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理性表达范文第1篇
1、 有条理的叙述一件事
要点：(1)写明是一件什么事。
(2)写明事情的时间。
(3)写明事情的地点。
(4)写明谁参加了这件事。
(5)写明事情的经过。
(6)写明事情的结果。
例：星期日，老师带领我们到西郊公路两旁植树。到了那里，老师给我们分好了工就干起来了。你看，大家干得多带劲。李刚抗树苗，王小明刨坑，我和老师、王芳抬水，小芬、小飞培土，真是忙个不停。不到两个小时，三十五棵小树就挺立在公路两旁，这时同学们高兴得蹦呀、跳呀，别提多高兴了。
练习：《跳绳比赛》
星期四下午，我们四年级全体同学在操场上举行8字10人跳绳比赛。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你看操场上跳绳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如百鸟入林似蜂蝶齐舞，轮绳的同学大臂抡动如车轮飞转，观众们大声地为自己班喊着：“加油!加油••••••”数数声、绳拍地声、跳绳者跑动声、加油声响成一片。嘟一声，比赛停止了，我们班三分钟跳了380个，荣获年级第一。同学们把跳绳者围在中间向他们祝贺给他们擦汗喂他们巧克力。
2、 写一段自己喜爱的活动：
要点：(1)写出自己喜欢干什么?
(2)写出为什么喜欢干这个?
(3)写出是怎么喜欢的。
例：《我爱踢足球》
我很喜欢踢足球，每天上学放学总是身不离球。每当下课铃一响老师宣布下课后我就冲出教师奔到操场上踢足球。放学回家做完作业我就约上几个同学踢上一场。电视播放足球赛哪一次也别想落下我，由于我爱踢球，大家都叫我小贝利。我听后乐滋滋的，并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为我国的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练习：《我喜欢打乒乓球》
我很喜欢打乒乓球。那还是三年级时的事，班里兴起乒乓热，我也卷入了这股热潮。每天放学我一边走一边把球放在拍上一颠一颠地练习控制球。课间十分钟我对着墙练习接球。放学后我总去有球台的地方进行实战联系，就这样我的球技提高了。我第一次上战场没想到发球、接球、攻球都很出色竟接连战败了五员大将，因而威名大振，从那以后我就越发喜爱打乒乓球了。
3、 写一段自己的思想活动
要点：(1)写明发生一件什么事。
(2)写明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3)写明自己当时的想法。
(4)写明事情的发展变化。
(5)写明事情变化后的新想法，用神态动作来表现。
例文：老师让我们买一本《作文知识》为买这本书我一连去了几次书店都没买到，为这事我又生气又着急，车钱花了好些连书毛也没看见说不定还得挨说。
今天下午，妈妈下班回来，一进门就说：“小林，你要的《作文知识》”我给你买来了。
我一听连蹦带跳扑上前去从妈妈书包里拿出书来，把它举在空中在屋里跑来跑去嘴里不停地喊：“我有《作文知识》了”。
4、写一段自己喜爱的一件东西
要点：(1)写明喜爱什么东西。
(2)写明外形什么样。
(3)写明它什么地方使人喜爱。
(4)写明喜爱它的表现。
例：
我最喜爱我家的花母鸡，它披着一身美丽的芦花毛，又厚又矮的鸡冠像像火一样红，小尖嘴又粗又硬。我一回到家，它就拍拍翅膀向我迎来还不时地咯咯喀喀地冲着我叫。好像在说：“我饿了，快来喂我吧。”它吃完食还乖乖地让我抱住，我也高兴地把它抱起来。
5、 写一段话介绍自己的家庭
要点：(1)写明自己家庭的住址。
(2)写明自己家庭的成员。
(3)写明自己家庭成员的工作学习情况。
(4)写明自己家庭成员的特点。
例：
条理性表达范文第2篇
关键词：理性;非理性;博弈论;行为金融
作者简介：苏治，男，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师，从事证券投资与金融计量经济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全球经济分析模型”，项目编号：10YJC790220;2010年“中财121人才工程”青年博士发展基金项目“基于决策过程主流偏差量化模型的证券价格过度波动机理及可预测性研究”，项目编号：10YZC033
理性与非理性是人类的两大精神性要素，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展现自我都具有重大作用。但学术界至今没有对投资者理性与非理性进行明确的区分和界定。按照一般性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特点。非理性与理性相反，具有非逻辑性、非系统性、非规范性等特点。崇尚非理性的人认为，人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凭此不可能完全认识与把握世界，必须借助直觉、顿悟、下意识的本能等非理性的能力与方法。近代以前，非理性主义并不占主导地位，一直受到压抑和排斥。由于“休谟问题”和康德对理性能力的怀疑，以及黑格尔对理性过度张扬的质疑等原因，理性的权威开始出现危机，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纷纷出现，开始挑战理性主义，并对关于世界的存在即人的本质等各种问题给予了非理性主义的回答，如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甚至科学哲学都深受其影响。
在经济学领域内任何理论都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建立的，不同的理论模型假设条件也不同。理性还是非理性几乎成为所有经济学理论对社会行动者决策依据的前提假设，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歧所在。本文从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歧出发，系统阐述现代投资决策理论的演进过程和思想发展脉络。
一、理性的演进
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经济行为主体，根据所获取的相关信息进行决策，追求风险既定条件下的最大收益或者收益最大条件下的最小风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作为经济主体，投资者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行动，即投资决策。在决策过程中，投资者会把对经济前景的预期通过投资行为反映到股票价格及其波动上。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由来已久，最初研究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先导，认为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繁荣，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因就是源于人的理性，它使人们在各种行为中进行选择，选择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收益。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并发扬了古典经济学家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们可以充分利用掌握的信息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理性人假设成为了传统经济学等理论分析经济行为的基本假设。在以法玛(Fama 1970)[1]有效市场假说(EMH)为代表的现代金融学理论范畴内，金融投资决策行为的分析基础就是理性预期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概念奠定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它包括三个基本命题：第一，人是自利的;第二，人是理性的，表现在他们能根据所得信息作出判断，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第三，也被称为“经济人的灵魂”，即在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下，“经济人”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富裕和进步。而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因就在于人的理性，它使人们能在各种行为中进行选择，选择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收益。而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下列前提基础上的：第一，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第二，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第三，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四，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理性选择可以概括为最优化，即经济行为人会从各种方案中，选择最优的策略，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收益。理性选择理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60年代社会交换理论兴起，在相当大程度上认同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
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的理性人假定。首先，抛弃了经济人概念的主观心理因素，转向了理性选择：偏好概念代替了对目的本身的解释，理性经济人有“偏好次序”;其次，在分析过程之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其中极大化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总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一个理性经济人应该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偏好(在其可行的行为结果范围内)、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比其他行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在经过从瓦尔拉斯、马歇尔到阿罗和德布鲁几代人的千锤百炼之后变得较为完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绝不可能存在。首先，没有一个投资者会同时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实际情况是在做投资决策时，投资者不可避免地会辅以直觉、经验等作为判断依据，即行为人在选择时无法排除掉与自身特定成长背景相伴随的特定知识、惯习等“判断负担”，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实验结果使学术界对人们以逐利为目的这一判断持怀疑态度。实验经济学里有一个“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赤裸裸的理性行为从来没有发生过。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也对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指出：“人的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里的效用函数所蕴涵的模式要复杂得多，许多情况下人的行为不仅仅是财富最大化，而且是利他的和自我约束的，这些大大地改变了人实际做出的选择。”①
(二)博弈论产生前的理性概念
理性假设存在缺陷，但是就建设性的学科发展而言，关键问题是如何找到能够代替以理性假设为轴心的现有经济学思维的新范式。由于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研究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理性行为模型成为必然，其中最广泛使用的模型是期望效用模型与博弈理论。而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许多思想家对不确定决策下的理性作出了开创性的探讨。
不确定性决策是指决策者在面临两个以上不确定的决策后果，尤其是在面对伴有负面结果的可能性时所产生的复杂心理过程。不确定性决策常常涉及多个不确定性的负面结果，因此，个体所知觉到的风险情景也不会是单一的。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心理状态的复杂程度，往往使得风险决策的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时，要研究人类的不确定性决策问题，就要回答人们对备择方案的选择与偏好的准则。17世纪以来，有许多优秀的思想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理解不确定性决策问题留下了宝贵的理论成果。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由于备择方案的损益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人们普遍地用期望损益作为决定偏好的准则，而损益在许多情况下常以金融货币值为指标，于是期望货币值(Excepted Monetary Value，简写为EMV)便成为决策分析中提出最早且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准则。期望货币值等于损益概率与损益值的乘积，决策中人们的偏好指向于期望货币值最大的选择，EMV大者为偏好选择。
然而，在许多风险决策情景下人们的决策并不符合期望货币值最大这一准则，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是瑞士的伯努利兄弟，他们提出了著名的“圣·彼得堡悖论”①。早在1713年，大学教授N.伯努利就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定在彼得和保罗之间进行一场赌博，彼得掷一枚硬币直到硬币出现正面，如果掷一次就出现正面，则彼得给保罗2元钱，如果掷两次才出现正面，则彼得给保罗4元钱，如果掷三次才出现正面，则彼得给保罗8元钱，如此进行下去，每多掷一次，彼得支付给保罗的赌金就翻一番，一个人(这个可以迅速取得大量赌金的人)应给保罗多少钱来取代他在这场赌博中的角色呢?若按期望值计算，收入为2，4，8，……2n的概率相应为1/2、1/4、1/8……(l/2)n，赌博显然存在一种n为无穷大的方案，其期望值为无穷大。因此人们理应付给保罗很多的钱来代替他在赌局中的角色。然而，绝大多数人愿意付出的钱是很少的，几乎都不超过10元，于是这一问题便成为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出很多的钱来争取一个无穷大的期望回报呢?25年后，即1738年，N.伯努利的堂弟，数学家D.伯努利对这一悖论进行了解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精神期望值(Moral Expected Value)，即效用值，同一笔财富对不同人具有不同的主观价值，这便是效用值。在具体决策中，个体偏好实际上与效用的联系比与货币值的联系更紧密。D.伯努利认为财富的某一特定增加带来的满足感与先前拥有的财富数量成反比，即随着财富的增加，效用值在增加，但增长率是递减的，这便是后来经济学中一条重要定律——边际效用递减——的最早表述。按照这条规律，D.伯努利建议用对数函数表示效用值，保罗的期望收益便可用期望效用值(Expected Utility，简写为EU)表示。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保罗的效用不是无穷大而是有限值。
在完全确定条件下，效用的概念一直在演进，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即在不确定的环境里，决策者的判断准则是什么，能否预测决策者的行为?这一问题后来由冯·诺依曼和奥·摩根斯坦共同给出了答案。
(三)博弈论关于理性内涵的理解
1944年，冯·诺依曼和奥·摩根斯坦在其名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提出了预期效用最大化原理 (Expected Utility Maximization)。预期效用思想与圣彼得堡悖论中提到的精神期望值是一脉相承的，论证了如果决策者的偏好满足一系列公理性假定，如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和独立性，则决策过程可以简化为一个期望的形成和最大化过程。决策者也就被假定有能力正确地估计相关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并能合理地选择行为以将其效用函数的期望值最大化。在上述的讨论中，人们面临的不确定性都有已知的客观概率，然而在现实中概率并非客观已知。为了研究这种情形，Savage(1954)针对EU提出了主观期望效用(SEU)理论，首先假定决策者有一个定义明确的效用函数，从而假定决策者能指定一个基数，用以衡量和评价对未来事件任何具体可能状态的偏好程度;然后决策者面前摆着一组定义明确的备选方案，抉择就从它们当中作出;接下来决策者能够给未来全部事件，指定一个具有一致性的联合概率分布;最后假定决策者愿意选取那种以其效用函数来看能导致最大期望价值的备选方案。这一理论虽然在数学论证上无可挑剔，但所依据的公理则长期受到质疑。尽管如此，由于期望效用函数在理论上简便易用，因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四)理性预期学派及其金融学范式
理性预期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产生。所谓理性预期是在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对经济变量作出在长期来说最为准确的，而又与所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预期。按照理性预期行为的结果必然和预期的结果相一致，即经济主体的主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与客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一致。
理性预期的概念是约翰·穆斯(John Muth， 1961)发表的论文《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中首次提出的。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理论在当时被用于金融市场动态行为的分析。此后，以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萨金特(Sargent)、华莱士(Wallace)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的理论体系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符合西方经济学中对行为人理性行为的假定，可以通过数学工具来准确表述。
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主要取决于两点原因：一是数学工具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经常是取决于可用工具的进步，此前由于技术所限，人们很难解释预期的理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运筹学知识的进步，尤其是贝尔曼动态规划的提出，为运用数学解决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工具，才使得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学派对理性预期假说的采用水到渠成。二是解决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滞胀问题。面对当时的滞胀局势，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实践中无能为力，理性预期学派着重分析理性预期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对于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维护和发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从多方面猛烈抨击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里掀起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
与此同期，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金融学，以传统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继承了投资者理性、市场完善、投资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以及理性预期等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着重研究理性假设条件下的价格发生机制与金融市场效率问题，特别是投资者在最优投资组合决策和资本市场均衡状态下各种证券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以法玛(Fama， 1970)[1]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简称EMH)、夏普(Sharpe， 1964)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简称CAPM)、罗斯(Ross)的套利定价模型(Arbitrage Pricing Theory，简称APT)、布莱克(Black)与斯科尔茨(Scholes， 1972)期权定价模型(Option Pricing Theory，简称OPT)等理论为其核心，构成了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完整框架。以上各模型都以“投资者理性”为贯穿始终的核心假设。现代金融理论对金融投资决策分析的基础就是理性预期，在此假设基础上应用数学方法解决金融决策问题成为了可能。
二、有限理性修正与非理性批判
理性假设与理性预期理论大行其道之时，反对的声音从未停滞。凯恩斯最早从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更迭的心理因素的角度来解释投资者行为，一开始就提出了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而后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伯特·西蒙(Robert Simon， 1956)，将人的行为纳入了经济研究的范畴，通过对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
(一)有限理性的修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erbert Simon，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完全理性作出了重要修正，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自他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公认的看法。西蒙当年认为有限理性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理论，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他指出传统经济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人”，他们既具有“经济”特征，同时也具有“理性”特征，虽然他们对有关经济情况的信息掌握并不绝对完备，但他们能够根据自己所掌握信息制定出最佳的行动方案。西蒙认为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以“最大”或“最优”为标准，而只是以“满意”为标准。西蒙提出以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两者的差别在于经济人寻求最优，从所有的备选方案当中择其最优者，而管理人只寻求满意，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因为现实中通常情况应该是个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只把一部分精力放在信息决策上，而让更多的决策依赖于习俗、惯例、道德规范、标准程序和模仿的形式。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准则两个命题，纠正了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西蒙反对主流经济学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虽然他的有限理性概念核心，即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受到了不少经济学家的质疑，但是主流经济学却在最优决策和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吸收了西蒙的全部研究成果。以Wald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对策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的最优决策和一般均衡模型可以用来揭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使理论的现实意义大大加强。
(二)非理性批判
凯恩斯一开始就提出了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凯恩斯的预期理论对预期与不确定性的分析作为《通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形成了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凯恩斯基于心理预期最早提出的是“选美竞赛”理论，即人们在选择股票时的行为跟挑选美女的竞赛如出一辙，人们会推测在别人眼里的美女是谁，并据此投票。一旦股市提前反映经济上升，投机者如醉如痴的“动物本性”(Animal Spirit)和精明算计的经济人本能会产生“乐队车效应”，即由于经济繁荣推动股市上升，投资者会涌向价格的乐队车，助长股价节节攀升，使得市场上升得更快，直到资产价格上升到完全不能用基础经济因素来解释，使市场预期发生逆转。由此可见凯恩斯的分析主要是从心理因素出发，强调心理预期在人们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预期是经济行为主体的主观情绪和心理状况，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预期。在凯恩斯构建的宏观经济模型中重点关注的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投资者的预期、对风险形成的判断以及信心。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不仅决定于哪种预测的概率最高，而且要看作出预测时的信心状态(State of Confidence)。特别是他由此建立了一个不确定性前提下由于投资变化使得整个经济态势发生变化的模型，即投资由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贴现率决定。在凯恩斯看来，预期对投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的“动物本性”(Animal Spirit)，由此，主导的投资冲动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预期理论是对理性人假设的否定，虽然他本人并未在论述中以非理性约束预期，但是心理因素作用下的预期必然是非理性的。另外，凯恩斯分析了投资者的行为动机和心理预期对投资活动的影响，提出了投资选择问题，但并没有相应地提出资产投资组合及其优化问题。而且凯恩斯将预期完全作为外生的，即归之于人们的心理因素，没有把这种心理因素与外界世界联系起来，而在凯恩斯那里，未来成为完全不可确知和无法掌握的。
继凯恩斯之后，哈里森(Harrison， 1978)和克雷普斯(Kreps， 1978)分析相互间存在差异的异质交易者，区分了理性投资者和非理性投资者，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由于不同预期所获得或损失的投资预期收益不相同。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 1980)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 1980)提出了Sanford-Stiglits模型，说明偏好、信念和信息对证券价格信息有效程度与人们决策行为的影响。同时，在对EMH和CAPM等模型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的诸多异象同样动摇了理性预期的基础。斯罗维克(Slovic， 1972)首次提出了将行为学纳入投资决策的研究过程中。
三、噪音交易与行为金融学的发展
下面讨论为什么在现实金融市场中噪音交易行为必然存在的原因，以及行为金融学关于投资决策理论的发展。
(一)噪音交易理论的演进
噪音学派首先从解释为什么金融市场中必然会存在噪音入手，讨论了理性投资者与非理性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的博弈过程。Grossman(1976)认为如果市场揭示了太多的信息，由于竞争的作用，则交易者不可能通过信息获取超常收益。市场中存在两类投资者：拥有信息投资者(Informed Investor)和无信息投资者(Uninformed Investor)，拥有信息投资者知道真实价格的概率分布，他们基于拥有的信息选择在市场中的位置，当他们获取超常收益时，买入行为增加，推动价格升高，反之亦然。无信息投资者没有进行信息收集工作，但是他们了解当前价格已经包含了拥有信息投资者所拥有的信息，他们会通过当前价格所反映的信息，得出对未来价格的估计。价格体系要包含全部信息是不可能的，因为信息被价格体系全部包含之后，人们就失去了信息搜集的动因。如果信息收集是有成本的，则价格体系一定会包含噪音，这样投资者才能够基于所收集的信息获取收益。如果价格体系不包含噪音，信息收集有成本，则一个完善竞争的市场将被打破，因为信息收集者基于拥有的信息无法获取超常收益，均衡也就不存在了，而在没有人收集信息的市场中均衡同样不存在。当许多投资者企图基于信息收集获取超常收益时均衡价格受到影响，价格也就较好地反映了信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价格揭示太多的信息，则会消除人们进行信息收集的动因，只有价格体系中包含足够多的噪音，才能够刺激投资者进行信息收集，价格体系才能够得以维持。Grossman和Stiglitz(1980)认为如果将竞争均衡定义为价格达到能够消除所有套利机会的水平，则竞争市场不可能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因为存在套利成本的理性套利者不能够获取套利收益，只有拥有信息投资者基于所拥有的信息处于有利的地位时，才会获取套利收益。因此，有效市场假说的任何时间价格总是可以充分反映所有的信息是不成立的。
Black(1986)[2]认为噪音交易使金融市场成为可能，也使其不完善，如果没有基于噪音的交易，投资者将持有单个资产，很少进行交易，因为交易者基于信息认为应该交易(如卖出资产)，而交易的另一方同样拥有信息，不会进行交易(买入资产)，交易无法实现。在存在噪音的市场中，基于噪音的交易者认为自己是基于信息进行交易，他们的损失刚好是基于信息交易者的收益。市场上基于噪音的交易者越多，市场的流动性越好。基于噪音的交易将噪音融入了价格中，使证券价格既反映了信息，同时也反映了噪音。随着噪音交易的增多，基于信息的交易者的收益增加，因为证券价格中包含了更多的噪音成分，因此基于信息获取收益的机会增加。事实上投资者并不清楚自己是基于信息还是基于噪音进行交易(他们都认为是在基于信息交易)，基于噪音的交易者使价格远离价值，基于信息的交易者将价格拉回价值，于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因此，在一个流动性的市场中，价格并不总是等于价值，市场并不总是有效。另外，如果市场有效，则没有人可以获取超常收益，也就失去了获取信息的动因，随机选择证券就是有效的。没有了获取信息的动因并基于信息进行套利，价格是否还能够反映信息呢?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活动，作为理性投资者当信息效用大于零时，即可以利用信息改善投资决策，投资者会追求信息，但是由于信息存在成本，投资者利用有成本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时会比随机选择证券获取更高的收益，但是减掉获取信息所付出的成本后，两种投资策略的净收益是相同的。因而投资者会完全失去信息搜集的动力，那么信息又如何可以反映在证券的价格中去呢?因此，不包含噪音的金融市场同样也是无法存在的。
(二)行为金融学的发展
由于理性假设和预期效用理论存在诸多问题，对其的偏离则首先由Maurice Allais(1953)第一个指出，即“阿莱悖论”。Allais认为关于个人选择行为的实验，不仅可以用来检验个人选择理论，而且还可以用来说明个体选择中的理性行为。而后，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在1979年发表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①。该理论解释了传统预期效用理论无法描述的个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前景理论为行为金融学建构完整与成熟的理论架构奠定了基础。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心理感受等主观因素在资产定价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们并不总是以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和不完全理性(Less than Perfectly Rational)现象，市场不会达到有效，资产的价格也不会包含所有的信息，因为它们不仅由资产的内在价值决定，还由投资者的心理和情感因素决定(Shleifer， 2000)。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会表现出各种偏激和情绪化特征，常常是非理性的，其投资行为建立在所谓“空中楼阁”(Keynes，1936)之上，证券价格决定于投资者心理预期所形成的合力，投资者交易行为充满了“血气冲动”(Animal Spirit)。
关于投资决策的依据问题，行为金融学试图从投资者行为认知偏差的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来认识金融市场现象。首先，Kahneman和Tversky(1973，1979)[3]提出了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并不服从Von Neumann-Morgenstern的理性概念假设，投资效用函数的非对称性，同时人们的行事原则常常会违反贝叶斯原理和其他概率最大化理论，因此投资者不是理性的，投资决策的确定往往不是根据信息而是噪音，这些投资者更应该称之为“噪音交易者”(“Noise Traders”，Kyle，1985; Black，1986)。关于投资的非理性最为明显的例证来自“股票溢价之谜”(“Equity Premium Puzzle”， Mehra和Prescott， 1985; Benartzi和Thaler， 1995)和投资者更愿意捂住亏损的股票去避免面对损失(Odean，1998)。其次，心理学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人们并不是偶然偏离理性，而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偏离，非理性投资者的行为并非是随机的，他们相互模仿，具有一定的社会性(Shiller， 1984)[4]。例如：Scharfstein和Stein(1990)发现为了避免业绩低于标准投资组合，职业投资经理们所选择的投资组合非常接近标准的投资组合(如S&P 500指数)，这些经理的业绩总的看来比消极投资策略还要差，他们其实是标准的噪音交易者(Ippolito，1989; Lakonishok et al.， 1992[5])。最后，理性套利行为的有效性将决定金融市场中理性与非理性博弈的结果。套利机制作用是否有效关键要看是否能够找到受噪音交易者影响证券的近似替代品，对于那些衍生证券而言，尽管套利的交易量很大，替代品还是容易找到的，而大多数情况下，证券没有明显合适的替代品，所以即使它们存在“定价偏差”(Misprice)，理性套利者也无法进行无风险的对冲交易(Figlewski，1979; Campbell和Kyle，1993)。[6]
Stateman(1999)在对行为金融学进行总结时指出：行为金融学与现代金融学本质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他们的主要目的都试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利用尽可能少的工具构建统一的理论，解决金融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两者的主要差别就是行为金融学利用与投资者信念、偏好及决策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来理解和预测个体心理决策程序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如何运用心理学和经济学原理来改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行为。
四、理性与非理性的经济学本质
由前面论述可知理性在经济学中是指经济理性，因而谈到非理性应该是指经济理性之外的理性，称之为经济学的“行为理性”，仍然是理性范畴。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行为者具有一些理论上想象的、关于外部世界全面和完美的知识。就像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大卫像和地中海来的维纳斯，是力量与美的象征和标准。然后以此为参照，再去看芸芸众生态。而行为金融学所揭示的所谓认知与行为的偏差就是这种芸芸众生态，即非理性。实际上经济学意义上的非理性是相对于经济理性人完美假设而言的。如果抛开这个完美参照系，那么在不确定的金融市场上，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明天的走势。正如Kostolany(2002)的经验之谈：“一旦踏进股市，连最有智慧的人，也会把才智搁在衣帽间。”所以，我们不能断定投资者是“理性”还是“非理性”。
Herbert Simon将经济理性表述为“实质理性”，而引入心理学的理性则被称之为“过程理性”，认为在给定条件和约束所施加的限制内适于达成给定目标的行为是实质理性。根据这一定义，行为的理性只在一个方面取决于行为者或者行为者的目标。给定这些目标理性行为就完全由行为发生时所处环境的特征决定。传统经济分析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首先行动者有特定的目标，如效用的最大化，以及行为者是理性的;然后再给出特定的经济环境描述，经济学就可以不依赖于心理学。但行为是思考的结果，知识和人类大脑的运算能力的有限性不允许我们考虑做出最优决策所需的所有必要因素。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下，受到几乎所有生活情境的影响，利用个人所收集的知识，对每个情景做出简单的模型，然后基于简单模型再作出适当的选择。这个简单模型就是行为金融学所揭示的启发式简化以及小数法则等，也就是那些被经济学家称之为认知偏差或者非理性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人都是理性实体，因为我们离完美的经济人相去甚远，但是我们的选择行为是理性的，是经济理性之外的理性，具有高度多样化特征(Simon， 1955)。
心理学家使用“理性”时，是“推理的特殊思考过程”的同义词。“理性”在心理学家看来，是类似于“认知过程”和“智力过程”的术语。经济理性实际上也是指行为者认知的过程，不同的是在这个决策过程中经济理性假定行为者认定效用最大化。在这种知识条件下，即完美知识条件，投资者能够控制自己的选择，且考虑所有限制条件，再作出明智的选择，从而获得需要的结果。经济理性是不可检验的，因此非理性在经济学意义上，并没有最适解可以寻找。如果用其他概念是否更合适一些呢?例如偏差，但偏差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没有偏差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因而就无法准确度量偏差。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测准确，偏差的现实仍然存在。虽然，偏差有时候可以被观察到，有时候则隐藏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之中，但偏差却是理解金融市场的关键。正是因为偏差本身不是科学理论的组成部分，所以经济理论将它排除在其研究视野之外。尽管如此，经济理论为我们识别偏差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市场价格随时可以被观察到，但是价格本身并不能透露参与者的任何偏差，要识别偏差需要一个有别于偏差的变量。均衡市场和基本面就是这样一种变量，均衡市场可以理解为市场参与者看法与基本面之间的一致性，即预期与结果相一致的状态。实际中，金融市场几乎总是错误的，只不过在一定限度内市场有自我验证的能力(Soros， 2001)。
总体看来，理性与非理性的纷争构成了现代投资决策理论演化的主要脉络，同时纷争也使人们对金融市场本质的认识不断加深，使现代金融学理论得到不断地发展和丰富。
参考文献
[1]AME， E. F.，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J]. Journal of Finance， 1970，(2).
[2]BLACK， F. Noise[J]. Journal of Finance，1986，(3).
[3]KAHNEMAN， D， TVERSKYA.Prospect Theory: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 Econometrica，1979，(2).
[4]SHILLER R.Stock Prices and Social Dynamics[J]. 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4，( 2).
[5]LAKONISHOK， J.， Shleifer. A.， Vishny， R.Th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Money Management Industry[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Microeconomics.1992.
[6]CAMPBELL， J. Y.， KYLE， A.， Smart Money， Noise Trading， and Stock Price Behavioral[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1).
[责任编辑国胜铁]
Game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Theory of Investor’s Decision Mechanism
SU Zhi
(Statistics School,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100081，China)
Key words: rationality;irrationality;game theory;behavioral finance
条理性表达范文第3篇
你们好!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是《要理性爱国》。
爱国，是必须的，是光荣的。就像徐特立说的那样“人民不仅有权爱国，而且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有谁会不爱自己的祖国呢?而在“爱国”前面加上“理性”两字，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理性，意思就是理智。远的不说，就说说最近的国际事件“日本霸占中国钓鱼岛”，许多中国人竟然去砸日本车，如此的不理智!
反抗日本就要砸日本车么?你想想，日本车也是用人民币买来的啊，也是中国人的钱啊。到时候日本还没有开始拿钓鱼岛，中国就已经乱了，那日本人不就白白拿到了钓鱼岛?那多不值得啊!日本人还盼着中国乱呢!我们想拿回钓鱼岛，就不能乱，就要理性。
理性的人也很多，比如说中国台湾就有一些人拿着国旗，爬上了山顶，他们并没有像北京的那些人一样，去砸车而是挥舞着国旗，大声喊道：“钓鱼岛是台湾的，钓鱼岛是台湾的!”这就是爱国!这，就是理性爱国!这样又不冲动，又没不理智又做到了爱国的本分，真好!
不理智的爱国，不但不好，而且还是会犯法的。有些不法分子看这次中国和日本在争钓鱼岛，然后搞什么游行、示威。他们就是看有些人会冲动，会去参加，才会如此胆大妄为。如果你去了游行，就是被他们利用了，那也就是违法了，这是你所希望的么?
理性爱国既不用很费力气，又会得到人们的支持，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条理性表达范文第4篇
面对国家利益受威胁、民族尊严受挑衅，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想表达义愤之情，想做点什么，以使那些侮辱中国人、诋毁奥运会的人知道“中国人不可辱，中国不可欺”。这种初衷是朴素的、可贵的，而一个理智的人，还会充分考虑行为是否得当，导致的结果是否会背离初衷。
“理性对待发生的一切，不搞过激行动，更加努力地工作，全力配合国家办好奥运，让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员感受到中国的文明、热情、友善，谣言不攻自灭”、“我们要防止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过激行动只会陷入圈套，正中人家下怀”。网友的这些留言，体现的正是一种理性的思考与认知。
当下，一些人士对中国的不友好，对中国的指责、对奥运会的抵制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奥运会举办过程中所难免的。有些人认为中国发展是一种威胁，因而“不希望看到中国继续强大、继续发展”。“逢奥必扰”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基于此，我们最有力的应对，就是集中精力办好中国的事情，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样做也更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一个开放的、和平的、强大的中国，只会对世界有利，也一定会受欢迎。正如不少网友说的这样：“建设国家最重要!我们要自强!”、“要以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为基础和着眼点”、“把精力用在祖国建设上!”、“中国人争口气，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让西方人刮目相看，才是硬道理”。也只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坚定地发展壮大自己，我们才不会因外部的一些干扰而分心，乃至丧失宝贵的发展机遇。
今天的中国已经迈入法治的快车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作为一个中国人，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文明，维护正常社会秩序，是公民的基本责任。爱国热情，作为一种神圣的道德情感，更需要依法有序理性的表达。这种对法律的尊重，更显示我们道德情感的正义与正当性。
依法表达的爱国热情更有力量。“我们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充分表达爱国热情”、“行使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理性的爱国观一定是建立在守法的基础上”、“要有秩序地采用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学生的这些看法，展示的是一代青年学子的崭新形象。
条理性表达范文第5篇
作者：Rachel 濛濛的雨下着，不大，却将城市打扮成了一位刚出落的姑娘，羞羞答答的。那细小的针触体即没，甚至连一点湿痕也没有，亦或许只有衣服上的棉毛会抱怨被淋成落汤鸡的痛苦。
我在车内看着小说，丝毫没有什么“雨打芭蕉”的意境，只被车内的香水熏得晕晕乎乎的，于是不自觉的向外探去，阴阴沉沉，这是最实在的描述。头顶上墨蓝色的天，像是积了千年的愤苑，与那细小可爱的雨滴极不协调，一个密集,一个轻飘;一个隆重,一个洒脱;一个蓄积阴暗,一个轻放微光;一个...“要开了”，“哦”。
车开了，不快而且平稳，让那些雨珠在窗上横着滑过，吐下道道水迹，网上去像是江上的轻波微澜，雨不停，水珠的运动不止。慢慢地，小珠儿的轨道开始出现重叠，有的竟陨石般激烈地相撞，但这陨石是透明的，是流动的，它们没有裂开，而是摄取了对方的魂魄融合在一起，共同跑完全程后，便加入窗边的细流中，淌下。
头渐渐的晕了起来，怕是晕车吧。雨势不变，这时便有些嫌它下得不够痛快，也没有一点清新之感，让人耐不住这节奏。
现在，现在快了，快了，那节奏突然变快了，却仍感觉不到一丝激情，恐怕此时已不是心由境造，而是境由心生了。
车上高速后，窗上的波澜泛得更乱了，水珠变成了一个个长尾蝌蚪在窗里乱窜，而这时心情却轻松了许多--当外物乱到一定程度是自己反而会更沉溺于心中的那潭死水中--只要思绪不故意扔一块小石子，那潭水应该是不会乱的，但是浮躁还是会很自然地发生。 不知是车速减小了还是雨下小了，烘托出一种难得的宁静。此时窗上的涂鸦便值得人去细想——虽不如云般轻柔动人，但雨的机灵同样讨人喜欢。有的像裂开的花般贴着不动，有的鼓成一粒豆，呆呆地垂下来...细腻的心会勾画出美丽的意境,美由心造,眼前的风景也霎地亮了起来。
雨速慢下来后，内窗的雾气便更加明晰，那是一道面纱...雨渐渐地停了下来...突然一声巨响震裂了水珠，远在边缘的朵朵透明小花已变成了惨淡的乱皴——旁边的车发生了追尾。雨天有多了层诱人伤感的因素。这时好像没下雨了，没下雨了么?...可惜再没有多的雨来修补窗上的画。云有千姿百态，然雨却不同，它们似乎只有饱满与残损之分。车内的人不断呼气，蒸干了车窗外的雨。而窗上的灰尘竟让我有被枯木噎住了喉咙的感觉，下雨吧，下吧，风婆婆别急着忙活呀，收起你的风口袋回家歇着吧，但终天不遂人愿。水珠们欲哭无泪，不过它们是幸福的，因为天上的云也是它们的同伴，但千万别做那乌云----被别人挤下来后又得摔一跤。
雨还是停了，只有角落或边缘的几簇——却不像野花，因为它没了自由，也没了再度起舞的能力，它们最后所唯一剩下的或许只有那奔跑的痕迹。这是灰尘感谢被沐浴一遭的馈礼吗?
条理性表达范文第6篇
佘宏伟
目标：理性爱国，维护社会的安宁和谐。 教育过程：
爱国主义就是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汇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一、爱国主义是最基本的素质要求
爱祖国的山山水水，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人民。 好好学习，为祖国的强大尽一份力量。
二、相信政府的努力
看一篇帖子，正视政府的努力
引文如下“请理性爱国好吗?我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温州动车事故确实是令人悲痛的;可是你们是真正的悲痛吗?看着你们的愤慨我着实的伤悲，我们的政府就真的那么不得民心吗?我们的国家真的就病入膏肓了吗?在你们表达爱国感情的同时请保持一个清醒的大脑好吗?
看看最近几年的悲痛事件，我从未觉得有一件事情能够引起如此大的风浪。98洪水我们扛过，大使馆被炸我们挺过，“非典”我们走过，汶川我们泪过;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可是我们还是过来了。面对这次事故我们应该悲痛哀悼，但是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大脑。国内的事故问题我们还可以解决，可是南海争端，美印围剿我们几时这样激动过?与日本产生问题了，有些人开始打砸抢烧日货，可是这些参与其中的“爱国青年”们你们有谁敢说自己深爱着我们的国度并且永不用日货?打杂抢烧之后引起的问题还是需要政府去解决，你们抢到的东西在你们的手中真的就那么舒服?你们造成的破坏还不是由政府来赔偿?这难道不是劳民伤财?这就是爱国吗?
中国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国内方面：通货膨胀，过度依靠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以及正在成长为毒瘤的房地产问题。这都严重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在国际上中国依靠强大的外汇储备来搭建外交平台，美日等国在经济上把中国视为眼中钉，军事上更是对中国实行禁运。我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国内外分裂分子唯恐中国不乱，而那些所谓的伪爱国者们打着爱国的幌子招摇撞骗，激起民愤以达到扰乱民心的目的。
清醒的同学朋友们，你们想一想：为什么之前胶济铁路的事故远远没有造成这种影响?为什么偏偏在建党90周年之际发生的问题会这么疯狂?为什么只看到事情的缺点，而不去相信政府的努力?中国制造业水平那么差劲的情况下，中国引进西门子、三菱重工的技术吸收开创了属于自己的高铁技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出的问题就那么的敏感?
有些人哗众取宠，有些人招摇撞骗，可是我们大家大部分都是希望我们国家好好发展的。上个世纪中叶之前我们受够了那种水深火热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安宁和谐，我们不需要被暗中捣乱的伪爱国主义者蛊惑!
”
三、个人承诺
以自己的方式理性爱国，写一份承诺书。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