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范文第1篇
摘要：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快速发展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及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迅猛．而在某些行业如房地产、汽车制造、水泥、钢铁及有色金属等行业，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这些现象引起了人们对当前经济增长状况的担忧，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了，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趋势，需要降温；而有人则认为中国仍然处于消费不足的状态中，还要进一步启动经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本文使用统计数据来做检验，并进行货币政策分析．
关键词：经济过热；货币政策；回归模型
货币政策范文第2篇
编者按
资产价格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非常关注的一项内容。目前，国内资产价格最受瞩目的当属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国内股市的火爆行情自不待言，房地产价格也是越调控越涨。宏观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一季度GDP增长11.1%；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年同期上升1.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大幅上涨46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31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526亿元，同比增长23.7%。此种情形之下，对于国内资产是否存在泡沫，如果有泡沫应如何抑制的讨论也不时见诸报端。本文作者从中日两国情况对比入手进行分析，阐述了他独特的观点——现行的货币政策不能有效抑制资产泡沫。
眼下，国内价格持续飚升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已成人们关注的焦点。2006年，中国股市可谓风光无限，沪深两市股票总成交量达90468亿元，较上年增长186%，涨幅居世界第一，把最为活跃的美国股市远远地甩在了身后。2007年以来，中国股市这只“劲牛”在众散户及基金的簇拥之下没有丝毫脚步放缓的迹象，此前曾被视为不可逾越的沪综指3500点转眼被轻松越过。对股市的乐观情绪正弥漫全国，散户投资者的开户数屡创新高，甚至有经济学家预言股市可能涨至10000点。
与股市的火爆并驾齐驱的是房地产价格的强劲上涨。1998年以来，全国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年均上涨６.5%，比居民消费价格年均0.6%的涨幅高5.9个百分点，北京、广州、上海等大中城市房价上涨幅度更大，年均涨幅超过了10%。据北京市建委、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北京房价涨幅达19.2%，2006年第一季度房价涨幅达14.8%,全年涨幅超过了15%。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2007年3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月份全国房价格涨幅为5.9%，深圳、北京房价涨幅近10％。以北京为首的大中城市房价无论是与CPI指数还是与GDP增长率相比，都显得增长过快。
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使2006年中国GDP增长率突破了10%。笔者认为，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狂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远离均衡价格的资产泡沫。尽管泡沫仍有一定的膨胀空间，但只要是泡沫，破灭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泡沫吹得越大，破灭就越是惨烈。
日本无疑是一面折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形成及破灭过程最好的镜子。20世纪80年代，日本地产涨幅之巨令人瞠目，其国土面积仅相当于美国的二十六分之一，然而日本土地的总价值却几乎是美国的四倍，房地产平均价格是美国的100倍。与此同时，日本股市之狂热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85年末，日经225股价指数收于13083点，1989年末涨到38916点，四年累计上涨197.45%。1989年底，日本股票市值占全球股市总市值的41.7%，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仅靠巨额资金堆积的资产泡沫最终未能逃避破灭的命运。1989～1990年，日本政府连续加息，并实行减少货币供给的紧缩货币政策，使基准利率从2.5%迅速升至6%以上,
M2增长速度也从1989年的12%跌至1990年的7.4%，到1991年更是降至2.3%，直接刺破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资产价格暴跌，银行坏账剧增，经济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之中。
目前，为了避免资产泡沫带来的风险，中国货币当局果断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从4月16日起再次调高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比率0.5个百分点，使存款准备金比率升至10.5%，这是年内第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自3月1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使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升至7.11%，这是央行自2004年10月29日以来的第五次加息。但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否抑制日益泛滥的流动性过剩及由此引发的资产泡沫？如何才能避免日本式的泡沫经济及其长期萧条的后遗症在中国上演？
资产泡沫挑战货币政策
笔者认为，仅靠目前的货币政策无法扼制流动性泛滥，也无力防止资产泡沫的膨胀。
首先，目前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之一，在于货币供给速度过快，M2增长速度超出了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合理比例，而导致过快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外汇储备骤升而致的外汇占款快速膨胀。
2001年以来，广义货币供给M2增长率一直远高于GDP增长率（见图1）。近6年来，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8.57%，而M2的平均增长率则高达17.66%,后者为前者的2倍,超出了国际上M2供给速度与GDP增长率之间1.5倍的合理比例。而货币供给长期居高不下的直接原因是外汇储备的激增。2001年以来，贸易项与资本项的巨额盈余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见图2），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而中国的GDP仅相当于日本的一半。
过量的货币供给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流动性过剩，过多的货币如果追逐有限的商品就会导致物价持续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其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就会促成资产泡沫。至于最终产生何种结果，取决于一国的储蓄率。
据统计，2004年美国毛储蓄率为14%，英国为15%，欧元区为21%，日本为28%，中东欧国家为19%，西半球和非洲国家为21%，独联体国家为30%，亚洲新兴经济体为32%，中东为
35%，整个亚洲发展中国家为38%，而中国为惊人的44%。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就是流动性过剩、高储蓄率、房地产偏好等因素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今天房地产市场的欣欣向荣和股票市场的热火朝天与日本泡沫经济时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次，外汇储备激增之所以传导为货币供给的过快增长，根源在于中国当前的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在当前的汇率生成机制之下，仅靠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受到了严重抑制。
尽管人民币汇率制度已变革为参照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传统的结售汇制度、银行外汇结算头寸限额和中央银行干预三位一体的外汇生成机制并未改变，这使中央银行肩负起干预外汇市场的义务，只要资本账户、经常账户持续盈余，央行支付的外汇占款就会随之递增，如果不能充分冲销，货币供给就会快速增加，从而引发流动性过剩，甚至流动性泛滥。分析6年来人民银行因干预外汇市场而形成的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供给的变化（见图3），可以发现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持续上升，到2006年底外汇占款余额已经超过基础货币的供给量，这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受到很大影响。要降低基础货币供给量，人民银行就需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公开市场操作、减少央行再贷款等工具方可实现，但这些货币工具操作的空间有限，而外汇占款形成的基础货币不仅增长迅速，且具有刚性。因此，外汇储备的变化基本上左右了基础货币的供给趋势，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失去了独立性，经济中的货币存量变成了受贸易项盈余、资本项盈余及汇率水平影响的内生变量。
第三，当前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及加息政策只对货币存量产生影响，而对受外汇储备变化决定的货币供给（流量）影响甚微。
据统计，2006年人民银行外汇占款净增加额高达2.22万亿元,而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仅能冻结商业银行约1500亿元法定准备金，同期实际基础货币供给量为1.34万亿元，如果仅靠准备金冲销掉所有过剩的基础货币供给，则存款准备金比率至少要上调3%，这将大幅提高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成本。因为央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为1.89%，远高于商业银行0.72%的活期存款利率；同时，由于外汇占款形成的基础货币供给并不均衡，出口创汇量大的东部地区获得的货币供给相对较多，而出口创汇较少的中西部地区得到的货币供给就会较少，但存款准备金比率却是统一的，本来资金就短缺的中西部地区的问题会更加严重，从而加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对于资金充裕的东部沿海地区，存款准备金比率上调根本无法对冲掉过剩的资金，因为贸易项和资本项盈余仍保持着快速增长。
2001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平均高达36.61%，由此形成的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供给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央行票据、公开市场操作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贸易项盈余和预期人民币升值而流入的热钱会导致外汇占款持续增加，由此引发的基础货币供给激增显然不是紧缩货币政策所能抑制的。因为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会使低收益资产在银行总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高，由此导致银行总体盈利水平下降，显然不利于其与国外银行之间的公平竞争。加息也是央行减少流动性过剩的货币工具，但升息会缩小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利差，在人民币小步缓升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升息会使国际套汇、套利热钱会大量流入中国，进一步加剧资产泡沫；但不升息会则使已相当严重的资产泡沫继续膨胀，暴利的诱惑和无风险的人民币升值收益则会招惹来大量的国际热钱，其结果极可能导致金融动荡。
货币政策与汇率机制剖析
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基本上还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不论是采用M1还是M2，基础货币供应量都至关重要。基础货币供应量取决于内生的经常项及资本项余额，从而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较大损害，这再度体现了固定汇率、独立货币政策与资本自由流动三者的不可兼得（三元悖论）。在资本项开放度不断提高的今天，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必须放弃近似固定汇率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要实行真正反映外汇供求关系和国际购买力的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就意味着将出现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局面，这与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的情形非常相似。
升值预期会导致出口企业投资减少，FDI流入量下降，国际热钱涌入，国内需求减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如果继续坚持人民币汇率小步缓升政策，豪赌人民币升值和投资股市、房地产的国际热钱将会大量流入，人民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不得不进行干预，由此形成的外汇占款将持续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进一步侵蚀，当前的资产泡沫将会继续膨胀，金融机构经营风险随之上升，盈利能力下降，金融系统安全性受到威胁。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总升幅为6.53%,由此推算央行的潜在升值规则为年3%左右,这显然遵循了渐进式改革的路径，此举短期内可以防止大幅升值带来的汇率风险和套汇国际热钱的激烈冲击。
日元无疑是汇率大幅骤升模式的代表。日本从1973年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之后经历近10年的升值历程：1977年9月～1978年10月，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64.50升为176.05,升幅50.24%；1985年8月～1986年8月,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37.10升至156.05,升幅为51.93%。日元汇率的大幅骤升短期内减少了日本经常项盈余，但不久日本经常项盈余不仅恢复到原来水平，并且持续增加。1995年日元兑美元汇率达到创纪录的88.17高位时,当年日本贸易项盈余仍达1500亿美元之巨。
本币升值对出口价格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会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进口原料、技术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下降也会降低本国产品的成本。80年代日元升值对出口价格的转嫁率约为50%，大大减轻了升值对出口的冲击。日本的事实证明，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而笔者判断，人民币即使大幅升值，也不会改变贸易盈余的格局，在出口的主要是需求弹性较小的商品时尤其如此。因此，在维持贸易项盈余，保持出口额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币值小幅缓升与大幅骤升的汇率政策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当前中国与80年代的日本有着惊人的相似：对美国拥有较大的贸易顺差，并由此产生了贸易磨擦；承受着外界要求本币大幅升值的压力；有着较高的储蓄率和较低的利率；面临着内需不足问题；经历了股市和房地产价格的大幅飙升。同时，中日两国也存在着显著差异：日本当时实行的是完全浮动汇率制，中国则实行的是央行干预下的浮动汇率制；日本当时已实行了资本项的完全开放，中国资本项目前则不开放；日元当时已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占国际外汇储备的8%，而人民币由于不能自由兑换仅是国内货币；日本央行对日元采取市场化的大幅骤升的汇率政策，中国央行对人民币遵循的是小幅缓升的汇率升值规则；日本央行在日元升值过程中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奉行的是紧缩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日本在80年代外汇储备并没有大幅增加，仅占GDP的2.7%，而中国目前外汇储备迅速膨胀，占GDP比重近50%。
中日比较可以发现，中日资产泡沫的根源不同——日本在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中国则缘于特殊的汇率生成机制，因此中国不能简单汲取日本的经验与教训。但所有资产泡沫都有相同的本质，即过多的投机热钱对有限资产的追逐，从英国的“南海事件”、荷兰的“郁金香癫狂”，到日本80年代的泡沫经济、美国2000年的网络狂热，莫不如此。
与货币供给相捆绑的非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导致货币供给的过快增长，是中国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的根源。所以，笔者建议，应切断货币供给与汇率机制之间的联系，实行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浮动汇率制度，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减少以向发达国家支付铸币税、通胀税为代价持有的外汇储备数量，尽快构筑广泛、公平的社会安全网，逐步降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真正扩大国内需求，推行独立、合理、系统的货币、财政及产业政策，抑制资产泡沫的膨胀和蔓延，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提升国民的生活标准与福利水平。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货币政策范文第3篇
17日召开的人民银行( )货币信贷工作会议给市场指明了今年货币政策的明确思路——货币信贷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稳”主要体现为“总量稳定”，“进”主要体现为“结构优化”。
具体来说，要加强和改善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保持适度流动性，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调节作用，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要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引导金融机构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着力支持小微企业、“三农”以及信贷政策支持的其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另一方面则是坚持改革创新。要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办法来改善货币政策调控，寓改革于调控之中，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根据需要创新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
货币政策范文第4篇
Taylor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实证检验
摘要：利用新凯恩斯理论框架下的状态空间模型。基于时变隐性通货膨胀目标对Taylor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适用性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在时变隐性通货膨胀目标的条件下，Taylor规则在样本时期内是我国的一种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名义利率的变动基本上能够与Taylor规则的利率调整要求相符合；同时，实际通货膨胀率围绕隐性通货膨胀率波动，通货膨胀率缺口具有“阶段性”的特点。
作者：石柱鲜 孙 皓 邓 创
货币政策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认为，日本货币政策的失误是其泡沫经济形成和破灭最重要的原因。本文通过回顾日本泡沫经济形成和破灭的过程，分析在全球经济失衡情况下，保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对于一国维持内､外经济平衡的重要性。
关键词:泡沫经济;货币政策;灵活性
一､全球经济失衡和美国的汇率､利率调整循环
当前国际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美国拥有巨额经常账户逆差，而盈余则集中于其他少数国家，全球经济发展失衡。这种情况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和美元霸权确立以后，除个别年份略有顺差外，美国其余各年度都是逆差，并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还导致了美元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由于长期的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会影响市场对美元和美国经济的信心，历史上美国往往通过美元的升值—贬值—升值和美元利率的上升—下降—上升循环，改善经常账户赤字，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特里芬难题。
例如在1985年，当经常项目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美国开始采取弱势美元政策，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大幅下降，美国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有所缓解。但与此同时，经济开始下滑。因此从1995年开始，美国继续转而实行强势美元政策，经常项目逆差继续增长。这种美元升值—贬值—升值的循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强势美元给美国带来的持续经常项目赤字状况。同时，这种汇率升值贬值的循环，引起了价值和财富转移:在美国实行强势美元时，美国的贸易逆差开始积累，各国以更高的代价逐步积累起美元资产，当各国美元资产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美元发生贬值，这些美元资产价值迅速缩水，美国贸易逆差减少，以较低的价格收回美元。
另一方面，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中处于核心地位，美国货币政策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可以从本国经济的景气循环出发，通过上调或下调利率水平，灵活调节国内､国际因素引起的经济波动。美联储在决定利率政策时，基本上不考虑钉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货币政策名义锚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因此美元利率的调整，往往会引起国际汇率水平的波动和资本流动方向的变化，从而对一些与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国家的经济金融稳定造成冲击。
图1中，1985-1990年的美元利率下降､上升，1995年前后的美元利率上升分别对日本经济泡沫的形成与破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如何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中，通过保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克服美元的升值—贬值—升值和美元利率的上升—下降—上升循环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对于一国保持宏观经济内外平衡至关重要。通过对日本1985-1990年货币政策的回顾，可以增加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二､“广场协议”和日元快速升值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走出“滞胀”，美国实施了以减税､放松管制为核心的财政政策，与此同时，美联储则通过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1979年，在连续三次提高利率后，美元利率明显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
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增加了美元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大量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持续､大幅上升。1979年至1985年2月，美元与其他10个发达国家货币的汇率上升了73%。美元的大幅升值导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特别是对日本逆差增加。1981年，美国对日本的逆差为199.6亿美元，到了1990年，上升到692.8亿美元。
1985年9月，为改变美国对日本巨额的贸易赤字和美元升值的局面，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美､日､英､法､原西德五国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召开了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决定共同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史称“广场协议”。随后，各国在外汇市场上实行协调干预，抛出美元，买入本国货币，诱导美元下跌。1985年底，日元汇率从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美元兑200日元。1986年，各国继续执行协调干预和缩小利差的金融政策，美元再次贬值，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150日元。1988年初，日元进一步升至1美元兑120日元，比1985年底上升了一倍。
三､实行超低利率为“泡沫经济”埋下伏笔
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极大冲击。为防止经济增长下滑，日本实施了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日本银行1986年上半年三次调低贴现率，从原来的5.0%分别降至4.5%､4.0%､3.5%。美元再次贬值后，日本银行又于1986年11月和1987年2月两次下调贴现率，使之降到2.5%这一前所未有的低水平上。从1987年2月到1989年5月，2.5%的超低利率维持了两年零三个月，为“泡沫经济”埋下了伏笔。
日本的国内储蓄率一直较高，宽松的金融政策又造成货币供应扩张。在政策宽松､资金充裕的大背景下，日本掀起了一轮设备投资热潮，投资的增长远高于消费的增长。1987年到1990年，民间设备投资以平均14.1%的高速度上升，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8%､6.0%､4.4%和5.5%，是同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最高的，称为“平成景气”。
低利率更是刺激土地和股票价格持续而急剧地上升。1984年到1989年，日本的土地价格暴涨了约两倍，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甚至达2.5-3倍;日经平均股价1984年还只有11000多日元，随后一路上升，1987年底，日本股票市场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股价上涨在1989年达到最高值39000日元左右，比1984年上升了两倍多。资产价格膨胀异乎寻常地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形成了以“土地泡沫”､“证券泡沫”和“银行泡沫”为特点的“泡沫经济”。
日本的货币供应量在1986-1990年的增长远远超过名义GDP的增长幅度，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呈上升态势，但是除股价､地价以外的普通商品价格几乎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没有发生变化。因此，面对货币供应､贷款急速增加，地价､股价等资产价格暴涨的情况，日本银行虽然发出过信号､提出过警告，但在制定､执行政策时并未反映出紧迫感，没有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与此相反的是，为了阻止投资者将资产从美元转向日元，引起更大幅的升值，日本银行持续地保持低利率。日本银行坚持认为，考虑到利率平价的影响，只有在美国保持较高利率的情况下，日本银行才有灵活调整再贴现率的余地。
四､持续加息使泡沫经济破灭
资产价格的上涨毕竟难以持续。到了1989年5月，由于资产价格出现持续､大幅上涨，日本政府逐渐感受到了压力，在美､欧各国纷纷加息的背景下，日本银行也不得不从1989年5月开始上调贴现率，此后又于10月､12月两次上调，使贴现率达到4.25%，贴现率的快速上调成了泡沫经济破灭的导火线。
从1990年开始，日本股价持续下跌。1990年8月30日，日本银行第五次上调贴现率至6.0%，对股市更是致命一击，股价在一个月内就跌至最低点20000日元，较年初的39000日元下跌了约50%。1992年8月18日日本股价降至14309日元，与1989年最高点相比下降了63%，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大股灾”。
紧接着地价也出现下跌。1990年4月，大藏省对不动产融资实行总量限制后，土地价格上涨势头被遏制。1991年全国地价下降4.6%，六大城市下降了15-25%，部分地区甚至降到一半以下。已竣工的楼房不再有人问津，曾经炙手可热的土地和住宅成为滞销货，房地产公司和在土地投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破产。
股价和不动产价格暴跌后，企业财务运营逐渐陷入困境，纷纷破产，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了巨额不良债权，信誉受损和收益下降。金融危机进而对实体经济带来很大影响。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陷入了零利率和通货紧缩的陷阱，实际经济增长停滞，开始了为期十年的经济萧条。
五､从日本泡沫的经济形成和破灭看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确出现了大幅升值。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真正对日本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达十年萧条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而是日本银行连续失误的货币政策。
在日元升值后，出于对宏观经济紧缩的过度担心，日本银行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快速下调了贴现率，使得金融市场流动性过于宽松;出于对汇率升值的过度担心，日本银行忽视了国内经济平衡，持续地保持了低利率;在低利率和过多的货币刺激泡沫形成后，日本银行又过于担心资产价格上升，匆匆忙忙快速下调了贴现率，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和金融市场的崩溃。
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年会期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谈到全球经济失衡时提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经常账户出现顺差或逆差是不可避免的，改变失衡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有关国家能做的是使国际金融体系尽可能保持灵活性，以吸收可能的冲击。
具体到货币政策，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经常账户出现顺差或逆差不可避免，流动性过剩是世界性的现象。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灵活性是十分重要的，要对有可能出现的国内外经济冲击保持预调和微调，而尽量避免剧烈的货币政策调整导致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大的波动，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参考文献:
[1]黑田东彦，日本汇率政策失败所带来的教训. 国际经济评论，2004，(1，2)
[2]王宇. 国际经济协调中宏观政策的可能失误-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与破灭. 经济研究参考，2004，(67)
[3]乌旸丹丹. 引发日本泡沫经济的金融因素及其启示. 日本经济，2003，(03)
[4]张颖.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必然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现代日本经济，2004，(01)
(责任编辑:周智立)
货币政策范文第6篇
摘 要：以2010 -2011年共计15家银行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分析探讨银行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内部控制有效性以及公司绩效三者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资本集中度是内部控制水平与公司绩效的中介变量，并且证明内部控制水平和公司绩效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望该结论能够为我国银行类上市公司进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提供依据，并为监管层制定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内部控制；股权集中度；公司绩效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随着内部控制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以及公司高层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识的深入，致使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2011年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主板100强中银行类的上市公司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共计三家，占总上市银行总数的1875%。受监管严格的金融保险业仍居于所有行业之首，其中金融保险业中的内部控制指数的前10强中的上市公司中就有8家是银行。从国内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现实可见，银行类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都要优于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
虽然银行类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等方面都要优于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但是由于现时的货币政策，资金的供需关系一直处于一种不乐观的形势之中，这就成为了银行职务犯罪的主要动因。例如：2011年中行内蒙古分行案、渤海银行南京分行等多起犯罪案发生。所以，加强内部控制、严守风险底线、提升服务水平、助力实体经济才是银行业发展的硬道理。因此，以2010 -2011年共计15家银行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分析探讨银行类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内部控制有效性以及公司绩效三者的关系。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无论是现实企业还是学术界都对于内部控制的研究从关注极少转变到了重点关注，并且有了一定的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内部控制的理论分析、内部控制的评价主体、内部控制的评价对象层次以及内部控制的评价方法等方面。理论分析上：李晓燕、田也壮（2008）吸取国外的先进理念，以《企业财务通则》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的国情，将内部控制评估的标准和内部控制的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建立了适用于我国的内部财务控制有效性的评估标准。评价主体：企业内部控制的评价主体是指谁需要对客体进行评价。何芹（2005）从注册会计师、内部审计师、管理层三个不同的评价主体出发，对内部控制评价目标、范围、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的主要贡献是提出评价主体进一步多元化。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林钟高、王书珍（2007）为了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量化的研究，故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ICI）来评价，但文章中存在一定的不足，即忽略了像是企业文化等这样影响内部控制的重要的因素的作用。陈汉文等（2010）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模型，并对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整体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内部控制评价方法：董美霞（2009）以中国联通公司为例，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风险管理的视角出发建立了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韩传模、汪士果（2009）在分析企业内部控制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引入层次分析法，进而建立基于风险导向和示意结构的内部控制递阶层次模型，为整合单项控制措施的模糊评价结论提供理论基础，并可以直接为企业自评和注册会计师评价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提供方便快捷的新工具。
研究资本结构和公司绩效文献很多：张红军（2000）以1997年12月31日以前在沪、深上市的385家发行A股的公司为研究对象，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线性相关关系。徐莉萍、辛宇、陈工孟（2006）都通过实证验证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存在正相关关系。郭春丽（2002）以1997年上市的207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并选取该公司的2000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但是，施东晖（2003）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却显然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的是U型关系。然而于东智（2002）采用1997-2000年全部上市公司的数据资料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之间存不不存在倒U型的关系，取决于股权集中的衡量指标，若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表示的股权集中度，那么两者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若以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衡量的股权集中度，那么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综合现有的研究结论发现，由于业绩衡量指标的差异和股权结构内生性导致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研究结论。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对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障公司的财产安全，减少财务舞弊事件，有效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银行类上市公司的特殊性，所以内部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降低银行业非系统风险的发生的概率，同时也可以提高公司应对系统风险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l：内部控制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
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内部管理监控系统，其作用的发挥与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股权配置紧密相联。通过学者们的大量研究，可知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之间存在以下几种的关系：正相关、倒U型关系和U型关系等。结论的矛盾主要因为选用的研究样本不同，采用的方法不同，衡量变量的指标不同等。因此说明在一定范围内适度的股权集中还是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的，但Lambert等（2006）通过研究发现，股权高度集中会助长内部人控制行为的泛滥。这就说明过高企业的股权过于集中，会出现“大股东掏空” 行为。综上分析可知股权适度集中可能会使内部控制更易于做出决策，但是过高的股权集中度也可能使内部控制易于形式，实质却失去其监督的功效。因此建立如下假设2：
H2a：内部控制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
H2b：内部控制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
巴塞尔委员会于2006年2月在其发布的《加强银行的公司治理》中强调：“当银行股权结构不透明或制衡银行内部人或控股股东的不当行为或者影响的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时，公司治理将面临独特的挑战。委员会无意暗示控股股东的存在是否合适。实际上，控股股东能够成为银行有益的资源。”股权集中度过高时，大股东对于公司的内部控制具有决定权，存在着通过对制度设计、执行甚至监督机制的操纵以攫取私人利益的动机，进而影响到公司绩效。同样，股权集中度较低时，内部控制的监督制约功能得以很好发挥，对于全体股东往往具有更大的约束力，能够激励管理层勤勉尽职，大股东以权谋私的可能性较小，继而可以提高公司绩效。基于以上缘由，本文提出假设3：
H3：内部控制、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存在传导关系。
4 研究设计与数据选取
4.1 样本选取
本文选用截至2011年12月所有在我国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上市的银行共16家为研究对象，手动从新浪财经网和各家上市银行网站上收集其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董事会公告，监事会公告，公司规章制度、关联交易披露，重大事项披露报告等定期和临时的资料数据。
经过整理，剔除公司财务数据披露不全的样本公司及在相关指标上出现极端异常值的样本公司，最终本文选择了2010 -2011年共计15家银行的数据。其中2010年14家，2011年15家。
4.2 变量定义
基于前述假设，设置各自对应的变量。见表1。
4.3 研究方法
本文根据假设建立联立方程如下：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经过整理，来源于新浪财经网和各家上市银行网站的2010-2011年的15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共计29个，具体各指标描述统计结果如下：
5.2 相关性分析
通过变量自相关矩阵，可以看出银行类上市公司规模越大其内部控制有效性往往越高。其次，银行类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股权集中度就越高，并且股权集中度高的银行类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就很好，这说明大股东有绝对的控制权，内部控制更易于做出决策。
5.3 回归分析
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研究内部控制、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如下：首先观察内部控制指数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可见在显著性为10%的显著水平上，内部控制与公司绩效正相关，根据表4可见内部控制水平平均每提高1%，银行类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就会平均增加0.001%。
其次，内部控制水平和股权集中度在5%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008，这与吴益兵等（2009）年的结论正好相反，对于银行类上市公司来说，资本集中度高会使司有着异于其他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再次，若不考虑内部控制和公司规模的影响，银行类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其显著水平为5%。与此同时，在该显著水平的基础上，内部控制有效性综合评价指数从0.00001上升至0.000014，由此可见内部控制指数与公司绩效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由于模型拟合度越来越好，这说明股权集中度是内部控制和公司绩效的中介变量。
6 研究结论
本文借鉴厦门大学内部控制课题组研究的先进思想，选择不足30样本容量的银行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来探索内部控制，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可知资本集中度是内部控制水平与公司绩效的中介变量。由此说明银行类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高，易于作决策，较好的提高了内部控制水平，这也正是为什么银行类上市公司高绩效的原因之一。但本文有不足之处，在于内部综合指数是引用的，而不是从内部控制的关键五个要素出发，选择银行业上市公司的特征指标进行的分析，所以构建合理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指标是以后该研究的继续。
参考文献
[1] 李晓燕，田也壮.持续改进的企业内部财务控制有效性标准的研究— 基于组织循环理论的分析框架[J].会计研究，2008，（5）.
[2] 何芹.内部控制评价的比较分析[J].财会通讯，2005，（11）.
[3]林钟高，王书珍.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07，（4）.
[4]陈汉文.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2009）：制定、分析与评价[N].中国证券报，2010.
[5]董美霞.我国内部控制评价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9.
[6]韩传模，汪士果.基于 AHP的企业内部控制模糊综合评价[J].会计研究，2009，（4）.
[7]张红军.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理论及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0，（4）.
[8]徐莉萍，辛宇，陈工孟.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6，（1）.
[9]郭春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J].经济管理，2002，（6）.
[10] 施东晖.转轨经济中的所有权与竞争——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3，（8）.
[11]于东智.转轨经济中的上市公司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2]钟玮，杨天化.资本结构、内部控制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银行类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