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专业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以一定的、历史的、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辩证法的统一，它从根本上反对一切本体论哲学。实践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和最核心范畴，后者的基础和核心是一定时代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方武。任何实践活动都应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不具有本体性质，将马克思哲学界定为实践本体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
关键词：实践；实践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产活动
马克思哲学实践本体论说是国内马哲研究届关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观点之一。该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虽然批判本体论哲学，但总体上未走出西方本体论哲学的传统。本质上仍是一种隐蔽的本体论哲学；其本体，即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范畴——实践。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马克思虽未如逻辑实证主义般明确举起拒斥本体论哲学的大旗，但他的哲学绝不是一种典型的本体论哲学，不能被界定为实践本体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以一定的、历史的、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出发点的马克思哲学，从根本上反对一切本体论哲学。马克思哲学所理解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物质生活内容，既非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抽象的、思辨的、可以作为根本起点而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的范畴，也非世界统一性的终极本源。实践本体论的界定，歪曲了马克思哲学的品格，抹杀了马克思实现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成果的哲学革命的巨大成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分别是马克思新哲学的萌芽处和诞生地，因此，本文将以《提纲》和《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为文本依据，通过分析指出实践本体论说的错误。
一
首先需要简单探讨一下本体论的涵义和马克思哲学实践本体论的内涵。“本体论”一词是从西方哲学中“ontology”翻译过来的。英文的“ontology”来源于拉丁文的“onto[ogia”，后者又源于希腊文“logos”和“our”，意思是“是”或“存在”。因此，本体论最初最基本的涵义即是“是论”，即研究“是”或“存在”的学问。它研究的“是”不是具体的“是”，而是共同的、最一般的、最普遍的、最抽象的“是”。研究这种“是”，是为了给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世界提供一个最根本、最基始的终极本质，以便从作为源的“一”中去把握作为流的“多”。
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哲学显然不是本体论哲学。马克思从未在终极原因、终极本质的意义上研究世界的本源和始基问题，除了青年时期一段很短的时期外，他一生都反对纯粹思辨的本体论哲学。对构建了纯粹思辨哲学体系的黑格尔、杜林等人，马克思极为反感，批评他们“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永恒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
一般来说，持实践本体论观点者在这一意义上同样否认马克思哲学是本体论哲学，他们所理解的本体论，是另一个层次上的，即将本体理解为任何一种哲学体系得以构建的逻辑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本体论说认为，马克思虽然表明自己反对本体论哲学，但事实上，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充当了本体，马克思哲学就是围绕实践这块基石构建起来的哲学体系。虽然实践本体论说也强调它所谓的实践不是完全抽象的，而是具有现实内容的，但只要它将实践提升为马克思主哲学的核心和基础范畴，并把自然、社会和人的本质都归结为实践，它的理解实际上就已经不知不觉从本体论的第二个意义上滑到第一个意义上，因为现实的、具体的实践首先无法演绎出整个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其次更无法为世界的统一性提供终极性解释。因此，实践本体论说便具有两个含义：将实践界定为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根本基石和逻辑起点；将实践理解为构成世界统一性的终极本体。本文的批评，针对的主要是第一个意义。从《提纲》和《形态》两个文本来看，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二
《提纲》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因而，在《提纲》中实践被马克思作为一个重要乃至核心范畴使用，并较多从主体向度强调了实践的能动性。这可能为实践本体论的诠释者过度诠释实践并拔高其理论地位提供了重要依据(事实上，《提纲》也正是实践本体论说经常使用的文本依据)。但实际上，实践范畴在《提纲》中虽然重要，但并没有本体论化的趋向。
确实，提纲第一条就批评了以前唯物主义的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里，虽然文本把“实践”作为人的主体向度的规定性与“人的感性活动”、“主体方面”并置，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对立起来，强调了实践范畴主体性的一面，但显然仅是出于论述需要的文本表述层次上的对立，而非范畴内涵上层次的对立；“只是”和“不是”仅是对两方面不同重要性的强调，而非完全否定前一方面、肯定后一方面。亦可佐证的是，紧接着他就既肯定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也批评它们“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而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以及第五条的“感性活动”。马克思把“感性活动”与“实践”并置，实际上带有用前者解释后者的意味(虽然这样的说法不完全准确)；由于感性活动必然是现实的、具体的活动，因而，它反对对实践的抽象化理解，因而也否定将实践本体化的企图——总是处于现实情境中的具体的、个别的活动，怎么能够成为衍生整个理论体系甚至整个世界的本体呢?
第二条明确指出真理要靠实践证明；实践范畴依然是核心。但这里的实践依然不是抽象的纯粹范畴，而首要地是具体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后来《形态》明确将这种活动的核心确定为一定的、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否则，我们恐怕也可以说，关于离开具体的、现实的感性活动的实践，也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范畴?
第三条批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并最终落脚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似乎是说实践决定了环境和人的改变，一定意义上的确如此。但这种“决定”并不是实践本体论期望的“决定”。这里的实践不是人纯粹从自身意愿出发而采取的主体性行动，而是同时受人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物质性活动。因而，实践决定环境和人的改变是指实践作为中介将人改变环境和环境改变人统一起来，一定的实践改变环境同时也受既定环境的制约。
第五条批评了费尔巴哈将“直观”与“抽象的思维”对立起来的错误。虽然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是对的，“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的方向也是对的，但仅从与思维完全对立的角度去理解感性客体则是错误的。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批评了费尔巴哈的主宾颠倒法
(用以批判黑格尔)的错误。为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将黑格尔哲学中作为主词的思维和精神变成宾词，将黑格尔哲学中作为宾词的感性客体变成主词。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样虽然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却丢失了他的辩证法。唯有将感性客体“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才能同时克服抽象思辨的唯心主义和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既然马克思要用实践克服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不彻底的唯物主义，那么，很难想象，马克思会将实践理解成类似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先验的、思辨的本体性范畴，或者类似费尔巴哈的“撇开历史的进程”而抽象出的非历史的人的类本质范畴。如果不在一定的、具体的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实践范畴，而是将它理解为人“类”的主体性特性，这倒真是符合实践本体论的理解了，但这样的“实践”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有什么本质区别呢?马克思对此有过尖锐批判。在《形态》第二卷中，马克思批评“真正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时说=“他不把人们的特性了解为他们的活动和被活动所制约的享乐方式的结果，而把活动和方式解释为‘人的特性’，……他避开个人的现实行动，又躲到自己那种无法表达的、无法理解的所谓特性的怀抱中去了。”马克思讽刺道，这样的活动不过是“纯粹抽象的活动”、“活动的那种活动”、“纯粹思维的幻想”。
因此，虽然在《提纲》中，实践范畴贯穿始终，是整个提纲的核心范畴，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色彩，但从具体的文本表述并结合当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逻辑来看，《提纲》的实践范畴并没有本体化的趋向，马克思并未将实践理解为某种原初的、不可分析的范畴，进而将其作为自己哲学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基石。在不久后写作的《形态》中，实践范畴得到了更明确、具体的表述，内涵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丰富，获得了更现实的内容。
三
一般认为，《形态》特别是《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确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该章的论述进一步把握马克思对实践范畴的理解和界定。
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形态》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德国的哲学和社会思潮。第一卷第一章主要批判费尔巴哈，这是《提纲》逻辑的继续和展开，在《提纲》中极为重要的实践范畴在这里得到了深化。在《提纲》中，为批判费尔巴哈非辩证的感性直观，马克思所强调的实践范畴带有较强的主体性色彩，但在《形态》中，马克思却没有再泛泛谈论实践的能动性；在这里，他理论的直接出发点是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并且多次特别强调了这种活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这正是马克思在《提纲》逻辑的基础上对实践范畴的丰富和深化。
《提纲》中实践范畴除了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外，还有一个特点，即它是联系一定的社会关系来论述的(尤其第六、七条)，而真实的社会关系只能从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即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中派生出来。因此，在《形态》中马克思必然开始着手分析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另外，在《提纲》中，马克思主要用实践范畴来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共同缺陷，但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或实践的具体的层次和内容是什么，马克思并未说明，于是，这一任务很自然地就需要《形态》来完成。
第一章的开始，马克思就指出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最大谬误在于，“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仅仅满足于呆在“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而不去研究“现实的现存世界”，“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很明显，这里开宗明义地表达了马克思跨出纯粹思辨的旧哲学(而纯粹思辨哲学逻辑上必然是本体论哲学)的藩篱，创造新形态的哲学的决心。因此，仅从马克思理论上的战略选择来看，他也绝不会去构造又一个本体论哲学体系。
接下来，通过对人类历史发生进程的考察，马克思总结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结论：社会物质生活决定人们的意识。而这个一般性结论，正是实践范畴进入现实的历史的具体情境的理论后果。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个人要生存，首先必须进行生产，并在生产中与自然和其他人发生关系。个人的生产一方面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用于肉体存在的再生产，另一方面还生产个人的物质生活方式，总的来说，即生产个人的物质生活本身。前代留下来的既定的生活资料和既定的物质生活方式，构成后一代人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后者是后代人无法选择的，但可以为后代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所改变。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个人既同自然，又同其他人发生关系，即与其他人的交往。这种既表现为自然关系又表现为社会关系的交往的形式，根本上又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个人是什么样的，就同他们的生产一致，“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这里，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对人类历史进行的历史发生学考察，正表明了马克思为实践范畴所赋予的历史的性质。一般意义上的实践，一旦进入到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其决定性基础就是物质生产活动(当然，并非所有的实践都是物质生产活动)，而且不是一般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个别的物质生产活动，用《形态》中马克思多次使用的一个术语来说，即是“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请注意马克思这段总结性的经典表述：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
在这里，马克思连用五次“一定的”，就是为了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对任何对象的分析，都不是从抽象的、一般的范畴出发的，既不从抽象的实践，也不从抽象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方式出发。“一定的”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强调任何分析都应当深入到历史的、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去，另一方面强调对于一代人来说，前代人留V来的物质生产方式，或者更宽泛地说，“生产力，资金、环境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都是既定的，不受这一代人任意支配。这正与《提纲》第七条中那个“一定的”保持了一致。试问，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方式为基础和核心的实践范畴如何可能成为建构理论体系的初始逻辑起点?这样一个随时以具体历史情境为转移的范畴怎么能够被本体化?接下来，马克思这段颇有哲学死亡论意味的宣言，更明确无误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本体论哲学的坚决反对：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的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在这里，％克思连用三个排比句，说明了自己新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对以往一切哲学的超越。“思辨”、“关于意识的空话”、“独立的哲学”形容的正是以往本体论的或带有本体论倾向的纯粹思辨哲学，“真正的实证科学”、“真正的知识”、“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界划的正是他所要创立的新形态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反对一切本体论哲学，后人如果以实践本体论界定马克思的哲学，无异于倒退到前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去。即便没有《形态》，只有《提纲》，只要把握住《提纲》的真实逻辑，我们也不会得出实践本体论的论断来，更何况马克思又在《形态》中从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大大扩充和丰富了实践的内涵。无视这些，将马克思哲学界定为实践本体论，无异于将龙种强行捏成了跳蚤。
综上所述，从《提纲》和《形态》的文本来看，马克思对自己新世界观的原初论述体现了一种主客体高度统一的历史辩证法的特质，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辩证法的统一，是科学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它反对一切纯思辨的本体论哲学。％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方式为基础和核心的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范畴，体现了主客体的高度统一，而不是从主体推导出来的纯粹思辨的范畴。实践既不是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根本基石和逻辑起点，也不是整个世界的终极本源。将％克思哲学界定为实践本体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是向前马克思哲学的倒退。
哲学专业论文范文第2篇
5月，幻想文学的出版重镇——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隆重推出法国当代作家贝尔纳·韦伯（Bernard Werber）代表作《蚂蚁帝国》三部曲中文版。《蚂蚁帝国》三部曲自1991年问世以来，吸引了全世界数亿读者对于地球上的蚂蚁文明，以及它们与人类文明和其他物种文明之间关系的热切关注，被国际书评界奉为“幻想文学巅峰之作”“伟大的史诗小说”“改变读者世界观的天才作品”。该系列作品全球销量千万册，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文字出版。此次中文版的推出被列入中法建交50周年暨“2014中法文化之春”的文化交流项目之一，成为中法文学交流的一件盛事。
应出版方和法国驻华大使馆的联合邀请，贝尔纳·韦伯于5月21日至28日访问中国，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
《出版人》：12年来，你一直在观察蚂蚁，蚂蚁的世界为什么如此吸引你？
贝尔纳·韦伯：我从小就开始关心蚂蚁文明了。小时候在祖父母家院子里玩耍时，我发现眼前有一个巨大的城邦，城邦里面居住着人类完全不了解的居民。蚂蚁虽然很小，但它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亿年前的恐龙时代。就是这样一种在人类看来卑微到直接无视的小生灵，竟然在漫长残酷的物竞天择中生存了下来，而且繁衍得越来越庞大，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们能够建立起有500万居民的城邦。城邦里面非常和谐，它们也有农业、畜牧业、教育业，有严密科学的社会组织分工，有精密威猛的武器，当然也有战争。它们有着完善的信息传播方式，有很强的感应能力，能够感知到其他蚂蚁所做的事情。一个城邦即使非常大，城邦一端蚂蚁所感受到的东西和感觉，也能够让很遥远的另一端的蚂蚁感知到。城邦里的蚂蚁非常团结。蚂蚁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别人的关爱，它们之所以去关心自己旁边的蚂蚁朋友，是因为它们有一种很神奇的生态制度，我把它称之为“社会喂”，就是给其他正在挨饿的蚂蚁喂食。蚂蚁社会是非常民主的社会。在蚂蚁社会里没有等级制度，也没有元首，每只蚂蚁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它们和地球和平相处。因为如果它们要搬家的话，它们会把整个城邦全搬走，不会留下任何的污染物。
《出版人》：《蚂蚁帝国》三部曲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斑斓多彩、厚重深邃的蚂蚁文明。蚂蚁的智慧与力量被人类正视并认可，并和人类文明相提并论。你在作品中是如何连接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呢？
贝尔纳·韦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小时候都做过用手指去压死那些小生命，或者揭开蚂蚁窝等类似事情，对我来说这就是两种文明碰撞的开始。
小时候，我把蚂蚁放进罐子里，想观察它们，甚至培养它们。当时我想，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来到地球上，把人类关进罐子里面，就像我们对待蚂蚁那样对待我们，那会发生什么呢？所以我从8岁开始写作关于蚂蚁和其他昆虫的故事。其实不管是蚂蚁或者是其他族群的生物都一样，当我们碰到自己不了解的另外一个族群时，第一步是观察它、了解它，第二步开始互相攻击和厮杀，到最后走向联盟。所以我的三部曲也是以人类的故事和蚂蚁的故事作为两条平行线同时发展，第一部是两种文明的相遇，第二部是两种居民开始进入战争状态，第三部是他们进入了和平共处的时代。我想探讨和思考的是地球上各种文明，例如人类文明和蚂蚁文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又互相合作，最后寻求平衡的。地球生态的最高境界是平衡。
悬疑是吸引读者的关键
《出版人》：你的作品融合了科幻、探险、战争、科学、心理学、生物学、未来学、悬疑等多种元素，你觉得令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贝尔纳·韦伯：我没有发言权，主要还是取决于读者有没有受到吸引。而吸引读者的关键最终还是看能不能够建立起一种悬疑。悬疑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我也是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学到的。进入悬疑艺术的关键，就是不要一下子给读者他想要的东西。要让读者被吸引，并且一直想读下去，作品需要有足够的张力，并且要在每一次合适的时刻重新掀起一段小高潮，这样可以让人继续读下去，并且充滿激情。
写作就好比恋爱，都需要有刺激，充满惊喜和惊奇，否则彼此就没有吸引力了。在写小说的时候也一样，如果读者知道在某个时刻作家会出什么招数，就不会被吸引了。在一个小高潮所经历的惊喜以后还要继续有这样不断的惊喜，这就是悬疑的艺术，作为一个悬疑小说的作家，我们面对读者应该有的礼貌就是不停地让他感觉到心被悬着，让他不停地有惊喜。这就是悬疑小说的秘密所在。我在每次创作过程中，都告诉自己要不断地提高我的技术，不断地让读者还想回到我的书中来。现在小说的特点是不再有人物介绍那样的场景，而是直接进入到关键的场景中去。我认为读者与书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最本质的最有机的关系，它应该是一种直接的、良好的、愉悦的感性体验，而不需要读者有任何的控制和把握。
《出版人》：如果说读者不需要控制，而是直接去体验，那么作为创作者，你如何把握作品的节奏和风格呢？
贝尔纳·韦伯：我尝试过许多种写作的风格。写作的风格和节奏跟音乐很像。我写作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戴着耳机听电影音乐。我作品的风格节奏和我创作时所听的音乐是同步的，我在书的最后一节也揭示了这一点。我列出了一系列我所喜爱听的音乐。我觉得我的句子风格，整个段落的风格，不是说它漂亮不漂亮，而是它应该像我所听的音乐那样有起伏，像音乐一样有美好的韵感。我想最好的风格可能是一种隐去的风格，当我们写得好的时候读者受到强烈的吸引，以至于他眼前所呈现的不再是句子，而是画面。其实我想最理想的一种状态是把我的大脑与读者的大脑连接起来，把我大脑里面所出现的画面和整部电影直接传输到读者的大脑里面去。
要说有一个风格的话，我的写作风格非常简单明了，我尽量用最易懂的词句写作。因为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被孩子们读懂，我也希望我的读者当中也有那种不是所谓的大读者，但是知识非常渊博的读者。所以我使用的是一种普世的语言，使得所有的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够读懂。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作品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都取得了成功，今天又来到中国。因为我的语言简洁、通俗易懂，比较好翻译。
偏爱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
《出版人》：《蚂蚁帝国》三部曲中你设置了很多中国元素，女主角——女记者蕾蒂西亚·威尔斯小姐是中法混血，舅舅埃德蒙娶了一位中国女人凌弥，还引用了出自孔子《论语·为政》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中国谚语，你还多次提到了“平衡”哲学。你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吧？
贝尔纳·韦伯：我从小就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灿烂多元的文化。小时候我就阅读过有关中国的作品，像包青天系列小说我都看过。多年来，我坚持每天早晨打太极，从太极中我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呼吸，是一种很好的身体体验和灵修。我最初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从阅读《道德经》开始的，我发现它蕴含了非常多的生活哲学，并且是一种充满幽默感的哲学。《道德经》现在还是我放在床头柜、会经常阅读的书。
上高中的时候，我经常问哲学老师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老师觉得很奇怪，告诉我说，我们不需要中国哲学，有西方哲学就足够了。但我并不这么认为。西方哲学的一个遗憾是过于严肃，而东方哲学里有很多谦卑的精神并且有幽默感。西方哲学教人如何思考人生，更多的是一种脑力劳动，而中国哲学讲究人和自然的关系，注重身体的体验。中国哲学让我最为欣赏的是“阴阳之说”，阳性的能量和阴性的能量是互补的，要达到这种完美状态就得让这两种能量达到最佳的平衡，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
我觉得这种“阴阳之说”是解决世界上很多问题的办法。《蚂蚁帝国》里我所描述的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也在寻求平衡，蚂蚁的文明是阴，人类的文明是阳；蚂蚁很小，人类很大；蚂蚁是一种冷的能量，人类是一种热的能量。这两种文明的对话就是要让阴和阳达到最佳平衡，最终达到和谐状态。所以大家与其把我的作品称为科幻小说，还不如叫哲学幻想小说，我认为更合适。
哲学专业论文范文第3篇
【基金项目】课题名称：打造高中政治高效课堂的哲学思考与研究（市级课题WW2017-1290）。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和纵深发展，新课改理念早已深入教师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新课改推进到今天，关注课堂，研究课堂，创新课堂，实现课堂的高效，毫无疑问是实施素质教育和时代发展新形势下的必然趋势，是当前我们教学、教研的中心工作和重要课题。高效课堂顾名思义是指教育教学效率或效果能够有相当高的目标达成的课堂，具体而言是指在有效课堂的基础上、完成教学任务和达成教学目标的效率较高、效果较好，并且取得教育教学的影响力较高和社会效益较好的课堂。高效课堂是以最小的教学和学习投入获得最大学习效益的课堂，基本特征是“自主建构，互动激发，高效生成，愉悦共享”。衡量课堂高效，一看学生知识掌握、能力增长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变化程度；二看教学效果是通过怎样的投入获得的，是否实现了少教多学；三看师生是否经历了一段双向激发的愉悦交往过程。高效课堂的本质就是，采用最适合教师和学生的课堂组织形式，把学生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课堂教学上来，使学生最大限度的学到知识、提高个体能力。
作为一名身在一线的教师，从教27年来，我经历了传统教学的风雨，也沐浴了新课程改革的洗礼，感悟颇深，体会较多，在近30年的教学生涯中，有过迷茫和困惑，有过尴尬和失落，但更多的是收获与喜悦，成长与快乐。静心反思，在新课改过程中暴露出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1.思想政治课功利主义色彩明显。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高考的无形指挥，教育功利化日趨严重，思想政治课处境尴尬。功利化对教育教学影响巨大，作为政治教师我们要树立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念指导教学，通过改变自身的功利思想和管理行为来影响学生，帮助学生树立理想人格和正确的三观，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2.家长、学校、学生重理轻文思想比较严重。在新课改背景下，利益的驱使下，高考的指挥下，就业的催生下，重理轻文思潮来袭，尤其在理科班政治课仅作为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配角地位存在，思想政治课可谓在夹缝中求生。态度决定高度，观念引领实践。如何转变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的态度，如何让理科班的政治课上得精彩，作为教师，最重要的就是在课堂中贯彻生本教学思想，站在学生的立场，满足学生的有效需求。3.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喜新厌旧”。我们处在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现代教育发展的趋势，但是采用多媒体教学并不排斥传统的教学方式，所以我们在构建高效课堂时，千万不要把多媒体运用看作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同时，也要防止由过去的“人灌”变成“机灌”，关于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应用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滥用。要充分寻找传统与现代的最佳契合点，打造高效课堂。4.政治生活：只有政治而没有生活。缺少生活、枯燥乏味、空洞抽象。陶行知先生说“教育只有经过生活才能产生作用并真正成为教育”。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作为思想政治教师更应该积极走进和深入生活，观察和思考生活，从鲜活的生活世界里汲取充盈的资源甘露。思想政治教学只有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铁律，只有正真做到以生活为中心，才能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感悟，提升能力，升华素养。5.过分关注成绩而忽视了“生命”。真正的有效教学不仅是知识的本位、能力的本位、效率的本位，而更是人的本位。生命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点。教师要真正做到心中有“人”，要懂得人的成长与物的加工有着本质的区别，高超的教学技巧、方法和手段，只有融入了人性的温度与力度才有意义，这种有效，才是真正的长效、高效。在彰显生命教育的今天，思想政治教学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生命教育观。
总之，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要打造高效政治课堂，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坚持不懈地潜心研究政治教学的方法，锐意创新课堂教学的新模式，适应教育改革的新形式，突破传统教学框架的束缚，去功利化，关注生命，以人为本，认真设计，周密安排，妥善实施，走出一条符合政治教学规律的高效教学之路。
哲学专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逻辑;哲学;哲学逻辑
一、前言
逻辑学作为一门较为古老的学科，其最早的发源地是古代中国、古印度以及古希腊。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逻辑学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且正在不断的完善和创新着，开始逐渐从哲学当中划分出来，并慢慢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先进的学科体系。这使得人们激烈地展开了对逻辑在哲学上的应用及反思等的讨论，而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的发展研究也开始吸引了许多逻辑学家的目光。
二、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的概述
(一)逻辑哲学
逻辑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主要的目的是积极反思一些现代逻辑中出现问题。因此，学习逻辑哲学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要了解现代逻辑的主要特征。现代逻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符号逻辑的发展，即数理逻辑的发展。传统逻辑以自然语言作为主要的工具语言，而数理逻辑的主要工具语言则是符号语言。而数理逻辑最为基础的部分是一阶逻辑，它也是在日常思维中数理逻辑最具应用价值的一个部分，与传统逻辑的关系极为密切。一阶逻辑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1)主要体现在语词、命题的处理上，即只考虑到语词或者命题的外延;(2)在研究命题的真值时，只考虑到真值真或者真值假的问题，通常一阶逻辑认为，一个命题只存在非真即假的情况;(3)在研究一阶谓词逻辑的量词时，认为全部的量词都存在实际的含义，并没有空词项。
(二)哲学逻辑
哲学逻辑兴起于20世纪初，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体系。目前关于哲学逻辑的具体涵义，无论是逻辑学家还是哲学家，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具体分为以下三种：以冯.赖特以及莱斯彻等逻辑学家为代表的一派，认为“逻辑”即哲学逻辑的主体，并且提出从根本上来说，哲学逻辑只一些非经典逻辑系统，如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即哲学逻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逻辑哲学;而以沃尔夫拉姆以及斯特劳森等众多逻辑学家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哲学逻辑的主体是“哲学”而非“逻辑”，并且他们还提出，哲学逻辑的本质即对逻辑学的哲学研究以及逻辑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这一种可认为是语言上的哲学研究，即语言哲学;第三种理解以格雷林等逻辑学家为代表，认为才是“哲学”是哲学逻辑的主体，而哲学逻辑的本质其实就是将一些逻辑中存在的哲学问题，放到更为一般的一个哲学背景下进行研究。
三、正确理解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真实关系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逻辑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体体现在：逻辑与哲学理论的发展相互渗透、融合;从理论层面上看，逻辑与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从实践层面上看，逻辑与一些哲学派系的联系更为密切。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一起见证了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方法论带来的巨大变革，到60年代，“哲学逻辑”开始迅速崛起。然而，短暂的崛起过后，逻辑在哲学中产生的影响开始减弱衰退。一些些哲学流派开始采取轻蔑的态度看待逻辑。并且另一方面，分析哲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内部，也存在两种对立的流派，再加上形式逻辑方法的恰当性与正确性问题的争论，使得客观深入研究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变得极为重要。以下主要从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出发，思考如何正确看待两者间的真实关系。
(一)逻辑的发展应持有一种宽广的哲学化的历史观
现代逻辑普遍的发展模式认为，逻辑的主要目的就是构建从对象语言系统再到元语言系统的形式，它主要是对逻辑系统以及逻辑演算的元性质的研究，同时也是元逻辑层次的一种自我理解。这一理解主要体现在现代逻辑也就是数理逻辑的发展当中，但是纵观上世纪逻辑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这样的理解只能存在于某个领域。并且这一向内的转向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到现在也一直受到一种反向转向的制衡。具体体现在逻辑与一些其他领域的联系，以及逻辑对相关学科的概念在对象层次上的分析。因此，现代逻辑的发展应具备一种宽广的哲学化的历史观，如果缺乏对这种发展趋势的洞悉，就很难真正理解当代逻辑学对哲学的具体意义。
(二)防止逻辑划分造成的误区
目前逻辑学家们将逻辑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一阶逻辑与高阶逻辑。这样的划分模式从大的方向来看并没有什么问题，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一定要防止逻辑划分造成的误区。相关研究表明，这样的划分方式不仅没有揭示问题，反而可能遮掩了问题。例如，目前的一些哲学逻辑分支总是一味去模仿一些哲学的地理坐标，思考问题时也往往将自己框定在了一个既定的思维模式中，反而忽视了一些子学科论题与方法论的一致性，这样就极大地削弱了问题讨论的逻辑维度以及哲学维度。
(三)应避免陷入“逻辑系统的牢笼”
通常逻辑学家把逻辑的结构当作包括模态逻辑、高阶逻辑、一阶谓词的逻辑与命题逻辑的形式系统性的一个家族。然而若把形式系统观点片面理解成固定的一类处理模式，也就是说对一切进行处理时皆纳入系统框架内，这样把应在更广范围内进行思考的那些问题局限于特定形式的系统内，最终将所处理的那些问题哲学深度进一步削弱。此外，同形式系统关联性较大的那些逻辑哲学的问题比如蒯因一阶变元的范围内逻辑的本体论相关承诺问题，还有关于意义组合性的问题等至今亦未具有令所有人信服的那些结果存在。一些逻辑学家努力的将此类依据系统来对问题进行讨论的模式打破，从其角度而言虽然缺少一般递归的定义以及单调性的推理等最佳词汇表达，然而只要知道一些概念是对特定形式系统进行超越，且研究此类问题的时候是以跨系统的一类方式，这样对逻辑哲学有更深的理解，且进步较大。
(四)避免把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作千篇一律的理解
同机械学在技术中的应用不同，相关逻辑学应用在哲学问题时逻辑作用更加的间接。相关逻辑提供了形式系统，该系统利于精确交流、利于优化处理哲学话语。有时亦用逻辑学这个工具对传统哲学论证进行分析且作出新阐述。现实情况为逻辑对所获结论具有的意义较不关心，然而哲学是对逻辑程序进行寻求使用，以便将问题解决。哲学对结论更加关注而逻辑是对程序进行考察;哲学更加的开放而逻辑是对具体的一些形式规定进行强调。经过逻辑处理后相关哲学论题的启发性更强，亦会具有更清晰透明的结构，且原先的那些问题亦会出现消失的现象，同时可能以新的一类方式促使意义的改变较为微妙，亦或使问题更加尖锐与紧迫。通过逻辑形式有效分析利于对先前未观察到的那些问题亦或概念进行有效显示，且进一步类比此类问题与概念。
四、结束语
逻辑是时代哲学的独特标志，对语言哲学的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还为形而上学、心智哲学以及元伦理学等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丰富的资源，极大促进哲学分支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哲学的制约，两者间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随着现代逻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逻辑与现代哲学更是相互渗透和促进，关系极为紧密，因此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关系的探究也变得极为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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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贵臣(1955-)，男，辽宁营口人，辽宁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法律。
哲学专业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 本文从理论预设、囚徒状态、解放过程和自由境界四个方面阐释了柏拉图解放理论的思想内涵和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意义:囚徒困境的理论预设提出了人的相对解放与彻底解放问题;囚徒状态的根本特征是肉体被强制锁定下的灵魂的无知;个人解放具有偶然性,解锁与引导、灵魂转向与获得知识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人自由的至高境界是追求真理的求知生活,但必须融入于实现普遍善的实践生活中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囚徒解放”启迪我们:没有人性的彻底改变,人的解放就是空谈。
关键词 囚徒困境 囚徒状态 个人解放 自由境界
自由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政治的理想目标。人的生存结构决定了“人是生而自由的”①,人的主体性及其所具有的自我完善化的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使人不仅把“自由”看作是人的“天性”和至高价值,而且也成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价值准绳和权利规则的基础。然而,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②,天性自由的人在现实社会始终处在“困境”之中,走出困境,实现解放成为人的奋斗历程。自由—困境—解放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链条。在西方,这一问题的起根发苗是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古代社会理想的公民自由成为柏拉图所设想的古代政治共同体的追求目标,然而现实中,人们被置于“囚徒困境”中。“囚徒困境”成为解放的障碍,既蕴含着对解放本质的理解,也揭示了解放的前提条件、基本诉求和内在程序。“囚徒困境”根源于自然束缚——洞穴和锁链、人的自我束缚——灵魂不能转向和政治束缚——无知群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虚假荣誉,由此,柏拉图提出了囚徒个人解放和囚徒群体解放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前者的核心是囚徒成为哲人的问题,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后者是哲人重返洞内去拯救其他囚徒,主要是政治自由问题。柏拉图也探索了解放的可能性问题,提出了解放的理想性和相对性的观点。柏拉图也提出了通过精英“归真”的自我解放和通过“启蒙”的社会解放这两种途径、两种境界和两种后果,试图实现两者的“至善”的统一。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来看,柏拉图囚徒解放学说确定了后来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解放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流思想路线,特别在自由理念、解放理论的生发点和实践解决方案上提供了营养要素。寻求精神迷途与政治迷途的归真与超越,在困境的人生、破碎的政治社会与人的自由之间架构桥梁,构成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根本区别的观点,使其“政治哲学”更倾向于实践性,“不过其政治著作中常常采用辩证论方法……这一点与柏拉图的对话录不说是形似也颇为神似。”
(注:[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李天然等译:《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6页。)在《国家篇》和《法律篇》中,西塞罗运用对话形式,强调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人的本质中寻求正义本质的解释,”③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沈叔平等译:《国家篇 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158页。)并诉诸于“自然的最高的理性”③。奥古斯丁的历史哲学和阿尔法拉比哲学所确定的信仰获救道路,洛克等人的民主道路,卢梭的人民主权道路,康德的启蒙道路,黑格尔的国家整合道路,马克思的阶级革命道路,密尔的功利主义道路,罗尔斯的正义道路,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都有思想萌芽。总而言之,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意志主义等政治理念,无论对自由的现实主义理解还是理想主义理解,都能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找到根基。后现代主义在解构古典思想的过程中,使时代精神萎弱、迷惘,张弛于外在性的世界中。开放社会的主张和集权乌托邦主义尽管对立,却不约而同地攻击柏拉图思想。这些情况说明柏拉图政治哲学对当代具有“活”的精神意义。
一、作为理论预设的“囚徒困境”
柏拉图相信“逻各斯”的力量,凭借“哲学言辞”来支撑和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必然性。从思想逻辑上看,为了解决希腊古典社会的政治选择问题,柏拉图提出了“正义城邦”概念,并把它作为社会的价值诉求和理想目标。这导致了柏拉图在理论上预设“囚徒困境”这一前提,因此才有了人的解放和建构正义城邦的问题。
“囚徒困境”把世界二分化,分为“洞内”和“洞外”、现实与理想。柏拉图坚持,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囚徒困境具有必然性、普遍性、永恒性和不可解除性;但对少数人来说,他肯定其获得解放的偶然性、特殊性、暂时性和可能性。许多学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柏拉图的这种区分,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感性世界、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本质世界的区分;有的学者从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的角度来理解,把“洞内”与“洞外”理解为诉求利益的狭隘的政治社会与追求智慧的超越性的哲学世界。事实上,柏拉图关于“洞内”与“洞外”的区分是复杂的,不仅仅包含一种内容,主要是运用矛盾方法,在非至善性世界与至善性世界这一基本区分的前提下,来阐释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和联系的,把它们理解为封闭世界与开放世界、无知与有知、未受教育的与受过教育的、自在的束缚与自为的解放、虚幻的感觉世界与真实的理性世界、追求世俗愉快的政治社会与追求理想生活和精神愉悦的哲学世界、堕落的灵魂与回归到本真状态的灵魂的对立。这种区分也还隐含着这样一种对立:由多数并未真正解放的俗众所构成的政治社会与由少数真正解放的精英所构成的自由个体之间的对立。
“囚徒困境”设定了人的现存的“囚徒状态”
——洞穴中被锁链牢牢地捆绑着。柏拉图给这种状态作了二重设置:一重是洞穴环境,另一重是捆绑状态。就“洞穴环境”而言,“洞穴”尽管是一种限制的境域,但它不是绝对的束缚,其中存在着火光、自由行动的有限空间、太阳从洞口的投射和通向外部的坡道,是相对自由的环境。尽管柏拉图没有明晰这一困境由何而来,怎样而成,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灵魂堕落和人类降生以后就与生俱来上肯定这一困境的存在;从作为逻辑前提的事实存在上理解。因此,柏拉图提出了人的限制及其永恒性问题、人的超越和实现一种新的公民社会的问题。柏拉图对人能否超越洞穴困境始终犹豫不决,怀疑人能普遍性地超越囚徒困境。可以看出,柏拉图把洞穴困境的克服理解为人类彻底解放的最终条件,当然它不是唯一障碍和首要障碍。就“捆绑状态”来说,由于捆绑,囚徒完全被放置在绝对的不自由状态中,它是人类解放的首要障碍。因此,捆绑与洞穴是人类不自由状态的两个制约因素:捆绑造成了绝对的不自由,洞穴隔离了绝对自由,要实现绝对自由,首先必须对囚徒松绑,但松绑只是实现绝对自由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最终条件,只有走出洞穴,囚徒才能最终彻底解放。松绑了的囚徒可以在洞内建构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但他们只有在洞外才能建构一个绝对自由的境界。
“囚徒困境”旨在阐释人的彻底解放问题,柏拉图所提出的理念和创造性构想具有不朽的价值。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始终在理想、信仰与现实、理性之间摆渡。中世纪的政治哲学继承了柏拉图关于世界的二元划分理论,提出了“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区别和信仰救赎的解放道路。近代政治哲学把上述问题转化为“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二阶段的过程性问题,提出了通过理性启蒙的解放道路。现代哲学一般都在消解信仰,无限地夸大人的主体性,不承认人的“囚徒困境”,特别是反本质主义的哲学,坚持现实的合理性、合法性与自由性,反对理想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的二分法,强调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和能够实现幸福,把期望和理想贬损为仅具有画饼充饥功能的事物。不过,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人类的境况也并不那么充满自由和幸福,反而使人的精神处在极度的紊乱与紧张中,缺失了宁静与悠远。这启示我们:既不要忽视和轻易地消解理想,也不要妄言人的解放。
二、不自由状态的基本特征
在柏拉图那里,囚徒状态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柏拉图说:“让我们把受过教育和缺乏教育的人的本质比做下述情形”
②③④⑤《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511、511、511、510页。),紧接着,柏拉图就把人们带到了想象的洞穴场景中,描述了一群面壁而坐、被锁链牢牢地禁锢、不能有任何视域转变、把墙壁上的投影误为真实的囚徒。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这一描述中的五个核心要素:第一,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因为这关系到囚徒们之间的沟通、心理认同和正义城邦建构等问题;第二,囚徒背对光源,这是发生错误认识的前提条件;第三,被锁链禁锢着,这意味着囚徒不是自由之身;第四,不发生视域、音源的转变,这说明囚徒的感性观念都直接来自墙壁上的投影和回声;第五,囚徒把投影误认为真实,这是柏拉图的基本结论。
柏拉图通过这五个要素揭示了囚徒的不自由状态的基本特征:
首先,这种不自由状态是一种外在的强制锁定状态,是人与生俱来的。柏拉图说:“如果他们的脖子一辈子都动不了,那么他们怎能够看到别的东西呢?”②柏拉图在这里设定了一个类如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假设——人们一开始就被锁定的无知状态。
其次,这一强制锁定状态使囚徒几乎没有任何身体自由。柏拉图借助于囚徒的脖子——人体视域转向的枢纽的“一辈子都不能动了”③,来说明不自由的程度。从柏拉图的整个解放理论来看,柏拉图并不否认可以通过一定的引导机制,使人实现相对自由的可能性,因为柏拉图并不否认在既定的现实政治体制上建立正义城邦的可能性。但柏拉图否认,除非“某一天突然有什么事发生”④,完全的绝对的自由就变为现实。
再次,柏拉图认定这一状态是人在认识上的谬误状态。柏拉图在构建这一比喻时,已经预设了“囚徒”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囚徒们没有任何理性知识,顶多只有源于墙壁上的幻影的刺激而形成的谬误的感性观念。柏拉图明确地告诉我们,囚徒们看到的是幻影,而不是真实的事物;尽管囚徒们把幻影误以为真,其实他们完全错了。柏拉图在这里暗示,谬误状态、不自由状态、灵魂不能发生转向与不能直接面对感性事物有着本质的关联。
最后,柏拉图并不认定囚徒状态是独立的个人问题。柏拉图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些人从小就住在洞里,但他们的脖子和腿脚都捆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扭过头来,只能向前看着洞穴的后壁”⑤,柏拉图说是“一些人”而没有说是一个人,也没有说是“两个人”,这与现代版的“囚徒困境”有着本质的区别。
柏拉图关于囚徒状态的描述是放置在知识内容中来规定的,柏拉图预先设置了知识的正误标准,由此才决断囚徒的感性观念的谬误性,由此建构了囚徒与无知的关联、自由与知识的关联。这两种关联的建立更充分地揭示了人类解放的实际过程和后果问题,揭示了“知识人”和无知者在解放问题上的不同。对囚徒状态的遮蔽性,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有不同的理解。绝大对数学者从“至善”的角度,提出了囚徒状态恰恰有“弊”,灵魂的转向是人认知真理过程中从“遮蔽”走向“无蔽”的转折机制。中世纪的原罪学说强调知识对道德的遮蔽性,不过经院学者对此有所缓解,承认理性的一定意义。托马斯就承认“哲学是神学的奴仆”。近代启蒙学者肯定“自然人”的遮蔽性,他们都强调“理性”的解放功能。海德格尔从囚徒认知真理而获得解放的连续性维度来理解柏拉图的“囚徒状态”,认为囚徒状态的基本特征是“无蔽”(注:参见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第一部分第四节,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此外,柏拉图对群体错误意识在人的解放中的负作用的思考是深刻的,提出了解放的心理博弈游戏。这种游戏分为三种情况:一个人的情况,个人只要拥有知识,就能够走向自由。如果是两个人,一个人解放了,另一个人没解放,已解放的个人来拯救被束缚的囚徒,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由于柏拉图没有设计这种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柏拉图所设计的一群人的场景中我们可以感到,在两个人的情形下起码不会发生囚徒们因思想交流而使错误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的问题。第三,是一群人的情况,拥有虚假观念的“囚徒们能彼此交谈,你难道不认为他们会断定自己所看到的阴影就是真实的物体吗?必然如此。”③④⑤⑥
《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1、511、511、512页。)柏拉图看到了群体心理互动效应,这种互动强化了谬误观念,使其具有了“合法性”和“正确性”,进而为囚徒们认可囚徒状态提供了有力的心理支撑,从而有了拒绝解放的“强力意志”。事实上,在人的解放中,错误的思想意识、群体间的心理互动,特别是群体间的虚假性的价值意识的互动给人的真正解放设置了重重障碍。对政治文化的思考是当代政治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我们今天在谈论解放时,首先应对我们所诉诸的价值特别是为众人所称道的价值进行反思。
三、个人解放的特点与问题
柏拉图关于人的理想状态是否定“囚徒状态”的,是否拥有知识或受过教育是自由人与囚徒相区别的准绳。不过,尽管柏拉图是一个先验论者,甚至就人的认识能力而言,是一个先天差别论者,但柏拉图的知识论并不完全认同人们能够事先发现人们之间的差别。在这方面,柏拉图坚持后天的经验、实践、诱导对人的解放的巨大功能。不仅如此,柏拉图还肯定了囚徒中的某个人的解放的偶然性。在囚徒中谁能解放、谁首先解放,柏拉图并不坚持先定性和决定论的观点。
柏拉图所阐释的囚徒的个人解放有如下特点:
首先,这种解放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间的不可预期,即说不定是哪一天;另一方面是个体的不可预期,即根本不能从个体自身确定禁锢哪个囚徒的锁链将被解除。柏拉图说:“那么请你考虑一下,如果某一天突然有什么事发生,使他们能够解除禁锢,矫正迷误,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③
其次,这种解放具有个别性。柏拉图说:“假定有一个人被松了绑,他挣扎着站起来,转动着脖子环顾四周,开始走动,而且抬头看到
了那堆火”④。总而言之,他实现了洞内的解放。柏拉图并不坚持囚徒的普遍解放,他强调的是个人的首先解放,然后是这个解放了的个人去拯救其他囚徒。
第三,这种解放伴随着痛苦和不适应性。柏拉图说:“假定有一个人被松了绑,他挣扎着站起来,转动着脖子环顾四周,开始走动,而且抬头看到了那堆火。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一定很痛苦并且由于眼花缭乱而无法看清他原来只能看见其阴影的实物。”
⑤柏拉图还说:“再要是有人硬拉着他走上那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外面的阳光,你难道不认为他会很恼火地觉得这样被迫行走很痛苦,等他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两眼直冒金星,根本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我们称作真实事物的东西?”⑥这种痛苦、眼花缭乱的眩晕伴随着个体解放的整个过程。当我们仔细解读时,可以发现,柏拉图所说的解放过程的诸痛苦都是肉体的痛苦、感性的痛苦,而非灵魂的痛苦。这似乎表明:灵魂解放必然要以感性痛苦的付出即牺牲感性愉悦为代价。
第四,这种解放需要引导。柏拉图说:“这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他……”②③《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512、512页。),柏拉图又说:“如果再有人把那些矮墙上经过的东西一样样指给他……”②,柏拉图还说:“再要是有人硬拉着他走上那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③,等等。柏拉图的这些言论把个体解放问题搞得更为繁难复杂,也给柏拉图政治哲学关于个体解放的偶然性造成了一种逻辑混乱,甚至对柏拉图的整个囚徒解放理论是毁灭性的。柏拉图所设计的个体解放需要引导者及其在洞内存在着这样的引导者是整个囚徒解放理论的“飞来”之笔。
第五,这种解放存在着系列环节和基本条件。个人解放的主要环节是:首先是松绑,其次是解除禁锢的囚徒自己起立、环顾、走动和直视火堆,然后就是在引导者的帮助下认识事物,接下来是在引导者的帮助下走出洞穴。从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来看,禁锢肉体的锁链的打开是囚徒解放的前提条件,灵魂转向是囚徒解放的根本条件,引导者的存在及其引导是囚徒解放的辅助条件。
从柏拉图所阐述的个人解放的特点来看,柏拉图在洞喻中通过精心的预先设计,事实上构造了解放的理性必然性与感性偶然性的矛盾。柏拉图贬损世俗状态为囚徒状态,囚徒状态是非理性状态,囚徒解放是用理性去克服非理性。但从柏拉图所说的囚徒解放的真正实现来看,他所讲的囚徒解放是个人的特殊解放,而非群体的普遍解放。就个人解放来看,具有偶然性,不遵循理性逻辑的规划,这与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群体中哪个人解放以及这种解放怎样发生没有任何预期和先兆,不遵守理性规范。造成这种矛盾并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的主要根源在于,柏拉图把普遍必然性与个别偶然性绝对地对立起来,没有很好地建构两者之间的统一。
尽管柏拉图的理性本质主义得到了充分的、逻辑条理基本顺畅的论证,但对柏拉图政治哲学来说,古希腊社会特别是雅典社会对公民个人价值的尊重、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化个人主义、个别与一般的内在矛盾,始终构成了一个极力摆脱但又挥之不去的对立面,一个试图超越、否定但又深受其制、设法挽救的对象。它们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站立在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对面,向柏拉图政治哲学提出了挑战。因此,在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中,我们倒是能够发现感性主义、个体主义和俗权主义对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神权主义的挑战与冲突,发现在消除这种冲击时,政治哲学家们不断地坚定信念、精心论证和提出明确的定论,但也能够发现他们在应对这种冲击时的逻辑混乱、尴尬应对和无可奈何的窘境。
柏拉图设计了洞穴中的人们的解放的个别性、特殊性,而不是共同性和普遍性。柏拉图的先验理性本质主义完全堵塞了普遍解放的可能性,但他所提出的个人解放的偶然性又似乎为群体解放提供了某种契机。在这里,柏拉图为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提出了囚徒解放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矛盾问题。柏拉图在考量个人的忽然解放时,所提出的内在实质条件是个人内部的精神因素——灵魂发生转向,而导致这一转向的前提条件是禁锢个人的外部枷锁的解除。这为人的精神解放与物质解放的关系埋下了伏笔,也提出了人的解放的内在性与外在性问题。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围绕着解放的不同内涵和不同方式进行争论,存在着不同的解放理论及其所主张的不同的解放道路:就解放的实质内涵来看,有强调物质解放与精神解放之别,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强调解放的实质是精神自由和信仰上帝,而近现代的学者大多强调解放的物质内涵和社会束缚的解除。就主体而言,有个人解放和群体解放之争,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强调解放的个体性,马克思主义则强调解放的阶级性和社会性。从方式上看,有渐进的、理性的解放方式与飞跃的、非理性的解放方式的不同设计,保守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大多强调社会改良的方式,如伯克主张审慎的改革,密尔强调合作道路,波普主张社会“渐进工程”,阶级冲突论者大多主张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解放,如马克思强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的解放。
四、个人的完全解放境界
个人在洞外的状况,柏拉图既没有细心地描绘他的自由生活,也没有详细地阐释其精神状态,而是围绕解放了的个人的认知和拯救同伴的意愿问题展开讨论。在柏拉图那里,解放了的个人就是真正的哲人而非智者。
首先,哲人获得了对事物的真正认识。当囚徒走到洞外,经过了一个短暂的适应以后,他能看见高处的事物。柏拉图认为,解放了的个人在广阔天地里按照阴影、倒影、事物本身、天象和天空、太阳的次序去认识事物。经过上述认识以后,“他会做出推论,认为正是太阳造成了四季交替和年岁周期,并主宰着可见世界的所有事物,太阳也是他们过去曾经看到过的一切事物的原因。”(注:《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柏拉图按照光照原理阐释人对事物认识的条件、程序和结果,在自由境界中的哲人对事物的认识也同样遵循这一原理,只不过是光源不同而已。
其次,哲人崇尚纯粹的求知生活。柏拉图把追求真理的生活规定为人的幸福和自由的至高境界。事实上,古希腊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家都有排斥公共政治生活的情绪。“赫拉克利特献身于学术,完全为了哲学而生活在孤寂之中。”(注:黑格尔著,贺麟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5页。)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理性的沉思生活则好像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而且自足性、悠闲自适,持久不倦和其他被赋予最幸福的人的一切所最幸福的人的一切属性,都显然是与这种活动相联系着的。”④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7、318页。)
最后,哲人由衷而生了拯救同伴的意愿。柏拉图根据善的原则,特别是从普遍的善和大众的善高于特殊的善和个人的善出发,赋予了哲人以同情心和实现普遍善的意志与能力,使哲人完成了角色转变,成为了甘愿牺牲个人幸福而去实现普遍正义的拯救者。
在柏拉图的解放理论中,哲人实现了自我解放,但最终又成为拯救者。这是个人解放的最高归宿,但又是其他囚徒解放和建构正义城邦的前提条件。这是“洞喻”的核心意旨。因此,这种解放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和至善性归宿。柏拉图深化了哲人的概念。哲人是真与善的统一,其实际生活实现了纯粹的求知生活与贯彻善的实践生活的统一。如果仅以知识为愉悦,哲人顶多是个智者。基于至善的考虑,哲人会把普遍理念加以实践。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对“哲人”问题有不同的发挥。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塑造“哲人”,强调“知识分子”在解放中的启蒙和引导作用:尽管亚里士多德强调哲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超越性和知识追求,但他仍然认为:“国家的目的似乎无论如何是更伟大更完全的东西,值得去取得和保存”④。伊壁鸠鲁强调哲人必须救世,并用一种新哲学为世间疾苦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中世纪的“修士”不是道家的超凡脱俗的“仙人”,而是追求个人信仰的强化和知识的修炼,同时也具有义无反顾地传达上帝的福音和拯救同伴的精神与行为。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家塑造了“贤明君主”、立法者、启蒙者等,认为这些人治世不会从偏私的个人幸福、感性愉悦和关于事物的意见出发,而只会从理性出发。而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消解“英雄”,反对解放的“引领人”,强调群众的自我解放。英雄情结在现代性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中黯然消融,柏拉图非常担心的是高贵的灵魂被世俗的心灵和感性愉悦的习惯倾向所同化现象却常有发生;尽管强调英雄的呼声偶尔有所显露,如尼采,但总体上,个人英雄主义往往为集体主义所湮没。不过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现代市民生活中,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被合法化,社会生活被理解为自私性价值的博弈过程。如果没有哲人——以至善为目标的个人及其拯救行为,仅靠自私者之间的博弈、协商、契约和强制能建成一个“正义城邦”吗?
综上所述,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把解除枷锁、灵魂转向、获得真知、引者指路、走出洞穴、拯救世人有机地联系起来,强调解放的内在性——灵魂转向、获得真知、见义勇为与外在性——解除枷锁、引领启蒙、走出洞穴的矛盾统一,在理想化的层面上确定了人的解放的基本内涵,在现实层面上确定了这种解放的个别性。显然,柏拉图的囚徒解放理论对西方政治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柏拉图所构想的囚徒困境似乎成了西方政治哲学在解放问题上难以逾越的前提,自然束缚和社会束缚的问题成了西方政治哲学不同流派的出发点并以此来建立解放理论。从自然束缚出发,孟德斯鸠、密尔、现代环保主义者们看到了自然束缚对人的解放的最终限制意义;从社会束缚出发,公平正义论者把解放的重点放在社会价值的分配制度的构建和改革上;从自然束缚和社会束缚的矛盾出发,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现在则要强调,人的解放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的双重并举。其次,柏拉图所提出的解放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矛盾问题成了西方政治哲学关于解放的实质内涵的争论点。从解放的内在性出发,晚期希腊的众多哲学流派和大多数信仰主义者强调解放的自我克制、信仰归真和精神纯化;从解放的外在性出发,近现代的大多数理性主义者坚持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不断地扩大物质福利和社会自由;现代政治哲学的许多流派如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强调解放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但在由内到外还是由外到内上常常发生分歧。最后,柏拉图所提出的解放的机制——知识与道德的功能问题,成为后来西方政治哲学建构解放道路的出发点。政治科学主义者强调科学知识在人的解放中的决定地位,如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政治道德主义则强调道德规范和人性的善化是人的解放的关键;马克思主义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不管怎样,人的解放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包含着物质与精神、行为与思想的双重内涵,两者都必须充分地关照。非包容性的解放理念和单一的解放道路对人的解放的推动往往会适得其反,没有知识、没有内在心灵的善化、没有至善的生活方式,人就不能实现彻底的解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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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长伟:《重读洞穴之喻之中的公民教育》,《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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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责任编辑:张 蓬
哲学专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技术 社会 文明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4.104
无论是解释人类历史迈入现代社会的过程还是解释某个国家跃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都离不开科学技术这一关键的解释变量。科技创新驱动社会发展，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不竭动力，推动人类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游牧文明走向网络社会。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在其演进过程中，对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机遇，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中，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
技术现代形象的历史缘起
技术的内涵具有流动性，技术的概念具有多义性，技术的性质和意义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在词源学上，技术最初指的是关于有用艺术的知识，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工业革命，技术都是指以指南形式出现的关于有用艺术的知识。作为将把“技术”一词引进了英语当中的著作，哈佛大学教授杰克伯·比格劳（Jacob.Bigelow）1829年出版的《技术的要素》[2]一书经常被提到。在该书中的“技术”主要是指有用的艺术或者知识的积累，我们能够安全地穿过大洋，是因为“艺术（arts）”（当时“技术”的含义）比星座更能给于我们成功的指引。在杰克伯·比格劳《技术的要素》一书中，“有用的艺术”主要包括书写、印刷、雕刻、材料、机械和过程等。
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特定发展规律的社会现象，公众视野中的技术形象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随着技术在人类文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只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之后，作为一套器械、复杂的工业装置或者抽象的力量的现代技术图象才开始出现。186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所做的一场报告中，杰克伯·比格劳（Jacob Bigelow）告诉其听众“技术在本世纪和眼下……比任何其他文明的角色迈出的步伐都大”。[3]经过考证，技术史学者鲁斯·欧迪克（Ruth Oldenzic）指出，在1865年（MIT真正成立的时间）之后，现代技术才开始呈现出其现代形象，他认为，现代技术概念的确立过程伴随着一些著名技术研究所和工学院的创建[4]，比如，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861年由教育学家威廉·巴顿·罗杰斯创立，由于南北战争，直到1865年MIT才迎来了第一批学生，其办学方向是把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教育与研究结合起来;史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于1870年成立，其公认最好的学科为工程、理科和专业管理;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成立于1885年，是美国少数著名的理工学院之一，以计算机科学、电子学、电子技术、通讯技术、机械工业等专业为主;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前身为卡内基专门技术学校（Carnegie Technical Schools），创校于1900年，创办者安德鲁·卡内基先生，主要是为了给匹兹堡地区劳工阶层的子女提供职业学习教育的理念，1912年更名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67年与梅隆工业研究院（Mello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search）合并，定名为卡内基梅隆大学，该校拥有全美第一所计算机学院和戏剧学院。随着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發展，技术才逐步呈现出了与“有用的艺术知识”不同的“现代图景”，并逐步为公众所认可和接受。不难看出，技术的内涵处于流动中，现代的技术含义不等于其历史上的含义，可以推定将来的技术含义与现代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对技术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一定要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去，不能将其简单的“抽象化”，对现代技术的解释不能脱离其现代性背景。[5]
“技术社会”与文明演进中的技术
全面认识技术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需要整合技术发展的历史镜像和当代特征，反思新技术革命的特征及其带给人类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历史地看，尽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都面临着一系列如何在自然界中生存下来的挑战，需要利用技术工具来战胜各种破坏性力量，但在历史上的诸多社会形态中，“以技术思维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并不多见，并且这也只是在近代发生的事”。[6]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性理念之一，“在发展变为现代社会的共同目标之前，大部分社会并不重视技术，而是更看重其他价值，比如，怎么样与自然协调，如何保证社会仪式不出差错，或者如何保护现有的权利机构等。只有在现代社会里，技术才担负起了无所不在的支配性作用”。[7]现代技术已经染指人类历史的根基，是当代社会最值得关注的实践活动之一。
提到“技术社会”我们绕不过美国技术研究（Technology Studies）的学者埃鲁尔，他秉持人文主义的技术批判精神，但并不是技术灾变论者，也不能被看作“具有误导性的异教徒”。在1962年出版的《技术社会》中，埃鲁尔详细论述了文明中的技术演化、“技术社会”的兴起、主要特征及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
埃鲁尔的“技术”概念明显具有宽泛和包容性，除了物质技术，还包含社会技术、抽象技术等。与传统技术不同，在科学帮助下，现代技术成了一种控制方法，不仅被运用于生产领域，而且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商业等以效率为准则的领域。埃鲁尔用效率对技术进行了定义，认为技术是指所有人类活动领域合理得到并具有绝对效率的方法的总体[8]。技术在现代社会具有统摄性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着科学、经济及文化的走向，技术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新环境，这就是所谓的“技术社会”。埃鲁尔指出，传统意义上认为技术由人所开发必然可以为人所控制的说法并不适用于现代的状况。总体而言，人类既不能给技术发展进行明确的定位，也很难为了人类自身目的而控制技术，技术人员、科学家、产业实践者、公众、社会组织都不能做到对技术的控制，为此，只能寄希望于人类全体形成合力以达成对技术的控制。[9]
现代社会的技术决定论者所秉持的“一旦技术开始进化，社会其他因素也会相应变化”的观点并不适用于整个历史进程。“了解的历史越久，对未来看得越远”，埃鲁尔对各类传统社会中技术的地位进行了考察。他指出，原始社会是“非技术的”，技术可能起源于巫术，但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宗教的。中古时期的技术更多被视为工具，人类并未将自身命运与技术进步相结合。传统社会也都趋向技术使用的改进，关注工匠技巧，而很少关心技术本身。埃鲁尔将传统社会分为外拓型与内敛型两种类型。前者倾向于土地开采、战争、征服等各种扩张形式;后者进行足以维持生计的劳作，关注自身而非物质的扩张，表现出神秘主义特征。18世纪之前的技术具有地方性特征，技术扩散异常缓慢，多偶发性;技术是文明内在的组成部分，技术作为所属社会的因变量而发展，并与社会共命运。19世纪以后产生了迥异于以往的技术现象。技术不再受到限制，而是扩展到所有领域，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并且渗透进每项活动，人类活动也不例外，作为文明内在组成的技术，逐渐远离了审美考量，转而追逐“效率”，具有了“自我增殖”的特性。技术相关的事物呈现出自动增长，在统计意义上，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数量每二十年翻一番。这明显地是一种自我生成的过程：技术创造自身。当一种新的技术形式出现时，就可能为其他形式的技术创造条件。自我增长性可以表述为两条法则：一是在工业文明中，技术进步是不可逆的;二是技术进步不是算术级的，而是几何级的。[10]
“技术研究”：潜力比成就更重要的新领域
技术社会的兴起，需要思想界提供恰当的理论解释，需要对工业繁荣作出贡献的元素进行创造性理解。现代社会的兴起之时已经培育了呼唤维护技术社会秩序的学说之需求。大数据时代的人类并没有摆脱碎片化的局限性、也尚未形成关于技术的整体性研究。技术研究的潜力比其成就更加重要，由于环境、健康、安全、网络空间等问题的现实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大量的社会学能量引入了相关领域，当代技术变化所造成的世界性影响预示着技术社会学领域的伟大未来。
我们需要对做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技术作出解释，而对技术现象作出任何有价值的分析都必须涉及历史、理论和数据等要素。技术研究可以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促进人们对技术现象的深入理解和认识。技术研究应当为创造一个“在技术社会中有创造性的、有意义的生活”做好学术上的准备，获取对社会生活以及社会问题的理性平衡视角。如果人们知道社会秩序是怎样成为目前的样子的，他们将会为指导未来的社会变革做更充分准备。
“技术研究”（Technology Studies）是一个包括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策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经济研究等在内的多学科研究领域，该领域对技术人造物、技术系统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一般意义而言，技术研究被看作科技与社会（STS）这一交叉学科的子领域，通常认为，STS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该领域聚焦于对科技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目前STS正在发展成一个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学科系谱。在全世界不少大学都有该领域的研究项目甚至系所，还有特定的会议和学术杂志。比如，1964年，哈佛大学设立“技术与社会学位计划”[11]，1977年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科学技术和社会学位计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著名大学出现了一批系级建制STS机构，如美国1990年RPI、1991年康奈尔大学先后成立STS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指南中多年来一直都设有“STS计划”，基本上每年都有研究项目资助。
目前的技术研究还是一个新兴学科和领域，其理论基础、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具有多元性，很难对其理論路径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评析，在国际学界通常会关注处于很多STS系和STS计划核心的两个子领域上：技术的社会学研究与技术的历史学研究。[12]西方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潮流中，技术研究出现了新的特征，不少学者已经关注到了技术研究的特征和新趋势，比如，在《现代性与技术》中，技术哲学学者菲利普·布瑞（Philip Brey）以“技术研究：技术的新图景”为标题对技术研究作了具体分析[13];技术哲学家瑞·大卫·福舍（Rayvon David Fouche）在2008年还编辑出版了4卷本的《技术研究》著作[14]，在一定意义上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当代西方技术研究的成果等。总体而言，当代技术研究呈现出一些特征：
第一，当代西方的技术研究汇聚在“经验研究”的旗帜下，具有质疑和颠覆传统的“技术决定论”“技术系统论”的理论目标，反对整体性技术逻辑可以强加和统摄社会逻辑的理论假定。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变化遵循的是一个固定的、线性的路径，其发展路径可以根据内在的技术“逻辑”来解释。技术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就是技术是社会塑造的，技术变化受制于社会情境，技术功能是社会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技术理性的内在标准。当然，有些学者可能看到了技术内在要素对技术变化的强影响，倡导技术的社会研究的另一些人则指出，即使技术内在因素对技术变化有限制性影响，这些因素也是社会塑造的——比如，在企业、工程师和用户群体对增长的期望等。[15]
第二，当代西方的技术研究都以案例研究为基础，以“深描”作为其重要方法论标识。当代技术研究在其方法上吸收了同时期，相关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性研究方法。自孔德开始，强调实证和“客观规律”是社会学的基本假定;无论是韦伯还是涂尔干，他们都力图寻求隐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功能论受到了诸多挑战，社会学中的“理解”范式逐步转向“解释”范式。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历程中，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并实践的“深描”方法是文化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拓展，在《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兹指出，“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16]格尔兹提出了阐述人类学和“深描”的概念，认为，所谓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当代西方技术研究的代表人物，学者平奇和学者比克进一步将“深描”方法应用于了技术物研究。对此，学者米萨指出，为了与技术决定论的论调作斗争，技术的经验研究选择的方法就是在细节上重建作为技术被发明、被选择和被应用的条件的社会和政治选择;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家所倡导的“技术的逻辑”在这些细节的微观层次的描述中销声匿迹了。[17]
第三，尽管存在不同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路径，当代西方技术研究的基本理论主张具有统一性。尽管当代西方技术研究具有历史研究与社会研究两个维度、而且还具有三种纲领、四条路径的划分，尽管做了不同案例研究，但其基本理论假定具有同质性，其基本假定就是：现代时期的技术与早期的技术一样都是社会构造的，它们体现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经济的、社会的、职业的、管理的和军事的目标;设计者、工程师、管理者、金融家和技术的使用者都会影响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代技术研究的理论家都意识到了技术可以被以多种形式进行解释和适用。技术史研究向我们显示技术比如电话、互联网和汽车如何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角色，而其功能和角色又是如何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18]
技术创新发展的多重路径与可选择的现代性
在当代技术研究中，“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两类思潮：前者强调技术对社会制度、文化规范等的决定性作用，后者则注重对技术发展的社会学解释，强调社会背景对技术的建构性。应当说，“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提供了解析技术与社会关系两种清晰框架，是思考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有效理论工具。但在我们经常所接触到的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实践中，技术和社会是融合在一起的，“技术”和“社会”都不能被归于某种静态的范畴，过分强调技术的“强制性结构”对我们的研究并无太大帮助。因此，在处理技术和社会的关系上，我们既反对强调技术内在逻辑的单向的技术决定论，也拒绝过分强调社会因素而忽视技术自身逻辑的强社会建构论。作者认同技术与社会及文化存在某种深层相互作用的观点，“这种相互作用包括互相影响、现实的不确定性、历史的模糊性，导致的抵抗、调整、接受甚至热烈欢迎。为了努力捕获这种流动性的关系，我们使用‘相互建构’这一概念”。[19]
在全球化语境下，出于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冲动之抵制，尽管不少国家已经不再将“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不再将“工业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致力追求的目标，“现代性”依旧是理解现代社会绕不过的范畴。当代社会处处渗透着“现代性”，技术决定论与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positivist-technocratic）默默地潜伏在现代化的背景中，“现代化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建立在技术自身具有发展的自主逻辑这一决定论假设的基础上。根据这种观点，技术是一种不变的要素，一旦被引入到社会中，就会使接受它的社会体系屈从于它的律令”;[20]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强调对于特定类型的技术革新增加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的福祉，并使用一系列的量化的社会指标（social indicator）来测度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21]
在技术决定论和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视野中呈献给我们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生活基础的“去背景化”的技术。发达国家在技术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被定位为文明世界中的“先进国家”，是欠发达国家的“典范”。风起云涌的现代化浪潮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作为现代技术及其相应的制度性结构和文化表征的现代性是普遍的，尽管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多种多样的社会形态，包括部落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但现代性具有唯一性，并且不管或好或坏，它成为了我们社会的范例。
西方发达国家业已经完成的现代化建基于“工业化”之上，“工业化”以现代技术的兴起、传播和应用为标志，但并非社会制度必须适应技术的发展，技术发展遵循的也不是一个僵化的单一模式。“现存工业社会的技术必须被认为是工业主义的一个特殊情况，它与占主导的资本主义文化有关，而不是普遍的范式。”[22]有的时候现代技术发展强化了现代性制度并促进了现代性文化的扩展;有的时候，现代技术适应了新的文化价值而出现，“技术发展是一个社会斗争的舞台，各种相互竞争的群体在这个舞台上都试图推进它们的利益和相对应的文明规划。许多在技术上可行的结果都是可能的，而并不是只有斗争中的胜利者所施加的那一种结果才是可能的”。[23]
技术并非命定和不可变的，而是具有历史和社会情境的依赖性。比如，互联网经历了一个从军事工具到商业中介再到公民生活方式的转换;自行车和汽车都经历了一个从速度机器到交通工具的转换;在此过程中，技术的“新的意义”被意识到了，其结果往往与设计者的原初目的不同。在当代的生产实践中，生产者往往认同“使用者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用户”参与到了产品设计中。
同样，以现代技术和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性也并非一元的。比如，19世纪的日本所经历的现代化是并非一个完全“西方化”的过程，在此期间，日本一方面，注重引进和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比如，电报、铁路、军事设备等，采纳西方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主张“日本精神”和“民族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同样伴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民族文化、民族自醒和地方性实践的独特性并不能在“现代化”的标志下被抹平，相反“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观念更被大众所接受。
社会制度与技术发展的适应关系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技术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的同样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关联性，二者之间是具有“相互建構”性。现代性是理解技术的基本背景和必要框架，塑造了技术并推动着技术发展;技术是现代性的决定性特征，构造现代生活和权力的“超级结构”。
对技术进行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保证人类实践的完整性意义。避免人类的解放事业受到技术理性霸权的伤害。传统与现代经常并不是力量均衡的两种力量。在技术活动兴盛，传统活动式微的现代社会中，捍卫人类实践活动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很明显，全面禁止或限制技术发展并非一种理性的现实抉择，但是在延续技术发展的行程中，明晰传统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对生活于技术中个体提出建议确是必要的。实际生活中，个体选择在一定程度内享受技术便利无可厚非。人类将生活的一部分交由技术处理，从而有更多时间来进行有意义的活动，从个体来说是一种合理的权衡取舍，从社会来讲也是一种进步的表征。但个体应当避免将效率至上带入生活各个方面，技术使用者应该把效率追求约束在技术发挥作用的特定时间内。技术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技术活动与传统活动争夺个体注意力的历史，这种争夺战会长期存在并且不断激化。从目前情形来看，在技术的巨大诱惑面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个人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约束力才能将技术活动所占比重限制在合适范围之内。人类需要去检视现代性的技术理性，努力去培育一种发现有意义的、具有理性上可辩护性生活能力的意义。人类既不能仅仅想着继续发展技术以隔离风险，也不应当冷漠地屈从于风险，更不应当听天由命式的麻醉自己，而应当沿着直面风险、感知风险和解决风险的道路前行，关心我们周围的世界，赋予我们的生活意义。[24]
（本文系國家社科重大研究专项“‘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研究”、北京社科基金“风险治理中专家信任构建路径及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8VDL05、15ZXB015）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0页。
[2]Jacob Bigelow， Elements of Technology， Boston： Hilliard， Gray， Little and Wilkins， 1831; 2nd ed.， p. 4.
[3][13][17][19]Thomas J.Misa.Philip Brey and Andrew Feenberg Ed.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MIT Press， 2003， p. 8， pp. 46-54， pp. 9-10， p. 3.
[4]Ruth Oldenzicl， Making Technology Masculine： Men， Women and Modern Machines in America， 1870-1945，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26.
[5]张成岗：《技术与现代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29页。
[6][7]丹尼斯·古莱特：《靠不住的承诺—技术转移中的价值冲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3页。
[8][10]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M].Trans， John Wilkin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p. 159， pp. 85-90.
[9]张成岗：《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风险挑战及秩序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1]该计划出版了《技术与社会研究》的论文集。
[12]注意：当下的许多西方学者并没有把技术的哲学研究纳入新兴的technology studies的范畴，笔者沿用了这一学术传统，其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当代技术研究的经验指向。
[14]Rayvon David Fouche， Technology Studie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8.
[15][18]Philip Brey， Theorizing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in Thomas J. Misa.Philip Brey and Andrew Feenberg Ed.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MIT Press， 2003， pp. 50-51， p. 52.
[16][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深描：向文化解释学理论》，《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第40页。
[20][22][23]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7， p. 69， p. 69.
[21]Jay Weinstein， Sociology/technology： Foundations of Postacademic Social Scienc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2， p. 153.
[24]Lorenzo C. Simpson，Technology， time， and the conversations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63.
责 编/肖晗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