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抑制论文范文第1篇
2007年6月7日，国家发改委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重庆市和成都市突破体制性障碍，建成国家重大政策的试验基地，统筹城乡发展的先行样板。金融是当代经济的核心，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制较为落后，农村金融资源十分稀缺，这已成为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意义
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的需要。目前，城乡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是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通过局部地区探索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积累经验，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改革试验区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来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目标、方向和重点，有利于完善和谐社会体制。重庆和成都建立试验区，是探索中西部地区促进发展模式的需要。东部地区主要走的是外向型的发展道路，但是广大中西部地区还是要立足国内促发展。在内外需求失衡、消费投资失衡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应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成渝设立改革试验区，对于探索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必要的。
重庆和成都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重庆市3100多万人口中，农村居民占80%以上，城乡居民收入比为4：1。成都市1100多万人口中，有农村人口600多万，城乡差距也较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渝是当代中国的缩影。面对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现状，成渝地区较早的开展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自2003年开始，成都将原来规模小，布局散的116个工业开发区调整、归并为20个工业集中发展区，目前20个工业园区入驻企业1105个，集中度高达59.5%。成都市以多种形式梯度引导农民向城镇集中，共规划建设600个农村新型社区，近27万农民住进了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过去4年，成都财政对“三农”的投入达到123.6亿元，2006年达到71.3亿元，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上收到实效。重庆在完成300万库区移民的基础上，积极打造“一圈两翼” 的发展新格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金融二元对立是试验面临的难题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离不开和谐的城乡金融体系的支持。但目前城乡金融二元对立的现象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金融市场和城市金融市场割裂，二者之间缺乏流动。农村金融资源大量流向城市，当前农村地区的存款有4万亿元，但用于农村贷款的仅仅1万亿元左右，这是市场逐利的结果。统筹城乡发展，客观上需要优化配置金融资源，完善现行的农村金融体系，促使金融资源留在农村。
农信社基本垄断了目前的农村金融市场，造成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单一，难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其次农村金融工具单一，主要以小额信贷为主，金融创新不足。
农村民间融资很活跃，但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与监管，容易引发债务纠纷，扰乱金融秩序。民间接待缺乏正规化和组织化，往往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出现，难以发挥它在有效利用乡土信用资源方面的优势，因此它在缓解城乡金融二元对立的作用受到较大的限制。
农村金融抑制造成农村金融资源稀缺
农村金融抑制主要有两种类型，表现为供给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两种形式。
供给型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两大供给不足，即正规金融部门的制度供给不足和资金供给不足。
当前，主营农村金融业务、金融机构为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
我国的农业银行虽然一直以来有涉农贷款，但主要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等领域，对单个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很少。而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共撤并3.1万个县及县以下机构，进一步加大了农业银行对单个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促使农业银行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业。
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狭窄，在现行政策性金融体制下，农发行更多的是进行粮棉收购贷款业务，一般不向涉农企业和农户贷款，难以发挥金融支农的作用。而且农发行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和央行再贷款，资金的运用效益低下。
农村信用社目前是农村唯一有效的正规金融机构，在许多农村地区，能够为农户和乡镇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只此一家。但由于缺乏竞争，缺少支农的动力和激励，其金融服务的质量较低。在2003年改革试点之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商业化倾向比较明显，突出贷款的质量和预期的经济收益。由于涉农贷款的低回报，农信社“非农化”的比重越来越高，其资金流向的越来越倾向城市。
非正规金融组织虽然相对灵活，缺乏组织化和规范化的发展政策歧视，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在满足农村融资需求上的作用也相当有限。正式和非正式的金融组织都很短缺，缺少种类丰富、功能合理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除了供给型金融抑制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需求型金融抑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主要有四类地区，一是发达地区的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些地区农村经济已融合在城市经济之中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二是部分发达地区和中部，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农民基本本地就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三是许多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只留下少数老劳动力在本地从事劳动，大部分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四是一些老少边穷的贫困地区只能从事简单的自然再生产，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在最后两类地区，低收入农民因为偿贷能力差，自然难以进入农信社的放贷视野；即便在前两类较为发达的地区，一些中高收入的农民因为需要扩大再生产，而对信贷的需求强烈，但他们的贷款往往因为周期长、规模大、风险高，而被农信社限制。
农村金融抑制的制度成因
试验区的发展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要从基础性制度建设出发，来深入思考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从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市场交易有效价格的形成和明晰产权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厘清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障碍。
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严格，造成农村金融市场垄断。目前农信社在农村基本处于寡头垄断的地位，没有其他形式的金融组织与之竞争。而且在农信社的改革中，全都采取了省联社的模式，所有农信社都加入省联社，进一步强化了事实上的垄断地位。
退出机制缺失，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力不强。农信社退出市场的机制不健全。问题较多的农信社不能及时推出金融市场。2002年年底，农信社贷款余额14117亿元，其中不良贷款5147亿元，占37%，农信社的资本充足率只有2.35%，远低于8%的标准。对于那些不能满足流动性、盈利性和清偿性的农信社，应该让它推出金融市场，这样才有市场约束力。
真正的合作社是建立在个人自愿选择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组织。但是农信社即不属于公有产权，也不是私人产权。产权不明晰直接影响农信社的市场定位。在股权改革中，效益好的农信社不愿意大股东进入，效益差的农信社又难以吸引农户和个体工商户，亏损的农信社只能通过存款化股金来达到央行的专项票据对付条件，农信社内部治理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利率管制太严，农村金融难以在低利率条件下获得良好经济收益，这也是金融机构不愿服务“三农”的市场诱因。因此，放开利率，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农村金融机构更好的服务农民、农业和农村。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阶段，农村资金必须回流农村，农村金融资源必须优先运用于“三农”。而且，还应当通过宏观调控，协调金融资源在城乡的合理配置，增加金融资源对“三农”的投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货币政策抑制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社会阶层流动进入了以市场化为主动力、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的职业高级化为主轴、以内涵式流动为特征的常态流动阶段。高等教育在社会阶层良性流动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社会分层使高等教育在起点、过程和结果中产生不公平现象已成为社会现实。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重点是促进教育机会实现的平等,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建立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社会机制,促进社会阶层良性流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阶层;阶层流动;高等教育;社会公平
苏叶兰(1963—),女,江西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技术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与教育管理;(江西南昌330009)詹莎(1989—),女,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管理。(江苏南京210094)
200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以职业作为分类基础,依据对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占有份额的不同,把社会成员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和五大社会等级,比较准确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阶层的变革和现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以此为发端,关于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成为热门课题,有力地促进了对社会阶层结构这一基本国情、地情的掌握,为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奠定了基础。
一、社会阶层流动的新特点
近10年来是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期,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阶层流动与此前20年相比,在流动规模、流动动力机制、流动速率、流动路径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一)阶层流动的总体规模相对缩小。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性流动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流动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身份、户籍身份、阶级身份的限制,大量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第三产业;城市失业、半失业群体自主创业,成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辅之以机关企事业单位下海潮。我国农业就业人口从改革开放前占总人口的80%迅速下降到占人口比例50%左右,4亿左右人口通过自主择业转变社会阶层,提升了社会阶层地位,堪称世界社会阶层流动的奇观。这是一个非常规的、快速的、向上流动的特殊时期。与之相比,近10年社会流动规模则相对缩小,如果把城市化提高作为参照,合理预计每年阶层流动1000万人左右,1亿左右人口转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
(二)阶层流动的动力机制发生变化。20世纪后20年,社会阶层流动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打破了政治分层、身份分层,使中国由先赋型社会演变为后致型社会;破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大批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国有企业改革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下岗人员自主择业和再就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吸纳了大量转移和新增的就业人员。[2]这20年社会阶层快速流动是伴随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自然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外延性特点。而近10年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动力机制来自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加速调整,主要是市场力量带动的社会职业高级化的趋向,带有内涵性特点。
(三)代内跨越式流动的概率大幅下降。在20世纪后20年,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向上流动几个社会阶层、社会等级的事例比比皆是,从底层跃升至最高层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中国富裕阶层迅速膨胀。近10年由于经济发展进入常规化阶段,代内阶层跨越式流动大幅下降,更多的是逐层上升流动。总的流动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社会上层向上流动的比率更高,社会下层向上流动比率较低,下层流入上层的机会减少,社会下层、边缘群众流动获利明显减少。
(四)阶层结构定型化。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有的社会阶层基本完备了,只是结构比例有所不同。新的阶层结构基本定型,各阶层的界限开始清晰。各阶层之间流动性减少,代际继承性增强,社会开放度降低;产权、资格证书等排他性增加,白领职业、社会管理职业,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资格从事,进入新兴产业(如房地产业、金融、高技术产业)的门槛大大提高;居住地、子女入学区隔开始出现,各阶层之间居住分化,富人社区、中间阶层社区、贫民社区成片集中出现,学校和住宅紧密相连,子女入学区隔自然形成;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消费分层日益明显;阶层内的联系网络形成,本阶层交往密切,跨阶层交往明显下降。[3]
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流动已经进入以市场化为主动力、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的职业高级化趋势为主轴、以内涵式流动为特征的常态阶层流动阶段。
二、高等教育在社会阶层良性流动中的促进作用
高等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密不可分,高等教育对于社会阶层良性流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在常态阶层流动阶段,要实现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必须突破社会阶层的流动瓶颈,加速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壮大中间阶层比例,这样既可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提供动力,又可形成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缓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全面和谐。加速中间阶层发育壮大,要促进现有社会下层向上流动,更主要的是使新增加的就业人员职业的起点就位于社会的中间阶层。而要做到这一点,高等教育就成为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和阶层流动方式。
(一)高等教育能使个体最大限度地拥有综合资源。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三种最基本资本。[4] 作为文化资本最重要来源的教育,就有一种最终为受教育者提供三种资本的能力。高等教育不仅使人拥有较多文化资本,而且通过文化资本的运用,谋求到更好职业,获得更高收入;此外,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员工作环境更好,拥有更丰富、更优越的学缘、业缘关系,从而为自己进一步发展积累重要的社会资本。就我国国情而言,推动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善,帮助弱势群体进入中间阶层,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向其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高等教育是影响代际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在社会存在经济社会地位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给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帮助弱势摆脱出身所带来的个人发展方面的局限,显著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减少社会不公平。研究表明,在影响代际向上流动的过程中,教育是最重要的后赋因素,并且越是处于社会下层,教育因素越突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极端而典型的例子。良性的社会流动应表现为后致性因素,体现个体的努力与奋斗。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子女要超越父母所处阶层,改变自身命运,最大的可能就是接受高等教育,提升自身素质,在社会竞争中取得更好的位置。
(三)高等教育是获取更好职业的重要通道。丹尼尔•贝尔早就预言,大学教育是阶级地位的仲裁者。当代职业分化、职业白领化、专业化成为趋势。专业化的职业都需要较高的教育程度及相应的资格证书,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或没有取得相应资历、资格者被排斥在许多职业之外。教育对就业市场进行了分割。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未来职业的发展道路。
(四)高等教育是取得更高收入的重要保证。教育程度的差别,使得各阶层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别。这种现象出现在各个领域和各种类型的国家。人力资本理论为工资差别提供了理论依据,一般认为教育的收益在20%～25%之间,而一般资本的收益率在10%左右。有调查显示,1981年与1987年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分别为0.025和0.027,而目前中国教育回报率大约为0.06～0.07,即多受一年教育,其收入增长6%～7%。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来说,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获得更高的收入已经成为现实。
(五)高等教育是社会声望的重要来源。在现代社会的阶层划分中,非物质因素、价值观也是重要的参照系。是否接受高等教育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征,影响社会对人的主观评价。精神气质因素在个体职业生涯、阶层流动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而精神气质、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特别由是高等教育塑造的。
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和示范效应,刺激和激励着青年特别是家庭处于社会中下层的青年勤奋学习,力图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积累知识,提升素质,改变自身命运,寻求美好人生。这也成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动力之源。
三、与阶层流动相关联的教育公平现状
以1999年高校扩招为契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效卓著。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1 885万人,比1978年增加了1 7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3%,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和水平基本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但在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同时,教育公平问题日益凸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教育公平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在社会分层的条件下,绝对的教育公平是不存在的。不能脱离社会发展阶段和具体的社会制度来探讨教育公平,应把它与社会阶层结构和由此产生的阶层差别结合起来,与国家制度、政策相联系;不能把教育公平理解为人人接受同样的教育,强调教育结果绝对平等。既要看到教育不公平的现实,又要看到其产生的根源,尽量从社会各阶层受教育的权利、机会的角度加以比较分析,才能客观有效地理解教育公平。
随着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现状有了很大改进。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赋予了每个人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高考制度没有关于社会阶层的歧视性规定,高等教育机会的实质平等在我国具有最高的、普遍的社会合法性。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加。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0万人迅速扩展到2005年的504万人,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占世界第一位,为有志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提供了多样化的实现途径,只要有上大学的愿望,基本上都能有学上。与高等教育精英化相比,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教育公平上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
但是,由于社会阶层分化和个人选择的存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确实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还有固化的趋势。
(一)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起点公平。高等教育起点公平主要指的是入学机会均等。尽管在入学机会上,高考采取的各省、市、区从高到低按分数录取原则,并不考虑家庭出身。但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上存在很大差异,占全国40%左右的城市人口占用了70%左右的基础教育财政拨款,东、中、西部的基础教育差异也很大,导致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考生在高考时就面临着先天不足,处于劣势。在录取指标分配上,区域间存在很大差异。东部发达地区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所占比例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和中心城市高校在本省、市、区招生数量占了相当大比重。例如,每年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招生名额占总名额1/6,南开大学招天津考生1/4,复旦招上海考生40%,浙江大学招浙江考生近70%。越是发达地区,高等升学率就越高,高考录取最低控制线也越低。
现有的社会分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来自较好家庭条件的考生在学习条件、素质养成和特长训练方面拥有先天优势。经济、知识、信息方面的差异,反映在高考分数估计和志愿填报上,家庭条件好的考生倾向于选择优质、重点高校,而家庭条件欠佳和农村地区考生趋于保守,在选择学校类型时,费用低廉、政策优惠(如师范、农林、地质)的高校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与贫困阶层子女因经济原因而难以享有高等教育机会相反,富有阶层考虑的已不是其子女所享有的教育机会本身,而是更多地追求教育机会的品味及其学校的声望、师资、设施。社会阶层较高的家庭在争取高等教育机会上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5]
从高等学校录取情况,可进一步发现社会分层所引起的入学机会不均现象。2005年1月,“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课题组发布研究结果: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平均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家庭子女。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刚好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低35分,比工人阶层低26.2分。从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看,该课题组研究成果显示:这一比例呈下降趋势,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为我国最主要、最显著的教育差距。
(二)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个体先赋的家庭阶层地位在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均等时仍起着很大作用。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专业选择、校园学习、生活中,来自前一阶段的影响还会直接延续到大学教育阶段。
我国是实行高等教育高收费的国度。我国高等教育运作经费中财政只占20%左右,而学生承担了50%左右,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上涨20倍,而同期国民人均收入只增长了不到4倍,已严重超过教育部按高校日常运行成本25%提取的学费计算标准。大学本科四年学费相当于城镇家庭4.2年、普通农民家庭13.6年的纯收入。高额的学费之后,是更高的生活开支,如果到发达地区就读,负担更高。贫困家庭学生不得不勤工俭学,课余打工,这必将影响他的学业。而富裕家庭的子女则有足够时间、精力来丰富自己的学习、生活。
校园生活方面,贫困大学生在中学阶段把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在学习上,忽视了综合能力、素质培育。进校后还要忙于筹集生活费用,进而影响到他们在综合能力、素质方面的锻炼。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更多担任学生干部,在群团拓展、人际交往、自身能力培养方面获得了更多机会。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均等不只是在获取知识方面的机会均等,更主要的是使人获得本领的机会均等。但先赋的阶层地位再次扩大了入学机会上既有的不公平状态。
(三)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结果公平。阶层地位较低的学生在融入社会、就业机会上的劣势,与他们在报考志愿时出于经济考虑、稳妥考虑而就读学校质量不高、专业一般不无关系。起点不公平影响到过程不公平,进而是学业成就、结果的不公平。单凭一纸文凭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已大不如前,用人单位关注点已转移到重点大学文凭,转移到人际交往、语言表达、组织管理能力,甚至是家庭背景上面。低阶层家庭学生由于先天缺乏培育,大学期间缺乏锻炼,再加上在“人情关系社会”找工作,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择业时处于劣势。个体把教育转换为随后的收入能力、发展潜力,受家庭阶层地位影响很大。学生学业成就的不同,反映的正是他们所处社会阶层的差异。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打破封闭的社会代际传承方面,还是难以彻底摆脱来自社会阶层地位的制约。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的实质是高等教育机会实现过程中的不公平。究其原因,既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外部原因;也有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校发展不够,教育政策失衡,高校管理效率不佳等内部原因;还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因素。因而,高等教育不公平具有综合性、客观性和社会性特征。
高等教育不公平的危害是相当严重和深远的。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不同的人,人生起点高低不同,由此影响人的就业,进而影响人的一生。更深层的影响则是:教育不公平复制着既有的社会阶层结构,阻塞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固化社会结构,这必然会引发社会下层的不公平感和被掠夺感,激发社会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稳定;不利于形成努力向上、拼搏奋斗、勇于成就的社会精神,不利于尽快完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增进高等教育公平的对策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展和体现。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取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对创建和谐社会具有先导性作用。
高等教育公平的核心是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得到与自己智力水平相当的合理开发,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个人的潜能,使他们进入社会后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定位,逐渐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明确高等教育公平的基本思路和责任。党委和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要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放在与高等教育发展同样重要的地位。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必须打破人人接受同样教育的迷思,遵循抑制先赋教育原则、适度竞争原则、促进效率原则。我国应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重点从教育机会均等转变到教育机会实现平等上来;把促进教育公平的目标从人人能上学转变到确保人人能上学和上好学并重上来。政府要增强责任意识,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作为重要的施政目标,制订切实可行的改进目标和政策。教育行政部门要把改进高等教育公平作为重大社会责任,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进计划,并加以落实、考核。高等教育工作者都要树立教育必须公平的理念,在教育的全过程体现公平的要求。
(二)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要使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基本同步,这是教育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要均衡发展以义务教育为核心的基础教育,实行以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改变“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发展模式,改善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现状。财政转移支付要把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作为重点之一,为高等教育起点公平奠定基础。中央财政要对高等教育实行倾斜性的地区政策,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在中、西部扶持建设一批优质高校,扩大中、西部地区高等学校的整体规模和水平;要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政府资源用于各类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和专科学校的建设,提高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
(三)完善高等学校招生机制。我国应改革现行的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机制。主要由中央财政出资的高等学校,应大致按各省、市、区考生比例划分录取指标。东部高校在录取指标上要提高中、西部地区学生录取比例。省、市、区一级政府应注重城乡考生录取比例的平衡,制订农村考生录取最低控制指标,并据此制订相应录取分数线。
(四)规范高等学校的管理机制。我国要逐步减少部属高校的数量,实现高等教育的地方化;改革高等学校的考核指标体系,有效抑制学校盲目扩张的冲动,对高校超出自身能力,盲目建设新校区、升格、增设院系要有约束机制,把考核重点放在提高教育质量、学生就业率等内涵发展指标上;建立高校收费审批制度,从严审查高校设立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对不执行政策规定的要从严查处,高校收费标准的调整不得高于当地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水平;实行高校分类评估制度;要根据综合性高校、专业性高校、职业技术学校、民办学校等不同类别,制定不同的评估标准和办法,增强教育评估的适用性和准确性,为社会提供公开、准确的信息,引导社会公众正确选择就读学校。
(五)建立弱势群体的资助体系。在高等院校实行“高收费、高资助”的政策,根据学生家庭收入状况,结合就读学校收费标准,对贫困生予以相应比例的学费减免,同时扩大免收学费的学校和专业数量,不让一个贫困学生因贫不能上学。疏通社会勤工俭学的渠道,对特困生,由政府和大学提供适应学生特点的勤工俭学岗位。对大学毕业一年后仍未能找到工作岗位的贫困学生,由政府资助购买岗位以实现就业。
(六)健全终身教育的机制。除了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传统高等学校外,我国要充分利用电子、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发展“开放学院”,加大网络远程教育投资,实现高等教育电子化、信息化;通过高等教育信息化来摆脱高等教育的空间地域限制,使没有条件进入高等学校脱产学习的社会弱势群体,能通过影视、音像、电脑、报纸等现代传媒接受高等教育;提倡社会成员终身学习,打破高等教育的年龄限制,实行高等教育终身化,使社会成员不断更新知识技能,在学习化、知识化社会中不会因知识断层而面临生存环境恶化,社会地位下滑,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社会的学习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游龙坡,徐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若干特征[J].东南学术,2007,(6).
[3]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王英杰,刘慧珍.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与对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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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抑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文章对逻辑控制器PLC（Prorammable Logic Controlter）在拉西瓦缆索式起重机（以下简称缆机）上的应用及其特点做了介绍，以此给出了使PLC在应用过程中保证正常运行的若干建议及提出了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PLC；缆机；频率转换器；继电器控制系统；计数；逻辑控制；顺序控制
青海省拉西瓦水电站建设工地上安装着我国国电机械设计研究所研发的新产品即三台30t/632m型30吨的缆机。三台缆机的运用不仅代替了以往的继电器控制系统，还能实现数据处理、运算和联网通信等，而且还使用了计数、逻辑控制、顺序控制等一系列功能，这得益于在其控制系统中大幅度地应用了近年来快速发展的PLC。PLC是一种新型的工业控制机装置，这种装置能够减少缆机电气系统的维修次数，从而保障缆机安全正常地运行。
1 PLC在缆机上的应用及应用特点
1.1 PLC在缆机上的应用
拉西瓦水电站安装的三台缆机之间经由各自的PLC系统连接从而构成大网络系统，能够互换信息，了解其他缆机的工作状态，主机（中间的那一台，即2#缆机）更是可以控制旁边的一台缆机的运行，进一步实现了联动、联锁以及报警等功能。其中的单台缆机采用了S7-300 PLC与工控机构成的两级网络，上层的管理网络采用了以太网（司机室工控机跟PLC连接），下层的过程控制与现场位置使用基于Profibus-DP协议存在的PLC網络系统（司机室PLC与主塔PLC相连接，主塔PLC与主塔工控机相连接）。于是，缆机司机可以在司机室之中发出相应指令，通过司机室PLC传达给副塔PLC以及主塔PLC，副塔PLC将调控缆机塔架的运行，副塔PLC在接到司机室信号的同时会将塔架的相关运行情况发送到司机室，达到监控副塔的目的。主塔PLC则控制缆机的起升机构以及牵引机构的相关运行，主塔PLC在接收到司机室信号的同时会将起升机构以及牵引机构的具体运行情况发送到司机室，从而监控主塔。但是当缆机运行产生故障时，将由缆机PLC专用故障程序来进行自我诊断，从而实现智能监控，有助于缆机电气系统的检修和维护。
1.2 PLC在缆机上的应用特点
PLC的关键性能是应用可靠性高。因为使用了现代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精密的生产工艺制造、内部电路率先抗干扰技术，PLC具有较高的可靠性。PLC缆机控制系统，与具有相同大小的继电器接触器系统相比其电力布线和开关的接触减少到一千分之一，故障率大大降低。此外，PLC具有及时警告和自我检测功能。
应用者可以将外围器件的相关故障自诊断程序编写和植入应用软件中，从而使不包括PLC的系统的电路以及设备也能获得一定的故障自诊断保护。这样的话，PLC的所有系统的可靠性得到极大的
提高。
PLC具有通讯能力，它可以运用人类的思维方式很容易地看到各种控制系统的组成。PLC的应用界和编程语言都很简单，利于阅读工程师接受。图形标志事实上也是一种语言，它近似于不熟悉电路的计算机原理和汇编语言，因为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业控制，赢得了工程师的欢迎。
2 PLC应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1 工作环境
PLC要求工作环境温度在0℃～55℃之间，在安装的时候不能放置在发热量大的元件之下，并且要确保四周通风散热的空间足够大。而空气的相对湿度应该小于85%（无凝露）以确保PLC的绝缘性能。PLC要远离强烈的震源，避免振动频率为10～55Hz的连续或频繁的振动。而当使用环境不可避免地震动时，一定要采取相应的减震措施，例如采用减震胶等。由于拉西瓦的空气中有较多粉尘，于是将PLC安装在封闭性较好的控制柜中，还要避免处于有腐蚀和易燃气体的环境中。PLC对电源线所带来的干扰拥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由于缆机对于PLC的可靠性的要求特别高而且工地电源的干扰尤为严重，因此在控制柜中需要使用一台隔离变压器，且带有屏蔽层的隔离，来降低PLC与地之间的干扰。缆机的PLC皆由直流24V输出供电给输入端，而当其使用的是外接的直流电源，选用的应是直流稳压电源。由于波纹容易影响整流滤波电源，PLC容易产生接受信息错误的情况。
2.2 干扰源及一般分类
影响PLC控制系统的干扰来源中的大多数是生成电流或电压变化的地方，其强劲的原因是当前的变化会产生一个磁场，熟悉设备产生电位差，电网字符串和空间电磁辐射信号的感知的常见模式是由电压叠加形成的。
2.2.1 PLC系统扰动的主要来源和方法。强电干扰：PLC系统的正常供电来自于电源。它将所有的空间电磁干扰和在线路上感应电压，原因是网格涵盖范围更广。尤其是改变内部电网，电网短路过渡的影响、大型电力设备起止，刀开关操作增兵，交、直流传动装置引起谐波等，都是通过输电线路的力量主要的一面。PLC容易造成相当程度的干扰的地方：控制柜内的高压电器、大电感负载以及混乱的布线。信号干扰：和PLC控制系统连接各种信号传输线，除了传递有效外各种信息外，还有许多外部干扰信号侵入。信号干扰主要有两种途径：第一个是信号线由空间电磁辐射诱导干扰，即信号线在外部干扰，这种诱导非常严重。信号引入干扰将导致I/O信号工作异常和和测量精度大大降低，严重时将导致损坏组件。第二个是通过发射机电源或常见的信号仪器电源系列电源干扰，它常常是被忽视的。从地面系统混入的干扰：地球是提高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EMC）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在地面上，不仅能抑制电磁干扰的影响，并能抑制设备发送干涉；但是错误的接地将引入严重的干扰信号，使PLC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从PLC系统内部生产的干扰：主要从系统内部元件和电路的电磁辐射彼此之间产生，如模拟与逻辑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组件不匹配使用、逻辑电路共同辐射及其模拟电路的影响。转换器干扰：第一个是逆变器输出会产生更强的电磁辐射干扰，从而影响正常工作的外围设备。第二个是变频器启动和运行过程中谐波功率产生传导干扰，造成电网电压变化，影响电网供电效率。
2.2.2 主要抗干扰措施。
合理安装和布线，抑制干扰。（1）电力线路、PLC和I/O线应该单独地布线，隔离变压器、PLC和I/O之间应该用双绞线连接。PLC输入输出线和高功率线单独去行，例如，必须在同一个线槽分别捆扎ac线和直流线，如果条件允许，分舱去行是最好的，这不仅可以使其具有尽可能大的空间距离，还可以将干扰降到最低限度。（2）PLC应当远离强干扰来源，如电焊接机、大功率硅整流装置与大型电力设备，我们不能和高压电器安装在相同的开关柜。这应该适当地在PLC远离电力线路，它们之间的距离不得少于200毫米。与PLC和安装在同一个壁橱感应负载，如功率较大的继电器和接触器线圈应当平行RC消弧电路。（3）PLC的输入和输出最好单独去行，开关量与模拟量也应单独铺设。模拟信号传输应当采取屏蔽电缆，屏蔽层应当结束或两个地面和接地电阻应小于十分之一的盾牌抵抗。（4）交流输出线与直流输出线不能共享一个电缆，输出线应尽可能远离高压线与电力线路，避免少数人平行。
采用合理的方式处理电源，防止电网引入的干扰：一可以安装一台隔离变压器来使得设备与地的干扰减少，且需屏蔽层的变比为1：1；二可以将LC滤波电路串接于电源输入端上。
I/O连接端必须遵守流动需求减少干扰。（1）输入连接：福克斯输入连接通常是太长了。环境妨害小，电压降低不是很大，输入连接适当长。福克斯输入输出线共享的电缆，输入输出应是线单独的。（2）输出连接：输出端子连接点是独立的出口和公共输出。不同的组、不同的类型和电压等级输出的电压不同。但是，同组在同样的输出时应该使用同样的类型和同样的电源电压。（3）PLC输出要素是被密封的印刷电路板的连接终端板，如果输出元件连接负载短路，印刷电路板将被烧毁。（4）利用出力，能感应负荷的大小，影响PLC的使用寿命，应合理选择使用感应负荷或者加入隔离继电器。（5）PLC输出负载会产生干扰，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例如直流出力飞轮管道保护、交流输出电阻电路和吸收能力保护、晶体管和双向晶闸管输出旁路抵抗保护。
PLC具有正确的联合网站和完美的接地系统。优良的基础是PLC工作的重要保证，它可以有效避免电击危险等外来电压。PLC接地的目的一般有两个：一个是为了安全，另一个是抑制干扰。完全的接地系统是PLC控制系统抗电磁干扰的重要保证。
PLC系统的主要的噪音是很多潜在的关节的位置分布不均匀，不同的地点之间的电位差相差较大，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
此外，接地线、屏蔽层和地球有潜力发展闭环，在改变磁场的作用下，盾牌和将产生感应电流，通过屏蔽层和核心之间的耦合，将干扰信号电路。如果系统与其他地面处理混乱，土地流转产生的可能在地面上形成分配不均的潜力，从而影响了PLC逻辑电路和模拟电路的正常运行。PLC操作逻辑电压干扰公差是非常低的，逻辑上电位分布的干扰都可能影响到PLC逻辑操作和数据存储，造成数据混乱，程序运行崩溃。模拟接地电位分布将导致测量精度下降，导致信号测量和控制的主要数据失真和误操作。
（1）安全或电力接地：电源线接地端连接与柜体的安全地球地面。如功率泄漏或柜体的指控，可以安全到地下，但同时也不会伤害别人。
（2）系统接地：系统接地是PLC控制器控制每个设备。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Ω，通常应该设备系统和PLC控制的开关电源的负面终端连接在一起，从而控制系统。（3）福克斯信号和屏蔽接地：通常需要信号线将会有唯一的参考，屏蔽电缆甚至可能产生传导干扰场合，也必须要就地控制房间，“循环”的形成。当信号源接地，屏蔽层应当在信号侧接地；在地球上，应当在PLC侧接地；如信号线中间有联合，应该让屏蔽层坚定地连接和做绝缘治疗，必须避免多点接地；在多个点信号屏蔽双绞线与多核双绞线电缆连接，每个完全屏蔽盾应该相互连接好，做好绝缘处理，选择适当的接头位于单点联系。
2.3 避免干扰频率转换器
干扰如何处理有许多种方法，如下：
使用过滤器，滤波器具有高抗干扰功能，也可以避免干扰传输设备本身，有些甚至还具有峰值电压吸收功能。
添加隔离变压器，针对来自电源的传导干扰，操作将很大一部分传导干扰隔离在隔离变压器之前。
使用输出反应堆，在能量传输过程线安装交换反应堆，在电机和變频器之间减少转换器输出生成的电磁辐射，避免让其他设备的工作受到影响。
3 结语
PLC在缆机上的应用很大程度地增强了缆机的综合使用性能，使缆机工作得更加稳定可靠，使司机操作愈为简洁，故障检修更为便捷，日常维护也更为方便，特别是使缆机司机在操作的同时还可以监控缆机各个机构的运行状况，极大地提高了缆机的安全性能。
（责任编辑：周加转）
货币政策抑制论文范文第4篇
临床医学院 福州 350001；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 上海 200032）
摘 要 糖尿病和高血压常合并存在，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性较大，易导致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和肾功能衰竭等。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应基于靶器官损害的程度选择降压药物。本文介绍常用的降压药物及其在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关键词 高血压 糖尿病 降压药物
糖尿病正成为世界范围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糖尿病患者中约有80%会发生高血压，高血压患者中有20%会发生糖尿病[1]。高血压和糖尿病同时存在、共同作用会加快对心血管系统的损害，由此导致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外周血管疾病和慢性肾脏疾病等并发症，使糖尿病患者提前病残并提高死亡风险7.2倍[2]。因此，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类降压人群。
1 发病特点
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发病机制与一般高血压相比更为复杂，不但与遗传、胰岛素抵抗、高血糖水平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 RAAS）等因素有关，还与肾功能受损有关。有些糖尿病患者在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发生血压升高，这种血压升高常与肾脏损害有关，其机制大致如下：①糖尿病初期，高血浆容量状态及高肾小球灌注使得入球小动脉不能有效收缩，导致肾小球内高压。肾小球内高压会促进肾实质损害、特别是肾小球硬化。②长期高血糖水平可致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血浆蛋白外渗，引起毛细血管基底膜损害、肾小球硬化和肾组织萎缩。③高滤过状态得不到控制、球-管反馈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和高容量负荷状态的自身调节失效会加速糖尿病肾病进展并形成恶性循环，导致血压升高而发生高血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变化节律与一般高血压不同，其患者失去了正常的“昼高夜低”的血压波动规律，尤以收缩压负荷、夜间收缩压升高最为明显，同时血压波动增大、直立性低血压发生增加。
2 降压目标
《2012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控制专家指导意见》提出的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目标血压值是<130/80 mmHg[3]。“ADVANCE”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通过降压（平均降低5.6/2.2 mmHg）可以降低病死率[4]。“ACCORD”等研究表明，在新发糖尿病患者中，无论有无心血管疾病，血压水平控制过低、尤其是<110/75 mmHg时，全因死亡率反而提高[5-6]。欧洲高血压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Hypertension， ESH）2013年发表的高血压管理指南推荐，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降压目标为<140/90 mmHg，与普通高血压患者的降压目标一致[7]。
3 药物治疗
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药物治疗应该注意以下几点：①单药治疗的血压控制率低，故常需联合治疗；②常用的5类降压药物即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ACE）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Ⅱreceptor blockers， ARB）、钙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和利尿剂的降压效果没有明显差异，但就心脏、血管和肾脏等靶器官的保护作用而言，首选ACE抑制剂或ARB；③坚持个体化治疗准则，用药应注重靶器官保护、安全性、依从性以及代谢的影响等因素，根据循证医学证据选择治疗药物[8]。
3.1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
ACE抑制剂和ARB为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初始或基础降压药物[8]，是目前具有心、肾保护证据最多的药物，可控制血压、改善内皮功能、减少蛋白尿或微量白蛋白和改善或防止肾脏纤维化。ACE抑制剂通过抑制ACE产生降压作用，对糖、脂代谢无不良影响；ARB通过阻断血管紧张素Ⅱ的Ⅰ型受体产生降压作用。“ADVANCE”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使用以ACE抑制剂为主的降压药物治疗能够降低心血管死亡及肾脏事件的发生率[4]。“UKPDS”和“HOPE”研究均证实，ACE抑制剂能降低糖尿病患者的大血管事件如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发生率。“UKPDS”研究还显示，ACE抑制剂能减少37%的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率[9-10]。“RENNAL”研究则表明，氯沙坦有肾功能保护作用，能减少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的复合终点（血清肌酐值倍增、进入终末期肾病或透析治疗）率[11]。“VALUE”、“LIFE”、“CHARM”、“SCOPE”和“NAVIGATOR”试验均发现，ACE抑制剂或ARB治疗还可降低新发糖尿病的发病率[12]。荟萃分析表明，在使用ACE抑制剂或ARB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中，新发糖尿病的发病率分别下降了27%和23%[13]。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后的痴呆风险提高，而回顾性分析表明，ACE抑制剂或ARB治疗能降低痴呆风险[14]。这些药物对糖尿病新发痴呆患者也可能有延缓痴呆进展的作用。
新型降压药物阿利吉仑[15]也属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能经降低血浆肾素活性（plasma renin activity， PRA）阻止血管紧张素原转化为血管紧张素Ⅰ、影响血管紧张素Ⅱ的生成，进而减少RAAS中、下游所有有生物活性的内源性物质的生成。由于PRA水平的增高与靶器官（肾脏）的损伤直接相关，故除降压作用外，阿利吉仑在理论上应还具有心、肾保护作用。“ALTITUDE”研究比较了阿利吉仑和ACE抑制剂或ARB在4 274例2型糖尿病患者中减少心血管或肾脏事件的作用。经中位32.9个月的随访，结果发现阿利吉仑组和安慰剂组的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间没有差异。阿利吉仑组患者的尿白蛋白/肌酐比值下降14个百分点，但高钾血症（血钾水平≥6 mmol/L）发生率明显高于安慰剂组（分别为11.2%和7.2%）。研究认为，阿利吉仑对2型糖尿病患者终点事件的影响无益甚至是有害的[16]。不过，“AVOID”研究发现，使用阿利吉仑联合氯沙坦治疗能显著降低糖尿病肾病患者的尿白蛋白/肌酐比值，非常适用于血糖水平控制不佳的患者治疗[17]。总之，阿利吉仑用于糖尿病患者治疗目前还缺乏循证医学证据。
3.2 钙拮抗剂
钙拮抗剂分二氢吡啶类和非二氢吡啶类两类，后者主要有维拉帕米和地尔硫?，但在我国较少用于降压治疗。钙拮抗剂通过阻断血管平滑肌细胞的钙离子通道而产生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VALUE”研究证实，使用氨氯地平治疗能较缬沙坦更快地达到降压目标。此外，两组的主要复合终点心脏致死和致残的转归事件以及次要终点心力衰竭和脑卒中的发生率均无显著差异，且氨氯地平组的非致死性心肌梗死事件率更低[18]。“ABCD”研究显示，非洛地平能够延缓微血管病变进程以及减少卒中发生率，但对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没有益处[19]。亚组分析还显示，与依那普利相比，使用尼索地平治疗反而会提高致死和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的发生率[20]。但钙拮抗剂也有其优点：①对糖耐量无不良影响；②降压作用不受高盐饮食的影响，适用于我国盐敏感性高血压治疗；③具有保护血管内皮和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功能，可有效降低卒中事件的发生率；④对血液系统和电解质的影响较ARB轻微。有研究显示，在2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中，钙拮抗剂引起的红细胞计数、红细胞压积、血红蛋白值的降低以及对血钾水平的影响较ARB低[21]。2010年发表的《美国糖尿病学会糖尿病诊断和治疗指南》指出，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应首选ACE抑制剂或ARB治疗；如单药治疗效果不佳，可再联合利尿剂或钙拮抗剂治疗。我国《2012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控制专家指导意见》则指出，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使用钙拮抗剂的优先级排在ACE抑制剂、ARB、β-受体阻滞剂和低剂量噻嗪类利尿剂后，且应选择长效制剂[3]。
3.3 利尿剂
我国多用噻嗪类利尿剂、主要是氢氯噻嗪和吲达帕胺。但因利尿剂可激活RAAS以及对糖、脂肪和电解质代谢有不利影响，故较少单独用于治疗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ALLHAT”和“SHEP”试验都提示，高血压患者使用氯噻酮或氢氯噻嗪治疗有提高新发糖尿病的倾向[22-23]。“INVEST”研究发现，在钙拮抗剂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噻嗪类利尿剂会提高新发糖尿病的发生率并有剂量依赖性趋势[24]。但“SHEP”试验发现，老年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使用小剂量氯噻酮能够降低34%的全部终点事件发生率[25]。目前认为，低剂量噻嗪类利尿剂对糖耐量和血脂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与其他降压药物（ACE抑制剂、ARB、β-受体阻滞剂或钙拮抗剂）联合使用以更有效地控制血压。不过，在阿米洛利等保钾利尿剂或螺内酯等醛固酮拮抗剂合用ACE抑制剂或ARB等降压药物治疗时需注意发生高钾血症的风险。
3.4 β-受体阻滞剂
β-受体阻滞剂通过抑制交感神经活性、减慢心率和抑制心肌收缩力产生降压作用。“UKPDS”研究证实，联合使用阿替洛尔和卡托普利强化控制血压组的所有糖尿病相关终点率都明显降低，且大血管病变和微血管病变事件均显著减少[9]。不同的β-受体阻滞剂有不同的特点。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卡维地洛能改善内皮功能[26]；高β1-受体选择性的奈必洛尔无内源性拟交感神经活性且有膜稳定性，并可通过激动β3-受体增强一氧化氮的释放，故还具有改善冠状动脉的灌注、舒张外周血管、舒张心肌和增加左心室充盈的作用。卡维地洛和阿罗洛尔还能阻滞α1-受体，从而产生周围血管舒张作用。
β-受体阻滞剂对糖代谢有不良影响。有研究认为，β-受体阻滞剂可使2型糖尿病患者的糖基化血红蛋白值升高并加剧胰岛素抵抗现象[27]。“ASCOT-BPLA”和“ALLHAT”研究都提示，β-受体阻滞剂有提高新发糖尿病的倾向[28-29]。“ASCOT-BPLA”和“LIFE”研究还显示，β-受体阻滞剂防治脑卒中的疗效不佳[28，30]。可能是由于过分担心β-受体阻滞剂的不良反应，国内β-受体阻滞剂在高血压治疗中的使用率仅为2%[31]，而西方国家的这一比例超过30%[32]。β-受体阻滞剂在国内的使用明显不足，在糖尿病患者中的使用更少。阿替洛尔的国外循证医学证据较多。有研究显示，高选择性的β1-受体阻滞剂如比索洛尔和美托洛尔等对糖代谢的影响较小，而卡维地洛和阿罗洛尔扩张周围血管的作用能抵消与阻滞β2-受体相关的对糖和脂代谢的负面影响以及冠状动脉痉挛的不良反应。这些药物可能更适合用于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如果患者同时伴有心血管疾病如心力衰竭、心绞痛或心肌梗死，则降压治疗应优先联合使用β-受体阻滞剂。
3.5 α-受体阻滞剂
只有少数患者在使用选择性α-受体阻滞剂（哌唑嗪、特拉唑嗪等）进行降压治疗。由于循证医学没有证实α-受体阻滞剂有减少心血管事件的有益作用，故现高血压治疗指南已不再推荐α-受体阻滞剂作为一线降压药物。“ALLHAT”研究显示，α-受体阻滞剂虽能有效降低血压，却不能减少心血管终点事件风险[22]。此外，α-受体阻滞剂不能减少糖尿病患者的尿微量白蛋白，故仅对重症或顽固性高血压在使用ACE抑制剂或ARB、钙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和利尿剂治疗后血压仍未达标的2型糖尿病患者才考虑联合使用。
3.6 联合治疗
最常用的联合治疗方案为ACE抑制剂或ARB联用钙拮抗剂和（或）利尿剂。ACE抑制剂或ARB可阻断钙拮抗剂和（或）利尿剂所致反射性交感神经张力增加以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激活和心率加快的不良反应。该联合方案的有效性已得到众多循证医学证据的证明。“ASCOT-BPLA”研究显示，与阿替洛尔联合苄氟噻嗪相比，钙拮抗剂联合ACE抑制剂治疗能使收缩压降低3 mmHg、心血管事件发生率降低16%[33]。“JIKEI HEART”和“KYOTO HEART”研究显示，ARB联合钙拮抗剂治疗能较单用钙拮抗剂更显著地降低脑卒中风险[34]。“ADVANCE”研究表明，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这一联合治疗方案能使大血管和微血管事件发生率降低9%[4]。在ACE抑制剂或ARB联合钙拮抗剂和（或）利尿剂方案中，如两药联合治疗仍不能有效控制血压，则可加用第3种药物，如ACE抑制剂或ARB联合钙拮抗剂和噻嗪类利尿剂。美国心脏病协会在其有关难治性高血压降压治疗的建议中建议联合使用这3类药物[35]。存在冠心病或心力衰竭时，应联合β1-受体阻滞剂治疗。如3药联合治疗仍不能有效控制血压，需考虑加用第4种药物，此时往往是ACE抑制剂或ARB联合钙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和利尿剂。
不被推荐的联合治疗方案有：①ARB联合ACE抑制剂。“ALTITUDE”和“ONTARGET”研究已经证实，这类联合治疗没有任何益处，且有更多的不利影响[36-37]。但对存在蛋白尿或心力衰竭患者，这类联合治疗可能有一定的益处。②利尿剂联合β-受体阻滞剂。这类联合治疗对糖代谢有不利影响，不推荐用于糖尿病患者。
4 结语
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风险较高，而严格控制血压并使之达标能显著降低风险，故降压达标十分重要。在临床上，医师应根据患者的心血管危险因素、靶器官损害程度和合并疾病等具体情况，合理选择并制定适合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方案，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远期心、脑血管事件及总死亡风险。
参考文献
[1] Abouqalambou SS， Abouqalambou AS. A study evaluating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and risk factors affecting on blood pressure control among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attending teaching hospital in Malaysia [J]. Diabetes Metab Syndr， 2013， 7（2）： 83-86.
[2] 刘力生.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 [J]. 中华高血压杂志， 2011， 19（8）： 701-742.
[3] 霍勇， 孙宁玲. 2012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控制专家指导意见[J/OL].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 2012， 4（4）： 48-52 [2013-05-05]. http：//med.wanfangdata.com.cn/Journal/zgyxqyzz/2012/04.aspx.
[4] Patel A， ADVANCE Collaborative Group， MacMahon S， et al. Effects of a fixed combination of perindopril and indapamide on macrovascular and microvascular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he ADVANCE trial）：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J]. Lancet， 2007， 370（9590）： 829-840.
[5] Vamos EP， Harris M， Millett C， et al. Association of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all cause mortality in people with newly diagnosed type 2 diabetes：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EB/OL]. [2012-10-20].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431284/pdf/bmj.e5567.pdf.
[6] Cushman WC， Evans GW， Byington RP， et al. Effects of intensive blood-pressure control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J]. N Engl J Med， 2010， 362（17）： 1575-1585.
[7] Mancia G， Faqard R， Narkiewicz K， et al. 2013 ESH/ESC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rterial hypertension [J]. Blood Press， 2013， 22（4）： 193-278.
[8]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 中国糖尿病患者血压管理的专家共识[J].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12， 28（8）： 614-618.
[9] UKPDS Group. Tight blood pressure control and risk of macrovascular and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in type 2 diabetes （UKPDS 38） [J]. BMJ， 1998， 317（7160）： 703-713.
[10] The Heart Outcomes Prevention Evaluation study investigators. Effects of ramipril on cardiovascular and microvascular outcomes in people with diabetes mellitus： results of the HOPE study and MICRO-HOPE substudy [J]. Lancet， 2000， 355（9200）： 253-259.
[11] Brenner BM， Cooper ME， de Zeeuw D， et al. Effects of losartan on renal and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nephropathy [J]. N Engl J Med， 2001， 345（12）： 861-869.
[12] The NAVIGATOR Study Group， Holman RR， Haffner SM， et al. Effect of nateglinide on the incidence of diabetes and cardiovascular events [J]. N Engl J Med， 2010， 362（16）： 1463-1476.
[13] Abuissa H， Jones PG， Marso SP， et al.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or 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s for prevention of type 2 diabetes： a meta analysis of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J]. J Am Coll Cardiol， 2005， 46（5）： 821-826.
[14] Johnson ML， Parikh N， Kunik ME， et al. Antihypertensive drug use and the risk of dementia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J]. Alzheimers Dement， 2012， 8（5）： 437-444.
[15] 许文艳， 郭晔堃， 钟静芬， 等. 肾素抑制剂阿利吉仑及其临床研究进展[J]. 上海医药， 2009， 30（11）： 517-520.
[16] Parving HH， Brenner BM， McMurray JJ， et al. Cardiorenal end points in a trial of aliskiren for type 2 diabetes [J]. N Engl J Med， 2012， 367（23）： 2204-2213.
[17] Persson F， Lewis JB， Lewis EJ， et al. Impact of glycaemic control on the effect of direct renin inhibition in the AVOID study [J]. J Renin An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 2012， 13（2）： 250-253.
[18] Julius S， Kjeldsen SE， Weber M， et al. Outcomes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at high cardiovascular risk treated with regimens based on valsartan or amlodipine： the VALUE randomised trial [J]. Lancet， 2004， 363（9426）： 2022-2031.
[19] Schrier RW， Estacio RO， Esler A， et al. Effects of aggressive blood pressure control in normotensive type diabetic patients on albuminuria， retinopathy and strokes [J]. Kidney Int， 2002， 61（3）： 1086-1097.
[20] Mehler PS， Coll JR， Estacio RO， et al. Intensive blood pressure control reduces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J]. Circulation， 2003， 107（5）： 753-756.
[21] Nishida Y， Takahashi Y， Nakayama T， et al. Comparative effect of angiotensin II type I receptor blockers and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on laboratory parameters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J]. Cardiovasc Diabetol， 2012， 11（53）： 53-65.
[22] ALLHAT Officers and Coordinators for the ALLHAT Collaborative Research Group. Major outcomes in high risk hypertensive patients randomized to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or calcium channel blocker vs diuretic. The Antihypertensive and Lipid Lowering treatment to prevent Heart Attack Trial （ALLHAT） [J]. JAMA， 2002， 288（23）： 2981-2997.
[23] Kostis JB， Wilson AC， Freudenberger RS， et al. Long-term effect of diuretic-based therapy on fatal outcomes in subjects with isolated systolic hypertension with and without diabetes [J]. Am J Cardiol， 2005， 95（1）： 29-35.
[24] Denardo SJ， Gong Y， Nichols WW， et al. Blood pressure and outcomes in very old hypertensiv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patients： an INternational VErapamil ST-trandolapril （INVEST） substudy [J]. Am J Med， 2010， 123（8）： 719-726.
[25] Curb JD， Pressel SL， Cutler JA， et al. Effect of diuretic-based antihypertensive treatment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in older diabetic patients with isolated systolic hypertension. Systolic Hypertension in the Elderly Program Cooperative Research Group [J]. JAMA， 1996， 276（23）： 1886-1892.
[26] Jawa A， Nachimuthu S， Pendergrass M， et al. Beta-blockers have a beneficial effect upon endothelial function and microalbuminuria in African-American subjects with diabetes and hypertension [J]. J Diabetes Complications， 2008， 22（5）： 303-308.
[27] Sarafidis PA， Bakris GL. Antihypertensive treatment with beta-blockers and the spectrum of glycaemic control [J]. QJM， 2006， 99（7）： 431-436.
[28] Dahl?f B， Sever PS， Poulter NR， et al.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with an antihypertensive regimen of amlodipine adding perindopril as required versus atenolol adding bendroflumethiazide as required， in the Anglo-Scandinavian Cardiac Outcomes Trial – Blood Pressure Lowering Arm （ASCOT-BPLA）： a multicentr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Lancet， 2005， 366（9489）： 895-906.
[29] Barzilay JI， Davis BR， Cutler JA， et al. Fasting glucose levels and incident diabetes mellitus in older nondiabetic adults randomized to receive 3 different classes of antihypertensive treatment： a report from the Antihypertensive and Lipid-Lowering treatment to prevent Heart Attack Trial （ALLHAT） [J]. Arch Intern Med， 2006， 166（20）： 2191-2201.
[30] Dahl?f B， Devereux RB， Kjeldsen SE， et al. Cardiovascular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the Losartan Intervention For Endpoint reduction in hypertension study （LIFE）： a randomised trial against atenolol [J]. Lancet， 2002， 359（9311）： 995-1003.
[31] 武阳丰， 王增武， 高润霖. 中国医疗卫生人员高血压防治观念和防治知识调查[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04， 32（3）： 264-269.
[32] Wolf M， Heuten HG， de Swaef A， et al. The evolution of hypertension treatment in Belgium， a pharmacoepidemiological study [J]. Acta Cardiol， 2012， 67（2）： 147-152.
[33] Rothwell PM， Howard SC， Dolan E， et al. Effects of β-blockers and calcium-channel blockers on within 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blood pressure and risk of stroke [J]. Lancet Neurol， 2010， 9（5）： 469-480.
[34] Sawada T， Yamada H， Dahlof B， et al. Effects of valsartan on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uncontrolled hypertensive patients with high cardiovascular risks： KYOTO HEART Study [J]. Eur Heart J， 2009， 30（20）： 2461-2469.
[35] Calhoun DA， Jones D， Textor S， et al. Resistant Hypertension： Diagnosis，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for High Blood Pressure Research [J]. Hypertension， 2008， 51（6）： 1403-1419.
[36] Parving HH， Brenner BM， McMurray JJ， et al.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liskiren Trial in Type 2 Diabetes Using Cardio-Renal Endpoints （ALTITUDE） [J]. J Renin Angiotensin Aldosterone Syst， 2012， 13（3）： 387-393.
[37] Yusuf S， Teo KK， Pogue J， et al. Telmisartan， ramipril， or both in patients at high risk for vascular events [J]. N Engl J Med， 2008， 358（15）： 1547-1559.
（收稿日期：2013-07-31）
货币政策抑制论文范文第5篇
2、日本劳动权意识的百年变迁
3、２００８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开启新的三十年
4、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问题研究
5、１９８０～１９９１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复苏与起步
6、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新模式
7、对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的探讨
8、中国经济是否转向低迷
9、金融混业经营的国际发展趋势分析
10、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演进前景及政策涵义
11、金融危机或为中国消除经济泡沫赢得了时间
12、供给侧改革与管理会计创新
13、论“后发型社会”与中国大国再造
14、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新进展
15、国内外金融素养研究综述
16、调节贫富分化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17、论当代西方政府管理改革价值选择的困境
18、中国未来３０年的路该怎么走？
19、社会融资规模是一种有效的货币指标吗？
20、论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及应对法律措施的完善
21、财政支出倾向、金融市场失衡与城乡收入差距
22、中国资本市场近期若干改革措施分析
23、从“权利”到“仪式”：南非的艾滋病行动主义
24、当代西方国家金融与经济危机中的四大矛盾分析
25、基于二元经济转型的农村金融反贫困路径分析
26、新兴市场的足球经济学
27、从转型政治学看三十年中国变革
28、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角色透视
29、《经济研究导刊》２００７年总目录
30、论数字货币与世界财富、科技中心的转移
31、促进我国民间融资规范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
32、益贫式增长视角下公共财政支出对房地产市场影响
33、2015年当代中国金融研究概述
34、海外利益维护视角的非洲发展与安全动态回顾与展望
35、地区一体化与冲突管理机制相关性研究：基于欧盟的实证分析
36、多维度城镇化视角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37、名义汇率与名义利率相互影响的实证分析：１９７９．１～２００５．１２
38、100个CFO的8年
39、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40、失业的全面诊断与就业的理性思索
41、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42、基于贝叶斯SV模型的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关系研究
43、以克林顿“强势美元政策”为例谈美元强势周期对东亚国家的影响
44、社会主义开放经济体制的构建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
45、中国特色结构性调控范式的实践模式及其理论贡献
46、从美国主权信用降级析国际货币秩序的规范化发展
47、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政治经济学
48、美国住房金融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49、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动态搭配和组合模式
货币政策抑制论文范文第6篇
1 电网谐波产生原因分析
用电设备运行时产生谐波在供电系统中所占的比例很大, 是电网中主要的谐波源。
1.1 晶闸管整流装置
大容量整流设备在运行时, 其非线性感性负载整流电路所产生的谐波分量对供电系统污染非常严重, 导致系统电压和功率因数减小, 直接困扰着电网正常运行。
1.2 变频调速设备
变频调速控制系统在运行时其输入电流波形呈尖峰状, 所形成的谐波成分非常复杂, 除了有整数次高次谐波外, 还含有分数次谐波, 使得供电系统的电能特性大大降低。而且这类变频调速装置的功率通常非常大, 随着变频调速设备在供电系统中大量推广使用, 对供电网所造成的谐波污染也会越来越严重。
1.3 日用电器设备
电视机、收录机、高频计算机、节能调光灯具等, 其内部电路中均具有调压整流装置,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奇次谐波。办公室内所使用的电风扇、空调等有绕组的设备, 在运行时会所产生得时变不平衡电流也能产生谐波。
2 谐波抑制方法
2.1 主动型谐波抑制
主动型谐波抑制方案实际上就是通过相关优化技术对接入配电网的电气设备本身进行改进, 通过内部电路结构间的相互弥补限制其产生谐波或不产生谐波。较为普遍的主动谐波抑制技术是开发新型变流器:对于小功率电力变换装置而言, 通过对其内部结构的调整使其不产生谐波且功率因数为1, 从而形成具有自动谐波抑制的变流器, 通常称为单位功率因数变流器;对于中小功率电力变换装置而言, 通常采用具有脉宽调制功能的整流电路进行有功功率因数校正, 从而保证供配电网系统平衡。脉宽调制技术已在很多开关电源中得到广泛推广使用;对于大功率电力变换装置而言, 普遍采用多绕组变压器构成多脉整流或将多脉整流与控制移相技术相结合构成准多脉整流装置, 达到抑制谐波的作用。这种技术的缺点在于装置成本较高, 而且其所获得的功能效果不是很明显, 同时将脉宽调制技术运用到供配电系统中, 其自身也会产生高次谐波, 要保证两个非线性矛盾项间的平衡需要进行大量试验, 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2.2 被动谐波抑制
被动型谐波抑制方案是在电网系统中, 通过外加无功补偿及消谐装置达到谐波抑制的目的。采用电力滤波器可以有效吸收谐波源产生的高次谐波电流, 达到抑制谐波污染、净化供电网用电环境的目的。
2.2.1 无源电力滤波器
无源电力滤波器是传统的供配电系统无功补偿及谐波抑制的主要手段, 是通过在供配电网中并联滤波器滤清除电网中的相关谐波分量, 达到谐波抑制效果。传统的无源电力滤波措施由电力电容器、电抗器和电阻组合而成, 具备无功补偿与谐波抑制相结合的综合功能。但无源滤波器只能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无功补偿及谐波抑制, 对于时变的非线性负载供配电网而言, 其补偿效果受到很大的限制。
2.2.2 有源电力滤波器
有源电力滤波器是一种能够弥补传统无源滤波器自调节差、动态响应性能不足方面的一种新型谐波抑制设备, 是一种适合时变复杂大系统的动态谐波抑制和无功实时补偿的一种先进电力电子装置。该类设备的基本原理是从配电网中动态采集补偿对象中相关谐波电流分量, 并通过内部智能控制单元智能分析由补偿电路产生一个与高次谐波电流大小相等且极性相反的谐波补偿电流, 从而使流入用电设备中的电流只含基波分量, 达到谐波抑制、净化电能的目的。SVG无功补偿及消谐装置中的谐波抑制电路就是一种典型的有源电力滤器结构。
3 SVG无功补偿及消谐装置工作原理
SVG装置除了可以进行功率因素补偿同时,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高次谐波分量的抑制。SVG可以调节内部晶闸管阀组的导通角来实时调整自换相桥式电路交流侧装置输出电压幅值和相位角间的关系特性, 直接或通过电抗器 (变流器) 与供配电网相连, 通过由晶闸管阀组构成的自换相桥式电路对供配电网进行无功功率的实时补偿。SVG从供电系统中吸收不同性质无功容量 (包括感性无功和容性无功两类) 的工作相量图如图1所示。
当SVG装置内部变流逆变电路具有感性特性时, 装置将不断从供电系统吸收无功容量, 以防止供电系统出现过补偿运行工况, 影响供电质量水平;当变流逆变电路具有容性特性时, SVG装置将不断向供电系统提供无功补偿容量, 以维持整个供电系统的有功和无功间的平衡。同时消谐波功能单元还会通过对应的谐波抑制电路有效过滤电能中的3次、5次、7次等非基波高次谐波分量, 达到降低供电系统线损, 节约电能资源的目的[2]。
4 结语
电网谐波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工作, 必须结合电网负荷类型、负荷率等实际情况, 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合理的治理方案, 从而有效提高电网供电质量水平, 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节能经济的高效运营发展。
摘要：在对电网谐波产生原因进行归纳总结后, 对电网谐波抑制及治理措施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 最后介绍了SVG动态无功补偿及消谐装置的工作原理和提高电网供电质量水平的功能特性。
关键词：电网谐波,有源谐波,无源滤波
参考文献
[1] 吴言凤, 吴正国, 夏立.一种基于自适应滤波的三相有源电力滤波器的检测方法[J].海军工程大学学报, 2002 (1) :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