，抑或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还是仅作为新的遗产保护类型，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都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首先，应更新传统的遗产保护观，树立“整体性”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这是“文化线路”为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文化线路”具有多维度、大尺度的特性，要求我们从多维视野来重新审视文化遗产，充分认识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特性，在遗产保护中要更新传统的“遗产”观，如判定文化遗产价值时不再单纯用“文物”标准来衡量，不过于强调其历史价值，将“文物价值”作为遗产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重视其多维价值及整体价值。同时，“文化线路”的精神属性和连通古今的可传承性，要求我们重视文化遗产的连续性和动态性，在遗产保护中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动态、活态的遗产，更要从整体性、多维视野出发，建立新的、关联性强的遗产保护理念。“文化线路”对遗产实施“整体性”保护，以线路作为纽带，把线路及其构成部分作为整体资源进行保护，既保护文化遗产自身、也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可以有效改变我国遗产保护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不平衡现象：如全国上下都高度重视世界遗产，而对那些具有广泛性、普遍意义，同样是人类财富的各类遗产多视而不见，“重文化遗产轻自然遗产”、“重物质文化遗产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同时把一些过去被忽视的遗产资源纳入到保护体系中来，有利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整体发展。
其次，借鉴“文化线路”方法，遗产保护中设立“文化线路”类型，加大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利用“文化线路”，可以有效扩大遗产保护范围，加强区域性遗产保护。以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为例，这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运河，流经6个省(直辖市)及18个市区，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目前已发现运河沿线共有文物遗存654处，包括古建筑类遗迹227处，古墓葬类遗迹229处，近现代遗迹15处，石刻及其他类遗存60处，运河文化内容丰富，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建筑艺术、工艺美术、风情习俗、饮食文化、遗物遗迹等；从地域角度看，又包括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燕赵文化等，可谓是中国的“古代文化长廊”[9]。可以预见，以大运河为纽带实施的“文化线路”保护，将有效扩大遗产的保护范畴，不仅可保护运河沿线的物质遗产，还包括了线路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而生成的非物质遗产、民族风情等，能极大推动该区域遗产的保护。此外还可借鉴国际上“文化线路”的申报、评审、监督、管理等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层次遗产保护的整体规划等，这些都将有力地促进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的进步。
第三，利用“文化线路”方法，促进跨国、跨区域合作保护文化遗产，建立相应保护机制，从而促进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网的建立。“文化线路”具有“跨国界，跨文化，大范围、大尺度、多维度”等特性，它倡导对这些在空间、时间、类型维度上相互联系的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保护，强调遗产的线性、连续性，并不受遗产的地理、行政区域限制，倡导各国加强对本国(境)内线路的立法保护，同时就跨国线路部分各国进行立法合作，并强调公众参与。同时“文化线路”以人类重大历史、文化事件为脉络，它可构筑起一个新的、完整的包括国家性、地区性和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网络，使世界范围内建立“国际遗产保护网”成为可能，我们可通过“文化线路”来联结国内的文化遗产资源，形成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网”，不但可充实原来的“文物古迹网”，还能建立更小的省(市)、区域性的文化遗产保护网，形成以“文化线路”为纽带的多级国家遗产保护体系。
第四，利用“文化线路”契机，促进我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工作。当前各国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竞争十分激烈，世界遗产委员会规定：每年大会审议的遗产总数不能超过45项，至2007年加入公约的缔约国里有40多个国家还没有遗产列入，他们在申报上具有优先权。我国拥有世界遗产数已位居世界第三位，但我国尚未有“文化线路”遗产入选，而“文化线路”带来的跨国申报的可行性，为我国不少大型线路资源的申报带来了契机，可以积极探索走联合申报之路。
第五，利用“文化线路”特性，促进我国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遗产旅游的发展。“文化线路”因其独特的资源特征及其与旅游天然的内在联系，给遗产旅游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一方面，“文化线路”自身即是极富价值的旅游资源和天然的“旅游线路”，构成线路资源不但内涵丰富、类型多样，且特色鲜明、具有多功能性，自身还常具有互补性，极富开发价值；“文化线路”的线性特征使众多“线路”本身即是经典的旅游线路，例如在我国符合标准的潜在“文化线路”，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也都是著名的旅游线路[10]；虽然就“文化线路”自身而言，其旅游功能并非本质属性和天然使命，然而正因它以遗产保护为目的特性，使以其为基点进行的旅游开发都将着力于遗产的可持续性，这将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共生机制的建立，利于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共赢。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以“文化线路”为主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进行过如下总结：“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新课题，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起步阶段……这种整体保护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方式，以面涵点，以线状区域内的铺开带动线上的各个点，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有利于各种社会资源的集中使用。对于文化遗产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失为一种经济、高效的保护策略。”[11]“文化线路”结合我国遗产保护实践，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促进有着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念转变较快，是遗产资源脆弱性最为突出的阶段，此时借鉴国际遗产保护经验、更新遗产保护理念、加大遗产保护力度的任务十分紧迫，相信“文化线路”在许多方面都能给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带来启示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吕舟.文化线路构建文化遗产保护网络[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1).[2]李伟，俞孔坚.世界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文化线路[J].城市问题，2005，(4).[3]姚雅欣，李小青.“文化线路”的多维度内涵[J].文物世界，2006，(1).[4]吴其付.藏彝走廊与遗产廊道构建[J].贵州民族研究，2007，(4).[5]赵逵.“川盐古道”文化线路之研究初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2).[6]吕舟.文化线路：世界遗产的新类型[J].中华遗产，2006，(1).[7]孙华.“文化线路”成为年度关键词[J].中华遗产，2007，(1).[8]俞孔坚.世界遗产概念挑战中国： 第28 届世界遗产大会有感[J].中国园林，2004，(11).[9]汪芳，廉华.线型旅游空间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J].华中建筑，2007，(8).[10]刘小方.文化线路辨析[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5).[11]单霁翔.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初论[J].南方文物，2006，(3).
【责任编辑：彭 勃】
遗产公证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历史城镇景观;建筑遗产保护;文化分层现象;漳州古城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8.12.011
Cultural Stratification Study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Heritage： A Case Study of Zhangzhou Old Town
ZHAO Long
引言
唐代贞元二年(786年)，漳州将州治从漳浦县李澳川迁至龙溪县芝山南麓的桂林村(漳州城区)，城池北靠芝山，南邻九龙江西溪，依山傍水，坐北朝南。漳州古城经过千余年的城市建设历程和文化积淀，历史城镇景观中的文化分层(Cultural Stratification)现象比較明显，从街区现存的建筑遗产中能够找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印记，形成“唐宋古城、明清街区、民国风貌、闽南韵味、侨台同辉”的文化特点。
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在延续地方特色、织补城市肌理，维护传统街区商业风貌、挽救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地方感与传统特色，以及激活并振兴街区地方性与特殊品质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针对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进行研究，在横向维度上，通过“外在层次”与“内生层次”为依据的文化分层体系，从六个层面进行解读;在纵向维度上，针对形成单一文化层的若干亚文化层的叠加与层累过程做进一步的剖析。研究旨在强化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价值，维护历史城镇景观的整体风貌，这也是对古城的社会、文化、物质环境遭受到破坏而做出的反应。
1 解读：漳州古城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现象
从宏观角度分析，漳州古城由两个不同层面的文化群(Cultural Cluster)组成：核心文化和次要文化，核心文化源于“自我进化的过程”，而次要文化则是通过“传播”吸收进来的文化。其中，核心文化是决定一个区域文化区别于另一个区域文化的最主要特征，而次要文化则是在不同的时期主动或被动接受外界的文化元素，或是由于内部的改革而产生变化的文化层面，它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1]。两晋至南宋，中原汉人先后南迁，南迁汉人携带来的中原文化在福建东南沿海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闽越、闽南本土文化多次融合，宋元明清以来在与异域经济文化交流和向外拓展中吸收了东南亚、阿拉伯、西方等外来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交织的闽南民系文化[2]。从这个角度来看，核心文化的形成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主体，以儒学为核心而带有浓厚海洋性格和地域特征的闽南文化系统，次要文化则是以某历史时期传播进来的文化为主体，对城镇整体文化产生阶段性、片段性、局部性的影响(见图1)。从微观角度来看，如果把古城的历史城镇景观作为一个文化系统整体(Culture Group)，那么构成该文化系统的若干个子系统(文化层)及其亚文化层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对历史城镇景观风貌施加影响。从文化景观遗产演变的规律看来，文化景观具有叠加性的特点，这也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
基于上述宏观角度、微观角度的探讨，本研究在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中采用横向和纵向维度进行分析。在横向维度上，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体系以“外在层次”与“内生层次”为依据，分为六个层面来进行解读，外在层次主要是“建筑与景观”，分析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的空间属性、空间分布、空间相互作用及空间演化规律[3]，其层累动力源来于空间生产所要的“流”(商品、技术、资本、信息、情感和文化)和相互作用[4]，是物质文化景观的空间实践;内生层次包括“产业与技术”“精神与认知”“民间文化”“海外交流”“宗教与信仰”，其层累动力来源于不同时空背景下文化的流变，是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空间实践。总体上，文化在漳州历史城镇景观中处于文化与城市共生、文化与景观共生、文化与文化之间共生的状态，外在层次与内生层次以显性、隐性的层累方式存在于历史城镇景观遗产中。
在纵向维度上，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中的文化层以“残存—继承—创造”和“保留—延续—发展”的演变模式进行叠加、层累，而亚文化层则是该路径下通过符号或者各式表征物在不同尺度范围内(区域、城市、乡镇、社区、邻里)呈现出来，这种呈现可以是整体风貌、局部氛围，也可以是细节展现。单一文化层的叠加、层累过程循着“衰退—消亡”“产生—存在”“发展—延续”的动态演变过程，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沉淀、延伸、衍变(见图2)。当旧文化失去了存在的环境就会从缓慢发展走向日趋衰落，最终留下印记(痕迹)，新文化层覆盖旧文化层，新文化产生影响并在未来创造文化意义上的价值。文化层累始终要通过物质与非物质形态在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中表达出来，城镇提供了不同文化层得以展示和延续的平台，各种文化层以文化共生的状态存在并产生影响。
2 分析：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体系
2.1?城镇景观遗产中建筑与景观文化层
通过场所中的显著特征能够与地区历史本身产生契合，能够维护和诠释与特定建筑及景观有着深刻关联的历史[5]，发掘“显著特征”最直接的媒介就是解读漳州古城内的建筑与景观。对漳州古城运用“景观要素明确化”[6]的方法对促成历史环境的城内外现存建筑与景观进行调查，古城内的建筑与景观要素可以分为九个门类，分别是衙门官署、文教建筑、宗祠家庙、寺观教堂、宅第民居、牌坊亭幢、桥梁水井、码头坝渠、商号作坊，这九个门类现存的建筑遗产基本涵盖了漳州古城文化层累的所有物质要素。
第一，在建筑类型方面，传统的中式建筑涵盖了衙门官署、寺观教堂、宗祠家庙、牌坊亭幢、书院戏台、码头坝渠、桥梁水井等;东西方融合建筑以商号作坊(五脚基)、教堂最具代表性，其中骑楼二到三层不等，建筑样式与竹竿厝类似，但是骑楼在沿街的入口处设计成过廊，采用“前店后厝”“下店上屋”的模式是最大的不同。城内的闽南地方传统民居以竹竿厝、闽南大厝为代表，竹竿厝以红瓦坡屋顶和天井为特色，有一进、两进的筑屋布局。闽南大厝体量较大，主屋采用两坡屋面的硬山式屋顶，屋顶正脊呈弧形弯曲突出燕尾脊的造型，街区内以罗厝、徐厝、刘厝等带有院落空间的大宅子为代表;现代主义建筑以中国工商银行旧址为代表，其建筑造型与骑楼式或非骑楼式店铺完全不同，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和平屋顶，数量少，在街区不具有代表性;近代历史城镇景观风貌的形成从1918年漳州市政改造开始，周醒南①在进行漳州市政改造的过程中将破旧的店屋改造成为整齐且富有变化的骑楼建筑，赋予漳州城市景观风貌以强烈的地域性特征(见图3)。
第二，在建筑风格方面，与古城内建筑类型相对应的有中式建筑风格、西洋样式或中西合璧式建筑、乡土建筑风格和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四种类型(见表1)。街区内按建筑年代分为：清代以前占9.0%，清至民国占44.5%，建国后至70年代占31.5%，80年代后占15%;按建筑风格分析：西洋样式占1.8%，中西合璧占2.2%，闽南传统样式占59.6%，现代风格占36.4%[7]。中式建筑风格在历史城镇景观中的体现以街区的诸多牌坊和孔庙最具代表性，以中原文化的构造方式进行建造，斗栱、仙人走兽等建筑装饰和构件体现在牌坊和孔庙建筑群中;此外，古城内的店屋街区在部分路段呈现出欧陆建筑风格，在香港路和台湾路形成带有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的历史商業街区，街区内的骑楼式店屋采用的是源于东南亚海峡殖民地时期的五脚基的建造模式，形成整齐的建筑立面;街区内的骑楼与非骑楼式的店屋立面多采用欧式的花草、动物、人物、铁艺、柱式、挑檐、线脚、西式的广告牌装饰作为立面装饰，比如台湾路117号建筑采用了欧式出挑阳台，台湾路141号的天益寿药局在立面装饰上采用了拱形门窗并配有欧式风格的铁艺装饰，窗户之间采用爱奥尼柱式加以分割，一层与二层的檐口及二层顶部的挑檐，其线脚均带有西方建筑装饰元素;乡土建筑风格中的竹竿厝、闽南大厝的建造方式彰显地域性筑屋风格，闽南大厝入口设门斗，有内院主厅，天井两旁设护厝，竹竿厝则是沿街或沿河布局，面宽窄，进深长，适应沿街设店和居住的需求，是城镇景观营造的主体;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历史建筑在古城内不多，其存在丰富了景观的内容，但并不会改变以骑楼式店屋为主体的城镇风貌。
第三，在街巷体系方面，古城内部保存的城镇成长早期的建筑，这些建筑的形式和沿街布局形塑了城镇肌理，在空间结构上维持了“路—营—巷”完整的街巷梯度，形成网状与枝状街巷分布。民国7年，军阀陈炯明率粤军进漳，拓建街路，将有条件的街路两侧加宽并拓通延长取直，保留明清所建富有南国特色的“骑楼”式街廊，产生了当代都市街廓的形式。骑楼进一步形塑了“街廓”的传统巷弄邻里生活边界，城市道路系统愈发系统化。街道是在原先狭窄坎坷的老街基础上进行扩宽的，并且采用拆城墙的石条铺砌路面，因而改造前后城市街道的布局并没有大的变动，原先街上的许多石牌坊也没有被拆毁或搬迁。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以后，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周围土地得到开发，城市的发展中心外移，原有的市街格局得到保存。古城内外城市道路系统主次分明，主干道、次干道、城市支路明确，古城内街道纹理呈棋盘状并有蜿蜒巷弄穿插其中。
第四，在建筑材料与装饰方面，自明清以来闽南民居建筑上大量使用的红砖、红瓦、木材、水泥。漳州古城内建筑大都采用坡屋顶，上覆U形红瓦，墙体建造采用传统的“油标砖”，进而形成红砖红瓦的城镇景观效果。房体采用原生木依例裁制成柱、梁(枋)、桁(檩)、桷仔条(椽条)、斗、拱等及一些辅助构件，进行组装。在建筑结构上，延续中原地区的柱式梁架采用穿斗式和抬梁式，斗栱覆瓦的建筑形式。闽南大厝屋顶以“燕尾脊”为特色，竹竿厝与骑楼以面宽窄，进深长为特色。骑楼沿街面用柱廊形式，楼高从二层到五层高低错落;骑楼立面多呈三段式组合，由柱式控制构图，构图主要采用西洋手法;骑楼中的窗楣多种多样，有半圆形、弓形、马蹄形、长半圆形，还有伊斯兰建筑中常用的三叶券的变体等，窗台板下，以砖雕、灰雕、水泥雕、砂洗作为商号装饰招牌(号墙)。此外，石造牌坊及青石板铺装路面成为古城内重要的景观特色。
2.2?城镇景观遗产中产业与技术层
在以农业为核心的封建社会，漳州古城的产业与技术层与人地关系的紧张有直接关联。拥有大量的人口和“田不足耕”[8]的福建丘陵地带，从事商业、手工业成为漳州地区的主要生计方式。在商贸发展的驱动下，产业与技术的规模不断发展，古城的区域与跨区域的商业功能凸显出来，建筑中的商业元素和市街空间中开展的生产活动、交易活动逐步成为主导性的城镇景观。
随着唐代中叶以来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及里坊制逐渐在两宋时期被更能促进商业发展的街巷制取代，南方重商主义盛行，漳州城在区域内、区域间、海外贸易方面都得到很好的促进，这些频繁的经济活动都造就了古代漳州城区域性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地位，经济的繁荣助力城市发展，在城镇景观中具体表现为商业性建筑、商业街区、港口码头和商业活动。漳州城内早期因商业活动而兴起的传统聚落经历过历朝历代的“市政整改”或者“旧城改造”，市井面貌已经被新的形式所取代，目前商业文化层在历史城镇景观中体现在沿街设置的店屋建筑，这种以狭长之土地分割手法來获得较多的沿街户数的长形连动式店铺住宅遂成为市街中的主要建筑类型。
宋代秉持“开洋裕国”的国策，福建成为古代中国经济对外贸易最繁盛的地区。对于明清时代，苏文菁教授认为明清两朝的“海禁”，对中国东南的海洋文明却是个致命的打击，明清两朝的“海禁”与闽文化的价值趋向完全悖逆，这种官方意识与民间选择的冲突造成的结果使福建当地民生凋敝、了无生机。但是在对内商业发展方面，漳州城凭借九龙江西溪和北溪所带来的水路航运，在明代时期沿西溪形成洋老洲、新桥、浦头、草寮尾等货运码头。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朝政府取消“海禁”，在月港②开设“洋市”，在月港的辐射带动之下，古城内部形成民居聚集、店坊罗列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9]。清康熙八年(1669年)时漳州城有四门，东门最为繁荣，南门次之，为漳州城主要的商贸区，银两的主要聚集区，西门的政府机构和驻军较多，而北门的糖业较为发达。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福建陆路提督蓝理建设新行街并直通浦头港码头，街区内形成了锡箔、棉纱、烟草、绳缆和木屐、木桶等行业。20世纪30年代末，澄观道的鱼市、米市和木材行逐渐取代了浦头港的货运和集市。
根据市、区志记载，清代以来，漳州古城内商业网点是按照市场竞争规律和供求需要发展起来的，经营者为竞争，往往同业相聚，逐渐形成带有专业性的笼仔街、粉街、打铜街、做花街、炮仔街、雨伞街、箭仔街、杉巷等。这些行业，都是前店后坊，自制自卖;至民国时期，一些主要街道仍沿着同业相聚的习惯，聚群营业。金融业、商业与手工业特色并存的南方贸易城镇景象成为漳州古城产业与技术层最直接的体现，与这些产业相关的店铺至今仍存在于城镇景观当中，比如天益寿药局、万源钱庄、源溢纱庄等诸多店铺。
2.3?城镇景观遗产中精神与认知层
环境影响精神和认知的产生和发展，同时精神和认知也对环境产生反作用。漳州古城的历史城镇景观与精神和认知产生连接，突出反映城镇景观与历史文化某些共同要素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以解读为地理环境对精神和认知的渗透和塑造，在物质环境中逐渐培养形成的行动策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把闽南人文精神概括为两个主要特点：冒险与进取精神;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10]，这两种精神具体化表现在以出洋、经商为日常生活方式，在文化形态表现为“为天下先”的拼搏精神与兼收并蓄的开放状态。如果把这种地方精神与古城的历史城镇环境结合在一起，体现在商业性历史建筑、商业性历史街区及街区商业活动所构成的环境与文化的框架之内。把古城内的“物”作为解读地方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人的情感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反应”[11]，但是这种地方精神在不同时代都在发生微妙的改变，而这种变化在漳州城的城镇景观中是潜移默化的。
在文化认知层面，漳州古城涵盖闽商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闽台文化，红色文化，耕读文化和儒家文化7个类型。其中，历史街区的商业性特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及“泛海业渔或业商”[12]的结果，凸显出闽商文化，海洋文化在城镇景观中的作用力;街区的侨乡建筑、侨乡历史、侨乡经济、侨乡交通、侨乡教育[13]体现出古城侨乡文化的特点;“学而优则仕”“耕读传家”“耕读并重”“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14-15]则是体现耕读文化的特点。传统的耕读文化和儒家文化作为漳州古城的文化内核，是其他诸多文化类型的基础;而闽南商人的冒险、进取、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与文化认知中的闽商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和闽台文化构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古城中的红色文化富含革命精神，是意识形态化的景观，“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景观遗产和历史遗迹传达出强大的影响力”[16]。
这些认知类型“在场所精神的发展过程中保存了生活的真实性”[17]，最终与历史城镇景观产生情感意义上的互动，产生对精神的塑造力和对认知的影响力。在漳州历史城镇当中，地方精神和文化认知总是以内在联结、紧密融合的方式塑造民众性格与催生地域文化，对民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制约和形塑，最终体现在兼容并蓄的城镇物质实体环境和弥漫在市井街区中的市井文化气息。
2.4?城镇景观遗产中民间文化层
如果将某些具体的文化层次视作城市文化结构的基本单位，那么城市民俗圈则是这种文化结构的一种模式与类型，城市文化分层是城市民俗圈形成的重要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民俗圈的形成与确立又会反过来强化归属于它的文化层的文化认同[18]。漳州古城内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对城镇景观的塑造有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民间文化，其本身是特定阶层所创造的属于其阶层特有的文化，而创造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使得他们自身有着独特的品味标志，与其他群体区隔开来[19]。
虽然该文化类型在漳州古城历史城镇景观中的存在比较抽象，但是在塑造城镇景观的过程中始终与城镇的物理空间处于文化共生的状态，物理空间和主观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形成“文化空间”，最终古城的城市空间承载着这些多样的传统民间文化。民间传统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产生、发展需要时间上的累积，与之相关的人类活动也离不开一定的活动空间，这些空间提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进行的必要场所[20]。古城存在的物理空间是民间传统文化发生、发展的主要活动场所，传统民间文化类别的不同，所需要的活动空间也各不相同，这种相互支撑的关系使得这些传统民间文化一旦离开了这些物理环境就会失去原有的韵味，失去本来的特色，这样能够很明确的解释历史城镇景观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联。
传统文化对城镇景观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解读，首先是持续性的影响。从时间维度来看，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中所形成的民间文化会在古城中形成叠加与层累，这是一种过程性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传统民间文化直接作用于城镇景观上，例如漳州石雕、木雕技艺运用于房屋建造，漳州片仔癀及白眉凉茶制作与销售商业活动。其次是间歇性的影响。这是一种动态化的关系，适应于传统民间文化活动定期发生的情况，比如历史街区的观演文化与戏臺建筑，地方性民俗活动比如赛大猪祈丰年、林前伽蓝药王巡社等与节日期间的城镇景观，这些间歇性的传统文化活动与城镇景观构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共性，相互渗透且彼此和谐。
2.5?城镇景观遗产中海外交流层
海外交流对漳州古城的城镇景观塑造起到重要作用，多元文化的汇集改变了漳州古城的城镇生活区域结构，古城当中出现不同的空间划分，由不同类型建筑组成的街道景观开始进入城镇风景之中。当多元文化杂融在一起，城镇成为文化的“熔炉”，城镇景观就具备多元、包容与开放的特点，海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会带入到当地，这是文化叠加、层累的重要契机。
漳州根据地方志记载，宋末元初，已有漳州人移居海外和中国台湾地区，明代漳州人向外移居形成高潮，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日本等国的漳州华侨旅居活动都起始于明代。至18、19世纪，福建地区已经有了很长海洋贸易和海外移民历史，在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下，迫使大量人口外移，漂洋过海谋求生计。明代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海禁开放以后，漳州海澄县月港成为国人出洋的主要口岸，每年从漳州月港进出的远洋大船多达200余艘，漳州人由月港出洋谋生者数以万计[21]。到20世纪20年代(民国八年前后)，东南亚华人估计有510万人，其中福建人(主要为闽南人)约120万人，主要集中在印尼和新马。
在漳州古城城镇景观的形成过程当中，海外华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其影响时间长且范围广，体现出行动者的能动性。古城内，店屋建筑及街区是海内外长期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尽管漳州在民国时期借鉴广州店屋街区建设的经验，进行过市政整改，不管是建筑立面还是功能布局上，仍然保留与东南亚殖民时期建筑相同的景观风貌，但是在建筑的部分方面(如建筑材料、门窗样式)折衷地采取了本土化的处理方式(见图4)。杨宏烈认为，从文化交流分析，骑楼建筑是参照中西两种建筑摹本融合而成的一种崭新的建筑形式及其符号系统，它所产生的图像效应、象征意义，综合显示了中国建筑对外来文化的兼容以异质文化的渗透(双向)交汇[22]。建筑营造方式的西化虽然是以西洋文化为模式加以抄袭，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也随之进来，南洋式建筑之所以成为古城的主要景观风貌只不过是因为在历史的某个时期被人为的通过政治力量放大而已，并不能取代地方的核心文化，并且由于民间吸收方式是片段性的，对传统并不造成严重损失[23]。
2.6?城镇景观遗产中宗教信仰层
古代漳州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宫观寺庙的大量兴建及民间信仰活动的大量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工商业与海外贸易的繁荣更为民间信仰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24]。宗教信仰起到引导和教化的作用，在漳州古城中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分别是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不同的宗教信仰代表不同的宗教文化，在城镇中形成不同的宗教建筑和宗教景观。
首先，本土宗教信仰在历史城镇景观中物化的表现主要以文庙、寺庙、牌坊、祠堂为代表。(1)古城内漳州文庙是代表性的建筑群。漳州文庙作为古代的文教建筑，在宋代普及并成为定制[24]，成为祭孔的主要场所。漳州文庙分前中后三个部分，主要建筑有照壁、泮池、棂星门、左右牌坊、大成门、大成殿、左右厢房、崇圣寺或启圣寺等，组成完整而又严谨的建筑群，传统信仰在建筑细节上的体现主要以建筑装饰物为代表，比如鸱吻、鳐鱼、仙人走兽等建筑构件;(2)漳州古称佛国，截止元代末年，境内大小寺院600余所，直到明朝才开始对寺庙大加裁减，或废或并。古城内现存有东、西桥亭两座菩萨庙(由桥亭改造而成)和珈蓝庙;(3)牌坊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建筑”[25]，用来表彰和纪念某人以达到宣传道德理想、教化民众的作用。清光绪年间记载漳州市牌坊多达400座，根据漳州市城市建设委员记录，列入漳州市编制的文物一览表的石坊达46座，其中明代有27座，清代有19座，代表性的有三世宰贰坊、尚书探花坊、勇壮简易坊和闽越雄声坊，牌坊采用石仿木结构，屋顶多用四坡顶，屋脊装饰宝葫芦和脊吻，屋檐有一定的起翘，牌坊有梁、仿、柱等承重构件和斗拱、雀替、花牙子、雕花板、垂花柱等装饰件;(4)祠堂建筑是祖先崇拜和家族意识的体现。古城内的林氏宗祠建筑没有诸多漳泉祠堂所采用的彩瓷剪贴雕塑，遵循传统闽南大厝建造的方法，并在结构上使用了斗栱构件，坡屋顶采用红色U形瓦配燕尾脊，既融合了中原文化又凸显闽南地方文化特色。
其次，福建的人口构成以各地移民为主，除了从中原传入的佛教、道教之外，从宋代开始也产生了一些地方性的民间信仰，比如妈祖、保生大帝，三平祖师，关公，开漳圣王，闽台玉二妈信仰等。在妈祖信仰之前，当地人信奉的是人格化的精卫和四海龙王。因此，地方性的民间信俗所引发的节庆活动，对历史城镇景观的营造有间接性、间断性的影响。
再次，外来宗教在历史城镇景观中主要以漳州礼拜堂、漳州天主教堂为代表，这是文化交流和人口流动的表现。一方面是西方传教士的传播;另一方面，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大规模的华人潮涌入东南亚，这些“新客”(Sinkhek)与马来化的海峡华人有所不同，在宗教信仰上仍然遵循传统中国的宗教信仰，但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一些人被强制皈依基督教，家庭生活也逐渐受当地文化的影响。
3 结论及未来研究方向
漳州古城城镇景观的形成过程中，展现出随时间改变、转化、适应与延续的独特空间能力，这个过程融入了不同时代的价值观、经济特征、社会文化、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文化史层”反映动态的人类与环境的连续性，诸多不同最终形成“文化代谢”的过程。因此，文化就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作用于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当中，呈现出文化景观的相互叠加与层层覆盖。
文化是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依据[26]，对外在层次与内生层次的分析及对这两个层次内部的亚文化层的挖掘是解读地方，理解城市文脉的重要方面。通过漳州古城歷史城镇景观遗产的文化分层研究，对古城的文化架构进行了梳理，更加明确的分析出古城在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的文化景观的变迁及文化层累在城镇景观遗产中的表达。漳州古城之所以具备地方特色，就是由构成它的文化层所形成的合力使然，一个没有个性的、同质化的古老街区是失败和缺乏吸引力的。未来有以下两个方面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研究的漳州古城历史商业街区景观风貌的保存;其次是漳州古城历史文化街区适应性开发过程中地方感与生活文化的营造。
注：
①周醒南，1911年任广东公路处处长，参与广东省惠州、广州、汕头市政工程建设。20世纪20年代，随粤军援闽，在漳州、厦门从事市政建设14年，成绩显著。
②月港位于今龙海市海澄县，历史上月港崛起在15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中期，是我国东南地区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中心，商贸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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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公证书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古村落遗址保护 东乡 临川文化
东乡建县于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是历史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诸多名人的故乡。其间所存有的大量来自于明清时期的古村落遗址，具有极高的社会历史价值。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古村落保护管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共识，并组织了一定的管理机构对其进行保护开发。但是由于经济以及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原因，其过程一直进行缓慢。就整个社会层面而言，如何在保护古村落遗址的基础之上，利用丰富的先天性资源，探索出一条集文化保护和经济循环发展的可持续之路，是东乡乃至全社会所要探讨的重大问题。
一、东乡古村落遗产简述
东乡古村落古民居很多，而且大部分是明清时期所遗存，但时至今日都已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完整保存下来的已经不多。另外，在国家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时，又新发现了一批大规模的古村落。其中包括岗上积镇的水南，段溪艾家(明末散文家、文学评论家艾南英故里)，黎圩镇的后畲、院背、侯桥，瑶圩乡的万石塘，红光镇的新田(明代天文学家吴伯宗以及清代文学家、书画家吴嵩梁故里)等。
二、当前东乡古村落保护的现状及主要困境
首先，村民文物保护意识的缺乏，致使部分古建筑破坏严重。现实中，古村落并非只是一座完全封闭的古老遗迹，而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有机活体，其保存着一定量的内部居民的社会生活。但是随着社会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古建筑物其本身所具有的建筑功能已然不能承载快速发展的生活模式。再加上普通民众对于文物保护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认识，时常在不确定古建筑物本身价值的情况下，便对其进行私自改建、拆除甚至是违规修缮，从而导致不少古建筑物遭到破坏，失去了其作为古村落的传统特色，还有的甚至被彻底消灭。同时由于古居民建均为砖木结构，拥有聚集性、高密度的特点，外加电路线老化等方面原因，其综合防火防灾害能力非常薄弱。报道显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古迹保护还未彻底引起重视的时候，就有诸多民居毁于火灾和白蚁侵蚀。
其次，古村落民居产权模糊，致使保护开发工作难以沿合理方法和制度向前推进。东乡古村落的大部分古建筑都属于当地居民所有，但是由于其目前开发得还不够充分，所以并没有给当地民众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作为古建筑产权拥有者的当地居民，缺乏保护和开发的积极性和热情，导致东乡古村落遗迹缺乏维修保护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有实力进行开发和保护的各地政府，却因为其不具备对古建筑的所有权，便难以介入对其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一时间，当地居民和政府陷入了“不想管的可以管，能够管的管不了”的尴尬境地。
最后，古村落民居维修经费不足，保护机制匮乏。东乡县目前仍然居于古建筑中的民众大多经济相对落后(富裕起来的农民早已搬进新建的楼房，离开原始的古民居)，其维系自身生存尚显吃力，更遑论去维修古民居。而且就整个东乡古村落遗产保护这一庞大的工程而言，当地政府的积极投入和部分村民的维护都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保护机制的匮乏，导致相关政府部门没有办法做好新农村建设和古村落遗迹保护两方面的统筹。做不到统筹协调、相互促进、相互配套，那么就唯有眼睁睁地看着历史文化遗产慢慢消失。
三、推进东乡古村落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
纵观全国各地的古村落遗产的保护管理方法，可以发现其虽然具体方式不同，但主观目的、保护对象却存在着一致性。即各地政府重视、带头，履行职责制定相关的保护规划法规，重视文化保护和建筑环境整治相结合，有效开发和利用资源，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就东乡县其个体而言，在遵循上述保护路径的大原则、大方向的基础上，还可借鉴下述途径用于维护古村落：
第一，以县、镇(乡)为单位，成立古村落保护委员会，将古村落遗产保护纳入政府工作事项议程之中，由涉及到文化、土管、建设以及林业规划等多方面的领导和政府主要管理层共同组成;以公告形式明确遗迹保护范围，并设立标志予以警示说明。同时，建立文物档案，具体事宜设立专项负责人;建设、土地、林业、交通、公安以及旅游管理部门各司其职，共同致力于对古村落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第二，建立健全相关的规划法规体系，实现依法管理。由政府层面出台符合东乡县古村落保护要求、特点的法律法规细则，并对其实行严格的科学管理，明确保护范围内所有建设活动所要依法履行的报批手续。
第三，建立并完善古村落历史文化展示体系。将包括东乡建筑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商业文化在内的文化展示体系，用以进行商业和民俗旅游的文化研究。比如，民俗博物馆、专业博物馆、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古村落音像资料存储中心等，都属于这个展示范畴。
第四，设立专项古村落保护基金，接受各种来自社会的捐助、拨款，并由政府每年拨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来作为古村落保护工作的各项财务支持。
第五，借助群众力量，成立民间保护组织，同时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技术顾问，用以指导具体的保护工作，反映真实情况，相互自律监督，组织文化交流，开展政策咨询服务。
第六，培养和建造一支稳定的古村落管理人员队伍和古建筑修缮队伍。通过加强对管理保护人员来自文化、文物保护知识以及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培训，培育出具备一定知识储备和技术的管理人员，负责在实际保护过程中各项流程都能够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同时对于参与古建筑维修的施工人员或施工队伍进行严谨的资格审查，保证一切修缮活动都能在专家的指导下妥善进行。
古村落遗迹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亦是中华民族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在经济腾飞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稳步推行的局面下，注重对古村落遗迹的保护，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的尊崇，亦是以此带动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当然，这是一项需要全社会给予重视和投入的重大工程，必须集合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方才得以促进古村遗迹长存于世，并拉动周边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
遗产公证书范文第5篇
了解什么是文化遗产及我们身边有哪些文化遗产。 过程与方法
通过搜集身边的文化遗产活动，积极参加有关文化遗产的推荐、评选、撰写申请报告等各项活动，培养语文综合实践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认识保护我国文化遗产的意义，能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收民族文化的精华，培养自我的“文化自觉”，增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教学重点
通过搜集身边的文化遗产活动，积极参加有关文化遗产的推荐、评选、撰写申请报告等各项活动，培养语文综合实践能力。
教学难点
认识保护我国文化遗产的意义，增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1课时
一、新课导入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文化遗产吗?你们了解我们身边的文化遗产吗?悠悠华夏，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民间技艺、艺术形式、民俗活动、节庆礼仪等，都彰显了独特的人文价值，凝聚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身边的文化遗产”这次综合性学习活动之中吧!
二、内容解读 什么是文化遗产
1.历史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民间技艺、艺术形式、民俗活动、节庆礼仪等都彰显出独特的人文价值，凝聚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2.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3.国务院规定自2006年起，将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三、活动指导
(一)文化遗产推荐与评选
1.全班同学分成小组。(班长分或自由组合) 2.小组长协调组员，做好分工，避免重复。
3.组内自由推荐。(根据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入选标准制作资料卡。) 4.小组讨论。(收集资料卡，选出推荐人数最多，认同度最高的项目作为“申遗”项目。) (二)实地考察、收集资料、撰写申请报告
1.实地考察申报项目。a.考察前，了解背景;准备笔记本、资料夹、相机、录音笔等工具;了解路线。b.考察中，详细记录观察所得、访问权威人士，深入了解其独特价值，注意保护环境。c.考察后，整理资料，分类，汇总资料;讨论分析与评定标准的符合情况。
2.或通过阅读书籍、网络搜索，访问老人等方式获取资料。
3.小组分工合作，撰写申请报告。报告包括：a.建筑概述。b.人文、历史价值。c.景点保护现状及面临的问题。d.拟采取保护措施。
4.要求：图文并茂，语言富有感染力，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三)班级召开模拟答辩会。
1.各小组推举一名“申遗代表”，负责介绍推荐的项目;其他组员组成助威团，并参加答辩。
2.各小组推举一位评委，邀请语文老师或其他相关学科老师担任评委，组成评审委员会。
3.学习委员负责组织答辩会。a.协调各小组确定时间及流程。b.制定规则。c.选定主持人。d.撰写串联词。
(四)“我与文化遗产”作文
四、活动示例
我与文化遗产
说起文化遗产，首先想到的是举世闻名的中国万里长城。书中讲到：两千多年前，一条土石身躯的巨龙在中华大地飞起。它跨崇山、穿草原、过沙漠、经绝壁，起伏盘旋、奔腾飞舞，纵横十万里，它就是长城。就是因为它历史悠久、工程宏伟，所以早在几百年前就被列入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才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我从小出生在北方，到过长城，经常发现一些年轻人不讲文明，学着孙悟空的样子在墙上写着“XXX到此一游”之类的文字，而我却没有这样，只是把口香糖扔进一段路与另一段路中间的小窄沟里。可当我抬头正要走的时候，外国朋友看见，连连摇头说：NO，NO!这时我惭愧得无地自容，也终于知道这样做是错的(以前还以为是对的)。这时刚才说“NO，NO”的外国朋友在看到古老、雄伟、美丽的长城时，不由自主地竖起了大拇指，连声称赞道：Very beautiful! 在回去的路上，我既高兴又感到惭愧，高兴的是为我们拥有这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
一、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长城而感到无比自豪。惭愧的是古人和外国人都能做到珍惜和爱护我们的遗产，而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却不知道珍惜和爱护我们祖先遗留的文化遗产，相反，还去破坏它们，使祖先遗留下来的遗产越来越少了。
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要爱护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没有遭到破坏的世界文化遗产。等到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召开，外国朋友再看到我们时，就会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和连声称道。这时，你的行为不仅是代表你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还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所以让现代的年轻人携起手来，做新社会的一名文明人。
无形的遗产——吆喝
回首上世纪的古老北京，当时盛行着一种不朽的街头文化——吆喝。它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吆喝声越来越多地被取而代之……
辉煌历史
吆喝即大声喊叫，卖东西吆喝着卖，古已有之。最早的是姜太公在肆里做屠夫就“鼓刀扬声”;宋时开封街市上有“喝估衣”者、有“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明代的北京有吆喝着卖花的，阳春三月桃花初放，满街唱卖，其声艳羡;至清末民初以至解放前和解放初的一段岁月，老北京的吆喝就更绘声绘色了。
悄然消逝
解放后，国家经济得以改善，农民也都安居乐业，真是“百废俱兴”啊!可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疯狂地席卷社会各个领域，不仅使刚兴办起来的工商业遭到了严重损失，还间接地破坏了许多无形的遗产——吆喝。
天灾人祸啊!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啊!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开始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从此中国走上了科技时代，吆喝声越来越被各种形形色色的广告词所取而代之。
顿时，吆喝声“求救”，中国告急，世界文化遗产告急!刹那间人们才醒悟：无形的遗产很重要，吆喝声更是何等的珍贵啊!
引以为戒
面对已经失去的，不要伤心，要保存实力;面对现实存在的，不要高兴，要团结协作。 失去的已是不复存在，但也不意味着所有的都将失去，生活从此不再进行。不，不，我们不能这样消极处事。我们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未来，面对现已存在的遗产。要想保护和永久地继承这些无形的遗产则需我们勤奋刻苦，早日成才。
同学们行动起来，让我们引以为戒，让那无形的遗产——“吆喝”变成你永久的动力，催促以及提醒我们不要破坏第二个“无形的遗产——吆喝”。
五、课堂小结
本课向大家展示了很多关于文化遗产的相关内容，同时也讲述了很多文化遗产的现状。同学们兴趣都很大，而且都愿意自主探究文化遗产，效果非常好。希望能够借助此课培养同学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六、板书设计
综合性学习 身边的文化遗产 1.文化遗产推荐与评选;
2.实地考察，收集资料，撰写申请报告; 3.班级召开模拟答辩会; 4.“我与文化遗产”作文。
七、针对训练
1.某班开展“走近剪纸”的语文实践活动，请你完成以下任务。 (1)【剪纸知识】
根据下面的材料，从三个方面概括中国剪纸的特点。
早在汉代，随着造纸术的发明，剪纸就出现了。日月星辰，山水花木，人物鸟兽，故事传说都是剪纸的素材。剪纸剪法上有阳剪，即留下勾画形象的线条;阴剪，即剪去线条留下平面;有二者结合的阴阳剪、折叠纸而剪的对称剪、阴影剪、图案剪等。
答案示例：历史悠久，取材广泛，剪法多样 (2)【剪纸欣赏】 请你仔细观察下面这幅剪纸作品，描绘画面内容，并揭示其寓意。
答案示例：画面内容：一个胖小孩怀抱一条肥大的鱼，小孩身后两侧是荷叶荷花。 寓意：连年有鱼(年年有鱼或喜庆有鱼，“余”字亦可)。 (3)【我看剪纸】
班里有些同学认为剪纸艺术已经落伍了，没必要发扬光大。请用简明的语言阐述你的观点。
答案示例：示例1：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可取。剪纸是民族艺术，是中华瑰宝。它经历漫长的岁月发展到今天就说明了这一点。
示例2：我认为这种说法可取。剪纸太古老了，已经跟不上当代社会的发展，也很难融入新时代审美的因素，没必要发扬光大。
2.益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颇负盛名的文化之乡。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这里留下了关于三国历史的宝贵文化遗产。资水中学201班开展以“益阳三国文化”为专题的综合性实践活动，请你参加。
材料一：吴蜀双方在益阳对垒争锋，留下了一批历史遗迹，如鲁肃堤、马良湖、关羽濑等。
材料二：益阳文人墨客历来喜欢以三国历史为题材吟诗作对，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民间通过讲故事、演花鼓戏、唱歌谣等方式反映了三国历史，这些都成为益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信息收集
以上两则材料透露的共同信息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社会调查
在实地考察中，同学们发现许多三国遗迹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外地游客更不知道有这些名胜。请你就这一情况向益阳市人民政府提两条合理化建议。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文艺汇演
班上排练了益阳花鼓戏《单刀赴会》，在全校师生会上汇报演出，请你以主持人的身份作一个简短的开场白。(50字左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对联探究
在考察资阳区林坳老武圣庙时，同学们录下了一副对联： 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 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
请写出对联中涉及的三国人物两个，并联系名著《三国演义》，写出其中一个人物的相关故事。
遗产公证书范文第6篇
近几年来，通过全市文化工作者认真执着的追求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基本摸清了全市文化遗产资源家底，普查整理出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产项目，建立了基本完备的文化遗产资源档案，编辑出版了一批重要文献。这些都为徐州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那么如何 才能进一步保护?
一是，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工作机制。徐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4年，成立了徐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徐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和徐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心，对徐州市民族民间文化做了一定的调查了解，并出版了一批文献。200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后，我市在原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各县(市)、区先后成立了相应的专业机构，全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网络基本健全，为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是，加大经费投入，强化政策保障。自2005年以来，徐州市政府坚持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当地宣传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实行统一筹划，统一部署，设立了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并逐年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投入。截至2009年7月底，徐州市及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已累计下拨专项资金360余万元。仅徐州市人民政府5年内就划拨专款240余万元，用于全市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收集整理、研究、宣传、保护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以及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动的开展。2006年，徐州市出台文件，要求各县(市、区)政府设立每年不低于10万元的专项资金。各级切实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摆上了重要位置。市文化局还专门将原云龙区文化馆办公楼无偿划拨给徐州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作为办公场所，并先后投入50余万元，用于保护中心购置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微机、打印机、非线性视频编辑机等“文化遗产”普查、申报和数据库建立所需的先进设备。仅市文化局每年拨付给保护中心的日常办公经费就达5万多元，有效保证了日常运行经费开支。2009年上半年，各县(市)区还专门下拨了“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汇编专项经费。各级的财政支持，有力地保证了全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是，加强专业培训，提高队伍素质。培养一批高素质的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是高质量完成“文化遗产”普查和保护工作任务的根本保证。为有效指导全市“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高标准完成全市 “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全市共组织普查培训班56期，培训人员达2525人次，参与的社会力量达到32000余人。仅徐州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就先后派遣21人次参加了省和国家组织的文化遗产普查培训，并选派周光雷同志到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学习锻炼5个多月。仅市文化局组织全市的业务培训班就达8期，并召开了3期现场会，共发放培训资料2万余册。
与此同时，市文化局还可以经常邀请国家、省、市有关专家和老艺人授课，现场指导工作。先后多次邀请了省文化厅社文处负责 文化遗产工作的领导和省文化遗产专家徐艺乙教授为我们授课;2008年4月，市文化局邀请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张
庆善同志，就文化项目申报工作实施了具体的业务指导和帮带。通过经常性的业务学习、适时组织业务考核、不断组织业务培训，全市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工作人员的业务知识进一步丰富、工作能力进一步增强。
四是，实施科学指导，提高工作实效。为扎实推进全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徐州市文化局一方面注重树立典型，强化典型引路;另一方面加强跟踪调度，搞好督察指导。为顺利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我市先后召开了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部署会、推进会、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等。
2009年4月，徐州市文化局下发了《关于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汇编工作进行检查的通知》，采取了分片包干、分项会审等方法，积极组织各地开展普查工作 “回头看”，做到“不漏一村一社、不丢一类一项”。仅巡回检查、辅导各县(市)、区普查资料汇编工作，平均每个县 (市)、区达到4次以上，并先后举办了3期辅导培训班、召开了1次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汇编工作现场会、组织了1次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汇编》书稿会审和多次调阅修订。徐州市“非遗”普查工作始终走在了全省前列。2008年 10月，江苏省文化厅在徐州市邳州召开了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现场会，徐州经验在全省得到了大力推广。
五是，加强传承工作，扩大社会影响。市政府和文化部门一方面积极鼓励、资助或推荐文化遗产项目参加市级、省级、国家级或国际上的有关展演、比赛，多渠道培育市场，积极拓展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对代表性传承人，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积极鼓励民族民间艺人带徒授艺，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培养青少年兴趣，使民族民间艺术绝技后继有人。
2006年以来，充分利用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和重大节日举办各类“非遗”项目的展览、展演等活动，并把“非遗”项目传承工作纳入课堂教学、纳入“送文化”下乡活动之中。经常组织指导 “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传习所和“非遗”项目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同时，积极组织非遗项目传承人参加国内外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演活动。2005年，在江苏省第二届文物节———绝技展上，徐州市精选的150余件展品受到了与会领导及观众的青睐和好评，被省文化厅、省文物局授予优秀设计、创意奖;2008年，组织全市71件摄影作品参加江苏省文化遗产摄影大展，其中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作品获得了2个银奖，5个入选奖。王桂英的剪纸艺术曾被上海电视台与徐州电视台联合录制成专题;剪纸艺人张丽君曾获得首届中国民间雕刻、剪纸大赛金奖及江苏省工艺美术最高奖“大阿福奖”;还有剪纸艺人陈永年、石雕艺人岳喜明、“中华巧女”张桂英等，其作品曾多次获国内、国际大奖，被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及个人购买、收藏的作品不计其数，为省和国家赢得了较高的荣誉。
此外，徐州市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应该遵循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性原则，文化遗产保护的永续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