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论文范文第1篇
在世界园林艺术的发展史上，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和西方古典园林艺术以其分别具有的鲜明艺术特征而著称于世。中西方园林艺术由于中西文化的结构、形态，以及文化形成的哲学基础、思想观念的不同而形成了两大不同的类型。人们习惯于将以中国为代表的自然式园林称为东方古典园林，将以法国为代表的规则式园林称为西方古典园林。中国园林建筑与西方园林建筑相比，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文化氛围、审美追求等方面的差异，造园中使用不同的建筑材料和布局形式，表达各自不同的观念情调和审美意识，产生了东西方园林艺术的差异。
1.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特征
中国古典园林，是把自然的和人造的山水，以及植物、建筑融为一体的游赏环境。中国园林是中国建筑中综合性最强、艺术性最高的一种类型，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珍品。
中国古典园林具有非常突出的审美特征，是一种蕴含着非常丰富和谐而又具有自然韵致的景观体系。中国古典园林还被赋予了深致的精神内涵，中国文化中的人格精神、哲学思想、宇宙观念等都可以通过园林这个艺术方式予以表现。
追求诗画意境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理念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自从文人参与园林设计以来，追求诗的涵义和画的构图就成为中国园林的主要特征。谢灵运、王维、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都曾自己经营园林。历代诗词歌赋中咏唱园林景物的佳句多不胜数。画家造园者更多，特别是明清时期，名园几乎全由画家布局；清朝许多皇家园林都由画师设计。园林的品题多采自著名的诗作，因而增加了它们的内涵力量；依画本设计布局使得园林的空间构图既富有自然趣味，又符合形式美的法度。
注重审美经验，通过多种手段调动审美主体的能动性是造园艺术家的不懈追求。园林毕竟是人造的景物，不可能将自然美完全逼真地再现出来，其中的诗情画意，多半是人的审美经验的发挥，即所谓借景生情，情景交融。观赏者的文化素养越高，对园林美的领会越深。
创造无穷的空间效果是园林艺术设计特别注意要达到的目标。在中国古典园林的类型中，私家园林面积都不大，而皇家宫苑又是私家园林的集锦。要表现出诗情画意的美学内涵需要某种连续委婉的曲线流动。为达此目的，必须运用曲折、断续、对比、烘托、遮挡、透漏、疏密、虚实等手法，取得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无穷效果。
中国古典园林是一种综合性的空间艺术，为了达到突破视觉局限，与天地融通的要求，在造园的过程中还非常强调借景。借景包含借入与屏出两个相反相成的部分。中国园林运用借景手法创造了许多著名的美的画面，如江苏无锡寄畅园借景锡山宝塔，北京颐和园画中游、鱼藻轩借景玉泉山和西山，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锤峰落照借景磬锤峰，等等，都是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
2.西方古典园林的审美特征
西方园林艺术与中国园林艺术迥然不同。西方园林的造园艺术，完全排斥自然，力求体现出严谨的理性，一丝不苟地按照纯粹的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发展。“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是西方造园艺术的基本信条，追求一种纯净的、人工雕琢的盛装美。
西方园林的艺术特色突出体现在园林的布局构造上。体积巨大的建筑物是园林的统率，总是矗立于园林中十分突出的中轴线起点之上。园林以此建筑物为基准，构成整座园林的主轴。建筑物控制着轴线，轴线控制着园林，因此建筑也就统率着花园，花园从属于建筑。在园林的主轴线上，伸出几条副轴，布置宽阔的林荫道、花坛、河渠、水池、喷泉、雕塑等。在园林中开辟笔直的道路，在道路的纵横交叉点上形成小广场，呈点状分布水池、喷泉、雕塑或小建筑物。整个布局，体现严格的几何图案。园林花木严格剪裁成锥体、球体、圆柱体形状，草坪花圃则勾划成菱形、矩形和圆形，等等。总之，一丝不苟地按几何图形剪裁，绝不允许自然生长形状。水面被限制在整整齐齐的石砌池子里，其池子也往往砌成圆形、方形、长方形或椭圆形，池中总是布置人物雕塑和喷泉，追求整体对称性和一览无余。
在园林布局上，黑格尔曾说：“最彻底地运用建筑原则于园林艺术的是法国的园子，它们照例接近高大的宫殿，树木是栽成有规律的行列，形成林荫大道，修剪得很整齐，围墙也是用修剪整齐的篱笆造成的。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成为一座露天的广厦。”西方古典园林无论在情趣上还是构图上和古典建筑所遵循的都是同一个原则。园林设计把建筑设计的手法、原则从室内搬到室外，两者除组合要素不同外，并没有很大的差别。
综上所述，西方园林艺术提出“完整、和谐、鲜明”三要素，追求严谨的理性。欧洲人自古以来的思维习惯就倾向于探究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喜欢用明确的方式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形成清晰的认识。这种思维习惯表现在审美上就是对称、均衡和秩序，而对称、均衡和秩序是可以用简单的数和几何关系来确定的。“决定美和典雅的是比例，必须用数学的方法把它制定成永恒的、稳定的规则”，是西方造园艺术的最高审美标准。
3.中西方古典园林审美特征差异的根源
中西方园林在起源上有着根本不同的用途，又因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引起了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审美特征的不同发展趋向。
中国园林起源于公元11世纪的“苑囿”，所谓“苑囿”，就是“筑垣以设境界而于其中饲养禽兽”的场所，供人类进行狩猎、通神、求仙、生产等活动，后逐步转化为游憩、观赏为主。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更注重于对自然的山林川泽等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君子比德”、“人化自然”的哲理更直接地强化了人们对山水的尊重，因此要求园林以自然为审美对象，从而明确了园林的风景式发展方向，形成了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整体布局。它还常与诗、画等相结合，楹联碑刻、雕梁画栋，给人以情景交融、遐想无穷之趣。中国园林的特点是将山、水、植物、建筑用绘画的法则进行设计布局，给人以含蓄典雅的艺术感染力，表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自然相处的关系。
西方园林起源于“菜圃”或“药圃”。为了农事的便利，将一块长方形平地划成若干方格，将蔬菜、药草等整整齐齐地种植于这些格子形的畦里，并在此基础上植上灌木或绿篱，这就是西方园林的雏形。受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人们本能地将人与自然区别开来，他们喜欢一些具体的事实，并将所见所闻的事物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花木、草坪、水池、道路、雕塑、喷泉等构景要素按建筑的法则来设计安排，显示出园林整体的人工图案美，从而表现出人对自然的奴役和改造的关系，其特点是气势磅礴、色彩绚丽、图案精美、空间开朗，给人以宏伟华丽的艺术感。
艺术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艺术传播;媒介;复制;受众;艺术史终结
隨着大众传播的发展，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日趋紧密，各类艺术事件经由传播媒介进入大众视野。不论是葛宇路及其作品登上央视并在微博上走红，还是《手拿着气球的女孩》（Girl With RedBalloon）的作者班克斯（Banksy）在照片墙（Instagram）上公布相关视频，这些事件都在暗示，艺术与人发生关系的方式由直接接触转向了经由各传播媒介的间接接触，它们被视为艺术传播现象，这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文中所指的艺术主要指视觉艺术;本文所指的传播则是指通过一定的媒介进行信息交流的活动。
大众传播学科建立于20世纪上半叶。今天西方传播学界的艺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视觉传播（visual communication）与艺术的传播（artistic communication）研究领域：前者关注视觉图像，艺术作为视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视觉传播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后者则探讨文艺与传播的互动，除视觉艺术外，文学、音乐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二者均不完全等同于本文所讨论的艺术传播研究。国内学界一方面进行视觉传播（或是视觉传达）研究，另一方面特别关注视觉艺术的传播现象，对其进行独立研究。在国内已有的传播学视角下的艺术研究中，单独的文章与教材较多，相关专著较少;以“艺术传播”为关键词搜索，在中国知网（www.cnki.net）上共检索到601篇已发表至各期刊的相关文章;已发表的文章主要由传播学学者撰写，艺术学相关文章的讨论对象主要是影视、戏剧与音乐;与本文所讨论的范围相关的文章共有104篇，相关文章主要是1990年以来发表，发表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13年起年发表数量明显增多（参见图1）。
与本文讨论内容直接相关的出版物分为侧重于传播或艺术两类。前者的作者大多是传播学学者，该类著作包括邵培仁的《艺术传播学》，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艺术传播教程》，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的《艺术与传播》，曹增节的《艺术传播学——文献计量学方向》等;后者则由艺术学学者撰写，包括罗一平的《美术信息学》，杜骏飞、万新华的《艺术中的传播》，段炼的《视觉的愉悦与挑战：艺术传播与图像研究》。和郑川的《当代视觉艺术传播及策划》等。传播学学者对艺术传播现象的研究大多是对现象以及概念进行宏观概述，甚至可以说是单纯地将传播的5W传播模式套用到艺术现象中。当面对“艺术”这一特殊的对象时，艺术学学者或传播学学者都依旧停留在“传播是传达”这一话语上展开讨论。而且，艺术传播话题在学界仍未形成集中的讨论，暂时未见直接相关的研讨会文集出版。
《中国艺术传播学研究的历史进路与理论反思》一文指出，艺术传播学学科仍然停留在理论建设层面，暂时未能积累有质量的经典理论成果。尽管这一新兴领域已经引起了艺术学、传播学两方面研究者的关注，但在大部分已有的文献中，艺术与传播二者依旧泾渭分明，暂未融合为一个具有完全意义的新学科。这样的解决办法在面对艺术传播事件时是无力的：当单纯地将艺术传播问题视作普通的大众传播问题时，其图像或视觉的成分便容易被忽视;当将艺术传播问题视作普通的艺术学或视觉文化问题时，该问题的讨论就容易坍缩为普通的艺术本体理论，而忽视“人”以及“媒介”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何在艺术传播研究中兼顾艺术的图像特性以及参与其中的观众与媒介要素，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一、艺术传播源流：从复制到传播
从历史角度看，艺术可以被描述为一部传播要素不断凸显的图像历史。在口头时代，人们使用描述的方式进行艺术记录与讨论，最早关于艺术的记述并没有插图，所以艺术形象的复制与传播无从谈起;进入文字时代，作为艺术品的手抄本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入流通，文字时代的艺术品仅有“作品”而无“原创”与“复制”之分，“观看”使作品成为艺术。在历史进程中，媒介技术的进步为传播提供了可能，而受众的扩大使传播成为必然。
媒介技术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机械复制到电子复制等阶段，技术进步不仅让艺术的传播更为便捷，同时也产生了新型的艺术。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所说的“媒介即讯息”在艺术的历史维度中，体现为其媒介性不断强化，逐渐由观看指向传播的过程。版画技术使得图像的复制成为可能，大规模印刷技术使得中世纪的艺术发展为“人为的”艺术。版画是最早的艺术品复制手段。洛可可时期，英国版画的生产并非只用于新版画的创作，更重要的是复制传播绘画作品，使其拥有更多的观众，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当时的学者对版画复制品是否属于艺术品、复制版画的版画家是否是艺术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770年出版的《历史与版画艺术》（SculpturaHistorico-Tcctmica）谈到，即使是优秀的画家也会在复制的过程中将部分内容留给版画家处理，作为简单工艺品的版画由于复制技术的特殊性而更趋向于艺术;而稍晚的《传记辞典：包括所有版画家的历史记载》（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ContainingAHistorical Account of All The Engravers）一书则认为，这种复制其他艺术品的版画工匠不配拥有艺术家之名，他们所做的只是对绘画作品进行形式的翻译，复制技术削弱了作品所带有的原创性。印刷术的产生改变了人们的感知比率，作为新媒介的版画，将原画作为其内容进行传播，这种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人对艺术的认识。
大约一个世纪后，波德莱尔在《画家与蚀刻师》一文中再次谈到了版画与原作的关系，他通过文章向读者介绍蚀刻版画以及原创蚀刻铜版画刊物。波德莱尔以蚀刻版画的复制与原创为论述的中心，联系起个人与公众、贵族与大众两对关系，二者因“蚀刻版画复制艺术品是大众审美，而蚀刻版画创作是个人的高贵趣味”而对立，蚀刻版画的复制技术模糊了“贵族”与“公众”两个阶层之间的“区隔”。波德莱尔模糊地认识到蚀刻版画作为新媒介对艺术审美的影响，他对版画内容的分析仅能够揭示出公众审美与贵族审美之间的表面差异。这种差异的实质来源于版画技术本身，贵族持有原作，原作通过有限的、低速的复制使其受众不再局限于拥有者个人，版画与原作由于技术产生的实质性差异，使得这一时期的原作地位仍高于复制品。版画所复制的原作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将其阐述为“原真性”。
在本雅明的论述中，波德莱尔所说的这种“贵族的”性质被描述为“光晕”（aura），对艺术品的复制导致了光晕的丧失。复制品与原作的区别在于，复制品使得原作的图像进入了流通领域。艺术品通过复制的方式经由各种媒介接触到了公众。假如暂时从艺术本体讨论中移开目光，转而从传播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观点，本雅明所谈论的是艺术传播中复制技术如何影响受众参与艺术过程的问题。他指出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改变了艺术与大众的关系：绘画这一传统的造型艺术要求的是独立的个人的观看、或者是分阶层的观看，但机械复制的艺术带有高强度的社会性，造型艺术的个人化观看要求与机械复制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化观看产生了矛盾，也就是说，绘画自身的要求导致了绘画的衰落。本雅明从艺术的复制对艺术原真性的影响引向论述绘画的衰落，最后他又将绘画衰落的原因归结于绘画的特性自身。在关于绘画衰落的话题中，本雅明的论述从艺术传播又回到了艺术。
本雅明认为，摄影术的复制拓宽了艺术的受众，改变了受众的感知方式与参与方式。这种参与方式的变化从艺术形式上看是从绘画走向了摄影与电影，从感知方式上看则是从凝视走向消遣，感知方式的转变引起艺术的改变，艺术不再以其自身为主体，“观众成了一位主考官，但这是一位心不在焉的主考官”。这是对如何思考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或者是对复制时代的艺术的思考的提示：即不仅仅要关注艺术自身，更要关注受众。本雅明的论述止步于此，他没能指明如何分析观众这一个主考官。
今天我们可以借助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理论沿着本雅明的方向继续前进，作出新的推论：机械复制时代是热时代，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由于技术的发展走向高清晰度与高排斥性，于是使得受众的注意力越发分散，受众接受艺术的方式从“凝视”走向了“一瞥”，受众的注意力逐渐分散，逐渐成为艺术追逐的对象之一。相较于热时代的媒介背景而言，滞后于文字复制的图像复制技术是一种冷媒介，作为复制技术的摄影所产生的内容清晰度低，要求受众参与度高。将冷媒介用于热时代所产生的剧烈影响催生了波普艺术（Pop Art）等为复制而创作的艺术，在这些艺术形式中受众的参与又重新反馈至艺术的演进中。从此，“受众”的变化并不仅意味着受众数量的增加，还体现在其参与艺术的方式的变化中：受众从被动的参与走向了主动的选择，甚至对艺术的发生与阐释乃至艺术的本质产生影响。
本雅明的研究跨越了传播学与艺术学两个领域，尽管他未能从艺术传播的角度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彻底的回答，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理论上的贡献依然值得重视。
进入电子时代之后，受众更多借助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接觸艺术，人对艺术的认识方式逐渐更为间接且广泛，学者开始考虑广泛地把可以复制以及传播的图像乃至艺术作为信息交流工具的可能。
1972年贡布里希（E H.Gombrich）发表了《视觉图像在信息交流中的地位》，文章使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方法阐释使用图像进行信息交流的作用机制。贡布里希认为作为图像的艺术作品能够同时承载唤起情感与传递信息两种功能，但随着艺术自身的发展，艺术传递信息的能力越发衰弱，观众们“没法得到这幅画的信息……这只证明，把艺术和交流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对的”。贡布里希最终的结论是：艺术无法等同于交流，只有当受众清晰了解上下文语境以及对艺术作品所使用的代码时，才能够充分理解作品所传达的信息。
尽管贡布里希否认了艺术作为信息交流工具的可能，但是这种类比揭示了贡布里希所代表的一类艺术传播观念，它们将艺术视作思想的外套，目的是推动交流、加速传播观念，这种观念受到了新维也纳美术史学派学者奥托·帕希特（Otto Pacht）的批评。帕希特指出，“按此原则，艺术品的职责完成后，就可以摒弃”。在帕希特的语境中，这是从形式主义阵营对图像学方法的批评。与贡布里希同时期的艺术传播研究《作为交流能力的艺术》（Artas theCommunication ofCompetence）亦将艺术视作一种信息交流能力，并从这一角度对自然美与艺术美等传统美学问题作出回答。这种将艺术视作另一重媒介的理解方式在传播学诞生之初看似新颖，但是对艺术史而言却已是老生常谈。在电子时代，艺术与承载它的媒介发生了融合，就像书籍印刷使得艺术家尽其所能把一切表现形式都压缩到印刷文字的单一描述性和记叙性平面一样，电子时代的传播媒介使得艺术都竭力扁平化，以其视觉效果出众或各种方式吸引媒介使用者的注意力，从而达到易传播的目的，其信息载体功能相较于艺术的媒介性质则显得更为次要。
贡布里希触及了艺术传播的重要维度，即传达的有效性问题。他将作为媒介的艺术看作是传达某种“信息”的载体，而这种信息隐藏在由艺术家（作者）所决定或者编码的谜语之中，观众在艺术传播过程中需要通过某种“技巧”或者基于视知觉的神经活动接受和解码这个谜语，才能得到“正确的”信息。这个前提下，信息的效率问题才显得重要。
对于艺术作品参与信息交流的效率，贡布里希设计了梵高（Van Gogh）实验进行检测。在贡布里希的设计中，所有被试者都没有能够回答出梵高在绘画中所表达出来的真正意图，对此贡布里希作出的阐释是艺术无法等同于信息交流。贡布里希在分析中所持的立场与当下一些人相近：不少研究者看到大众通过各种媒介接触艺术作品，并对作品作出不同的理解与阐释时，一方面批评这些理解的“非专业”，另一方面又无力影响大众的自发性解释。这种归因于“他们不懂”的态度与贡布里希所谓“交流无效”的看法，同样是由传播观念陈旧、忽视艺术受众造成的。不论是在贡布里希文中所使用的梵高的例子，抑或是主张艺术家或研究者应当掌握艺术阐释话语权的观点，从现代传播的视角分析，都可以归结为传播是信息传递这类狭义的传播概念。今天的传播早已不仅是传递信息的话语，更具有游戏、仪式或共享等不同话语的特点。不仅如此，新的电子时代也使得狭义的“艺术传递一接受”变得不可行，电子时代的媒介使得艺术从低速复制走向了高速传播，信息从匮乏走向爆炸，接受信息的受众越发拥有选择权，媒介之于受众如同皮肤之于个体，将受众置于绝对的被动地位早已显得不合时宜。
同是在1972年，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观看之道》也讨论了原作与复制品以及博物馆的关系，他谈道：“在图画复制的时代，画作的含义不再是图画的附属品，而成了可以传送的：这就是说，它成了某种信息，而且如同所有信息一般，若不被使用，就是受到忽视;信息本身不带任何特殊的权威”。同样是面对作为信息的画作（艺术），约翰·伯格持有与贡布里希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现代的复制手段改变了艺术的特性：“现代的复制手段摧毁了艺术的权威性，将它从一切收藏处搬开，或者更妥帖地说，将它们自己复制的形象统统搬出收藏处。有史以来，艺术第一次成为昙花一现的、异地同现的、有形无实的、唾手可得的、没有价值的、自由自在的物象”。在复制与传播的影响下，艺术从神坛走下，走向了它的受众。
技术的变革使得艺术与受众的接触从最简单的复制逐渐加速，发展至当前的通过各种电子媒介进行的传播，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艺术的性质以及人对艺术的认识。受众参与和大规模复制技术是艺术史旧范式中未曾遇到的反常现象，艺术社会学对艺术史中出现的新现象有所察觉，并引入电视与暴力的传播学经典案例辅助回答“艺术是什么”这一问题，这更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艺术研究越发需要引入对受众参与与媒介环境的整体进行传播学分析，方能进一步解决当下的艺术新问题。
通过回顾艺术的历史可以发现，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不同时代的艺术家与学者使用不同的媒介复制与传播艺术。印刷术发明之前，口语时代的记录者用语言描述图像，文字时代的艺术家用图像描绘现实，而研究和阐释者用手稿文字记录图像;古登堡时代的艺术家開始面临版画复制的挑战，贵族与公众之间的区隔逐渐融合;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开始受到来自复制技术的强烈冲击，艺术的复制产生了复制的艺术;进入电子时代，由摄影、电视、电影等传播方式引起的伟大革命影响着艺术领域，艺术家为受众提供的是像电视、电影一样高度参与介入过程的手段，艺术作品成为为复制而创作的作品，引诱受众参与、提供介入过程成为新的艺术生产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对艺术的讨论也在不断发展，艺术研究逐渐从艺术本体转向对“艺术界”的研究，它们又都为艺术传播研究的展开作了理论铺垫。有学者认为20世纪后半期丹托确立的“艺术界”理论给予了艺术的魅惑致命一击，但是笔者认为，这一击实际上是传播给出的。如果不从传播这一视角来看，即使艺术界包括了艺术家之外的更广阔的群体，艺术仍然只能成为少数人的游戏，无法有效解释当下传播媒介对艺术性质的改写等问题。艺术从复制到传播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媒介与受众的参与，作品与形象没有发生变化，但艺术观念则变得模糊而多样，这种对艺术的祛魅就如同从科学普及至科学传播的区别，科学传播对科学进行祛魅，而艺术传播则关心受众心中的艺术。
通过回顾艺术传播问题提出的历史，我们发现现代艺术经过了从复制到传播的发展过程，而技术与受众是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的参与深深改变了当代艺术的样貌。
二、数字时代：指涉艺术的图像传播
在电子屏幕组成的数字时代，视觉世界是弥散的，独立个体通过各自的屏幕接触图像。屏幕成为人接触世界的视觉感官的最大延伸，相较于博物馆中人直接面对图像的传统，今天人与图像的关联更多通过屏幕建立联系，个人对图像的观看成为信息加工的过程，而对这个过程的考察，需要借鉴传统艺术史中对观看的认识。
“观看”作为艺术学的重要概念，指人通过视觉感知图像的过程。帕希特在《美术史的实践和方法问题》中谈到“艺术品必须通过我们的身之眼和心之眼的再创造”，观看使图像转化为概念，理想的观看是进入艺术品的最佳方式，艺术的讨论通过观看所产生的概念建立起标准化论述，使作为科学的艺术史学成为可能。在文字时代与印刷时代的艺术史中，人与艺术品通过观看建立联系;而在电子时代，人的感官经过媒介的延伸与截除，“观看”已经加速为“浏览”，又进一步变为“视而不见”。接触方式的改变带来的是艺术的存在方式的改变：以往，观看成就艺术;现今，传播取代观看。传播消解了凝视，消解了艺术的理想观看方式，它使艺术成为无意义的滑动屏幕与电光闪动。
前文已经提到，电子时代技术进步带来的图像传播和受众参与改变了艺术与图像的关系。因此需要对这种新型关系提出合理而全面的阐释。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指出，“在现代早期，艺术史书写定焦于一种合乎规律发展的艺术历史之抽象图景，它与艺术家对自己的认识相同，因为艺术家无论做什么的，总是试图将一种客观而普世的艺术引向未来”。现今，传播使艺术变得“客观而普世”，艺术史书写则与传播的过程及结果相适配。当艺术史书写描述、分析、归纳艺术现象时，产生了独立存在的艺术案例，这些被经典化的艺术案例使得艺术史书写成为可能。艺术传播现象作为个案能够获得学者的关注，但是独立的个案需要经过经典化筛选与处理过后才能够纳入新的研究范式，并在学界被传播、识别、应用。这种经典化在艺术史的书写中是片段的，只通过艺术史写作内部进行经典化的循环。但在电子时代，屏幕贯穿了感知的方方面面，媒体成为人的感知器官，在艺术世界中，“人人都是媒体”成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变体，天然地带有传播倾向的媒体成了艺术家的代名词，而艺术也就被赋予了传播的特性。下面我们将从两个层面论证艺术传播学产生的必然性。
首先，“艺术之名”在图像中划定了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就像物质被吸引到黑洞中一样，图像指向并渴望进入艺术。
同样从传播角度关注图像问题的视觉传播研究是一个意图囊括一切图像材料的雄心勃勃的领域，然而这个没有边界的知识系统也恰恰由于这种不加区分的态度而存在随时崩溃的危险。出于去中心化的后现代立场而对所有视觉对象一视同仁的做法，令视觉传播研究无法注意到以下这个重要的事实：大众传播过程与历史演进正在对图像进行严酷的筛选，凡进入研究视域的图像都具有特殊的意图，这些图像都主动或被动地指涉艺术这个概念，换言之，图像天然地想要成为艺术。因此可以进一步推论，视觉传播研究必然坍缩为艺术传播学。
越南摄影师黄功吾（Huang Cong ut）摄于1972年的《汽油弹袭击》（Accidental Napalm Attack）这张照片自刊出之后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它不仅获得普利策奖，并成为有关这场战争的图像中被引用得最多的一例。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论摄影》中将这张照片与展现暴行的电视广播做对比，强调带有感染力的照片的效果;《照片的历史》一书用该作品讨论战争摄影的道德困境;《图像证史》则用该图讨论艺术家使用战争图像表达大众文化的价值观。这张照片还成为艺术创作的素材，波兰艺术家泽贝纽·里贝拉（Zbigniew Libera）将它与集中营等照片进行重组，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作品;德国艺术家马提亚。瓦赫那（Matthias Wahner）也将它重新处理，创作了新的艺术作品。像《汽油弹袭击》这类具有代表性的图像相较于其他图像而言总是更具有表现力，在对视觉研究的过程中不断被学者引用，这个被研究的过程也是图像被经典化、被赋值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循环的、多层次的，并在传播中被不断筛选与加强：这张照片首次刊登在《纽约时报》（The NewYork Times）上时，便进入了大众传播语境，紧接着被各个报纸转载，照片在受众心目中的印象被不断加深;而在学术界，作为材料或讨论对象的照片通过不断的引用更具有典型性与说服力;作为素材的照片甚至促进了艺术的再创造。《汽油弹袭击》图像在传播的过程中被动地指涉艺术，人们对它的使用、阐释与再创造使得它成为一件艺术品。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图像自身的功能与结构方面的“类艺术性”，或者说“指涉艺术”就是整个图像系统坍缩的黑洞。所谓“艺术”这个看似陈旧的概念，既由于其“无利害之美”的历史命题成为一个无内涵的概念（不可见），又由于其死亡而保持着致命的强大引力。类似的例子还有热里科（Theodore Gericualt）的《梅杜萨之筏》（TheRaft of the Medusa）以及叙利亚难民小男孩溺亡的悲剧性照片及其在当代艺术话语中的表现。
这种指涉的策略也被创作者主动加以利用，赋予视觉传播现象以指涉艺术的意图。从使波普艺术被从广告图像中选取为艺术作品的番茄汤罐头到日本艺术团体teamLab所设计的带有精彩视觉效果的展览，从各类艺术品复制展、影像展的走红到艺术活动造就网络媒体热点话题，等等。
艺术的机械复制抹杀了艺术的“光晕”，但格罗伊斯提出，复制品也可以被再域化，当艺术复制品被重新赋予特定的“即时即地性”时，它就重新成为艺术。更进一步，网络取代了博物馆，成为最大的艺术场域。数字时代的艺术从生产到观看都进入了传播，使其在多元阐释的推动下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以往在生产、观看与消费中实现的艺术化过程现今在传播中完成。
数字复制时代的艺术复制与艺术传播已经成了艺术本身，成了艺术的最新形式：
艺术不再能够以呈现、展示的物品或结果的形态出现——不论是画布、摄影照片、影像还是综合媒介的装置，而只能将这些“作为艺术的媒介”转变为“作为媒介的艺术”，艺术只能记录而无法呈现。
当代艺术形态由于媒介的变化已经发生了形态上的根本变化，现今人们所接触的艺术已非艺术的本身，它们是艺术的化身，是有关艺术的图像、概念、话题，“它们指涉着、包含着艺术，艺术在这些材料之外，这些材料成为媒介，艺术是其记录、装载、反映、传播的东西”。不仅如此，艺术既是传播的内容，也是传播的形式，可以说艺术传播就是关于艺术的艺术。以上就是视觉传播必然导向艺术传播第一个层面的证明。
第二个层面则是基于媒介惯性理论的证明。在新旧媒介发生更替之时，新媒介往往要模仿旧媒介的内容与结构，因此无论视觉传播如何主张图像媒介之新，旧有媒介的一切概念和話语依旧可以找到自身的适用性。
新兴的数字媒介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利用已有媒介的数据，而不是创造新的媒介……一方面，媒介需要通过新故事吸引观众的注意;另一方面，媒介系统又不得不依靠那些千篇一律的话题和陈词滥调度日。
艺术传播依旧模仿着艺术的名字，使用艺术的形式，以“艺术”之名行传播之实。
然而，视觉传播研究并不强调艺术在视觉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它要求该领域囊括所有的视觉现象。德国视觉传播学者玛利安‘穆勒（Marion MUller）指出，21世纪的视觉传播应当“成为使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解释视觉生产、扩散与接受的传播学子领域，并能够用以解释当代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语境下的大众视觉媒介含义”。穆勒所归纳的视觉传播的研究目的与视觉传播中必然出现的经典化现象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当视觉传播研究关注大量不同个案时，个案与个案之间巨大的跨度使得视觉传播的新范式无法诞生，视觉传播也无法成为独立学科。而艺术传播研究将在面对艺术对象时以其经典案例的普适性与对艺术理论、传播理论的补充与发展胜视觉传播一筹。此外，艺术传播研究也不仅仅是特殊的视觉传播研究，艺术传播研究更应该强调图像自身的力量。现今的视觉传播研究大多使用语言学方法对图像进行阐释。1997年发表的文章《视觉传播的概念性地图》（A Conceptual Map of Visual Communication）中，作者谈到视觉传播是视觉素养的目的之一，而视觉素养则主要由视觉、语言学以及视觉语言组成。正如米切尔（W.J.T.Mitchell）对视觉艺术的研究所预想的那样，视觉传播研究也充斥着“习俗”的符号系统，摄影、电影、电视等都充满着“文本性”的“话语”。传播学中视觉研究领域的文献可以大致分为语用学的、修辞学的以及语义学的三类，如《再定义图像：模仿、习俗和符号学》（Redefiningthe lmage：Mimesis，Convention，and Semiotics）《视觉传播中的句法理论》（Syntactic Theory of VisualCommunication）等使用符号学或语言学方法对视觉传播现象的研究都已成为视觉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视觉传播研究》（Studying Visual Commni-cation）的作者索尔‘沃斯（Sol Worth）在《图像不能说不》（Pictures Can't say Ain't）中谈到，如果艺术能够作为一个概念成立，并且拥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话，那么这种相关性更多是与惯例、规则、形式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结构相关，而不是与“现实”直接相关的。他用语言学的方法分析艺术“文本”，在他的解释中，观者对作品进行“转译”而不是“创造”。这种对艺术的阐释方式与图像学极其类似，如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认为识读艺术作品通过前图像志、图像志、图像学的三个层次展开。虽然沃斯的观点层次较为简单，但他与潘诺夫斯基的相同之处在于，将视觉传播的艺术看作简单的主客体二元关系。潘氏所举的两位绅士打招呼的例子一如沃斯描述的“观者看画”。因此这也遭受到米切尔的批评：“这成了他与某一幅画相遇的一个比喻;图像学家与图像相遇的场面便成了图像学研究的范式。”
借此，米切尔提出了图像理论的可能，并指出由于“当代文化的历史环境，现实在后现代主义中越来越快的媒体化，以及我所说的‘图像转向’现象及其景观和监督的领域”，使得元图像成为讨论语言与图像关系的焦点，也使得图像理论成为可能。
米切尔从图像转向和元图像两个角度来回答图像如何图绘理论的问题。他使用了一系列漫画与艺术作品来讨论元图像的作用和效果，“它们只是被呈现出来以表明图像如何反映自身。因此，每个例子都是一个样本，都应探讨它就自身说了什么，就其他元图像了暗示了什么”。元图像是“指向自身或指向其他图像的图像，用来表明什么是图像的图像”，然而，所有图像都将指向自身或指向其他图像，所有的图像都处于图像的关系网之中，所以这一概念只有无限的外延而无明确的内涵，因而可以说“元图像”其实并不存在。所以，想要达到理解图像，甚至达到使用图像图绘理论的目的，应该关注的是图像与图像之间的关系链条，了解图像如何演变与转化，了解图像指涉图像的过程。艺术作为特殊的带有指涉意味的图像，应当成为图像研究关注的焦点。
至此，“数字时代的艺术是指涉艺术的图像传播”这一推断显而易见。数字媒介的特征改变了人类的感知，对艺术的认识过程从直接的“观看”切换成为间接的“传播”，“看”在艺术认识的不同时期被表达为“观看”“视觉”“图像”，这些话语的实质都是人与图像直接的接触过程，当媒介延伸人的感官之后，媒介与图像的接触则被称为“传播”。建筑师路易斯·康（Louis Kahn）曾提出著名的“砖问”：问砖自己想成为什么，砖回答说想成为拱，他认为砖生来便是为了成为拱。我们完全可以仿照他的口吻大胆提出：问图像自己想成为什么，图像回答说想成为艺术。图像在传播的过程中天然地指涉艺术，而指涉艺术使得图像的传播成为可能。
当我们能够通过“传播”的方式看待“艺术”时，艺术传播学便呼之欲出。
三、艺术传播学：艺术的“借尸还魂”
艺术史发展至今，一次又一次地被质问：艺术史终结了吗？
贝尔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重新被承认的历史真实性要求有一种新的胆略，一种深入长期被理想主义的传统宣称为禁区的领域中去的意愿。这个事业的核心是恢复和重建艺术，使用艺术与公众之间的联系，而且要考虑到这种联系决定着艺术形式的方法和意图。他甚至直接指出：“艺术史构想……如今正被媒体文化瓦解，规则发生了变化。”
本文延续着贝尔廷的思考，尝试通过对媒介理论的引入，寻找这片艺术史的“禁区”，从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受众参与的进入这两个角度重新建立和恢复艺术和公众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建立导向用传播反思艺术形式的方法。在数字时代，艺术以传播的形式出现，传播使图像指涉艺术，指涉艺术使图像更易于传播，这个封闭的逻辑环路完成了“艺术是传播”这一命题的理论阐述。当艺术的阐释接纳了传播的解释方法，艺术传播学便得以可能：艺术传播学是一门以艺术的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图像一媒介和传播为视角，来回答艺术问题的新学科。
然而，艺术传播现象的出现并非令所有人欢欣鼓舞。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提出最后的警示：“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成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艺术亦是如此。当艺术与传播完美融合，迎来文化民主化的同时，也将使人文研究面对三种极大的威胁：第一，掌握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精英可能与文化精英形成某种共谋，这将让艺术传播变成受到操控的宣传;第二，绝对的平等将导致绝对的无序，“人人都是艺术家”就意味着“人人都不是艺术家”，均质的传播使得艺术话语失效;第三，也是最为严重的危险在于，用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艺术将服从社会学研究范式，必然重视通则式解释、忽视个别案例，而这很可能会腐蚀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天才赖以生存的土壤。所谓天才，是因为他们的独特个性，却将沦为统计学上的少数和通则的例外。即便能够幸存，也会因为被传播网络和统计数据排除在外而失去一切意义。然而历史上，艺术的高度往往是由这样的少数天才所决定的。
面对电子媒体时代强大的、无所不包的大数据，一切“典型”都将“类型化”。彼时，天才无存，艺术走向平庸。当那个时代来到之时，我们所迎来的必然是庸俗的、大众的、扁平化的艺术，而以往精妙的、富有创造力的、复杂的艺术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甚至连“历史”自身也失去了舞台。在电子媒体时代之前，人类世界具有强烈的历时性，一切信息都在历史纵深的时间维度中传达并展开自身的意义;而媒体带来的高速传播强烈压缩了历史的纵深，历史变得扁平，一切需要在时间维度中展开意义的信息只能诉诸快捷易懂的媒介，以意义消解求得简单的名义上的共识。艺术也将只剩下艺术之名而已。
這就是传播魔盒被打开的结果，也许这个盒子已经被打开。
艺术史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芭蕾的早期用光只是借助于原宫廷建筑物内的油灯，蜡烛，火把等作为演出照明，在这段历史时期，光只能起到照亮对象的作用。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进步，古典芭蕾的用光与表演相互渗透，融化为一体，成为创造艺术效果最重要的手段。本文就此谈谈芭蕾舞灯光艺术设计的理解和运用。
[关键词]灯光的对比运用 艺术构思 科技与艺术
芭蕾作为一门外来艺术，在中国发展已经近五十年了，她起源于意大利，兴起于法国，鼎盛于俄罗斯，由法语ballet音译而来。在国外作为最早的贵族艺术，而今已成为与其他门类艺术相通的大众艺术形式。
传统的古典芭蕾技术建筑在外开、伸展、绷直的审美基础之上的。它包括：脚的5种基本位置、3种基本舞姿：如阿拉贝斯（arabesque）、阿提秋（attitude）和伊卡特（ecarte）：腿部技巧：各种巴特芒（battements）——包括腿的伸展、打开以及ronddejambo（腿的划圆圈）等；各种幅度和舞姿的跳跃；各种旋转；击腿技巧；各种舞步和连接动作；女子的脚尖舞技巧；双人舞的扶持和托举等技巧；以及泼德布拉（portdebras）等。古典芭蕾的这些基本动作（元素），就像字母一样，编导运用这些字母写出不同角色的个性、身份、情绪以及角色在剧情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这些元素按特定的结构手法加以编排、组合、组成形象化的舞蹈语汇来表达剧情，创造出各种富有艺术魅力的舞蹈形象。
在我国，芭蕾艺术的发展从60年代至今也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在众多芭蕾艺术家的推动普及发展下日趋成熟，起步虽晚，却是飞跃前进。现有中央芭蕾舞团，上海芭蕾舞团，辽宁芭蕾舞团，天津芭蕾舞团，广州芭蕾舞团，及香港芭蕾舞团。
本人作为长期参与芭蕾舞灯光创作和演出的一员，以此文谈对芭蕾舞灯光设计的体会与同行们共享。
芭蕾最早的演出主要以古典芭蕾为主，古典芭蕾以形体表演为主，同样最早的芭蕾只是作为西方皇宫贵族少数人所享受的内部宫廷艺术。它长于抒情，短于叙事。芭蕾的早期用光也只是借助于原宫廷建筑物内的油灯，蜡烛，火把等作为演出照明，在这段历史时期，光只能起到照亮对象的作用。在未出现电光源之前，主要是把蜡烛，油灯装在枝形大吊灯上，吊在舞台内上空，加强表演照明，在舞台台口放一排蜡烛或油灯，统称“台口脚光”。在经历了从油灯，蜡烛，石灰灯，煤气灯，到后来，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舞台照明新的时代到来了，直到当今被广泛使用的卤钨灯，气体放电灯，LED灯以及数字化照明灯具和视频影像灯具设备等，为舞台灯光的艺术照明起到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样芭蕾的灯光艺术和其他形式的灯光艺术一样都在同步发展，只是保留了自己的灯光艺术特色。对于古典芭蕾的用光，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用写意的手法{非写实戏剧）来处理，追求意境和韵味，就像灯光大师阿皮亚所说“我们不要去创造森林的幻觉，而应创造出与森林气氛中的人的幻觉”。用灯光来揭示戏剧人物的思想，情感，心灵，创造人物的精神意境，以光写情，运用光的色彩，光的强弱，光的明暗对比，以及不同的光位，光影，光束，投入到戏剧情感的波涛之中，与表演渗透，融化为一体。舞台灯光创造艺术效果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光于色的结合，在演出中舞台灯光存在于空间和时间，往往与演员的表演，音乐的节奏具有同一性质的艺术感染作用。具体设计时用大的气氛光和小的效果来处理，用大的气氛光表现剧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要素，用效果光提示剧情的特殊起伏和特定表演，在表现剧情基调的情况下，古典芭蕾首先有足够的光照度让观众看清演员的表演。比如古典芭蕾大家熟知的《天鹅湖》，《吉赛尔》，《舞姬》等。在我团演出的古典芭蕾《天鹅湖》中，一幕宫廷花园和三幕皇宫内，都是在演区铺大的环境光，一幕是用铺满舞台的柠檬黄和白色亮光，用成像灯投出树影效果，结合舞台四道树林布景，使观众一眼就看出是在宫廷外的花园里，三幕是用琥珀色铺满舞台，四道边沿幕是宫殿式的画廊和宫廷柱，每当随着音乐大幕打开，辉煌的宫廷舞会场景展现在观众眼前。二幕和四幕是天鹅湖畔的夜晚，整个舞台全是在802深蓝色和804原色蓝的月光下，结合背景的湖畔和用水灯投射在布景湖面上的水波纹，整个场景安静而唯美，而当天鹅出现和魔王出现时用特殊效果光来提示和处理戏剧冲突。我看过很多国内外版本的《天鹅湖》对于用光几乎雷同，都是传统或者此固定模式的用光。我随团访问过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他们的古典芭蕾用光都是这种传统模式，即使是使用了现代灯具，舞台效果同样不花哨，不喧宾夺主，非常的雅，会让你看的很入戏，我想这就是古典作品的魅力所在。
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各个国家在保留了古典芭蕾的同时，又出现了各个国家的民族芭蕾。在我国同样在继承国外古典芭蕾的同时，又在创作自己的民族芭蕾，继承和延伸了芭蕾艺术。比如大家熟知的《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梅兰芳》，《二泉映月》，《梦红楼》等，这类民族芭蕾的用光，就打破了古典的传统模式，所有的灯光设计者对于作品都是用自己对本民族的色彩出发，用自己的民族的灯光艺术创作来处理，加入本民族的设计元素及艺术构思，所以这些民族舞剧都深入人心成为佳作，适应了现代人的艺术欣赏需求，我想这也是芭蕾艺术跟现代社会在同步发展，成为现代人的精神食粮。
在我团演出的民族芭蕾舞剧《梦红楼》中，使用了大量的现代灯具，电脑图案灯，染色灯，用大批回光灯做逆光和侧光，加上换色器，应该说是现代灯具和传统灯具结合使用的佳作。因为这个戏的剧情就是用现代思维解读古典的一部艺术作品。从开场现代青年进入梦境，台口用写实的光表现都市气氛，而在纱幕后出现了梦境中的十二衩，用十二台电脑灯用不同的颜色照在十二名演员身上，慢慢随音乐转动，不断变换色彩，把梦境中的意境表现的淋漓尽致。在“恋玉”一场，用常规灯铺满全场的绿色和电脑灯黄色的树影图案互相搭配，这样的传统灯具与现代灯具的完美结合非常唯美，表现了宝玉和黛玉的青涩爱情，同时用电脑灯铺满舞台的光影效果，和做定点处理，使观众沉浸在浓浓的剧情里。在婚礼一场，整场处在橙红色调中，表现了结婚的喜庆。而当“拷玉”时电脑灯的逆光三基色浅蓝色逆向舞台，舞台上放些淡淡的烟雾，把观众直接带入沉重的悲伤情节气氛中。而国外设计者设计婚庆场面大都是用浅色调或者白色代表婚礼，我想这就是带有民族色彩的设计手法，这就是民族芭蕾的特点所在。
随着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古典芭蕾和民族芭蕾已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现代芭蕾应运而生。19世纪末期，欧洲古典芭蕾单纯追求形式与技巧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不仅影响整个舞蹈艺术的发展，而且也阻碍其自身的发展。内容与题材仍旧停留在神话传说、王子公主的范畴之内，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大，成为舞蹈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巨大障碍。为了摆脱芭蕾对人的束缚，解放人性，正是处于这种危机中，现代舞便应运而生。
美国舞蹈家邓肯打破了古典和传统，现代芭蕾作品产生了。现代芭蕾的用光，突破程式化，可以用不同的光亮，光色及光位来表现，用贴近生活的表演和用光来表现作品，自然，亲近，洒脱的情感基调和自由的服装、灯光、音乐的渲染下，使舞者的躯体动作，内心情感，心理状态和灵魂境界相统一，以外在的动作将灵魂语言淋漓尽致抒发和挥发的一种舞蹈艺术。成为古典芭蕾和民族芭蕾的突破和延伸。
其实，灯光设计构思包含艺术与技术两方面的思考，而艺术构思则是设计的重要基础，灯光设计者一定要有较好的艺术构思，光的照明价值就在于它的艺术性，它是二度创作中的一种再创造的艺术手段。从事戏剧工作的人对二度创作的概念都很明确，工作内容与方式也很熟悉，在二度创作中无论是演员，布景，道具，服装，化妆等创作部门的前期工作所创造的形象，还只是他们的本体创造，没有在灯光下综合之前，他们的创造还只是不统一的本形原体，只有当他们在舞台灯光下综合起来，将各种创作元素融合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时，才算完成了形象创造的任务，舞台灯光就是在这最后阶段发挥着多种作用，把那些不统一的物质原型统一在一个整体中，组织与剧情有关的灯光变化，甚至像音乐那样，连续的穿凿空间气氛，控制演出情绪，这种艺术活动现象实际上是为二度创作进行最后的再创造。所有的灯光设计不但要掌握熟练的灯光技术，更重要的是有较好的艺术修养，特别是对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方面的修养。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舞台灯光设计的知识面，已拓展到戏剧心理学，观众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建筑，绘画中的观念形态方面的研究。此外，还有材料工艺，计算机运用等领域的研究。舞台灯光设计不仅要有广博的艺术方面的修养，还要有较扎实的技术功底，特别是对于光，色，灯具，调光等方面的艺术功能要很熟练，因为这是灯光设计最基本的技术手段。当今是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舞台灯光艺术处理，已经不能简单地凭艺术灵感创造新艺术。必须懂得新技术的运用，甚至熟练地掌握。只有驾驭了这些物质设备，才能驰骋于舞台空间。
近年来我国的戏剧艺术发展的突出进步和变化是在舞台美术方面，而其中最突出的发展则是灯光设计的进步，首先体现在技术方面，各种新型灯具，控制设备和传输技术的划时代进步，其更新速度已经使许多表演团体单位应接不暇。这对戏剧以及其他表演艺术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已经不仅仅是在大大的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段，而正如武器的更新使现代战争与传统战争要领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样，灯光等舞台美术因素的技术发展也正在给戏剧艺术带来了这种质变，灯光设计已经是当今戏剧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从灯光的形式就能够辨认出某个戏剧作品演出的时代特征。如果设计者仅仅是对新技术的运用还不能就说是一个艺术家，把这一技术作为自己的实现艺术理想的手段，才可能是一个成熟的灯光设计艺术家。
就本人多次随团出访国外演出之所见，对国外和国内的设计者处理灯光做了一些不同的对比，比如在色彩方面，国外设计者比较注重淡雅，大亮和大色块及对比强烈的较少，而国内的设计者都比较注重浓墨重彩，这可能跟每个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和对艺术的不同解读所造成。
结语
中西方的不同美学观对舞台灯光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的观演建筑，绘画美术观念，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融合共通，使得中西方舞台演出艺术的呈现方式各具特色，使舞台灯光艺术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我想不论何种设计方式只要深入人心，成为当今大众文化的精神支柱，就是成功的艺术。只有互相对比互相借鉴，才能促进我们所从事的灯光艺术同现代社会发展一样更加进步更加和谐。时代在前进，科学技术在不断更新，艺术是需要创新的，而创新则是无限的，没有创新就不可能诞生新的艺术。愿我们携起手来为我们所钟爱的舞台灯光艺术而共同努力。
艺术史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城市品牌是一座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标志，是外界了解一座城市的窗口。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动漫艺术是提升和塑造城市品牌形象的一种有效途径，它可以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提升城市品牌的传播质量。合肥市新媒体动漫在宣传城市品牌方面的路径与潜力，为城市品牌宣传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
关键词：动漫;新媒体;动漫推广;城市品牌;动漫营销;动画设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以订阅短文、短视频、网络广播代表的新媒体，它们以方便、高效、精确、个性化的传播优势获得了巨大的受众青睐，并呈现出替代传统媒体的趋势。如果说新媒体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片广阔的海洋，那么新媒体动漫内容则为信息在这片海洋中航行提供了一面劲帆。新媒体动漫是在互联网环境中诞生的一种新的动漫形式，它以不拘一格、灵活生动的表现形式，短小精悍、贴合网民审美口味的内容，迅速吸引了大批粉丝。本文以合肥市为例，探索城市品牌新媒体动漫产品的设计方法和其在新媒体平台中的传播路径，以期为相关的设计活动提供理论及方法借鉴[1]。
一、动漫推广是现阶段城市品牌传播的现实选择
如今，国内外政府已经意识到新媒体动漫在宣传城市品牌方面的巨大应用潜力，并积极探索动漫在城市形象传播方面的应用潜力。2005年，日本政府在《电影等内容制作和运用对地方振兴的作用报告书》中提出，要将电影、动画、电视剧等影像作品作为地方旅游振兴的方式。在日本，相关领域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在网络中广为流传的熊本县城市卡通形象“熊本熊”。这个动漫形象也担任了日本熊本县营业部长兼幸福部长的职位，在动漫形象熊本熊的宣传下，熊本县的知名度也有了极大的提升。据日本地方经济综合研究所的调查显示，熊本熊系列动漫产品在互联网中的广泛传播使日本地方民众对熊本县的印象分排名从2011年的第6位上升至第2位，前往熊本县观光旅游的意向也大幅增加。熊本熊衍生授权的商品从2011年的3600件上升到如今的20000件。熊本熊还为熊本县带来了约合76.3億人民币的收益。在熊本熊现象的带动下，日本各都道府都陆续推出了自己的吉祥物。
近年来，城市品牌化建设越来越被国内城市重视，中国城市品牌发展指数（CBDI）年度报告的推出标志着城市品牌化建设水平已经被列为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2018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将动漫与旅游业进行深度融合，开展文化体验旅游，打造特色鲜明、主题突出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各大动漫制作企业也开始把盈利的关注点从动画片本身转移到动漫形象的衍生价值上，并与各类品牌宣传机构展开合作。在中国国际动漫节江干分会场高峰论坛上，出现了杭州的第一个城市吉祥物——泰德。它的原型是一只居住在钱塘江边上的鹭鸟，因为鹭鸟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较高，作者抓住这一点，从侧面反映了杭州优美的居住环境。泰德黄蓝搭配的设色体现了杭州包容、进取、时尚的城市精神[2]。其呆萌的造型也拉近了其与年轻动漫爱好者的距离。目前，该吉祥物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并已经发展出了网络表情包、城市吉祥物、城市印刷品素材等衍生产品。
二、合肥市动漫品牌的设计与传播思路
为一座城市设计动漫形象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设计者不仅从造型上要反映出目标城市的特色与精神内涵，还要兼顾造型的合理性、艺术性以及创意。纵观国内众多城市的动漫形象设计案例，很多城市动漫形象的造型设计往往都能表现出一定的城市特色，但却普遍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创意。日本群马县的城市品牌设计者们另辟蹊径，以当地上班族的形象为原型，打造了城市吉祥物“滑次郎”。该形象对现代商业社会的弊端进行了嘲讽，成功吸引了广大上班族们的关注[3]。台湾著名漫画家几米的热门成人绘本《地下铁》中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也成了台北捷运站的公共艺术设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由此可见，成功的城市动漫形象不仅要在造型上反映出城市的特色，其本身也要有经得起市场推敲并能反映本地文化的故事作为支撑。
（一）在目标市场调研和积累素材的基础上对动漫形象的造型进行精准定位
目前，国内城市的动漫形象设计普遍存在造型雷同、设计过时等问题，导致城市动漫形象的识别度大大降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设计师在进行造型设计前没有对目标城市元素进行全方位深入系统的调查，并且在设计时也没有考虑受众的审美需求。在设计合肥市城市动漫形象前，设计师应当对合肥市本地历史文化做深入调查，将城市地名、特产、风景名胜、土生动植物、城市精神等概念进行总结归纳，同时，对目标受众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了解这个群体对合肥市动漫形象的审美期待以及衍生内容的需求点。在此基础上给出多种设计方案，并广泛听取业界与目标客户的意见以逐步缩小选择范围，深入浅出，最终提炼出最符合要求的作品。
（二）通过故事使城市动漫形象更加丰满
没有故事的角色是空洞、乏味的，塑造一个丰满的角色需要成功的故事支撑，而故事的成功与否，一方面取决于故事的定位是否与目标受众的心理需求相吻合，另一方也取决于故事能否充分表现合肥市的城市特色以达到宣传合肥城市品牌的目的[4]。在为角色添加故事前，设计师应当充分考虑投资者来合肥的心理需求，并从中挖掘故事题材。从相关调查数据看，近几年来合肥发展的人群主要由投资者、创业者、科研人员构成，他们普遍关注合肥市的发展潜力、投资创业环境、医疗教育水平以及生活的便利性及自然环境是否宜居等问题。设计者应当从这些需求点出发，结合合肥市“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城市品牌，用故事点亮合肥市宜居宜业的城市形象。
一座城市的魅力不仅来源于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更来源于其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的“软件”。古老的合肥地区见证了众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合肥地区的人文内涵正是由这些事件所体现出来的。张辽以少胜多击退东吴大军所代表的忠勇文化，铁面无私的包拯所代表的清廉文化，李鸿章洋务运动蕴含的开明务实精神，刘铭传推动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开拓精神，都是构建合肥城市动漫形象的绝好素材。
（三）灵活运用新媒体传播手段进行传播
新媒体在品牌传播方面有着许多优势。例如新媒体平台可以通过“关注点筛选”或者“兴趣引擎”程序精准定位目标受众，促进信息传递的效率。也可以通过留言、投票、点赞等手段与信息的受众产生交流，从而获得更多的营销资讯。它还可以实时向目标受众推送信息，加速信息的传递。政府在利用新媒体动画进行城市品牌营销时应当多种方法并举，动（动画）与静（文本）结合。可以利用平台的优势将城市动漫形象嵌入自媒体平台内容，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快速吸引目标受众的关注，也可以将城市动漫形象和故事内容制作成为网络短视频，在诸如乐视、优酷、抖音等短视频营销平台推出，吸引偏爱动漫微电影群体的关注。
三、合肥的动漫品牌定位与营销思维
“创新高地”和“大湖名城”分别构成了展现合肥形象的硬基础与软环境，是讲好合肥故事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合肥市进行城市品牌宣传的目的就是要讲好合肥故事，达到让目标受众了解合肥，喜欢合肥，来合肥旅游、发展的目的。要想使动漫营销成为合肥城市品牌宣传的一把利剑，必须将合肥市的城市精神通过动漫语言融入对目标受众的人文关怀之中，使二者相辅相成方能取得良好的城市品牌传播效果。
（一）让动漫形象成为合肥旅游品牌的代言人
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的需要，旅游业的发展日趋重要，合肥市人民政府提出了建设全域旅游，促进旅游业与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全面协调发展的旅游建设思路。“熊本熊”的案例表明，一个成功的动漫形象可以为地区旅游业发展带来质的飞跃。因此，为合肥市的旅游品牌找一个“动漫形象代言人”，对旅游品牌推广活动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要将新媒体动漫营销活动与合肥市各区县旅游资源宣传需求相结合。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城市使用动漫形象宣传自身的旅游资源，并且开展了相关的设计方案征求活动，例如慈溪市的鸣鹤古镇旅游吉祥物形象征集活动、镇远古城的动漫吉祥物设计大赛等。合肥市政府也可以发布动漫形象项目需求，向设计公司或专业设计团队征集作品，并对立项项目进行扶持。在设计活动中，应当鼓励设计师从品牌策略入手，在对合肥地区各县（市）区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产业结构、城市特色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动漫形象的造型设计，使吉祥物从设色、形态构成、材质到气质神韵等方面都能准确传达合肥市的城市精神。
（二）用新媒体动漫帮助合肥市吸引人才
这几年，合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参与到合肥发展的大建设中。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成了合肥市政府工作的重心。对于人才来说，他们最关注的是合肥的政策、优势等信息。而传统的城市宣传信息往往无法第一时间吸引人们的关注。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加青睐可视化的、充满情感关怀的信息表达方式。动漫形象可以赋予枯燥的信息以鲜活的生命力。使用动漫形象作为合肥城市品牌的“代言人”不仅可以提高城市品牌传播的效率，还可以使城市品牌信息更具趣味和生命力。
（三）发挥动漫形象的信息传播优势进行城市品牌宣传
一个清晰、生動、易读的城市品牌宣传方案可以帮助人们快速地了解合肥，爱上合肥。可以借鉴产品使用手册的创作思路，运用城市动漫形象制作动漫广告、公益漫画、宣传类动画、手机软件等设计产品，通过这些产品，政府可以将合肥市的市情、优势、政策、文化、环境等信息以一种更具亲和力的方式呈现给目标受众。目前，城市品牌的宣传还是以传统的文字信息结合图片的传播形式为主，而动漫化的传播手段依靠其新颖、生动、易读的特点，可以在第一时间赢得人们的关注，使人们在娱乐的过程中就可以了解合肥的城市点滴，帮助合肥在同类城市的人才争夺战中获得制胜的先机。
参考文献：
〔1〕秦超.动漫营销[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7.
〔2〕李华君，张婉宁.G20期间杭州城市品牌符号体系建构——基于杭州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内容分析[J].品牌研究，2016，（05）.
〔3〕谭亮.基于广州城市品牌形象的新媒体艺术应用研究[J].形象品牌，2013，（05）.
〔4〕张蔚鴒，杨芳，盛小丰.以气质型吉祥物塑造气质型城市品牌形象以珠海市为例[J].品牌研究，2016，（01）.
（责任编辑 孙国军）
艺术史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当前时期，社会经济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高，人们日常生活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自身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而传统艺术由于形式较为单调，且传播方式较为传统，再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法满足人们对艺术方面的需要;而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计算机、网络信息、多媒体等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着数字媒体艺术的不断发展，有效解决了传统艺术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同时加强了艺术形式的科学性与完善性，丰富了现代艺术的表达方式，为我国艺术领域整体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主要对数字媒体艺术对传统艺术的美学突破进行分析探究。
【关键词】数字媒体艺术;传统艺术;美学突破
一、数字媒体艺术的具体概述
（一）数字媒体艺术的具体概念
通常情况下，数字媒体艺术的基础是数字化技术，该技术主要是借助现代计算机、网络信息等技术，对光信号、声音信号等方面进行编辑处理，之后再将其转换为数字信息进行储存管理;同时，相关人员还可以将文字、语言等形式的信息向数字形式进行转化，进一步提高信息传输管理的便利性;而数字化媒体艺术主要是将数字化技术与艺术相融合，在丰富艺术表现形式的同时，创作数字化艺术作品，并为人们提供更加新颖的视觉感受与审美体验，为传统艺术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此外，借助数字媒体艺术的应用于发展，还能够对传统艺术美学进行突破，对部分年轻人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进行有效转变，以此来推动艺术领域整体健康稳定的运转与发展下去[1]。
（二）数字媒体艺术的特点
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追求的水平不断提高，数字媒体艺术的出现能够有效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为艺术领域整体的进步提供充分基础与保障，其中，数字媒体艺术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分别是：
1.与视听等感官相结合
将传统艺术与数字媒体艺术相比发现，传统艺术的画面主要以静态形式为主，而数字媒体艺术则包含色彩、光影、构图、时间及空间等元素，并不会局限于某一点位，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移动位置，且运动的速度不定，由此而展现出了现代数字媒体艺术的动态美感。
2.以现代先进科技为基础
同时，数字媒体艺术在应用及发展时，对现代先进科技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当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得到一定的进步时，对数字媒体艺术的进步同样提供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其中3D、VR等技术属于极为常见的几类技术，并与数字媒体艺术进行了有效地融合，借助3D技术的应用，能够令观众更加直观的感受艺术作品的景物与气氛，而通过应用VR技术，可以促使观众更加深入的融入艺术作品中，进一步促进现代数字媒体艺术的进步与发展。
3.缺乏足够的完整性
众所周知，当某一艺术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其自身意图主要是通过创作人员所赋予，并根据创作人员自身的思维特点、行为模式等方面对艺术作品的长度等方面进行管控，由此而对作品自身及传统艺术整体领域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而随着数字媒体艺术的应用于发展，当艺术作品在创作及播放时，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思维模式与喜好特点等方面对其进行评论修改，导致这些作品没有进行终结处理，缺乏足够的完整性，在另一方面能够对观众审美及创作等方面的需求进行了有效满足，为现代艺术领域整体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保障[2]。
二、数字媒体艺术的具体优势
同时，借助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当数字媒体艺术在创作及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极大的便利，再加之计算机、网络信息等现代技术与设备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数字媒体艺术同样能够对人们日常生活习惯于行为模式等方面造成较大影响，为现代数字媒体艺术领域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一）虚拟、综合性方面的优势
研究表明，当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可以借助数字化技術的应用，根据自身的想法进行模拟还原，同时提升作品视觉、听觉方面的效果，强化提高作品自身的艺术表现形式，充分发挥出数字媒体艺术的虚拟性优势;同时，由于传统艺术作品在创作时技术水平较低，且缺乏丰富的表现形式，导致作品自身质量与精度较低，而通过加强数字媒体艺术的应用，能够借助数字化技术对传统艺术表现形式进行丰富完善，并加强艺术性与数字化之间的充分结合，保障艺术作品整体的质量与精度，由此而体现出数字媒体艺术的综合性优势。
（二）高效、交互方面的优势
由于数字媒体艺术的基础是数字化技术，该技术在应用时能够快速有效的将信息传递至接收方，且操作简便，应用于数字媒体艺术中能够有效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同时，利用数字化技术对艺术作品进行创作室，还能够减少手工操作的数量，以此来降低创作人员自身的工作强度与压力，为作品自身内容进行丰富完善，从而促进现代数字媒体艺术整体的健康发展。
此外，由于数字化技术在应用时能够快速有效进行信息传递工作，而在对艺术作品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创作人员可以借助该技术，促进艺术之间交流沟通水平的提高，并加强作品内容与空间等方面的交互，提高资源利用率，充分发挥出艺术资源自身价值，为数字媒体艺术及行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数字媒体艺术对传统艺术的美学突破
在现代社会运转过程中，计算机、网络信息、多媒体等技术在人们日常工作及生活中有着极为广泛且深入的应用，并对人们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传统艺术由于其技术水平及视听感受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无法满足现代人们日常生活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而数字媒体艺术主要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其技术水平较高，且符合现代人们日常行为及思维方面的模式，同时为人们提供更加直观且丰富的视听体验，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精神文化的需求，由此而实现了传统艺术美学的突破[3]。
（一）满足社会大众艺术审美的体验
经过对大量传统艺术的调查发现，由于传统艺术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创作人员自身技术与文化水平较高，由此导致作品自身水平较高，与社会生活实际存在较大的差距，普通人群无法有效感受作品内容及氛围;而随着数字媒体艺术的应用，有效降低了艺术作品的水平与高度，促使普通人群可以充分了解作品内涵，极大满足了社会大众的审美需求;同时，相当一部分艺术作品是有普通人群所创作，贴近实际生活，对社会大众艺术审美需求提供了极大的满足，为现代数字媒体艺术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对传统艺术审美逻辑进行突破
通常情况下，当传统艺术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创作人员将自身的思维融入其中，而人们则需要具备较高的审美逻辑对作品进行了解，明确作者自身的情感等;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加强数字媒体艺术的应用及发展，相关人员在创作艺术作品时主要运用非逻辑性思维，且作品内部的表达方法与素材数量与类型较多，在对这些作品进行欣赏时，凭借传统审美逻辑无法充分体会作品内容与含义，由此而体现出数字媒体艺术对传统艺术审美逻辑的突破。
（三）为人们带来超现实的艺术体验
研究表明，当传统艺术作品在进行创作时，由于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创作材料、设备、方式及灵感等方面都需要以现实事物为基础，由此导致艺术作品自身有着较强的局限性，当人们在观看作品时，缺乏足够的新鲜感，由此而影响着传统艺术的进步与发展;而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在创作时，相关人员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人们描绘出一些新颖、超现实的作品，为观众人群提供充分的视听体验，进一步提高了数字媒体艺术的发展水平。
（四）提升艺术审美体验的开放性
除了以上内容之外，當传统艺术作品在设计创作时，其工作内容及流程等方面大多是由创作人员独立完成，相关作品具备较强的完整性，观众人群无法有效参与其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艺术领域整体的进步与发展;为此，相关单位及人员可以加强数字媒体艺术的应用，通过加强与观众的交流，明确艺术作品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对其进行及时修改与完善，有效提升艺术审美体验的开放性，在满足社会大众审美需要的同时，促进艺术作品自身的健康发展[4]。
四、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日常生活的水平得到了极大的进步，物质方面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由此而对精神追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传统艺术技术水平等因素存在较大的缺陷，无法有效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相关单位及人员需要加强对数字媒体艺术的了解应用，结合现代计算机、网络信息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加强数字媒体艺术自身交互性、虚拟性、综合性及高效性等优势的发挥，确保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的发展需求，并对传统艺术美学进行突破，推动我国现代艺术领域整体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罗丹.数字媒体艺术的新美学特征表现与应用研究[J].传播力研究，2018，（08）：185.
[2]王余烈，熊倪.数字媒体艺术中再现性时间艺术的研究体现[J].中国文艺家，2019，（09）：289-289.
[3]李晓.数字媒体艺术的新美学特征表现与应用研究[J].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19，（21）：118-119.
[4]杨舒文.数字媒体艺术的美学价值研究和省思[J].四川戏剧，2020，（02）：12-15.
作者简介：
彭宏芬，女，汉族，湖南郴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视觉艺术策划。
艺术史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提要：瓦当最早是作为人们改造建筑的一个实用性工具出现的，继而在其实用价值的基础上完成了审美价值的表现。人们通过瓦当纹饰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也用不同的瓦当纹饰来记录时代更迭。随着时间的推移，瓦当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它已然成了文化与艺术的一种载体，不同的群体通过不同的纹饰展示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民的生活风貌、民俗文化和审美情趣的差异。
关键词：瓦当;纹饰;艺术特征
一、瓦当及其纹饰
瓦当，俗称“瓦头”或“瓦盖头”，是筒瓦顶端下垂的部分，位于屋檐最前端，也叫“滴水檐”。我国古代建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木质结构，而木质结构建筑若长期积水并无法排出，则会造成木头腐烂生虫。在古建筑中，瓦被分为两种：一种为板瓦，板瓦体积大而弧度小，铺盖屋顶，顺序而下，雨水则顺着板瓦所形成的坡度顺势而下;另一种是筒瓦，筒瓦弧度较大而体积小，直径较窄。筒瓦是需要扣在两块板瓦之间的，按次序排列，这样会形成瓦沟，雨水就会顺着瓦沟有序地流下来。板瓦和筒瓦的使用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雨水对屋顶的损坏，但雨水的长期浸泡会使板瓦、筒瓦与屋顶的黏合度降低，从而发生瓦片脱落的情况。春秋时期瓦当的发明与使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瓦当往往位于板瓦或筒瓦的顶端。一方面，瓦当覆盖在建筑屋顶的众多瓦片之上，这样能够对屋顶的瓦片起到加固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向外悬垂滴水的檐头瓦，瓦当又对屋顶的木质檐头起到了保护作用。瓦当的使用标志着人类居住环境由原先简陋易损、狭窄昏暗向经久耐用、宽敞明亮的方向逐步过渡。这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瓦当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雨水对房屋带来的损害，提高了古建筑的安全系数，延长了建筑物的寿命。瓦当的这种非艺术功能的实用性是古代建筑中使用瓦当的首要动机。但实用性并非瓦当的唯一功能，苏联美学家莫·卡冈认为：“艺术存在的最早形式正是从非艺术向艺术过渡的形式，它具有双重质的规定性和双重功能性。”[1]对于瓦当来说，实用性只是其在最初发展时期的一个功能。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人们已经不单单考虑瓦当的实用性，而且将人自身审美的意识、思维、情趣、心理等和瓦当的材料、工艺等融为一体。建筑学家玛库斯·维特鲁威斯·波里奥认为建筑有一个三位一体的基础，即适用、坚固和美观。从古至今，尽管每个时代对于建筑设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这三点已经成为建筑设计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适用”和“坚固”是对建筑物功能性而言的，“美观”则已经涉及建筑的美学审美问题了。对于建筑而言，“适用”与“坚固”早已不再是问题，正如美国建筑学家托伯特·哈姆林所言：“终究，决定一个建筑的重大价值的总是它的美学标准。”[2]越来越多的設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会越发考虑美这一现代问题。瓦当也是一样。当瓦当在提高建筑物安全系数、延长建筑物寿命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时候，用何种纹饰才是制作瓦当的工匠们考虑的问题。
瓦当的美学价值也正是体现在纹饰艺术审美特性上。所谓“纹饰”，又可称为“纹样”，《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纹饰（纹样）：器物上的装饰花纹的总称。”[3]纹样并不是单一的，它有着众多的种类，而纹样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审美内涵、装饰意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纹样已经从早期的功能基础和符号系统开始转变，审美显然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在生产制作过程中更加注重装饰美。瓦当的审美价值以及文化价值是通过其纹样表现出来的，而瓦当自身只是纹样和文化的载体。因而研究不同瓦当上的不同纹样是了解一个时代以及人文风情的重要手段。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瓦当的纹样是不尽相同的。
二、常见瓦当纹饰类别及内涵
在对瓦当艺术的研究中，一般会根据瓦当纹饰对其进行分类，其中主要有植物纹饰瓦当、动物纹饰瓦当、图腾纹饰瓦当、儒释道瓦当以及文字纹饰瓦当等。每一种纹饰的制作都和当地人的生活条件、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在云南瓦当中，纹饰数量最多的当数植物花卉纹饰，大量的植物花卉纹饰直接反映出云南当地物产资源的信息，而每一种植物纹饰都有着其特殊的意义。如在民俗中，人们常用月季来象征祥瑞，更有“四季平安”的寓意，也常常将月季当作吉祥富贵的幸福之花，月季也常用以表现坚忍不屈的精神。宋代诗人杨万里在《腊前月季》中写道：“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一尖已剥胭脂笔，四破犹包翡翠茸。别有香超桃李外，更同梅斗雪霜中。折来喜作新年看，忘却今晨是季冬。”这首诗中说大多数花的花季都有十多天，而唯有月季可以时常怒放，甚至可以在冬日里和梅花争奇斗艳。寒冬腊月里，当人们看到盛开的月季，就好像看到了春意一样，瞬间忘却了寒冷。诗人想要通过这首诗歌表现出月季常开不败的特点，用来形容人坚忍不拔的性格，月季因其每月都可开放，因而又被称为“月月红”;加之月季的“季”和四季的“季”同音同字，因而月季也常被用以代表“四季平安”。现代花语中，更赋予了月季“希望”“幸福”“光荣”“美艳长新”的含义。可见，人们将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寄托在了这片小小的月季纹饰的瓦当上。唐代诗人王维在《辛夷坞》中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首诗通过对山间绽放的鲜红的芙蓉花的描写，表现出芙蓉花顽强的生命力。芙蓉花虽然花期较短，但芙蓉花的开放总是热烈的，人们常把自然界的东西拟人化，用以寄托自己的情感，芙蓉花也不例外。人们制造出芙蓉花纹饰的瓦当，就好像是在告诫自己要珍惜短暂美好的时光。芙蓉花似乎是在演绎着人生的蜕变。人的一生如芙蓉花一样短暂，在短暂的人生中，人们更要学会努力与珍惜，犹如芙蓉花一样绚烂多彩，就像苏轼所写的：“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石榴纹饰瓦当也是植物纹饰瓦当中常见的一种，石榴常常被视为繁荣、昌盛、和睦、团结、吉庆和团圆的佳兆。古人称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讲的就是石榴打开壳后，里面密密麻麻的石榴子象征着多子多福、家庭兴旺。唐代诗人陆龟蒙在《和汉宫秋词长咏石榴花》中写道：“榴花初染火般红，果实涂丹映碧空。自古人夸多子贵，如今徒惹恨无穷。”人们往往通过石榴纹饰瓦当来表达对多子多福、家庭兴旺的期待。关于植物纹饰瓦当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例如兰花纹饰瓦当喻示高洁典雅，菊花纹饰瓦当喻示朴素节俭，牡丹纹饰瓦当喻示富丽华贵，麦穗纹饰瓦当喻示丰收，等等。人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期望通过瓦当表达出来，使得瓦当在实用的基础上更增添了几分美感。
和植物纹饰瓦当相比，动物纹饰瓦当想要表达的含义更为丰富。动物纹饰瓦当除了被人们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外，还与民族图腾有关。远古时期，人们对自然现象不理解，以为动物能呼风唤雨，主宰宇宙万物，心中便产生崇拜，部落奉其为图腾。例如在商代，人们把天空四方的形象组成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而这些在之后也表示方位或地名。到了汉代，四种神物被视为武力象征，并出现在宫殿装饰瓦当上。四神瓦当除表示方位，又有了驱邪除恶的含义。从那时起，动物瓦当丰富多彩，层出不穷。云南纳西族把牛视为图腾，在纳西族东巴经《创世纪》中记述了一头由大海中巨卵孵出的神牛：“角顶破天，蹄踏破地，造成天摇地动，由纳西族人始祖开天七兄弟和开地七姊妹将它杀死，用牛头祭天，牛皮祭地，肉祭泥土，骨祭石头，肋祭山岳，血祭江河，肺祭太阳，肝祭月亮，肠祭道路，尾祭树木，毛祭花草。于是便有了晴朗明亮的天空日月，才有了万物生长的清静世界。”[4]从此，纳西族用牛来祭祀天地山川、神仙祖先，纳西族也将牛视为远古创世神兽，世代供作神圣之物。他们崇敬牛，因而他们把牛作为瓦当纹饰，以感激牛让他们免受灾害，给予了万物生长的清静世界。除此之外，彝族的虎纹瓦当以及汉族的龙纹瓦当都是图腾瓦当的典型代表。
在儒释道瓦当中以太极纹饰瓦当和八卦纹饰瓦当尤为常见。太极图被称为“中国第一图”，是远古哲学思想的图符，是先哲智慧的结晶。所谓“太”，即初始、宗源、无上;所谓“极”，指最端之位、结构之元。“太极”字面含义为最高级、最标准和最完美。在古人看来，太极图象征着大自然无穷神威，流露出乾坤、阴阳、上下、刚柔和雌雄等宇宙间所有奥义。农家使用太极纹饰瓦当，或许并不了解其中的哲学思想，但目的却是明确的：一是图形好看;二是能够驱邪。八卦瓦当在民间也是较为常见的，八卦与太极都源于易学，《易经》所说的“卦”是宇宙间的现象，也是我们肉眼所见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八种自然现象。古人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均依这八个现象而变化，八卦被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根源。因而人们认为八卦是神通广大的，能够驱邪。圆形的瓦当就好似古镜，八卦纹饰的瓦当就好比八卦镜。从人们的认识来说，这就具有招财积福和化煞驱邪的双重作用，可使人气定神安。从表面看，太极纹饰和八卦纹饰只是除凶避灾、驱除邪恶的图案，实际则存留着人们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独到认识，也是中国传统易学文化的宝贵财富。这正是太极纹饰瓦当和八卦纹饰瓦当在民间较为流行的重要原因。
文字瓦当可谓秦砖汉瓦中的佼佼者。工匠们将中国高妙的书法艺术和瓦当结合起来，从而制作出数量庞大的文字瓦当，瓦当上的文字用其优美的线条表现着中国书法的姿态和力量。汉代的文字瓦当多为小篆体，排列组织较为和谐均匀，布局讲究，显示出汉代质朴浑厚的艺术风格，观赏性可与精致的印章相媲美。文字瓦当中的文辞也多为祈福吉语，如“永保天寿”“平安四季”“吉祥如意”“世代书香”等;也有根据时代发展，表现时代标语的，如“保卫和平”“巩固国防”等。这些生动的文字既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包含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內容，文字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文字瓦当也成为人们表达价值取向、精神追求以及弘扬思想的武器。尤其是在西汉，文字瓦当已然达到无与伦比的艺术高度。这一时期的文字瓦当大多书写着大汉征服四夷、一统天下的雄风，如“鹿甲天下”“单于天降”“汉并天下”等;有表现封建王朝暴力机构威仪的，如“卫”“佐弋”“次蜚官当”等;有表达统治者对长命百岁、永享尊位的渴望的，如“万岁”“千秋万岁”“与华无极”等;有表达期望平安吉祥、安康幸福的朴素心愿的，如“永保子孙”“吉月照灯”“天福”等。
三、结语
瓦当最早是作为人们改造建筑的一个实用性工具出现的，继而在其实用价值的基础上完成了审美价值的表现。人们通过瓦当纹饰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也用不同的瓦当纹饰来记录着时代更迭。随着时间的推移，瓦当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它已然成为文化与艺术的一种载体。不同的群体通过不同的纹饰展示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民的生活风貌、民俗文化和审美情趣的差异。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各种软件完成图像的设计，来进行直观、动态、高效的艺术审美，正是如此，瓦当艺术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才尤为可贵。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传统瓦当与现代艺术设计相结合，才能创作出更多的富有艺术审美性和现代实用性的瓦当衍生品。
参考文献
[1]莫·卡冈.艺术形态学[M].凌继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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