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法律政治经济原因论文范文第1篇
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阿拉伯半岛，除了西南部地区曾经建立过几个国家外，其余广大地区还未真正进入阶级社会。
公元4世纪以后，在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以游牧为生的贝杜因人逐渐扩大了生存空间，而曾经一度出现的早期的城镇和商站却趋于消失，尤其是伊斯兰教的产生的希贾兹和纳季德地区，统治地位一直把握在贝杜因人手中。由于沙漠特殊而且恶劣的自然环境，贝杜因人为了养骆驼和羊，不得不逐水草而居，年复一年沿着固定的路线进行长途大规模的游徙，由于水草地稀少，贝杜因人只好化整为零，以十几个家族为单位，组成一个游牧群体，但群体之间保持着联络。在特殊情况下，贝杜因人可迅速形成几百人的武装力量，帐篷成为家庭、区域、氏族的标志。即一个帐篷为一个家庭；几个帐篷组成一个区域；几个区域构成了更大范围内的氏族；有共同祖先的氏族则组成了部落。这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维系要素的社会雏形。在这种社会中，贝杜因人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
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人还生活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他们“生活在家族里，为家族而生活，完全忠诚并献身于他们的家族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氏族和部落”。氏族部落首领由选举产生，部落首领被称为“谢赫”（长老），一般由德高望重之人担当。贝杜因人的权利和义务是属于整个氏族的，一切重大决策都不是谢赫一人说了算，而必须由所有氏族成员一致赞同并由长老会决定后才能实施，这体现了贝杜因人中间的民主平等关系，谢赫的日常工作是维系部落的团结、协调成员关系。同其他氏族部落一样，贝杜因人的氏族内部十分团结，氏族血缘要求每个氏族成员绝对忠诚于氏族。但同时，每个氏族或部落又都认为本氏族或部落是至高无上的，可以任意欺凌其他氏族部落。因此，杀死本族成员，凶手要被逐出氏族；而杀死了外族人却非但无罪，还被视为英雄。当受外族人侵害时，全氏族都要报仇，即血亲复仇。血缘关系是他们处理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主要依据，他们一生都受这种关系支配。血亲复仇使各氏族、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有的战争甚至延续几代人。如台格利卜族和伯克尔族同属于瓦衣勒部落。因为台格利卜族的一位头目伤害了伯克尔族的一位老妇的骆驼，两者之间的复仇战争延续了40年，几乎同归于尽。阿塔凡部落的阿卜斯族和祖卜扬族因赛马发生纠纷，酿成几十年的流血冲突，直到伊斯兰时期。连绵不断的部落战争，使血缘关系严重地遭到破坏，迅速加速了氏族部落制度的解体，许多中小部落为了保障自身安全，纷纷投靠强大的部落，寻求保护。这样，这种倾向就使贝杜因人走向联合。阿拉伯人逐渐从部落孤立中摆脱出来，为了保证部落联盟的存在，各部落之间不再轻易进行战争。
阿拉伯半岛地处交通要冲，自古就是东西贸易必经之地。在伊斯兰教产生前，由于阿拉伯半岛的社会落后和长期分裂，阿拉伯人还受到拜占廷和波斯两大帝国的控制和威胁，诸如也门曾两次被埃塞俄比亚侵占，中心城市麦加也曾遭到围攻（即公元570年的“象战”）。这些入侵及威胁从而成为阿拉伯人奋发图强、要求民族统一、抵御外侮的促动力。“象战”之后，阿拉伯人民族意识觉醒。
公元585年，麦加古莱西部落中基纳奈族和盖斯族之间发生了“邪恶之战”（查菲尔之战），这场战争杀人如麻、惨绝人寰。许多人对这样血腥的部落战争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为此，古莱西贵族被迫召开了贵族联席会议（正义会），这是阿拉伯各部从“部落孤立”走向“部落联合”的重要一步，也是部落联合的进一步表现。
公元605年，麦加遭遇洪灾，各部落供奉部落神的地方克尔白天房被毁，时年35岁的穆罕默德号召各族联合起来，共同重建天房，这得到各氏族的一致赞许。这在过去是没有先例的，它充分体现了人心厌乱，渴望统一的倾向。
由于贝杜因人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所需的太多生活资料依靠外界供给，造成各部落通常为了争夺牲畜、牧场和水源而发生冲突，“‘抢劫’和‘掳掠’成了他们的职业。劫掠本是一种盗贼行径，但是，沙漠生活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使贝杜因人已经把劫掠提升到了一种民族风俗的地位。”也成了表现他们大男子主義的方式。因此，绿洲和定居地区的各种产品常通过这一活动落入游牧群体手中。定居者和贝杜因人相互交往的另一种方式是提供保护和征收供品。这种交往大多存在于较为强大的游牧群体和地寡人稀的绿洲之间。贝杜因人往往以提供保护作为条件，向绿洲定居者征收他们所需要的产品。
在广袤的阿拉伯半岛，游牧和定居两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相互依赖和彼此制约。定居者常需要游牧经济的诸多产品作为供给，而游牧者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和生产水平的低下，他们却需要定居者提供各种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定居者和贝杜因人之间存在相互交往的客观需要，因此，在伊斯兰教产生前，定居者和贝杜因人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经济贸易关系。
在阿拉伯半岛上，定居的阿拉伯人与孤立发展的游牧部落正好相反，他们在蒙昧时代就曾与临近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密切地联系着。他们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都曾受到这些人的很大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西方贸易的发展变化。纵贯半岛的商路，从也门经麦加直通叙利亚，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的主要通道。地处商路中段的麦加城由于渗渗泉和供奉各部落神的克尔白古庙位于城中，麦加就成了东西方贸易中转站和贸易集散地。每年春季，大批阿拉伯人来到这里举行定期集市、朝拜部落神。麦加的古莱西贵族凭借管理克尔白古庙、控制水源、征收集市税等特权，获得了巨额收益，地位愈来愈重要。此外，他们还同中小商人一道从事过境贸易，牟取暴利。而一些下层平民和贝杜因人则受雇于商队，以向导、保镖和脚夫来谋生。为了保持商道通畅，麦加城同周围各部落签有安全契约。各部落保证麦加商人平安通过，而麦加则保护各部落朝圣和贸易安全。这种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是麦加与周围地区的联系逐渐加强。与此同时，伴随着财富的增加，商业竞争和私有观念逐渐萌发，原有的氏族社会出现了分化。富裕氏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竭力利用氏族制度和宗教仪式来掩盖其剥削欺诈行为，他们通过部落议事会形成了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古老的氏族部落制度在城市居民中开始走向解体。
公元6~7世纪，游牧部落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出现了畜牧业贵族，他们占有大量的绿洲和草地，拥有纵多的牲畜和奴隶。在定居氏族部落中，特别以麦加为代表的城市世袭贵族和商业贵族，他们掌控着半岛的经济命脉，控制东西商道和农耕地区，甚至还和游牧贵族勾结，共同压榨游牧民，大量的城市手工者、小商人和游牧民在各种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下，逐渐失去了人身自由，慢慢陷于为贵族服务的境地。加上外族的入侵，阶级的分化更加明显。阿拉伯半岛在波斯占领期间，传统商路发生了变化，开辟了经两河流域直达地中海的新商道。传统商道的改变使麦加开始衰落，许多商人及为商人服务的阿拉伯人破产失业。为了摆脱困境，大商人利用高利贷对农村和牧区进行盘剥，其利率有的高达百分之百，许多人负债沦为奴隶，加上处于异族统治之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空前激化，一场大变革呼之欲出。
参考文献：
[1]（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M]，商务印书馆，1997年。
作者简介：
刘燕，贵阳市第三十四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