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本文从先秦儒家思想追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基础，继而分析现今先秦儒家思想的价值，古为今用，传承并赋予先秦儒家核心思想新的时代内涵，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先秦儒家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启示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创造”，在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的一切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进行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今环境形势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12个词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从何提炼而出？这必然离不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首先必须立足于历史文化传统，要把中华民族传统的精髓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资源。
一、先秦儒家思想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元素
从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观点来分析，不难看出，它与我们今天所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相通之处。
（一）“仁”与“民本”：文明、和谐、富强、友善
先秦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仁道”为最高政治原则，主张“礼之用，和为贵”、“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施行仁政，以礼义维护社会秩序。《论语·颜渊》中提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可见，这里的“仁”有关心爱护之意，而后《论语》中也提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体现对人的关怀、友善观点。孟子也提到：“亲亲，仁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仁”是处理人与人相处的一种准则，从爱护亲人开始，而后“爱人”，对他人怀着一种同情、关心和爱护之意。而友善、和谐正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美好品德，宽容待人，友好团结，社会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和谐的氛围。与此同时，“仁政”思想也体现了先秦儒家对于百姓安居乐业的一种认识与责任，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富国强民，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富强”也有着相似的思想因素。
（二）“义”与“礼”：公正、诚信、法治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有“见得思义”，孟子也说过：“义，人之正路也”，荀子更是认为“义”不可缺，“义”源自于人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群”与“分”的需要，人类社会不能没有“义”，也不能不讲“义”，“仁”与“义”其实是一种统一有对立的关系，我们要有仁爱之心，但是同时又是需要“义”的合理性与节制，可见，先秦儒家把“义”看做人的立身之本和基本道德规范。“义”有着适宜、公平正义的涵义，这其中透露着为人处世的一个“度”的标准，这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公正、诚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人治”，不重视法治。其实不然，我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仪之邦，“礼”在中国古代是指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用以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制。《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孟子更是提出：“徒善不足提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可见，我们早已认识到，仅仅只有道德约束或是法律制度是不行的，而是需要两者结合起来，在现代，我们依然提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二、先秦儒家思想的价值分析
或许会有人认为，先秦儒家思想大多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些“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思想体现着封建社会对人的等级划分以及禁锢，到了今天，我们讲的是“自由、平等、民主、科学”，这些古老的东西我们已经不需要了。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丢弃吗？其实不然，先秦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民本”、“仁政”等思想中也有着人类文明价值观念中的一些共性因素，可以让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渊源
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不能原封不动的照搬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不能全盘西化，被普世价值所占领。我们应该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适应时代变迁、适应生活需要的情况下，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的核心价值观，建设适合我们需要以及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核心价值观理论渊源，是因为本质上，它既有我们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些相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立了共产主义社会学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物质极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先秦儒家提倡的民本思想、社会和谐风气等有着相似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传播与发展，“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科学真理，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且因为几千年来形成的中族民族文化心理与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产生共鸣。”①
（二）继承和赋予先秦儒家核心思想新的时代内涵
先秦儒家核心价值观提倡“仁、义、礼、智”、“以民为本”“仁政”，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对其进行研究、评估、继承和改造，辨析其原义和今义，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得以新生和传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雨洗礼，它深深根治民族灵魂，世代传承，不仅是维护民族团结，保持国家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生命力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国家在内忧外患，丧失主权的情况下，学习到了西方的新理论，如“民主与科学”，这些新观念新理论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猛烈抨击，“打到孔家店”的口号也随之而来。先秦儒家思想的理念本质上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等级社会秩序，但是我们不可否认，“民本”、“仁义礼智”、“仁道”等理念也有着人类文明价值观念中许多的一般性、共性、普适性等有益成分，反映了人类价值认识中的许多价值共识。在以往的两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中，儒家思想也一直处于主流的位置，即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儒家思想的一些价值观和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
三、先秦儒家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今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意义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同文化侵入与冲突，面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抵御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切实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呢？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既要根植于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凝练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精髓，也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使其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用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语言和最易记又宜传的方式表达出来。
（一）传承和创新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的核心价值观
先秦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的相通之处，如“ 公平”、“民本”、“ 和谐”等既是先秦儒学核心价值理念，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又讲“君子和而不同”，要宽厚待人，与人和谐相处，这里有着“和谐、友善”的影子。我们今天倡导“公正、法治、诚信”，先秦儒家思想也有“君子喻于义”、“舍生取义”、“不学礼，无以立”、“礼不可废”的说法，提倡“仁政”同时也用礼法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与人相处要诚信待人，不取不义之财。 先秦儒家典籍也提到了“民主”一词，但是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democracy）不是一个概念，先秦典籍里面提到的“民主”意思是“为民做主”或“民之主”，就是说要为百姓负起责任，要处理好百姓们的事情。那么最大的“民主”也就是君主了，同时也说明了君主要肩负最大的责任。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中，其实也包含了一些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主相通的思想因素，比如，只有对百姓负责的人才能担任“民主”一职，在“民贵君轻”、“民本”等思想中蕴藏着人民大众是国家主体和政治基础的意思，这些都与现代民主精神相通。为了让这些文化精髓富有现代气息，我们可以对其进行辩证分析，创新及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科学的、现代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俗化、大众化，应对西方价值观冲击和挑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优秀的传统文化。先秦儒家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传播广泛，我们今天要辩证地看待传统儒学的价值观，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部继承。我们应当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时代发展要求，对先秦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进行创造性的分析与改造，同时吸纳其他文化传统的优秀价值观，树立符合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价值观。这样，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宣传教育和践行，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好地走进群众、引领群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源远流长，对中国人的普遍伦理和价值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平等、民主、科学、自由、博爱”等西方文明和传统的中国文明进行碰撞，时代的变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但是既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理念也不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全面继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成功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也必须坚持这一基本经验，在坚持这一基本前提下我们也要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大胆地吸收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核心价值观发展过程中的一切有益成果。
〔参 考 文 献〕
〔1〕戴木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现实和前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
〔3〕周桂细.中国儒学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徐克谦主编.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钱穆.讲堂遗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黄岩.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J〕.理论与研究，2012，（08）.
〔8〕贾磊磊，潘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谐·仁爱·自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
〔9〕张翔.“和”：核心价值观之核.光明日报〔N〕.2011-7-11.
〔10〕邵孔发.仁道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责任编辑：史焕翔〕
儒家思想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本思想;内涵;民众;爱民;利民
作者简介：薛玉梅(1993.12-)，女，四川泸州人，西华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方向：儒家思想内容及意义研究。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
儒家民本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先秦的儒家思想家们已认识到了对民众重要性的认识，他们提出的君民关系，君主通过爱民、利民、重民、养民来实现国泰、君尊、民安，成为了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
(一)君舟民水论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民，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他把民众比作水，而君主是在水中行驶的舟，只有有了水，舟才能航行，水也可以是使舟覆没。所以，君主不应该忽视百姓的力量，民众是君主实行统治的基础和根本。孔子说：“使民如承大祭。”使用民力要像对待重大的祭祀一样仔细小心，要反对剥削和滥用民力。
(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孟子奉行天命思想，他认为，君主之所以能拥有天下，是天意所决定的，而天意又是通过民心来表达的，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天的命令。这样，孟子认为，民众有权利遵照天命的安排，对有违天意的君主进行罢免，推翻其专制统治。
(三)天立君为民
孟子主张立君为民，君是天为民兴利除害所立的，所以君主必须时刻为百姓着想，爱护百姓。另外，荀子认为即使站在君主的立场上，为了自身利益，君主也应该爱民、利民。
(四)不与民争利
首先，对百姓先富后教。只有先解决了民众的温饱问题，才可能对他们进行礼仪教化，提升他们的内在素养。其次，要省刑法。儒家反对君主对百姓进行暴戾统治。以历史上的陈胜、吴广起义，太平天国为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百姓的力量是强大的，足以让统治者所敬服。第三，要轻徭役。赋税太重，威胁到百姓的基本生存，君主必然失去民心，横征暴敛无异于是率兽食人。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利弊分析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性
儒家强调民生的作用，使君主能够多少关注一下民生疾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利益，使百姓有一个稍微安定的生存环境而不至于反抗、起义，有利于巩固君主的统治，对社会进步有一定积极意义。
思想上，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民本思想的诞生肯定了人在封建社会中的价值。夏商周以前，原始社会都推崇对自然宗教、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这一重要思想使中国文化摆脱了宗教的思想束缚，人才是自然、社会的主人。儒家强调仁者爱人，有利于改善当时的社会风气，重视人的主观精神和重视事在人为的思想，削弱了天命鬼神对人世间的支配和主宰作用，一定程上提高了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儒家民本思想强调重民，但只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反对暴君和暴政，但是并不反对君权和专制，民为邦本的前提是君为大。民众虽然重要，但只是君主的统治工具。民本思想关注的是调节君民关系，而不是彻底抛弃这种不合理的政治关系，正因为它没有与封建专制的对立，这也从本质上体现了其封建性质。
三、儒家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一)儒家的民本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人们的价值与成功取决于赚钱的多少，为了名利不择手段，并出现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小悦悦事件”，老奶奶跌倒不敢扶等事例;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不断受到侵害;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构建和谐社会就要解决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在继承和发展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利于我们自己实现自己的利益、创造美好生活。作为管理者，一切都应该以民生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关心民生。要保持经济发展，并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和谐社会建设成果的受益者，享用者。
(二)儒家的民本思想对民主建设的影响
儒家民本思想强调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需要以儒学为基础。从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可以看出，法制不应用各种规则来制约民众，在政治法律文化中要树立民意意识，在行动中真真切切体现和反映民意，这样才能做到和谐。统治者也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端正自身品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现今习主席加强反腐建设，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正是贯彻落实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
四、结论
儒家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大到齐家治国，小到个人修养，它具有双重性，它的一些观念已经过时，对于现代经济文明会产生消极影响，它的另一些观点则表现出永远的价值，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就是我们对待传统的观念，也是我们对待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态度。
参考文献：
[1]刘蔚华、赵宗正.《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2][5]邵汉明、刘辉、王永平.《儒家哲学的智慧》.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
[3]王爽.《孔子回答人生的108个感悟》.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1版.
[4]中华孔子研究所.《孔子研究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儒家思想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在法治化进程中，我国学术界对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展开了学理上的批判和清算，削弱了传统社会国家政权和政治精英的道德功能，这是当代中国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解决此危机，关键是重新审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构建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我国执政党具有深厚的道德资源和优势，对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道德体系的构建和维系应发挥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法治化；政权；政治精英；宪政；执政党道德
正处在法治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快速变迁对中国传统的道德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道德失序”“诚信危机”“价值重建”等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见死不救”“撞伤不如撞死”“我爸是李刚”等事件也不断刺激着社会公众的神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术界更加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中国所遭遇的道德困境，这使得伦理学成为一大显学。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依据、社会转型与道德建设、法治与德治等问题的研究，也吸引了各个学科领域学者的广泛参与，这极大地拓展了道德问题研究的空间。
一、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与传统道德的解体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源自于西方世界的法治思想引入了我国，人们对传统社会国家权力及政治精英的道德教化功能进行反思和批判，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权和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这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权利优先于善的正义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然法学学派主张从自然权利出发，将国家放在个人权利护卫者的位置上。因此，在大部分自然法学家的正义观中，个人权利始终是优先的。罗尔斯在《正义论》提出了两条基本正义原则：第一，每个人都具有这样一种平等权利，即与其他人的同样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将是这样安排的：①合理地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②地位和官职对所有人开放。在这里，罗尔斯非常强调个人权利优先原则，但除此之外罗尔斯还强调要考虑差别原则，即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允许差别（不平等）存在的时候要照顾到对最不利者（比如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只有这样才符合正义的原则。自然法学家们有的强调机会的平等（如诺齐克），有的则更倾向结果的平等（如罗尔斯），但在权利优先于善这一点上，自然法学家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他们都强调个人权利不应因任何道德理由或集体利益为理由而受到侵害。
权利优先于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某些个人权利胜过或压倒共同善的考量之意义上，权利优先于善；另一方面，在具体规定我们权利的正义原则证明不依赖任何特殊善的理念之意义上，权利优先于善。但不管从哪一方面而言，“权利优先于善”的正义观思想构建的法治国家，彻底排除了国家政权的道德功能和使命。对于国家政权来说，既然其构建的逻辑起点是个人权利，而个人权利又不能够以任何道德理由予以侵犯和剥夺，那么国家政权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去宣扬和提倡某种道德观念和道德学说。至此，国家政权承担道德责任、施行道德教化的理论依据被法治主义清除干凈。
2.法治而非德治
近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在逐步吸收和对法治理念理解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展开了学理上的批判和清算，认为德治强调执政者的个人道德自觉，把道德作为政治的最高尺度，不仅导致政治的退化、使政治依附于伦理而失去自身的个性，而且不可避免的导致政治的腐败，因为纯粹的道德说教根本不足以规范政治；同时，德治对人伦道德秩序的强调，在宗法制度的条件下，不仅使政治沦为对血亲关系的依附，使政治退化为家族政治。“德治思想，实质上是专制主义的题中之意，是反民主的。对德治的向往，即对圣君贤相的向往，说到底依然还是一种祈求清官的思想。”这种对传统儒家德治思想的反思，即使在身负复兴儒学使命的现代新儒家身上也有所反映。当儒家的德治思想在学理上和思想上遭到人们否定的时候，国家政权道德教化的理论基础和依据自也无从立足。
3.宪政的制度设计与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的弱化
中国近代的宪政历程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始的。在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面前，以镇压维新变法运动著称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转向推动“新政”，于是清政府于1906年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并拉开宪政序幕。从1908年清廷《钦定宪法大纲》，到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直至2004年该宪法第四次修订，中国已走过了百年的宪政之路。由于宪政的理念乃是源自西方世界的舶来品，这就注定了中国的宪政之路的艰难和曲折。但毫无疑问，中国的宪政历程，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合法性从儒家的意识形态转移出来并踏上重置合法性的过程。由于宪政的理念根源于对人性的不信任和对政治权力的恐惧，宪政的制度设计则是抑恶而非扬善，这样，传统社会政治的道德权威在宪政制度的设计之下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政治精英的社会道德功能也由此被严重削弱，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体系逐步解体了。
二、法治社会的政治与道德
毫无疑问，健全的法律制度是法治社会所必需的，但仅仅依靠外在的法律制度不可能根本上解决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道德问题。其实，当代中国道德问题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即传统的道德体系在法治化进程中不断解体，而新的适合法治社会要求的道德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重新建立起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因此，在法治化进程中，重新审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即国家权力或政治精英的道德作用，就显得非常必要。
应该说，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学致力于“以恶抑恶”的法律制度化设计取向，在西方社会中既存的深厚的宗教传统、普遍的伦理自律的前提和基础上，对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的行使、引导政治精英的行为和社会道德秩序供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近代西方社会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中向人类提供的成功经验之一。面对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应在积极吸取其成功经验的前提和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和理论探讨弥补其缺陷和不足，推进人类文明更深层次的发展。这里重提政治精英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便是建基于这一历史、知识和学理背景之上的。其实，在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过程中，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道德伦理秩序和法律制度的政治结构都是同时并存的。中国古代的社会并非因为强调德治便没有了法律制度的设计，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法律制度取向不断强化，但也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取消了政治实践领域的道德基础。相反，正像西方近代以来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其道德基石一样（它是通过宗教提供的），中国古代政治领域也有着法律制度设计，只是二者法律制度设计的取向不同：西方近代以来的法律制度设计大致遵循着抑恶的取向，而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设计大致遵循着扬善的取向。因而近代西方走上了“以恶抑恶”的精细化法律制度的设计，而中国古代则走上了强调政治精英德性修养的模糊化法律制度的设计。二者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和不足。当我们置身于肇始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之中时，尤其是置身于一个缺少宗教文化和“自律精神”支撑的社会之中，面对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各种规范体系不断解体的状况时，面对道德价值多元有可能导向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之时，在强调法律制度的理性构建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走出现代法治进程中的道德危机。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法治和德治具有内在的冲突。不论是法治的“治”还是德治的“治”，都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主体对客体施加影响的政治行为。只有坚持法律至上而不是道德至上，才能避免政府官员以道德为借口不按法律的要求行使手中的权力。中国传统的德治理念则相反，它主张的是道德至上而非法律至上。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学者担心强调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会侵蚀法治价值理念及法律制度体系。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强调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并不意味着让其拥有凭借道德执法的权力，法治和德治的内在冲突更不意味着法律与道德是鱼和熊掌只能选其一的关系。毫无疑问，在法治社会政治精英作为政治权力的执掌者，在“治”的过程，即行使手中权力的过程所遵循的只能是法律而不是道德。例如，对于儿童落水时围观者见死不救的行为，政府官员不能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见死不救者进行惩罚。而人们也不可能制定出惩罚见死不救行为的法律，因为当事人的救还是不救的选择可能面临很多的复杂因素，比如施救者会不会游泳及游泳水平有多高这样的问题。因此救还是不救、怎样救的问题只能用道德而不是法律来规范。然而，政府官员不能用手中的权力对见死不救行为惩处，并不意味着该政府官员可以和那些围观者一样的无动于衷。即使在法治的社会，作为政府官员，如果他和那些围观群众一样站着无动于衷，就算这种行为是发生在下班之后的私人时间，也必定成为天大的丑闻从而能使他丧失掉权力和职位。虽然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政府官员见死不救就要下台，但是他还是有可能被迫下台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法治社会也是有“道德至上”的可能性的。可以想象，作为公众人物的政府官员，如果普遍发生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那将会对社会道德产生如何恶劣的影响；相反，如果这个政府官员奋不顾身对落水者施以援救，那么这种行为理所当然成为社会学习的对象，并因为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会对社会道德产生更广泛的正面影响。因此，作为政治精英，其道德责任理应比一般的民众有着更高的要求。
三、发挥我国执政党的道德功能和优势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的政治精英需要有着更高的道德自律的要求，承担起更多的道德责任，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更是如此。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领导核心，执政党本身具有深厚的道德资源和道德优势，因此，加强执政党的道德建设，发挥共产党的道德优势和强化执政党的道德功能，有利于解决法治化进程中因传统的道德体系的解体而导致的道德危机问题。
近代西方的政党开始出现的时候，因为其特征与传统社会的宗派有很多相似，所以大多数的思想家都认为政党是不存在什么道德性的，甚至认为政党是反道德的。例如美国政治家麦迪逊把当时的政党描述为“煽动派别之间的仇恨情绪，处心积虑地触怒甚至压迫对方，而不是为了公益的目的。”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也认为，哪里有野心、阴谋、诡诈和马基雅维里主义，哪里就會有宗派的出现。俄国思想家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在其著作《民主与政党组织》中更是直截了当表明这样的观点：“现代的政党制度必然产生腐败的后果”。德国哲学家米歇尔斯在他的著作《寡头统治铁律》中对政党的非道德性作了更为深入的论证。然而在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共产党其执政一开始就具备了深厚的道德资源。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种“大同”理想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情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的党员为了民族和党的事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很难想象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信念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许多党员为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兢兢业业忘我工作，这种道德资源也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把为人民谋幸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落到实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道德资源和道德优势。只是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严重的侵蚀了党的道德优势。因此如何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道德优势发挥出来而不是否认它，是解决法治化进程中道德危机的关键。
发挥执政党的道德优势，可以通过执政党道德与公民道德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在现代政党政治的框架之下，公民参与政党的政治活动有三种方式：①公民申请入党，作为党员身份定期过党的组织生活；②公民不加入执政党，但是加入社会的某些社团组织，而这些社团组织与执政党有密切的联系。公民在参与社团组织活动时，也就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政党的政治生活；③公民在参与政治选举的活动，通过投票的方式影响政党的行为或和国家的公共政策。执政党道德有利于对公民道德的引导和塑造。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共产党具有很好的经验。党组织接收民众入党的过程是一种道德的引导过程，这一特点在党员入党前所要经过的种种考验的过程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第二种良性互动中，党组织在与各种公民社团的直接交往中对公民道德的形成可以起到促进和引导的作用。
执政党道德与公民道德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发挥出执政党的道德优势，有利于我国法治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和维系。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是由许多观念和利益不尽相同的多群体组成，这一社会特征在完成韦伯所说的“怯魅”后导致了道德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盛行。政党特别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在法治化的进程中发挥自身的道德功能，从而实现社会道德共识的形成和维系。
四、结束语：法治的道德之维
西方社会有一句谚语：“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凯撒的物”是指世俗统治者的政治权威，“神的物”则是宗教的道德权威。西方法治的理念不断否定国家政权和政治精英的道德责任，是因为这个责任已经有“神”来担当。而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客观现实却需要执政党和政治精英承担更多道德的责任，因为我们没有“神”的传统，也不可能在现实中凭空造出一个“神”。这是中国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这个难题根源于法治与德治的内在冲突，源自于法治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差异。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是中国法治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在法治与德治、政治与道德之间寻找平衡点和突破口，而不是只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其中的某一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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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儒家思想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研究蓬勃兴起。很多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基础之上，沿袭了西方的相关理念而来。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文化中就已包含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其中许多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治理方式，对今天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
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自然生命观
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都曾论及人与天地、自然之关系。笔者将儒家从生命的角度对自然和万物以及人的认识，称之为“自然生命观”，以区别于大约同时代产生、流传的老庄道家“生命哲学”观。孔子在《论语》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基本意思是说，四季有规律地运行和更替，万物化生，是自然（“天”）的基本功能和规律。这里所说的“天”是自然之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自然。孔子认为是自然之天生养了有生命的万物和人类，其中一个“生”字暗含只有有生命的自然之天，才可以生育有生命的万物和人类的意思，明确肯定了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可以看出，孔子的天之“生”与人的“生”及其意义是密切相关的，“天”和“人”的关系就像是母和子的关系。到了孟子时代，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思想盛行起来。“天”被理解为最高的存在——宇宙及其主导者，“地”则是指大地上的万物及自然生存的环境，“人”就是我们本身。这种划分较之于孔子的春秋时代在时间、空间上的立体层次更加分明，其逻辑顺序一般理解为“天”主宰“地”和“人”，“地”则影响“人”。由此，以父母来象征天地的角色及其作用。荀子在天人关系上更进一步，提出：“高者不旱，下者不水， 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这其中包含一定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的能动性思想，也提倡了要遵循寒暑时节、农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老百姓安居乐业，君王将相才能称之为贤能。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早期儒家从孔孟到荀子都秉持着遵循自然规律下的生命观念，这是儒家继续构建天人关系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思想的基础。
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天与人的理性和谐观
天与人的理性和谐观建立在儒家“仁”的思想基础上。“仁”不仅弘扬人的价值而且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要热爱生命并以仁爱之心对待人和自然。孔子以“仁”为本，孟子则继承发挥孔子的仁爱思想，以“义”的范畴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人与万物、与他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对生态伦理与人际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全面论述。在此基础上荀子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规律性认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然后掌握规律、顺应自然“制天命而用之”，达到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时依然与自然“合一”的规律状态。也正是从农业生产出发，天人合一思想与天人相分思想虽有不同，但在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上却是一致的，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一种未分化的理想和追求，而后者则是建立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和理性和谐观念。荀子的思想被西汉大儒董仲舒吸收并加以发扬光大，成为其“天人相副”的天地人一体伦理观的理论基础——“天地人一体说”。董仲舒说：“何为本？ 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他把天、地、人看作是合为一体的有机整体，是密切相连的，三者分工不同，又彼此作用，共同成为“万物之本”。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早期的生态系统论认识。
生态文明思想的归宿——“生生不息”的发展观
儒家的思想将人与万物、与他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进行探讨和规范，在理论上的拓展就是解决如何去做的实践问题。
首先，要有环境保护的意识。根据《汉书》记载，汉代贡禹已经认识到采矿造成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环境生态问题。“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并会导致严重的水旱灾害。因此，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时候，必须同时予以保护。《礼记》中有：“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本身是一首祭祀祈祷的咒语歌，但却反映出古人对水土保持的重视和消除自然灾害的愿望。类似这种环境保护的思想在较早的时候就有了。《史记》曾载孔子之言曰：“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并提出了“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主张。在禽兽生育的季节保护幼兽，反对竭泽而渔以及“覆巢毁卵”等破坏行为，都包含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想。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文明的，是那个时代的“生态文明”思想。《管子》在《轻重甲》篇中曾告诫统治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守土之责不仅仅限于疆土的安全守护，还有保护自然资源的职责。
其次，注意对自然界动物资源的永续利用，含有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孟子提出“取物以时”的生态伦理主张。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他认为人类对于自然资源不仅有利用的权利，而且有保护的义务，按照这一生态规律办事“不失其时”“勿夺其时”，完全可以解决温饱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管子·地员》将土壤按质地、颜色、肥力、光照、酸碱度、含水量等要素分成十八类，并详细介绍了各类土壤和植物、林木之间的分布与生长关系。儒家文化的代表性经典、中国古代农业重要著作《齐民要术》中提出了中国古代系统的劝民农桑、应时而作、丰衣足食、天下之理的重农思想。人和其他自然万物一样，只是大的生态系统中的组成元素而已。
再次，尊重自然规律与生态平衡的思想。一方面，人类可以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管子》中有“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的要求，这种思想不仅要求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均有”，还要求不可以专有独霸不顾后果地开发利用。当代有权享用，子孙后代也享有这种权利。另一方面，人类还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树之以桑”“养之以畜”，不应该将人类自己的生存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托在开发和“剥削”自然的基础之上，人类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只有这样才不会将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人类和自然也才能共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状态。
（作者：潘俊杰，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于露，中国石油大学文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金蕾蕾
儒家思想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传统优秀的儒家思想重视政治伦理教育，提出学生既要“为仁”，也要“爱人”，强调“正心”“修己”，使本心达到至善、至美。新时代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教育不仅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更要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培养出有素质、有涵养、有担当的新时代人才。将优秀的儒家思想融入高校美术教育中，能强化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
关键词：儒家思想 仁爱 高校美术教育 思政建设
一、近代儒家思想发展概况
课程思政背景下要求培养高质量社会主义接班人，尤其强调立德树人，儒家思想一直肩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把课程思政与优秀儒家思想融合能进一步激发高校美术教育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然而，在新儒学之后的近代，儒家思想却在夹缝中求生存。明朝“八股取士”使文化陷入功利性，学校成为“注入式”教育模本，与儒家思想的内涵极不符，儒家思想以学生的角度强调“仁爱”“爱人”，在学校、国家层面强调录用品行上层者才能担负起兼济天下的重任。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提出废除六经讲授，取消了“经学科”的法令，并把清代学人治经学术偏差，视为儒家思想的禁锢，并要求将其废除，即使其思想有积极的一面，最终也在现代人急切寻找救亡图存的方法中逐渐被掩盖。1917年，胡适倡导白话文逐渐代替文言文，更让儒家的《大学》《论语》等与现代人产生更多的隔膜，时至今日只能在少数课外书籍上依稀能见到其踪影，大部分依舊隐没于书海。现当代部分高校依旧存在着“育人”的不足，思想文化落后，部分近现代人精神空虚，导致学术不端、有辱斯文之事频出。历史潮流告诉我们，许多文明古国都倡导固守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教育急需振兴发扬优秀民族文化的思想精髓。
在美术教育方面，随着西学东渐的盛行，早期留学生李叔同、李铁夫、李毅士等人背负着文化救国的重任，然而有的回国后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构图、光影、素描，并提出开设专门学习西方美术的课程体系，有的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优秀的儒家思想重在“树人”，其积极的一面不应被全盘否定。现今高校美术教育也强调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优秀的儒家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值得肯定的是早期将西方美术教学方法引入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中的代表人物李叔同先生，倡导追求中西绘画思想的融合，在“知行合一”中体现着儒家优秀思想。近代集大成者，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等，怀着对天地万物的敬畏，秉持着艺术本心，在传统的金石书画作品上留存了一幅又一幅杰作。特别是吴昌硕先生在战国石鼓文的基础上十年如一日的勤加练习，取得“金石学”较高造诣;张大千先生在敦煌莫高窟日日夜夜临摹飞天壁画，才有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齐白石先生对虾一颦一簇、一举一动的细细揣摩，将虾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二、高校美术教育中儒家思想的缺失
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东方民族艺术文化未能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广泛渗透于高校美术教育。不管是以王维为代表的文人画还是以吴道子、李公麟等为代表的白描，中国文人都提倡寄情山水，达到“畅神”，在具有家国情怀、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的提前下，更好发挥内在精神追求外化于绘画创作。然而，当下盛行的高校美术教育虽然将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纳入大学生必修课程，但更偏重临摹物体、基础线条、光影知识等技法训练。殊不知，在中国的绘画土壤上，苏轼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谢赫提到“气韵生动”、张璪也讲“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对中国画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指导方向，无一不在告诉年轻一代绘画既当重“神似”“气韵”，也要求“天人合一”。若想现代高校美术教育中的技巧知识学习与中国传统儒家美学思想高度融合，必须在“育人”方面下功夫，防止课程内容与思想建设存在“两张皮”的现象。
大学生肩负着未来的希望，教育则成为重要的培养途径。在美术教育中如果不能继承中国几千年留下的传统优秀思想，就会使高校美术教育变得千篇一律，形神分离，甚至整个民族都会丧失独特性与整体性，而儒家优秀思想进入高校美术教育表达的不仅仅是社会、家庭、政治，更表现在克己、修身、和谐，全面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同时，思政建设要求“教书”“育人”应当相互促进、相互融合，而儒家思想则是育人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带领下，帮助高校学生树立优秀品格，在时间的转换下，整个社会、民族必将散发新的创新活力与凝聚力，国家文化建设必将蒸蒸日上。高校美术教育将朝向专业化、民族化的方向前进。
三、儒家思想下的美术创造意识
（一）和谐
高校美术教育既要体现民族性也要体现思想性，儒家思想不仅仅要求人格的高度，同时倡导甘于奉献、以和为贵的时代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绘画强调与外物产生共鸣，诗词多反映出儒家“物我一体”的和谐意识，如“荷立带斜阳，青山独归远”的感慨，又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深情。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土文化，培养学生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通过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担当，以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民族观。黑格尔在理想方面谈到：“外在的因素现为如我们在上文所谈的具体现实，它要求在艺术作品中与处在这种环境中的人物的内在世界的主体性达成协调一致”。朱光潜也曾在艺术欣赏时提到：“如果一个人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去对待艺术，我是我，作品是作品则不能有真正的美感体验”。从主体到客体由内而外自然保持的情感才能构造中国美术之意境，使作品呈现物我的交融和谐。只有深入真情，在诗文中情景交融，在绘画中独生情愫，美术作品才逐渐具有深刻内涵和创造性。
“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等，传统的“和”字也在日常生活中广泛运用，儒家思想鲜有以书籍的形式进入现代教学，但其扎根心灵的基因传承却在向当代人诠释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内心与自我的统一，完善自我在美术创造方面的健全人格，不断探寻崭新的美术创作内容，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和谐意识与美术创作的统一。
（二）本性
孔子认为性本善，强调修身养性、兼济天下才能达到克己复礼，大学美术教育要求深入爱国主义精神，加强道德养成，营造高校立德树人、全方位育人大格局。人才培养关乎国之大计，在高校美术教育中深入儒家思想精髓，不断完善人才培育的目标，引导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上增强社会使命感，努力培养无私奉献、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优秀品质。
“仁”“爱”要求学生改造自我，进行自我修炼，形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品格，给高校美术教育培养新型人才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向。儒家思想与高校美术教育的融合是教育的发展趋势，团结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周围，促进学生坚定信念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正心，修身”塑造的不仅仅是思维的高度，更是健全人格的培养、社会之爱的体现。在儒家思想的引领下，推陈出新，培养出兼具民族使命感与文化创造活力的大学生。
四、儒家思想在高校美术教育创造活动中的潜在价值
（一）“仁爱”思想领域下的良好创造氛围
儒家“仁爱”主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在“克己”后完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目标。在高校美术教育中一方面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良性竞争，注重个人诚信、友善和修养;另一方面，需要团体合作双赢，不断追求社会的自由、平等。让学生既要吸收优秀“仁爱”思想，又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真正做到讲仁爱、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
就美术教育学科而言，学校可以通过定期举办讲座，促进思想领域的沟通;利用高校优秀思政教师进课堂的方式促进学生积累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设置相关不定期的艺术竞赛和社会实践等，增长大学生知识见识、坚定文化信念、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仁爱”思想的渗透，增强学科创新活力。
（二）增强高校美术教育的本土性意识
美术创造性活动以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为主，突出地区美术教育特色，并在融合传统文化、专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独特课外体验，增强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1.美术教育的课程体系
20世纪初，中国的高校美术教育侧重学习西方的教育思想;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1世纪，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对思政课程建设提出新要求，高校美术教育应把教育教学作为最基础的工作，将完善教学内容体系、课程体系作为主要内容。在当代教育中必须把高校作为“主战场”，课程内容深入思想政治内容，让高校美术教育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使得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塑造健全人格。在美术教育课程的基础上，融合优秀的儒家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其德育元素，强化学生的道德信念和担当意识，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传统文化的归属感。
2.美术教学方向的侧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美术教学不可千篇一律，尤其应侧重民间传统美术的挖掘。课程内容应有效与实践相结合，教学内容的设计应更偏重于实践、考察，注重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融合，体现美术教育中实践能力与传统文化思维创新相结合的优势，提高人才的质量。
高校美术教育应当突出教学地区资源整合、注重学科联系，培养优秀儒家思想下的复合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以区域特色凸显学校的专业特色。例如21世纪初期，中央美术学院创建文化遗产学系，开设5个专业方向的内容，如在民间剪纸、书画、木版画、壁画等后来都占据了前沿位置，并创新性的与西方先进文化保护理念相结合，打造了属于本土的先进文化特色。高校美术教育专业以其独特的视觉体验、情感表达独立于其他学科，因此，打造独特的区域文化显得更加重要。
美术教育不仅仅注重优秀儒家思想进课堂，更体现在坚定走向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在知行合一中坚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多开展美术实地考察、实习途径，拓展实践平台，提高儒家思想的实地融合，创新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现代的高校美术教育中导入文化保护意识，重视本土美术教育与传统思想的结合，有利于激发美术教育类学生的兴趣，增强民族意识。
（三）树立人民主体性意识
周公提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民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人民”。人民是历史创造的主体，推动着历史、社会不断向前发展。2020年疫情防控的事例，是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逆行者们向社会传达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精神，无一不是高校学生值得学习的鲜活课堂案例。艺术创作的源泉在人民，需要在群众之间吸取营养，艺术批评与欣赏更需要人民的参与。时代呼唤着高校美术教育立足人民群众、扎根于人民、深入人民的日常生活，树立以人民为主体的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才能使艺术之树常青。
教师是育人的顶梁柱，充分推动教师了解国情、党情、民情，提升育人能力，进一步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在儒家思想与课程思政的结合下多开展开学第一课、户外采风、云看展等引导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树立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把儒家优秀思想与人民主体性意识相结合，创作出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作品。对于艺术创作就像丰子恺先生所提的一样：既要曲高和寡也要曲高合众，离不开人民这片肥沃的土壤。
五、结语
中华传统的优秀儒家思想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观，新时代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美术教育要将落实立德树人放在首位，注重挖掘课程德育元素，深入学科育人建设，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抓人文素养、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从而培养出有担当、有素质、有涵养、有才能的新时代人才，不断激发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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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2008年11月28~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国学院、孔子研究院、亚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08”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本届论坛是2004年首届论坛召开以来的第五届。来自韩国、日本、美国、巴西、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代表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价值”。与会代表提交学术论文60余篇，就仁爱思想的义理阐释、历史实践和当代价值等论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
仁爱思想的义理阐释
作为儒家的核心观念，不少学者对仁爱思想的义理进行了多方位的阐释。儒家形成之前的伦理道德概念是儒家仁爱思想产生的历史前提。上海社会科学院余治平研究员利用竹简与汉前文献对“仁”字起源与初义作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在一个“杀人如麻”的时代，只有孔子才把人当作人来看，提倡“仁”。
研究儒家仁爱思想必然要回到孔子和《论语》。与会学者对孔子一些经典命题和《论语》篇章作出新的诠释，力图揭示儒家仁爱思想的真正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对《论语》之《乡党》篇“厩焚，子退朝，问：‘伤人乎？’不问马”作了另一种解读，他认为孔子“爱人”亦“爱马”，儒家仁爱不仅爱人还爱物，有众生平等的观念。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对《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提出新解，他认为传统学者把“闻道”理解为“知道”、“有道”的解读是不通的，以“达道”来解释方合适。首都师范大学白奚教授对孔子“仁者人也”这一命题进行了详细辨析，它体现了孔子思想中两个方面的精神，即“人的自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仔细解读了《论语》中的《里仁》篇，认为“里仁”是一种居住方式的仁道。西安交通大学陈学凯教授通过对《论语》的解读，认为“道”与“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两个并存的最高范畴，分别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政治思想境界和道德认识境界，“道”与“仁”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是构成孔子这种认知特点的根源。曲阜师范大学李建教授以“仁”为着眼点，探讨了孔子的“仁”所展现出来的人本意蕴，认为“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民爱物”是孔子仁学的基调，“仁道”不远人、“为仁由己”、弘道由人和“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孔子仁学的独特魅力。青岛大学王成儒教授认为，“仁”应是古代社会含义最为广泛的道德观念，是围绕人的对外关系而言，特别是表明以人为起点对他人的关系而言，是表示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各种取向：于是有“亲”、有“爱”；进而有“敬”、有“忍”；由于具有实物“果仁”的属性，又有“生”的旨意，赋予了“仁”以生命的潜质与力量。
对于西方汉学界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与“忠恕”之间关系持怀疑态度的观点，武汉大学丁四新教授做出回应。他认为，《里仁》第十五章并非抄自《卫灵公》第三章文本，更非伪造；曾子以“忠恕”解释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也是合适的。在中西比较的立场，美国夏威夷大学田辰山研究员认为，西方基督教文化下的爱是“一多二元”结构的，而儒家之仁爱是“一多不分”的结构，是互系之爱，具有西方之爱所不具备的长处。
仁爱思想与儒家其他思想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山东大学沈顺福教授着眼“孝”与“仁”的关系，认为：孝是事实、规范和价值，是用，是末；仁爱才是本、体，包括三个层次：孝敬长辈、亲爱同胞、博爱世人；儒家价值观和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是理性的、实用的和可操作的。山东社会科学院刘宗贤研究员重点讨论了孔子仁爱思想与生死问题的关系，他指出：孔子生死观是一种入世的生死观，以仁为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主张在弘道中追求生命的永恒价值。中国人民大学罗安宪教授研究了孔子的君子形象，认为君子之精神追求在于行仁义，君子之德为仁、知、勇，君子之乐是一种居穷处逆时依然能够保持的精神快乐，君子之修养在于成人，首先要注重内在的精神修养，其次还应重视外在的文饰。北京师范大学李详俊教授认为，儒家道德涵养论奠基于人类的道德生活实践，以性情为基础，以涵养为内容，以提升精神境界、成就理想人格为目的，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仁爱思想的历史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认为，仁爱既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和首要价值，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基本价值观，他具体考察了孔子之前以及孔子之后一直到现代的仁爱思想的发展轨迹。广东社会科学院黄明同研究员以先秦孔孟、宋代张载和近代康有为与孙中山为代表，考察了儒家仁爱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他指出：从“亲亲”，到“仁民”，再到“爱物”，体现了人类爱的对象在扩展，道德水平在提升，而且这种爱具有普世的价值。
同时，有不少学者对儒学发展史上其他思想家和经典的仁爱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日本广岛大学桥本敬司教授以荀子的仁爱思想为研究对象，他指出：荀子之爱是由情感欲望的爱与道德的爱构成的双重结构，作为主体的“心”依靠礼把情感欲望的爱变成道德性的仁爱，因此便有“爱民”、“爱人”的“化性起伪”的修养。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利用《鲁穆公问子思》中的材料，对早期儒学政治理念进行了适当检讨与反省。南开大学乔清举教授重点研究了贾谊在仁爱思想基础上的生态观念：德生万物的思想基本结构，由道、德到仁、义，以道接物的生态规范，禽兽与人民的价值顺序。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杨济襄教授以董仲舒为例，认为“仁义法”的政治理念与道德实践，是儒家仁爱思想的落实。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则把董仲舒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创新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将仁爱思想纳入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二，将仁爱思想纳入体制建设的框架；三，将仁爱思想作为价值体系的核心。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指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的天人学说，应该抓住人上有天、以天论政和天人感应三个基本点。
仁爱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中国政法大学林存光教授指出，在儒家仁爱政治观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生于其心”、“发于其政”的循吏文化。安庆师范学院罗本琦教授和人民出版社方国根编审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五个方面：修身成仁的身心和谐精神，推己及人的人际和谐精神，群己和谐的社会和谐精神，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精神。
仁爱思想的当代价值
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儒家仁爱思想的当代价值。韩国延世大学孙兴彻教授反对以物质和精神的二元法对儒家进行评价，认为应该制止偏向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哲学评价和裁断的态度，要以客观合理的方法理解儒学的本质及其仁学的现代意味。安徽大学李霞教授指出，儒家仁道精神包括三方面内涵：一是忠恕恻隐的仁爱精神，二是万物一体的超越意识，三是生生不已的生机活力。这种精神有利于融洽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增进世界和平，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培养现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辽宁大学王雅教授具体研究了儒家之仁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方式：克己复礼为仁，义者宜也，为仁由己。
不少学者对儒家仁爱思想与当代社会具体实践的关系有着浓厚兴趣。中国人民大学林坚教授关注儒家仁爱思想与生态智慧的关系，认为儒家的核心是“仁爱”，不仅表现在爱人，而且是爱物；强调“天人合一”，“与天地参”、“取物顺时”、“以时禁发”，对于我们今天保护自然环境资源、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迪意义。韩国岭南大学洪瑀钦教授围绕理学家退溪咏物诗，认为其中所呈现的物我观对于我们解决目前全球的环境问题非常有意义。在培养当代中国公民意识方面，德国杜伊斯堡一埃森大学的林仑先生认为，孔子的仁义观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它对培养当代中国公民意识具有借鉴意义。
此外，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郑文泉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儒家仁爱思想在20世纪发挥作用的三大特色：一，主要为孟子式之仁爱思想；二，此仁爱或对他人关爱思想，有保种或民族主义趋向与心思；三，儒家仁爱思想表现为“保国救亡”与“保教救亡”的全民族、全社会之运动。
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一直伴随着儒学的现代研究历史，本次论坛也有一些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在当代西方学术界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德性伦理学复兴运动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龚群教授认为，中国儒家的德性伦理内在地包含了许多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具有生命力的东西，能够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的德性伦理学提供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韩国成均馆大学李东俊教授对儒家仁孝观念进行了一番现代审视，认为“仁”是儒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孝是实现仁的最基本行为，自古以来深深地体现在东方民族的日常生活和传统观念之中，是我们传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面对今天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借鉴传统价值观的本质，确立和形成真正的人道主义社会的新观念。中国人民大学温海明博士重点讨论了儒家人己关系与社群民主问题。巴西学者凯文·德拉图尔与西蒙娜·德拉图尔以通向人类和平之路的角度强调了儒学理念复兴的必要性。
目前，“国际儒学论坛”已经成为很有影响的国际儒学盛会，为国内外学者就有关问题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本届论坛进一步深化了对儒家仁爱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充分挖掘了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价值，对我们当前的社会和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作用。
编辑 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