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韩流 韩国影视剧 流行原因
韩国流行文化,简称韩流,在中国方兴未艾。随着韩影视剧的进入,韩国文化的商业产业也随之渗入中国,韩剧的爱好者更直接接触韩国文化,这从而进一步推进韩国文化热。
一、韩流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通性和特异性
韩影视剧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原因基于中韩两国文化的共同性和韩国异域文化的特质性。
自从1997年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爱情是什么》而创造了收视奇迹之后,随后一系列韩国电视剧以强劲的势头逐步占领了中国的电视荧屏。中央电视台八套的《海外剧场》都几乎变成了韩剧专场。两年后,中国各地电视台共播放了韩剧达到359部之多,《新周刊》杂志2005年“新锐榜”也评选韩剧为“年度时尚”。至今韩国电影和电视剧仍不断被引进。中韩两国的影视剧制作者也推波助澜,引进韩国演员,更加推进韩流在中国的蔓延。例如《神话》中,金喜善和成龙的合作。
韩流主要接受群体中,在韩国影视剧中,中年妇女和青年人是主要接受群体。两国在文化上的相通性为韩流在中国的流行提供了首要条件。
韩流的核心是韩电影电视剧,它在中国受众面最广,影响面也最大。中韩两国共属于东亚文化圈,两国的文化十分相似,具有同质感;中国东北的朝鲜族更是和韩国朝鲜族有深刻的渊源关系,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人的认同。因为历史原因,中韩两国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唐朝时期,韩国派遣使者全面学习唐朝文化,使用汉字、践行儒家文化等多种文化、哲学和哲学,《史记》中记载新罗“服制礼仪,生活起居,奚同中国”。今天的中韩两国在感情表达,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很相似。
一直从事韩国影视研究的梁旭明认为:韩剧强调的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价值观,体现纯真和从一而终的情感美德。从韩剧的内容来看,几乎每部韩剧都重视家庭,孝敬老人,长幼有序等传统伦理美德,并渗透着诸多儒家文化。这些是中国人所熟悉和喜爱的。“韩流”能热遍中国是因为韩剧的温情抓住了中国人的心。
二、韩国重视文化兴国
韩国政府对文化兴国认识深刻,他们坚信五千年的历史有理由成为文化强国,对文化扶持不遗余力。早在1998年在文化观光部下成立文化产业局。2001年文化观光部制定了“培育韩流文化方案”,在中国建立“韩流体验馆”,把关出口文化质量,成立韩国文化振兴院等。随着韩流的升温,韩国政府制定韩流持续扩散的支援方案。保护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积极申报文化遗产。
韩国文化潮流影响整个中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地的汉字文化圈内。中国内地是韩国政府注重的最有潜力的市场。韩国外交通商部指出,2010年,韩国要力争占到中国文化商品市场的10%的份额。而随着文化产品的先行,韩国旅游产业、美容日化产业、服饰和饮食业、电子产品等紧随其后,利用文化拉动韩国相关产业的发展,相关产业的渗入又对韩流推波助澜。
韩国文化产业出口产业在韩国影视剧的带动下,相关产业受益匪浅。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排名第一的海外投资国。近年来,每年约20%左右的韩国对外投资集中在中国大陆。韩国企业已经遍及除西藏以外的所有中国大陆省份,来中国的韩国人已经超过20万人。
年轻人一边看韩剧,一面更贴近地走进韩国文化。韩国电子产品、汽车、游戏等行业在韩剧带动下受益匪浅。
韩国文化在中国形成韩流的原因,一方面是中韩文化同源性和韩国文化特异性,另一方面是韩国依托韩国影视剧等文化产业拉动经济,从而对韩流推波助澜。这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故宫作为中国最早被认可的世界文化遗产而闻名遐迩，不仅吸引着无数外国游客流忘返，更是扮演着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角色。
老外也是“故宫迷”
故宫每天吸引着无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友人“打卡”参观，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止一次来到故宫。
英国人威廉第一次参观故宫是在2008年。“不可思议”是他面这座宏伟的建筑时的第一个感受：“置身在几百年的历史建筑中，我为它的历史和故事所折服。”如今的威廉已经来到中国工作，他开玩笑地说，他每月都跟紫禁城进行“亲密”接触：《故宫日历》成为他了解中国的教材，“云游故宫”成了他的日常休闲。“故宫文化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公众生活，故宫悠久灿烂的历史正在焕发出新的光彩。”
而除了普通民众，许多外国政要也是“故宫迷”。
“我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领略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魅力和其中蕴藏的智慧。我在这里度过了愉快而难忘的时光。”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抵达中国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故宫。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故宫宝蕴楼茶叙，共同参观故宫前三殿，观看文物修复技艺展示和珍品文物展，并欣赏京剧表演后，特朗普对故宫“赞不绝口”。
“近年来，随着我们外交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要越来越多，故宫的外事接待活动也更多了。我们努力把故宫建设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客厅，让他们通过故宫的呈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单霁翔说。
故宫作为向世界展现中国魅力的文化窗口，正在被更多人熟知。
打造文化交流平台
2019年11月，故宫博物院和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举办高端会谈，分别邀约计划在未来两年开展博物馆藏品的交流展览以及文化论坛等大型活动。而在这之前，故宫博物院和冬宫就早有交流与合作，2018年9月，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玛利亚.孟什科娃研究员还在故宫博物院数字化研究所演播室进行了题为“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清代宫廷文物”的讲座。
而自从2005年以来，作为中法两国文化艺术宝库的代表，故宫博物院与卢浮宫博物馆就开展了多次人员互访、举办展览等活动，深入交流双方在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发展各项工作中的经验。而故宫与凡尔赛宫也是文化交流不断，在2020年的故宫600年系列大展中，“中国与凡尔赛展”更是将在2014年凡尔赛宫举办的“凡尔赛宫中的中国/十八世纪的艺术与外交”大型展览的基础上，结合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法国宫廷及传教士、使节带来的精美文物，还原一个更丰满、更全面的十八世纪中法两国文化和艺术盛况。
近年来，世界各国博物馆之间在不断加强馆际交流，而故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始终肩负着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重要使命，故宫浓厚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底蕴又恰如其分的使它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为了更好完成自身使命，2015年故宫专门成立了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成立，不仅让故宫里飞利浦灯泡、百代唱片等上万件外国文物的价值重新被发觉，更肩负起了探索古代中外宫廷外交、丝绸之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历史，系统研究院藏外国文物和明清宫廷有关档案、为此类展览提供学术支持，研究、梳理建院以来开展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为故宫博物院配合国家的外交和文化战略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和意见的重要职责。
如今的故宫不仅将世界各地的文化带回中国，更是每年都有大量的展览走出红墙，走到世界各地。2018年“让文物活起来一故宫文创作品展”在日本东京开幕，获得了李克强总理和安倍首相的高度评价。本次展览让故宫文化的魅力透过文创作品鲜活地表达，深深吸引、打动了海外观众。与此同时，故宫的文化创意展已经走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走到韩国首尔，走到澳大利亚悉尼，走到新加坡，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助力“一帶一路”
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来自外国的有近1万件，在国内博物馆中首屈一指，其中很多都与“一带一路”联系密切，是中华文明古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而在与故宫博物院建立起交流与合作的博物馆中，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都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借助故宫与这些博物馆的平台，故宫博物院更好地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欧洲人更了解中国和“一带一路”。
除了与各大博物馆的文化交流之外，故宫还与陆上丝路沿线国家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展开多种合作研究，取得累累硕果。此外，故宫还积极展开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展览与活动：《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通过140件套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各类文物珍品勾勒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航线;故宫博物院首个主题“分馆”一故宫外国文物馆在厦门鼓浪屿设立，故宫诸多海外文物均将分批“入住”其中;《世界之美，美美与共2019“一带一路”人文历史摄影展》在故宫博物院慈宁宫花园东院向公众开放，一张张方寸世界定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美好瞬间。
故宫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交往的一张响亮的名片，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意大利;饮食文化;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钟和(1992—)，男，广西桂林人，现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
意大利与中国同属文明古国，两国的饮食文化也都各具特色——意大利菜被称为西餐之母，中国菜被认为是中华料理的鼻祖。在意大利统一之前，由于城邦体制以及地形限制，意大利各地并未形成统一的语言文化，饮食习惯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气候、物产差异巨大，使得中国饮食难以用单一菜系作为代表。在全球化快速发展，世界各国文化正经历剧烈冲击与融合的今天，无论是意大利饮食还是中国饮食，都应该吸收对方饮食中科学的、健康的内容，使各自的饮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一、中意饮食文化差异
(一)烹制方法
意大利在1861年前是一个由各个城邦组成的地区，各个城邦均有自己独特的饮食习惯。由于没有统一的文化和语言，加之中部的亚平宁山脉将意大利一分为二，意大利的地形整体上崎岖不平，这使得意大利的交通不便，生活在各城邦的人对自己城邦以外的文化都非常陌生。从地缘上看，意大利是从欧洲出发经由海路前往阿拉伯地区的重要通道，历史上曾受多个民族的统治，其饮食文化也深受这些民族的影响，如希腊、迦太基、土耳其、西班牙、奥地利、诺曼底、阿拉伯等，都在意大利饮食文化中留下了各自的影子。
如意大利北部地区的饮食文化与法、德、瑞士等欧洲大陆国家较为相似——一是更多地使用煎、炸、明火烧烤的方式烹制整块的肉类;二是注重各类酱汁的制作，较多地使用酱汁为菜肴调味。如米兰的地方特色菜Cotoletta alla Milanese就是将小牛排肉切成薄片，经明火烤熟，再裹上面包糠，入油锅高温烹炸，出锅后使用意大利香醋调味的一道菜肴;来自博洛尼亚，风靡全世界的意面Spaghetti alla Ragù alla Bolognese之所以能征服数亿人的味蕾，靠的就是工艺复杂，需要精心熬制的Ragù alla Bolognese肉酱。该肉酱的主要原料有牛肉、猪肉、洋葱、胡萝卜、柠檬、番茄、番茄酱、橄榄油、牛奶、白葡萄酒、新鲜罗勒叶和博洛尼亚地区特产奶酪Parmigiano Reggiano，需要熬制2～3个小时。
而跨过罗马，来到食材更加丰富的南方地区，可以发现这里受希腊、阿拉伯和北非地区饮食文化的影响更重，也更偏爱用丰富的天然香料为菜肴调味。烘烤、水煮、焗、生食等忠于原味的“快速烹饪”方式在当地也更加常见，这就是当今风靡于世界的地中海饮食。
在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味道是烹调的最高准则。在中国人的眼里，“吃”不单纯是为了饱，也不是为了营养，有时吃饱了还要吃，这是因为受不了美味的诱惑而尽情进行味觉享受。这种超负荷的饮食不仅造成浪费，而且危害身体健康——尽管中国人讲究食疗、食养，重视通过饮食养生、滋补。【1】另外，中国饮食普遍使用长时烹饪法，如炖、闷、卤，以及使用大量油脂进行煎、炸、炒、炝、干煸。高温油脂和沸水的长时间烹饪致使食物中的许多营养成分被破坏，因此，营养问题也可以说是中国饮食文化最大的弱点。
在调味方面，中意饮食也有明显的不同。意大利菜普遍使用各种浅加工或无加工的调味品为菜肴调味，如黑胡椒、罗勒、奶酪、酒、番茄、香醋等，最复杂的也不过是几种在普通家庭厨房即可熬制的酱汁。而中国饮食对菜肴调味的要求则大有不同。中国菜虽然各派差异巨大，但对调味的最高要求却出奇地统一，即“色、香、味俱全”。在千百年的饮食文化中，除了盐、糖这些普通调味品和姜、葱、蒜这些植物类调味品之外，可以满足“色、香、味俱全”的发酵酱类调味品占据了中餐调味品的半壁江山。各具特色的调味酱让平凡寡淡的食材变得美味可口。改变食材原有的味道与口感是中国饮食与意大利饮食的一个明显差别。
(二)用餐制度
对于意大利人而言，一天中真正的正餐是晚餐，通常意大利人都会选择同家人一块享用，意大利人吃晚餐普遍较晚。这是由于意大利地处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夏季气候非常炎热，人们在酷热的环境中很难有食欲去好好享受一天中最重要、最丰盛的一餐。待晚上7点之后，太阳逐渐西沉，空气也变得清爽凉快，人们才愿意来享用晚餐。这也是地中海地区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晚饭时间偏晚的原因之一。意大利式晚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需时间很长，一顿晚餐一般耗时3～4个小时，这与中式晚餐有明显的区别。
观察意大利的用餐习惯颇有意思。一次完整的意大利式晚餐通常包括以下几道菜：1.前菜(开胃菜)。用来激发人的食欲，品种丰富多样，除了具有各地物产特色的沙拉以外，比较著名的前菜还有Melone con prosciutto(蜜瓜火腿)，将火腿切薄片卷在蜜瓜上同食。2.第一道菜。一般是各种米面类菜肴，如Spaghetti、Tagliatelle等各种意面，各种意粉和米饭。在第一道菜上意大利南北也略有差异，北方米面均有，而南方则是对面情有独钟，也更青睐植物类酱汁。如由大量新鲜剁碎的罗勒加上薄荷叶、碎松仁和特级初榨橄榄油拌匀制成的青酱，天然清新，浓香扑鼻，味道浓郁。3.第二道菜，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西餐的主菜。意大利的主菜通常分量较大。在吃什么的选择上，南北的差异也比较大：北方以畜类和禽类为主，如著名的佛罗伦萨牛排，每份牛排至少重1千克，需要煎制约20分钟。做好后的牛排表面呈深褐色，焦香四溢，但切开后，内部仍是肉汁丰腴，鲜美可口。南方的人们似乎对这种浓郁的口感并不感冒，他们更喜欢清淡而原本的味道。在食材选择上，他们也更愿意选择海鲜。4.甜点。一般是冰淇淋、各类蛋糕或水果等。在吃完甜点之后，喝一杯Espresso浓缩咖啡，一次意大利晚餐就结束了。
而中国饮食严格遵循一日三餐制，早中晚餐在一天中所占的比重也都比较均衡。早餐在七点半左右开始，样式丰富，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特色早餐，如重庆小面、武汉热干面、桂林米粉等。而中国的正餐品类更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作为正餐范畴内的中餐，不像意大利采取分餐制，而是采取共餐制，菜肴也没有明显的前菜、头盘、主菜之类的区别。
二、中意两国饮食文化形成的原因
(一)地形地貌层面
意大利北至北纬47°，南至北纬36°，西至东经6.7°，东至东经18.5°，地处欧洲南部，北部有阿尔卑斯山脉挡住来自北欧地区的寒风，加上整个亚平宁半岛深深地嵌入地中海之中，意大利比同纬度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温暖。亚平宁山脉北与阿尔卑斯山脉相接，从中部纵贯整个意大利，给意大利带来丰富的地形环境。在意大利东北部，由波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巨大的波河—威尼斯平原有肥沃的土壤，为意大利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意大利的东部海岸地区地形以山区和峭壁海岸为主，以海产居多，有零星的果蔬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意大利中西部地区以平缓的丘陵和平原为主，气候和地形均适宜农业发展，盛产各种果蔬，乳类、肉类产品和粮食作物。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地形差异明显，东北地区以平原为主，土壤肥沃，适合大面积种植和畜牧业的发展，但由于气候较为寒冷，较少种植果蔬类作物。东北以南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地区是南北作物的交汇地带，南北方的各类作物均有种植，养殖业也非常发达，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南方大部地区果蔬品种非常丰富，但由于地形复杂和人口密度大的原因，畜牧业更多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存在。广袤的西部地区由于海拔高、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等原因，农作物品种较单一，以小麦、青稞等粮食作物为主，产量较低，仅是自给自足水平，但畜牧业比较发达，各类牛羊肉和乳制品产量都很大，当地人也都以乳肉作为主要食物。
(二)气候层面
意大利的气候多样，北部地区属于大陆性湿润副热带气候，如都灵、米兰及博洛尼亚等地，特点是冬季低温少雨，夏季高温多雨。而沿海地区及佛罗伦萨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日间气温常超过35℃且昼夜温差很大，冬季温暖多雨，气候温和。如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冬季日均最低气温为12℃，日均最高温为17℃，气候宜人，也非常适合各种作物生长，这也是意大利南方人食用果蔬量明显比北方人多的原因之一。意大利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各种农产品的风味物质和营养成分的积累，所以意大利农产品普遍质量较高，风味十足，这也是意大利饮食更偏爱使用各类未经深加工的天然香料调味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国土面积广大，气候种类多样。东北大部分地区是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严寒少雨多积雪，日均积温低，作物生长时间长而品质高。东北以南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地区虽也是温带季风气候为主，但年均气温比东北地区高，受太平洋夏季季风影响，夏季降水多，水热条件适合多数农作物生长。秦淮一线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则是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气温、降水都比较温和，良好的降水光照条件是南方种植业发达的原因之一。西部地区则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全年降水较少，冬季被西伯利亚高压控制，凛冽干燥的北风持续整个冬季，而西藏地区则是高山高原气候，终年低温少雨，上述两种气候都不适合种植业的发展，所以农业以畜牧业为主。
(三)物产层面
意大利各个地区的饮食文化都受历史上的数个统治民族的影响。这些民族带来了自己的饮食文化，同时也把他们的特色食材带到意大利种植、培育。因此，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产出的各种食材，有不少带着浓郁的异域风情。
就整体来说，意大利的农产品普遍质量较高，各大区出产的农产品种类和特产也不尽相同。北部如皮埃蒙特大区、伦巴第大区、威尼托大区就以出产优质的小麦、玉米和葡萄为主。中部偏北地区如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托斯卡纳大区则有着极为发达的畜牧业和大片的果园、葡萄园，为全意大利甚至世界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如以帕尔玛火腿为代表的肉制品和托斯卡纳地区的特色红酒等。以罗马为中心的中部地区则是意大利粮食作物的主产区，橄榄的种植也从此开始。如拉齐奥大区，用于制作各种意大利面和意大利粉的杜林小麦大半产自此处。在自然风光秀丽的南方，地中海气候赋予这块土地充分的日照和剧烈的日夜温差，果蔬农产品就成了南方农产品中当仁不让的主角。意大利南部大量出产的果蔬主要有：1.番茄，以个大、味浓、鲜甜可口而闻名;2.葡萄，南部产区出产的葡萄酒口感锐利，偏涩，别有一番风味;3.柠檬，在意大利除了调味之外，还被拿来酿制成独特的烈酒——柠檬酒，它口感甜中带辣，香味馥郁久久不散，深受意大利人喜爱。南部的渔业在意大利举足轻重，在全国鱼类供应中占了大半。
意大利国土面积较小，各地出产的各种食材都能在国内广泛流通。而中国幅员广阔，气候差异大，各地物产差别较大，饮食多以当地或附近的食材为主。北方地区的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肉类是以牛羊为主，各种奶制品也较多;由于气候所限，北方出产的蔬菜种类较少，以耐寒耐旱蔬菜为主。在沿河沿海地区，各种水产被广泛地食用。中国南方地区出产的农产品种类丰富，在全国范围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根据记载，在中国有约600种被食用的蔬菜，其中大半均在南方种植，除此之外，如芒果、百香果、山竹等热带水果也是南方独有。
(四)人文历史层面
饮食观念是人们在食物的制作和食用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深受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的影响。不同的哲学思想及由此形成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同的饮食观念。中国的饮食观念是五味调和，而意大利的饮食观念是天然新鲜和原汁原味。
中国饮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以和为贵”精神的影响。“以和为美”的概念在中国饮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调味时强调五味的调和，在食材的选择上追求温寒搭配、多种多样。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各种食材巧妙搭配，成为一道道驰名中外的中国名菜。而饮食文化也融合进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吃可以交流信息，表达欢迎或惜别的心情，甚至感情上的风波也往往借助于酒菜来平息。吃的形式后面蕴涵着一种丰富的心理和文化的意义以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吃”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原有的交际功能上，更发展出了调节社会心理的功能。
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希腊，由于在文明发源之时，自然资源不甚丰富，人们必须努力探索、开发自然以获取发展的资本。在探索的过程中，科学理性的精神、遵循自然规律的理念和独立自主、互不干涉的思想深入到了西方哲学中。意大利饮食也与其他西方饮食一样，讲究食物的营养成分和搭配，每天的饮食只要摄入了足够的营养，满足一天的消耗，能保持身体健康即可，对食物的口味和样子并不过分追求。“独立、分别”的思维也深深地融入了意大利的饮食中。在意大利的菜谱中，除了汤类和酱汁，各种食材基本都是分开烹饪，互不相干，即便有搭配也都是在盘中。在用餐时也实行分餐制，体现了个人的独立自主。从文化的意义上看，“吃”在西方国家只是停留在简单的交流、交际层面上，并没有像在中国那样被赋予更多、更为重要的“使命”。
三、结论
饮食文化随着一个文明的起源而开始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历史源远流长的国家而言，饮食文化更是拥有超过千年的厚度。在时间的长河中，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气候环境、不同的物产、不同的哲学与世界观、不同的历史慢慢塑造出了中意两国迥异的饮食文化，不同的饮食文化之间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与中国的饮食文化一步步走向世界一样，外来的饮食文化也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超市中外国食品越来越常见;肯德基、麦当劳等早已深入我们的日常;专做意大利菜、法国菜等各种外国菜的餐馆也飞快地在中国各地生根发芽。
在对待本国的饮食文化和外国的饮食文化时，我们应当有正确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一方面应当借鉴汲取包括意大利饮食文化在内的国外饮食文化中合理的部分，如对科学的营养配比和健康的追求，对保持食材天然性、新鲜性的坚持，不过分追求味美而忽视食材营养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于自身饮食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则应该舍弃，或借鉴国外饮食文化进行改进，如过分追求“味道好”而忽视了食物的营养价值，过分讲究饮食的排场而造成的浪费。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在全球化日渐发展的同时，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一些独特的饮食习惯正面临逐渐消亡的危险。而饮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保护这些独特的饮食文化也是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在继承优秀的传统饮食文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着重发展其与现代健康饮食理念相符合的部分，这是继承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方法之一，也是在全球推广中国文化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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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编者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沉淀下来的精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且愈益勃发的力量源泉。国家提出要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本期《热点争鸣》特邀多年来一直从事传统文化教育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教授与一线教师，聚焦于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进行探讨，以期广大教师对传统文化教育有更为全面与深入的认识，从而在自身的课堂教学中借鉴。
《中国教师》：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文化与观念形态的历史积淀，一脉相承，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理应在各个时期都得到重视，但为什么当前我们要突出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您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徐梓：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又有学术方面的原因。作为一名学者，我将政治、社会方面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原因，学术原因归结为内在原因。外部原因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百年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充当了经济落后的“替罪羊”，主流意识形态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采取的是鄙薄、仇视和批判的立场。针对这一情况，有人说“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挖出了自己的心，用自己的双手割断了自己的脐带”。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破四旧”，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做得这样决绝，和自己的传统过不去，和自己的祖宗过不去。我们一直是在激烈地反传统，将我们现在生活的不如意归罪于我们的传统，把我们今人的不作为诿过于我们的祖宗，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传统的“根”上，是传统文化造成我们近代的屈辱和现今的种种不如意。然而，20世纪60、70年代，属于汉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兴起，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我国经济大踏步式地高速增长，跃居到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这时，我们发现将经济落后归罪于传统文化的外部条件消失了，激烈地反传统实在过于鲁莽，因而很多人开始对传统文化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也就是势所必然。
第二，持续地、极端地、无条件地反传统，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种植下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传统文化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是现代文明的绊脚石。在这样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下，传统文化的价值被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地位被彻底贬斥，传统文化的面貌被全盘抹黑，造成传统文化的花果飘零，后继乏人，以至于受过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无论拥护还是反对国学教育，大都没有多少传统文化的素养可言，很多人甚至连祖国语言也不能有效地使用。现在，我们提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出于弥补百年来激烈地反传统所造成的鸿沟和传统文化的断裂。
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并逐渐深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时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今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深层处的变化派生出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一方面，旧有的社会规范对很多人已经失去控制力，但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新的社会规范正在建立，但尚未得到普遍认可。在这种情势下，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城乡之间乃至医患之间的各种社会冲突经常发生，政治上的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经济上的制假造假、弄虚作假、欺瞒诈骗，道德上的不孝父母、见义不为、见死不救等社会失范现象频发。要想解决当今社会的乱象，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就有必要为各行各业的人们奠定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确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只有立足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人们才有共同的价值和规范，有共同的愿景和追求。而这个基础中最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
第四，科技，特别是通信领域科技的迅速进步，使得经济全球化或世界一体化已初现端倪，各个国家的开放、各个民族文化的交流，更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而且，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之间并不必然是对立的关系。相反，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世界的一体化，正在于民族的多样化。如果全球化的终极指向是各民族文化的完全一致，那将是可怕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在应对自然、社会环境挑战时人类独特性、创造性智慧的体现，都有存在的理由和独特的价值，都应该受到尊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认识和了解本民族文化根基和内涵的“文化自尊”，与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尊重其他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尊重”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丰富遗存，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果我们只是向外国学习，从国外引进，而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贡献，两手空空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是与我们的悠久历史、丰富遗存和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西化，就是美国化，可以不顾历史文化传统，也可以不顾现实环境而推广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是一种其他文明都必须降服的主流文明，中国靠上去、贴近它、融入其中就行了的看法，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独特价值的放弃，更是对这种独特价值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价值的放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达出我们民族对人类文明应该也能够作出贡献的心声。
从学术方面来说，我认为传统文化主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经典文本、文化知识和技能技艺。对教育而言，就是要教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内容。那什么样的知识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呢?在我看来，就是各个民族，并且首当其冲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经典。因为民族文化的经典是那些历史上具有最聪慧的头脑、最伟大心灵的人们的产物，是他们智慧的结晶。《四书五经》的内容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今天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国学经典教育就是最优质、最有价值的教育，是博雅教育，是通识教育，是人文教育，是素质教育，而且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和不二法门。我在演讲中经常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通过传统文化教育，才能使我们的后代掌握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成为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才能使我们的后代走进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亲近、认同这个家园，并有能力参与到这个家园的建设过程之中;才能让我们的后代将自己生命的根须，扎植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把自己从一个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变成一个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中国教师》：在教育领域，您认为我国传统文化怎样教学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徐梓：无论在大、中、小学，我认为经典诵读就很值得提倡。根据甘阳先生的说法，美国的通识教育有两门核心课程，一是人类文明，二是经典研读。人类文明课程会讲述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而经典研读课程则是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罗蒂等人的一系列经典原著的研读。作为中国人与中国学生，我们有必要学习我们民族的经典，即国学经典。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但要学习民族文化、国学经典，而且也要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西方文化的经典。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西方的文化也很感兴趣，平时主要读两种书，一种是外国人的著述，一种是古代典籍。
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还可以体现在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对大学的通识教育，有很多人在探索，有多种模式，我赞同甘阳等人的一些说法与做法，如我们不能将通识教育完全变成概论式的(如“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流于表面。我认为有必要从经典入手，甚至一部经典可以开设成一门课程，能够上一个学期。10多年了，我一直在学校给学生上一门公共选修课——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就是将蒙学读物作为一扇了解各个时期文化风貌的窗口，从最初的《史籀篇》、《仓颉篇》，一直讲到后来的《弟子规》、《教儿经》。这样做虽然能让学生了解启蒙教材发展的阶段及阶段性特征，了解其各种类型，但还是太散，不聚焦。如果就其中的某一个文本，比如《幼学琼林》，进行专门的讲授，讲授一个学期，传统文化的价值或许会更加凸显。
《中国教师》：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经典诵读”的培训班或“读经”活动，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您认为这对学校教育工作会产生哪些影响?
徐梓：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的“读经”活动，应该说对当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功劳和贡献。这项活动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一直持续到现在，已有20多年。对此，我们要了解它们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家长不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体制内的学校，而是送到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许多家长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当前我们体制内的学校不能满足他们的教育需求，或者说，他们对我们的学校教育很失望。我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传统文化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们的民间力量在努力，是广大的家长们在努力。它表达的是家长们对现行教育改革失望之后的一种无奈之举，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家长们的一种自救与自助。
然而，这些体制外的教育机构，也的确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没有一个整体的擘划，没有科学的设计，易于出现跟风、攀比的情况，学习的计划性和连续性不强，不能循序渐进和按部就班地实施教育活动。另外，还会出现低俗化的情况。一些培训班会迎合社会上一些人的需要或兴趣，以占卜、算命、风水、测字等为主要的培训内容。还有功利化的问题，为了赚钱，传统文化教育的功能被无限地夸大，并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向社会宣示和传播。这不仅会给国学教育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而且还对当前的国学教育造成严重的伤害。
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之所以有市场，主要是因为在学校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分量严重不足。所有的家长都想自己的孩子享受更好的、优质的教育，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好的文化营养，但当前我们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应试教育的机器，而有些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考试的工具，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学到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面对这种情况，要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满足家长个性化的教育需求，我认为有必要改变一些现行的做法。比如，一方面，允许那些存在时间长、有影响，主办者又有良好教育理念的私塾、书院存在，使其合法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但与此同时又规定：“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见，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堵死自行实施义务教育之路，只不过是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要给予它们一定的自主权，尊重其办学传统，在收费标准、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师聘任等方面，不必与体制内的学校强求一致。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应加大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设置专门的课程，这也是我一直在提倡和推广的。但直到现在，全国只有山东省将其纳入了必修课程，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教育现在主要还处于校本课程的层次，最多也只是属于地方课程。
《中国教师》：一些学校会将《四书五经》、《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带进课堂，您是如何看待“国学经典进课堂”这一现象的，您认为这些活动会给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
徐梓：我认为这很有必要，但现行的做法也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我认为问题的焦点不在于经典该不该进课堂，而是什么样的经典、什么时候进入课堂，教的对象和学的主体是谁这样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合理地安排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学习相应内容的问题。这里，我坚持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不主张学习伦理道德色彩过于厚重的内容，如《二十四孝》，二是不赞同孩子们过早地接触一些狭义的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等。我认为，应该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主要学习那些知识性强、具有跨越时代生命力的内容，如《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和唐诗、宋词等。
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组织和设计一定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这是被传统教育证实了的行之有效的一项原则，这一传统甚至比读经的传统还要悠久，因而也被历来的教育家所强调。此外，要遵从古代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注意完整性和系统性。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学生可以学习《弟子规》、《小儿语》和关于儿童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养成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到了三年级以后，可以读《三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千字文》等。在小学阶段，学生在各个年龄段都要读一定的唐诗、宋词。在初中阶段，学生可以读《四书》，是选读而非全读，到高中阶段，可以选读《五经》。这是我对经典诵读所做的一个基本勾画。或者说，在小学阶段，学生阅读的内容是蒙书、唐诗、宋词，到了初中可以选读《四书》，到了高中可以选读《五经》。对大学生而言，则是要带有研究性的学习，而且内容更加广泛，除唐诗宋词、《四书五经》之外，还要阅读各种史书、诸子百家，著名学者或者著名文学家的文集等。
国学经典进课堂，我认为对学生素质的优化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国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学生掌握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成为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我国传统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培养所谓的“君子”。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本，大都有厚重的伦理色彩，有很强的道德说教，反复诵读，引归身受，确实可以强化学生的道德意识，加强自我约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国学经典教育也可以培养学生掌握和灵活应用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以蒙书为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给人们一种很壮阔的气势，诵读之际，可以培养人们的气势与气韵。《千字文》只有短短的1 000个字，内在结构非常严谨，气势宏大，语言精致。它1 000字不多不少，也不重复，四字一句，押韵便读，不能是文字的简单堆积，而要表达一定的意义。可以说编《千字文》是“舞霓裳于寸木”，在一寸见方的木头上，跳幅度很大的霓裳羽衣舞;“抽长絮于乱丝”，在一堆纷乱的丝中，将一根丝线抽得很长很长。在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到祖国语言的优雅与精致，感受其气势的宏大。再比如，《幼学琼林》中有“畴昔、曩者，俱前日之谓;黎明、昧爽，皆将曙之时”，当我们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开篇说：“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在读完《幼学琼林》后，我们知道“曩者”就是“前天”的意思，就会对历史文献有一个较好的理解。因此，即便是诵读一些蒙学读物，也可以掌握和灵活地运用祖国语言，感受汉语的气势和气韵，可以自如地驾驭汉语，可以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所以我常说，当我们将高度凝练、爷爷辈的文言文掌握后，浅显通俗、孙子辈的白话文就不在话下。
《中国教师》：您能谈谈当前学校校本教材的建设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的情况吗?
徐梓：我主编过一套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学教材，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将它作为校本课程的教材在使用。但校本教材的开发，如果没有特定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的参与，那也不具有校本教材的特质。如果校本教材面向全国，面向所有的学校，就会失去它作为校本教材的意义。校本教材要以学校为本位，由特定的学校自己确定，要有很鲜明的个性和特色。
现在，我正在和北京海淀区上庄学区的校长和教师合作，共同编写一套《家训与家风》的校本教材。《家训与家风》校本教材分上、下两册，上册主要讲家及修身之要，下册主要讲家族与齐家之道，从社会的细胞——家、家族讲起，再讲个人修身，讲治家原则。在设计德目时，既注重传统的美德，也参照西方与现代的道德，并将中国传统的家训和古典文本中的一些格言警句、有关的知识与诗歌编入这部教材。根据上庄学区的计划，这部《家训与家风》的教材不但学生要读，家长也要读，以形成家校合力。在活动课环节，我们还设计了让学生根据传统的家训，针对自家的实情，自己编制家训，让自己和爸爸妈妈共同遵守。此外，还有一些学校在和我联系，希望我协助他们编辑《中华传统美德》之类的校本教材。我举这些例子是要说明，传统文化在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建设中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教师》：语文教学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主渠道，您认为语文教师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徐梓：在现阶段，语文课确实是体制内学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渠道，但靠这种渗透的方式，依然达不到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所以，我主张将中华传统文化单独设科。就当前的情况来说，除了在语文课中加大传统文化内容的比重外，再就是要加强语文教师的培训，使他们从偏重白话文教学，进而有能力从事文言文教学;从主要讲述表浅的知识，转向知识背后文化意蕴的挖掘。
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练、意蕴丰厚的文言文，而进入民国后，我们强调直观教学，在启蒙教育阶段教给学生的主要是“小鸟飞，小狗叫，小儿追，小狗逃”、“大公鸡，喔喔叫，小朋友，起床了”之类的内容，这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相比较，显然人文意蕴淡薄，就像白开水一样，王财贵先生形象地称这样的内容是有知识没文化。我和一位老师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海外听众讲《千字文》，1 000个字，足足讲了40讲，每一讲要近半个小时，这是因为它具有丰富的人文意蕴可以挖掘，才可以讲解这么长的时间。语文教师在教学时，不能单纯地让学生背诵和记忆，也不能只是解释其表层意思，而是要尽可能地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意蕴。
此外，语文教师要特别注意孩子兴趣的培养，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让学生对古代的文本产生兴趣，而任何单纯的背诵和机械的记忆都会让他们对这些文本有畏惧感。教师除了适当的讲解之外，还要通过一些别的方式，如与经典文本切近的故事、能够启发学生形象思维的诗歌，增加学生对经典的理解和认识，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我认为这是语文教师要特别注意的内容。
《中国教师》：那么对普通科任教师来说，他们应如何在自己所任科目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
徐梓：每个学科、每门课都有它特定的功能，不能将其功能泛化，泛化之后，其自身的功能可能就发挥不了了。在现阶段，在传统文化还没有单独设科之前，在各个学科中加大传统文化的比重，是一种可取的做法。比如说，很多学校会在综合实践课中，带学生去学校周边开展调查，参观名胜古迹或名人故居，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孩子进一步了解这些古迹的历史，了解名人的成就，这也是传统文化教育比较重要的方面。再比如说，一些体育课，也有诸如踢毽子、放风筝等儿童传统游艺的内容。通过这些活动，可以渗透或体现传统文化，但要想通过这种偶尔的“体现”、零星的“渗透”来实现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不是说这些课的任课教师做得不好，而是说他们有自己特有的功能，要着力于自己的主要目标，不能也不应该舍本逐末，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本来不属于本课的任务上。
《中国教师》：您对传统文化教育有哪些寄语?
徐梓：我现在从事传统文化教育，一直以实现这样的目标为己任，就是想让人们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增进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提高传统文化的素养，这可以权作我对《中国教师》读者的寄语吧。
(责任编辑：孙建辉)
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赣南客家；传统技艺；文化传承；工匠精神
一、赣南客家传统技艺的文化内核
1.赣南客家传统核心技艺及特色。截至2017年12月底，赣南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项、省级96项、市级165项、县级556项[1]。其中，有23项传统技艺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项传统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因传统美术涉及传统手工技术与审美，笔者也将其纳入传统技艺文化的范畴，目前赣南有4项传统美术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表1可以看出，赣南客家传统技艺涵盖了工具器械、饮食加工、建筑营造、雕塑工艺、织染、编织扎制、陶瓷制作、金属冶煅加工、家具制作、文房用品制作工艺、刻绘工艺等多个领域，又主要集中在饮食制作方面，26项中共有12项属于饮食制作技艺。客家饮食原材料多数就地取材，制作样式多变，融合了中原饮食习惯与当地土著饮食习俗，体现了山区自耕自食的耕作文化特点。雕塑工艺方面，木雕、石雕、砖雕、核雕、根雕、竹雕形式多样，取材广泛，富有艺术底蕴。编织扎纸有竹编、花灯及车灯制作等技艺，至今仍然活跃在旅游市场和民俗活动中。工具器械、家具制作以竹制、木制、藤器制作工艺居多，简单朴素，实用耐用。金属冶煅加工以制锡工艺为主，满足客家人衣、食、住、行、婚、丧、祀等多方面的生活需求，富有地域特色。[2]在建筑营造技艺方面，客家围屋、客家祠堂建筑烙上了客家宗族文化的深刻印记。祠堂居于各种民居建筑之上，祠堂建造庄重肃穆，气势雄伟壮观，各种雕塑彩绘交错，反映了客家人宗法礼制、敬祖睦宗的观念。龙南的围屋在防御功能、建筑材料与结构、建造技术等方面独具特色，围屋造型多变，有国字型、口子型、回字形和不规则形等多种形式，宽大厚实的墙基，防撬防挖外墙，炮楼射口，围外环屋的壕沟，围内集住宅、城堡、祠堂、议事厅、中心广场（跑马坪）于一体，体现出客家人团结对外、守望相助的族群意识。
2.赣南客家传统技艺的人文价值。（1）艺术审美价值。客家传统技艺蕴含了丰富的艺术内涵，充满着对艺术的审美与感悟，尤其是雕刻、编织、剪纸、纸扎等民间工艺，既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又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客家工匠们能因材施艺，把对不同的材料、工具、加工制作手段和特征的认识，配合材料性能特点，拓展材质的最大艺术表现力。[3]比如赣南客家祠堂建造，工匠们大量运用砖雕、木雕、石雕等工艺，雕刻上山水、花卉、龙凤麒麟、飞禽走兽等图案，并配以彩绘，造型生动形象，注重细节变化，题材运用娴熟，将建筑艺术与装饰艺术融为一体，具有非常强的观赏性。定南客家儿童吉祥花帽制作技艺，帽以黑色浆土布为底，铺以红色手工刺绣，四周镶以各种吉祥图案及银饰，如麒麟、鸳鸯、公鸡、鱼、狮子等动物，或牡丹、菊花等花卉，丰富多彩、寓意深远，寄托了客家母亲对子女的美好情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2）客家工匠精神。①不忘根本，师道传承。客家文化的根在中原，赣南客家工匠继承了中原汉族文化的知识与经验。比如客家手工榨油技艺是在北方石槽榨油术的基础上，发展成“盘碾锤撞”的油坊榨油工艺。围屋营造最主要的技艺就是夯土墙，而夯土墙也是源于中原地区。同时，围屋“集祠、家、堡于一体，宗祠位于中央部位，四周布置功能不同、按‘祖’的顺序集成的建筑群”[4]表达了对祖先的追思与崇敬之情。客家传统技艺大多是“子承父业”或“拜师学艺”，靠着一代代的口耳相传得以传承。客家工匠尊师重道，不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祖训或师训，师道传承不仅是传承技艺和经验，更是精神和情感的一种延续。大余县核微雕技艺传承人胡润生，从其曾祖父胡开价的梅核雕刻开始，历经四代，到胡润生将这一技艺发扬光大，成就了精品核舟雕刻工艺。今年60岁的龙南县客家妇女廖秋华，擅长冬头帕、织带的编织手艺，也是从其祖母一辈延续下来的。②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客家工匠具备扎实的技艺功底，精益求精，同时又勇于创新。“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赣县田村老艺人刘盛涵，花灯纸扎技艺精湛，集剪纸、纸雕、彩绘、填绣、挤粉、染片、硬化等众多民间艺术于一体，造型奇特，制作细腻，堪称“江南一绝”。赣南客家竹雕技法多样，有透雕、浮雕、圆雕等，创作者不僅要有绘画、书法等功底，还要练就熟练的刀功，章贡区客家竹雕在传统的竹雕雕刻艺术的基础上，独巨匠心开创客家“镂空雕刻法”；南康天车制作技艺，自动提水灌溉农田，体现了客家工匠的聪明才智。③质朴踏实、吃苦耐劳。赣南山区环境恶劣，资源有限，客家工匠们克服重重困难，寻觅新材质琢磨新技法，技艺不断精进。很多技艺制作流程复杂，学习手艺一般都要有个三五年才能出师，而且需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赣南木雕制作包括了“构思，到选材、出胚、勾线、粗雕、精雕、修整、着色、上漆等工序，环环相扣，最后成形，每个工序都直接影响木雕的最后效果”。[5]烦琐的工序锻炼了客家工匠踏实、坚定、质朴、吃苦耐劳的精神。
二、赣南客家技艺文化传承的路径选择
一是在生产生活中传承客家传统技艺，发挥其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赣南客家饮食技艺与日常饮食息息相关，擂茶、酿酒、烹饪等手艺得到市场广泛认可，可以借助旅游活动、媒体宣传、教育培训进行大力推广，结合现代理念进行包装设计、市场营销，开展技艺交流、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现成饮食文化产业链。
二是建立传承人保护机制，以老带新采取言传身教、授课研修、著书立作等方式传承精湛技艺。传承人是将技艺代代传承下去的活的载体，优秀的传承人不但从先辈那里继承技艺，还能根据时代的变化予以创新。赣南目前省级传统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只有大余核微雕技艺胡润生、大余南安板鸭传统制作工艺邓万德，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为数不多。地方政府部门及企业应该从政策上经济上给予客家技艺传承人支持，发掘更多优秀的传承人和技能大师，建立保护机制。
三是重点通过高校传承客家技艺文化，重塑工匠精神。地方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肩负着保护与传承客家技艺文化、培育工匠精神的重要责任。高校应充分利用人才、资源、区位优势，挖掘、整理、保护和创新客家传统技艺，构建客家传统技艺的传承基地，将客家传统技艺与现代学徒制有效结合，建立传承人工作室或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能工巧匠；举办各种活动传播客家技艺文化，促进传统技艺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将客家工匠精神融入高技能人才培养中，引导学生树立对优秀传统技艺文化正确的价值观，从育人模式、课程教学、思政教育、素质拓展等方面进行文化渗透、精神熏陶，重塑学生新时代工匠精神，为地方现代制造业的发展培养技艺精湛、底蕴深厚的工匠人才。
参考文献：
[1]赣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笔[EB/OL].http：//www.gndaily.com/kjgz/2018-03/20/content_1873704.htm.
[2]郭婷，郝同超.赣南客家传统制锡艺术探微[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4）.
[3]陈晓亮.赣南客家传统民居装饰雕塑研究[D].赣南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26.
[4]杨北帆编著.手绘中国民居百态套书.客家旧居[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5]陈晓亮.赣南客家传统民居装饰雕塑研究[D].赣南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9.
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为何要谈论这个名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女人?在1990年告别政坛之后，她作为一个热门政治形象实际上已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这肯定不会成为一个终结。最近她又以两种重要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2011年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传记电影《铁娘子》公映;2009年在伦敦白立方画廊举办《白色暴动》(犠犺犻狋犲犚犻狅狋)艺术展上，艺术家马尔库斯·哈维(MarcusHarvey)展出了其名为《玛姬》的扛鼎之作，即一幅玛格丽特·撒切尔画像。有心者自然会将这样两个媒体事件与过去发生的历史场景关联起来，去思考撒切尔这一人物已带来的诸种影响及今天在感受层面正在发生的变化，并进而发现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在相关思想交锋过程中所酿成的模式移位。
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出现
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经历中，媒介研究和性别研究通常会采用文学研究(如符号语言学、心理分析、批评理论、后结构主义)和更具经验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如民族志、政治经济学、社会历史学)理论框架。媒介和性别研究既有各自的概念和渊源，也有相通之处。
在性别研究中，情况也大致类似。妇女(woman)是一个主导着我们想象性认识的符码性范畴，而女性(women)则是借助妇女这个概念成为被规约的历史主体的。两个类属之间(妇女和女性)存在着张力，因此而不可能将之做整齐的对应，并由此而引发了在性别(gender)问题上的广泛争议，比如性别是什么?性别如何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如性别操演的概念所示)的争论，也涉及女子气与男性化都有亦真亦幻的特点。因此不能始终(也许曾经是)将之归属于那些被称为男人和女人的社会群体。就像文类这个词一样，女子气和男性化是属于文本的、也是社会的类别，甚至其本身就是文类。它们如此被阅读并存活在人们的想象中，既通过符码而建构起来，也被活生生的现实所实践。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以媒介和性别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这些研究者或来自于人文学科，或来自于社会学科。
上述研究方法也体现在我的工作之中：《明星的凝视：好莱坞电影和女性观众》(犛狋犪狉犌犪狕犻狀犵：犎狅犾狔狑狅狅犱犆犻狀犲犿犪犪狀犱犉犲犿犪犾犲犛狆犲犮狋犪狋狅狉狊犺犻狆，1994)通过对文本与经验的文化区隔的分析回顾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电影明星留给英国女性的记忆。我那时受几位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者的影响，她们既对媒介的意义(文本中的编码)感兴趣;也对与身体、记忆和情感图景相关的消费实践十分关注。这种研究抛开让历史主体性荡然无存的文本分析(有时给人一种文本决定论的感觉)，给电影模式提供一个机会，使得无意识的焦虑和欲望得以在其中预演和生成。为了给在特定社会、家庭环境中的某些女性对理想化媒介的消费以准确的定位，感官体验应当受到重视，这也影响到了人们对电影的记忆。
回顾媒体和性别研究的历史时，可以发现三个重大的意义变化：激进女性主义者历史地位的改变;在英国大学中媒体与性别的知识背景的改变;政治和文化研究的相互影响。三大变化也自然构成了重溯媒介与性别研究主题的基本框架。
我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从20世纪80到90年代该中心出版了许多很有影响的著作。其中有两种专门针对性别问题：CCCS女性小组的《女人有话说：女性从属地位面面观》，以及由萨拉·富兰克林、西丽亚·拉瑞和我合编的《远离中心：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二书均以英国文化为背景而提出某种政治诉求。在该话域中，文化是政治的文化(被资本主义、父权旨趣所塑形的)，政治是文化的政治(部分被大众媒介所建构)。
《女人有话说》是一次女性主义语境下的集体尝试，试图在以劳资关系为讨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为女性寻求一席之地。书的内封有一段宣言性文字：“中心旨在使文化(其形式和过程)与作为社会构建中的社会、物质基础休戚与共，并根植于同一历史框架之中。”但媒介在此起到什么作用呢?媒介嵌入在众多的事件当中：如在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形式之中，在妇女和劳动力性别划分之中，在语言和意识形态之中。这本跨学科的著作借社会转型与政治干预之名，就被压迫女性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劳工阶级文化和家务劳动、生产和再生产的驱动力的理论化等问题与媒介的关系(肥皂剧，女性杂志和流行浪漫小说)展开了其研究。
此书撰于妇女运动生龙活虎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撰者希望与此共进。性别和女性研究当时在大学里无踪可觅，所以本书的面世具有划时代意义。副标题中的“女性从属地位”这个术语带有性别暗示。概而言之：性别等同于女性，媒介研究得益于政治转型。
1991年《远离中心》出版时，英国在历经20多年的女性主义运动之后，大众媒介、工作场所、公共空间和家庭内部都一致趋向于对传统性别主义的反对。许多当年参与CCCS中心书籍出版的研究生后来成为学者就职于高校，设立了电影、电视研究(夏洛特·布朗斯顿和大卫·莫利)，文化和媒介研究(安吉拉·麦克罗比和詹尼丝·温施普)的相关学位。一些人开设了一些妇女研究的大学课程(如卢丝·布兰德、珍尼特·巴兹莱)。在此驱力之下，电影、电视研究方面的女性主义作品成了媒介研究领域的建构性元素，为此我们可以说，电影研究如果没有劳拉·莫尔维、帕穆·库克或是克丽斯汀·格兰戴尔是无法想象的，而电视研究如果没有夏洛特·布朗斯顿和克丽斯汀·格拉芙蒂亦当如此。
《远离中心》于90年代出版时我正好在兰卡斯特大学从事社会学和女性研究工作，玛格丽特·撒切尔刚刚辞去首相。浏览该书的目录我们能够注意到女性主义始终是性别分析(genderanalysis)采用的术语。书中篇目有三分之一主题涉及流行文化(女性类型的女性主义分析，如情节剧和女性杂志);还有三分之一谈及与科技相关的问题(特别提及激进女性主义的研究个案：保守党试图凭借赋予胎儿生命权的意象来约束女性堕胎)，余则属于对撒切尔主义性别政治所进行的女性主义分析。
撒切尔形象
以两本书中文化与政治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为引线，可以唤起我们对媒介与性别研究历史的思考。其中，对于经30年发展而已被谱系化的媒介和性别研究是如何处理玛格丽特·撒切尔形象问题的，能够将我们引入这一思考的深层。
《远离中心》认为撒切尔对其形象的构筑有赖于对性别特征的运用。关于这一点，玛瑞娜·沃纳和杰奎琳·罗丝的文章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比如论及撒切尔是如何成功地借重振英军雄威、施展个人魅力来确立自己勇敢无畏的首位国家女性领袖的形象的。借助玛瑞娜·沃纳的论证可以看到，撒切尔是很乐于享有铁血爵士与凯旋英雄的名号的。在美国电视节目中她也曾说：“我有‘铁娘子(IronLady)’之雅号。我本人有着钢铁般的意志，英国人民亦然。”沃纳认为：玛格丽特·撒切尔集古大不列颠人的坚毅、博阿迪西亚(译者注：Boadicea古大不列颠爱西尼人，古代英格兰东部克尔特人的一个部族的女王，于公元61年在英国领导了一次反对罗马统治的不成功的起义)的勇气和家庭主妇的气质于一身，为此，她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T夫人(MrsT)和玛姬(Maggie)。
在英国历史中独树一帜的撒切尔，成功地融熟知家务的主妇形象和独断专行的领袖形象于一身。撒切尔身上所显示的女性特质(特别是她在职位中表现出的家庭主妇形象)让她对弱势群体，如穷人、移民、黑人和家庭主妇(她们享受的国家福利极少)实施的苛刻政策更加合法化，至少是比较容易接受了。进而，如玛瑞恩·麦克尼尔所看到的：为人父者、纳税人和腹中胎儿也成了“新的受压迫者”。在政府里势盖男人的男子气概确立了她的权威。但据说这种强势的形象也因她与男同僚们和所谓“厨房内阁”(kitchencabinet，译者注：也可译为政府首脑参谋团)的核心顾问们下厨做饭之逸事报道而得以缓和。可以说，热衷于反女权主义是她担任首任女首相之期间成功之道，撒切尔意在引领英国远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别解放、女权、同性恋和黑人权利等的诉求，回归更加传统的价值观。
在分析撒切尔的形象时，我们力求抛弃意识形态的唯理模式，进入由撒切尔的性别化形象可能展开的有关惩罚与顺从的联想，如她作为男性化的母亲、严厉的女教师(女性管理者)、苛刻的保姆(管得太多的保姆)的形象类型。人们，甚至是那些没有获得经济利益满足的左翼人士和马克思主义批评派，也愿意投票选她，部分因素也在于撒切尔对暴力与温柔的掌控游刃有余。斯图亚特·霍尔认为：
在过去的五年里，撒切尔主义研究促使我迅速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唯理观念的最后一丝残余。在我看来，有一点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试图以这种方式了解政界发展变化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不论其产生于任何一种理性意识、质询主体、合理推演等等，但凡此类都已烟消云散。(犛狋狌犪狉狋犎犪犾，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犃狉狋狊，犔狅狀犱狅狀，犉犲犫狉狌犪狉狔，1989)
置想象、欲望和主体性于政治分析的中心，霍尔的观点显然受到沃纳和罗丝这样的学者影响，也是《远离中心》里对撒切尔性别形象进行分析的方法论来源。
玛姬的回归
在就2009年马库斯·哈维的作品《玛姬》给以分析之前，我想略谈现阶段的性别和媒介研究状况较过去相比的不同之处。女性和性别研究中心大多被大单位收编，作为单独机构的仅在几所英国大学(与美国不同)可见。文化研究项目或是被取消，或是转为媒介研究，即便是伯明翰的文化研究机构也在2002年被彻底关闭。媒介研究(与电影研究不同)如今已发展为以技术为导向的创意产业(特别是广告业)，也因此被政客们(和新闻从业者们)取笑为“难登学术大雅之堂的三脚猫功夫”，在此情形下，文化与政治始呈疏离之势。
言归正传，当我们从画廊的入口处远看《玛姬》这幅作品，略似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黑白大照片，摄于1987年保守党选举宣言后的午餐。这张照片上的撒切尔带着她招牌式的坚定目光，不可一世，沉定自若。近观之，照片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哈维用成千上万片石膏包裹的碎片组成的那个《玛姬》，其状支离破碎。那些向外突出的，引人细看的稀奇古怪的混合物是由蔬菜、头骨、成堆的硬币、食指、导弹、阴茎、托尼·布莱尔和撒切尔本人的卡通面具等构成。近看时，她是各种物体的拼合;远观时，她又恢复了照片的形象。这些物体就像数码照片中的像素，由许多物件构成，既可组合出整体形象，也可迅速分解为数千个细微的碎片。参观者们多困惑于个中关联，探讨它们的定位意义。鉴于图中物件数量之庞大(共计1.5万个)，任何解释均会归为徒然。作为观众，我们参与了拆解和组装那个熟知的、不可改变的撒切尔，带给我们某种对她有所掌控的快感;同时，撒切尔严厉的领袖风格中的男性特质在这里又能一览无余。这幅作品旨在回应政治人物的遗留问题，特别是这一人物对战后英国社会建构所起的破坏作用;同时也将抛开撒切尔破坏性政策的影响，而回归对她自身形象的思考。
《玛姬》是马库斯·哈维2009年“白色暴动”艺术展的扛鼎之作。随它展出的还有三个铜雕：《胜利》(译者注：Victoria音同维多利亚)，表现的是辉煌已逝的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足球;《海军大臣》以曾经矗立在国会广场上，但在2000年国际劳动节遭破坏的丘吉尔雕像为原型;《胜利女神》(译者注：Nike是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音同耐克，体育用品品牌)是一个带翅膀的二战德军钢盔落在步枪枪管上，展示了军方招牌式的英雄主义。这些象征英国失落感的作品：军事威力，体育辉煌和国家权威就这样陪伴在《玛姬》左右。这些受损的、失落的，曾经代表着英国力量与影响的象征物，建构了一个饱经创伤，吃苦耐劳的民族。虽支离破碎，但仍渴求昔日辉煌。脆弱的英国性在这个艺术展中比比皆是。这就是保罗·吉尔罗伊所说的“伟大的顽疾”。即便是在当下，英国仍然反复强调二战时击败邪恶的历史，以此避免直面暴力殖民史的阴影。吉尔罗伊质疑道：为什么二战中战胜纳粹的这段历史仍被当做“这个国家史无前例的团结时刻”延续至今并代表着英国的公众形象?这个特定胜利中的形象又怎能作为“理想的凝聚力，并沿用以应对当前混乱的多元文化，发现其不足之处?”《玛姬》表现了从二战时期延续至今的带有民族主义自豪感的英国性。《玛姬》创作的后现代表现手法与同时展出的铜雕和油画这样的传统介质有所不同，存在一种形式上的易变性，像素与聚合美学干扰了人们对撒切尔曾赋予英国形象的历史确定性的理解。
给参观者随心所欲解读《玛姬》的自由，为那些像我一样憎恨她的人们提供了复仇的幻想，她被塑造成带有某种厌女症的男权形象虽然滑稽可笑但意图显而易见。最后，我认为这件作品利用人物形象的美学效果暗示了撒切尔的政策分崩离析、摇摇欲坠之状，她曾自诩的始终如一、言出必行业已土崩瓦解。美国文化批评家劳伦·伯兰特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目前处于危机之中，所有人(包括中产阶级专业人士)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还得不断跟上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一些国家领导人则仍在鼓吹经济变革，结果却令这个社会更为岌岌可危，撒切尔正是此流之辈。她令许多人生活在飘摇之中，为此也对自己的行为难以自圆其说，不得不自食其苦果。
结 语
本文将以三个要点形成结论。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必囿于上述案例，也可挪用至中国媒介与性别研究的语境之中并提出问题。如若不然，我们也可以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就如何建立媒介与性别的分析模型展开讨论。
首先，我的观点从《远离中心》的撒切尔批评转向对哈维的《玛姬》的解读，从国内转向国际(甚至是全球)，旨在说明前者总是受后者的制约与束缚(英国殖民史是借《玛姬》中的聚合艺术技法得以展示的)。值得思考的第一点是在国际视野下的媒介和性别研究，需要我们打破国家界限，来探讨国际权力、偶像塑造、劳资关系、移民等问题，并以此建构对地方与国家的认识。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一书，便可知国际分析挑战下的研究诸种情况。
第二，《玛姬》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问题：数字媒介所带来的差异性。具体而言，数字媒介及其可变性对我们的分析架构带来了什么挑战?暂且思考一下女子气是如何被定义为理想形象，又是如何被不断完善和推陈出新的?在中国媒介中，是否有女性气质类型被看做不正常的、有缺失的，经常需努力矫正的例子?
第三，我们见证了政治的消解。近距离审视《玛姬》，整体感被令人困惑的、毫无意义的碎片替代。以此类推可以得出政治的其他意义：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执政下的政治很容易被作为同一体建立起来，而媒介的文化研究自然也与明确的政治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与之相比，21世纪的当今英国政权更加分散，阵营变化无常，2012年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70年代CCCS建立时已经大相径庭;女性主义学者也不再像1978年(《女人要说话》)或1991年(《远离中心》)时那样为草根妇女解放运动大声疾呼了。政治对抗更趋于碎片化、国际化，也更易被调停，英国最近发生的骚乱既有政治抗议的因素，也部分出于消费者的不满，然而人们抵制的焦点是跨国公司和银行，故而不同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局势。
在当今西方政治环境下，何为媒介和性别研究的本质属性?中国又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值得媒介和性别研究者们关注的政治事件?如果有，谁又是幕后导演呢?是否研究媒介和性别要抛开政治?倘若如此，它们和我所谈及的历史的关联是什么?在国家之间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开展对话?共同致力于国际关心话题的可能性有多少?在中国，国际的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我们从伯明翰文化研究中有所收获，那必定是将它所强调的文化模式置于特定地区、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的理念。媒介或性别都不能被视为放之四海皆准或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在近来的数字化媒介的潮流下，我们务须重新思考我们的智识在不同区域、不同环境及其政治表述中的意义。
作者单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译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