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金融发展理论虽然几经变迁，但由于身处人类历史变革最为迅速的金融全球化时代，因此，它在解释或预言现实经济金融问题时总是令人难以满意的。而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以金融适度与金融效率为核心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则不仅较好地克服上述金融发展理论的缺陷，而且其所倡导的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从孤立主义到关联主义的分析方法更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可能发展方向。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金融资源；可持续发展
文献标志码：A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简要回顾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戈德史密斯、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等人开创了对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戈德史密斯最早尝试并倡导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他认为：“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成性质及其相对规模共同构成一国的金融结构，而金融发展就是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金融相关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 Ratio)，他的理论为后来的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Deregulation)提供了指导。然而，在此理论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实践却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自8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金融资产不论是总量还是与GDP的比率都有快速增长，但这并没反映各国金融发展的真实程度。事实上，当时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为了处理金融问题，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而严重的金融问题更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它充其量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量性金融发展观。可见，戈氏金融结构论的缺陷在于：(1)对金融结构的界定存在偏差，有以偏概全之嫌，即用金融结构的特殊情况，也就是用金融资产的总量与国民经济总量的比值代替金融结构一般，而忽视了金融结构的其他表现。事实上，金融结构按商业性与政策性来划分，有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按融资方式来划分，有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按金融产品对象来划分，有银行、保险和证券，等等。(2)只重视数量的发展而忽视质量的发展，其结果是金融资产在总量上虽然迅速增加，而质量却存在着巨大隐患。
爱德华·肖摒弃了新古典理论，提出了“金融抑制(financial d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的思想。他认为一国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刺激、相互影响的关系，但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因此，要摒弃金融抑制而采取金融深化。同时，罗纳德·麦金农也对新古典理论进行修正，从另一角度阐述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他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的根源之一是实际利率的金融抑制，指出实际利率使货币与实物资产存有“互补”和“替代”关系，适度的实际利率有助于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不能过分地长期依赖外国资本，必须而且可以通过金融自由化求得资金上的“自助”。但是，作为对戈德史密斯“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尽管突出了金融制度与金融政策在金融自身发展以及促进或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其专注于制度和政策因素的作用，肖和麦金农关于“金融发展”的理解只是在内容上补充了戈德史密斯的观念，其自身同样是不完备的。另外，他们片面强调金融自由化的作用，而没有具体分析解除各种管制措施的环境、条件和顺序，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些经验教训也使他们的理论受到了实践的挑战。这一切都源于他们的金融发展或深化理论的内在缺陷，即事实上他们假设“制度”是可以脱离一国特定的社会背景而平移或简单输入。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意识到了金融抑制模型的诸多缺陷，同时深知基于这些模型提出的政策主张过于激进(如对发展中经济体或转型经济来说，金融自由化是不现实的)。他们直接利用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最新成就，把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纳入金融发展模型中，摒弃了六七十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了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不确定性(uncertainty)(偏好冲击、流动性冲击)、不对称信息(information asymmetrical)(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auditing cost)(有成本的状态证实)等，对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形成做出了规范意义的解释。帕特里克提出“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斯蒂格利茨等从信息不完全出发提出“金融约束论”，以莱文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则从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之间的作用等角度分析了金融因素的作用。但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虽然构造了许多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数学模型并用来具体分析金融的作用机制，但它们过于集中地强调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对金融中介体研究集中于银行和股票市场，忽视对投资银行、基金、保险等其他金融中介体作用的研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也只是集中于银行和股票市场，未关注其他中介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没能很好地解释与预测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许多国家(地区)接连爆发的金融危机。
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诞生背景
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133个国家和地区——即大约3/4的IMF成员国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金融困难。90年代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极大地破坏了危机发生国(地区)的经济运行秩序，使其经济增长的进程突然中断，一些国家经济和金融的波动还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然而，上述金融发展理论在面对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时却显得有点捉襟见肘。当然，金融体系的种种缺陷并不一定是这次亚洲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或唯一原因，但由于危机的爆发首先从金融体系陷入困境开始，而且不加节制的金融扩张也确实在危机的累积过程中发挥了消极的作用，因而反思金融发展理论在发挥理论解说和预言功能时的“失常”，对于总结经验教训、摸索金融发展规律无疑非常必要。
(一)理论范式
上世纪末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实际上反映了金融学的危机，它表明当代金融学的发展滞后于实际金融活动的发展，因而表现出了理论对经验现实的不适应。换句话说，金融学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解释和预言的功能，是金融危机产生的理论根源。经济学、金融学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都充分表明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迫切要求往往是其实现超越和进步的最主要动力与契机。这一方面是经济、金融实践科学的性质决定了经济、金融理论随实践改变而改变的特性，但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学、金融学在自成体系的同时，具有了自身的惯性发展轨道，其对传统范式的维护是经济学、金融学沿着此惯性轨道运行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当代金融发展理论要摆脱危机、继续前进并对经济金融的未来发展承担应有的理论解说和实践指导作用，突破、调整乃至超越既定范式就是其在新形势下自我更新的首要任务。
(二)分析方法
金融学的实证化趋势使其成为一门分析的科学，但是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分裂也导致其逐渐演变出迄今越来越明显的工具性与技术性倾向，而这种倾向实际上是一种“建构理性”(construction ration)崇拜。建构理性满足于思想试验的结果去检验现实经济、金融，而没有觉察到最近几十年来金融的迅速发展和急剧演变：金融已不再简单地是过去人们所认为的资金运动的信用中介，将金融仅仅解释为货币、资金的融通或借贷关系不仅不再公允，而且具有相当的片面性；金融也不再单纯地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或调控国家宏观经济的一种工具或杠杠，而应成为经济的核心，甚至成为经济本身。因此，当代金融发展理论一方面表现出在形式论证上的严谨和完美，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在实践解释上的苍白与无力。
(三)政策涵义
一定时期的经济、金融理论在其背后都蕴藏着深刻的现实政策涵义，反观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不难发现：由于戈德史密斯将金融发展等同于金融结构的变化，并用金融相关率来评价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其现实意义上的金融发展就只是包含金融资产、金融结构等要素的特定金融结构的变化，其实质就是量性的增长；而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深化”，即放松对利率和金融机构的管制，其实质也就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频繁发生的危机表明，量性增长并不能带来金融整体效率和功能的提高，金融自由化也存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问题，二者共同的缺陷就在于无法保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此情况下，当代金融的实践发展迫切需要具有一定预言和解释力的理论来指导。
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1998年5月，中国学者白钦先在“面向21世纪全球金融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郑重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施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建议。2001年《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的出版标志着该理论框架的构建，而其之所以可视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可能发展方向主要表现在：
(一)拓展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范围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分，金融发展理论主要是关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则认为发展是要解决一个共同的世界性问题，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需要发展，发展绝不仅意味着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所界定的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等金融结构诸要素的增长，还包括随之出现的金融体制的变迁，以及金融活动与变化的社会、经济、金融环境相适应程度的提高。新的金融发展观把金融与经济的运行结合起来，特别是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金融体系的发展与深化问题，即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二)回答了世界各国金融难以持续发展的原因
上世纪世界各国金融发展可持续性问题异常突出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但又紧密相关。主要是许多国家没有意识到金融是一国最基本的稀缺战略性资源，它具有不可替代性、可扩张性、高流动性等特征，如果合理配置，金融就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如果配置不当，就会产生金融动荡和危机，影响和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稳定。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表明，造成金融发展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是对金融资源的过度和放任开发，而六七十年代，许多政府对金融资源过度的干预和管制又成为金融发展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八九十年代金融自由化政策本是对之前政府过度干预和管制金融资源的一种纠正，但从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相对落后国家金融发展可持续受到严峻挑战来看，其原因又恰恰在于不适度和不适时的金融资源开发政策。
(三)建立了一种现代、广义和动态的金融资源观
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都将资本或资金简单地视为一种生产要素(production factor)，实质上，这是一种较为原始与静态的金融资源观。它意味着将与资本或资金紧密相关的其他金融要素排除在外，而没有这些要素与资本或资金的有机结合，资本或资金就是悬空的、被动的、抽象的、甚至不可理解和难以捉摸的纯价值凝结或累积。在金融经济时代，这种观点已远远不能完整、科学地概括出当代金融的全部内涵和巨大功能。各国经济与金融的发展历史与实践，特别是上世纪末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现代金融活动不但保持和深化了传统的中介作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衍生成为一种不依赖于真实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独立行为或独立存在，金融已不局限于资本或资金的借贷功能，而是更广泛、更深刻地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引导、渗透、激发和扩散作用。因此，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态势下，尤有必要揭示金融的内在资源属性，突显它的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透彻理解它既是资源配置的对象，同时又是配置其他资源的方式或手段。
(四)树立了一种全新的金融资源效率观
金融资源效率观作为对传统金融效率视角的根本转换，主要体现在：(1)新金融效率观把金融作为主导因素，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来考察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对传统效率观(强调实物)视角的根本转换，为解决相关的经济问题找出了可能的主因——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2)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此带来金融稳定以及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借鉴金融约束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3)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金融效率高低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与协调程度；(4)金融效率包含金融脆弱性的研究，从而通过提高金融效率和降低金融脆弱性来推动金融稳定，进而促进金融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金融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
(五)倡导了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从孤立分析到关联分析的研究方法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崇尚货币分析，但从金融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虚拟性、信息技术发展对金融脱离传统轨道运行的推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新一轮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等现实情况来看，现代经济学的货币分析已不可能涵盖和有效地解释日益复杂的金融过程(货币及其作用只是其一部分)及其对真实经济的影响。由此，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金融分析，即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与金融有关的各种经济关系，它既是货币分析的逻辑延伸，更是对货币分析的拓展和超越。另外，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在经济学的各个分支理论演变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一个严重缺陷就是理论研究的预设背景过于狭窄和单一，研究者通常都是严格限定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愿拓展视角以联系领域之外的变化和发展。这种孤立主义的研究传统，不仅制约了经济学的进步，更使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乏善可陈，经济学家们则被嘲笑为“迷惘的预言家”(lost prophets)。而金融可持续理论既涉及金融本身的发展，又对金融相关的经济过程加以关照。因此，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隐含在背后的金融分析是对关联主义的研究方法的鼓励和肯定。
四、小结
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诞生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实质是一个宏观的、高度哲学概括的金融理论，它的研究基础是金融资源论，研究对象是金融资源配置，研究方法是金融分析，研究目的是促进金融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其创新之处在于注重发展且强调可持续，而其全新的研究视角以及敢于冲破传统经济、金融学理论固有的范式和禁锢则是对金融发展理论的有益尝试。因为理论研究就是如此，当现有的理论陷入困境，就应改变观察角度，重新审视所考察的对象本身，最后，或者否定原来的错误认识，或者完善原来不完全的认识，直至重新定位基础概念，使得它更有助于理解问题本身。不过，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正如其倡导者自己所言，其体系的严密性、理论深度等方面还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也远未实现精密地论证和深刻地阐发，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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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沈军.新金融发展理论的构建与中国效率型金融变革[J].财经科学，2006(7).
[责任编辑 张 凌]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随着我国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也随之得到了不断的扩展与补充。在当今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财务会计理论以其独特的应用性与广泛性已开始逐步适应该新型经济发展的方式。因此，为了更好的扩大社会生产力，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不断需求，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也必将在这种趋势下产生巨大的创新与改变。因此，本论文就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内容与改变趋势，对其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作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现代财务；会计理论；基本内容；发展趋势
全球化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给我国社会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被新型的知识经济所代替。知识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在科学技术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形成的经济方式，在此影响下，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发展也实现了时代的突破与内容的创新，其在财务会计理论的编排与理论方面也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笔者应积极根据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具体变化与发展内容，以此再结合当今经济发展的潮流与趋势，来更好的判断现代财务会计理论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中，共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分别为：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前提与会计要素。
（一）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在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中主要作用在于为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提供具体的来源与出处，并对会计信息作全面的分析与审核，以此来明确具体的会计信息类别，其在后续的会计理论的发展中，已经成了研究会计信息与进行会计相应业务的重要基础与基点。
（二）会计的基本前提
在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中，会计的基本前提逐步得到了补充与完善，即：会计主体、经营要素、会计分期、货币计量等方面。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会计理论中的基本前提所包含的范围与内容也在不断的改变，总的发展趋势即更好的为当今市场经济所服务。
（三）会计要素
在会计要素中，主要包含财务的基本要素与经营收益要素这两个方面。而在不断的社會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计所包含的要素也会根据实际的经济状况产生相应的改变。
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创新与改变趋势
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与背景之下，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内容与体系也随之产生了变化，总的来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与改善，具体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持续经营概念方面有了全新的理解
持续经营是现代企业会计理论中的基本前提部分，其主要针对企业的经营时间作全面的分析与评估，以确保该企业是否能够满足持续经营的必要条件。然而，在当今知识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影响之下，企业所能持续经营并取得效益的时间越来越短，因此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因素，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中对于持续经营的概念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善。
（二）在货币计量概念方面有了不同的改变
货币计量在过去所使用的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中是一种价值恒定的表现，其也是基于价值恒定的基础而展开的。然而，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下，货币的价值成为了市场的主流，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与减少，货币的价值也会随之产生变化，因此货币计量的相关定义与概念也会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会计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分析
综合上述所研究的内容来看，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会随着知识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影响而产生变化，主要表现在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原则与概念方面。然而就当今的经济形势来看，现代财务会计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会计从业人员需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在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中会计基表会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得到创新与完善。因此这就要求会计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需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不断发展。知识经济的发展给现代财务会计理论带来的改变是稳定且持续的，所以会计从业人员必须要抓住此次改变的机会，更好的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执业技能。
（二）会计发展方式需结合新型的网络媒介
在知识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当今社会的网络媒体技术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若将新型的网络媒介技术应用于现代财务会计的理论管理与指导中，那么将会形成一种高新的会计发展方式，其不仅可以改善传统会计发展方式的不足与缺陷，还可以提高会计运算能力，更好的改善会计工作的步骤与流程，促进工作效率的发展。同时，网络化的工作方式也是当今企业不断发展，进行自我完善的方向之一，将企业内部的采购、生产、入库以ERP报表的形式进行管理，并采取网络媒介进行会计方面的运算，以便于更好的实施企业内部的管理。
四、结语
在本文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当今新型知识经济发展模式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完善与创新，主要体现在财务会计理论的基本概念与体系方面。综合现代财务会计理论所产生的变化，我们也可以预知其在未来必将会朝着科学化、专业化与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当然，仅仅是在会计从业人员与发展方式上面进行不断的创新与改善还是远远不够的，其还可以从会计的财务要素与经营收益要素、提供会计信息的综合目标以及会计基本前提的各个方面入手，加大对于现代财务会计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郭长平.高职财务会计课的教学现状及改进方法[J].教书育人，2011（24）.
[2]高军.管理财务会计课的教学现状及改进方法[J].中国外资，2011（14）.
[3]李慧.浅谈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J].现代经济信息，2011（14）.
[4]公维慧.探析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结合[J].现代商业，2011（21）.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分析了电子商务和网络财务的发展对传统模式下审计对象、审计内容、审计技术和审计环境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网络审计的构成理论，即网络审计应包括对商务平台网络安全性的审计、对网络电子数据有效性的审计、对网络财务系统可靠性的审计和借助网络进行审计四个部分，并对相应部分的审计模式和要点作了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网络；财务；审计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提 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交理论建设在实践、继承、累进、总结、探索和创新中，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外交思想，而习近平外交思想则是其集大成者。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在新时代，中国外交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科学客观地认识国情世情，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有效应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挑战，在继续改革开放中，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在这一伟大实践和理论建设中，既要提高政治站位，也要加深学术厚度，作出更多的学术贡献，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关键词]改革开放、外交理论、国际战略、习近平外交思想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受了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增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外交在不同阶段的理论继承、累进、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中，形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外交思想，而习近平外交思想则是其集大成者。当前，中国外交站在新的起点上，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正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一、不忘初心，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引下，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改革开放中不断砥砺前行。
（一）启动和坚持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邓小平在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强调： “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1]全会公报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2]习近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改革开放是怎么搞起来的？很关键的一条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大势。由于对世界大势作出了正确判断，我们党确立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认识，才有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才有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启。”[3]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国内外形势的严峻考验。在此环境下，还要不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对此作出了坚决和明确回答：“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继续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1]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在外交上打破美西方的“制裁”和围堵，制定和落实了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的战略布局，扩大对外开放并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猛烈冲击世界时，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中流砥柱，向世界彰显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胡锦涛强调： “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2]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总量不断递升，从2003年世界第五到2010年跃居为世界第二。这一阶段的国内改革开放的重点是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外交的重点是坚持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习近平提出“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3]他还指出：“中国人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4]总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
（二）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
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堅持不结盟，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客人时首次提出“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中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及此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时顶住美西方压力，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邓小平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2]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实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江泽民在新形势下从世界多样性理论上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江泽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 “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同大家商量解决。”[3]此外，江泽民还在实践和理论上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有效应对了“炸馆”、 “撞机”和“9·11”事件，完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历史进程，维护和扩大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断显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进一步深化。中国政府在2005年和2011年两次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从实践和理论角度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问题。2005年的白皮书指出： “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1] 2011年的白皮书进而指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更加全面和辩证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3]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始终存在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和怎么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外交上则是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历史的必然性。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决不是要抛弃我们的理想， “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4]邓小平还充满信心地说：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5]江泽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以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美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勃勃生机。
习近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了最精辟的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
二、把握规律，顺势而为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来就不是简单地描述世界现状，而是努力探索世界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改造世界。在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一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把握了国际形势和世界趋势的规律，在外交上不断克服困难和胜利向前。
（一）善抓重点，纵深发展
20世纪70、8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因势利导地提出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工作。邓小平在深刻分析当时的形势后得出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的结论，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把握国际大势方面又有新的发展，从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等方面对“二十年战略机遇期”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且在时代潮流、非传统安全、地区和国际合作等方面不断提出新分析和新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又以更高的政治和战略站位，更加积极营造内外战略机遇，并明确指出“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1]中国外交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全球治理、国际体系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等方面上更加主动进取。中国提倡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所有这些都是对国际大势的最新认识和主动营造。
（二）立场鲜明，道义指引
中国外交理论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属性，代表世界发展的方向和时代进步的意义，因而体现了立场和道义的进步性。
首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的政治纲领。早在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就在一次重要的国内会议中明确指出：80年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2] 1982年8月21日，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又进一步强调：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真实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坚决反对以强凌弱和以大压小，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还一再表态，中国在强大以后也决不会谋求霸权和称霸。
其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改革开放以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贯穿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全过程，而且随着时代特点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充实、丰富、发展，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后更是增强了将理念变为现实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强调在全球和地区制度上保障国际公平正义，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中不断提出和落实各种理念、制度和措施。
最后，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坚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伍。中国还推动了金砖国家机制，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力量以缩小了南北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习近平为此指出：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1]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中阿（拉伯）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合作都是其重要载体和平台。
（三）实事求是，分步推进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求真务实的原则，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中国外交的目标和能力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國际形势又瞬息万变。因此，中国外交特别强调要在世情和国情的前提下行稳致远。
中国外交理论重视量变质变的辩证关系。中国在倡导国际体系改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把奋斗总目标分解为一系列的地域和领域的目标，通过循序渐进和积小胜为大胜，分步累进实现总目标。例如，中国既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提倡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理念。又如，中国在朝核问题和南海问题上倡导的“双轨”思路。有鉴于此，越来越多国家认同和响应中国的近、中、远期外交目标，愿意同中国一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战略理论，战略思维
在中国外交理论宝库中，战略理论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外交的大思路和大方略，也是运筹和实现外交总目标的系统性安排和长期运作。
（一）审时度势，战略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继承优秀传统战略思想，强调世界的大势和趋势，提出富有时代感的国际战略理论，赢得了战略的主动。
邓小平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和战略态势的发展变化，在和平与发展、国际格局多极化、综合国力竞争、科技革命、社会主义前途等时代命题上深化和创新了国际战略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开创了必要和有利的国际环境。江泽民在带领中国走向21世纪时，提出了“三个着眼于”的战略思想：要着眼于世界战略格局运筹大国关系，着眼于地缘战略态势积极经略周边，着眼于扩展战略空间大力开展多边外交。[1]1胡锦涛在21世纪头十年的内政外交工作中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命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2] “两个统筹”拓展了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地域和领域范畴，用崭新的战略思维指引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
习近平在领导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十分重视科学和客观地分析国际战略。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对外工作中，他提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3]简而言之，正确历史观是要知往鉴来，正确大局观是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正确角色观是对中国要有准确战略定位。上述“三观”是对国际战略态势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指引中国外交在最好发展期和严峻挑战中不断胜利前进的理论指南。
（二）战略目标，战略定力
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体制和机制优势，以坚定的战略耐心和定力，一如既往地努力实现战略目标。
就外交战略目标而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上一张蓝图干到底。40年来，中国外交一直坚持邓小平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当然，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也会根据现实变化进行适当调整，从而更加符合形势变化的需要。正如习近平在2018年6月22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波澜壮阔，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
中国在确立和实施战略目标的进程中，还十分强调战略定力。中国有信心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深知实现的道路将是漫长和曲折的，因此需要战略定力。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及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属性将长期不变。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突变作出了精辟的论断，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2]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有过类似的论述，强调要充分考虑到困难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形势又有新的变化，中国在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乃至全球强国过渡时遇到了更加复杂和严峻的挑战，不仅有诸如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和中美贸易战等问题，而且还面临美国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以及美西方的集团性战略压力等战略挑战。为此，习近平反复强调对外工作要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3]中国充分认识到挑战越严峻，中国就越要戒骄戒躁和排除干扰，咬定青山不放松，朝着既定战略目标前进。
（三）战略重点，问题导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提倡实践和理论的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因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1]
问题导向在此主要有三重意义。其一，战略理论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外交具有极其强烈的应用意义，往往要在紧迫的条件下作出迅速和正确的反应。因此，中国外交的战略理论不能光从理论到理论或从逻辑推理出发。相反，战略理论必须在实际和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实践服务并且接受实践的检验。其二，中国外交必须抓住战略重点问题。中国外交面对的问题千头万绪，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他方面就会迎刃而解了。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上一直把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和周邊关系作为战略重点问题对待和处置，近些年来又增加了全球治理和国际体系问题。其三，增强议题设置能力。中国在国力还不很强大的时候，就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和加强地区经济整合，争得了不少话语权。中国在综合国力成倍提升后，先后提出要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趋利避害，要更加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经济增长、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重大全球性挑战，日益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四、提高站位和学术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在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学术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许多明显不足。例如，中国外交学术理论缺乏体系性和原创性。
当前，中国学界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正在从学术和专业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中国学者的研究和分析，各有侧重，但可大致分为“阶段论”、“总体论”和“体系论”。
“阶段论”者大都以重大历史时期或党的重要会议归纳总结中国的外交理论。高飞认为4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独立自主，不结盟”。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党的十八大）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1]岳鹏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观念上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转变：第一阶段（1978-1992年）是“服务经济，韬光养晦”。第二阶段（1992-2001年）是“责任担当，构建互信”。第三阶段（2001-2012年）是“促进和谐，服务为民”。第四阶段（2012年一）是“主动进取，务实创新”。[2]
“总体论”者从改革开放4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跨度总结中国外交的理论发展，但研究的重点是习近平外交思想。苏长和指出： “40年来，中国外交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推进理论创新。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内涵、逻辑特征、制度基础……中国同世界各国各方建立了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关系体系……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大国外交发展模式，成为新型国际政治文明的重要代表。中国外交理论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资源。”[3]
“体系论”者有两类。一类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体系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着手进行研究。例如，王红续从外交本体、外交认识、外交过程切入，研究中国特色外交。[4]另一类是从主要理念着手。又如，秦亚青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主要以时代观、秩序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定位为重要前提。[1]再如，王栋、朱晓凡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思想，兼具“使命意识”、“时代精神”、“创新思维”和“战略意识”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得以形成。[2]
笔者在借鉴“阶段论”“总体论”“体系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体系要素论”，即从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内外环境和历史使命、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等四大要素进行研究。[3]
首先，内外环境和历史使命。内外环境主要指客观存在，但还包括对其的认识和判断。内外环境是中国外交理论产生、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也是最终予以判断、作用和检验的根本。因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外环境就是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由此可见，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其次，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抓住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就是抓住中国外交的本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努力维护和推进国家利益，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基本理论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世情国情相结合的结晶一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后者在外交领域则主要体现为邓小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
再次，战略思维和战略布局。外交战略的主要任务是要对总体思想和基本理论进行全面、系统和长期的部署，主要包括战略思维、战略目标、战略条件、战略布局和战略途径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就是根据这些战略思路进行的，在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的基础上，向领域外交、全球治理、“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向拓展。
最后，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中国外交政策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特点。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主要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和正确义利观等。但是，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体现出足够的灵活性。此外，中国对外关系的工作方法是落实外交政策原则的主要途径，特别注重整体和局部、长远和当前、中方和他方、重点和一般等的辩证关系，这些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40年里不断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结语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作为中国全局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外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分析国内外形势，积极营造有利的内外环境，成功应对各种挑战，不断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有力地推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事业。
在人类社会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习近平外交思想应运而生。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总目标和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
当前，中国外交既存在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日益增多且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外交更需要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科学客观地认识国情世情，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有效應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挑战，开创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从更长远的时间框架和地域、领域的范畴看，中国外交还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实践和理论建设，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在此历史大背景下，中国学界任重而道远，肩负历史重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中既要提高政治站位，也要加深学术厚度。中国学界只有提高政治站位，才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同时，中国学界只有加深学术厚度，才能实现政治理论和学术理论的融会贯通，建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促进相关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加强社会主义智库建设，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贡献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事业。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 71/4441902.html。 （上网时间：2018年8月15日）
[3]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第1版。
[1]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2]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2012年7月24日。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4]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第3版。
[1] 韓振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究竟是何时提出的”， 《北京日报》2008年7月2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 0/49152/7542100.html。 （上网时间：2018年8月15日）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9页。
[3]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12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2011年9月。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43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5页。
[5] 同上，第320-321页。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一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442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9页。
[3] 同上，第417页。
[1]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1]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2-356页。
[2]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5页。
[3]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 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页。
[3]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9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62-63页。
[1] 高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历程与启示”， 《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第17-18页。
[2] 岳鹏：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观念的与时俱进”，光明网，2018年6月13日，http：//share.gmw.cn/www/xueshu/201 8-06/13/content 2925 8021.htm？from=singlemessage。 （上网时间：2018年8月1日）
[3]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人民日报》2018年6月22日，第7版。
[4]王红续：“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 《当代世界》2011年第6期，第32页。
[1] 秦亚青：“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9页。
[2] 王栋、朱晓凡：“浅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及实践”，《国际展望》2017年第6期，第113页。
[3] 参见杨洁勉： 《中国外交理论和战略的建设与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3-92页。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中，企业理论同样处于不断的发展与演化过程。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企业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回顾与梳理，着重探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
〔关键词〕西方企业理论；现代企业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近几十年来，企业逐渐成为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形成不同的企业理论流派，并不同程度地推动企业理论体系趋于完善。西方企业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发展速度非常快，这是与西方企业界的实践紧密相连的。
现代企业理论体系的构建始于20世纪30年代，对理论研究的盛行则主要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现代企业理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交易成本理论为源头的主流企业理论；另一类是在对主流企业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非主流企业理论［1］，两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上都存在矛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理论的发展过程从不同的角度做了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献。比如杨小凯［2］发表的《企业理论的新发展》，唐海滨［3］发表的《西方企业理论的发展》，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自Coase在1937年的经典论文发表到90年代初期间企业理论的发展。近些年来，企业理论又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
19世纪末形成的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理论是它的核心，称为新古典企业理论。假定企业生产的商品是无差异的，投入和产出是在现场完成的，技术被假定是外生的，并假设企业是完全理性的［4］。以这些假定条件为前提，把企业看做一个生产函数，从外部研究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用最优决策进行生产分析。企业内部被当做一个利润最大化的转换工具，被称为“黑匣子”，一端是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的输入，另一端是产品和劳务的输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将企业看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主体来研究的。凡勃伦虽然揭示了企业的基本活动和目标是增加财富，但仍然将企业置于生产过程之中。因此，新古典企业理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企业理论，它没有就企业的一些基本问题给出解答，比如企业为什么会出现，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企业的规模如何决定，企业内部如何运行，以及企业是选择生产还是从外部市场购买等问题。Coase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是：新古典环境下的企业理论只是一种研究要素最优组合的生产理论，而不是企业理论［5］。
二、现代企业理论演进
关于现代企业理论，本文从交易成本、团队生产和委托代理三个方面对现代企业的发展演化进行综述。
（一）交易成本理论
1. Coase理论
1937年Coase发表了经典文献《企业的本质》，标志着现代企业理论的诞生。Coase首次指出“当资源的导向依赖于企业家时，由一些关系系统构成的企业就开始出现了” ［6］。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其原因在于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Coase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正是Coase建立的经济分析法体系在把交易作为基本单位后，才把研究对象转移到企业这个主要经济组织体制上来，建立起交易成本学说［2］。
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即交易不存在摩擦和成本，也就没有交易费用这一概念。现实中市场价格机制的运作是有摩擦和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价格发现的成本。什么是企业？对于这一基本问题，Coase认为，企业是通过“权威”和“命令”来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市场通过企业协调经济活动，企业的出现是一种协调机制对另一种协调机制的替代。如果某种交易在市场上完成的费用大于在企业内完成的费用，那么交易就会在企业内完成。因此，企业的本质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
关于企业的规模问题，Coase借用了交易成本法做了分析。节约交易费用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相对大小，是决定企业规模的主要因素，其约束条件是一个企业将扩大到某种交易在市场上完成的费用等于在企业内完成的费用，或等于另立一家企业的成本。根据Coase的理论，市场发达程度越高，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就越小，企业越是难以发展。从企业成长这一角度看，Coase的企业理论存在缺陷。之后几十年间对企业纵向横向一体化扩张的分析络绎不绝，最著名的有Williamson的资产专用性分析和套牢问题［7］，Hart的核心资产和剩余控制权概念［8］。
Coase的企业理论可概括为：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单位，比较制度分析法是基本分析方法，交易方式的选择是为了交易成本最小化。由此形成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假定是：在市场上所观察到的契约形式，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含的，都可以看做是在给定信息制约条件下，使专业化了的生产要素间的交易费用极小化的某种反映［3］。
Coase对企业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贡献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70年代以后的企业理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Coase交易成本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两个分支：一是Williamson借鉴有限理性假定，假定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理论，证明事前的合约是不完全的［7］；二是Cheung［9］和杨小凯［10］发展的间接定价理论，认为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手段，企业的功能在于节约交易费用。
2. 资产专用性理论
Williamson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是Coase理论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他发展和完善了Coase理论并形成严密的体系，在企业与市场替代关系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Williamson将交易分为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交易发生的频率和交易的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是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7］。具体来说，专用性资产是为支撑某种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它一旦形成，投资于某一领域，就会锁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若再他用，其价值就会贬值。资产专用性的范围包括场地、物质资产、人力资产、专项资产、品牌资产以及临时性资产等的专用性。
在其后的研究中，Williamson又对资产专用性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资产专用性是资产交易的专用性，它与沉没成本有关，这种专用性实质上是一种套牢效益，它只有在不完全合约的背景下才会表现出来，因此，企业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纵向一体化扩张就是必然的。企业专用性投资的增加，由于敲竹杠的缘故会增加市场交易成本，进而会增加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11］。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能有效避免市场交易中的敲竹杆现象，从而节约交易费用。
Williamson之后，资产专用性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Alchian和Demsetz从资产专用性出发，推导出可占用性准租的概念［11］。Grossman和Hart从不完全合约出发，指出一体化水平取决于当事人控制专用性资产的程度，剩余控制权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核心内容［12］。Hart 和Moore承袭1986年的研究，讨论了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交易区别问题，研究的焦点落在一体化发生时的所有权变化对资产专用性投资的效率问题［8］。Dow的模型建立在合约的不完全性和资产专用性的基础上，对资本雇佣劳动命题进行了论证［13］。Blair［14］对Dow的模型提出了质疑，认为企业是一种特型实物资本与特型人力资本联合专业化资产的运用，由此拓展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综上所述，资产专用性理论的核心思想都是在不完全合约的背景下，为保护专用性资产投资者免受机会主义行为困扰，从而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让专用性资产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确保企业合约的效率，强调了非人力资本的专用性。
3. 间接定价理论
间接定价理论模型是由张五常、杨小凯和黄有光在对Coase企业理论独特性的理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五常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企业并不是为取代市场而设立，而仅仅是用要素市场的契约取代产品市场的契约，使用企业内部的剩余权力的间接定价方式替代市场上的直接定价方式。企业与市场的区别和替代变成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区别和替代。
杨小凯和黄有光基于Coase和张五常的思想，借助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这三方面因素，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化均衡的契约模型，模型的突出之处是把企业所有权的内部结构与定价成本相联系，同时把企业的均衡组织形式与交易效率相联系。管理者对剩余的索取权体现了管理服务的间接价格。
（二）团队生产理论
大部分交易费用经济学将研究重点放在对市场和企业（纵向一体化）的选择上，而以 Alchian和Demsetz为先导的理论更关注于企业内部结构（横向一体化）的问题，他们在1972年发表了论文《生产、 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 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 Alchian和Demsetz并不认同Coase理论，认为企业并不是以权威或命令控制下的长期劳动雇佣契约关系，而是生产的团队和以“中心签约人”为中心的一组契约［11］。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投入不是简单的组合，产品也不是由各个生产要素简单地相加，生产要素归属于不同的成员，并指出团队生产中主要面临着计量和监督两个问题。
团队生产理论将企业的分析深入到了企业成员之间的合同关系，认识到了企业成员合作的行为性质并分析了企业内部的激励结构问题，提出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问题。理论主要包括团队生产中的计量问题、组织安排、信息结构、权力安排和报酬制度等问题。对于许多工作来说，计量问题无法解决，就会导致团队成员 “偷懒”，因此需要设立一个监督者，将剩余索取权交给他，以保证监督的积极性。于是，企业家出现了，企业也随之产生。
团队生产理论经常被用来证明“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Holmstrom和Tirole《企业理论》（1982）一文的综述中进一步强调了剩余索取权在解决企业激励问题的重要性［15］。将剩余索取权赋予要素所有者，由于资本比劳动贡献更难预测，因此，应该是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张维迎进一步指出，应该将企业所有权赋予团队生产中作用最重要的要素所有者，在企业中具备这个特征的要素是资本家才能［16］。而张五常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偷懒和理性是重复的，计量和监督问题本身就是信息成本问题，而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17］。团队生产理论只从生产的角度谈论企业，对企业存在的解释并不完全。
（三）委托代理理论
随着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Spence和Zeckhauser、Ross、张维迎、Mirrlees以及Holmstrom［18-21］等以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前提，创立了委托代理理论。Arrow指出，委托代理关系之间是一种更复杂的函数关系。委托人事先确定一种报酬机制，激励代理人尽职尽责。代理人据此选择自己的行为，以求的自己福利的最大化。当存在隐蔽性行为和专有知识时，可以通过选择一种合适的报酬方式，无限接近帕累托最优［22］。
委托代理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委托代理理论把代理成本引入企业理论，透视更加多变的企业权力结构，考虑了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研究了产权、代理与企业的关系，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法以指导委托者设计最优的激励方案，对代理人的外部激励与约束变成自我激励，使代理人为委托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而工作，以避免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并达到双赢的效果。
委托代理理论是建立在完全合同基础上的，它对于企业本质和边界等基本问题不能做出解答。另外，这只是一个局部均衡模型，在企业的实践指导中也有一定的局限。
三、企业理论的最新进展
作为现代企业理论的延伸与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使企业的相关研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深化。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涌现出大量以交易费用、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等概念为核心的研究成果，形成以“股东至上”为主导的主流企业理论。同时，在美国和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里对主流企业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Penrose和Ansoff进行了开创性研究。Freeman、Blair和Mitchell等致力于完善理论的框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Blair［23］认为公司不是简单的实物资产的集合物，而是一种治理和管理者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契合了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地位提高的趋势，符合企业可持续发展观。
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的区别在于，所有参与了关系投资的合作者，都是“相关利益者”（见图1所示）。那么，如何界定利益相关者，即谁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的特征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米切尔对30多种利益相关者的定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做了归纳和分析［24］。简单地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看成一个整体来进行实证分析与应用推广，几乎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25］。如果利益相关者本身都界定不清，那么就无法开展基于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公司治理了［26］。目前，界定利益相关者比较通用的方法是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平分法。
虽然利益相关者理论起源较早，但迄今为止，理论尚不成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在加强自身理论体系的建设之外，还要注重实践运用。今后在理论的探索研究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明确利益相关者理论内涵的界定和分类，加强利益相关者理论量化研究，强化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证研究。
（二）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
从 20世纪 90年代早期开始, 一些学者把基于知识的理论应用到企业理论的发展中，以Demsetz的理念为基础，Connor、Kogut和Zander等开始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讨论, 也有来自Penrose、Arrow和Hayex等学者的知识中心论，Nilson与Winter的演进经济学，Polanyi等认识论的新贡献，使基于资源或知识的发展成为企业理论的首要目标。该理论从知识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存在和产生的理由，将企业看做知识一体化的制度，其异质性来源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知识积累和知识水平的差异，并指出是企业能力大小决定了企业的边界。
到目前为止，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其一，企业是知识的大仓库，知识是企业理论的核心，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获取、吸收、利用、共享、保持、转移和创造知识的学习性系统，是一种使知识一体化的制度；其二，知识能给企业创造活力，企业学习和创造知识是企业维持活力的基础；其三，企业对知识的管理既包括对显性知识的管理，也包括对隐形知识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对两种知识之间转化过程的管理。
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与主流企业理论相比，仍处于发展阶段。理论发展中还存在几个问题：一是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工具；二是注重了企业生产的一面，忽视了企业交易的一面；三是强调了企业中的认知问题，忽视了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如何认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怎样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理论，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面。目前在实践中的主要应用领域有企业技术创新、企业的组织设计、企业战略理论的创新以及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等方面。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西方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但到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果，也没有很明显的学派划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也叫多元论企业社会责任学派或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学派。主要观点是：企业各种利益群体，包括股东、社团、顾客、劳工和员工、各级政府、供应者、资金提供者和其他利益集团所环绕，企业除了要为其股东赚取合理利润外，也应为各有关利益群体履行其应负的社会责任。代表人物是学者Howard，代表作是1953年出版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书。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府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27］。其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Friedman［28］和Carroll［29］等。
20世纪60年代以后，慈善事业、雇佣关系、资源和环境保护以及产品质量责任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凸现以及对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使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逐渐深入，成为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热点问题。企业为什么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社会责任？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学派的观点引导着学术界和企业界人士对于企业的社会功能进行全方位的思考。此外，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深入探讨尤为突出。
（四）其他理论
除上述企业理论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自己的企业理论观点。企业的能力理论强调企业是一个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的集合［30］。Teece等提出了企业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动态能力是指企业整合、建立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能力以便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31］。Granovetter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一文是企业网络理论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他提出了弱关系力量假设，着重探讨了网络内部的联系纽带［32］。另外，有学者从管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有，1981年美国管理学家Duchi通过总结日本企业管理经验之后，提出了企业文化概念［33］。为了应对21世纪制造业的挑战，美国在“21世纪制造企业战略”项目中提出了敏捷企业的概念，Rick Dove 是虚拟企业敏捷性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90年代有了新发展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此外，还有在全球企业并购浪潮冲击下出现的企业并购理论，以及企业融资理论等。
四、结束语
通过对上述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理论的梳理，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企业理论虽然视角各异，但是抓住了时代脉络，把握住了时代环境和企业现实，对企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通过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西方企业理论演化，可以发现在逻辑上经历了一个 “批判—发展—批判”的辩证螺旋式发展过程。
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看做是一个生产函数，目标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过程不存在摩擦和成本的假定。在继承与批判Coase理论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不同理论学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比如交易费用企业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间接定价理论、团队生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构成主流企业理论。Coase理论强调契约与企业家权威的关系， Alchian和Demsetz突出了契约与团队的思想，委托代理理论则指出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等非主流企业理论，否定了“股东至上主义”的所有权。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则从企业核心能力的角度出发将知识引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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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秀中）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提要：公平与效率是现代财政理论最重要的两个原则，围绕公平与效率，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财政、税收理论，基于此又提出了许多税制改革建议。介绍了现代税制理论的主要理论，归纳了众多学者针对税制改革提出的种种建议，探讨了现代税制理论对国际税制改革实践的影响，总结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税制改革呈现的不同特征。最后，根据主要的税制理论、税制改革思想以及国际税制改革实践，提出了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税制改革；公平；效率；税制结构；税收负担
DOI： 10.13483/j.cnki.kfyj.2015.02.023
一、现代税制理论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关于如何征税存在着很多争论。早在重商主义时期，古典税收原则已被系统地提出来，其中以亚当·斯密的“赋税四原则”最为著名，即平等原则、确实原则、便利原则、节约原则。而在现代财政理论中，公平和效率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则。税收的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不干预资源配置，避免对纳税人的行为造成扭曲。税收的公平原则，又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中，横向公平要求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缴纳同样的税收，纵向公平要求纳税能力不同的纳税人缴纳不同的税收。
公平和效率原则对税制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税制的几次重大改革也都是围绕公平和效率两个原则展开的。本文在此介绍对现代税制设计产生深远影响的三个税制理论：公平课税理论、最优税制理论和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
公平课税理论将公平原则置于较高的地位，认为税收制度应该实现公平的目标。正如上文所言，公平原则主要是根据纳税能力来确定其应缴纳的税收额度，那么如何衡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呢？由于一个人的收入可能来自多个方面，例如，工资和薪金、资本利得、租金等等，那么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应该可以由各项收入的总额更好地衡量，而不是单单考察工资或其他单项所得。因此，公平课税理论主张以综合所得为税基，课以累进的个人直接税，从而综合所得相同的个体需要缴纳同样的税收，即实现了横向公平，至于如何设置累进税率以实现纵向公平，该理论并没有过多涉及。同时，以综合所得作为课税基础，有利于扩宽税基，在税收总额固定的情况下，税基越宽则名义税率越低，有利于降低税收的超额负担和福利成本，即有利于效率原则的实现。公平课税理论对现实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工业化国家的税制改革，都采纳了公平课税理论的思想，主张以宽税基、低税率实现公平和效率目标。
最优税制理论并重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有效地将两者结合起来。最优税制理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用数量方法解决了如何课税的实际问题，之所以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该理论引入了社会福利函数，在社会福利函数中同时考虑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并将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进行了量化，还将公平目标和效率目标的量化指标同时纳入社会福利函数。当然，如何设定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就成为决定最优税制的关键，它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等因素，因此不同国家的社会福利函数相差很大，从而导致最优税制的国体之间的差别。最优税制理论通过综合考虑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特别是纵向公平，根据政策制定者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取舍，设计出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税制结构，制定合理的税率结构。虽然最优税制在理论上可以制定最优的税制政策，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例如，如何对公平与效率进行合理量化和取舍，如何设定个体的效用函数，如何准确获知所有个体的技能和收入，这些都制约着最优税制理论的实施，所以至今尚未得到广泛应用，对各国的税制改革影响相对较弱。
供给学派的税制思想更加注重效率原则，强调税收应该起到刺激供给、促进生产、提高收入的作用。供给学派认为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使用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作用，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对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政府也应该制定相应的财税政策来激励要素供给，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与凯恩斯主义不同，供给学派认为税收是通过改变工作、储蓄等要素的激励来影响经济的，而不是通过改变可支配收入进而改变总需求来影响经济的。相对价格理论为供给学派的税收主张提供了依据，相对价格理论认为税收改变了消费与储蓄、闲暇与工作之间的相对价格，进而改变了对生产的刺激，边际税率的影响尤其重要。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降低税率，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因为边际税率越高，对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损害越大，甚至导致地下经济、资本外逃、人才外流等后果，但是这也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可以说，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无论是对现代的税制理论，还是对各国的税制改革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此可见，公平课税理论和最优税制理论主要是研究如何对个人所得进行征税的税制理论，而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与企业的税收更为相关。根据供给学派的税制思想，政府为取得财政收入必须设定大于零的税率，一般而言，税率越高税收收入越高，但税率增高到一定程度后，继续升高就会使得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受挫，不仅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也使得税基随之缩小，相应地税收收入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当税收负担较高时，供给学派主张减税以刺激经济发展。
税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为何如此息息相关呢？税制改革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而这些税收负担最终要由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承担，体现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的税收负担。根据相对价格理论，劳动报酬的税收负担越重，闲暇的代价则越小，因此，重税负会打击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样，资本报酬的税收负担越重，消费的代价则越小，因此，重税负会打击人们投资的积极性。所以，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对于激励人们工作、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税制改革思想
基于不同的税制理论和税制思想，各位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税制改革的建议，归结起来，可以从五个方面来呈现现代税制改革的思潮。
（一）降低资本税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基于模型推导和实证研究，充分考虑不同税制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提出降低资本税的税改建议。Diamond（ 1967）研究了利息所得税的归宿问题。他采用两期世代交叠模型，代表性个体只在第一期工作并储蓄，第二期靠储蓄维持生活，研究发现利息所得税导致总的收入税率上升，进而有效工资下降。Chamley（1986）认为从长期来看，最优的资本税税率应该为零。他在政策层面指出，资本税存在着短期和长期的冲突，政府希望通过对资本收入征税来提高短期的收入，但是从长期来看，不对资本收入征税才是最佳选择。Lucas（1990）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把人力资本积累和内生增长的因素引入了分析，研究结果认为，社会应该尊重来自于资本的收入，并且不应该对资本进行征税。Judd（ 1997）的研究更是指出，在不完全竞争的动态经济中，对于资本收入的平均税率应该为负。
（二）以消费税替代所得税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又出现了用消费税代替所得税的税改建议。这些建议大都主张消费税能够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拉动经济增长。Summers（1981）研究认为，如果将资本所得税完全转变为消费税，那么产出将出现大幅增长。Fullerton等（1982）建议将当时美国的收入税制改为累进的消费税制，人们将选择更多地储蓄，而减少初始的消费，从而促进资本积累，经济将因此进入一个新的平衡增长路径，在新的路径下全社会将有更高的消费和资本积累。Altig等（2001）的研究也特别强调了消费税的优点。他们的研究指出，相比于收入税，消费税有利于刺激工作、减少消费，从而使得储蓄和投资增加，然而，消费税也存在着不累进甚至是累退的特点，这与税收制度公平性的设计目标有所背离。
（三）尝试单一税率
Hall等（1985）提出税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行单一税率的所得税，即对个人所得设立一个较高的豁免额，而对剩余部分的收入适用单一的比例税率。这一思想对1986年美国的税制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最高一档边际税率由1981年的70%，降到1988年的28%。出于公平性和政治因素的考虑，“单一税率”的思想未能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只有俄罗斯（2001）等个别国家采用。俄罗斯在个人所得税领域取消了12%、20%和30%三档累进税率，居民纳税人的主要收入适用13%的单一税率，另外设置了30%和35%两档补充税率。近年来，OECD国家的税制改革都呈现了“低税率、宽税基”的特点，这一趋势也与单一税率的思想相吻合。
（四）复合税
Mirrlees（ 1976）提出实现最优税收制度的方法是非线性所得税和线性商品税搭配，这种搭配做到了将税制设计的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兼顾。但是，很多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Atkirlson等（1976）证明在劳动和商品偏好是弱可分的情况下，非线性所得税可以独立实现次优，而不必与商品税搭配使用。Saez（2004）的研究认为，从短期来看，商品税等间接税可以协助累进的所得税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目标；然而，从长期来看，间接税是次优的，收入再分配的目标应该仅仅通过直接的累进所得税来实现。Fleurbaey（2006）认为，理想的税收制度应对某些消费免征商品税，并且对工作的穷人给予相对较高的补贴。他还提出即使在所得税不是最优的情况下，商品税也可能无法促进社会福利的改善。而Kaplow（2006）的研究指出，无论所得税是不是最优的，差别商品税都不是最优的，在任何商品税和所得税搭配的制度中，取消商品税都可以得到一个帕累托改进。然而，Cre-mer（2001）的研究表明差别商品税仍然是一个有效的税收政策工具，间接税作为最优税制的工具，其作用严重地被低估了。
（五）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
King等（1990）通过内生增长模型重新研究了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证明国家税收可以大大影响长期增长率。特别是对资本充分流动的小的开放经济体，税收政策很容易导致“发展陷阱”或“增长奇迹”。从福利的角度出发来看，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所得税增加10个百分点的福利成本比在新古典模型框架下大40倍。Barro（1990）将政府服务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都会随着政府消费性支出的上升而下降，随着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而先上升后下降。这些研究都涉及政府规模、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政府规模过大必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也有巨大贡献，那么如何寻求最优政府规模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从现实来看，许多国家已经在减少税收，却并没有相应减少开支，甚至导致严重的赤字和政府债务。
三、国际税制改革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税制改革，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税制改革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呈现如下特点：第一，降低税率、拓宽税基成为税制改革的主要方向。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主要是减税，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或边际税率有所下降，不过所得税的税基却有所增加，从而实际的税收规模并未发生太大改变。第二，近年来宏观税负出现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加大了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使得税收规模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表现为宏观税负水平的下降。第三，税制结构发生变化，增值税迅速推行，商品税比重有所上升，社会保障税地位提高，特别是近年来税制结构的变化更加明显，在许多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税和商品税都占有重要比例。第四，资本的税收负担减轻。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劳动力的税负较高，改革初期税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增加资本的税负，然而这却抑制了资本积累，因此，近年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又成为一种潮流。
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推进税制改革。第一，为适应经济发展趋势，建立了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了经济改革，推行商品经济，同时，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形成了商品和服务课税、财产税、所得税共存的局面，但仍然以商品和服务课税为主体。第二，增值税被普遍采纳，并成为主要税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了增值税，在许多国家增值税是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其中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增值税具有避免重复征税，有利于出口竞争，优化产业结构等诸多优点。第三，降低税率，扩大税基。一方面，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许多国家逐步调低税率，包括关税、企业所得税等，由于税收负担的减轻，对外贸易和国内企业都得以迅速发展，促进了就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逐步扩大税基，但是由于某些收入难以统计，使得税基的进一步扩大受到阻碍。第四，简化税制，强化征管。许多国家进行了税制简化，例如，减少所得税的税率档次，合并税种，从而提高了效率。同时，各国不断强化税收征管工作，例如，实行税款的源泉扣缴，根据综合所得申报税款，等等，取得了显著成效，税收收入大幅增长。
通过归纳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税改的共性是扩大税基，合理化税制，税收更加扁平化。不同之处在于，发达国家侧重不同税种的协调，结构的优化；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立足于经济发展，实现税收目标。可以说，这些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诉求，既与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税制差异，归结为税制结构和税收水平两个层面。
从税收结构上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直接税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低收入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中的欠发达国家，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进口关税占有重要地位，所得税及其他税份额较小，无社会保障税。（2）下中等收入国家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税制仍以流转税为主，但商品税份额较低收入国家降低，所得税比重特别是公司所得税比重增大，社保税比重较小。（3）上中等收入国家一般为逐步实现了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呈现所得税与流转税双主体的特征，普遍征收社保税。（4）高收入国家一般为发达国家，以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为主，社保税为重要税种，税收种类较多。由此我们看到，经济越发达，直接税占总税收的比重越大，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对间接税的依赖性更强。
从税收水平上看，随着经济发展，税收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反映一国税收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税收负担，下面我们主要以税收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各国的宏观税负。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1）英国等高收入国家宏观税负普遍较高，平均税负在30%～40%。其中，以丹麦、芬兰、法国等国为最高税负的典型代表，税负普遍高于40%；次高税负国以英国、加拿大、德国等为代表，税负介于30%～40%之间；此外还有以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等低于30%税负的一般高税负国家。（2）中上等收入国家税负水平一般为20%～30%，平均税负低于30%，属中等税负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税负较低，但有些国家税负水平却比较高，内部差异较大。如智利税负水平基本在20%左右，而匈牙利则高于35%。（3）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税负在20%左右。（4）低收入国家税负则大部分不足20%，有些甚至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税负高低与经济发达程度大致呈正相关性。
四、借鉴意义
国际税制改革围绕公平与效率两大原则展开，出现了降低资本税、实行商品税、合理设计所得税累进程度、减轻企业税负等税改思想与实践，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税收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也越来越被重视。不过，国际税制改革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例如，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税收竞争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保护的问题，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降低宏观税负与政府债务攀升的矛盾，等等。
面对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在借鉴国际税制改革经验的同时，我们要立足我国的现实情况，制定适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与基本国情的税收政策与税改方案。对此，笔者建议：
第一，坚持流转税与所得税的双主体地位，逐步扩大直接税比重。增值税是我国最大的税收来源，而发达国家基本以个人所得税为最大税源，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判断两种税制结构的优劣，更何况发达国家也在试图以商品税代替所得税以刺激储蓄和投资。同时，我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人们的收入水平偏低，导致所得税的税基较小，也没有达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条件。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以流转税与所得税的双主体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直接税税基的扩大，逐步提高直接税所占的比重。
第二，稳定税收规模，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虽然税收水平提高会抑制经济发展，但政府支出也会促进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权衡取舍。目前，国际上减轻宏观税负的呼声很大，许多国家也在缩减税收规模，但也引发了政府债务攀升的困境。所以，我们要谨慎对待税收规模的调整，避免引发经济发展受阻、债务危机等问题。相对于税收规模的调整，我们更应该注重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增加政府生产性支出，减少政府消费性支出，将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简化税制，拓宽税基。简化税制可以降低税收的履行成本，避免重复征税；扩宽税基可以避免税收逃避，有利于促进公平，扩大税收收入来源。我国目前所进行的营改增就顺应了简化税制的趋势，解决了重复征税等问题，应进一步深化营改增。同时，我国需要在拓宽税基方面多做努力，一方面强化税收征管水平，避免偷税漏税现象，例如，某些行业不开或少开发票的避税行为，又如，没有纳入税收监管的地下经济；另一方面要根据现实开展新领域的税收工作，例如，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必须加强该领域的税收征管，否则会巨大的税源流失，等等。
第四，给予知识与技术行业更多优惠，特别是对经济有巨大推动作用的行业。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知识和技术对经济有巨大的带动作用，税收应对这些行业给予更多优惠，鼓励科技研发和科技创新。目前，我国为高新技术企业设定了较低的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这有效推动了知识和技术行业的发展，不过我们还需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批工作，杜绝将非高新技术企业审批为高新技术企业，否则将起不到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效果，还会造成税源流失、企业间不公平竞争等问题。
第五，有效利用税收手段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根据供给学派的税收理论，税收通过改变资本和劳动的收益，进而影响整个经济，我们应有效利用税收的这个作用来解决现实的问题，例如，可以提高环境污染严重企业的税率，抑制这类企业的发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