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典籍是指古代图书和重要文献的总称。中华典籍承载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史提供了最基本而又不可替代的大量资料,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传承中华文明,探索古人的智慧,传播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是我们中华儿女的责任。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断层。
进入近代史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摧残,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国家没有了可以重建,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没有了就意味着永远的灭亡,而我们中华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伟大的古代典籍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为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改变一百多年的文化断层现象,所以必须拯救中华传统文化。
(二)拯救中华传统文化。
要拯救中华传统文化,先拯救中国典籍。中国传统典籍地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极其重要的载体。现代图书馆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收集保护传统典籍的完好,只有保护好完善好传统典籍才能进一步去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促进国人了解中国传统文明。
二、图书馆古籍的收集
(一)收藏特色。
各个级别的图书馆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服务定位和地区文化量力而行,大而全小而全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很容易弄成没有自己的特色的大杂烩。
(二)合理收藏。
根据图书馆的资金实力合理选择适当的古籍进行收藏,可以适当选择影印版古籍进行收藏。影印版古籍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书籍,可以为图书馆节省资金并且也比较好维护。
(三)加大收藏深度。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进行生动的视频编辑和展示,让传统的纸质式枯燥的阅读方式转变为现代多媒体式、趣味性的接受方式,让更多的大众对中国古籍产生广泛的兴趣,推动和挖掘古籍的信息服务价值。
三、信息环境下典籍的整理
(一)传统的典籍整理。
古籍整理是对原有的典籍进行再整理、分类,以便于读者的查找,以便于发挥古籍的最大潜在价值,其中选择一个好的底本是所有工序中最主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工序。
(二)传统古籍整理方式的不足。
传统的古籍整理方式完全依赖于人力,其各个工作环节都是手工作业。古籍整理时不仅需要人工翻阅大量的文献,进行大量的人工传抄;而且古籍整理所需的大量知识也是全凭人脑的记忆。因此,古籍整理的质量和水平不仅仅取决于整理者的知识基础,还取决于整理者当时的思想状况。
(三)信息时代下典籍数字化整理。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代化数字图书馆的出现为古籍的保存和整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方法,利用图书馆的电子信息系统、大数据技术、云计算和互联网络,可以为古籍图书建立智能数据库系统,利用数据库对古籍进行储存、编目、索引和对古籍进行大数据统计,方便读者对古籍的快速查找并且可以针对读者的专业问题给出具体的答案,充分挖掘古籍的利用价值。1.古籍智能数据库建设。古籍的智能数据库系统可以为读者提供智能类的专业咨询服务,不仅是储存方式的改变,还是现代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创新,为充分挖掘古籍的利用价值和快速查找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手段。将古籍图书进行扫描储存变成电磁类信息,然后对数据库编目、索引、整理,建立与数据库接口的智能问答系统和统计系统,针对读者的专业问题都能有智能系统给出解答,并可以对一般提问进行统计形成智能专家库。2.网络古籍检索和利用。古籍典籍在网络上是用元数据来查找和组织的,元数据是对图书馆资料的属性的描述,它可以支持数字化古籍的利用效率的统计分析。元数据还是图书馆大数据统计分析的对象,对网络古籍的利用效率和利用价值进行计算,以便分析人们对哪类古籍的偏爱程度。
四、信息时代环境下的典籍保护
(一)建立现代化典籍保护室。
古籍典籍是经历了多少朝代的更替和战火的破坏才幸存下来的,难免会有发霉和虫蛀的现象。而且用药物保存虽然能防止霉变和虫蛀等现象,可是对古籍也会有所损伤。
(二)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古籍保护。
建立古籍图书智能保护室能有效地长久保存古代典籍,但是为了保护图书却阻碍了图书馆的最基础的借阅功能,古代典籍不能借阅的也就失去了承载、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保存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要建立信息环境下的数字保护措施,既能最好的保护古典书籍又能更好的借阅查找资料,做到鱼与熊掌的兼得。
摘要：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上下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继承发展和弘扬需要有载体来记载,这个重要的载体就是典籍文献,而中国国人却由原先的“知东不知西”变成“知西不知东”。现代图书馆具有收藏典籍、保护典籍、推广典籍的重要使命,图书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广中国的典籍文化,做好典籍的收藏、典籍的整理、信息环境下典籍的保存工作,建立现代典籍智能保存室,典籍数据库、典籍的网络多媒体、数字典籍系统,不仅更好地保存古典书籍而且更好的服务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传承和发扬中华典籍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中华,典籍文化,古籍
参考文献
[1] 郭金钟,唐玉斌.基于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的思考[J].价值工程,2011(14):319-320.
[2] 方敏.高校图书馆古籍文献开发利用策略研究[J].江西图书馆学刊,2011(5):27-28.
[3] 史岩松.谈高校图书馆古籍文献的开发与利用[J].河北科技图苑,2012(6):84-86.
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一带一路”促进了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但由于对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不统一，阻碍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削弱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因此，笔者以习近平主席联合国的讲话汉英翻译为例，建议针对不同翻译情况，采用音译、舍“形”取“意”、省略或增补等方法来统一译文。
【关键词】一带一路 文化负载词 外宣翻译 统一化策略
一、引言
“一带一路”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主导，促进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翻译需求也急剧增加，而“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和凝聚各国融为一体、密切合作的纽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负载词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具有独特的中国民族特色，然而，通常无法在译入语中找到对等词，因此，准确翻译文化负载词是外宣翻译的关键，而把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统一化，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二、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统一化策略
国家领导人的演讲是世界解读中国最重要的途径，也是中国对外宣传的最有力的方式。笔者从外交部官网上选取习近平主席联合国讲话的中英版本作为语料，分析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归纳出以下四种翻译原则和策略：
1.音译：对于中国特有的实物，以音译为主，必要时还可配以图片说明或注释。这样能最大程度保持语言的原汁原味，也让其他国家的人更真实地了解中国的独特文化。在中国向联合国赠送“和平尊”仪式上，习主席提到的“和平尊”被译作“Zun of Peace”，取“尊”的音译。除此之外，音译也可以消除其他国家的人的误解。比如，“龙”被译作“dragon”，而“dragon”的本意是凶残的有翼巨兽、恶魔、悍妇等。“龙”也不应该翻译成 long。Long 的英文发音不是“龙”，而是“狼”（表示“长的”），这不是真正的音译。“龙”应该翻译成 loong，它的发音和“龙”相近，在英文中本来就是“龙”字的音译，如著名武术家李小龙的英文名字是“Lee SiuLoong”。
2.直译：对于具体实物的象征，采用直译，更加形象、易懂。如：“一带一路”、“半边天” “顺风车”、“看不见的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量腹而受，量身而衣”分别被译作“the Belt and Road”、“half of the sky”、“express train”、“invisible hand”、“lift a rock to drop on their own feet”、“Eat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one’s stomach and dress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one’s figure”。
3.意译：对于抽象词、远古涵义较深的词，采用意译。鉴于这些词内涵丰富，历史悠久，需要长篇大论才能解释清楚，因此采用意译来传达原句的内涵较为快捷、精炼、易懂。例如：“道”在古代的涵义极为丰富。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庄子认为“道”是独立自存、超越时空的绝对精神。孔子所说的“道”，是“中庸之道”，是一种方法。中国是一个“道”的国度，大而言之，即宇宙、天地、万物、人类，何处非道之所在。习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古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里“大道”古代指政治上的最高理想。由于“道”的涵義丰富，译者将该句译作“The greatest ideal is to create a world truly shared by all.”这样意译简单易懂，也传达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平等对待、共建共享的理念。
4.舍“形”取“意”：对于叠字和押韵等情况，很难在英语中全部找到相应的对等词，有的即使有对等词，直译过去意思完全说不通，因此需要舍去外在形式，保留内涵意义。比如汉语中对于别人的夸赞，国人常谦虚地说：“哪里哪里”，这时如果直译成“where where”，定会让听者一头雾水，而翻译成“thank you”则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例如：“联合国走过了70年风风雨雨”被译作：“The United Nations has gone through the test of time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其中的“风风雨雨”取的就是该词的比喻义。
5.省略：对于繁琐冗余的信息和难以理解的语句，应该舍弃，以便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比如“‘和平尊’传递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愿望和信念”被译作“Zun of Peace expresses the aspiration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to promote peace， development， and win-win cooperation”，其中“愿望”和“信念”被译作了“aspiration”，而排比的几个动词“求”、“谋”、“促”、“图”统一成了“promote”。
6.增补：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有时需增补语言结构才能使句子的结构完整。例如：“团结协作”被译作“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world as one”，增加了宾语。
三、总结
“一带一路”促进了国家间的交流合作，给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契机，因此加快统一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标准迫在眉睫。本文笔者建议采用音译、直译、意译、舍“形”取“意”、省略和增补方法来统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参考文献：
[1]郑德虎.中国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上海翻译. 2016（2）.
[2]赵世举.语言服务是“一带一路”的基础保障[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1-05（003）.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32.
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能及时有效地吸引广大观众。而对文化意象作恰如其分的修润，能使译文在有限的时间内传达于观众。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某些文化意象的不等值，若采用直译手法，会使观众难以认同。
关键词： 电影翻译 文化意象 重构 修润 转换
随着电影事业的迅猛发展，电影不仅让中国观众领略、了解到了异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感受到了语言给人带来的无穷魅力。许多优秀影片的精彩对白已成为中国观众争相传诵的佳句。如《乱世佳人》中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Tomorrow is another day.）。电影作为大众传媒，其社会效应是无可估量的，同时也对电影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拟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
一、语言与文化意象
语言（Language）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语言在有声电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声画同步的视听艺术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拟现实，创造出酷似“真实”的艺术时空。如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简爱》、《王子复仇记》等优秀译制片中那颇具异国风情的语言，逼真、随意，充满了生活气息。因而这些精彩的对白、片段令人百听不厌，留给观众余韵不尽的美的享受。
文化意象（Culture Image）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物象（Physical Image）与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形成意象的客观事实；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引申意义。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具体来表现抽象，以已知或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如：苏轼在《前赤壁赋》中用蜉蝣这种朝生暮死的小昆虫来比喻人生的短暂、人的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又如：英语谚语“It is 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the camel’s back.”，意为“骆驼负载过重时，再加上一根稻草也会把它压死”。谚语中意象词语“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稻草），生动形象地寓意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无可忍的极点”。
二、重构文化意象
一些国外优秀的影片必须通过翻译才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所以才有译制片的出现。电影翻译与其它文学作品翻译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但电影翻译又区别于其它翻译，即其译文要做到能见之于文，形之于声，达之于观众。著名翻译家Nida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直接或是间接地反映一个相应的文化，词语意义最终也只能在其相应的文化中找到。”
汉语是象形文字而英语是一种字母文字，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要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间进行成功切换，也是对电影翻译工作的挑战。80年代初英国电影“Red Shoes”播放时被译成“红舞鞋”，讲述了英国一名芭蕾舞女演员面对爱情与事业而不能做出正确抉择，最终走向断崖的凄婉故事。尽管“红舞鞋”正确无误地译出了英文原意，也紧扣剧情，但平铺直叙，没有深意。观众如果光看片名，确实难以激起任何联想的波澜。80年代后期，“Red Shoes”曾被译成“红菱艳”，译者把那双纤巧的红舞鞋比作了中国观众皆知的红菱。它寓意红菱出淤泥而不染，特别是那两只弯弯的红菱角，犹如中国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虽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泪，有的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红菱艳”隐含舞女艳丽却薄命的意思。译者把这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红菱”注入其翻译中，从而成功地重构了一幅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崭新的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重构（Reconstruction of Culture Image）在电影翻译中随处可见。如美国电影“Waterloo Bridge”片名原意为“滑铁卢桥”。众所周知，建造滑铁卢桥是用来纪念威灵顿公爵指挥英国军队打败拿破仑而取得的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如果依据英文直译成“滑铁卢桥”，乍一看，观众定会认为这是部与拿破仑打仗有关的战争片或介绍与该桥建筑有关的纪录片。但这却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影片描绘了一战期间，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玛拉在滑铁卢桥上结识了青年军官罗依，并成了恋人。而后，玛拉获悉罗依战死疆场，痛不欲生，为了生存沦落为妓女。当罗依奇迹般地出现时，她无法面对现实，为了爱情和名誉，她再次来到与罗依初恋的地方，丧生在车轮滚滚的滑铁卢大桥上。在中国也有着许多与之相仿的神话传说。如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蓝桥相会”等。译者把“滑铁卢桥”译成了“魂断蓝桥”，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域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惑，而且“蓝桥”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即刻领悟到这是部关于爱情的电影。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的意义在于它能及时有效地达到使译文与观众沟通，使观众心领神会的效果，由此来吸引广大的影迷，创造译制片票房记录的新高。仔细认真研究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这样的翻译手法会不时令人拍案称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润
由于中外观众知识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电影翻译应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那些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地域文化、宗教习俗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电影翻译中如果对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润（Modification of Cultural Image）处理，就事论事地直译，会造成文化意象的缺损，文化涵义支离破碎。英国电影《魂断蓝桥》一开始，有这样一段画外音Announceer’s Voice：At 11：15 this morning，the Prime Ministeer，speaking to the nation from Number Ten Downing Street，announced that Great Britain is at war with Germany.（广播员的声音：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应该指出此例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层意义。但对“唐宁街10号”这一隐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补充说明的话，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观众会不知其所云。“唐宁街10号“在什么地方？这个地名有何特别的寓意？为了使电影译文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被观众理解，这里适合进行增补修润，如：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通过增补“英国首相府邸”，观众这才真正认识到了“唐宁街10号”的“庐山真面目”，其所隐含的意象立体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观众才真正懂得这一典型的地域文化地名的全部文化内涵。修润增强了语言文字在语境中的透明度，增强了文化意象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转换
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会给它“刷上不同的颜色”。所以，文化意象的错位（Nonequivalence of Culture Image）会具体表现为作为喻体的文化意象上的差异。换言之，在一种文化传统中一个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国电影《呼啸山庄》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Isabella：It’s a brother’s duty，dear Edgaar，to introduce his sisteer to some other type than fops and pale young poets.
Edgar：Oh，you want a dragon？
Isabella：Yes，I do.With a fiery mustache.
（依莎贝拉：这是一个哥哥的义务，亲爱的埃得加，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那些花花公子或弱不禁风的年轻诗人吧。
埃得加：哦，你该不是想嫁一个龙骑兵吧？
依莎贝拉：是的，还长着火红的大胡子。）
在上述翻译中“dragon”是一个关键词。“dragon”在东西方语言中，其文化意象的寓意是完全相反的。在英语中，“dragon”是“魔鬼”的意思。提到它，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中立刻会呈现出一只面目狰狞的魔鬼正张牙舞爪地扑向人间，由此不难看出“dragon”在西方语言文化中隐含贬义。而在中国文化中“龙”字象征着“高贵，至高无上”，中国人称皇帝为“真龙天子”，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祈盼着自己的子女将来有出息为“望子成龙”等。显然用“龙骑兵”来硬译“dragon”不适合。因为当中国观众听到“龙骑兵”一词，肯定即刻会联想到“他”可能是个“皇家骑兵”。但依莎贝拉的回答却又使观众迷惑了：这个堂堂正正的“皇家骑兵”怎么会是“长着火红的大胡子”呢？因为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只有那些三头六臂的怪物才有一张可怕的绿眉毛、红胡子嘴脸。如此生搬硬套不仅不能处理好东西方语言文化中意象错位这一棘手问题，同时也不能传神地译出这段对白的真实含义，反而给上下文语义的贯通设置了语言障碍。因此，最后一段对话不妨翻译如下：
埃得加：哦，你该不是想嫁给一个野蛮人吧？
依莎贝拉：是的，还长着火红的大胡子。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电影翻译中许多英语词语若直接硬译，会令中国观众无法接受和认同。此外，电影翻译文本受电影画面切换时间的限制，不能像翻译文学作品那样，可以在一些晦涩难懂之处作些注释，所以对白译文一定要让观众一听、一看即能明了。译者应从观众领略欣赏译制片的艺术角度出发，选用本民族语言中与原片艺术最相似、最贴近的、为本国观众所熟悉的、易于接受的词语和文化意象来进行电影翻译。
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一直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结合外宣翻译的特点，利用近年来国内外主要翻译研究成果，对外宣翻译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现状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外宣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具体翻译策略。
【关键词】外宣翻译 文化负载词 翻译策略
“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标志着某种文化中特有的词、词组或习语，它们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由于这些词语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尤其是在英语这样一种与汉语相差较大的语言中很难找到能与其内容和形式都完全一致的表达。外宣翻译作为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其特定的翻译原则，如何把文化负载词翻译与外宣翻译相结合使之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成为当前外宣翻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外宣翻译与文化负载词的概念
1.外宣翻译
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外宣翻译的对象是其他国家的受众，是翻译对外宣传材料的实践活动的总称。张健教授对其的定义是：“外宣翻译作为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的各类外籍人士）为对象的交际活动。”同时他认为“外宣翻译的目的是实现交流，沟通信息”“让读者明确无误地理解和获得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起到对外宣传的效果”。
外宣翻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外宣翻译涵盖各行各业、各级部门从事对外宣传方面的翻译活动，即人们常说的“大外宣”的翻译概念。狭义的外宣翻译是指各种政府文件公告、媒体报道、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介绍等实用文体的翻译。本文拟探讨的范围属于狭义的外宣翻译。
2.文化负载词
语言本身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在翻译中，翻译的对象是文化而不是语言，但文化势必具体体现为语言，语言就是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各种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社会习俗影响下使得各自相应的语言中一定数量的词语表现出各自所独有的文化内涵。
二 外宣翻译中的文化负载词语的翻译
黄友义教授提出了外宣翻译的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以西方受众所接受的话语方式，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必要的变通，产生出通顺可读的译文，以达到宣传中国的目的。曾利沙教授也提出了“经济简明”原则，“经济简明”原则有双重意义：一是译者以尽可能少的文字准确传达相应多的信息;二是让受众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指信息处理时间和精力）获取最明快流畅（相对于冗长累赘）的信息。
韦努蒂首先提出了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观，引起了译界归化与异化之争。归化即主张译文应当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以目的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法传达原文内容;异化要求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中心，在翻译中保留原文语言文化的特点，译文的风格因此要符合源语的表达。但韦努蒂表示，异化和归化并非是两种相对立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异化翻译也是归化。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外宣翻译的三原则并无首要次要之分，其出发点是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归宿是实现交流与沟通。因此在外宣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不能随意地偏向异化或者归化，而应当结合自身对译入语语言文化和认知思维特征及其信息接受心理灵活地采用该两种翻译观，实现信息交流最大化。
在中国译界，归化与异化之争被看作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续。王东风教授直接提出了“归化与异化之争，是意译和直译之争的延伸”。直译直接体现的是语际间的共性，利用相同或相似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该种共性。汉英两种语言虽属不同语系，在语言结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两种语言有时在词汇、句子结构、语序以及文化内涵方面又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在翻译外宣文化负载词时，如要准确地传达材料的原意，译者应当尽量保持两种语言的词汇和文化内涵的一致性。这样，译者不仅能省时省力，读者也能较好地了解原文意思。但是直译绝非字对字的死译或者曲解原文的曲译，这就要求译者必须具备良好的英语国家语言文化知识储备。意译则源于各语言之间的特异性，尤其是习语以及习语中的比喻手段，这些通常是译入语中所没有的或者与源语的特定文化背景有关的，这使得直译无法进行下去。为达到翻译目的，译者必须舍形取意进行变通，做出适当的语法、词汇，或者语义调整。文化负载词承载着其所属的文化内涵，理论上需要译者进行意译，但是在外宣翻译中，由于其 “经济简明”的原则，解释性分析不能太过冗长，不可能出现一些文学翻译“注释占大半页”的状况。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用词简练精确，字字必酌，以尽可能少的文字传达尽可能多的信息。
基于以上的翻译观点，结合汉英外宣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特性，提出并结合具体译例讨论下列翻译方法：直译（音译）、直译（音译）+注释、直译+意译、文化形象替换、意译。
1.直译（音译）
当源语和目标语与之间的差别较大且语义空缺明显时，译者不可能兼顾负载词的语义和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直译（音译）成了行之有效的手段。特别是涉及中国文化的一些特征如：人名、地名、地理、烹饪、历史人物或事件时。如：太极（Taichi）、阴阳（Yin and Yang）、风水（Fengshui）等。在故宫博物院的翻译中，全部采用了直译（音译）的方法，如：太和门/殿：Gate/Hall of Supreme Harmony（Taihe men/dian）;中和殿：Hall of Central Harmony（Zhonghe dian）;乾清宫：Palace of Heavenly Purity（Qianqing gong）;千秋亭：Pavilion of One Thousand Autumns（Qianqiu ting）;太极殿：Hall of the Supreme Principle（Taiji dian）等。
使用直译（音译）方法可保持译名最简，减少译者的工作量，让读者感受其中的异质文化，了解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异国情调。但是直译（音译）有其弊端——容易让人不解或者望文生义。如果“太和”翻译成“Supreme Harmony”勉强能表达“高度的和谐”的含义的话，那么“千秋”翻译成“One thousands Autumns”则完全令人不知所谓，与之类似的有太极殿（Hall of the Supreme Principle）、中和殿（Hall of Central Harmony）等。针对这种情况，除了给其加上注释，译界也无法给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正如陈刚教授所言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跨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外国读者会逐渐接受这个音译词并领会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2.意译
当具有特殊文化形象的文化负载词难以在译入语中找到形式和内容都完全一致的表达时，译者可以采取意译的方法，舍弃形式将其内涵意义表达出来。如：解语花（mind-telling flower）、拜堂（perform the marriage ceremony）、华表（An ornamental stone column used to decorate important buildings or public places）等。意译能够很好地传递词语的文化内涵，使其不至于像直译一样表达字面意思而导致文化内涵流失引起读者的误解。如前面所提到的千秋亭（The pavilion of One thousand Autumns），“千秋”所表示的时间极长的含义已经丢失殆尽，读者只能把之视为一个特殊名词。意译不足在于语言形式不够简练，这一缺点在外宣翻译方面尤为明显，“华表”在汉语中只有两个汉字的长度，而其英译却有十二词之长。
3.直译+意译
外宣翻译的宣传对象是文化预设不同的外国读者。文化负载词文化寓意浓厚，直译出来的表面意思有时并不足以使读者理解源语的含义。意译能够传达源语的基本内容，使译文通顺流畅，但其缺点在于不能保留源语的特色。由此可见，直译和意译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因此译者也可以采取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办法。如：
木已成舟：The wood is already made into a boat—what’s done is done.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Like the dog that bit Lv Dongbin—you bit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虽然“意译+直译”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的语义和结构特点，但是译者仍然需要注意坚持“经济简明”原则。
4.文化形象替换
文化形象替换利用译入语中的某个文化形象替换源语中的形象，以获得相同的交际效果。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如果源语与译入语有意义相近的文化形象时，译者可以采取文化形象替换的翻译方法，对这些词进行转换，利用源语中含义、色彩相当的典故或文化意象进行翻译。如：大海捞针（Look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画蛇添足（Paint the lily）、笑面虎（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败走麦城（Meet one’s Waterloo）等。文化形象替换法不但能使译文形象生动，且不会显得累赘，因为译入语有类似的文化形象，所以译者不需要对其解释，对读者而言也利于理解其中的文化含义。但是文化形象替换方法也有其缺陷：只能使用在有相近文化形象的情况下，应用范围有限。另外替换的文化形象不能是对理解全文起着重要作用的关键信息点，否则将会适得其反，引起读者误解。
5.直译（音译）+注释
为了解决直译（音译）的弊端，翻译研究者提出了增加注释来解决该问题。即把隐藏在负载词中的文化含义用注释表达出来。如：福娃（Fuwa-The mascots of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罗汉大虾（Luohan Prawn—Prawn with mixed vegetables）、昆曲（One of the oldest forms of opera still existing in China）。毫无疑问的是，注释的确能够保证一定原语信息的完整性，但是译者添加的注释不宜过长，过于冗长将会导致外国读者接受信息的成本增加，达不到对外宣传的目的。
上面五种常见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缺点，不同翻译方法有时也可以相辅相成。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当充分了解各种翻译方法的优缺点，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根据词汇特点、原文语境、目标语文化特点灵活地采用翻译方法，以达到外宣目的。
三 结束语
王佐良教授曾经感叹：“翻译之难，在于一种文化里有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花大力气去解释。对本族语者不必解释的事情，对外族语者得加以解释。”外宣翻译工作有其特定的规律、宗旨和原则，对译者有着严格的要求，而要从事外宣翻译工作，需要具备厚重的中外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知识功底。文化负载词作为外宣翻译的一个突出难点就更需要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充分考虑译文所使用的环境和对象，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从而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陈刚.中国旅游丛书：杭州[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3]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4]胡兴文、张健.外宣翻译的名与实——张健教授访谈录[J].中国外语，2013（3）
[5]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对外大传播，2004（9）
[6]郭建中.韦努蒂访谈录[J].中国翻译，2008（3）
[7]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5）
〔责任编辑：林劲、李婷婷〕
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鲁迅；孙致礼；现当代文学翻译；异化；对比研究
摘 要： 鲁迅、孙致礼是现当代文学翻译两次异化思潮的领军人物，但译学界鲜见对两者及其异化思想的综合性比较和探讨。通过两者的对比研究，围绕其内在联系和差别展开探析，可系统梳理我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异化观的形成和发展，阐明两种思想的时代内涵和实质。
Lu xun and Sun zhili’s “Foreigniza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Modern and Present China
CAI Jing(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AHNU，Wuhu Anhui，241003)
Key words: Lu Xun; Sun Zhili;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comparative study
文学翻译中，“异化”手法会令译入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并拉开读者和译文之间的审美距离，延长他们的审美期待和过程，以增强其接受效果［1］。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率先提出翻译“欧化”观点，对当时语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影响，随后却遭到长久冷落和批判；本世纪初，孙致礼提出“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再次引发译界的热议和关注。作为两次异化思潮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各有特色。
虽然译学界对两者关注颇多，但相关文献往往只是针对其一展开个体化研究。对这两者的翻译理念展开对比研究，将有助于阐明我国文学翻译异化观从现代到当代的演变，尤其是在概念、内涵和实质上的引申和发展。
从 “传统直译”至“辩证异化”: 现当代异化概念的引申中国译介外国文学始于晚清时期。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文人志士感悟到救国必先强民的道理，于是将译介西洋小说视为影响和教育民众的工具。但当时的文学翻译除了在语言上引进少量的外来词之外，基本上谈不上异化；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真正开始出现“欧化”（即异化）的主张［2］40。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就是鲁迅。
鲁迅是我国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先驱者，早在1903年，他与周作人就开始携手从事文学翻译活动。针对当时翻译界盛行的对原文任意删削、颠倒、附议等做法，周氏兄弟批评其“任情删易，即为不诚”，认为翻译应“使益近于信达”，以使原作者“撰述之真，得以表著。”［3］1681913年，鲁迅在为所译《艺术玩赏之教育》写的附记中，说明自己的翻译手法是“循字迻译，庶不甚损原意。”［3］168尽管当时鲁迅并没有明确使用“直译”这一术语来
概括其译学主张，但在实践中该观点得到了充分体现。
1918年，鲁迅和周作人在答复张寿朋的《文学改良与孔教》时，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直译思想，“我认为以后译本，……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 ［3］16920年代后，鲁迅开始明确使用“直译”这一概念，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1924年，在为所译《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他说到：“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3］171必须要指出的是，他提倡的“直译”强调尽可能贴近原作，再现原语形式，以矫正当时译界存在的“歪译”、“胡译”现象。可以说，在五四前后的十余年间，鲁迅的“异化”翻译思想已经萌现。
30年代，鲁迅在与梁实秋、赵景深等人的论战中，对自己所倡导的“忠实直译观”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他指出，硬译（直译）并非等同于“死译”，也非有意的“曲译”［3］292；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还可以“逐渐添加了新句法”，继而可能会“同化”而“成为己有”［3］292；在没有更好的替代选择情况下，应当坚持硬译。针对赵景深提出的“顺译”，鲁迅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进行批评，认为“顺译”会导致翻译误入迷途。在“顺”和“信”的问题上，鲁迅强调“信”是第一位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4］81总的来看，鲁迅所坚持的异化主要还是侧重于传统的直译，其着眼点基本上停留在语言层面上，而且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和对等。
在1935年6月发表的《“题未定”草•二》中，鲁迅这样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不但移情，也要益智……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面保存着原作的风姿……。”［3］299他将翻译比作“洋鬼子”，虽然看着不顺眼，可以给其换换衣裳，但却不能削鼻剜眼。再次可见，在归化与异化的问题上，鲁迅是倡导异化的。而且鲁迅这时或多或少已意识到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差异还要体现出文化的不同，但并未深究如何在直译基础上再现原作的文化特征。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影响下，“异化”思潮逐步兴起，并在文学界一度占据了上风。一些坚持异化原则的译者们如郭沫若，茅盾等将西方语言的句法结构和词汇引进国内，促进了汉语白话文的发展。此外，异化思潮的兴起还为中国引介来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等西方文学体裁。但此时的异化更多地表现为传统的直译，强调语言的“信”和形式的“欧化”，导致鲁迅的一些译作“诘屈枯涩”，“冗长而且费解” ［3］290，因而不断遭到批判，此外，其翻译主张还产生了不少负作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生硬翻译风。因此，尽管鲁迅的异化观不乏理论的洞见，在当时却未能得到译界的充分认可。甚至一些主张异化的人，如瞿秋白，也认为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原则是不科学的。30年代后期，译坛兴起了“逆反应”的翻译策略，异化思潮渐归沉寂，归化再次成主导。
当代异化思潮的再度兴起是在80年代之后。1987年，刘英凯率先提出了对归化法的批判，引发了学界关于“异化与归化”、“忠实与再创造”等问题的大讨论。90年代末，随着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Venuti）的异化翻译理论传入国内，异化与归化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问题。在这场学术争鸣中，当代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孙致礼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异化理念，明确提出文学翻译“要以异化为主导” ［2］40，从而成为当代异化思潮的引领者，此后诸多译者不断重新审视和探讨异化译法，渐渐对此加以重视和强调。
应当指出的是，孙致礼异化翻译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趋向归化到趋向异化”［5］的发展变化过程。1996年，孙致礼在所著《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中，曾论及翻译辩证观的十大关系，认为“在归化的同时还应允许适度的异化”［6］。可见，彼时孙致礼对待异化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此后，随着对西方译学理论的传播和研究，孙致礼的翻译理念逐渐向异化趋近。2001年，他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一文中预言，“异化译法将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甚至可能占据上风”［7］35，主张尽量把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传递给读者，表明了其翻译思想的倾向性。2002年，孙致礼在《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一文中，明确提出了“21世纪的文学翻译要以异化为主导”的观点。次年，他又在《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中，再次阐述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8］48的翻译策略。至此，孙致礼的辩证异化观已十分明晰。
孙致礼异化观的形成既得益于其多年的翻译实践，是对其翻译经验的升华，又源于对中外翻译思想的研究。从理论源泉看，德国施莱尔马赫关于翻译的“两种途径”的论述是一影响因素［7］32，而鲁迅的异化思想是另一重要来源［7］33。孙致礼关于 “洋味与洋腔”、“直译与意译”、“形似和神似”等问题的讨论都承继了鲁迅的理论，但对其又有所扬弃。孙致礼认为，异化可以看作是传统翻译理论中直译的概念延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直译；异化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将视野扩展到语言、文化和美学等层面的价值取向。该观点既体现了对异化的倡导和对忠实的务求，也反应了对异化与归化的辩证认识。从翻译伦理上说，译者的神圣职责是要对原著的“忠实”及对异域文化的“传真”，但同时也不宜将“异化”教条化、绝对化。在实践中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即“在可能时尽量异化，必要时尽管归化。”［8］50
综上，在现当代文学翻译史上，从横向看，鲁迅、孙致礼的异化翻译观深受各自时代发展影响，反映了所处时代对于翻译文化的“当下诉求”。从纵向看，两人的翻译观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鲁迅作为异化观的首倡者，开启了翻译研究对异化和归化问题的争论。孙致礼将辩证观引入翻译研究，从而将异化与归化问题的讨论带入了新的阶段。总体看来，尽管对于异化的理解有差异，两人所持立场是一致的，当然孙致礼的异化观既继承了鲁迅的翻译思想，又有所创新和突破，因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又具有自身的特点。
从“语言改良”至“文化传真”：现当代异化内涵的延伸
鲁迅在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过程中充当了旗手的作用，曾多次论述了关于“欧化”的问题。早在1930年初同梁实秋论争中，他就提到中文文法本身是“有缺点的”，通过欧化翻译而有所新造，是很自然的。1931年，鲁迅在与瞿秋白讨论翻译问题时，就此发表了详尽的论述，认为翻译“不但应输入新的内容，也应输入新的表现法”，［3］296必须这样，群众的语言才能丰富起来。在《玩笑只当它玩笑》（1934）一文中，他针对刘半农反对“欧化”的言论，指出：“欧化文法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3］298后来，他再次说明：“我主张中国语法有加些欧化的必要。
鲁迅关于翻译“欧化”、“洋气”问题的主张，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输入表现法，以改进和丰富中文的文法，二是为了让读者通过新的字眼句法进一步了解外国，感受到“异国情调”。而这些归根结底都是他站在中国语言改革的高度进行的“有的放矢”；换言之，其主张“直译”、“硬译”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保留原文语言特征，引进新的表达方式。因而鲁迅强调忠实于原著、关照作者；译文不能“只求易懂”，一定要“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3］299。
而在当代中国，孙致礼的异化观并未局限于语言文字层面,而是把所谓的“移情益智”放到文化层面上来谈，强调在翻译时不仅要考虑语言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差异，力求最大限度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翻译的首要原则在于“文化传真”［2］43，译者要尽可能把异域文化带给国内读者。在翻译实践中，语言层面可以归化，但文化层面则应异化。避免以“中国味”取代“洋味”，造成“文化失真”，这一点同鲁迅提出的异化主张是有共通之处的。
从翻译策略说，二者的实践方式各有侧重。例如，在对待“信”和“顺”的问题上，鲁迅说，能够译得不“曲”、不“硬”自然是好，但如若没有更好的译法，则应“宁信而不顺”。
对此，孙致礼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在翻译实践中，既要反对“自由译”，也要反对“逐字译”； 译本的“洋味”应体现在文化层面，即保持异域文化的特质，但“洋味”不同于“洋腔”，语言的转换是可以归化的。因此在强调“信”的首要地位时，要视情变通。“信”和“顺”有时候是可以兼顾的，即通过文化传递关照作者，通过语言表达关照读者。
鲁迅先生虽开启了对异化与归化问题的讨论，但并未对之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他对于异化翻译的看法多散见于译作的序言、略例、附记之中，以及经由与他人的联系书信而予以阐发。尽管鲁迅在30年代曾撰文专门讨论过异化翻译，但其原由是为了论战之需，尚谈不上理论的“自觉”。可以说，在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鲁迅是作为译者和旗手的面目出现的。而在当代文学翻译中，孙致礼则是以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的角色出场的。他在多部论著（文）中专门探讨了文学翻译问题，特别是运用辩证法全面阐释了文学翻译中的十对矛盾，其中不仅涉及异化与归化、直译与意译、神似与形似，也扩展到翻译的得与失、克己与创造、著者风格与译者风格等。他对异化翻译的辩证阐释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为文学翻译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基础。
因此，两个时期“异化观”实际影响力大为不同。鲁迅在翻译实践中坚持“循字迻译”，以不损原意，导致其译作文法不通，晦涩难懂，其异化观难以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同。较之鲁迅，孙致礼将辩证观引入翻译实践中，在重视传译原文异质文化因素的同时，兼顾语言与形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他的观点在其小说翻译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集中而真切地再现了原作的文学性和文化性。这也恰恰是鲁迅强调的异化所无法达到的层面。孙致礼的英美小说译作广受赞誉和肯定，也使得其“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观点倍受关注。
从“拿来主义”到“认同互补”：两种异化观实质的变迁
作为近现代异化翻译思想的代表人物，鲁迅和孙致礼在各自时代的译界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两者观点有着一定的互通之处，但由于不同时代的特定影响，其实质自然不尽相同。
鲁迅所在的年代，我国内外矛盾都十分尖锐。文化冲突和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而各种力量的较量在文化争斗中突出表现出来。当时很多文人在中国的“大政治”环境下从事翻译工作，而鲁迅所要强调的是“翻译的政治是不同于现实的政治”，拒绝那种单纯认同于现实政治关系的翻译［9］144，对于译者来说，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在现实条件下借鉴和吸收有利本国的外来思想，要在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文本前提下，保持原文本中的“洋味”，而不要用现实的“大政治”对其统合［9］145；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对自身和国民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即鲁迅所言“偷来天火，煮自己的肉吃，” ［3］287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通过认真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文化和经验，才能使得国立民强，这是他主张异化的目的，也是翻译最终所要实现的任务。
这样一来，鲁迅的异化观就集中体现在其“拿来主义”上，而且主张“要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要“沉着，勇猛，有鉴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9］145首先，对原文文本要加以分析，有选择的去拿，必须这样新的有用的字眼和语法才能“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3］297；其次，采用“欧化”不仅仅是一个借鉴和吸收的问题，更多的是拿来利用以改造自我的劣根性；再次，对于“拿来”的东西，在翻译中一面力求易解，一面要保存原作的丰姿，因为“世界上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 ［3］298299，中国需要认清现实，学会接纳新事物新文艺。鲁迅通过自身界定了当时译者的特殊文化立场，并阐明了当时文学翻译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即不依附于功名，而应专心于文学创作，借助文学改良推进社会改良和民族觉醒；为中国社会文化变革输入新的知识，使文学翻译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译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这一趋势促使我们在顾及中国特殊历史文化传统与国情的同时，还必须在翻译思想与基本价值观上与全球特别是西方这个主要的“翻译原料”产地尽量拉近，以实现语言互补性。传播异域风情的异化翻译已经成为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10］而孙致礼的异化观正是在语言、文学、翻译等方面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下提出的，具有其特定的时代性和实践性。既然翻译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文化传播，而传播的又是异域文化，故应首选异化策略，归化往往会使得源语文化的异域性消失殆尽，翻译行为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当代不同文化交往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文化认同［11］，其核心问题就是要确立文化之间的差异，过渡归化只能造成文化差异和自我的丧失。孙致礼异化观的根本就在于“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2］43，体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通过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使它们相互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孙致礼提出的辩证异化思想,在当代翻译界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和鲁迅“拿来”和“利用”的观点不同，他所提倡的异化是以一种开放、尊重的心态，去认同并接受其它文化中的差异性并尽可能将其如实传译，以供译入语文化取长补短，从而在翻译实践中不断体现出译学思想的时代发展和进步。
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不同文化势力文化心态的一种折射，从鲁迅在翻译问题上表现的文化立场和对“异国情调”的态度上，可看出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把“异化”归结为救国醒民目的下有针对性的“拿来主义”，通过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知识，促进国内语言变革与发展，以实现社会文化的重构，其理念有着一定的先进性、积极性和革命性。那个时期的异化翻译观反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先进思想文化的诉求，突破了以往对于域外小说任意“改写”或“顺译”的翻译状态，体现了当时我国文学翻译的一种转型变化和发展进步。
而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异化的再次兴起，是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交际发展的客观需求所致,其目的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语言输入，而在于实现文化之间的“认同互补”。较之鲁迅时期的异化，孙致礼提出的辩证异化更具有可行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求真的过程，而异化的策略则有助于我们在充分了解和认识异质文化的过程中，通过互补，互证，互用实现文化的有机融合，“他为我用，洋为中用”以实现自身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静. 异化翻译：陌生化的张力［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8）:507.
［2］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3］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 郑海凌. 关于“宁信而不顺”的艺术法则［J］.鲁迅研究，2003，（9）：81.
［5］ 孙致礼. 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C］.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6.
［6］ 孙致礼. 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14.
［7］ 孙致礼. 翻译的异化与归化［J］. 山东外语教学，2001，（1）.
［8］ 孙致礼. 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J］.中国翻译，2003，（6）.
［9］ 崔永禄. 鲁迅的异化翻译理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6）.
［10］ 张丽娟.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翻译的异化趋势［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7，（1）：284.
［11］ 朱安博. 归化与异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32.
责任编辑：王俊恒
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文化对语言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各自的语言上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来，并且对英汉翻译过程中的语义理解和传达产生一定的干扰和影响。要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除了通晓两种语言文字之外，还必须深刻理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本文选取中西文化差异的三个方面：地理位置、历史背景的差异，宗教文化、谚语典故的差异以及风俗习惯的差异，探讨其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差异 英汉翻译
【分类号】H315.9
文化包括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包含了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而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因此，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发展能够促进语言的发展，文化又要靠语言来传播和继承。作为记录人类思想和历史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内涵，翻译就担负着在语言和文化中进行转换、促进交流的重任。在翻译中，译者首先要对原文中的文化符号进行解码。在解码之后，译者还需用目标语将原文的文化信息重新编码。这一过程更为不易，要求译者对目标语语言和文化有精深通透的了解和把握。在翻译工作中，译者除了深厚的语言功底外，还应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两种语言所反映的中西文化差异，才能使两种语言达到真正的交流。
一、 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是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组成的联合王国。英国位于欧洲大陆西北面，英国本土位于大不列颠群岛，被北海、英吉利海峡、凯尔特海、爱尔兰海和大西洋包围。英吉利海峡是欧洲许多国家通向大西洋的唯一出口，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要道之一。因此，英语语言产生了大量与航海有关的习语。比如get into deep water（表示陷于困境），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sea（表示进退维谷）。
而中国人的祖先居住在亚洲东部，领土南北跨纬度很广，大部分位于中纬度地区，属北温带，气候比较温和，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位置使汉民族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在汉语中的“牛饮”，翻译成英语就成了drink like a fish，像鱼儿那样能喝酒了。汉语中的“挥金如土”，则与英语中的 spend money like water相对应。而汉语谚语“林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则翻译成a big fish in a small pool。这样的表达习惯是与两国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的。
二、 宗教文化差异、谚语、典故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中西文化中，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典故不同，对英汉翻译也产生了必然的影响。中国人大多信仰中华传统文化，如佛教文化、儒家伦理文化等。而英美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圣经》文化以及希腊、罗马神话等。比如中国人说“菩萨保佑”，而西方人则说 God bless you上帝保佑。还有不少典故、谚语，如中国有“叶公好龙”“东施效颦”等多来自中国古代的文学名著。而西方人会讲 He’s a Shylock（他是个守财奴），a Pandora’s box（潘多拉之盒），That’s all Greek to me（我对此一窍不通），这些西方谚语、典故都源于莎士比亚作品和希腊罗马神话。宗教文化是构成英汉语言各自特色的重要方面，在翻译这类词语时，就要了解中西宗教文化背景、谚语典故出处，充分理解其深层文化内涵，再用恰当文字、翻译技巧，译出原文。
三、 风俗习惯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语言来源于生活，不同的生活背景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同一件事物在不同的风俗习惯中有不同的含义。英汉习俗差异较典型的例子体现在对动物的态度及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上。中国人一般都鄙视狗，如走狗、落水狗、看门狗、狐朋狗友、狼心狗肺、狗仗人势、蝇营狗苟、狗眼看人低等等，这“狗”被人骂得“狗血喷头”。可是英语中的狗却要幸运得多，a lucky dog（幸运儿）、a top dog（有优势的人）、a sea dog（有经验的水手）、a jolly dog（快活的人）、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you dirty dog（你这个坏小子，常带疼爱色彩），dog 被认为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然而中国人一般把牛看作是人类的朋友，是最勤劳的动物，常常受到人们的称赞。但在英语中bull成了粗心人：a bull in a china shop（莽撞闯祸的人）、like a bull at a gate（形容人凶猛、狂怒）。
龙是古代汉族人崇拜的图腾形象象征着吉祥、尊贵、权势和奋发向上。我们自称是龙的传人，在汉语中有关龙的词语大都是褒义的，如藏龙卧虎、生龙活虎、龙凤呈祥等。但是在英语中dragon 却含有不好的意思。这是因为在《圣经》中记载与上帝作对的恶魔撒旦被称为the Great Dragon，dragon在西方被看作是邪恶的象征，现代英语中表示“凶暴的人”“严厉透顶的人”。比如说 She is a bit of dragon around this place（她是一个专横跋扈的人）。
汉语和英语中有不少以动物为内容或做比喻的习语，虽然这些习语的译文最终价值是相同的，但翻译转换时， 要根据风俗习惯的差异选取恰当的动物词语进行表达。如：a black sheep——害群之马，瘦得像猴——as thin as a shadow，穷得像乞丐——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水中捞月——fishing in the air，猫哭老鼠——to shed crocodile tear。
中西文化的诸多差异影响着翻译。翻译决不能只着眼于语言转换，而是要求译者必须对目标语语言和文化有精深通透的了解和把握，才能使两种语言达到真正的交流，从而才能使译文与原文实现圆满的对应。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2]袁荣儿，《动物词在汉语和英语文化中的语义辨析及其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
[3]陆亿松《海洋文化对英语语言的影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