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加缪读后感范文第1篇
关键词：局外人;局中人;研究理念;方法论
作者简介：李炳全，博士。肇庆学院教育系副教授526061
自科学心理学诞生至今，心理学研究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实现了由“局外人”到“局外人”与“局中人”并存的变革。心理学研究理念的变革，既是心理学自身发展和新的心理学取向兴起的需要，也是自然科学、哲学、文化学等学科影响的结果。这种转化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对心理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为更好地开展心理学研究，有必要对其加以分析与探讨。
一、“局外人”与“局中人”的含义及其作用
(一)局外人
“局外人”，又可称为“旁观者”或“外人”，原意指与某事无关而置身事外在一旁观看的人，在科学研究中指站在研究对象之外，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的研究主体。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科学研究借用该概念目的是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公正性，使研究主体能更为清晰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或规律，获得真理性知识。该理念一直是自然科学所坚持的立场或思想，后被科学心理学所采纳并更为强烈的坚持。它要求研究主体置身客体之外，保持价值中立，不带任何自己的主观因素的进行研究和理论建构。心理学研究中的客位研究策略、实验法等是该理念的具体体现。
心理学之所以更要求坚持这一立场，是因其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不同，更容易发生研究双方的相互影响，把研究者的观念、假设、情感、价值等渗入到研究对象中，导致研究过程及其结果的不客观、不真实。而坚持“局外人”理念，可使研究者保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反映、描述、说明和解释研究对象，避免研究主体的偏见与盲点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鱼在水中不知水”现象以及“自我中心与自我认同”。一般而言，研究者把自己与研究对象置于同一参照系中，从自己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研究，难免甚至更易受到自己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在思维定势和生活习惯等因素的作用下，注意不到研究对象的某些方面，对一些东西难以觉察，致使认识不全面，形成研究偏差。而“局外人”则由于“事不关己”，会比较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从而避免这些问题。
(二)局中人
“局中人”又被称为“局内人”或“参与者”，原指参与下棋的人，泛指事情的参与者，在科学研究中指深入到研究对象中，与研究对象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的研究主体。人们常说，“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当事人最了解情况”等，科学研究借用该概念的目的是为了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对问题给予合理解释，并为我所用。“局中人”研究理念是20世纪中后期引入到科学研究中的理念，后被心理学家采用，用以消除心理学危机，解决主流的科学心理学存在的问题。它要求研究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以自己为参照系进行观察、研究和理论建构。主位研究策略、主体解释学方法、参与观察法等是这一理念的典型体现。心理学之所以坚持该理念，是因为在心理学研究中根本不可能完全排除主体的作用，只有通过研究双方的相互作用，才能对心理活动有更为深刻地认识或理解。该理念能增强心理学研究的契合性，避免强加式客位研究策略或假性客位研究策略，避免参照系差异所造成的研究偏差。
(三)两种理念的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这两种理念恰好相反，似乎不能相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们各有利弊，单从一个方面都很难对心理有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因此有必要把它们结合起来。这就好像对一个人的认识和理解一样，既要站在他之外去客观地、不带任何偏见地认识或了解他，同时又要从这个人的立场、角度出发去分析，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他，能够做到我们平时所说的“通情”即“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由此可见，二者呈互补关系，一方的劣势恰好正是另一方的优势。比如，“局外人”理念虽能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做到旁观者清，以超然、客观的态度，认识到局中人不易觉察的现象，但契合性差，并可能因参照系或背景差异产生认识偏差。而“局中人”理念虽不太容易客观公正地理解、解释和评价所研究的现象，但契合性较高，研究者更能与研究对象形成共鸣，深刻体认研究对象。因此，二者整合起来，可相互取长补短，提高研究的效度、信度和研究结果的价值。
二、心理学研究理念转变的历史
在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其研究理念经历了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局中人”研究理念的生成。
自科学心理学产生之日起，心理学家们逐渐形成了“自然科学情结”，力图按自然科学模式来构建心理学。由此，用自然科学的研究理念来指导心理学研究。科学心理学的建立者冯特，为了使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用自然科学的理念与模式来研究心理现象和构建心理学体系。为此，他坚持自然科学的“局外人”立场，他所建立的“实验心理学”就是按照自然科学模式来建构的，代表了心理学的科学主义方向，成为其后心理学发展的主流。
与冯特同时代的哲学家狄尔泰建立的“解释心理学”，从其生命哲学出发构建的心理学体系。这种心理学虽认为生命是人类生活世界的本质，是人的心理要素的内在经验，其精神本体贯穿于人类全部历史和每个人的内在心理和外在活动，由此强调解释学方法，但该方法明显受自然科学影响，坚持“局外人”理念。他指出，解释者要解读一个历史文本，就应放弃已有的观念或偏见，以便进入作品，了解作者原意，即把握文本的“客观精神”。这表明他并未跳出施莱尔马赫所倡导的客观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窠臼，力图保持解释学与自然科学在客观理想上的一致。
冯特的学生铁钦纳，为了把心理学构建成像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更加坚决地坚持“局外人”立场，以经验论尤其是实证论为指导。他坚决反对非量化、非实证性的方法，排除不能进行数量化研究尤其是实验研究的内容。这样，就使得他在“局外人”的立场上比冯特走得更远、更极端。但是，冯特与铁钦纳的研究理念与方法都具有内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他们都强调实验内省法，而内省是研究对象对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自我观察，本质上是“局中人”而不是“局外人”，因而他们所设想的完全从“局外人”的角度客观、公正、中立地观察是不可能的。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条途径是坚持“局中人”理念;另一条途径是寻找更为合适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由于前者背离了自
然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和价值中立原则，不利于心理学的科学性增强，因而被主流心理学所摈弃。而后者则成为当时心理学家们的奋斗目标。
20世纪初，世界心理学中心从德国转到美国后，主流心理学家们更是坚持“局外人”理念。那时，西方尤其是美国心理学界日益表现出对意识心理学的不满，心理学家日益认识到内省研究及其结果不符合客观性原则。机能主义的诞生，似乎使心理学家们看到了心理学向科学发展的曙光。机能主义以心理的机能即心理“做什么”为研究对象，注重心理的功能和效用。由于心理的功能和效用可以通过有机体的适应性行为及其结果或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因而研究者就可以以“局外人”身份对之加以相对客观的观察。在研究方法上，机能主义虽不反对内省法，但它发展出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测量法、统计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这些方法都更可能使研究者成为局外人，使“局外人”研究理念在心理学研究中得以贯彻成为可能。由机能主义发展起来的行为主义，把“局外人”理念推向极致。该流派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行为，究其原因，是因为行为具有可观察性、可证实性，研究者完全可以站在被研究者之外客观、公正、不带任何偏见地对它进行观察研究。
伴随着行为主义危机而兴起的认知心理学，继承和发展了行为主义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奉行实在论，认为心理是一种独立的实在;坚持二元论，要求研究者站在研究对象之外，以便能客观地观察事物，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客观性原则，要求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从心理活动所依存的客观条件及其表现和作用来解释心理的发生与发展规律;坚持还原论，把心理(认知)活动还原为物理符号操作系统或类似神经系统的活动，力图通过计算机模拟来研究人的认知或智能。所有这些，都表明认知心理学站在“局外人”立场上开展研究。但是，由于认知心理学以认知为研究对象，而认知是人的内部心理活动，很难对之直接观察或客观反映，这就导致，(1)研究者站在研究对象之外“事不关己”地客观公正地研究，但似乎又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在一定意义上作为心理活动的执行者或实施者，形成了既是“局外人”又是“局中人”两种身份;(2)完全作为“局外人”似乎并不可能，强行这样做的结果是，其研究必然面临一定的内在难以克服的困境或局限性，使自己陷入自身无法克服的困境与危机之中。正因为如此，为消除困境或危机，认知心理学向多个方向发展，除在自然科学模式下发展出联结主义、活动主义的认知心理学外，还逐渐衍生出认知建构论、文化心理学、解释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等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新取向。这些取向改变了原有的“局外人”理念，开始转向“局中人”理念。它们都坚持“心理即建构”的研究纲领，强调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对象)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与相互作用，由此要求心理学研究应深入到研究对象之中，以“局中人”而不是“局外人”的身份进行研究。
上述新取向虽与信息加工论一样都以符号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但更关心符号的意义。它们认为，意义是文本的内涵，构成了人把自己安置于其中的现实，这一现实左右了人的行为或活动。而意义是在人的活动中建构的，体现出主体与客体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既不是被理解的客体的组成部分……也不是理解者的构成部分……”，而是在二者的关系中生成。正因为如此，它们把本体论解释学作为方法论。本体论解释学认为，解释不能以理解作者原意为目标，文本的意义只能在解释者的自我理解中实现，而这一过程是视域融合过程，其间，文本经验到一种存在意义的增长，同时解释者的视域也在不断的扩大并修正。它将事情本身和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过程联系起来，无所谓逻辑和判断意义上的循环，有的只是“此在”与世界的相互缘起。在这个根本时间化了的本体域中，传统形而上学所偏执的主客二元对立不复存在，认识中的彼此之分被打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心理学研究理念正在经历着由“局外人”向“局中人”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心理学发展的结果与表现，同时又引发并加剧了心理学更全面、更深刻地变革。
三、心理学研究理念转变的原因
心理学研究理念之所以发生上述演变，根本原因是为了解决由于过分坚持“局外人”理念所引发的心理学发展问题或困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从其他领域汲取营养。引导心理学研究理念向“局中人”转变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哲学的发展与演变
自1950年代以来，作为行为主义和(狭义)认知心理学指导思想的实证主义受到愈来愈多的非难，其主导地位开始动摇，科学研究理念开始由“局外人”向“局中人”转变。波普尔首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进行责难，提出了可证伪性原则，并把之作为判定科学的标准。其后，汉森、图尔明、库恩、拉卡托斯、夏佩尔和费耶阿本德等人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要求把历史与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以科学史家和社会学家所收集的关于科学生活的观察资料为基础阐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汉森对客观性、可证实性和价值中立原则加以责难，提出“观察负载理论”思想。库恩提出“范式论”，其后期(20世纪90年代)理论更是认为，解释学方法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的共同的方法论基础，科学研究只不过是科学家参与其中的实践活动。由此来看，科学哲学一步步实现着科学研究理念由“局外人”向“局中人”的转变。后来发展起来的反经验论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局中人”思想，其代表人物劳斯把科学理解为我们都参与其中的实践，乃至理解为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自己正参与其中的“语言游戏”。他指出：由于科学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和“物质性”，它必定也带有“区域(local)性”。反经验论与经验论的根本差异和其基本观点是：强调实践是事实显现自身于语境中的途径;承认实际存在的东西随科学实践的改变而改变;认为理论并非是单纯的描述和说明现象，而是用以操作和控制现象的模型;否认有可用于评价我们自称为知识的主张的超然的理论。
由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科学研究中的主体因素日益受到重视，主体的参与性愈益被凸现出来，由此研究者的身份完全由“局外人”变为“局中人”。由于心理学深受科学哲学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心理学是以科学哲学为指导思想，因此，科学哲学的这种思想或理论的变化必然导致心理学研究理念的变化。特别是劳斯的科学实践观和新解释学思想，更易使心理学家从新的视角去审视原有的价值中立思想和主体的作用。
(二)自然科学研究理念转变的影响
20世纪初的自然科学革命，无可辩驳的展现出：科学理论都是主体作用的结果，主体不可能置身于理论建构之外;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和主体认识的深入，理论必然会不断的发展，甚至彻底更新。由此引发了科学研究思想或理念的巨大震动：(1)这场革命导致对科学研究中主体因素的肯定和重视，凸现了“人”在科学研究中的主导地
位和辩证作用：(2)人们认识到人类所认识的宇宙是其认识主体所允许存在的宇宙，所建构的理论是其认识水平所允许建立的理论。主体正是通过自己有意识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来理解、认识和改造自然。由此，科学家和思想家们终于意识到并不断地告诫世人，主体不可能置身于研究之外。
自然科学研究理念这种转变，可以说肇始于上述那场自然科学革命的旗帜性人物爱因斯坦。其狭义相对论的极其重要的思想价值在于，引入了“观察者”概念，使“无人的物理学”变为“有人的物理学”，即具有主体性质，使研究者具有了部分“局中人”特性。在其相对论中，“观察者”不是外部无关的东西，而是内在的根据，由此，主体在自然科学理论之外开始进入科学理论之内。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指出：“我们曾把科学家比作首先收集必要的情况，然后用纯粹的思维去寻找正确答案的侦探家。至少在一个论点上，这个比喻是很不恰当的，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侦探小说里面，必定先知道有人犯罪，然后侦探才去检查信件、指纹、子弹、枪支等，他至少是知道发生了一件暗杀案子。科学家就不是这样……科学家却多少要自己犯罪，还要自己来侦查它。”这段话已明确表露出科学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思想。真正实现由“观察者”到“局中人”根本性转变的人是玻尔和普里高津。波尔指出：“‘同时性’包含着一个主观因素，因为对一个静止的观察者是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对一个运动着的观察者就不一定同时发生了。”普里高津指出：“我们和自然的对话仅当它来自自然之内时才会成功。”这两段话表明两人都认为观察对实在本身也有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自然科学中研究者的地位经历了由“局外人”到“观察者”再到“局中人”的演变历程。由于科学心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自然科学为模板，因而，自然科学研究理念的变化必然会对心理学产生影响。
(三)后现代思潮的作用
1960年代伊始，西方兴起了一场后现代思潮，形成了建构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实用主义等诸多具有后现代特征理论思想。这些思想反对人为地将主体与客体、精神和物质、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等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强调它们的统一性。认为科学研究和理论都是文化负载的，都渗透着人的主观假设与价值选择，不可能排除主体的旨趣等的影响。“在物质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完全依赖于概念、分类和描述等的产物……而概念、分类和描述是在我们在不同的情境——诸如科学和日常的情景中活动的过程中碰巧‘发明’和‘创造’关于现实和事情的东西。由此，这些东西并不独立于如此的情景、分类和描述而存在，而只是依靠我们对它们的描述和我们创造的关于它们的概念。”换言之，人对物质世界的观念和描述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他对它的经验和认知，不存在独立的被认知和被描述的东西。这表明，后现代思潮坚持的是“局中人”理念。
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一些心理学工作者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观点、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等对主流经验心理学加以批判、否定、解构，力图建构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由此形成了多个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新心理学取向。它们秉承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坚持“局中人”研究理念，为心理学研究理念的转变推波助澜。
(四)复杂性研究的影响
复杂性研究有时被称为复杂性科学、复杂性哲学。它来自于自然科学研究，是由自然科学家在对传统自然科学研究模式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研究思想或理念。这种研究思想或理念逐渐上升为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在内的一种哲学指导思想，对心理学研究产生独特影响。
复杂性是相对于简单性而言的。它反对简单性的普遍性或普适性、还原论和操作与分离主义，转而强调意义多样性、不确定性、非周期性、非线性和可区分性。该思潮兴起于1980年代，主要研究复杂性和复杂系统，揭示复杂系统的有关特性。它坚持整体论，着力揭示部分和要素如何构成整体，怎样在变化的、不确定的条件下达成目标、发挥功能和促进发展，以及认识整体对认识部分、要素所具有的意义。它要求摒弃二元的精致思维，运用动态、开放与非线性思维，提出了涌现理论和隐喻方法、全息方法、背景化和返回事件等方法。
埃德加·莫兰第一个提出系统的复杂性思想，他反对还原论，坚持“多样性统一”;批判机械决定论，坚持有序性和无序性统一的思想;要求把认识对象加以背景化，用整体和部分共同决定系统来修正传统系统论的单纯整体性原则——“系统功能不等于部分功能之和”。“复杂性科学”这一概念最早由耗散结构论的创立者普里高津提出。他从复杂性立场出发，认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处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中，他们在特定的时间“遭遇”并相互作用。他指出：“经典的科学观……试图把物质世界描述成一个我们不属于其中的分析对象。按照这种观点，世界成了一个好像是被从世界之外看到的对象。而事实上，我们是置身于世界之中看世界的。复杂性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盖尔曼提出了“混沌的边缘”原理，认为复杂适应系统是一些多元或多主体的系统，“在有序与无序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运作得最好。”由此他强调“多主体建模”和“非中心化思维”的研究思路。
由复杂性研究的基本思想来看，它坚持的是“局中人”研究理念。它认为，科学研究具有情境性，是研究者(主体)或研究对象(客体)在特定情境中的“遭遇”。情境不同，遭遇的方式不同，研究的效果或结果也不相同。情境性和“遭遇”说明了科学研究的非连续性、多向性、非计划性、偶然性和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研究者不可能站在遭遇的情境之外进行研究。这一思想用来说明心理现象和行为十分适宜。因为心理和行为具有情境性，是“遭遇”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一些心理学家把复杂性研究引入心理学，依据其思想改造心理学研究理念与方法，开始采用“局中人”研究理念。
四、总结与思考
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其研究理念从哲学心理学时期的“局中人”到科学心理学创立之后的“局外人”，再到20世纪末期出现的二者并存的局面，表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历程。其中每一阶段都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使心理学研究更为科学。鉴于心理学当前状况分析和对将来其发展的展望，可以说，这两种研究理念将会长期并存，并有可能相互取长补短、趋向融合。由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要做到：(1)对不同的理念与方法持宽容态度。尽管现代心理学发展中新理念、新方法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它们的出现克服了原有理念与方法的局限性，但后来者并不能完全否定或取代先前者，而是与先前者一起共同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思想路径，并在发展中相互促进。其中每一理念都是对其他理念一种鞭策，促使其不断更新与发展，且这种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过程与局面不会停止。因此，“如果心理学打算开拓新的领域，以便获得更多和更完善的答案，那么就必须对不同的思想学派采取开放的态度。”(2)以已有理念为契机，不断探索新的
研究路径与方法，拓展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技术和手段。心理学研究都是建基于一定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论基础上，不同取向存在的问题与其理念和方法论不无关系，因此，我们不应偏执于某一或某些理念和方法论，而应不断地做理念与方法论探索。不过，这种演变并不完全是心理学的自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学家的自觉、积极主动探索，这些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这就告诉我们，应不断进行理念更新，并依据理念探索新的方法和路径。
参考文献：
[1]李炳全.解释学的发展与精神分析学说的演变[J].史学理论研究，2004(2).
[2]李炳全.当代认知心理学新趋向之比较[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3]Mackay，Nigel.Psychotherapy and the Idea of Meaning.Theory&Psychology，2003，13(3).
[4]李炳全.库恩的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中的心理学方法论探析[J].心理学探新,2003(3).
[5]Rouse，J.EngagingScience：Haw to Understand its Prac- tices Philosophically.Come]]Uni.Press，1996.
[6]Harland，R.Superstructuralism：The Philosophy of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London：Methuen，1987.
[7]肖玲，林德宏：从“旁观者”到“观察者”[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4).
[8]卢鹤绂.哥本哈根学派量子论考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9]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4.
[10]Praetorius，N.Inconsistencies in the Assumptions of Constmctivism and Naturalism.Theory&Psychology，2003，Vpl.13(4).
[11]尼科里斯，普里高津.探索复杂性[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
[12]盖尔曼.夸克与美洲豹[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3]Indick，w.risht the Power：The Limits of Empiricism and the Costs of Positivistic Rigor.The journal D，Psy-chology，2002，V01.136(1).
(责任编辑：蒋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