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组织治理探讨论文范文第1篇
现代保险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4世纪80年代, 我国保险行业迅速发展从1929年开始。尤其是21世纪, 我国保险行业更是蒸蒸日上, 我国人民每年投入的保费迅速增加, 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国内GDP的增长。由此可见我国的保险行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股中坚力量。与此同时, 由于受粗放式经营管理的影响, 保险公司的业务、财务数据不真实的问题非常突出, 已经影响到保险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 数据不真实问题在国内保险业普遍存在, 它的存在已严重影响到保险公司正常经营, 但由于体制、机制以及历史原因导致其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根治。2008年保监会制定下发了《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工作方案》 (保监发[2008]70号) , 这是保险业规范市场秩序, 防范化解风险, 营造一个公平、规范、有序竞争的保险市场的划时代文件。70号文的出台, 标志着保险业前期的粗放式经营阶段已经结束, 保险经营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同时, 从2009年开始, 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开始组织对于保险公司业务数据真实性是否真实的检查工作。这项工作自开展至今已连续进行三次, 不仅是针对保险公司业务财务数据是否真实, 还调查了保险公司财务数据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有效, 由此来了解保险公司财务业务数据管理制度是否能够执行与是否有违规现象。2012年保监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有关问题的通知》 (保监发[2012]39号) , 加大了对破坏保险资源、扰乱保险市场秩序、侵蚀行业可持续发展等行为的监管处罚力度。这些均表明, 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 治理数据不真实问题, 切实防范化解风险已成为当前监管重点。保险公司发展战略的出台都是建立在对行业、公司经营数据分析研判的基础上, 数据质量的高低、数据真实与否将直接影响公司决策的正确性。因此研究治理方案是公司当前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数据失真的表现形式
广义的数据涉及保险公司经营的各个领域, 因此数据不真实问题也相应涉及保险公司财务、承保、理赔、销售、综合及电子信息系统等全流程, 结合外部监管检查以及公司内部检查, 数据不真实主要表现形式有:
保费数据失真:如通过虚挂应收保费、虚假批退、撕单埋单、阴阳单, 减少入账的实收保费。在70号文出台前, 公司存在大量的应收保费, 这些应收保费绝大多数都是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已缴款, 而被业务员或机构将资金挪作他用;或者对已经生效的保单虚假批退, 挪用保费等。
虚列中介业务:在中介渠道的列支上存在大量的不真实现象, 如将直销业务挂为专业、兼业或个人代理的;开发没有资质的个人或者不符合要求的机构作为代理, 像其支付代理费用, 或经过其他渠道把支出费用记为成本费用等。
虚列营业费用:出于规避个税, 或手续费超过协议比例等, 一些费用只能通过列支营业费用方式解决, 主要表现为使用虚假发票或虚假报销事项的等。
虚假赔案、虚列理赔费用:为了一些利益, 保险公司利用制作假赔案, 虚列理赔费用等手段, 骗取资金。或者在年末为了达到跨年调整利润的目的, 人为控制赔款的支付及入账时间。
其它:诸如不足额提取准备金、小金库、账外账、虚假人力成本、虚列工资薪金以及向保险监管机构提供虚假的报告、报表或资料等其他虚假行为。
三、方案及建议
保险公司依法合规经营, 从销售、承保、理赔、财务和综合管理等各层面完善公司内控体系建设。
(一) 销售方面
一是制定销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规范公司各类销售行为。销售管理部、计财部和业务部门应共同制定销售管理办法, 打造一个法律关系明确、管理责任清晰、权利义务对等、合法规范、渠道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保险销售新体系和新团队。在销售费用, 人员日常管理、管理流程和管控原则等方面明确并加大对销售人员误导销售、私挪保费、虚挂业绩等违规销售行为的处罚力度。
二是在制定考核政策和费用政策时应注重差异化。可以以效益为目的, 建立或者修缮保险公司的绩效考核制度与费用制度。减少现有考核制度中保费规模的比重, 同时增加效益指标的比重与合规指标的比重。使新的考核制度以注重效益为标准, 这样的考核机制对于减少分支机构作假的现象有利。为了减少各个分支机构存在套取现金的现象, 在分支机构的费用政策这一块, 可以给予其特殊的待遇, 比如费用“弹性化”, 让分支在实际经营时可以根据需求控制自己的支出和流向。针对分支机构较为优质的业务和渠道,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相对的业务推动费和一些用于公关的费用。同时也得加强管理内部审计, 加大力度对其进行检查, 可以通过同级之间相互检查、上下级之间互相监督、随时随机抽样检查等方式以做到加大对内部审计的检查。
三是加强中介管理。要求各分支机构要详细了解合作中介机构的业务规模, 业务来源和中介费用去向, 确保做到心中有数, 有底可查。上收中介代理合作审批和监管权限, 严格按照上报的具体情况执行, 一旦发现业务来源有偏差, 应立即检查并整改。在中介费用上, 严格执行监管部门和总公司的费用比列, 对于超预算部分, 及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在业务情况真实和监管部门允许范围之内, 可根据实际需要, 给予一定的差异化补贴费用。
在政策和费用方面加大对分支机构直销业务的支持力度, 保证直销业务的发展, 这既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发展, 又可以降低虚挂中介业务发生的概率。
四是加强对远程出单点的管理, 防止虚挂中介代理业务。当前监管部门已推出了中介“IC卡”管理制度, 力求通过信息技术手段防止虚挂中介代理业务、虚开中介发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五是加大电销、网销发展力度, 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可考虑成立专属销售公司, 不断拓宽销售渠道, 确保保险销售专业化、职业化, 真正做到中介业务来源真实、数据准确。
(二) 承保方面
一是加强批改、注销和退保 (批注退) 管理, 制定责任追究处罚制度, 加强“批注退”权限的管理、发生“批注退”业务必须上传批改申请及相关证明资料报核保人审核、对批退资金支付账户做出明确要求, 责任到人, 严禁在资料不齐全或手续不符合要求时先行退保, 防止非正常退保的发生。
二是推行全险种“见费出单”和手续费“跟单”制度, 防止虚挂应收保费。
目前各地区对见费出单的具体险种和要求差异较大, 除车险市场能较好地执行见费出单制度外, 其他险种如企财险, 工程险等仍允许分期付款或是其他付款方式的, 易导致虚挂应收保费现象的发生。建议公司应对非车险业务逐单进行售后回访, 使用保单签收回执单, 由被保险人签章后返还公司保存, 防止阴阳单等违规现象的发生。
三是加强对出单和核保岗位的考核。防止因出单员和核保人员的工作失误或对政策理解偏差而导致多收或少收保费的现象发生。定期由上级部门对出单员和核保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和考核, 每月对出单质量进行现场或是系统检查, 对于录单错误率较高或是技能考核未达标的人员给予处罚或辞退。严格执行总分公司制定的投保资料规范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对于资料不全的, 要求限时补传到业务影像系统, 从源头上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三) 理赔方面
一是加强理赔人员尤其是查勘、定损人员管理, 实行理赔岗位轮换制。查勘、定损人员素质的高低、职业道德的好坏直接影响赔案的质量, 数据真实性问题中虚假赔案的产生基本上都与之有直接关系。建议必须坚持双人查勘、定损, 同时分时实行岗位轮岗;严格界定定损标准;超标准额度的定损, 必须要有分管理赔工作的领导参加;务必做到每案有照片, 损失部位、换件材料有照片、有实物, 无论赔案大小都必须附有整个事故全貌、局部损失照片, 凡无照片的个案, 核损人员不予受理并形成制度;推行“高薪养廉”。适当提高理赔人员薪酬待遇, 确保薪酬水平处于行业平均水平甚至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增强理赔人员对公司的归属感和认可度;同时应加强对定损人员的爱岗敬业、服务意识和廉洁从业教育, 提高其政治素质, 增强员工的“免疫力”, 积极引导员工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 做到遵法、学法、守法、依法办事。同时对发生不良行为的应及时予以警告, 调离甚至开除, 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二是强化第一现场查勘率考核。未及时进行第一现场勘查, 易给骗赔者提供作案空间, 同时易引起理赔纠纷。因为事故车辆现场的痕迹、标的事故部位、状况等, 既是分析事故原因、确定事故程度、种类及责任归属的重要依据, 也是解决理赔诉讼案的有力证据。进一步提高事故第一现场查勘率, 掌握事故现场情况第一手资料, 不仅有利于明辨事故责任、公正理赔, 更有利于识破事故中隐藏的虚假赔案, 各级机构应将第一现场查勘率做重要的指标进行考核, 并与查勘人员的薪酬挂钩, 同时应加大回访跟踪力度, 确保第一现场查勘数据的真实性, 真正使第一现场查勘落到实处。
三是加强赔款支付管理, 严禁将赔款支付给修理厂或代理人, 防止虚假赔款的发生。应规范赔款支付, 严格依照监管的要求, 实行零现金支付, 并将赔款支付到与被保险人、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等符合法律规定的人员名称相一致的银行账户。
四是建立查勘督察制度, 防止虚假赔案的发生。加强与公、检、法合作, 实行综合治理。各级机构应设立案件查勘督查制度, 积极主动与公、检、法联系、合作。会同当地公安等部门联合办案, 取得第一手资料, 对堵塞骗赔行为是一条重要途径。加强对伤人案件特别是重特大伤亡案件的调查取证, 对伤残鉴定、医药费监管、被抚养人情况的调查, 保险公司要做到了提前介入。
(四) 财务方面
首先是要废除费用定额管理这一制度。这个制度可以说是保险行业数据不真实的源头。许多保险公司都有在费用定额范围之内使用符合法律规定的发票向公司报销费用来套取现金。在许多报销的项目里, 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费用, 还有一部分费用属于虚假经济事项。所以, 取消定额管理制度, 发票一律按照实际销售和支出项目开出, 在这个过程中加强控制, 这样可以确保财务数据的真实性。
然后再对省级的分公司的财务加强监督与管理, 对其财务进行集中管理, 包括资金、支付的管理。务必在各分公司支付时进行严格监督, 对其每一笔费用进行严格检查, 从而使分公司能够严格遵守与执行财务管理制度。
最后使预算更精确从而防止出现预算不足, 也能够使由于预算不足而产生的用其他费用填补预算不足这一现象得以解决, 避免出现“拆东墙补西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使财务数据更真实。
摘要：保险公司数据失真是阻挠现代保险业发展所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严重影响保险公司经营管理, 影响到保险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同时由于此问题产生的时间长、范围广, 影响力大, 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根治, 因此, 研究保险公司数据治理方案, 提高保险公司数据真实性, 是化解经营风险,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保险公司,数据治理
参考文献
[1] 郭捷.新形势下汽车保险理赔减损策略[J].汽车实用技术, 2017 (9) .
上市公司组织治理探讨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探讨如何开展乡村治理工作，推动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发展。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的信息化;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鼓励乡村人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治理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提高乡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推动乡村地区多方面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进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科学性;协同发展
一、乡村治理的内涵及意义
（一）乡村治理的内涵
乡村治理涵盖农业发展、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等多个方面。通过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可促进乡村经济的振兴，从而达到改善生活条件，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新时代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策略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无论是在乡村治理的内容，还是手段上都有所创新。农村环境得到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也相应有所提高，并且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也日渐提高。但是，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不高，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地方[2]。因此需要继续坚持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党和国家的领导，为乡村治理以及乡村振兴工作努力。
（二）乡村治理的意义
第一，从群众角度分析。从乡村群众的生活层面讲，有利于维护乡村生活秩序、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我国乡村治理至今得到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农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生产方式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乡村生产方式在不断改进，生产力不断提高，生活环境也不断改善，但是在乡村治理上仍然面临很多问题。例如，村民自治制度有待完善，由于传统的历史习惯，在乡村治理上由村干部说了算，未实现真正的村民当家做主。同时，村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也有待提高，需建立健全教育保障制度。又如，在生活负担和生产成本上都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乡村治理工作要得到推进，就要着手解决乡村现存问题，并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不仅要从实际上解决问题，也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第二，从国家层面分析。从国家治理层面上看，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3]。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国家要根据矛盾的观点、发展的眼观、辩证的方法、以人为本的理念来开展乡村治理工作。用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方法看待时代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可有效管理乡村秩序。乡村治理方法的不断科学化，体现着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治理体系的逐步建立與健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4]，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治理方面的要求也不断扩大，由此推动国家治理不断走向现代化。
二、乡村治理工作的原则和思路
推动乡村治理工作，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4]。乡村治理中，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调动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使其积极投身乡村治理的伟大实践中。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乡村和城镇发展的差距，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5]。加强乡村生活环境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居民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城乡的一体化发展，有利于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加资源的流通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6]，有助于加快乡村的城镇化转变进度，实现城乡的互利共赢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乡村治理方面，需要强调规划在乡村治理措施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对乡村治理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方案，按照规划内容逐步实施乡村治理的各项措施。切实做到先规划后建设、不规划不建设[7]。
三、推动乡村治理工作的措施
（一）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乡村治理的科学性
治理的科学性是指在乡村治理中颁布的条例和采取的措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8]，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然而矛盾也有特殊性和普遍性之分。不同事物的发展之间有共性，在把握共同特征的时候，不能忽略事物发展的特殊性矛盾。抓住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有效解决问题、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有效措施。乡村治理措施的采取和应用应根据当地的特殊性对症下药。例如，在治理中，要把握乡村的特点，理清与城市治理的区别。乡村地区地广人稀，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特点，因此要对症下药，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二）坚持协同发展的眼观看问题，推动乡村治理信息化
在当前社会，社会发展的节奏越来越快，获取信息的途径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信息内容也变得多样化。在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与城市居民相比较起来有一定差距。中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的程度近年来提高不少，但普遍上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低的现象。乡村群众易受舆情影响，判断能力较低。
在新媒体的时代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手段多种多样，同时信息传播的媒介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信息传播上来看，乡村治理要坚持依法治理，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明白扰乱公共秩序需要承担的后果，提高居民的自我防护意识和安全卫生意识。在信息化时代，农村网络大面积覆盖，通信设施普及速度不断加快，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改变了乡村生活方式。借助信息化平台和线上宣传手段扩大信息传播的覆盖面，能够提高传播的时效性。以人民需求为主体，坚持科学治理，而不是满足于行政的便利。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信息公开透明的原则，维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坚持信息公开化，是实现民主管理的必要条件，也反映出党和国家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信息内容的传播只是基本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的传播方式和策略才是根本之策。在互联网上，信息的把关实效还有待提高。在网络上蔓延的虚假信息以及恶意信息对网民造成了错误的引导，煽动了不良情绪的滋生。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舆情传播的主体。要根治互联网上信息恶意传播的现象，就应该从信息传播活动主体入手，对网络背后的“操纵者”进行整治。
（三）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调动其乡村治理积极性
农民是古代农业文明的创造者。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通同志说过，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农民人口数在社会中占据的比重较大，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生产以自然经濟生产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是城市和工业化建设的主要贡献者。21世纪以来，国家在对农民的发展和改造上也高度重视，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等等。中国自古以来，农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国家虽然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在精神财富的创造上也收益颇丰。但基本国情未变，还将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4]。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类的发展进步之间息息相关。而乡村人民群众是乡村治理的主体，由于主体意识的薄弱以及受教育水平偏低，参与乡村治理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较低。由此，可以通过提高群众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加强主人翁意识的宣传来达到调动群众的目的。并且在创造出社会财富之后，在财富的分配上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通过再分配的手段尽可能使每位乡村群众都享受到乡村治理的成果。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是坚持个别领导者的主体地位[9]。政府既是公共意志的代表者也是执行者。在权力关系上领导者应该明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完善地方官员的选任制度和考察制度，防治滥竽充数。
四、结语
从目前乡村治理的开展情况来看，治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农村治理的发展进步，体现了中国治理能力的提高和治理体系的不断建立健全。中国乡村治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党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党的指导也是正确的指导，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真理。推动乡村治理工作的开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步骤，而乡村治理工作是全方位的治理[2]，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是乡村治理工作需继续投入开展。在日后的工作中，乡村治理应不断向科学化、现代化、大众化发展，为人民群众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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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维）
上市公司组织治理探讨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本文对组织支持感对员工越轨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与员工越轨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该结论对于组织管理者有效管理员工特别是预防员工越轨行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组织支持感 越轨行为 社会交换理论 组织拟人化
所谓组织中的越轨行为，是指在各种情况下组织成员故意违反组织规章制度的行为，越轨行为有建设型越轨和破坏型越轨之分。目前，大多数越轨行为研究主要指的是破坏型越轨，既包括撒谎、早退、占组织的小便宜等轻微行为，也包括破坏、偷盗、欺诈等较为严重的行为。这些行为，特别是组织核心成员的越轨行为，将会给组织带来巨大的损失。研究表明，组织中的越轨行为非常普遍，而其带来的负面作用又非常巨大并且难以察觉，它是一个“看不见但又非常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利益动因、心理诱因（毛军权，2003）。所谓组织支持感，是指员工对于组织重视自己的工作和贡献并且关注其幸福感受的全面看法，包括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两个方面。
一、员工越轨行为
在组织中，员工越轨行为的表现各式各样，有些是个人性的，有些则是与组织或团队合谋的；在越轨行为发生后，有些立即受到处罚，有些则得到企业当局的默许。
早期，西方关于员工越轨行为的研究主要采用一维法，例如Quin（1974）就将越轨行为划分为抵制生产行为和降低投入行为两种；而Hollinger和Clark（1982）则将其分为财产型越轨和生产型越轨两种。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可划分越轨行为的两维法。例如，Robinson和Bennett就从行为性质是轻微的还是严重的以及行为对象是人际方面的还是组织方面的这两个维度将员工越轨为分为四类（见图1）：财产型越轨、生产型越轨、人际型越轨和政治型越轨。财产型越轨是较为严重的侵犯组织利益的行为，是指员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获取或损害组织有形财物的行为；生产型轨是较为轻微的损害组织利益的行为，主要是指员工通过减少产量、降低工作质量等方式违反组织规章制度进而影响组织生产绩效的行为；人际型越轨是较严重的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是指以不友善的、攻击性的方式侵害他人；政治型越轨是较为轻微的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是指通过人际互动使他人处于个人或政治的不利地位（刘善仕，2002）。
此外，Mars（1996）则从群体参与程度的高低及规则/分工的强弱两个维度，将员工越轨行为分为四类（见图2）：“鹰”类（弱规则分工，弱群体参与）属于个人主义者，他们地位较高，不喜欢适应规则，而是希望使规则适应他们，往往为了把事办成而不择手段；“驴”类（强规则/分工，弱群体参与）属于地位较低者，缺少自主性和团结性，他们往往通过违反规则、暗中破坏和欺诈等方式发泄不满，满足自主性需要；“秃鹫”类（弱规则/分工，强群体参与）代表的是群体劳动者，但群体内没有严格的等级分工，他们没有明确的领导，且不需要相互合作和支持；“狼群”类（强规则/分工，强群体参与）则代表有着严密分工、结构清晰的集团盗窃者（毛军权，2010）。
二、组织支持感
组织支持理论（Organization Theory）产生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交换理论和组织拟人化思想。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是Homan（1974）等人借用经济学概念来解释社会行为有赖于相互强化而得以持续发展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周晓虹，1997）。其中，社会交换概念和报酬原则是构成社会交换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都认为个体将会积极回报自己的恩人，个体都是为了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和别人建立联系。社会交换理论的思想被应用于组织行为的解释，即员工是为了经济和社会性的报酬而工作的。Levinson（1965）则提出了组织拟人化思想。他认为员工把人类的特征投射到组织中，然后与实际上具有人类特征的组织发生联系。同时，员工常常把组织代理人的行动理解为组织的意图，而非仅仅归因于代理人的动机。员工会将组织代理人采取的支持或非支持性措施作为判断组织是否重视他们的贡献或是否关心他们的依据。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组织拟人化思想，Eisenberger等人于1986年提出了组织支持理论。该理论的提出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只强调员工对组织的承诺的局限性，认为当员工感受到来自于组织方面的支持时，员工可以获得良好的激励，在工作中会有很好的表现。Eisenberger在进一步研究中提出了组织支持感（Perceived Organization Support，POS）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员工对于组织重视自己的贡献和关注其幸福感的全面看法。这一概念有两个核心要点：一是员工对组织是否重视其贡献的感受；二是员工对组织是否关注其幸福感的感受（徐晓锋，车宏生，2005）。其他学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组织支持感是建立在员工参与工作的前提之上，是员工感受到的组织对他们的承诺及关心（Witte，1991），是员工感受到组织如何对待他们，经由感受和归纳后对组织的态度做的一个判断（shore，1991）。Mcmillin（1997）通过对服务人员的研究对Eisenberger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认为Eisenberger的观点着重于亲密支持和尊重支持两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支持，如工具性支持。他认为工具性支持是执行工作的基本所需，进而提出了组织支持的整合模式：组织支持由工具性支持和社会情感性支持组成，工具性支持包括咨询、物质和人员等方面的功能性支持，有助于员工开展工作；社会情感性支持包括亲密、尊重和网络整合，有助于员工社会和心理需要的满足。
组织支持感的概念从提出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但国内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归纳起来，国内关于组织支持感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著重对西方组织支持感领域研究的新成果或新热点话题的引入与归纳；另一方面是对于与组织支持感受相关的变量进行一些探索和实证分析（李永芳，2010）。
三、实证研究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问卷共分为三个部分：个人基本资料、越轨行为测量量表、组织支持感测量量表。其中，越轨行为测量量表共含32个题目，来自刘文彬和高世威（2009）的研究；组织支持感测量量表共含6个题目，来自柯孔县（2007）的研究。调查对象主要是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区各种类型企业和组织的员工，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等。共发放纸质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57份。本研究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了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样本数据偏度绝对值小于3，峰度绝对值小于10，说明该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同时，组织支持感量表信度为0.781，越轨行为量表信度为0.971。一般认为，量表系数值大于0.70就说明具有很好的可靠性，本量表的系数都在0.70以上，符合要求，可以進行下一步分析。
四、研究结论
组织支持感与员工越轨行为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分别如表2、表3所示。
表2和表3分析的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与员工越轨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当员工感受到组织对其关心和支持时，员工越轨行为表现将会显著减少。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员工组织支持感受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越轨行为的发生。要提高员工的组织支持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在与员工工作密切相关的各项物质条件配套上尽可能给予充分支持，特别是要保证支持的公平性，从而满足员工对工具性支持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在物质上难以满足员工要求的情况下，可以给予员工更多的关心，通过给予情感性支持弥补工具性支持的不足。同时，根据组织拟人化思想，员工往往会把组织代理人的行为等同于组织行为，因此，组织管理者的一言一行就非常重要，管理者特别是员工的直接上级是否给予了员工足够的支持，对于员工组织支持感具有很大影响。
目前组织支持理论已经成为当代员工与组织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组织支持感的研究有助于转变管理者的观念，有利于其服务意识的提高。组织支持感的研究为研究组织行为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雇主承诺角度来考虑员工关系。它提醒管理者，员工的付出与组织的付出是紧密相关的，作为组织“代理人”的管理者要首先转变自己的观念，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员工，并为员工提供尽可能的协助和支持。组织支持有助于提高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忠诚度及自我认同性。通过探讨组织支持，对于防范企业员工的越轨行为，提高管理的科学性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注：本文为皮永华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0YJC630189）和三亚学院科研项目（XYRZ1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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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琼芳）
上市公司组织治理探讨论文范文第4篇
上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门户城市，历来受到国际资本和跨国企业的青睐。截至目前，上海已有跨国企业地区总部700余家，连续多年蝉联我国大陆城市之首。为发挥好驻沪跨国企业在上海国际传播工作中的独特作用，从2014年开始，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和上海日报社牵头建立“驻沪跨国企业国际传播合作交流机制”（以下简称“交流机制”），成立“跨国企业传播俱乐部”（以下简称“跨企俱乐部”）。经过五年多发展，交流机制已吸引230余家驻沪跨国企业参与，覆盖了多个领域的全球五百强企业，对上海丰富国际传播主体、拓宽国际传播渠道、提升国际传播能级发挥了独特作用。
一、创新沟通方式，打造国际传播“利益共同体”
很多驻沪跨国企业长期深耕上海，对上海有感情，也有意愿与上海相关方面开展更广泛的合作交流。上海自2013年制定第一个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时起，就开始系统谋划，依托跨国企业集聚优势，将上海对外开放资源转化为上海国际传播能力资源。
1.以契合性为前提，积极探寻合作空间。交流机制以地区总部在沪的跨国企业副总裁、公关总监及驻沪商会负责人为主要对象。获邀参加交流机制的跨国企业和驻沪商会均具有较广泛的全球网络和重要的业界影响力。2014年4月，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支持举办了首期驻沪跨国企业对外传播恳谈会。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伊顿投资、联合利华、普华永道等16家跨国企业地区总部代表受邀参加，恳谈会气氛热烈、互动深入。驻沪跨国企业代表表示，这种政府、企业、媒体共处一堂，共同研究探讨城市品牌推广的做法很有新意，彼此也有合作空间。首期恳谈会产生了良好的口碑和示范效应，很多驻沪跨国企业慕名而来，主动要求加入。
2.以民间性为导向，发挥外宣媒体优势。为了吸引驻沪跨国企业参与，交流机制重视淡化官方色彩。《上海日报》作为国内地方首家英文日报，在驻沪外籍人士中具有广泛影响力，也是外方管理层了解上海资讯的重要渠道。由上海日报社组织相关交流活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作为指导单位，既能有效凸显活动的民间性和自主性，也更易为跨国企业接受。随着交流机制运作日益成熟，东方网、《解放日报》（上海观察）、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澎湃新闻等上海主要媒体也先后参与进来，作为跨企俱乐部各类活动的主办方和媒体支持单位。
3.以常态性为支撑，建立完善制度规范。2015年，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指导下，上海日报社牵头制定了《驻沪跨国企业对外传播合作交流机制章程》，对交流机制的宗旨、活动类型、入会条件和流程、会员权利和义务、组织管理机构等进行了制度化规范。章程规定，交流机制实行会员制管理，驻沪跨国企业代表只要符合“热爱上海，愿意共同向世界传播上海，热心参与对外传播合作交流”等条件，即可自愿申请成为会员。会员享有为上海城市形象推广出谋划策、免费参加交流机制组织的各项活动的权利，以及免费获取相关订阅刊物的权利。交流机制设有秘书处，由上海日报社及有关跨国企业代表组成。
为加强日常联络，上海日报社牵头建立了“驻沪跨国企业对外传播俱乐部微信群”并负责具体运营。截至目前，入群驻沪跨国企业代表人数已超过500人。微信群内发布俱乐部活动预告、企业相关报道、政策信息、行业新闻动态等信息，为俱乐部成员线上沟通提供了条件，增强了用户粘性。
二、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建设上海城市形象推广“铁杆粉丝群”
经过几年发展，交流机制运行模式不断完善，基本形成了每季度定期舉行活动的惯例。活动举办遵循分行业定向传播原则，针对不同行业类别跨国企业的差异化需求，多种活动形式并用，实现活动主题的精准聚焦，激发会员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和传播主动性。
载体之一：政策宣讲。上海承载了多项国家重大改革开放战略的先行先试任务，驻沪跨国企业高度关注。交流机制先后邀请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市科委、市商务委、市环保局等政府部门负责人，以及上海高校智库专家参加交流活动，解读上海自贸区新政、上海加快建设科创中心22条意见、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等重要政策。交流机制还与长三角周边城市联动，通过共同举办各类论坛、交流会等线下活动形式，邀请驻沪跨国企业参与，帮助企业进一步了解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载体之二：文化沙龙。跨企俱乐部每季度策划举办各类形式宽松活泼的文化沙龙，受到成员单位欢迎，每次活动均有百余人参与。连续四年邀请国际著名咨询公司凯度在跨企俱乐部组织的文化沙龙作成果分享，主题涉及危机监测处理、品牌声誉管理、社交媒体影响报告等话题。2018年，跨企俱乐部邀请普华永道全球主席做专题讲座，取得良好反响。交流机制还致力于为中国企业和驻沪跨国企业搭建沟通桥梁。2019年4月，跨企俱乐部邀请上海光明乳业董事长与驻沪跨国企业高管对话，探讨“民族品牌在全球传播环境下的传承与创新”。针对驻沪跨国企业公关总监女性较多的情况，跨企俱乐部通过定期组织女性沙龙等形式，进一步增强会员归属感。
载体之三：公益活动。组织和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是跨国企业塑造正面社会形象、增强企业美誉度的重要手段。针对这一特点，多年来跨企俱乐部依托跨国企业平台，聚合社会资源，持续举办各类公益活动，展现上海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2019年，跨企俱乐部策划开展全年公益行项目，与3M、希尔顿酒店集团、可口可乐、肯德基、通用汽车等十余家成员单位合作，举办“预见未来”青少年社会实践夏令营，为数百名青少年免费提供社会实践机会。跨企俱乐部连续三年与驻沪跨国企业合作组织健康跑活动，包括“中智慈善跑”“港大复旦公益跑”“香格里拉圣诞慈善跑”“JP Morgan健康跑”等，所得善款用于公益活动，引发积极社会反响。此外，还举办各类公益服务进社区、进校园活动，推动跨国企业更好服务社会，也为跨国企业展示良好形象创造机会。
三、搭建展示平台，鼓励驻沪跨国企业成为上海故事的“内容供应商”
交流机制近年来坚持每年组织优秀案例评选展示活动，通过“案例评选+高峰论坛+综合展览”模式，为驻沪跨国企业登台亮相唱主角搭建平台、创造条件，推动驻沪跨国企业成为上海故事的“内容供应商”。
1.策划有吸引力的选题。跨企俱乐部组织的优秀案例评选展示活动聚焦上海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鼓励驻沪跨国企业讲述与上海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故事。驻沪跨国企业也将参与案例评选活动作为融入上海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参选企业逐年增多。如2015年驻沪跨国企业案例评选活动以“创新与发展：跨国企业在上海”为主题，共征集到40余家跨国企业参选案例79个，包括上海引入的首个生物制药基地、新能源汽车先进动力总成研发、全球最大粘合剂生产基地等重要项目。2017年案例评选活动以“迈向2040：企业创新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力”为主题，收到来自86家企业的100个案例。这些案例聚焦城市可持续发展，生动讲述了跨国企业与上海共建创新之城、生态之城和人文之城的故事。
2.搭建有影响力的平台。为了确保案例评选展示活动公平公正，跨企俱乐部邀请上海市商务委、市环保局等部门作为指导部门。每次征集启动前都召开案例申报说明会，活动指导部门均派员参会，提供相关政策说明解答。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上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协会等面向外企的专业渠道也积极配合，使活动在跨国企业中有了较高的可信度。为扩大案例评选展示活动的社会影响，交流机制每年都举办案例评选活动同主题的高峰论坛，通过颁奖典礼、主旨演讲、案例分享、圆桌会议等形式，来自各领域的精英与驻沪跨国企业一起研讨交流。高峰论坛也成为驻沪跨国企业特别是入选最佳案例跨国企业集中展示企业形象的“高光时刻”，入选企业一般都会安排地区总部副总裁及以上高管出席。
2016年举办的“上海·企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展览选址在外国游客较多的上海城市规划馆，为期一周的展览参观人次达10万以上，其中超过一半是外籍观众。2018年举行“改革开放40周年——跨国企业在上海”主题展通过志存高远、美好生活、绿水青山等板块，展示通用电气、联合技术、朗盛、ABB等40余家企业在中国的创新成果，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跨国企业在沪发展的一个缩影，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首届进博会新闻中心还将展览作为进博会会外采访的重要线索，组织中外媒体参观展览，形成了大量报道。2019年第二届进博会期间，跨企俱乐部组织的“优化营商环境：跨国企业在上海”展览成为进博会会外采访的热门线路，德国莱茵、仲量联行、德尔福、沙特基础等10余家驻沪跨国企业高管现场接受中外媒体采访，讲述上海良好营商环境的故事。
四、借力全球传播网络，鼓励驻沪跨国企业成为传播上海精彩的“特殊故事员”
自2015年开始，上海市政府新闻办通过跨企俱乐部与成员单位开展“政企合作推广上海城市形象项目”。合作形式包括为跨国企业全球推广活动提供上海城市形象片等传播素材，制作特色外宣品提供给跨国企业用于海外接待，为跨国企业组织的外媒来沪采访活动提供便利等，受到企业欢迎。上海城市形象也通过合作企业的全球推广活动实现广泛传播。
一是鼓励跨国企业实现全产业链分众传播。由于案例评选展示活动的广泛社会影响，驻沪跨国企业对评选活动高度重视，每次均有超过3/4的参选企业自制评选活动的推广微信、微博。参选企业还会通过电子邮件营销（EDM）、内部通讯、内网企业公告、官网发布新闻稿件、向外媒推送企业资讯、企业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等多种形式开展传播。在网络投票阶段，许多参与跨国企业还发动其国内外业务合作伙伴，包括全球研发中心、合作科研机构、经销商等关注和参与评选。
二是鼓励跨国企业开展二次传播形成叠加效应。跨国企业普遍具有全球传播网络，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有着传统国际传播渠道无法比拟的优势。上海通过交流机制，初步实現了本土传播渠道与跨国企业全球传播渠道的对接。每次案例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和高峰论坛结束后，驻沪跨国企业特别是案例入选企业都会主动通过企业官网、微信公众号、行业网站、海外社交媒体等渠道发布新闻稿，并向国际财经媒体主动推送，实现活动二次传播。如2015年，通用汽车公司在活动结束后两个小时内，即在其官方英文网站上向全球发布了此次活动的新闻稿，并且特别突出了上海打造科创中心的相关消息。通用电气、科思创、霍尼韦尔等10余家入围最佳案例的跨国企业全球副总裁或大中华区总裁通过企业官网、微信和微博发表获奖感言，表达了与上海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美好愿景。2019年跨企俱乐部举办“企业创新与发展主题展”期间，多家跨国企业高管通过官方渠道表达了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乐观预期。通用汽车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在沪开发与应用，上海将成为真正的全球科创中心。昕诺飞全球高级副总裁表示，中国的城市正变得更为高效，更具活力。
三是鼓励跨国企业全球高管讲述上海故事。每年一度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既是全球跨国企业云集上海建言献策的高端峰会，也是跨企俱乐部扩大国际影响，借助跨国企业高官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舞台。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指导支持下，上海日报社积极利用市咨会平台，争取跨国企业全球高管为上海发声。2015年，《上海日报》采访了20多家跨国企业，制作了12版“创新与发展：跨国企业在上海”高峰论坛成果特刊，在市咨会会场投放，引起热烈反响。从2016年起，《上海日报》连续三年为市咨会策划出版特刊，每年邀请十多位跨国企业全球董事长、总裁或首席执行官为特刊撰写专栏文章。通用汽车、安永、普华永道的全球主席以及蒂森克虏伯的首席执行官等跨国企业高管亲自撰写文章，表达对上海的期许和建议。2019年市咨会专刊刊登了17位跨国企业总裁的特稿，得到本届市咨会主席、安联全球总裁迈克尔·狄克曼的高度肯定。首届进博会期间，《上海日报》依托跨企俱乐部资源策划进博会新闻中心会刊，刊登了对阿斯利康、德纳、默克、赛诺菲等20余家驻沪跨国企业的全球高管的专访，对面向全球推广进博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驻沪跨国企业长期深耕上海，既是上海发展的参与者、获益者，也是上海故事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依托上海优势讲好中国故事的宝贵资源。上海“驻沪跨国企业国际传播合作交流机制”和“跨国企业传播俱乐部”运行五年多来，有效凝聚了一批上海国际传播和城市形象推广工作的“志同道合者”，拓宽了上海对外传播渠道，推动了上海国际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在当今国际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全球化日渐加深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跨国企业在我国国际传播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也将进一步凸显。事实证明，只要基于互利互惠原则，找准合作交流的契合点，借助跨国企业资源讲好中国故事大有可为。
上市公司组织治理探讨论文范文第5篇
随着新课改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力推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课程标准、课程结构的调整，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的变革，尤其是建立在学生个性基础上选课制的实施，都给现行的班级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如何加强班级建设，应对新课改的挑战，成为广大一线班主任的现实难题，本文试从班级文化建设的角度来探讨班级建设。
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为后人学习和传递下来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对广大接受教育的学生来讲，班级文化建设对他们的影响尤为深刻、细致和恒久，甚至能够在这方面让他们终生受益，成为终生回味的心灵养料。因此，适应新课改要求，建设好班级文化，既是我们当前的必要工作，也是我们要长期肩负的重大任务。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铸造物质文化是基础
任何文化都是建立在一定物质条件之上，并且又通过具体物质文化展现出来，离开一定的物质文化，一切文化都无从谈起，而加强班级文化建设更需要坚实的物质条件为基础。新课改条件下的班级物质文化建设总体上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满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
二、营造高尚而先进的精神文化是核心
班级精神文化是一个班级文化的灵魂和纽带，最具有持久力，主要包括班级学生的精神面貌、道德情操、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内容。其中班级的共同价值取向是班级文化的主旋律，要建设好班级文化，必须做到：确立班级正确的共同价值取向，整合班级结构，因此，以班主任及班干部为核心的班级骨干成员，根据班级特点，确定以社会主义荣誉观为基础的正确价值取向是必要的；加大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把传统文化寓于日常教育之中，中华民族具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她不惧社会的剧烈变动，始终生生不息并发展，这是中华民族引为骄傲和自豪的，也是其他人类文明难以望其项背的主要原因。
三、建设科学规范的制度文化是保障
一切文化都是在人们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要广泛深入地被人们所接受，不仅要通过外在的教育灌输，而且也需要一定的硬性制度去加以规范和约束。马卡连柯认为：“纪律是达到集体目的的最好方式，纪律可以美化集体。”班级制度文化作为班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作为班级文化的表征，又是班级文化的有效保障，据此，以班主任为首的班级骨干成员，必须依据新课改“以人為本”的原则，在具体的学校管理制度的指导下，制订出更加符合本班特色的、更具人性化的班纪班规。
四、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班级文化的催化剂
人际关系一般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关系，是在一定群体中，在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而又持久的关系。班级人际关系主要包括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密切交流和合作，形成一种平等、互助、探究的学习氛围；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班级整体效应；有助于同学们找到班集体的归属感，不仅如此，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创新的重要条件，是实现新课改培养创新人才目的的重要保障。
（作者单位 山西省吕梁市岚县古城中学 山西省吕梁市岚县城关小学）
上市公司组织治理探讨论文范文第6篇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依靠资源高消耗和资本高投入, 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传统发展方式由于忽略经济总量和经济质量的统一以及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承受力之间的平衡, 受到了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约束而难以为继。如果不能引起足够重视, 这些危机将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效率加快、效益提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 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强调了绿色发展是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关键。环境治理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近年来,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 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密集, 逐渐呈现出社会组织、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三大领域齐头并进的宏观架构。中央政府2013年首次提出“推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2017年民政部、环保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对环保社会组织引导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指导意见》, 开始逐步探索由环保社会承担环境管理责任。环保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 对推动国家多元协同机制的形成、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尽管理论界就环保社会组织的行为展开了大量研究, 提出环保社会组织在降低环保成本, 推动全民参与环境保护运动方面作用突出;少数学者开始尝试通过环保社会组织的行为展开案例研究, 但是, 描述性研究和个案研究都不足以深入解释环保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效应。鉴此, 本文试图突破传统研究和整体关系模式理论的研究范式, 以环保社会组织为主体视角, 通过手工收集中国100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2007-2014年的相关数据, 采取定性与定量的混合研究模式, 深入检验环保社会组织的环境治理效应, 竭力呈现环保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运作机制, 为我国多元共治的环境体制建立提供新的视角和支撑。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
(一) 基本检验
环境宣教是环保社会组织最基础、最广泛也是最重要的参与方式各类环保社会组织都充当了积极宣传环境保护的角色。而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 我国环保社会组织已日益成熟并由环保宣教者逐步转变为环保倡导者。在政策倡议过程中, 环保社会组织和媒体之间形成“紧密型”联盟, 环保社会组织之间则形成“松散型”联盟, 倡议联盟模式的构建成为环保社会组织倡议行为得以实践的重要推动力。综合现有文献和中国的现实情况, 我们认为环保社会组织可以增强社会信任, 通过政策倡议、舆论监督等方式, 在环保教育、环境维权和参与决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最终推动地方环境治理, 减少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推出以下假设:
假设1::环保社会组织能显著促进环境污染的降低, 环保社会组织越发达, 环境污染程度越低。
(二) 分类检验
近年来, 中央政府已开始高度重视环境保护。自2006年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始, 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在中央政府2007年出台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中实现环保考核方法的操作化, SO2和COD这两类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十二五”规划又进一步将NOX (氮氧化物) 、NO2 (二氧化氮) 列入约束范围, 以走出当前的污染困境。环保社会组织可以借助自己社会资源的优势, 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辅助力量。从这个角度说, 环保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形成的是合作互补, 环保社会组织会有意识的去控制约束性污染物的排放量。
假设2:环保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 较之一般的环境污染排放而言, 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对约束性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环保社会组织是以环境保护为出发点和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是从社会公众中产生, 具有贴近公众的先天性特征。环保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要求它以谋求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 谋求改善环境质量, 为全人类提供一个碧水蓝天的生存环境。同时, 公众可以通过环境信访、环境群体性事件等参与行为, 直接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 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更多的环保举措改善环境污染问题。环保社会组织在参与机制上, 可运用“针灸法”, 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对政策议程实施影响。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推出以下假设:
假设3:环境污染的公众感知程度越高, 环保社会组织的作用越明显, 即相对于公众感知程度低的污染排放, 环保社会组织对感知程度高的污染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是2007年—2014年间中国11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在样本筛选的过程中, 为构建一个平衡面板数据, 剔除缺失值个数大于2的城市, 最终得到100个城市的有效观测值。在有效样本中, 样本的缺失值用临近两年的均值代替。相关数据来源情况如下;
(1) 环境污染数据:考虑环境治理的异质性较高, 我们选择了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工业氮氧化物和粉尘这四种主要污染物, 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
(2) 环保社会组织数据:根据相关文件可知, 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由于基金会的登记部门一般为省级及以上部门, 本文研究对象中, 除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个直辖市外, 其他样本均为地级市。因此, 本文的研究对象仅包括生态环境类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数据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3) 其他数据:政府治理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政府环境规制数据主要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数据来源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NRDC) 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IPE) 。因2007年未发布环境信息公开指数, 用2008年数据代替, 2013年评价指标略微调整, 但不影响指标含义;第二产业结构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工业废水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来自于《中国环境年鉴》。
(二) 计量模型与相关变量说明
其中:i=1, 2…, N
1. 因变量
环境污染程度 (Yit) :即污染物的排放,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以单一或者几个指标来表示, 并不能代表环境污染整体, 因此需要综合多项影响因子建立一个综合污染评价指标——环境污染指数来代替。借鉴已有研究, 首先选取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工业氮氧化物和粉尘这四种污染物的排放量来衡量环境污染水平;为便于比较, 先以2007为基期将GDP进行平减, 再取四类污染物各年度排放量的自然对数;最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综合得分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程度水平的指标。
2. 自变量
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 (LNENGO) :用环保社会组织数量可以直观的呈现特定区域内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本文使用“1+当年生态环境类组织数量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当年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
3. 控制变量
通过梳理前人研究, 选取政府治理投资 (LNFRA) , 政府环境规制 (REGU) ,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PITI) 作为政府治理的控制变量;选取第二产业占GDP比重 (STRU) 和工业废水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 (COST) 作为代替市场治理的控制变量。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利用2007—2014年的中国117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数据按照公式进行回归分析, 分别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 豪斯曼检验 (Hausman-Test) 得到的P值等于0.0000, 拒绝原假设,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1-模型5主要考察了控制变量对各城市污染程度的影响;模型6是在前面5个模型的基础上加上了环保社会组织的变量, 试图综合考察多变量对社会捐赠水平的影响。模型6的回归结果表明, 环保社会组织的系数在0.01水平下显著为负, 在这个基础上引入的其他变量系数的显著程度、方向以及标准误差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型。以上结果表明, 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对城市环境污染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在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环境污染程度越低, 假设1得以验证。
各模型也报告了控制变量的回归参数, 表现出很强的平稳性。模型一到模型六的结果显示, 政府治理投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和废水废气治理费用对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并且一直在0.01水平下显著为负。而政府环境规制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系数不稳健, 没有显著影响。以上结果表明,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着自身作用, 是环境治理中一股不可替代的力量。
在此基础上, 本文尝试将环保社会组织和不同环境污染物排放进行回归分析。首先考察环保考核对环保社会组织的治理效应的影响。较之非约束性环境污染物排放, 实施环保考核对约束性污染物减排效果更明显。对于约束性污染物, 实施环保考核对减少二氧化硫和工业氮氧化物有显著影响, 但对二氧化硫减排的影响更为显著 (P<0.01) 。对于非约束性污染物而言, 环保考核对减少工业废水有显著影响 (P<0.01) , 而对降低工业粉尘影响一般。假设2得到证实。可能的解释是, 二氧化硫 (INSO2) 和工业氮氧化物 (INNOX) 同为约束性污染物, 较之氮氧化物这类可见度较低的约束性污染物指标, 环保考核目标对二氧化硫减排有显著影响 (吴建南, 徐萌萌, 马艺源, 2016) 。由于环保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日趋合作, 在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下, 环保社会组织会重视政府约束性污染物的治理。而对于可见度高的工业废水和工业烟粉尘, 与污染物本身的传递特性有关, 水的流动性和扩散性高于粉尘, 造成的污染程度也会相对过高, 对整个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也越大。环保社会组织从人民利益出发, 对工业废水的治理强度会高于工业烟粉尘。
从公众的角度考察环保社会组织对各污染物的作用结果, 我们发现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越高, 会有效降低关乎公众生活、健康的大气污染 (INSO2) 和水污染物 (INWAT) 的排放, 假设3得到证实。空气是人每时每刻都会接触的, 水是人体的生命的源泉, 大气和水的质量与人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成分过高和工业废水的重金属含量偏高都可能导致致癌, 严重危害到人体生命健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在统计学意义上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的显著性会强于工业氮氧化物和粉尘。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100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探讨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 并进一步分析了对不同污染物类型的影响是否会存在差异。研究结论表明, 环保社会组织凭借自身的专业性和贴近现实、问题、群众的独特优势, 确实在我国环境治理中发挥了缓解伴随经济发展而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的作用。在多元共同参与治理的理念下, 构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格局, 让大家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和价值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对我国环境治理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重视并大力发挥环保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环保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 弥补了政府和企业这两种主要的资源配置体制的不足。政府切实发挥其作用, 一方面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引导和规范环保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环保社会组织的辅导和支持来帮助其提升能力, 并保持环保社会组织的独立性。第二, 进一步建立政府与环保社会组织的沟通合作机制, 完善政府自上而下的环保考核机制。政府要在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 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沟通。在考核机制方面, 在不断强化对约束性污染指标考核的同时, 关注公众导向的环境污染指标, 逐步实现单一污染物的约束性指标控制向多元污染物指标控制的转变。
摘要：本文基于2007-2014年100个环境重点保护城市的面板数据, 从环境污染共治的视角, 实证检验了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 并从污染物分类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结果发现, 环保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高的地区, 环境污染治理的程度会显著有效。污染物分类检验的结果表明, 环保社会组织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强对环保考核约束性污染物和公众感知程度高的污染物的负向效应。本文清楚地呈现了环保社会组织在我国环境治理中的自身作用力, 丰富了对环保社会组织的认识研究, 为我国加快建立多元共治的环境体制提供新的视角和支撑。
关键词：环保,社会组织,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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