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该研究合实际工作经验，采用美国最新技术MIS990编程系统，设计并实现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信息系统，对于福建省“非遗”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非遗”；管理信息系统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根据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1]：“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类繁多、特色各异，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就将项目分有10个大门类[2]：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及民俗。这样繁多的类别，又是技能、文化和知识口传身授的传承，给保护添加了许多的困难，“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之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更严峻的形势”[3]。因此，利用科技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特点及重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对“非遗”的数字化保护，是指利用现有的数字信息技术对“非遗”进行分类、制作与存储，建立文字、图像、音频、视频、动画等数据库，并配有强大的搜索引擎，实现数字化再现。于是，近几年，掀起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热潮，如：张红灵探讨了数字图书馆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和网络化传播中的系列问题[4]；裴张龙在他的论文中介绍了如何利用现有信息技术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推广[5]；王淑娟、王晓如以VC++6.0为软件开发平台，设计了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系统[6] ；袁少雄、陈波利用ArcGISserver9.3平台，根据广东省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信息的各种属性特点，构建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信息系统[7]；曹玲等人则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信息内容繁杂、维护困难的现实问题，提出基于DotNetNuke（DDN）的内容管理系统（CMS）构建解决方案，并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络平台为例分析了其设计及实现过程[8]。陈思喜设计并实现了基于OGRE的三维民间舞蹈保护系统[9]；而余霄则研发了基于 Director“温州南拳”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媒体平台[10]。
结合前人对“非遗”数字化保护的研究，并根据我在“非遗”保护部长期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进行探索、研究。本研究设计并构建了《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管理系统》，该管理系统可以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全过程。主要包括资源获取活动的设计策划、采集记录、制作处理、存储交换、信息发布、评审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可以利用本系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特性进行更加充分、深入地挖掘。
1 系统分析与设计
1.1 系统设计目标
利用计算机技术开发设计的福建省“非遗”数据库管理系统，为“非遗”数字化保护的管理工作提供一种较为全新的方式。本系统设计的目标是：根据实际工作的要求创建一个“非遗”数据库，该数据库能够满足对全省“非遗”项目及项目传承人进行管理的需要，并实现数据的分析、查询与统计；同时，该数据库的数据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具备异地输入数据功能，能够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全省各地市“非遗”管理部门对“非遗”数字化保护管理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
1.2 系统开发的环境
该系统采用C/ S（客户机/ 服务器） 方式，其网站开发语言：采用美国最新技术MIS990编程系统；网站后台数据库：微软SQL SERVER2008数据库；开发环境运行平台：WindowsXP/Win7操作系统。
硬件要求：对于局域网内的连接，应有一台服务器或配置好一点的普通台式机充当服务器。CPU（中央处理器），Intel Q9400 2.66Ghz 内存2—4GB 硬盘：500GB以上，如果，图片、音频、视频资料多的话就按实际情况配置，用于登入的客户机：CPU双核2.2 Ghz，内存1—2GB。在广域网上连接，就要有一台专业的服务器和一个固定IP地址，数据库服务器：PowerEdge R420（2xE5-2630，32G内存，2*300G硬盘（如果，图片、音频、视频资料多的话就按实际情况配置），操作系统windows2008企业版，微软SQL Server 2008标准版，如数据量大还要配置一个SAN存储系统，为了数据安全要配置一个硬件防火墙，UPS等等。
2.4 参评项目与参评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有评选，比如一年评选项目第二年就评选项目传承人，这样每年都有从各地送来大量文件，由省中心工作人员整理，通过专家评选，再从大量文件中整理出获选的文件，然后进行数据录入，工作量非常大，这两个模块的功能要求是：通过受权由各地选送单位先录入选送的数据，将录入工作分摊到各地非保单位，再组织专家评选，从选送的数据中筛选出获选的数据，复制到项目或传承人数据表中，减少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参评项目（如图11） 本窗体最大特点就是复制功能，还有从Excel导入数据，操作人员将获选的项目在入选选项框中都选上，点击复制，打开复制到表窗体（如图12） 该窗体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是参评项目表，下部是项目表，先入选查询，选择True将入选的全部筛选出来，点击复制到表就将上部的参评项目表复制到下部项目表，操作简单直观。
3 结束语
本系统功能齐全，使用简单方便，安全可靠，可移植性好。在局域网内运行多年，性能稳定。但随着“非遗”工作的继续深入和发展，对于管理信息系统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多，本研究对于福建省“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J].文物工作，2004（5）.
[2]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文件汇编[D].2009.
[3] 刘红婴，王健民.世界遗产概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145）：1，294.
[4] 张红灵.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23-125.
[5] 裴张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9（4）：59-61.
[6] 王淑娟，王晓如.西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网络化保护[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2011（5）：10-12.
[7] 袁少雄，陈波.广东省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信息系统设计与实现[J].文化遗产，2011（4）：60-67.
[8] 曹玲. 基于DotNetNuke的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平台设计与实现[J].价值工程，2012（25）：208-209.
[9] 陈思喜.基于OGRE的三维民间舞蹈保护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现代计算机，2012（11）：58-62.
[10] 余霄.基于Director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媒体平台的研发——以“温州南拳”多媒体平台为例[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8）159-160.
遗产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曹兵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学部毕业，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工作，现任中国文物报社副总编辑。曾参加多处考古发掘及环境考古田野调查，主持多项国家级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课题研究。译、著、主编多部学术文集，如《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考古与文化》、《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博物馆观察》等。近期出版学术随笔《踏古寻幽：一个考古人的穿越之旅》。
博物馆正在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传承与利用的一个有力的工具，以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遗址现场博物馆等为代表的新博物馆运动使得博物馆正在突破传统博物馆建筑、藏品及展览的局限，和遗产的现场保护、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有形与无形遗产的共同保护及展示传播利用，乃至地区的旅游、经济、文化发展更加充分地结合起来。
工业遗产距离我们时间相对较近，而对一些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工业遗产加以保护和展示的必要性也开始得到重视。废弃的工厂厂房经过改造既能满足相关遗产的保护、展示及其他的文化功能，本身也是遗产和工业文明现场，具有综合性的优势。如果与地方转型、社区复兴结合起来，长远规划，科学实施，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创造性利用必将对所在城市与地区产业转型和文化复兴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在国家文物局和广西文化厅等的倡导和指导下，柳州正在规划建设综合性的工业博物馆。2011年1月12日，笔者有幸参加该工业博物馆规划方案论证会并到现场参观学习，并在2011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重访正在建设中的该博物馆，收获良多，兹将有关感想整理成文并就教于相关专家，以期对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工业博物馆的起源与发展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渐渐受到重视。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最先兴起了工业考古学，到20世纪70年代，曾经的工业革命的摇篮、因建造第一座全部用铁浇铸、横跨塞文河的巨型铁桥而闻名于世的英国铁桥峡谷地区通过对原有的工业遗产进行保护，恢复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和建造主题博物馆等形式来发展旅游业，形成一个占地达10平方公里，由7个工业纪念地和博物馆、285个保护性工业建筑组成的旅游目的地，并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实现华丽转身。1973年在铁桥峡谷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工业纪念物大会，此后还进一步成立了工业遗产保护的国际性组织——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CIH），通过了旨在保护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2003）。
中国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以超前的眼光奋起直追，2006年在首届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会上诞生了中国首部关于工业遗产保护的宪章性文件——《无锡建议》，并将工业遗产列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重要内容。
柳州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工业重镇。现在柳州在工业化进程加速过程中即决定建设工业博物馆，在发展中就注意和积累相关的资源，是明智和有远见的选择，当然也非常具有挑战性。已有的与工业遗产有关的保护、展示及博物馆建设的经验，必将在柳州工业博物馆的建设中发挥宝贵作用。目前与工业遗产有关的博物馆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很多工矿型城市在面临资源枯竭、产业转型的困境时，想到了利用工业文化遗产和博物馆来发展文化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对原来的工矿设施与建筑等进行遗产化转变和创造性转换。比如前述的英国铁桥峡谷地区，还有德国的鲁尔地区也比较成功。鲁尔区曾经是德国最重要的煤和钢铁生产基地，面积4，400平方公里，人口540万，几乎支撑了德国长达150年的制造业的发展。但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鲁尔区遭遇了“煤炭危机”和“钢铁危机”，不得不缩小煤矿开采的规模和减少钢产量，如今，鲁尔区90%的煤矿和炼钢厂都已经关闭，这块在工业大发展时期吸引过大批来自德国乃至欧洲其他国家的客籍工人的土地，几乎从此告别了大工业时代。然而，令人欣喜的是，由于具有超前的眼光与规划，废弃的厂区并没有因此成为城市铁锈斑斑的伤疤，而是被政府和当地人民成功地与文化产业结合在一起，被改造成景观公园或是休闲娱乐场所，或利用废弃的建筑改造成工业博物馆或新的设计与艺术中心……迄今，该地区共有超过200座各式各样的博物馆，以及很多在整个欧洲也名列前茅的文化设施，每年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甚至还形成了一条连接了19个工业旅游景点、6个国家级博物馆和12个典型工业城镇的“工业文化之路”的旅游线路。“工业文化之路”如同一部反映煤矿、炼焦、钢铁工业发展的“教科书”，带领人们游历鲁尔地区150年的工业发展历史。2010年，鲁尔成功当选欧洲的文化之都，表明这一转型的大功告成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我国国内也有一些地区进行了类似的尝试，比如北京的798艺术区，还有上海的一些老厂区，等等，但是多是对老厂房的创造性利用，形成新的艺术、酒吧等消费社区，遗产与博物馆的内涵还相对较少，规模上也无法与鲁尔等相比，持久的生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二是专题性的工业博物馆。比如铁道博物馆、邮电博物馆、航空博物馆等等。它们有的是产业性的行业博物馆，也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建设自己的博物馆，保护自己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遗产，记录和展示自身的发展历史，并将其作为企业内部员工培训与教育、企业文化建设以及企业服务社会和宣传、营销等的手段，比如大家反复提及的青岛啤酒博物馆，就是一座由青岛啤酒厂利用老厂房结合自己的发展史与酿酒工艺、原料、设施等建成的啤酒专题博物馆。
三是展示工业时代、工业文明的科技成果与文化遗产的综合性博物馆。由于工业文明的内容包罗万象，保护与展示相当困难，这种博物馆成功的案例不多见。国外的工业博物馆已有不少，比如英国曼彻斯特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美国俄勒冈科学和工业博物馆等，但囿于见识，对其具体情况不太了解。国内唐山建立的中国近代工业博物馆包括博物馆总馆、水泥博物馆、开滦矿山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和铁路机车博物馆等分馆。另据报道，成都已经建成了工业文明博物馆，沈阳也在规划建设中国工业博物馆。我们现在讨论的规划中的柳州工业博物馆应该也属于后者。
柳州工业博物馆：遗产资源保护与博物馆展示
来柳州之前，我一直在想，建设这样一个博物馆对于柳州来说是否有些过大？在现场参观、认真地学习和了解了柳州的工业发展历史与现状、博物馆的规划内容并与诸位专家交流之后，又觉得这个方案不仅可行，而且更应该努力建好，使之成为一个综合性工业博物馆的成功案例。
规划中的柳州工业博物馆拟利用原柳州第三棉纺织厂和苎麻厂的老厂房并有其他相关的配套设施。仔细分析，现有的规划其实包括了三个部分：老厂房等工业遗产保护展示、博物馆即工业文明展示；新建的包括餐饮、购物、会所等服务配套设施；绿化与户外展示部分。三部分总共将占地500亩左右。500亩是一个不小的园子，其范围与内容也远远超越了建筑加藏品的传统博物馆概念，因此，我认为不妨考虑将整个规划范围称为包括工业博物馆在内或者说以工业博物馆为核心的工业文明园区，在内容上会更贴切一些，传达的信息也更丰富一些，将来可以提供的服务也更多样一些。
支撑整个规划的核心资源当然是工业文化遗产，可以分为以下不同的层面来认识和考虑：
第一个层面是棉纺织厂和苎麻厂的老厂房等工业遗产。目前保留的除了办公与保管大楼，还有5个大型厂房建筑，基本上是完整的。这是这个工业博物馆或者整个园区最重要的资产。其大体量、大跨度、高空间不仅改造成博物馆的展示、办公用房非常合适，而且本身的工业遗产的价值也极大。工厂尤其是其建筑本身就是工业文明最重要的体现之一，像教堂、影院、会堂、医院、车站、博物馆等大型公共建筑一样，它们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发挥着时代赋予它们的特定功能。原来工厂一类的建筑不向公众开放，公众对它们所知不多，今后作为博物馆内容的开放展示将会使其产生积极的效果。它们不仅是规划中的博物馆建筑，也是需要展示的对象，是工业时代记忆的现场。
第二个层次是博物馆。规划中的工业博物馆的内容及其展览主要有主展馆、企业展馆、世界工业科技成果（即工业文明）展馆、互动展馆、机动展馆五个功能馆，并且在规划中已经和五座不同的厂房工业遗产建筑相对应。应该说博物馆整体的框架既因地制宜，也颇具概括性和前瞻性，总体上是不错的，关键是应该拿什么内容来赋予它、填充它，使其成为真正的既兼顾工业遗产现场又满足博物馆要求的工业文明的展示？首先要分析的是这里要展示的这个“工业”具体指的是什么？是这个老厂房本身所承载的纺织工业？柳州地区的工业？还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工业文明？这既要有整体性考虑，也要在不同的展馆中可能要有所分别，并设法提炼、保存和征集上述各个层次的工业文明的典型特征与代表性要素。藏品、展品是博物馆的核心，这一方面不仅要充分地予以考虑，而且任重而道远，对此既要有清醒的认识和长远的战略，更要立即行动起来，因为工业生产更新换代、工业文明消失的速度太快了。
工业文明是有别于农业文明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以标准化、大机器、大规模生产为特征，从原料到成品的流水线生产作业与贸易销售消费是其最典型的体现。这个厂房所体现的纺织业就是这样的工业文明的重要方面，不仅发生早、影响大，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英国、美国等曾经称霸世界的工业文明强国都是由纺织业起步的，而且其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流水线作业等，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其他工业产业，包括现在计算机设计与组织原理，等等。几个展馆各有侧重，但是总体上应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大体可以让观众领略工业文明的精髓。具体来说：
囿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主展馆可能不容易将工业文明的主题全面铺开，但不妨考虑设计成深度展示。比如利用原址展示柳州地方工业遗产的特色与优势，突出纺织工业，兼顾其他行业，等等。采取切块式展示，深入挖掘主题，丰富呈现内容，从一个一个的亮点让参观者理解工业生产与工业时代的面，理解历史演进的线索与逻辑。因为博物馆展示毕竟主要靠物证来说话，从自身条件出发，进行设计布展与呈现，实现从工业文明的物证到叙事的逻辑性展开，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和冲击力。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世界工业科技成果（即工业文明）展馆可能缺乏相应的遗产实物，这更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采取与主题馆配套、更多提供背景性资料和展示的办法，尽管实物性、物证性材料相对少一点，但是可以形成相辅相成的烘托作用与展示效果。
企业馆定位于现代工业企业的集成式展示，需要费些心思，使之成为柳州大型、著名企业的总展台，但是又要和博览会等的展览区别开来，甚至要直接和参观企业能够互动起来。现在企业生产的博物馆化展示很流行，比如内蒙古蒙牛的奶品生产园区，充分注意视觉效果与标牌等设施，公众可以通过预约去参观其现代化的车间和生产线以及附近的饲料场、养牛场等，既增长知识，发挥企业的科普等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宣传、营销、和消费者建立互信的市场策略。因为现代化企业的技术、资金门槛比较高，它很乐意向普通公众开放。这个展馆建设好以后，既可增加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又能和柳州现代工业产生良性互动。
观众动手型的互动展馆是个很好的创意。大家担忧的是如此大的面积（9，000平方米）能否有实质性的内容来填充。我想介绍两个成功案例，一个是老的中国科技馆的儿童乐园；一个是美国旧金山的探索馆。前者曾经是中国科技馆最受儿童欢迎的展馆，主题是青少年科学体验中心，成为儿童动手实验和手工操作的科学实践课堂，开发了很多可以动手操作的科技展品，小学生包括学龄前儿童进入之后一天都不愿意出来，不仅对北京的孩子有吸引力，不少外地的学生也专程前来。后者内容更为丰富。它利用世博会遗留的仓储建筑做展馆，面积很大，墙壁和地板也未加任何修饰，与其他专门建设的博物馆相比显得有些破旧，里边的光线也有些暗，展品基本上都是新开发的，而动手参与正是探索馆展品设计的主导思想，充分体现科技和动手精神的精髓，不仅孩子，连大人进入都很喜欢。我国博物馆中科技类馆一直是弱项，更普遍缺乏动手与互动这类内容，但将来应该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它们的内容其实主要也与工业时代的科技有关，和工业博物馆一起规划和开发这样一个展馆，不仅互补，而且将来一定是一个吸引人气的亮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几个有名的工业博物馆都是和科学、科技的内容一起构思的，名称甚至也叫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第三个层次是作为工业文明园区的现代生机，这涉及到一个博物馆的运行活力和持续发展问题。遗产保护下来，博物馆建起来，开门迎客，服务也是很重要的内容。规划中包括服务区的餐饮、工艺品制作销售、商品销售，开展相关活动，以及博物馆区、服务区还有绿化园林区的景观等都属于这些并已经被考虑到了。补充性的建议是，新建的部分比如服务区等，要考虑到在风格上与老厂房为代表的博物馆区的协调性，要充分提炼一些工业文明元素并融入其中，使园区的展示普遍化。园区北部的绿化部分可以考虑设计成真正的园林，成为工业文明园区和更大区域的柳江河边绿化、市政府前城市中心广场绿化的结合与过渡，并可以安插一些工业文明相关的雕塑、景观，甚至宣传展示版，形成和整个园区和谐并有吸引力的休闲地带。而在以老厂区为核心的博物馆区则尽可能不要添加人为因素，以突出工业文明时代记忆现场的环境氛围。
将上述内容综合起来，就会觉得现有的规划方案并不过大，其实再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规划涉及的内容已不仅仅是一座单体的博物馆，而是一个集中展示工业遗产、工业文明的园区，既有文化遗产的内容，又有现代服务性、休闲性的内容。需要提示的是要充分考虑参观者的方便。公共场所，尤其是博物馆设计要考虑观众在里边活动的动线，这个线路和展示内容的安排、参观者的收获与体验等是紧密相连的，它客观上规定了观众“读”遗产的方式。在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范围内，如何做到既可以分开来参观，也可以整体地慢慢参观；甚至可以不看博物馆，仅仅参加活动或者休闲、消费。应该给予不同观众不同的选择权利。比如大家讨论较多的汽车入口，我认为设计是合理的，让汽车多走一点路没关系，只要设置的下车地点合适就行。关键是要考虑行人，作为一个整体性开放的园区，让四面八方的人都感觉方便，如此大的园区，又能做到进入之后各取所需，即便不参观博物馆而选择其他两个功能区，单纯进行消费、休闲也很方便，能够享受到工业文明的熏陶。
“博物馆化”与文化的传承及发展
柳州工业博物馆的规划建设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同时也会受到很多局限，因为前定性的因素很多，规划与建设中必须很好地尊重和加以利用。但是建设者可以发挥的余地也是很大的。博物馆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工具。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经过“博物馆化”处理，就可以成为文化遗产和我们保留、建构社会公共记忆的空间与材料，在塑造社会身份、价值认同与文化的传承创新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甚至对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等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博物馆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人类会逐渐进入一种展示性生产与生活状态，以自省与省人，达到文化自觉与理性交往的目的；二是对于现成的东西，尤其是遗产内容与要素，要以博物馆理论与方法进行博物馆化处理，保持其原真性并使其升华，发挥展示、信息传播和教育激励等作用。
规划中的工业博物馆整体上的地理位置与基础条件都不错，周围有市政府、广场、园林、江边、古镇等环境与要素，老厂房本身更有相当价值。规划的整体框架也是清晰的。这个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是将来博物馆尤其是展览展示的内容和细节。我觉得从现在起，就应该启动博物馆化思维，首先就是遗产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再在厂区内进行拆迁了，建筑里边的内容，比如有些机器设施、墙上的标语、入口处工人上班打卡的设施与内容、各种标牌，包括原来纺织工业的生产流程、产生的痕迹比如树上挂着的厚厚的棉尘等，都应该保护并考虑是否作为工业遗存展示。此外，规划时还要进一步和博物馆建设结合起来，加强相关文物与资料的征集保护及研究阐释工作。据说柳州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已经比较充分地注意了工业遗产方面的内容，还应该将普查发现和博物馆规划与未来的展示结合起来。
就园区与博物馆内容来说，无论是遗产本体还是建设性设施，要处理好信息与视觉两个方面的辩证关系。规划设计方案可能更强调视觉上的效果，而从遗产保护传承与博物馆语言角度则应该更突出信息，主要是遗产的原真性，因此应该尽可能地拿老厂房、拿工业遗产的实物、拿生产的遗迹来展示和说话。其他的要素则只能起辅助性作用。遗产的核心价值是历史、科学与审美，博物馆的核心功能是记忆、激发与创新，尤其记忆是一切文化建设工作的基础，记忆应该杜绝扭曲与误导，更不容许掺假。在具体设计细节方面，建筑、动线、展品、装饰、相关辅助性设施与活动，以及运营等等，都应该被放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中，体现科学与文化的时代精神。工业文明及其成果改变了社会、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人。博物馆要传达这个历史信息、这种记忆，从而激发参观者建设未来的创造力。博物馆和博览会、百货公司虽然都充满了人类的物质创造，都有展示，但是它们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博物馆里的物品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是历史的物证并凝聚着情感的记忆，因此具有某种神圣性。我很欣赏规划中“追忆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那句话。它不仅是浪漫的情怀，更是充满历史记忆和科学精神的发展动力。
总之，作为一个以老厂房为主体、以工业博物馆为核心的工业文明园区，希望未来的人们无论从哪一个方位进入园区，都如同进入另一个时空，既可以凭吊柳州乃至整个工业时代的历史记忆，获得对工业文明的本质性把握，又享受到现代化的文化与公共服务，还可以在优美的具有工业时代特色的园林中休息、沉思，反省人类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得与失。同时，也希望这项工作将是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及博物馆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全新的探索。
遗产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重要方面的土司文化遗产值得学界展开精细化研究。我国土司文化遗产具有价值高、数量多、分布广和地方特色浓厚等特点，但我国土司文化遗产的地方立法保护却相对缺乏。我国立法法新修后，个别设区的市已经开始就土司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专门立法。《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通过立法原则层面的夯实重视、组织规划层面的集体智慧、经费支持层面的保障落实、信息建设层面的科学推进、历史风貌层面的完整捍卫、生态文明层面的积极构建、文化资源层面的合理利用等七大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土司文化遗产的地方立法保护。
关键词：忻城土司;土司文化遗产;地方立法保护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0.04.016
一、问题的提出与展开
土司制度是我国古代针对少数民族地方实行的重要政治管理制度。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国中央王朝分封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世袭官职、由他们代理中央王朝对其当地人民实施统治，达到国家和平统一、管理有序的特殊政治制度[1]。土司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文化符号，是在“特定的”民族、地区与时代所有的，包容政治、经济、文化、阶级、社会和历史全部内容形式的符号[2]。土司文化系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类型。土司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传统遗产代表，它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民族地方发展、演变的历史。正确地认识、分析和评测土司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意义是对土司文化遗产进行分类保护与有效开发的前提[3]。2015年7月4日，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不仅有助于我国土司文化遗产的广泛宣传与认真保护，也代表了土司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是对我国就历史文化多样性保护作出的系列努力在世界范围内的首肯。土司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在于其原真性以及不可再生性，一旦遭受到损害与破坏将不会再现其原有价值与意义 [4]。
我国目前专门或者特别针对土司文化遗产进行地方立法的样本凤毛麟角。实际上，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土司文化扮演着十分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近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类型多样、内涵丰富、价值独特的土司文化资源，举凡土司文献、土司遗址、土司官寨与衙署、土司墓葬、土司文学、土司服饰和土司习俗等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也是我国发展先进文化及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宝贵资源”[5]。由于我国涉及土司文化遗产的地方较多，且不同地方的土司文化遗产各有特殊性和特色。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土司制度的地方就有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湖北、湖南、广西、重庆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我国历史上土司制度涉及的民族就有壮族、彝族、藏族、苗族、土家族、布依族、羌族、白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傣族等。我国土司文化遗产具有数量巨大、类型丰富、分布广阔、特色鲜明、存续不平衡等显著特点，要积极落实主题保护与综合保护相结合、文化保护与环境保护相结合、静态保护与动态保护相结合、遗产保护与民生改善相结合的策略 [6]。在此意义上，需要对我国土司文化遗产加以有针对性的地方立法保护。
我国设区的市正在面临着重大的立法机遇。新修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就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事项进行立法的权限。设区的市在得到立法法的授权下，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试验性、自主性与能动性，善于运用地方智慧来解决地方问题。然而，中央立法甚至是省级地方立法不可能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地对土司文化遗产作出切合实际的安排、整齐划一的规范、全国通行的标准。对此，设区的市立法恰好能够弥补中央立法和省级地方立法的些许缺憾。设区的市以立足现实、贴近实际以及服务本地为出发点，能够集中一切有利资源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司文化遗产进行最大程度和最佳范围的规范性调整与综合性保护。故此，为了全面发掘、科学利用与合理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司文化遗产，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通过设区的市立法这一途径给予了积极回应与现实诠释。截至2020年6月28日，在北大法宝网以“土司文化遗产”为标题进行精确检索，仅查到了《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这一部致力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的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在遵循诸多上位法的前提下，在充分反映来宾市人民的诉求与愿望的基础上，《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得以应运而生。该条例是来宾市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首部地方性法规。作为该条例保护的核心对象，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极其丰富且规模宏大、特色鲜明、保存完整，既有建筑学价值，又有美学意蕴，还有哲學意涵等。及时有效地通过地方立法将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能够全面彰显、不断激发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的较高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亦为学界研习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壮族文化、壮族民俗、壮族宗教、壮族哲学、壮族建筑以及壮族艺术等领域提供宝贵而又具有唯一性的实物及其系列衍生物与附随物。
自20世纪以来，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不断地追求文化的可参观性[7]。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反映了忻城县悠久的土司治理历史。“广西忻城建县至今已近1 400年，其中有长达五百年的土司施政时期，即1496—1906年。广西忻城莫氏土官，始于莫保，终于莫绳武，历明清两朝”[8]。它保留了莫土司衙署建筑群和馆藏文物等具有高级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灿烂遗产，亦承载着具有多样性的壮族传统文化。而值得注意的是，以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土司建筑——莫土司衙署建筑群为典型代表的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有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其中，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单独立法保护文化遗产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条例》的出台。另外，要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必定要经过诸多专业的考察和科学的评定，这也是离不开地方立法的大力支持与有力保障的。被誉为“壮乡故宫”的莫土司衙署建筑群在地方立法的规范性、专业性、整体性保护基础上，可以全方位、不间断、多面向地向海内外展示其宏伟的建筑规模、精湛的建筑艺术、优秀的建筑传承、和谐的建筑哲学等等。
二、《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保护土司文化遗产的七大维度
从立法体例与结构来看，《条例》分为五章三十九条。第一章总则（第一至第十二条）;第二章文物保护（第十三至第二十八条）;第三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二十九至第三十四条）;第四章法律责任（第三十五至第三十八条）;第五章附则为第三十九条。其整体上遵循了“总则—分则—罚则—附则”的立法体例与结构。第一章总则和第二章文物保护所占比重很大，这在侧面说明来宾市对总则与文物保护类条文的现实倚重、热切关心。
就立法文本内容而言，语言文字具有一定的相对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折射到地方立法当中亦是如此。故而，我们应当对立法文本内容作善意的全面理解，而不能完美苛求进而陷入法律条文机械主义的怪圈中去。通过仔细研读诸多条文，归纳总结发现《条例》的文本内容主要从以下七大维度来保护忻城土司文化遗产，分述如下。
（一）立法原则层面的夯实重视
《条例》第四条规定：“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为主、科学规划、加强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鉴于“实施土司制度地区的各民族在长达600年之久的朝贡、贸易、征调、婚嫁以及碰撞、冲突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9]。一方面，该条例坚持浓缩精炼的原则，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为主、科学规划、加强管理、合理利用”。其中蕴含了比较丰富的法学意涵，分别从政府、社会两大层面出发，明确第一宗旨为保护，并在保护的大框架之下应当展开规划、管理、利用三大具有系统性的活动。另一方面，“正确處理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亦为非原则性的规定，需要分则内容予以具体落实和体现。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同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也有哲学价值，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成为来宾市的重要任务之一，不能厚此薄彼，而是应该及时厘清二者之间的哲学关系，并且力争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同时发挥二者的现实作用与实践意义。
（二）组织规划层面的集体智慧
规划是我国开展各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规划都是系统性的工作，并非单枪匹马就能完全胜任的，而是需要及时吸纳、不断凝聚集体智慧。《条例》第八条正是组织规划层面的集体智慧的现实写照。其不仅涵盖市、县人民政府及其规划部门、文化（文物）部门等国家机关的政治智慧，还包括专家的专业智慧以及公众的民间智慧。以专家的专业智慧为例，可以建立智库或者积极引进优秀的专家学者，与有关土司文化研究中心、土司文化陈列馆及土司文化网站等机构进行深入合作。基于此，通过不同立场、不同视角和不同场域的规划论证，进而能够保证专项规划编制的权威性、专业性、科学性、民主性、合理性以及可行性。在充分尊重专家与公众的意见基础上，综合考虑，仔细权衡，并通过及时充分的各项论证进而保障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计划具有完整性、连贯性和妥当性。
（三）经费支持层面的保障落实
任何执法活动均不能脱离经济成本而真空独立存续下去。为了有效、持续保护忻城土司文化遗产，该遗产所在地的忻城县人民政府理应进行经费上的支持与保障。通过将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列入本级预算，并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等方式，可进一步保证事关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的诸多工作得以顺利、有序开展。随着实际情况变化，在适宜时机还需要逐渐加大经费投入与保障。同时，来宾市人民政府应当对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需经费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毕竟一个县人民政府的财政显得相对比较有限，而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财政要充裕一些。因此，来宾市人民政府也应对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积极提供支持。这样，在经费保障上就显得比较充足，也有助于形成设区的市、县两级人民政府的联动保护机制，形成相对稳定、常态的政府力量来促进土司文化遗产的良性保护与生态管理。
（四）信息建设层面的科学推进
《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忻城县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忻城土司文物的调查、整理、研究、保护等工作，建立忻城土司文物信息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信息外，文物信息资源对社会公开，便于公众查阅。”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大数据时代的猛烈冲击，信息建设在各级政府中愈来愈受到欢迎与青睐。通过信息建设有助于提升政府的科学化、现代化治理水平。比如，在对忻城土司文物做调查、整理、研究之时，可以有益镜鉴的是，“土司遗产田野调查可以通过对土司遗产涉及的‘人’‘事’‘产’‘境’‘文’‘史’‘值’等7个维度进行仔细观察、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10]。以此为指导，具体需要整理与研究《莫氏宗谱》《力田箴》《官箴》《分田例议》《训荫官》《遗训》《劝官族示》《教士条规》《芝州家训》等莫氏土司留下的训示、条规、箴言以及诸多的诗文、楹联[11]。《条例》要求以忻城县人民政府文物部门为牵头，在科学有序进行忻城土司文物的调查、整理、研究、保护等系统性工作基础上，构建忻城土司文物信息数据库，这无疑是保护忻城土司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以信息数据库为依托和载体，合理有序地进行数字化采集。“数字化采集需要最大程度地保留壮族文化遗产资源的本土性和原生态”[12]。以及依法对社会开放为要义和意旨，必将有利于全面、迅速传播传承与管理保护土司文化遗产。此举强烈表明了要想妥善保护或者管理某一项或某些东西必定要让社会外界来真切地感知它（们）和认识它（们），一旦没有社会外界的感知与认识，这一（些）东西将遭遇来自社会外界的重重阻力。
（五）历史风貌层面的完整捍卫
《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莫土司衙署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其风格、高度、体量、色调等与衙署相协调，不得危及衙署安全，不得破坏衙署的环境和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在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同意。”第二十一条规定：“莫土司衙署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原有的建筑物、构筑物，危害衙署文物安全或者破坏衙署建筑群历史风貌的，应当及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调查处理。”就历史文化保护领域而言，历史风貌是不可回避、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重点要素。正是历史风貌才有力彰显着和捍卫着作为忻城土司文化遗产核心代表的莫土司衙署。“莫氏土司衙署由第八任土司莫镇威完成衙署主体建筑，后经历任土司先后拓建附属建筑，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土司衙署建筑群，主要由土司衙门、莫氏祠堂、土司官邸、大夫第、三界庙等主要建筑组成，整座衙署由中轴线（衙署）、东轴线（祠堂）、西轴线（代理土司官邸）及大夫第、参军第、礼房、卡房等建筑组成”[13]。由于一些诸如维修等现实原因，莫土司衙署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筑学上的活动时，除了理应满足保护规划之系列要求外，还应当在风格、体量、色调、高度等跟莫土司衙署保持原生态上的协调一致，不能人为破坏、肆意改变莫土司衙署的原本的所有状态。“忻城土司城作为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城池，择址在翠屏山北麓，以陡峭的翠屏山为南面的屏障，四周群山环绕，除了满足军事防御的目的外，还是个符合中原汉族传统建筑选择模式的‘风水宝地’”[14]。倘若对莫土司衙署的历史风貌施加负面影响，则将减损忻城土司文化遗产的民族、历史、文化、民俗、艺术、建筑等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在建筑艺术价值上会掉价、打折扣。
（六）生态文明层面的积极构建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忻城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林业、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相关行政部门加强莫土司衙署保护范围内翠屏山、麒麟山、芝江等山形水系、地表植被等与衙署历史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防止生态破坏、水源污染和水土流失。”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形态和高级人类文明形态。它集环境学、生物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为一体，是始终贯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所有过程和各个方面的一项庞大系统的工程。我国宪法在序言中规定，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态文明已然具有宪法这一最高法层面的高级意义与重要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着重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条例》积极响应与切实落实中央层面的系列重大部署安排。忻城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莫土司衙署历史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工作，致力于积极防止莫土司衙署保护范围内出现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痼疾。这也在某种维度上体现了来宾市的生态哲学观与生态伦理观，即将唯物辩证法联系观中的联系的普遍性、联系的客观性、联系的多样性以及整体与部分运用到地方立法当中去。
（七）文化资源层面的合理利用
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主体的出发点与归宿，建立在丰厚的文化内涵之上的旅游经济才能保持永久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缺乏文化内涵的旅游是没有灵魂的旅游[15]。文化资源的生命力在于为人们所认同、尊重与肯定。与忻城土司文化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不但向社会各界传播、弘扬了壮族土司文化，也在某种意义上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所得、收入，有力促进了社会乃至人与自然的和谐[16]。故而，在利用作为文化资源重要面向的忻城土司文化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之际，需要秉持尊重其完整性与真实性且不得滥用歪曲的重要原则。忻城土司文化跟壮族文化密不可分，关系紧密。在此，除了保护忻城土司文化，还要将壮族文化有力传承与发扬光大，并始终坚持“以壮族文化元素为核心，创意设计产业为背景，寻求契合点，突出创新点，探讨壮族文化元素与创意设计产业融合方略”[17]。来宾市、忻城县这两级人民政府应当围绕优秀的与忻城土司文化相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议题制定扶持政策、扩大宣传力度、保障地方特色、开发文化产品、拓宽旅游功能、提供优质服务、带来全新体验。比如通过重视加强对忻城土司文化相关联的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土司个案、土司人物、土司遗址等领域的系统研究，进而得以有深度、广度和高度地发掘与开发忻城土司文化遗产[18]。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要防止过度利用、无节制开发等不符合生态文明和合理利用目的之行为，要树立绿色健康发展的办事理念，要形成科学创新的行事风气，要落实脚踏实地的工作氛围。
三、未来的展望
对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加以精细化研究有助于不断完善土司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通过对《条例》进行初步梳理，发现背后蕴藏着法学、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艺术学等学科的思想理论。历史是具有传承性的，忻城的土司制度不仅留下了规模雄伟的古代建筑，还留下了大量的珍宝文物，是弥足珍贵的地方资源[19]。可以从中感受到土司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民族文化的灿烂多姿。实际上，“直至今天，我们甚至没有权利去批判，只能去悟出民族的强大，文化的强大”[20]。
设区的市对我国土司文化遗产进行专项立法保护是我国地方立法的重要一环。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管理利用、发展弘扬均离不开设区的市立法保障与立法支持。在并不长的施行时间里，《条例》的现实作用与效力仍然难以全面彰显。然而，相信随着实践的全面深入与时间的不断推进，一方面，该条例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和正面效应;另一方面，该条例亦可能会暴露出一定的负面问题、消极现象。对此应当予以辩证对待、客观评价、中立思考，进而力争保证《条例》得以及时、高效地去粗取精、取长补短、趋利避害。该条例作为一部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应当始终立足现实，注重当地特色，服务当地民生。在中央层级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层级立法均难以周全地妥善关照本地的现实背景下，来宾市充分把握并谨慎运用《立法法》赋权这一重要途径，实现了对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愿望并作出了一定的法治努力与实际贡献。
正是由于我国各地的设区的市不断“涌现出来”的地方立法才更加充实、完善我国的现行立法体制。由于立法是一门具有专业技术性、现实反馈性、利益博弈性、系统工作性、反复检验性等极其复杂、庞大的工程，故需要运用到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需要抓住主要矛盾，不忽视次要矛盾，集中体现当地人民的意志与诉求。恰好因为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作为新生的事物，设区的市立法一方面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则容易受到其他事物的干扰与阻挠。相信设区的市立法在今后源源不断的实践中肯定会遇到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阻碍因素。为此，恰恰急切需要学界的不断关注与持续研究，继而及时有效和积极主动地为我国设区的市立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在于适应地方的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地方性、执行性和实验性等优势，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落实“以人为本”的法治思想[21]。以此为背景，学界需要理性对待设区的市立法，始终坚持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的精神，从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立法文本出发，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及时有效地发现“病症”，找准“病因”并开出“药方”。只有坚持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并符合实际、反映现实、体现特色才能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有特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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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淑瑛
遗产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举办的2019年文化与自然遗产日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周志华说，我国自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已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数量均位列世界第一。当前我国拥有自然遗产13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四项。
周志华介绍说，33年来，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利用和管理等方面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目前我国共有世界遗产53项，位居世界第二。除了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以外，还有文化景观遗产五项、文化遗产31项。不仅数量快速增長，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通过加强法制建设、设立管理机构、强化技术支撑等，也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制机制。我国的世界遗产对生态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对外展示的窗口。2018年，我国世界遗产地接待境外游客超过1246.2万人次，占全国入境游客总人数的9.7%。
世界遗产是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自然区域和文化遗存。截至2019年5月，已有193个国家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092个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845项、自然遗产209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38项。
遗产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建筑;文化遗产;创新;保护
Key words: urban architecture, cultural heritage, innovation, protection
作者简介：李先逵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城市文化发展的二大趋势
展望当前中国的城市建设，从宏观的眼光看，呈现出二大发展趋势，一是创新的追求，一是保护的呼吁。对创新的大趋势人们都较为热衷，大力发展新区，如新经济开发区、新科技产业区、新居住小区等，新建筑更是追求时尚前卫的新形象。而对另一大趋势，鉴于上世纪旧城改造破坏城市优秀历史传统建筑的教训，要求保护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老城、历史街区及民居四合院的呼声也日益强烈高涨。这二大趋势，一个向前看，一个向后看。创新和保护似乎是相互矛盾对立的，在城市建设发展中，这二者的确产生过不少麻烦和冲突，如何处理相互的关系，也是困扰城市规划建设、旧城改造和建筑创作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成为城市建设中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焦点。
但从建设和谐城市的要求来看，创新与保护实际上是矛盾对立的统一，按系统论和协同论的观点，它们完全是应该做到相互协调、相互和谐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真正成为一个有机的完美的统一整体。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二者的相互关系，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来引领今后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必将对中国的城市建设产生巨大的指导作用。建设和谐城市、创作和谐建筑应当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就其城市文化本质特征来说，要建设和谐城市最需迫切反思的问题就是新与旧的和谐问题。这对于探索具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建设有实践指导意义，也对城市规划建设和建筑创作基本理论的回归有现实意义。因此，新旧和谐应该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
二、 城市文化本质的异化与迷失
在当前工业化、城市化步入快车道的高速发展时期，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蒸蒸日上，突飞猛进，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不少城市的规划建设新区范围比旧城不知扩展了多少倍。以北京为例，二环以内的旧城不过62平方公里，而2005年新一轮北京规划修编扩到六环规划建设用地达1650平方公里，扩大了23倍多。许多城市面貌的变化的确日新月异。这就造成一种错觉和假象，似乎城市的发展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讲，完全可以按决策者的主观意志和开发商的利益驱动来加速建造，可以不考虑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可以不考虑社会生活结构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至于旧城则看成是阻碍城市发展的沉重包袱，必欲拆光而后快。尤其新区与旧城矛盾交织，不仅功能冲突，布局杂乱，交通拥塞，景观不协调，而且优秀传统建筑文化破坏严重，城市文脉中断，城市特色缺失，城市文化苍白，“千城一面”的批评不绝于耳。
城市现代化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要很好总结反思前一阶段城市建设经验教训，认真思索今后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发展应向何处去。从根本上说，现在很多城市面对超高速发展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对现代化理解的误区，在理论和指导思想上都可以追溯到在处理城市新与旧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偏差和错误，这就导致了对城市文化本质特征认识上的异化与迷失。
三、城市文化的三大特征
一个杰出的成功的城市，一个富于文化特色、充满艺术魅力的城市，其演化成长最重要的客观规律，就是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应该新旧和谐协同，互为依存，共生共荣。这是一切城市文化本质理念所在。城市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新与旧的演变问题，新区旧城二者是共同求得兴旺繁荣的辩证发展关系。他们是城市不可分离的二大基本构成，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损伤或失调都会给整个城市的发展带来危害。
城市文化具有延续性、有机性和整体性三大基本特征，他们都直接与城市新与旧是否和谐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文化的延续性反映了新与旧城市历史的兴衰交替演进，城市文化的有机性反映了新与旧城市文脉的关联交融延展，城市文化的整体性反映了新与旧城市艺术风格的统一变化与协同。为追求城市新旧和谐的战略目标，必须要在城市文化的延续性、有机性和整体性上采取实质性举措。凡是阻碍城市延续性，削弱城市有机性，破坏城市整体性的做法，不论其有多大“新意”，均应加以革除。
四、城市历史性的文化品位
城市文化的延续性，也就是城市的历史性。中外城建史告诉我们，城市起源和演化都是由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新旧交替逐渐发展而来，长期的积累以至形成今日的城市面貌。城市建造房屋的积累既是物质财富的增加，也是精神文化财富的储蓄。城市不断的延续积淀形成城市文化特色和城市风格。城市文化是城市历史的产物，城市文化的延续性包含城市历史丰富的信息，又给城市的不断发展注入持久的潜在活力。这正是一个城市高尚文化品位所在。
要使城市新旧和谐首要的是保护好城市建筑文化遗产这个和谐的基础。凡是历史积累丰厚，城市文化延续性强，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好的城市，尤其一些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既是和谐美丽的，又是极富情趣的。如捷克首都布拉格，以中世纪老城广场为核心，从里向外逐层发展，依次保存了罗马风时期、哥特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直到十九、二十世纪等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街区和建筑，被誉为最美的欧洲城市历史博物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新区旧城的和谐共存构成了这座世界文化名城引人入胜的人文艺术特色。越是现代化，越是对历史文化遗产倍加珍惜。
此外，文化延续性还反映了城市各时期新旧交替变化的丰富内涵。因为新与旧具有相对性。每一个历史阶段相对前一时期是新的，而相对后一时期它又是旧的。新旧的过渡演进作为城市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启迪后世智慧的知识源泉。我们可以从城市历史演变中学习到很多有益的东西，为今后城市建设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五、城市记忆是城市的灵魂
城市旧城核心，历史街区和传统历史建筑，包括大量普通民居以及乡土建筑，还有工业建筑遗产，都是文化延续性的实物见证和物质载体，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在体现城市文化个性特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切实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留住城市记忆的文化根基，真正使城市文化延续性得以发扬传承。失去历史记忆的城市是没有文化的城市，没有灵魂的城市，没有情感的城市，也是失去和谐的城市。
人生记忆和怀旧情结是人类高尚的精神活动，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体现，因记忆而引起的怀旧是情感升华的一种深层次文化境界。作为人生阅历丰富而又有生活激情的人类品格常常和生活环境密切相连。而能引起人们产生怀旧情结并激发心灵共鸣的城市，如同可识别城市一样成为有记忆的城市，是同人的内在情感和谐一致的，这也是城市人居环境内涵的一部分。这样的城市才是让人留恋难忘，充满生活意义，有人情味和有文化价值的城市。
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关于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的《华盛顿宪章》指出，“所有城市社区不论是长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是有意创建的，都是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的表现。”而且所有城市，城镇及历史中心地段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不论大小，都有文献作用和文化价值，要“鼓励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无论这些文化遗产等级多低，都构成人类集体的记忆。”在这方面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六、 提升建筑文化遗产价值
尽管这些年来，由于申报世界遗产热情的推动,对于保护优秀建筑文化遗产的意识得到增强。但总的来看，城乡建设面临的保护文化遗产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不仅在城市建设中拆毁四合院胡同民居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而且在乡镇农村大量民间乡土建筑最后一场保卫战势不可免。新与旧的和谐之争已从城市波及到了乡村。
目前新旧不和谐的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为追求政绩或商业利益毫无原则地随意拆毁旧城古建， 使旧城面目皆非，肆无忌惮地破坏城市文化根基，毫无痛惜之感;二是孤立地突出新区建设或在旧城区大量抢地盘，甚至挤占历史保护地区，盲目上新工程项目，争当主角标志，新旧混杂，极不协调;三是到处斥巨资建仿古街区，以营造“假古董”建筑为乐事，而不愿把宝贵资金用于其文化遗产的保护，抑或仿写抄搬西洋古典建筑，以欣赏“欧陆风”、“洋人街”为时尚。
这些做法大大损伤了城市文化的品质，如继续蔓延下去，将对城市文化建设带来不可挽回的历史性损失和永远的遗憾。为此，首先要从提升建筑文化遗产价值再认识的高度来解决如何端正指导思想的问题，在政策法规以及规划建设等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西方发达国家在保护建筑文化遗产方面制订了不少法律法规，如著名的法国1962年公布的保护文化遗产的马尔罗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下还有一系列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和规章，都对推动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希望我们能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迅速扭转局面，使我国城市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走上更加理性健康的轨道。
七、城市文脉的新旧延展
城市文化的有机性是指构成城市的各个部分是相互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城市功能、形态格局、城市肌理都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任何一部分的调整改变，都会对其他部分产生影响。这种有机性表达了城市各部分之间的关联、交融和延展的强度及协调和谐的程度。
作为发展中的城市，其有机性在新旧两部分的关系上尤其重要突出，这也是城市文脉关键含义所在。城市文脉最生动最概括地体现了城市文化有机性特点。城市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体，反映在新区与旧城的关系上更是如此。新旧协同，强化城市文脉应成为城市个性特色的主旋律。新区如何承接延展旧城的城市文脉，一直是至今普遍存在的问题。
每一个城市的演进变化过程及所处人文自然环境都不同，城市文脉也不相同。因此城市的个性特色也是千姿百态、各具一格的。城市的个性和特色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人文内涵。一个城市不管新区发展到多大程度，它毕竟是在旧城的根基上生长扩展出的，受到旧城的培育和滋养。同时新区也要与旧城共生共荣，并应为旧城复兴，恢复再生活力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更要承接旧城文化传统精神加以弘扬，才能使整个城市文脉生机勃勃不断发展，才能强化整个城市的个性与特色。如巴黎台方斯新区的规划，可以看作这方面一个典型范例。为完整保护老巴黎名城文化遗产，在规划战略上脱开老城创建新区，但仍保持与老城的有机联系，新区选址在老巴黎东西主轴的延长线上，并以21世纪大门新建筑布局与老巴黎凯旋门遥相呼应，取得不仅是视觉布局构图上的辉映成趣，更是城市文脉发达兴旺的延续与城市艺术的和谐。使巴黎这座伟大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更具艺术之都个性特色的无穷魅力。如果我们把城市比作一曲交响乐，那么城市新区旧城有机组织结合成为一体，共同促动城市文脉的传承弘扬应成为展现城市个性特色的主旋律。
八、新旧协同体现城市地方风采特色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如何突出城市个性特色的议论和呼声已越来越强烈，但对于城市文脉的研究不多，重视不够。要真正了解一个城市的文脉必须要研究吃透旧城的文化特征，而我们常常是抛开旧城，孤立地发展新区，或以破坏旧城为代价来推动新区的建设。这是战略上的本末倒置。尤其在城市规划上对新区旧城的关系研究不够。特别是一些所谓历史文化名城，旧城几乎拆光，所剩无几，名城是有名无实。规划战略上不采取完整保留旧城加以有机更新，开辟新城是以“摊大饼”方式挤在一团新旧混杂，老建筑逐年颓废减少，新建筑各行其是五花八门，城市文脉支离破碎或中断，何来城市文化个性特色?
因此，要求得新旧和谐，首先要在城市规划战略上，对旧城与新区的关系要做出合理的科学布局，新区旧城合理分离，又要文脉联系新旧协同。要留给旧城完整的生存空间以利凸显城市文脉的复兴，要让新区担负起支持旧城给以减压并以新的手法延续城市文脉，促进新旧和谐共同体现城市本土风采特色，使之既有传统文化精神，又有时代文明风貌。
九、城市艺术在于新旧整体和谐
城市的整体性对于城市新旧和谐的要求应当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因为城市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城市的新区和旧城是最基本的两个子系统。它们的和谐协调，不仅要求体现在城市功能与效率上，而且也要求体现在城市美学与整体艺术上。所以对于城市规划建设的技术策略，一要科学地建设城市，二要艺术地建设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更难于做到的是后者。然而后者对于一个城市的名声和形象却常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城建史变迁说明，一个城市的功能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可以不断加以更新变化，但是城市艺术却因表现所存在的时代而被遗留下来传之后世，并使城市具有永恒的价值与魅力。时间使城市功能变更，使城市艺术永驻。城市艺术性成了评判城市质量品格和城市文化内涵的主要表征。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几乎都是如此。所以在风貌或风格上，一个城市的整体性常常体现在城市艺术的和谐美方面，其中新与旧的整体和谐更为突出和重要。
由于文化价值观及城市规划理论和建筑理论认识上的混乱，人们对规划建筑评价莫衷一是，加上建筑市场需求行为不规范，或在多元化旗号下以时尚前卫为荣，追求新、奇、特的形式主义与实用主义，或在盲目崇外的心理下抄搬外来式样，甚至不考虑经济结构以建筑游戏为乐事。新建筑之间互相攀比，欣赏孤傲与张扬，而对老建筑更是少有尊重，不愿当“有礼貌的建筑”，缺乏谦恭与对话，城市到处充斥着不和谐景观。
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早就指出，“保护规划的目的应是在确保历史城镇和城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和谐关系。”“新的城市化概念追求的是建成环境的连续性，意味每一座建筑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单元而已，它需要同其他单元进行对话，从而完整其自身的形象。”“在我们时代，建筑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纯体积的视觉表演，而是创造人们能生活的空间。要强调的已不再是外壳而是内容，不再是孤立的建筑，不管它有多美，多讲究，而是城市组织结构的连续性。”应当说，这些原则对于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建设和旧城保护以及新建筑创作无疑仍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十、新建筑和谐美的创造
要倡导中国特色现代城市和建筑的创作方向，那么就必然要认可传承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基因是创作和谐新建筑的一条原则。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发表的《北京宪章》提出世界建筑发展趋势是现代建筑地域化和地域建筑现代化。在这里，地域化的实质就是要发掘地方建筑的文化基因灌注到现代建筑中去，使之成为新时代地方性建筑，而不是没有文化之根的“无国界建筑”。这样的新建筑才能与所在城市的传统产生内在的文化联系，延展城市文脉，进而强化城市艺术整体的和谐。所谓发掘传统建筑文化基因，并不是搬用摹写传统建筑的法式形态或符号，而是求其文化要素、审美要素，体现其原理精蕴加以提炼升华，启发创作灵智，把现代建筑做出中国气派的本土化地方味来。在这样的前提下，并不妨碍新建筑在创作上大显身手。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要艺术地建设城市，对于大量的新建筑创作如何定位，有什么价值取向，如何做到与城市传统文化相谐调，承续发展城市历史文脉，促成新旧合体，才不会破坏城市整体的艺术性，才会对构建和谐城市作出恰如其分的贡献，成为真正的和谐建筑。
1964年《威尼斯宪章》关于城市与建筑设计一节里指出，“只有当一个建筑设计能与人民的习惯、风格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建筑设计才能对文化产生最大的影响。”应该说，国内近几年有一大批这方面的好作品问世，其中不乏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之作。如西安张锦秋设计大师领军的创作集体，以“三唐工程”为代表具有唐风文脉的现代建筑作品为营造西安历史文化名城和谐统一的城市整体艺术环境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创作经验的确是值得学习推广的。
对于位于旧城范围内的新建筑项目，更重要的是对原有传统环境要有谦恭的尊重态度，有甘当配角的精神，在建筑形态、体量、尺度、色彩等方面采取协调的手法，不必过分张扬，也许以这样的创作态度反而会找到自己的创新之处。犹如意大利著名建筑师奈尔维设计的罗马火车站，我国张开济大师设计的北京天安门观礼台那样，都是整体和谐的成功之作。而完全在新区建设的项目，虽远离旧城可以做得更现代一些，但也不应忘记这样的新建筑还是建在当地的一片热土上，也应有体现地方文脉的责任，应与当地城市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有一定的认同和联系，具有地方的可识别性。这样的创作多了，新区风格形成，与旧城交相辉映，整个城市的和谐美可望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冯汉国)
遗产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河洛大鼓作为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与发展受区域内外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其发生、发展、衰败的每个环节无不反映着河洛文化的生态状况。深刻剖析河洛文化诸因素的互动、承继与变迁，是恢复河洛大鼓往昔生机与活力的起点。解决河洛大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需要从它所属的文化生态系统的诸多因素中寻求答案。
关键词：文化生态；河洛文化；河洛大鼓：曲艺
河洛大鼓是河洛地方曲艺的一种，它是清末民初以来由河洛民间艺人在洛阳琴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曲艺形式。在百年的发展征程中，河洛大鼓历经了高朋满座的鼎盛，也有过门可罗雀的困窘。在信息时代多维媒体的文明浪潮冲击下，河洛大鼓日趋边缘化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艰难抉择。本文借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对河洛大鼓兴衰历史中的诸多要素进行考察，以期通过对其兴衰因由的考察，引发社会对振兴河洛大鼓的深层思考。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是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H·斯图尔德(Julian HSteward)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所谓文化生态学，“是就一个社会适应其环境的过程进行研究”。“文化生态学的主旨在于研究文化与环境之相互关系。”这一方法“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的生产、发展的规律”。要求对社会和社会机构之间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进行考察，即对文化生态系统的总体考察。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它不仅包括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文化系统内的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且也与外部的两个环境系统同时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生态概念及其方法传入我国，并为学术界广为接受，成为我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理论武器。
河洛文化作为源远流长并植根于河洛地区的地域性文化，曾是承载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可被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生态系统。河洛大鼓作为河洛区域文化内容之一，其生成与发展也受区域内外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与制约。
据《洛阳志》记载，河洛大鼓曲艺形式形成于1900年前后，是洛阳琴书与南阳大鼓相结合的产物。从百年前初创至今，河洛大鼓的发展史可以划分为以下阶段：第一阶段，1900年前后至20世纪40年代末，此为河洛大鼓的兴起时期；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此为河洛大鼓的鼎盛时期；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此为河洛大鼓的衰败时期。纵观河洛大鼓兴起与鼎盛时期的文化生态，我们会发现，诸多因素促成了河洛大鼓的生成并逐渐走向辉煌。
第一，从河洛大鼓的生成看，它是洛阳琴音艺人受到自然、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并与外来艺术(主要是南阳大鼓)碰撞，不断调整创新的结果。
首先，河洛大鼓是清末民初特殊历史条件下洛阳琴书的变异。河洛大鼓的开山鼻祖是段雁、胡南方等人。出于对清末民初动荡社会的无奈和对洛阳琴音的极度热爱，他们担负起了救洛阳琴音于水火之中的艰巨重任。之所以说救洛阳琴音于水火之中，主要是因为琴音这门艺术到清末民初几乎走人了绝境。洛阳琴音是清朝中期以前流行的一种曲艺形式，其说唱形式讲究平仄句式，依曲填词，因以七弦古琴伴奏，故名“琴音”。洛阳琴音词句文雅考究，旋律委婉、悠长，节奏缓慢、深沉，且主要在官宦、绅士及文人之间流行传唱，表演者衣冠周正、闭目端唱，这些特点使洛阳琴音的受众相当有限。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前后，伊洛河岸连遭水灾，数年歉收。到了民国初年，洛阳地区军阀混战，风云变迁，百姓民不聊生，人们能安心欣赏“阳春白雪”的太平日子很少，能静心欣赏洛阳琴音的高雅之士寥寥无几。迫于生计，琴音艺人不得不抱着古琴走向民间市井，洛阳琴音流人民间，引发了行业内的一场革命，此后洛阳琴音与“单大鼓”结合，称为“洛阳琴书”，伴奏用的七弦古琴改为扬琴，并吸收了河南坠子等曲艺形式的唱腔特点，内容也丰富起来，从而实现了从雅乐到民问俗乐的转变。
其次，河洛大鼓是洛阳琴书与外来艺术形式交融、渗透的产物。河洛大鼓是融合多种艺术之长补已之短的成果。洛阳琴书和鼓儿词是河洛大鼓的早期载体。洛阳琴书相对琴音时期已增加了通俗性，但是，由于高雅、缓慢、拖沓等原因使其仍然难以在百姓中流行。20世纪初，偃师的琴书艺人结伴到南阳演唱，结识了南阳鼓书艺人。“南阳大鼓大腔大口，自由灵活，简短快捷，不像琴书那样受曲牌的局限和规矩的约束，不足之处是只有击节乐器钢板和书鼓，没有其它乐器伴奏。于是琴书艺人就试着用扬琴、三弦伴奏，效果很好；而琴书艺人演唱时，不知不觉地吸收了南阳大鼓大腔大口、节奏明快的唱法，并试着用钢板和书鼓代替了手板和八角鼓。这样洛阳琴书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演唱者由原来的‘闭目坐唱’改为击鼓站唱，并逐渐抛弃了琴书原有的繁琐、冗长的曲牌，采纳了鼓书的大部分唱腔。这种新颖的演唱方式，艺人们称为‘鼓碰弦’。洛阳琴书由原来的联曲体演变成了板腔曲种，形成了河洛大鼓的早期雏形。”除了汲取南阳大鼓的精髓外，河洛大鼓还从其他艺术，如山东的梨花大鼓、豫东单大鼓、河南坠子等艺术形式中吸取养料，使河洛大鼓日益走向成熟。
再次，河洛大鼓由琴音时期的“阳春白雪”逐渐发展为鼓书，走向“下里巴人”，是河洛风土民情的呼唤。河洛大地长期沿袭着敬神、还愿的民俗，还愿活动主要有“唱大戏”(即戏剧)和“唱小戏”(即说书)。由于“唱大戏”开销大，普通百姓无力支付，因而“唱小戏”成为穷苦人的首选。这样，河洛大鼓逐渐成为倍受普通百姓青睐的还愿工具，请神、还愿是河洛大鼓重要的演出市场。根据功用，用于还愿的书目可分为“还愿书”和“助兴书”。河洛大鼓艺人根据“还愿”或“助兴”的不同需求辗转传唱人们喜闻乐见的书目，既顺应了民风民俗，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洛阳琴音经洛阳琴书的中间过渡最终发展为河洛大鼓是文化适应环境的一种变迁。当洛阳琴音曲高和寡、走投无路之时，降低格调、适应普通百姓的喜好无疑是正确的选择。洛阳琴书艺人吸纳南阳大鼓和其它曲艺形式的优点，对洛阳琴书进行不断调整使河洛大鼓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善。正是由于河洛艺人不满足于现状，积极思变的进取精神使河洛大鼓这种曲艺形式唱响河洛舞台，成为河洛百姓的精神食粮。
第二，从河洛大鼓的鼎盛来看，它受惠于宽松的文艺氛围和艺人们与时俱进的创新。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是河洛大鼓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尽管这段时期在时间跨度上并不长，但是此时的文化生态环境相当有利于河洛大鼓。分析推动河洛大鼓发展的诸多方面，可以将促使其走向鼎盛的因素归结为以下两个层面：首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
注重文化艺术建设，制定了宽松的文艺政策，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氛围，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河洛大鼓艺人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革命战争年代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中的各种英雄人物与先进事迹为河洛大鼓艺人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艺人们抓住机遇，不断丰富说唱的内容，并及时地吸收其它艺术形式的长处，使河洛大鼓艺术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河洛大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突出的发展在于其称谓的凝练形成。尽管河洛大鼓这种艺术形式我们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但是其正式定名却是在建国初期的1950年。而在洛阳和豫西民间，人们早已将“说书”专指“河洛大鼓”，以区别于其它艺术。
其次，河洛大鼓艺人根据社会需要，适时调整演出内容。河洛大鼓在新中国成立后所表现的文化主动适应能力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新中国成立后曾掀起一系列的反封建、反迷信之风，致使“祈神、还愿”的曲目不能公开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一度被封为“反动书”。建国初期，河洛大鼓经常演唱的曲目有《金钱记》、《三国》、《水浒》故事等。至1964年提倡说新书后，艺人们多根据《烈火金钢》、《林海雪原》等小说改编的故事进行演唱。另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成为新时期河洛大鼓艺人的表演内容，演出市场由生产队和大队包揽。虽然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包场演出不再存在，但是，农村各种还愿书、祝兴书却无形地繁荣起来了。新的文化需求形态使得在经济体制改革调整初期河洛大鼓并未遭遇严重的危机。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河洛大鼓艺术经历了其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这一方面归功于政府为保持社会稳定制定的文艺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归因于河洛大鼓艺人适应新形势对说唱内容进行审时度势的调整，并对表演形式进行不断的改新，从而使这种艺术形式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达到鼎盛。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作为农业文明产物的河洛大鼓有诸多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使河洛大鼓由鼎盛时期逐渐跌人低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从文化生态的视角看，河洛大鼓面临的冲击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时代为大众提供了非群体化的传播工具，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多元化，这自然使河洛大鼓的观众不断减少。纵观河洛大鼓的发展历程，其受众主要是农闲时期的村民。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电视机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普及之后，人们更多喜欢在家里享受多元化的娱乐节目，这使河洛大鼓开始面临市场萎缩问题。进入21世纪，互联网技术越来越普及，网络资源的丰富、快捷使其迅速为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人所接受，这使河洛大鼓的市场占有率进一步缩小。经济体制改革前，河洛大鼓以生产队为依托，可以使民众聚集在空阔的场所听艺人娓娓道来。21世纪的今天，当人们可以足不出户便能满足眼耳愉悦的情况下，人们便再也没有几十年前那种“少听一场书，饭吃不好，觉也睡不香”的执着与热情了。河洛大鼓不是非群体化传播工具的唯一“受害者”，其它的文化艺术形式同样受其影响，这是文化多元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转变思维方式，充分肯定信息时代带给人类的诸多益处，在此前提下对河洛大鼓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
第二，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这使人们对娱乐产品的需求发生变化。信息时代人们有求新、求乐的观赏欲望，只有兼具娱乐性、观赏性和趣味性的文化产品才可能使人们得到身心的享受，受到人们的欢迎。与目前的娱乐形式相比，河洛大鼓这一兴起于百年前的艺术形式在分享消费市场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从内容到形式看，河洛大鼓都难以摆脱节奏缓慢的特质，使早已习惯快餐文化的现代人无法接受。从表演形式来讲，河洛大鼓是“唱者兼用鼓、板等乐器击节为表演中心，另适当配以其他伴奏乐器的一种曲艺形式”，这种表演形式最大的优势在于不需过多的人手、无需太大的舞台就可以开演。但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体的推广使人们已经习惯于声像结合、多种乐器协调伴奏的表演，观众需求的变化是河洛大鼓面I临的又一难题，只有不断地研究消费者的口味，做出审时度势的调整，才可能使河洛大鼓不至于真的“偃旗息鼓”。
第三，河洛大鼓后继乏人，失去往昔的创造力是其走向颓败的主观原因。艺人是艺术生存与发展的载体，没有河洛大鼓艺人的不懈努力，该艺术形式就无法得以继承并发扬。河洛大鼓目前的窘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继承人的严重匮乏。回顾以往河洛大鼓各代艺人，可谓仍名家辈出，个个身手不凡，是他们将河洛大鼓艺术不断地推向新的境界。20世纪80年代，河洛大鼓名家辈出，仅偃师就有200多个演员，新安县也有不下100个艺人。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尚存的老艺人因年岁已高不能从艺，年轻的艺人又因缺乏从艺经验未能对河洛大鼓艺术的真谛融会贯通，导致很多调门正在失传，很多书部正在消失。面对此状，人们难免要怀疑——这样的艺人队伍能否挑起振兴河洛大鼓的重任，河洛大鼓是否还有复兴的可能?
2006年，河洛大鼓被国务院列入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人们在对河洛大鼓的质疑中也看到了一线曙光。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一批研究者和艺人又构成了拯救河洛大鼓的团队，这是河洛大鼓兴起的希望所在。诚然，作为一种曲艺形式，其发生、发展、衰败的每个环节无不反映着河洛文化的生态状况，但是，深刻剖析河洛文化诸因素的互动、承继与变迁，是恢复河洛大鼓往昔生机与活力的起点。笔者希望，通过引发社会对振兴河洛大鼓的深层思考，进而为河洛大鼓在知识经济时代搭建可为受众广泛接受的平台，使河洛大鼓艺人自觉走出困惑与迷茫，为河洛子孙保留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河洛大鼓的衰败是目前文化生态诸因素无法平衡发展的结果。为了解决河洛大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需要从它所属的文化生态系统的诸多因素中寻求答案。
第一，从制度环境来讲，政府决策部门应重视对河洛大鼓的保护，制定相应的政策法律、规章制度，规范对河洛大鼓的保护和传承，为河洛大鼓进一步发展搭建有力的平台。应该说，各级政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领导力量，是各种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和执行的督导者。自从我国于2004年加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以来，国务院非常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于2006年把河洛大鼓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由于河洛大鼓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其流传区域仅限于河洛地区，因此，地方政府实际肩负着复兴河洛大鼓的艰巨使命。鉴于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市县级政府应在以下方面推动河洛大鼓的发展：其一，加强管理，完善法规条例。地方政府须尽快出台《河洛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规，抓紧研究制定保护河洛大鼓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加大对河洛大鼓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执法力度和管理力度，重视对河洛大鼓的管理人才的培养和遴选，并明确相关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
管理职责。其二，提升保护意识，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地方政府应不断加大对河洛大鼓保护的经费投入。应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加强河洛大鼓艺术的传承和保护工作。特别是应对代表性的河洛大鼓传承人提供资助，改善其生活条件；对掌握了独特表演技艺又面临生存困境的传承人的保护，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的技艺进行录音、录像、记录、整理和传承。其三，加大宣传导向力度。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群众对河洛大鼓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让更多人分享河洛大鼓蕴含的丰富价值。加大宣传力度，既要着力宣传河洛大鼓的保护性政策、法律法规，又要宣传河洛大鼓的“传承人”和“传承群体”，还要大力宣传河洛大鼓的研究成果和创作成果。
第二，从文化承载的主体上讲，应加强河洛大鼓艺人专业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河洛大鼓适应时代变迁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人为载体的文化，这就决定了河洛大鼓复兴的希望更大程度上须倚靠河洛大鼓艺人队伍建设。首先，振兴河洛大鼓需要培养一批专业化的人才。专业人才的缺失，是河洛大鼓振兴的第一障碍。为此，要建立一支河洛大鼓艺术的创作和表演人才队伍，尽快解决河洛大鼓创作队伍和演艺队伍后继乏人问题，加快培养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河洛大鼓创作和表演人才。人才培养既要着力于专业创作和专业表演意识的清醒和自觉，还应着力于创作和表演方式上专业转化能力的培养，包括向现代转化的能力和由民间向专业团队创作转化的意识。其次，振兴河洛大鼓还要强化各种专业机构建设。专业机构包括专业化的演艺机构和研究机构。就演艺机构而言，目前，亟待建立河洛大鼓规范化的专业演艺团队、规范的专业演艺管理，改变河洛大鼓演艺群体一直处于自然组合的分散状态和缺乏活力的演出形式。就专业化的研究机构而言，亟待动员知识阶层人员积极参与河洛大鼓遗产的保护。特别是，应让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方面的专业工作人员也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形成一批热心河洛大鼓遗产保护的群众志愿者队伍，营造一种氛围，构成一种合力。通过群众性参与，努力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研究平台，特别是把对河洛大鼓艺术的研究项目纳入到地方大学的艺术专业院系和文化研究机构的视域中。
第三，从文化与环境的互动上讲，河洛大鼓应加强向周围环境的渗透，使其融入区域文化系统，成为区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河洛大鼓向周边环境的渗透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河洛大鼓艺术需在学校得以渗透。在区域内的中小学校，河洛大鼓艺术可以作为校本课程适当开设。地方教育部门要将河洛大鼓艺术中优秀的文化遗产内容纳入教学计划，编入乡土校本教材。中小学校开设河洛大鼓兴趣班和培训班；地方高校可以组织所属文化研究机构、艺术院系及专家学者对河洛大鼓文化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其次，河洛大鼓还应进社区、深人大众生活。作为地方曲艺形式，河洛大鼓更具地方特色，其艺术发展必须落实到它所依托的社区，使其在民众生活中得以延伸或维系，让社区居民通过接触经典作品、了解河洛大鼓，引导社区居民有欣赏河洛大鼓的兴趣，体验河洛大鼓艺术的魅力，感受河洛大鼓表演的神韵，引导社区居民进一步热爱、继承和发展河洛大鼓艺术文化。再次，河洛大鼓还可以在乡村传播。我们可以筹划构建河洛大鼓艺术之乡，积极鼓励乡村民间举办河洛大鼓艺术文化团体，支持乡村采取多种方式拓宽河洛大鼓艺术文化服务渠道，引导他们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保护河洛大鼓生态环境，鼓励乡村利用特定的民间礼俗方式和民间信仰活动如集市、庙会、还愿习俗等自由运用河洛大鼓艺术方式。
第四，从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看，河洛大鼓应走向产业化道路。市场经济机制下，文化商业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河洛大鼓近年来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没有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产业化的道路。我国已经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河洛大鼓这项遗产若想在时代的洪流中保持生存空间仅靠保护、抢救是不够的，必须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才能将其激活，成为“活鱼”。对河洛大鼓的商业开发要用现代理念延展其实用功能，以系列化、标准化、规范化理念，创作一批具有当代意义的精品曲艺节目，实行规模经营，产业化运作，从而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河洛大鼓的产业化发展可以做以下尝试：做大做强一批河洛大鼓品牌活动项目，使之成为具有浓郁河洛特色的文化品牌等；在河洛旅游营运行业(如餐饮业、娱乐业)中加入河洛大鼓表演节目，让客人在欣赏洛阳的名胜古迹的同时，欣赏到浓郁地方色彩的河洛大鼓精彩表演，甚至可让游客现场体验学唱，加深印象，提高洛阳旅游的对外形象和影响力，更好地提升旅游文化品位，丰富旅游文化内涵。
总之，河洛大鼓是河洛区域文化的一部分，她承载着河洛子孙曾经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由于信息时代带来的多方面冲击，河洛大鼓渐渐失去从前的市场，这既是其自身存在着不足的直接结果，也是时代的必然。而在面临某种或某些文化灭绝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正在渐渐失去曾经的精神家园。在河洛大鼓尚未成为绝唱之前，河洛地区民众和心系其生存发展的人们都应想方设法为其谋出路。期望在社会各界的齐心努力下，河洛大鼓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