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一、博物馆建筑空间与陈列设计的具体要求
(一) 设计定位要求
博物馆与其他建筑相比有所不同, 其不仅贴合藏品文化的人文精神, 还要满足建筑功能的需求, 突显博物馆的艺术气息, 因此, 博物馆建筑空间与陈列设计应贴合展示藏品的文化底蕴。
(二) 功能划分要求
博物馆建筑的功能指向十分明确, 因此, 在开展博物馆建筑空间布局的过程中必须确保博物馆建筑的功能性, 以往的博物馆主要由四大基础功能组成, 藏品教育、藏品研究、藏品展示及藏品维护, 而在当今的博物馆当中又产生了许多新功能, 所以, 在设计陈列过程中应注意多种功能之间的灵活搭配, 突显博物馆的个性优势。
(三) 环境心理要求
在传统观念当中, 大多数博物馆的空间设计都是比较高大严肃的, 做出这样的设计是希望参观者能够对博物馆藏品产生敬畏的心理。但从根本上考虑, 博物馆空间不是越大越好的, 在设计方面应重视陈列布局的合理性及科学性, 重视博物馆建筑的多样化功能, 考虑参观者的内心感受, 降低教育性质, 为参观者提供平等的藏品交流环境, 让参观者能够将自身注意力置于美学的体验当中。
二、博物馆建筑空间与陈列设计项目施工管理
(一) 博物馆建筑空间与陈列设计现场施工管理
在进行博物馆陈列布置的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施工设计进行全方位的施工质量管理, 对施工管理进行相应的审查, 保障博物馆陈列布置施工的各个项目都能满足所需的技术质量要求。在施工的过程中应做好相应检查工作, 施工管理人员还应设置专项检查小组, 服从相关监察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所有与博物馆建筑相关的设备及材料, 在进入施工现场之前都应向监察部门提供设备及材料的质量保证书, 在使用前, 如果材料需要二次审核, 应向监察部门主动提交二次审核报告。设备及材料在进入施工现场后应分类存放, 并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在博物馆陈列布置开展施工时, 还应建立布置协调小组, 配合建筑单位对藏品进行落实定位, 防止藏品出现布置安全等问题, 确保布置有序开展。协调小组在布置过程中还应向有关部门及时介绍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在展台及地面的施工完成后, 需要在藏品上面覆盖层板, 这样不仅可以防尘, 还可以防止藏品坠落发生损坏。另外, 现场安保人员应随时巡视, 保护藏品。
(二) 陈列设计项目施工的制作措施
因为博物馆属于特殊建筑, 所以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建筑单位从组织方面、管理方面、技术方面及经济方面出发, 定制出藏品保护的措施及方案, 保障藏品安全。博物馆内的场景技术工艺较为复杂, 工艺效果无法精准掌握, 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出现差错就会导致失衡, 影响整个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 因此, 应针对博物馆布置项目及内部场景做好相应质量保障措施。
(三) 展柜及展具的质量保障措施
展柜及展具决定着博物馆陈列布置能否有序施工, 因此, 必须对展柜及展具的制作进度和产品质量严格把控。详细计算展柜及展具施工材料的用量, 按照现场布置的施工进程确定展柜及展具的数量及到场时间, 拟定前后制作顺序, 加工材料的订货时间, 保障展柜及展具施工材料可以按照原定计划进场。定制展柜及展具的相关样板确认体系, 保障展柜及展具样板能够贴合陈列设计要求, 满足博物馆陈列布置的安全需求, 在确认建筑单位及监管单位之后, 对展柜及展具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 在检查合格后批量加工展柜及展具。开展市场调研工作, 对施工材料做出评比, 合理控制施工成本, 择取信用值较高的材料供应商, 在保证展柜及展具质量的同时, 确保材料能够按照进入施工现场。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当中, 要求博物馆建筑空间与陈列设计应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博物馆建筑空间与陈列设计不仅要充分考虑参观者对藏品的审美要求, 还应对博物馆空间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安排, 在完成设计后, 博物馆建筑单位应从博物馆建筑空间与陈列设计现场施工管理、陈列设计项目施工的制作措施、展柜及展具的质量保障措施等方面严格把控博物馆建筑的施工效果, 做好布置项目施工管理, 只有实现布置设计的目标, 才能确保博物馆建筑空间与陈列设计管理的完整。
摘要：现代的博物馆建筑空间与陈列设计即要贴合向参观者呈现藏品的文化底蕴, 还要满足当前建筑功能的需求。在这种特殊要求当中, 博物馆建筑空间与陈列设计项目施工也有了特别的要求。本文主要阐述, 以满足博物馆建筑空间与陈列设计要求为前提, 对博物馆建筑空间与陈列设计项目施工管理工作展开探究。
关键词：博物馆,陈列设计,施工管理
参考文献
[1] 阙仁镇, 杨玉辉, 张剑平.基于数字博物馆的历史文化探究教学——以西湖文化数字博物馆为例[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3 (05) :34-42.
[2] 章明, 张姿.新博览建筑的文化策略——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为引[J].建筑学报, 2012 (12) :65-69+58-64.
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一、新时期博物馆展览的特征
新时期, 新媒体的运用让博物馆展览具有数字化、互动性和传播方式多样化的特征。
过去, 博物馆藏品展览主要是人为解说, 缺乏动态观赏性, 游客通常只能通过玻璃观看文物并听解说员的解说。无法真正的感受到文物的本质以及所代表的丰富的意义。而新媒体的运用将博物馆文物动态化、有声化。不仅让展览更加有趣, 而且也能更好的激起游客的好奇心, 加强对文物的了解。比如:运用三维虚拟模式将文物进行立体展示, 并增加了不同的色彩, 将其动态的展现出来, 便极好的丰富了展览的趣味性和生动性。
这种动态的展览, 同时运用现代科技, 让游客与文物的互动性大大增加。比如:运用红外线光感感应, 触屏互动技术, 实现了文物与游客的互动。因为新媒体技术的运用, 极大的提升了博物馆的客流量, 也扩展了游客与博物馆之间的互动交流, 博物馆管理人员可更好的修正展览中的问题, 不断的提升展览水平。
过去, 博物馆文物展览主要靠讲解员的解说, 但, 讲解员数量有限, 参观者即便去到博物馆, 也不一定时时都能听到讲解员的解说。很多展品还是只能走马观花看一眼, 并不得其意。而新媒体的运用, 在特定环境中, 参观者可通过观看图片、视频以及直播等方式, 就可以观赏文物。且并不一定需要亲临现场, 便可以清晰的看到不同的文物。同时, 还能通过网络互动平台发表自己的看法, 并与其他参观者进行交流。
二、当前博物馆展览与文物活化存在的问题
(一) 展览目的不明晰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引进, 博物馆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 注重将新媒体展示技术整合到藏品的展示中。其创新性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 高科技所展现的只是单纯的技术, 并没有将文物本身的内涵充分展示出来。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 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了解文物, 但是游客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对新媒体技术的好奇方面。这就与博物馆展览最初的目的相悖了, 失去了博物馆真正的社会价值。所以, 新媒体技术的运用, 应充分结合展览的目的, 与博物馆的实际情形相结合, 恰到好处的运用新媒体技术, 实现目的明晰的文物展览。
(二) 展示内容不够丰富
新媒体引入博物馆展示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与创新, 这是吸引参观者最直接的原因, 而由于技术与学术融合度的不足, 新媒体尚未充分发挥其作用。很多博物馆并不能将古典文物的内涵与意义展示出来,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游客的理解方式, 让展示内容呈现出片面性, 导致学术性不足。对于希望通过参观了解文物内涵知识的游客, 是缺乏学术性知识的。
(三) 新媒体设备未成系统, 稳定性不足
当前, 博物馆的展览, 均普遍运用新媒体技术, 基本上是新媒体技术支撑起了整个博物馆的展览运行。这些软件和硬件设施同时运作, 在稳定性上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要保持博物馆如此多的软件和硬件同时运行, 且不出错, 不影响游客观赏, 需要保障设备稳定性强, 最好能建成一套统一的集成化系统。
三、博物馆如何搞活藏品陈列展览
(一) 重视展览陈列策划
实践经验证明, 能够引发大范围内社会反响的展览陈列, 都是经过前期精心策划的。只有精心筹备和策划, 才可以吸引更多的参观者前来参观, 并引起文化轰动。比如:近期播出的《国家宝藏》, 采用电视媒体、新媒体以及线下展览的方式, 将一些国宝级的文物, 通过演绎, 追溯历史, 阐述文物发现和流传的轨迹, 将一件件静态的物件, 展示得生动而又引人入胜, 具有极高的艺术人文价值和观赏价值。
优秀的展览陈列策划也是提升博物馆文物展览水平的关键点, 它不仅需要高水准的策划人, 还需要大胆的创新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策划者不仅需要拥有广博而深厚的知识背景, 还需要了解博物馆的馆藏状况、相关的同行文化资源并熟知展览陈列的相关专业知识和运行规律。有了好的策划创意, 还需要拥有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强大的执行团队。因此, 博物馆需要激发内在的人才力量, 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和挖掘。并建立起相应的策展机制, 保持博物馆展览工作的稳定进行。
(二) 注重游览者的参观体验
要搞活博物馆的藏品陈列展览, 还需要以人为本, 注重观众的参观体验。观众是博物馆陈列展览的重要主体。好的展览不仅可以让观众领略文物本身所承载的历史, 感受到科学、艺术的价值, 还能够有效启发观众, 令其获得远远大于展览本身得收获。
博物馆的藏品均具有丰富得历史人文价值, 展览陈列通过有效的主题组合, 将藏品高质量的展示给观众, 体现的是博物馆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一个展览, 最重要的是要特点鲜明、主题突出, 激起观众的好奇心并引发他们的思考和行动。
(三) 注重展览的配套项目跟进服务
如今, 展览并非仅是一个单纯的展览陈列, 它延展出一系列的配套服务。比如与文物藏品相关的一些画册、书籍和物品等。旨在弘扬传统文化, 传统工艺以及培养公众的传统文化意识。比如:专题讲座, 相关的主题学术研讨会、课题研究或其他的互动体验活动项目。比如:上海嘉定建县800周年主题活动展, 嘉定博物馆策划了“风雅练川——嘉定明清书画展”的主题展览活动, 展现了古代文人的生活气息。同时还策划了一系列配套系列服务, 比如:“带你去看展——专家眼里的展览”“气韵生动——古琴蒙训班”等, 有效推动了人们对嘉定的了解, 并对市民朋友深入了解嘉定地区的书画艺术成就和发展脉络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 有效运用现代科技和新媒体技术
新媒体技术运用于博物馆展览陈列也越来越普遍, 其具有的娱乐性、新颖性和较强的视觉冲击性都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体验。随着新技术和新材料在博物馆中的运用, 展览陈列越来越生动。而博物馆展览陈列不仅仅需要注重新技术的使用, 还需要注重对文物本身信息的呈现。文物的历史, 以及其本身所蕴含的时代特征、技术、工艺等, 均有着自身的属性, 如何运用现代科技和新媒体技术, 将文物的内涵通过幻影或者图片向观众展现出来, 将是博物馆搞活藏品展览的重要环节。比如:通过一个幻影, 讲述一个文物相关的历史故事, 便是非常生动形象的方式。而故事本身应与文物相关, 且具有历史考据。
(五) 注重特色文创产品的推出
博物馆免费开放全面启动之后, 去博物馆游览成为公众文化消费的重要选择, 越来越多的人们, 喜欢这样的文化休闲方式。走进博物馆, 参观陈列展览, 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得文化体验。而博物馆可根据自身的特色, 推出独具特色的陈列展览和文化纪念品、文化创意产品等。不仅有助于向公众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还可以成功输出博物馆的文化价值和影响力。特色文创产品推出的重要意义, 不仅拉近了观众与博物馆的距离, 还加深了公众对博物馆文化的认同感。
四、总结
新媒体环境下, 博物馆也应与时俱进, 紧跟时代潮流, 且不忘博物馆本身的社会价值, 向观众输入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利用新媒体的优势, 将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和精神, 广泛的传播出去, 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摘要：博物馆承载着历史, 担任着教化于人的社会责任, 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随着网络、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 不仅给博物馆展览带来了新的挑战, 也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本文基于新时期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 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博物馆展览的特征和遇到的问题, 并探讨如何更好的搞活博物馆藏品展览陈列。
关键词：新时期,博物馆展览,文物活化
参考文献
[1] 连晓芳.用科技手段展示文物背后的故事[N].中国文化报.2017-04-04 (006) .
[2] 马一兵, 盘秋红.探索“互联网+陈列展览”融合发展[N].东莞日报.2017-03-27 (A02) .
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大型雕塑《收租院》作为中国美术的典范作品，多年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评论界对它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也形成了颇多有争议的观点。本文在概述这些主要观点的同时，探讨了如何认识《收租院》的当代审美价值的问题，并对它未来的境遇提出设想。
关键词：收租院;审美价值;当代
写作缘起
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了位于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这里不仅有华丽炫目的涂鸦外墙，还有包裹其间的慕艺术之名而来的熙熙攘攘的人流。当然，这里的盛名早有耳闻。
恰逢这一天还是阴雨的天气，中午时分，游人逐渐散去。记得这里有一个《收租院》陈列馆，于是询问之后找到了这个相对清静的所在。色彩的格调也一下子发生了逆转，由色彩的声音和舞蹈变成了黑与白的默默交响。我理解收租院陈列馆是一个别有洞天的结构，一进门左手边有一个厅堂、院落似的空间，里面是黑色玻璃钢的各种造型的塑像，陈列着被压迫、被痛苦包围的扭曲的身体和少数得意、伪善的所谓地主和打手。这个空间被铁栅栏包围，隔开了艺术品与观众的不同区域。作为观众的我们知道这里隔开的不仅是空间，更是一去不回的时间，那是一种我们现在无法触摸的生存状态，不管其中有着怎样的夸张和变形，但是属于人类的永恒情感：比如痛苦、绝望、同情和粗暴具有穿越历史的相通性。
然后右手边，拐进一个展厅，主要是文字和照片，讲述《收租院》的成长经历。在我看来，那些黑白陈旧的图像透露出的是和收租院一样的一去不回的时光，那些院坝、集市、稻草、衣衫褴褛的人群仿佛镌刻着一个时代的倒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人对《收租院》的闪亮的评论，从形式到内容都精致而典雅。摘录一句如下：重塑《收租院》，就是从那些《收租院》的寻租者们手中夺回当代的阐释权，重构中国艺术精神的象征秩序。是呀！也许，今天《收租院》真正属于的是那些走过他的人群，是每一个观赏者赋予它新的意义。
穿过这个展厅就是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空间一下子变得宽阔，白色墙壁远远延伸出去，产生单调刺目的视觉疲劳。两边的铁栅栏，围住两侧一望无际的黑色玻璃钢造像和无数双闪烁黑色光芒的眼睛。展厅装饰极简单，所以显得极肃穆。中午的展厅人很少，走在其间，仿佛走在无法逃避的痛苦与仇恨的压迫中，我们不由得压低了声音，抑郁了心情，唯恐惊扰了身边的绝望和无助。他们属于遥远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只拥有对故事的还原、想象和好奇，但是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把我们也强行拉入了故事之中。
偌大的展厅，常常就显得异常的安静，一个孩子，三五岁大小，突然喊了两声“爸爸、爸爸”，然后大家的目光都朝向了他，他正扑向爸爸的怀中，眼神中都是恐惧。之后，身边的人，包括我与同伴都窃窃私语，都分明感到某种莫名的紧张。是这个儿童的声音？还是这里本就存在着某种需要认真聆听的讲述突然传来了呢？彼时彼刻，我突然感觉到艺术穿越时空的力量，虽然加诸于《收租院》之上的评说纷纭复杂，但是我坚信其中有永不消逝的艺术价值。
是为记。
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大型雕塑群《收租院》在风尘仆仆的历史中不断被解读，也是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这些声音既有历时的差异，也有共时的差异，被不同时代、持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学者讲述着，所以当你键入《收租院》的主题进行检索时，可以得到相当丰富的内容。是不是对于《收租院》的解读可以结束了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对任何艺术作品的解读都有一个持续性的历史过程，没有终极的解读。只不过，我以为，每一次的解读都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致敬前贤，然后避免重复，找到另外一些“光滑美丽的石子”。所以，本文既要呈现关于《收租院》评述已有的主要观点，也要旗帜鲜明的呈现自己的主张，那就是回到艺术的本体来看待艺术，回到艺术的现场来体验艺术，思考艺术的当下性也展望艺术的未来可能。
一、学者、艺术家对《收租院》的历史评述
关于《收租院》的评述大致可以分成两类：（《收租院》以下也可简称《收》）
（一）从宏观叙事的角度来思考
张幼云《多重视角的观看——论泥塑〈收租院〉的评论现象》[1]分析了目前四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收》是历史漩涡中被强化的政治宣传，《收》是“文艺革命的样板”。旨在还原作品所属于的时代，强调《收》诞生于文化革命的前夜，之后就恰逢其时的被宣传成为了阶级斗争的武器。
第二种观点认为，《收》是大众艺术捍卫者的由衷感叹，《收租院》是“大众艺术的典范”。强调作品的选材来自人民，反映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感情，这样的作品人们喜闻乐见。不像后来，包括现在，有些艺术品或者曲高和寡，或者极端地边缘化、个性化，严重脱离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因而认为《收》是缩短艺术和人的距离，解决艺术大众化问题的最好典范。
第三种观点，针对西方艺术家以及中国当代前卫艺术推崇者的艺术错觉，认为《收租院》是中国本土自主产生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杰作。其实我们不需要借助西方后现代主义来提高《收》的艺术史地位，相反，我们倒可以通过这一雕塑群中现成品的采用来重新认识革命现实主义美术的艺术生命力。收租院中某些道具采用现成品，如风谷机、鸡公车、椅子、背篓，这与西方装置艺术颇为相似，以至于被某些持论者认为是有后现代风格。但实际上，收租院中的道具有着明确的功能。在装置艺术中，实物是非逻辑的、非再现地陈列的，它的含义是模糊的、象征性的;收租院中的实物是合逻辑的，仅是道具而已。关于这一点，张守民在《政治宣传与艺术表现——对大型泥塑〈收租院〉的回顾与再思考》一文中提到：那些所谓的“现成品”在这里需要更换一个词，应该叫“道具”，道具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常用的东西，并且在整个舞台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重要的是，这些“道具”并不是被塑造出来的，而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实物”。这一点上，应该说在当时非常具有创造性，更重要的是，對“道具”的使用，极大拓展了“雕塑”本身的概念，使传统意义上的“雕塑”在原有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道具”是中国概念，“实物”或“现成品”是西方概念。也许就是这个概念之差，导致一些人对作品的误读。这是一个解释不清的“错位”，而我们，正是在这个“错位”中还原应该还原的东西[2]。
第四种观点认为，《收》是历史和政治符号，而非艺术符号，是极左路线的宣传工具。具体表现在孙波的《回首再“读”〈收租院〉》，该文提到：《收租院》作为雕塑学文本，其历史内涵远远大于雕塑艺术本身[3]。换句话说，《收》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历史和政治符号而非艺术符号。同时张幼云引用徐友渔的观点：《收》不是艺术品，而是宣传品。张幼云对这一观点有自己的看法，也在文章结尾作了说明：“总之，无论从创作动因还是创作过程和创作方式上看，泥塑《收租院》都与极左时期的社会政治环境直接相关，这使得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然而，这件作品又毕竟是一群雕塑家在充满艺术理想的精神状态中，深入生活实际，带着真挚感情创作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收租院》原作与‘文革’前期的修改本所传达的思想意义是有重要区别的。”这里笔者同意张幼云的观点。
说到原作与修改本，可以说“《收租院》初版的创作也没能逃脱这个滑稽的公式。‘文革’动乱甚嚣尘上的1966年、1967年和1970年，按照‘上面’的指令《收租院》进行了三次大的修改，‘阶级斗争’的主题被越奏越高，增加了‘明灯指路-武装造反-开镣解放-活捉阎王-建立政权-继续革命’的‘下集’，于是，一个原先在朴素的感情驱动下创作出来、真实地反映旧中国农民的苦难的大型群雕，终于被拔高到彻底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完成了一个艺术作品在疯狂年代里的荒唐演变。”[4]7-8原作的具体情节主要是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怒火七个部分，是最初四川美院的教师和当地的农民艺术家一起思考的结果，是深入生活，带有真挚情感的创作。可以说修改前是艺术家们的构思为主，修改后是政治主题先行。
肖小兰《流逝与沉淀——〈收租院〉再认识》一文也谈到如何理解《收》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她认为，“《收租院》的创作者们既有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要求交集的一面，也有作为雕塑艺术家自身的道德倾向、感情诉诸和艺术追求的一面。这种艺术家个体的一面，是当年若隐若现地活跃在创作现场的亮色，我认为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收租院》需要特别留意的部分。可以说，《收租院》在雕塑艺术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艺术家个体的发挥相关”[4]5。同时，“艺术本身的规律就像一只暗中操纵的手，只要创作者想谋求作品最大的真实感和最大的表现力，就只能去听从它的安排……在进入实际的创作后，艺术规律、艺术逻辑所起的作用，可能远远超过政治概念的影响”[4]6。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比较客观的。这种思路不仅表现在艺术创作的阶段，也表现在艺术欣赏的阶段。当观众们围拢在《收》这一雕塑群面前时，虽然已有的思想观念、历史判断会影响他们对艺术品价值的评判，但是艺术本身的点线面形的要素会首先作用于人们感知的层面，从而触动欣赏者，直至心灵的层面，由于人物塑造的逼真和生动，仇恨与痛苦化作感性的显现呼之欲出，人与艺术作品之间会首先产生感情的共鸣，艺术的魅力也同时显示出来。
此外，从宏观叙事的角度来研究《收》的文章还可见张念《〈收租院〉：作为政治的主题公园》[5]，该文比较大型群雕原作《收》与威尼斯双年展蔡国强的作品《威尼斯收租院》，把前者看作无产阶级文艺的典范，表示没有艺术资本的运作，就不会有《收》的主题公园及其衍生品。但前后两件作品都是欲望的游戏，艺术符号作为革命的替代品在真理的幻像中获得暂时的满足。张的文章选取了政治哲学和文化批评的角度，在众多评介《收》的文章中呈现出独特的风采。
（二）从微观细节来评述
关注《收》的微观细节，就回到了诸多艺术本身的要素中来。从亲历群雕创作过程的艺术家们的讲述中可以看到艺术创作的基本方法和路径。例如署名《收租院》泥塑创作组的文章《〈收租院〉泥塑创作的构思设计》[6]中提到：如何处理人物众多，形象复杂的问题。就要到生活中去，就地调查和观察。对于94个正面人物、20个反面人物，要一一赋予相应的动作与表情。遇到同样应该是瘦的身形，农民的身体瘦和狗腿子的身体瘦有不同。要在实际的观察生活、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作出一些新的人物来，比如瞎眼老农仍旧给地主种田;比如戴孝交租的妇女表现出来无神的目光等。群雕采用连环画式的结构，情节具有连续性，开头、发展和结尾脉络清晰，便于群众看懂看好。并且充分发挥现场的实感，利用房屋、门、柱的设置来自然布局人物，使这些现成的道具成为展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提到创作中采用民间泥塑办法，眼珠用的是黑玻璃球，与传统神像的做法相似，观众们称赞“有神气”。
作为民间艺人的姜全贵在《从塑泥菩萨到参加〈收租院〉创作》一文中说：“做那个狗腿子时，我想神肥鬼瘦，无福之人没屁股，这是传统法式。后来同志们分析了这个人物，觉得处理成一个狂嫖滥赌、凶残可恶的干瘦子较好……做狗腿子的衣纹时，传统的手法比较适应。后来我又用同样方法去处理飞轮风谷机前那位老贫农的衣服时，就不对头了。同志们说做得这样潇洒，像八仙过海，风动的感觉是有了，但不是此时此地贫苦农民的衣褶，对加强人物的心情更没有作用……美院同志利用第一道粗泥的纹折，上细泥时不过分磨光，再根据实际情况，加强脊背、肩膀、膝盖等处的补钉，做的很真实。”[7]
作為四川美院，最初参与《收》创作的艺术家王官乙认为，《收》吸收了大足石刻的创作手法和本土经验，其实也是向大足石刻致敬的作品。参考了大足石刻中连环情节的设置、引导指引式的参照，才定下了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怒火七个部分。这意味着《收》的创作深受中国民间传统艺术的影响。
吴宏远在《〈收租院〉创作艺术特色初探》[8]一文中提到创作《收》表现了中西雕塑艺术手法的结合。采用真人大小的比例，结构肌理的构造这些借鉴了西洋手法，人物衣服的处理，则吸收了中国传统雕塑的手法，有工笔画般的细腻，比如对于衣纹的独特处理，比如眼部加了玻璃球，都与传统神像的做法相似。由题材的现实性、雕塑现场的特殊性、人物形象刻画的细腻性指出《收》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同时他还举例说明了《收》的乡土气息，比如交租老农额头上扎了圈稻草，用于滤汗，防止汗水下流，挡住视线，这些既是细致观察的结果，也是富有乡土气息的表现。
同样提到《收》艺术语言的创新性的还有李占阳的《关于具象雕塑的研究——以场景雕塑〈收租院〉为例》。文章提道：“由于工作人员实在有限，现场还作了分工，其中美院老师和学生主要负责人物的大致造型、比例及体感，民间艺人则负责衣纹处理、磨光以及人物的完整性处理。这样的配合生成了新的艺术语言，既不同于苏派那般注重人物大的体量关系，又不同于民间艺人制作佛像、菩萨等较为机械化的民间泥塑语言，从而形成了一套学院与民间相结合的全新雕塑语言。”[9]133
关于《收》的艺术效果和艺术价值。在《王官乙与“大足石刻”和〈收租院〉的不解渊源》（来源：华龙网 2018年7月20日）一文中提道：“从《收租院》雕塑作品问世后，它的艺术价值得到了全世界观众的肯定。部分作品在全国各地展览。‘有一次我碰见一个美国小男生和他的父母来观展，小男孩看到《收租院》里设定的一个儿童人物时，竟然抱着雕塑痛哭起来。这让我印象很深刻。’王官乙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人对苦难的感受是相通的，甚至它无关国籍、无关性别、无关年龄，这种情感的共通就是对《收租院》最好的肯定。而这种情感的共通，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雕塑民族化、大众化的写实风格，它能够让更多人看懂作品蕴含的情感。”王官乙提到的感情相通，其实表达了艺术作品带给这个世界的某种普世价值，正如我们一听到《国际歌》中所唱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就会从平实的语言中感觉到某种无法言表的力量，看到罗丹的《加莱义民》中或坚定、或犹豫、或平静、或恐惧的眼神和身体，就仿佛听到无声的殉难的哀歌。
李占阳坚信《收》的美学价值，他认为，“毋庸置疑的是，作为特殊时代的典型艺术作品，《收租院》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美学价值。虽然，当下的人们对《收租院》的认识与当时大不相同，《收租院》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被赋予更为丰富的阐释与演绎，但‘人’作为主体在特定时代所产生的特定情感，依旧是真实可触的，由此也让《收租院》的‘人性’以及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得有让我们对其再进一步思考的余地。”[9]133肖小兰的文章也有类似的见解：“客观地说，《收租院》所表现的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抗议，对受欺压的弱小民众的同情，包含了人道和人性的意识，而这种人道和人性的意识是具有普世的意义的。这是《收租院》在今天仍有着社会认识作用的价值所在。”[4]8
是呀，面对这一雕塑作品，我们是否从中看到了普世和永恒呢？熊秉明说：“雕刻品是一个存在，或者可以说它争取一种存在，并不像绘画那样，只把存在的东西搬到画布上或者纸上。雕刻以它本身的三度空间，占据一个地方。不仅占据一个地方，它要争取自己的存在在时间上恒久，所以雕刻是艺术家表现个人或者群体生存意志的最好凭借。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在雕刻上表现了他对存在的认识，无论雕塑的是神，是英雄，是女体，都反映这一个时代，这一个民族对存在所抱的理想，这是他自己的形象的投射，他自己的自意识。”[10]132雕塑的存在适于表现出一定时代的、一群人的存在状况，并且适于长久保存。由于它的三維空间性和材质的坚固性，雕塑更适合在漫长的时间中与观赏者慢慢地熟悉，等待观赏者慢慢地前来，慢慢体会。作品《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被创作，创作者或者遭受过雕塑中类似的痛苦，或者被这种痛苦所打动过，所以作品就会散发出艺术家对苦难的理解和想象。这一作品在历史中走了许久许久的路，与不同时代，不同心绪的人面对，透过彼此的眼睛，我想人们看到的依旧是人的形象本身，是依照人的理解的应该如此的和可能如此的生活本身。
二、《收租院》的当代审美价值
今天谈论《收》的当代审美价值，不能绕开对《收》已有的评价和理解，既要尊重《收》的历史性，也要面对它的当代性，尤其要回到艺术的本体问题上来思考它的价值所在。这其中有很多问题是可以探讨的，这里暂时提出两个：第一，面对一件艺术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可以思考什么？在我们对艺术作品的创作缘起不甚了解的时候，是什么首先占据我们的心灵？第二，当我们对一件艺术作品的创作缘起有所了解的时候，艺术本身的力量还能不能战胜非艺术的力量？面对一件历史悠久的艺术品时，我们首先关注它的历史语言还是首先关注它的艺术语言。什么样的时空状态下，艺术品的艺术内涵得到凸显，非艺术内涵慢慢消解，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这一件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在时间的磨蚀中像玉石一样变得晶莹剔透。
首先面对《收》这个作品，我们无法回避它给我们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正如写作缘起中提到的，是这种巨大的冲击力，让我开始思考这个作品。走过一个个玻璃钢材质的塑像，注视他们伸出的青筋暴露的手，饱满的、同时愤怒、痛苦、无助和茫然的眼睛，是不忍长久对视的。我们与艺术品或者审美对象的关系，本应该处于一种安全而优越的地位，享受着作为观赏之主体的愉快、骄傲和踌躇满志。但是正如熊秉明描述的某些作品，比如提香、比如伦勃朗笔下的人物肖像，“这样的画和我们的关系，也不仅只是‘欣赏者——欣赏对象’的关系。它们也有意要把我们驱逐到欣赏领域以外去，强迫我们退到存在的层次，在那里被摆布、被究诘、被裁判、被怜悯、被扶持、被拥抱”[10]62。在这样的作品面前，我们往往忘记了自身的主体地位，因为面对他们的经历和遭遇，面对它们的目光，我们是被征服的对象，我们会感到疼痛、瘦弱、单薄和被伤害。塑像和观众之间的栅栏隔开的是空间，是生活和艺术的距离，但是我们依旧不由分说，不由自主沉浸其中，渴望安抚她们、倾听她们。
然后，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发生某种变化，并不是表面的变化，而是内在的变化，就像我们面对哥特式教堂无法弯曲着身体，面对维纳斯雕像无法直直地伫立一样，我们的身体把属于外在的造型变成内在我的蜷缩与舒展。朱光潜说“例如看颜鲁公的字那样劲拔，我们便不由自主的耸肩聚眉，全身的筋肉都紧张起来，模仿它的严肃;看赵孟的字那样秀媚，我们不由自主的展颐扬眉，全身筋肉都弛懈起来，模仿它的袅娜的姿态。”[11]45这是欣赏艺术品时身体不由自主的微妙变化，可以称为“内模仿”，也正是由于内模仿的作用，移情作用同时产生出来。观察《收》的群像时，拄着拐杖的老太太，歪斜着身体，看向我们;推鸡公车的老汉艰难地移动摇摇欲坠的车子;盲人老汉空洞的目光和牵引他的小女孩慢慢擦拭的泪水;那巨大的箩筐正被一老一小，奶奶和孙女躬身抬起……我们的身体在模仿，我们的情感也浸润了她们的颜色，那不是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但是是人类存在过的困境，我们可以感同身受。
处在当下的观看者，会很方便地了解关于《收》创作的历程，了解关于《收》的议论纷纷，尤其是关于《威尼斯收租院》的了解，会让我们在国际化艺术交流的新的场域中再次把属于政治的、历史的等参照点拉回到对《收》的观照之中。但是，人类的很多艺术品都可以从政治的和历史的角度进行解读，关键看是否非艺术的内涵遮盖了艺术的内涵，艺术品本身是否还能在重重的理念中透露出自己的光芒。前面我们提到《收》在1966、1967、1970年，奉上级指示进行了三次大修改，阶级斗争的主题被无限拔高，增加了明灯指路、武装造反、开镣解放、活捉阎王、建立政权、继续革命的情节，这样的版本已经丧失了大部分艺术的光芒。而我们这里讨论的版本是1965年最初的版本，是学院派和田野派艺术家集思广益的结果，是他们深入生活，塑造贴近生活的人物，注重乡土化的细节，按照艺术创作的基本路径和思想才呈现出来的为人们认可的艺术品。
正像朱光潜讲过的“希腊雕刻家造神像时，还是以凡人为模型。但丁描写地狱，也还是拿我们的世界做蓝本。凡是艺术作品都是旧材料的新综合，惟其是旧材料，所以旁人可以了解;惟其是新综合，所以见出艺术家的创造，和实用世界有距离”[11]20。此时的收租院已经不是生活的复制品，而是超越生活的艺术世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个典型人物，一个个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
《收》之中存在的政治性哪里去了？是我们缺少政治的敏感吗？余秋雨举过一个例子，是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契诃夫笔下的万卡和瓦尔卡作为童仆，现实处境和前景都非常悲惨。评论家们说契诃夫十分憎恶旧俄的童仆制度，因此塑造這些形象来进行政治批判。但是契诃夫的艺术眼光主要不是着眼童仆的悲惨遭遇，而是着眼“当非人的苦役重重地压在肩上的时候，这两个活生生的生命仍然雄辩地显示着自己作为儿童的全部心理特征。小说都是以他们的酣睡结束的，但是，他们的酣睡，却是以极不懂事的方式换来的。这又一次证明，艺术眼光，只敏感于具体的生命状态，这种敏感，远远超越政治敏感”[12]。对《收》的当下观照，在今天，在特殊的历史情境已经远离我们的今天，《收》中，各个人物，依然可以把观者带入特别的历史情境，带入特别的情感状态，艺术是要夸张的，艺术也免不了虚构，但《收》在张扬现实主义的本色中依然让人物典型、生动，呼之欲出。
由此我想到另外一些世界经典的艺术品，它们也有着艺术内涵之外可圈可点的内容。比如罗丹的雕塑《老妓》是一个审美的对象还是一个被批判、被轻视的对象;比如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在建筑面前，我们涌起的是对徭役之苦的同情，对统治者的控诉，还是对建筑本身的巍峨、崇高的敬畏和欣赏。这些建筑原本有自己实用的、功利的需要，为了抵御外敌，或者作为法老的陵墓，但是，今天无数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旅游的吸引，但同时，它们带给人类的审美价值肯定超过了它们存在的历史意义。历史足够久远，带来距离的改变，这里的改变不仅是时间、空间的变化，也是人类心灵的变化。是艺术的价值压倒了非艺术的价值，从而定型化为艺术的精品。所以朱光潜说：“同是一个作品，在某一时代中因为“距离”太近，看起来是写实的，过一个时代因为“距离”较远，实际的牵绊被人遗忘了，所留的全是一幅图画，就变成富于浪漫色彩的作品。”[11]33时代逐渐久远了，历史上的收租与被收租的关系、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已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留下的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人类的痛苦、无奈、忧愁，以及狡黠和阴险。是人类生存的情感状态本身依旧折磨着人们的内心世界。
三、结语
所以，面对一件经历岁月风霜的艺术品，我们关注它的历史意义还是关注它的艺术语言？对于《收》我们是强调它的宣传功能、阶级斗争功能，还是强调它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我认为，在当下，在未来一定的历史时期，还会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是未来，它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人性的价值会超越其它的价值，《收租院》将以经典的地位屹立于世界艺术的宝库。因为《收租院》让我们品尝到了一种美学意义的悲：人类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必然要经历的极生动、极复杂的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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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三平，博士，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教授。
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社区与高校实现两者资源优势的互补，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途径。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资料分析法等科学方法对目前社区与高校的一体化发展趋势进行研究，针对其一体化的形式进行分析和解读，旨在能够提升社区体育水平与高校学生体育意识，促进高校体育更具人文化和科学化，真正地实现体育教育社会化。
关键词：高校体育；社区体育；一体化研究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呼吁加强课外体育活动，重视学生兴趣爱好，学校、家庭及社会的体育教育一体化管理，等等。而今，我们找到了实现这些要素的最佳途径——社区与高校的一体化。据调查，高校与社区体育间的联系常常停留在表层上的场馆和设施共用，缺少对体育活动管理和文化内涵的充分互动，高校的人才没有真正实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一体化既是将这些全部涵盖，既能实现教学目标，也能有效地解决社区体育的管理和资源问题，真正的实现优势互补。
一、高校体育和社区体育一体化的研究
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一体化就是高校与社区为共同目标而携手合作，实现资源的共享，进而实现彼此间的成长。
一体化主要双方的主动或被动的双向促进，其中包括直接促进和间接促进两种。高校与社区体育的一体化意味分工协作，双方各尽所能，动用各自的资源，将资源有机地整合到一起，进而达到共同目标，实现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与社区相比，高校体育组织和资源都相对完备，在目标实践过程中，高校体育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地位和影响力都占据主要地位。
高校体育需要社区人群、资金等资源，社区体育需要高校的先进理念、技术指导及运动设施等资源。高校和社区体育彼此间一体化互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形成最为良好的运动环境。社区与高校在整个资源共享中获得满足，获得彼此的长足发展。
（一）物质技术相互补充
高校体育的教学大纲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构建和设定的。物质储备与场地设施等都是按照国家规定标准设定。不同学校在地理位置和办学条件等方面有差异，但是总体内部体育各项水平都是能够达到实际标准，满足各种教学、训练和课外活动的。国家在许多政策还会倾向高校，给予很多无形的支持，甚至是关注性的强制要求。
社区体育则不同，在设施布局、规划方面存在很大不足，但是社区群众对于健身热情度高，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很高；而大学体育人才和设施都比较集中，社区体育健身具有区域性、余暇性、低竞技性等特点，这就要求体育活动要围绕体育设施为中心，聚集人力为主要方式来进行体育活动的开展。
提高组织体育活动的质量和数量是实现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一体化的关键，一旦体育活动的质量和数量得到提高，便能获得社会、政府的有力支持。社区与高校体育资源的整合，社区居民能够获得技术指导和资金的支持，高校能够获得获得培养人才的机会和经营收入。
高校体育人群主体是学生，社区体育的主体是社会上的各类人群，包括历经过大学体育的人群和教育大发展之前的群体。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一体化的实现是体育继承性的重要体现，对我国整个体育事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组织制度共同完善
高校体育的开展需要以学生为主体对象，这包括学生的安全、能力的培养及教学任务的明确等方面，具有鲜明的规律性。社区体育主导对象是体育局，针对群体也是大众，群众性质较强。社区体育在管理方面没有细化，单方面受到体育局的管理。同时，街道社区又不具备配备设施的条件和能力，因此，在整个社区管理中，存在很大的不足。
校园体育包含了体育教学、训练、比赛及文化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是在国家的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的共同监督和指导下进行的具体工作安排，以实现体育教育和人才培养，完成社会化任务。社区体育属于国家划分的群众管理体系，主要是根据社区体育的目标和特征进行的组织和引导活动。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于健身需求多样化需求的增加，社区体育在管理上出现较大困难，群众体育部门职能引导和组织，但却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社区体育的组织更为民间化和志愿化。
高校与社区的一体化，完善了校园体育的组织要素和制度规则，担负起自身的社会服务角色，积极性发挥服务作用。一体化对于社区而言则更多的是能规范管理，加强政府管理群体与社区个体间的联系，整体上提高社区组织管理的连续性。
（三）价值观念相互促进
高校体育对于社会教育而言，担负两大任务。一是通过体育活动为国家储备后备体育人才；二是能够通过体育科研活动为社会服务，反作用于国家未来的体育活动。大学教育基础是人才的培养，包括身体和精神健康双方面的培养，属于高校体育的显性功能；而高校体育的服务社会功能体现着其隐性特征，也可以说是人才培养的附属功能。
社区体育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实际的体育工作和活动中，其目标是实现社区的整体发展，这其中包括区域居民的健康水平、体育环境水平和体育文化水平。社区体育的核心是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体育环境则是附属，为健身服务。体育健身环境好，则意味着社区健身服务水平较高，反之，则服务水平低。
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价值观念在实际上并没有直接性的联系，只是高校体育服务功能与社区环境和文化发展的目标存在间接性的关系。高校体育为社会服务培养人才，社区是检验人才的一种区域环境，社区需要的人才也正是高校所培养出的人才，两者最终的走向均是更好的为社会服务。高校体育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和设施优势，开发开放体育设备场地，獲取一定的经济收益，通过利益传递将高校与社区的联系具体化，实现两者的利益双赢。
二、结论
坚持“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观念，建立完善的高校-社区健康管理体系，宣传体育健康知识。针对性发放健康知识宣传册，及时宣传体育优秀案例，拓展学生和居民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渠道。
社群具有稳定的群体结构和统一的群体意识，成员间必然有较为统一的行为规范和持续的互动关系，高校社区管理人员应及时发现和鼓励具有统一运动意识的人群，成立自己的项目社团或协会，通过QQ或微信建立彼此间的关系，便于及时的进行内部沟通和管理。高校社区管理人员应该以一种谦卑的姿态，主动和成员保持联系，认真科学的指导其参体育训练，并及时通过群主获得运动信息反馈，方便进行运动规划和指导。在优化管理的同时，要及时改善运动环境，提高社区人群的参与积极性。
体育设施的完善是保证高校社区成员体育活动得以有效的开展的前提。各级政府应该积极发挥作用，为体育活动购买更多的服务，鼓励低费或免费开发公众设施，引导企事业单位等积极性的体育投资和设施建设。高校社区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应该积极做好配套设施的完善，保障高校社区居民健身环境优越性，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总之，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一体化的实现离不开高校、社区、政府、社会四个方面的支持，这四个方面相互影响和作用共同实现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资源优化和有效配置。大学帮扶社区获得资源利用经济效益，社区活动开展获得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撑，政府和社会通过帮助和支持社会体育活动，获得相应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种良性循环，是体育教育事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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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以专门校外教育说为理论基点，从“校外教育”和“活动教育”两个概念辨析入手，从政策、学理和实践三个研究视角着力，对校外教育活动内涵做了新界定，从机构、形式、内容和目的四维度提出校外教育活动具有开放性、活动性、综合性和教育性的特征。基于对校外教育活动的新认知，明确提出以活动组织方式为依据，将校外教育活动划分为展示展演、比赛竞技、考察探究、拓展训练、交流访问、劳作实践、童玩游戏、讲座论坛和集会仪式九个类型，详细分析了校外教育活动呈现专业化、课程化和协同化发展趋势下，校外教育活动组织实施所坚持的创新性、开放性和自主性等一般策略和其独特属性。
关键词：校外教育;活动;类型;策略
校外教育活动是校外教育机构发挥教育职能、实现其教育功能的主要载体，校外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直接关系到其对服务对象的吸引力，影响到校外教育机构的品牌力和美誉度，关系到校外教育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校外教育各相关行政部门、研究指导单位和专门活动场所或机构都十分重视校外教育活动的组织和实际成效。如浙江省依据浙江省青少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九部门修订的《浙江省青少年宫评估指标体系（2014年修订）》，在2014-2016年三年间对全省所有的青少年宫实施了全面评估工作，依各青少年宫评估结果分别评定为示范（一级）青少年宫、优秀（二级）青少年宫、合格（三级）青少年宫和不合格青少年宫。该评估体系由五个一级指标构成，总分值为1000分。“工作业绩”指标是其中的第五个一级指标，它的分值为320分。“工作业绩”指标又由五个二级指标组成，其中仅“活动实绩”指标的分值就为200分，占工作业绩权重的62.5%。然而，目前对校外教育活动的内涵和外延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得到普遍接受的认知，这导致校外教育活动在组织、实施和评价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困惑，它也阻碍着校外教育独特教育价值的社会认可和学术地位的取得。还以《浙江省青少年宫评估指标体系（2014年修订）》为例，“活动实绩”指标中将校外教育活动细分为兴趣培训、主题活动、专项活动、社团活动、阵地活动、综合实践等六个类型。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六个类型活动隐含的划分依据是各不同的，有的依据活动的内容、有的依据活动的形式、有的依据活动的目的、有的依据活动的特点……，正因为划分标准的多维度并存，造成活动类型区分的逻辑不清，造成了青少年宫教师对具体活动无法归类，或同一活动划归多类的情况，让青少年宫管理者和专业教师生发出困惑，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该评估体系对实践指导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对该评估指标体系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它想引导青少年宫全面发挥其职能的良苦用心，但由于对校外教育活动的本质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故客观上出现了指标制订的动机和实践指导的低效。要解决此矛盾和冲突，就需要对校外教育实践话语体系中的校外教育活动、类型进行较为细致和全面的考察，并对校外教育活动的一般组织策略进行分析，以进一步认识校外教育活动的特点。
一、校外教育活动概念的辨析
校外教育活动是“校外教育”概念和“活动教育”概念的交集，从两个概念的不同角度，会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校外的教育活动”，一种是“校外教育的活动”，还有一种是“校外的活动教育”。“校外的教育活动”和“校外的活动教育”都强调“校外”实施空间，没有对实施的主体明确界定，一般会指向广义上的理解。“校外的教育活动”指一切的校外教育，就是上面提到的广义的校外教育概念。“校外的活动教育”虽然强调活动教育，但“活动教育”在学术研究上主要在学校教育，会与“校外教育的活动”的概念相混淆。由此，可以发现“校外教育活动”的界定可从“校外教育”和“活动教育”两个概念辨析入手。
（一）校外教育和活动教育
1.校外教育
校外教育一词最早由日本教育学者松永健哉于1930年提出。[1]从理論上做出系统论述的是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他在所著的《教育学》中指出：“除了学校以外，各种机关和团体对于儿童所实施的多种多样的教养、教育工作，叫儿童校外活动”。[2]随着校外教育事业的不断推进，国内对校外教育概念的理解不断深化，出现了四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专门校外教育说——校外教育是指由特定的校外教育机构实施的。如我国青少年宫系统所称的校外教育大体持该学说观点。第二种，校外教育整体说——校外教育是指发生在学校之外的教育活动。在民众日常交流、新闻媒体报道等所称的校外教育多数符合该学说观点;第三种，有计划的社会教育说——校外教育是一种有计划的社会教育。在我国教育行政部门或教育学术讨论中讨论校外教育多符合此学说观点。第四种，课外活动说——校外教育是指发生在学校日常课程之外的教育活动。从学校教育和正规教育的视角讨论校外教育多坚持该学说观点。
本文对校外教育活动的讨论基于专门校外教育说。若从专门校外教育说来考察我国的校外教育，我国校外教育的发展历程是伴随着校外教育机构的发展而发展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标志性事件为宋庆龄在上海创立中国福利基金会，并于1947年成立了第一家儿童福利站，开展以图书阅读为主的校外文化教育活动，这是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的雏形。[3]第二阶段为建国初期的形成期。标志性事件为1949年4月，大连市儿童文化宫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校外教育机构。此后，全国各地特别是京、津等一大批大城市开始兴建少年宫或儿童活动中心，青少年校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的复苏期。改革开放后，对将青少年宫（少年宫、少年之家）批判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进行了拨乱反正。从1982年到1984年，各种形式的校外教育场所达到8000多所，校外教育活动阵地初具规模。第四个阶段是进入新世纪的繁荣期。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把全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展览馆、影剧院等机构都明确为校外教育机构，扩大了校外教育机构的范围。《通知》明确提出，为了加强对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工作的领导，成立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国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工作以及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极大地促进了校外教育规范有序开展。
2. 活动教育
“活动教育”首先表现为一种教育思想，它既有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脉络的传承，又有中西教育思想融合发展过程。活动教育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我国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如荀子提出了：“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在《学记》中已经出现“息游”和“居学”的各种学生课余活动。民国以后，活动教育的理念在陶行知、陈鹤琴等一批教育家推动下，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实践应用。当时，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总结历史上活动教育思想的精粹基础上，首先比较完整提出了活动教育理论，指出教育应该以“儿童为中心”，重视儿童学习兴趣和直接经验，主张“做中学”。作为“杜威博士最有创造力的学生”的陶行知，结合中国教育实际，对杜威教育思想加以扬弃，提出了“生活教育”的概念，并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具体模式。陈鹤琴提出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活教育”理论。两位教育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促使了活动教育理论在我国初步形成。从新中国成立初到90年代初的校外活动阶段，1992年国家教委正式在《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中将“活动”纳入学校课程之后活动课阶段，再到2001年教育部在《基础教育改革纲要（试行）》中规定在小学至高中以必修课的方式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始的综合实践活动阶段，我国活动教育的理念和实践都在不断丰富发展。田慧生等学者则提出了活动教学和活动课程的概念，[4]指出活动教学是指以在教学过程中构建具有教育性、创造性、实践性、操作性的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以鼓励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探索、主动思考、主动实踐为基本特征，以实现学生多方面能力综合发展为核心，以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升为目的的一种新型教学观和教学形式。
综合校外教育和活动教育的概念辨析、发展历程的考察，校外教育活动的概念可界定为由校外机构为促进未成年人综合素养提升而组织实施的，以活动教育为理念，用目标、主题、内容和形式来吸引未成年人，以非固定未成年人群体为主要参与者，以未成年人自主选择、自我参与、主动实践的活动为组织形式，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
（二）校外教育活动的主要特征
从上述校外教育活动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教育活动是校外教育活动最终的属概念，或者说上位概念，也就是说，校外教育活动是一种教育活动。从教育活动的机构、形式、内容和目的分析，校外教育活动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开放性
校外教育活动的组织主体有明确的界定，即校外教育机构。这里的机构是指特定的未成年人校外教育机构，以青少年宫和青少年活动中心为主，也包括各种机关、团体和社会单位等。校外教育活动在具体实施时间、空间和内容上没有进行严格限定，这是因为随着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同融合理念的提出，学校教育活动可以延伸到校园之外，如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第二课堂活动;校外教育活动也会走进校园，如以“文明办”主导的乡村和城市学校少年宫的出现和建设。同时，某些校外教育活动内容也可能在与学校课程内容对接，也就是说，校外教育活动的空间和场所，并非是校外教育活动的判断依据。
2.活动性
校外教育活动的目标寓于活动过程，以活动场景、内容、形式的创设吸引未成年人，让他们在自主选择、主动参与、个性化实践、合作探究的活动项目体验过程中，建构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重建原有主观认识和外在客观世界的联结，获取新的信息，形成新的认知、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3.综合性
校外教育活动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跨学科性，通常会融多种教育要素，集多种活动方式于一体，呈现的内容突出地域性、思想性和教育性，活动方式强调实践性、互动性、团队性和综合性等特点。概念中提出以综合素养为核心，强调了当前教育改革中提出的“核心素养”“关键能力”的国际潮流，突出了校外教育的内容、目标和评价的综合性。
4.教育性
校外教育活动有明确的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这样使校外教育活动与未成年人的个体自由活动有着严格区分。强调校外教育活动的教育性，并不能否认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的区别，两者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功能上是一致的，但在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时间、空间上存在着明显不同。
（三）校外教育活动的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校外教育活动已经出现了如下发展趋势。
1.专业化
专业化是指一个普通的职业群体，在一定时期内，逐渐符合专业标准，成为专门职业，并获得相应专业地位的过程。长久以来，校外教育活动长期停留在凭经验运行的状态之中，校外教育活动的教师专业标准一直是空白，也没有相应的专业组织。随着校外教育进入到新世纪繁荣阶段，各青少年宫基本设立了活动部门，配备专业的活动教师，各级校外管理部门也成立了校外教育活动教育研究组织，逐渐形成了专门的话语体系，各青少年宫和校外教育研究指导机构探索构建校外教育活动质量标准体系的局面已初步显现。
2.课程化
以往的校外教育活动呈现出随意、单一和零碎化状况，没有形成系统。随着校外教育事业的发展，校外教育活动课程的开发形成一种热潮，各种主题的活动课程开发精彩纷呈，既有量的积累，又有质的突破。校外教育活动课程化的另一种表现是活动也可以像舞蹈等课程一样，进行连续的课程化组织，引导未成年人从参加单次的活动，到选报需要跨越一个周期的多次活动课程。校外教育活动课程化发展，有效提高了活动教育的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3.协同化
所谓协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资源，互相配合，一致地完成同一目标的过程和能力。校外教育活动的协同化主要体现为系统内部和外部之间协同的两个层面。从系统内部来看，虽然多数校外教育活动的组织机构基本设有“活动部”独立部门，但校外教育活动已经不是“活动部”一个部门的事，应该与校外教育机构的其他部门协同，共同组织开展校外教育活动，“人人都是活动教师”的观点已经基本形成。校外教育的外部协同是指校外教育机构要与政府、社会、学校协同开展校外教育活动，形成开放的组织体系。
二、校外教育活动类型的再认识
（一）校外教育活动的传统类型
在长期校外教育活动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传统的校外教育活动类型，如主题教育活动、专项活动、网络活动、社团教育活动、阵地教育活动、综合实践活动等。分析这些类型的形成过程，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的历史痕迹。
早在1957年，教育部、团中央下发的《关于少年宫和少年之家工作的几项规定》中就明确提出：“青少年宫的基本任务就是配合学校对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培养他们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帮助他们巩固和扩大课堂知识，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发展他们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锻炼他们的技能和技巧。”《规定》指出了青少年宫等校外教育机构基本定位，也明确了主题思想教育活动、文化活动和兴趣活动三种基本类型。
1991年，针对各校外培训机构出现了热衷举办文化培训的现象，国家教委会同文化部等七部门下发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成建制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既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阵地活动，又要对学校开展的课外、校外活动加以指导，并提供有利条件;既要搞好各种类型的小组活动，又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教育活动。要特别强调和充分发挥各级各类校外教育机构的教育功能，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开办各种商业性活动。《意见》明确提出了阵地活动、小组活动、群众活动、公益活动等活动形式。
2010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校外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进一步阐析。“注重知行统一。开展各种课外及校外活动。加强中小学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加强学生社团组织指导，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和公益事业。”《纲要》明确提出了社团活动、志愿者活动等形式。
在平時的工作实践中，还经常使用综合实践活动、网络活动、专项活动等概念。这些概念作为日常交流、工作的常用语，形成了特定的语义和话语体系。
（二）校外教育活动类型的再认识
校外教育活动传统类型区分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话语体系。但从分类学角度看，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问题，由于同一次分类中混用了多种分类标准，使得被区分出来校外教育活动类型是互相交叉包容的。划分校外教育活动的类型标准有很多，采用不同的划分标准，就会有不同的结果。从浙江省校外教育活动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最后回归到校外教育的活动实践中去，通过组织浙江省青少年校外教育活动教研大组进行为期两年的系统研究，对浙江省青少年宫系统的所有典型活动案例进行收集，基于活动的目的性和专业性，提出了以活动组织方式不同为主要划分依据，将校外教育活动分成如下九大类型，并依据新的分类标准进行“投筐”验证，最终形成了校外教育类型区分的新认识。校外教育活动的九大类型是：1.展示展演活动。它是当前校外教育比较常见的一种教育活动，是指以未成年人为主要参与对象，以呈现教育活动成果或主题宣传为内容，实现以展育人目标的教育活动。如各种演出和展示展览活动。2.比赛竞技活动。它是校外教育最为常见的活动之一，是未成年人交流技艺、相互学习、提升水平的重要形式，也是组织者选拔人才、检验成绩的重要方式，如各种个人或团体的竞赛活动。3.考察探究活动。它是未成年人基于自身兴趣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在观察、记录和思考中，主动获取知识，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如野外考察、社会调查等活动。4.拓展训练活动。它是以科学的系统的体能训练为主要形式的校外教育活动，如野外生存训练。5.交流访问活动。它指组织两地（多地）未成年人之间，或者未成年人与成人之间，在思想、文化、兴趣特长、实践能力等方面互相学习、交流、增进情感的教育活动。如各种对外艺术、文化交流活动。6.劳作实践活动。它主要指组织未成年人从事适宜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该类活动有严谨的方法和流程，注重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主要有传统手工、科技制作、社会生产、农事体验等活动，让未成年人在模仿、体验等活动过程中逐步学会创新，了解和掌握生活技能或生产技能。如农事体验活动。7.童玩游戏活动。它以游戏娱乐活动作为主要形式，注重未成年人在活动中的情绪体验和精神享受，培养孩子的合作意识、规则意识和公共空间意识。如各类童玩节、游戏节活动。8.讲座论坛活动。它是面向未成年人开设的事迹介绍、经验分享、知识传授等活动，或是组织未成年人开展的自主性主题交流和讨论的教育活动。如各种讲座报告和论坛活动。 9.集会仪式活动。该类活动存在着固有时间、固有仪式、固有规范的特点，更体现未成年人思想教育意义，如各种纪念日活动。
三、校外教育活动的组织策略
（一）校外教育活动的组织流程
校外教育活动组织实施包含丰富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从构成校外教育活动必不可少的因素和基本单元看，主要包含四个要素：活动对象、活动目标、活动主题、活动项目。校外教育活动有特定的对象——未成年人。在我国，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概念具有明显的法律属性，有明确的界限，包括刚出生的婴儿。活动目标是校外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一种教育活动，总是有明确的教育目的，活动目标是目的达到的标准，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促进未成年人整体素养的全面提高是校外教育活动的总目标，通过目标领域和目标层次逐级拓展，形成完整的目标体系。活动主题是一项活动向参与者传达的主要信息和核心概念，是整个活动的灵魂所在，贯穿于活动的全过程。活动主题一般以活动名称、标题的方式呈现，包含了活动目的、活动背景、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等多种信息。活动项目是指活动目的、活动内容和活动情境的重要载体，校外教育活动最终都是通过一个个项目组织落实的。项目决定了活动的教育手段和方法。项目是校外教育活动策划、准备、运行、评价的重要管理对象。
从历时性演进观察校外教育活动，校外教育活动一般流程可分为活动策划、活动实施和活动评价，每个过程中主要内容和时间顺序都有各自的基本要求，它也体现出校外教育活动是一个结构系统（见图1）。校外教育组织流程并不是对活动形式的限制，而是为活动组织实施提供一个教育要素间组合和行动推进的指南。校外教育的活动策划、活动实施和活动评价都是由活动目标统领，服务活动目标的实现。活动策划阶段主要完成活动目的意义和主题内容的确定，以及设计活动方案，它是校外教育活动的启动阶段。活动实施是吸引活动对象自主参与，组织活动开展的具体过程。校外教育活动特点决定在活动实施阶段要特别注重宣传和推广、选配好合作机构或志愿者，强化活动场所和情景创设，设计服务对象乐于参与和创新的活动项目，有效组织和展开活动。每个活动最后一个流程必然是评价，但校外教育活动尤其强调活动评价不仅存在于活动实施之后，而且活跃在活动每个环节和流程中。任何一种评价结果都对下一个活动环节或下一次活动项目组织实施起着判断、管理、指导和改进作用。
（二）校外教育活动的实施策略
1.创新性策略
校外教育活动的创新是提高活动吸引力和有效性的重要途径，是校外教育活动专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校外教育机构地位提升的重要前提。校外教育活动实施的创新策略主要通过理念创新、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的途径来实现。
理念创新——校外教育活动的策划与实施要有新理念的支撑，要符合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要体现教育教学改革的最新要求，还要有面向世界的国际视野。校外教育活动的设计要在现代教育理论的指导下，体现当前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新要求。理念的创新最先体现在目标的新颖性上，让活动目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内容创新——校外教育活动的内容创新一般有如下两条路径：一是拓展新的内容领域，二是在传统内容上增加新的内涵。社会的发展为校外教育活动不断创造出新的领域和主题，校外教育的内容要紧跟社会热点，这些热点来自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要善于采用“传统活动+新的主题”的策略，让传统活动常办常新。
形式创新——校外教育活动形式创新可以通过活动类型、活动情境和活动手段等路径来实现。就单一的教育机构来说，很多教育机构只是开展某几类活动，九大类活动分类本身具有帮助机构拓展活动形式的作用。结合活动主题的创新，设置新的主题情境，也能使活动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活动手段的创新主要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来实现。
2.开放性策略
校外教育活动的开放性策略是其协同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校外教育活动课程涉及方方面面，只有遵循开放性原则，才能凝聚各方力量，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新的突破。从系统学角度，包括活动本身的开放、机构内部的开放和机构外部的开放几个层面。
内容与形式的开放——校外教育活动内容上要突破学校教育系统课程内容结构的限制，活动内容设计要以实践或生活逻辑，摒弃学科知识逻辑主线，选择和重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经济社会、体育艺术、休闲生活等领域知识内容，重点落在对国情社情认知、思想政治觉悟提高、家国情怀厚植、公民素养提升、科学精神养成、人文底蕴培育、劳动意识唤醒、健康行为养成等。形式上，要改变固定班级授课制的组织方式，而是根据活动内容采取跨年龄段、跨群体、跨地区的组织方式，鼓励多组织机构或团体联办、协作、共办校外教育活动，组织实施要凸显团队协作、实践体验、互动探究、展示竞赛和自主学习等等多种形式的综合运用。
时间与空间的开放——校外教育活动组织实施主要在未成人的闲暇时间，未成年人学习阶段特点决定其闲暇时间有碎片化和连续性并存的特点，校外教育活动的特点和形式的开放性，共同决定校外教育活动时间的开放性既有必要性，又存在可行性。在每日、每周的碎片化时间，可以设计短时段的独立模块、单一主题的活动，而在寒暑假的连续性闲暇时间段，可以组织短时段和长时段并存的系列活动，时间跨度可从几小时至几周，甚至一个月以上的各种活动。在空间上，校外教育活动要凭内涵深刻的丰富内容、引人入胜的多样形式、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敲碎校园围墙的限制。用好学校围墙之外的农村和城市、田间地头和车间商场、国内建设场景和国外人文自然环境等传统的校外教育活动场所，同时更要用好围墙之内的校园空间。学校往往具有所在地区最优的教育活动设施、最集中的校外教育活动对象、最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将学校纳入校外教育活动空间，尤其对乡村地区开展校外教育活动更有现实意义。
对象与主体的开放——校外教育活动具有普惠性和公益性属性，校外教育活动对象是未成年人，活动要杜绝出现针对特定小群体的特定活动，要面向全体未成年人开放的，保证自主选报参与活动的未成年人有均等的获得性机会。在活动宣传阶段，要坚持活动信息的公开性和广泛性;在活动成员确定时，要坚持公平性和公正性;在活动实施过程中，要坚持一视同仁，让各参与拥有相同的管理权、参与权、评价权等。校外教育活动主体开放是指校外教育活动开发主体应该是多元的，校外教育机构不独霸校外教育活动的开发权，不能仅自身的发展需求出发，受限于自身条件和资源，而要积极引导未成年人、教育工作者、家长和社会热心人士共同参与校外教育活动，为各群体、各机构创造和提供研发和实施高质量校外教育活动的平台和机会，整合社会资源，丰富校外教育活动内容，满足社会、家长和未成年人对优质校外教育活动的期许。
3.自主性策略
自主性是活动教育的本质特性，杜威倡导的“以儿童为中心”，让学生“做中学”的思想，学生的自主性是前提条件。因此，校外教育活动能否引导未成年人成为活动的主体，是判断一个活动成败的重要依据。校外教育活动的自主性策略可以通过活动对象的自主选择、自主参与、自主评价的路径来实现。
自主选择——当前，校外教育活动参与对象的确定有如下两种方式，一是由组织机构通过学校、社区等途径直接指定参加，另一种是通过一定的宣传途径，让未成年人个体自主选择参与。给未成年人参与活动的选择权，有利于加强活动的针对性和参与度。为了增加自主选择的成功率，活动的定位要强调从未成年人实际需要出发，以“学有所乐、学有所享、学有所得”为指导思想，让未成年人在正向情绪体验和自我接纳认同中接受教育，获得知识和能力，体验情感和价值观。
自主参与——要充分发挥未成年人在校外教育活动实施中的主体作用，就要根据活动对象的心理发展特点，提供自主管理、自主设计、自主实施的活动场景。校外教育活动要坚持“玩中学，做中悟”。校外教育活动的组织过程引导未成年人共同讨论活动规程的制订和落实，要强调活动规则的自主建构，建立团队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形成自我教育的活动氛围。在活动实施前和实施中，要创造未成年人自我设计活动形式的机会，鼓励他们用自己所乐意尝试的方式去完成活动任务，自我调控活动进程，自主调整活动推进方向，自行强化或改变团队成员的分工，提倡活动中展现个性，促成多样化发展，增强校外教育活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自主评价——活动评价的目的在于活动的优化，使校外教育活动真正成为未成年人喜欢，家长认可，成效显著的综合载体。评价不仅强调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还要注重参与者获得结果的体验过程。活动要强调未成年人的自我评价，使评价过程真正成为他们自我认识、自我分析、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和自我教育的过程。未成年人参与输入性评价，同时要考虑家长对于校外教育活动的态度，实现家长、教师、未成年人、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多种参与。
校外教育活动概念的厘清是有效施行校外教育活动管理和规划的基础，也是支撑校外教育在教育话语体系中取得本应有地位和独有价值的基础。从历史考察、当下实践和未来趋势分析入手，从政策、学理和实践三个研究视角着力，校外教育活动作为与学校教育活动或正规教育活动的区别不仅在于活动组织的主体，更在于其活动的对象主要以未成年人为主，以自主选择、自主参与和自主实践为前提和基础。校外教育活动是由校外机构组织实施，对未成年人开展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这使得校外教育与社会教育有了明确的区分;校外教育活动是提升未成年人综合素养而组织实施的活动，这就明确了校外培训机构和校外教育机构两者之间的差别。随着教育時空边界的不断拓展和融合，校外教育活动和学校教育活动处于互动融合发展进程中，校外教育活动的专业化、课程化和协同化的特点越来越显现，这个发展趋势也使得校外教育活动组织策略的独特性越来明显，校外教育活动类型之间的融合也日渐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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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记者 当前,“公民社会”似乎成为一个颇受肯定的时髦理念。“公民社会”作为一个外来词,当拿它来判断中国社会现象时却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究竟中国现在有公民社会吗?有人说中国公民社会现在已经很发达了,也有人说中国没有。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争执呢?
贾西津 人们对中国是否有公民社会,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发达还是欠缺,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中,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指称“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个外来词,英语中的“civil society”随着时间发展也具有不同含义,大体上有三种最主要的用法:作为自治秩序的公民社会,作为政治国家之外社会领域的公民社会和作为第三部门的公民社会。“第三部门”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强调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有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非营利的志愿部门来介入,它是一个公共事务治理的概念,与二战后福利国家治理模式的反思有关。但在17、18世纪,与当时市场经济、资产阶级发展有关,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不能干预的市民的自由空间,所有能够抵御国家干预、保障市民自我权利的部分都叫市民社会,所以,在黑格尔的《法哲学》里,公民社会包括市场经济、志愿结社、警察和独立的司法。再往前追溯,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公民社会的概念,用以描述与散居的村落状态不同的城邦生活的特性,即民主议事的、自治的政治生活共同体,所以,从词源上,“公民社会”和城邦、政治共同体、文明社会是一回事。作为自治的政治共同体,即文明社会的公民社会,是出现最早的,也是传承最久最广的含义,如康德的“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博兰尼的“自发秩序”,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奥斯特洛姆所说“多中心秩序”等,均是这个含义。
当代欧美社会关注作为第三部门的公民社会,其背景是因为其政治的民主自治秩序,其国家所不能侵犯的公民个人权利空间,已经通过更细化的制度得到很大程度的保障,如宪政,发达的司法制度,权利运动等,所以,公民社会的内涵就比较局限地指向了志愿组织、生活世界、休闲权利等更为细微的人性需求。在观察中国社会时,不能忽视公民社会的三层含义所包含的制度涵义。如果简单地从数量上去看中国特色的民间组织,包括把党政建立的外围组织,甚至事业组织,村委会、居委会等均纳入在内,就会得出中国已经拥有非常发达的公民社会之误判;如果我们从制度意义上去分析,关注真正社会自发的志愿机制是否建立起来,政府的权力边界有没有确立,公民的个人权利有没有得到充分司法保障,社会自生自发的自治秩序有多大程度的发展,那么就会得到比较全面的印象。
记者 根据您多年的研究,中国公民社会有哪些特点?
贾西津 我们仍然根据公民社会的三层含义来观察。首先,在政府、企业组织之外,志愿组织或第三部门在中国的发展如何?公民社会指数(CSI)的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名义上正式注册的“社会组织”,以及未注册但具有社会组织性质的组织数量不少——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超过40万,学者估计属于社会组织性质的有上百万——但并未有效地构成一个“第三部门”或者社会力。其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公民自发组建、参与、公民自主性并未成为社会组织的根基,很多名义上的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行政目的和行政背景,为数不多的民间自发组织大多活动于社会边缘,离普通人们的生活比较遥远,在人们的日常体验中,做事情看政府,有问题找政府,政府仍然是与每天的日常生活最近,最息息相关的主体。这说明志愿性的生活还远不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第二,社会组织内部之间联接少,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在公民社会发达的国家,社会组织(NGO)的联盟、网络、伞状组织、代言组织,以及各种支持性组织非常发达,构成第三部门的支架结构,而在中国,由于法律不健全,社会组织之间缺乏纵向和横向的联接,数量虽多,小而孤立,好像一百万单个的家族企业不能等同于一个跨国公司一样,单纯的数量多形不成NGO的社会力。
其次,从政治国家所不能侵犯的公民自主空间来观察。自晚清以后,中国无论在市场经济和私权、志愿组织,或契约与独立司法方面,均能看到类似要素的出现,不过这些因素总有一个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点,即它们与国家或政治权力之间的嵌合性比较强。比如晚清有发达的盐商组织,而盐商本身就是官商;有民办企业或者慈善机构的出现,而一旦增长到一定程度,就被收归国有,回到国家控制之下;晚清立宪也很快被革命替代了,没有确立起有限政府的思路。这些现象和目前中国私权、社会组织、法治建设的特点有很大程度的类似之处。也就是说,目前虽然有很多民间自生自发的现象,有一些经济和社会的自由空间,但受到法的保障的、政治权力不可侵犯的公民的政治权利、私有产权、公民主体性受到的制度保障还是比较虚弱的。
最后,从自治秩序,或“普遍法治下的自由社会”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社会。可以看到,个体自由的理念,公民权利基础,契约文化,法治,宪政,自治政府,公民自我负责、自我治理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一种自由的、社会自生自发的秩序,显然还不是主体的社会生活方式,其中,制度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都是巨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远远不是一种公民社会。
记者 中国公民社会在发育过程中,又有哪些弱点?
贾西津 第一是NGO组织上,自发性弱,组织之间没有联接成体系,社会力不强;第二是志愿参与上,大量的资源、人力、责任、诉求,仍然都集中性地指向政府和权力部门,而不是分散性地在社会之中,参与式地生活;第三是法律制度上,我们的法律制度还不是基于保障公民权利,尤其是自由权利而建设的;第四是公民意识上,公民社会是一种建立于个体自由、相互尊重和理解、契约精神、自我负责自我治理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公民意识还普遍薄弱。
记者 现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社会应该是独立于国家的,也有人认为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是制衡的、对抗的关系,您怎么看在中国这二者的关系?
贾西津 无论合作伙伴,还是制衡与对抗,这些理论都是基于社会与国家独立的前提做出的,没有独立,就谈不上制衡,也谈不上合作,只可能存在附属或雇佣。之所以强调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独立性,并不是说社会与国家是对立的,它的意思仅仅是:社会有社会的志愿机制,与强制性为特征的国家权力机关是两种不同的运作方式。公民社会是解决问题方式的创新,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它才特别有意义;它不是对国家行政权力的资源补充、人手补充(后者等同于提高税收比例)。所以,在中国,我们可以认为社会与国家之间不是以对抗而是以伙伴关系为主,比如英国的社会与国家就更加合作而不是对抗,但无须回避,社会与国家之间应该是独立的,有边界的,不是隶属或附属的。
记者 在社会的演进中,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到底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路径?
贾西津 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就面临了自上而下统治的合法性的挑战。经历了立宪、革命等过程,1949年建立起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总体性社会”,由于其自身面临的危机,出现最近30年的改革历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过一次公民社会的发展高峰,近30年见证了公民社会更长时间的发展。当前公民社会的发展有两条路径:其一是政府建立社会组织,力图通过社会组织的名义和方式治理社会。其二是随着经济自由空间发生出的社会自由的要求,形成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发展的力量。近年来,公民的志愿意识和公共参与,企业家阶层参与社会公益,私人基金会的兴起,社会公益领域专业分工的出现和能力提升,以及政府的《行政许可法》、《信息公开条例》、《物权法》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等新现象,说明目前公民社会有了更强的发展趋势。但是它能否持续发展下去,并在层次上有所递进,还不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它与公民力量和政治权力的动态平衡,教育和公民意识发展,法律政策环境的变化等,均有关系。因为目前的很多自由空间和公民自治行为还是非法治保障的,公民社会仍然很脆弱。
记者 公民社会从本源含义上是指一种自由秩序,那有人会说“为什么要有自由,政府什么都做了有什么不好?”您怎么看?
贾西津 如果政府是公民社会(自治秩序)中的政府,即在公民的自治秩序之中、公民根据法治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一种民主治理机制,方便管理重要的共同事务,那么政府必然是有边界的、权力有限的,政府没有获得民主授权的部分都是公民自由自治的领域,不存在政府什么都能做的问题;如果政府不是公民社会(自治秩序)中的政府,而是外在于公民的“他治”者,那么政府凭什么要为被治理者(臣民)做事?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自我承担自由人的责任就不可能享有自由人的权利,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记者 作为自治秩序的公益社会,在中国的推进过程中遇到哪些挑战?又当如何去推进?
贾西津 第一个挑战法律政策不能适应社会自治的发展需求。改革对社会组织的审批制度,自这一制度(双重管理体制)建立之时起,就一直在争论,政府、NGO实务界、学者,都承认双重管理体制的问题,但直至今日仍然没有原则性改变。这与宪法35条规定的公民其他权利,如言论权、出版权、集会权、游行示威权等类似,实际都实行的是政府审批制度。法律法规不能落实宪法权利,与我们的政治制度对自由的容纳度有很大关系。目前社会的自治能力和自治需求都不断提升,如果制度不能相适应,总会累积越来越大的社会问题。
第二个挑战来自社会本身,而它又与教育制度密切相关。公民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比如西方的各种社会组织,频繁的选举,在各种法律案例和生活事例中对于自由权利理念的辩论等,都是公民教育的过程,与其说公民社会是在公民成熟之后建立的社会,不如说是在公民社会的教育训练中学习成为懂得如何行使自由的公民,从而成就了文明社会。法学家耶林认为:“中国只要保留对成年孩子加以管束的戒尺,纵使拥有几亿民众,也绝不会占据小国瑞士对他国所拥有的国际法地位。”这句话听起来刺耳,其实值得我们反省。
记者 当我们的精英群体或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出现的时候,有人认为其起的作用是推动公民社会发展,也有人认为是更强化了特权阶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是想引出“公民性”的探讨)
贾西津 精英群体是拥有社会资源和一定话语权力的群体,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可小视。但是这种力量是强化于公民社会呢,还是形成特权阶层,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这就要看这一群体如何认知和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如果精英群体主张自己的权利和尊重他人的权利,通过相互之间的协作、法律契约、社会参与,形成可扩展性的社会秩序,就是促进公民社会的方向;如果人们崇尚通过特权来获得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以能够获得更高的权力支持、可以游走于法律之外作为自己的荣耀,缺乏民间的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协作,那么精英的产生就未必意味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有赖于法的精神和民间的信任与自治的纽带。
记者 请您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前景作一些展望。
贾西津 中国公民社会现在可以说发展到这样一种阶段,即有了30余年市场经济发展和对私权认知的基础,有了一定的社会组织数量的累积,有了一定的公民意识发展,现在正处于社会需求广泛增长,社会组织出现向多层次结构化发展的需求和发展基础,公民意识寻求生长点的阶段,社会改革和公民社会的制度建设,有如1978年之前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需要体制改革来释放新的生长空间。制度变革和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是互促互辅的,制度变革给社会容留出创新空间,当社会创新累积到一定阶段,又产生新的变革需求和为变革累积基础。没有经济社会文化的渐进式发展,公民社会不足以支持制度变革后的运作,如苏东剧变会走回头路,中国1949年的制度变革,也缺乏足够的公民文化支持,以至于在追求自由、民主的理念之下,走向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发展路径;但反过来,当公民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没有制度性的变革,也会压抑社会发展,积累社会矛盾,引发广泛的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制度变革不足,社会发展受到压抑和矛盾被累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欠缺是宪政法治的缺失,包括在公民权利的保障和政府权力的限定方面。
公民社会是公民自治的生活方式,是法治下自由的制度安排,是以个人为基点的社会,个人是社会最基本的责任主体,个人权利是社会规则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观念上而言,从集体性的理念到个体性的理念,从单中心的控制性秩序到多中心的自治秩序,从权力信仰到法治信仰,是中国公民社会面临的文化挑战。
(选自上海《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