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自然的教育法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经贸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跨国广告日益普遍,广告翻译也就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广告翻译过程中需要运用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巧,本文从顺应的角度提出了广告语言和广告翻译中的技巧:顺应文化、消费者价值取向、消费者心理、语言现实等方面,赢得消费者的理解和认同,以使广告产品得到更大范围的流通和被接受。
关键词: 顺应性广告语言广告翻译运用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当中。这一经济发展趋势深深影响着翻译界。随着国际化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加,广告翻译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翻译者会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跨文化交际。
然而,广告翻译谈何容易,理论界对广告翻译该用“翻译”还是“改造”还在犹豫不决。对广告的翻译,除了对译者有语言、专业、文化的知识要求外,还要有一定的翻译理论作指导。我认为,顺应论是沟通广告语言与广告翻译的桥梁, 这一理论也为广告语言及广告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Verschueren 顺应性理论
语用学的语言顺应性是在 1999年由比利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Jef Verschueren提出。Verschueren在考查语言使用中接受了达尔文的选择与适应的思想,创造性地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与语言运用实际相结合,从顺应的角度系统地阐释了人类语言运用的动态过程。他认为:“使用语言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出于语言外部的语言。”语言使用者一旦使用语言,他就要不断地根据语言的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顺应性(adaptability)这三种特性对语言作出选择。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但是语言交际不是一个静态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商讨和顺应的过程。商讨性说明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严格按照规则或固定的形式——功能关系进行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顺应性是指语言能使其使用者从其所提供的可选项目的范围之内作出商讨性的语言选择和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
顺应性理论深入探究了人类使用语言的心理机制和动机,以及社会化的作用,为语用学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途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解释力和应用价值及发展前途的语用学理论。顺应性理论对翻译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将顺应理论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并用其理论成果来指导翻译实践,实际上是发展语用翻译理论的一种新尝试。
二、广告语言与顺应
(一)对文化的顺应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总模式。它不仅包括城市、组织、学校等物质的东西,而且包括思想、习惯、家庭模式、语言等非物质的东西”。产品要成功地被消费者接纳,并得到市场的认可,其广告语言就必须顺应消费者的传统习惯、审美倾向等各种文化现象。例如:我国有一电池品牌叫“白象”和电视机品牌“孔雀”,在出口这些产品到英语国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为“whiteelephant”和“peacock”,这是因为在英文中“white elephant”是指大而无用的物品,“peacock”被认为是一种很脏的鸟,意味自满和自负。因此,广告译者必须同时具备汉英双语的语言知识,包括构词法、词源学、俚语、禁忌语、词语比喻意义和引申意义等方面的常识,翻译时应重点考虑顺应目标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
(二)对消费者的价值取向的顺应
广告的语言必须适应消费者的社会价值取向,即要顺应消费者的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及言语规范等。例如:从众心理在中国有较深的影响,虽然现在有所改变,但在商品选购的过程中依然有许多人沿袭从众的习惯,所以不少广告商以此为诉求点,在广告中渲染这种群体行为,例如:“风雨十年,百万消费者口碑见证”,“百喝不厌气味芬芳,深受大众喜爱”,又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统一的思想和权威,在广告语中常有“国家部优”、“获得国家××金奖”、“国宴饮料××优质天然矿泉水!”等广告字眼和形式,以“权威”作为支持和论据。然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将现实摆在第一位,好的广告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产品功能的高品质认证、吸引消费者的情感、充分利用孩子可爱的一面,例如:A.The charisma of Filipina,it comes from somewhere within. And it shines on every flight(菲律宾航空公的魅力,来自内在的本质,在每次飞行中熠熠生辉)B.We’re hidden in a garden of vegetables where you’d never expect.In a Pie.(我们在你想不到的地方藏了整个菜园的蔬菜,就在馅饼里) C.Let your children in on a world of wonder:Things of Science.(让您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奇异的世界里)。
(三)对消费者心理的顺应
广告语言不但要顺应一定的文化语境,而且必须针对消费者的心理感受作出相应的调整,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蕴藏着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形成了以“吉庆”、“仁爱”为基本内容的文化心理。例如:“金六福” 酒,例如服饰品牌“Goldlion”(金利来)气势恢宏,无论是“Gold”还是“Lion”都显示着“至尊”与“至强“。这样尊贵的命名满足了男性实现自我、成就梦想的心理需要。事实上,许多我们熟悉的商标都对人们心理上作出了成功的顺应,如“Safeguard”(舒肤佳)顺应了大众在心理上的安全需要。
(四)对语言现实的顺应
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广告语言不可避免地受到语言现实的制约。广告词在音、形方面,应避免杜撰读音拗口或者音韵不美的词语,尽量使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巧妙的商标词能充分利用语言的形象、音韵、修辞等手段增添更多的色彩和生命力。例如:“Clean &Clear”(洗面奶商标)就充分结合了英语音、形、义的特点成功地锁定了无数女性的目光,一方面,“Clean”和“Clear”发音相似,读起来铿锵悦耳,另一方面,它们拼写相近,显得对称平衡。另外,不管是“Clean”,还是 “Clear”,都给人留下干净整洁、一尘不染的印象,这个商标名通过对语言的顺应,达到了 “音美”、“形美”和“意美”的境界。
三、广告翻译与顺应
翻译活动是一种类似但更加复杂的不断选择的过程,从译什么到怎么译,无不贯穿着社会文化认知等因素的互动选择机制。语用顺应论不仅可以将翻译理论纳入一个连贯统一的框架,而且应在动态顺应、意识程度等方面的探讨,为拓宽翻译研究的发展空间带来诸多有意的启示。毫无疑问,广告翻译作为翻译的一种类型,同样能从顺应论中获得极大的启示,但广告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其翻译不仅要符合一般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吸引人们注意该商品广告,并且激发人们购买的欲望和促成购买的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广告翻译必须对目的语的语境作出一系列的动态语言顺应。因此,顺应论对广告语言的理论指导同样适合广告翻译。
(一) 顺应目的语的文化习惯
译文读者能否像原文一样顺利获得大致相同的理解与感受,取决于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是否充分了解、考虑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的语言文化审美情趣上的差异,并在译文中作出动态的顺应。一些广告语中的商品名和习惯用法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折射出文化、风俗、经济、政治、宗教和人文美学。例如:曹州圣酒的广告:“曹州城内有一隅首,名曰‘尤之女’。据说尤之女酿得一手好酒,偶被孔子一饮,赞曰:至贤至美!故得名‘圣酒’。”原文翻译为: There is an intersection named “Girl Youzhi” in Caozhou City. The story goes that Girl Youzhi made good king liquor,which Confucius drank by accident. He pionted this liquor to be a delicious one. So it got its name as Liquor “Shengjiu”.由于Confucius并不是外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物,因此应该予以补充:the great ancient Chinese educator。“至贤至美”翻译成“a delicious one”也不能表达其文化内涵,“至贤至美”指的是“酒之上品”,可翻译为“excellent”。至于“圣酒”有着特殊的含义,其音译为“Shengjiu”完全无法表达出这种特殊的内涵,因此应译为“Saint Liquor”。
(二)顺应目的语读者的价值取向
广告翻译中,对目的语价值取向的考虑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中西方文化不同而导致价值取向的截然不同,如中国人相信权威而西方人则尊重事实,中国人强调集体合作而西方人则注重个性特征。因此,广告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对价值取向作出动态的顺应。例如爱立信公司的移动电话广告其英文是“Make yourself heard”,其中文广告是“理解就是沟通”,从字面上看,这两则宣传同一产品的广告毫不相干,但却顺应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三)顺应目的语读者的心理需求
正如广告创作必须顺应消费者的心理一样,广告翻译也应顺应目的语读者的心理需要和感受,以便从情感上说服消费者,从而使其产生购买欲望和购买行为。以Coca-Cola为例,当该产品的中文译名是“蝌蚪啃蜡”,不但不能使消费者对该产品产生购买的欲望,反而会在消费者的心里产生负面影响。后来改译为“可口可乐”,使人一看到就会联想到很好吃或者好喝的东西。
(四) 顺应目的语读者的语言
广告翻译要根据目的语定位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对语言进行多方面的选择,选择恰当的语言结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法,并同时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观念、意识、语言态度、语言意而作出相应的动态顺应。在句式方面,英语广告中经常使用祈使句、疑问句、省略句和条件句,当我们把中文广告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必须对相应的中文句式作出顺应。例如:“喝一杯即饮柠檬茶令你怡神醒脑。”译文是“A Glasss of Instant Lemon Tea Makes You Refreshing”,这则广告的中文句式是感叹句,而译者却把它改成了陈述句,很明显,译文的表达效果不如原文,如果将疑问句和感叹句一起使用,广告效果将大大加强,我们不妨将译文改为:“For Refreshment?A Glass of Instant Lemon Tea!”
顺应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顺应论应强调语言选择与交际环境、交际对象和交际目标的一致性。以上的分析和例子可以看出:无论是广告语言还是广告翻译都必须顺各种语境才能达到广告的目的。语言顺应论为广告翻译研究带来了新思路,开拓了新视野。
参考文献:
[1]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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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琳霞.模糊数字英译的顺应性原则[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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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征,付铮.英汉文化差异与广告的语用翻译[J].科技信息,2008,(27).
顺应自然的教育法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小学音乐教育作为音乐学科教育的基础，需要从音乐这门艺术的本质出发，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对音乐艺术的真实再现。然而，当前小学音乐教学依旧禁锢于传统教学理念与教育模式中。因此，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实现对自然主义教育观的运用已成为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当前小学音乐教育中渗透自然主义教育观的必要性，其次为实现自然主义教育观在小学音乐教育中的运用提出对策，以供参考。
关键词：小学音乐教育；自然主义教育观；必要性；途径
自然主义教育观理论主张以自然规律来实现对教育的指导，其强调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将教育回归自然。在小学音乐教育中，将自然主义教育观渗透于其中，不仅符合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和小学生成长的规律，还能够在全面提升小学生音乐素养的基础上，满足当前素质教育对小学音乐教学的全面要求。因而，如何将自然主义教育观渗透到教学中，已成为当前小学音乐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大挑战。
一、小学音乐教育中渗透自然主义教育观的必要性
1.小学音乐教育中渗透自然主义教育观是全面落实素质教育的需求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就需要进一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而当前我国不少地区教育理念滞后，教学方法陈旧，无法满足当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实际需求。在此背景下，国家全面落实素质教育，以培养出综合素质和能力高的复合型人才，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注入新鲜的活力与动力，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小学音乐教育中应用自然主义教育观是社会发展背景下全面落实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2.小学音乐教育中渗透自然主义教育观是改善当前小学音乐教学现状的必经之路
当前，我国小学音乐教学依旧禁锢于传统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之中，灌输填鸭式的音乐教学模式，致使音乐失去了本身之美，也使学生无法对音乐这门课程产生浓厚的情趣。小学音乐课程的内容本身之美就在于用简单的韵律凸显大自然之美，而当前的教育理念致使教师过于注重音乐唱法的传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忽略了这一学段学生在心理以及生理上的发育特点，进而也就无法实现对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小学音乐教学的现状，就需要将自然主义教育观融入于小学音乐教学中，为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的改革奠定理论基础。
二、在小学音乐教育中渗透自然主义教育观的途径
1.以小学生心理以及生理发展特点为基础
要想在小学音乐教育中全方位渗透自然主义教育观，就需要首先明确小学生的心理以及生理发育特点，掌握其发展规律。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段在7-12周岁，而这一阶段的学生正处于生理以及心理高速发展的时期，教师需要根据学生所处年龄段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将自然主义教育这一教育理念渗透到教学中。比如：三、四年级的学生，其在心理上正处于自我意识萌芽的阶段，开始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对事物的判断，但是依旧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在某一件事情上；从生理方面讲其身体协调能力大幅度增强。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中给予学生展示自我的机会，在评价与表扬中，提升其自信心和审美能力。
2.更新教学理念，以小学生为音乐课堂教学主体
自然主义教育观要求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来实现其对教育的指导性作用。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教师要遵循音乐的本质属性，也要遵循学生的自然属性。因此，教师要更新教育理念，以学生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这样才能在充分调动学生主观积极性的基础上，使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人，从而实现学生个性化的成长，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3.创新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
在渗透自然主义教育观、落实素质教育全面要求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创新教学方法，以培养学生对于音乐学科的兴趣，进而营造出和谐且具有活力的课堂教学氛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使学生建立起对音乐学科的兴趣，才能使学生全身心地融入课堂教学中，带着求知的欲望来探索，从而在音乐的熏陶中逐渐提升自身的音乐素养。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感兴趣的方面，不断地丰富音乐教学的内容，尽量使内容贴近自然，还原音乐的本真，这样才能在净化学生心灵的同时，启迪学生思考、探索，从而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素养。比如：教师可以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按照曲目的内容，实现学生的分角色扮演，在寓学于乐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综上所述，自然主义教育观这一教学理念不仅符合当前素质教育所提出的要求，还能够有效地提高当前小学音乐教学的质量。因此，这就要求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以小学生心理、生理发育特点为基础，更新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从而在践行自然教育观这一理念的过程中提升音乐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从而使其满足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于人才的全面要求。
参考文献：
[1]廖乃雄.论音乐教育[J].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2]袁洪亮.中国传统国民性的结构及其特征[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1（2）：144-145.
[3]潘梦.论中国小学音乐教育中的自然主义教育观[D].北京：中央音乐学院，2011.
作者简介：葛倩倩（1990— ），女，浙江温州人，本科学历，小教一级，研究方向：音乐教育。
顺应自然的教育法论文范文第3篇
当今世界正在掀起一场高科技革命，它全方位深层次地改变着当代世界经济面貌，人类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
一、世界正步入知识经济的时代
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也是一种全新的基于最新科技和人类知识精华的新型经济形态。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明确定义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提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是在充分知识化的社会中发展的经济。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还只是出现了知识经济的萌芽。世界不过才由传统经济开始向知识经济发展，即使高科技水平居于世界第一的美国也还没有形成知识经济，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仍然是汽车、钢铁、建筑等传统产业，除信息科学技术外，其它高新技术还相对弱小。但就是这知识经济萌芽，业已令人眼花缭乱。世界经贸组织1996年报告中提到，29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GNP的50%是通，过知识经济实现的。美国1995年以来经济增长中，有27%归功于高技术产业，而传统的支柱产业建筑业只占14%，汽车只占4%。1996年美国全年的增产值，213是通过象微软公司这样的企业创造的。作为知识经济开始形成标志的美国微弱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连续三年位居世界富豪榜首，平均每周增加资产4亿美元他的产品是软盘和软盘中包含的知识，这些知识的广泛推广打开了计算机应用的大门。现在微软公司的产值大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产值的总和。
把知识作为资本来创造财富，形成知识经济萌芽的美国所发生的变化，在世界各国引起广泛关注，反响巨大。欧盟委员会1998年年初发表的《走向知识化的欧洲》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该文件中提出了欧盟致力于建立“知识社会”的目标，十分醒目地提出了这样的新观念：“今后真正的财富创造将与知识的创造和传播联系起来，并将首先依赖于我们在研究教育和培训领域内所作的努力”。
专家们还纷纷议论，本世纪7θ80年代，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转移，科学研究系统在知识经济中发挥着知识的生产作用，并在知识的传播和转移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强调“技术立国”的日本进入80年代后经济增长明显减慢;而注重知识创新的欧美，特别是美国，经济发展势头上升，其相对完善的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大会报告中提出“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很大压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办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些论述，推动了我国对知识经济的研究。1997年下半年以来，知识经济的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于各种媒体，成为热门话题，国内各方面人士开始就知识经济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今年2月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经济的研讨会。与会者认为21世纪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哪个国家掌握了科技优势，特别是高科技，哪个国家就将取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国际竞争的优势。
我们经常讲要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那么當前要把握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的时代敏感性。各行业都在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而作准备。就我们教育界而言，正如陈至立部长三月底接受教育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新世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创新的意识必须增强”我认为，为发展民族地区教育，首先也必须有新的认识，新的观念。
二、站在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的高度上牢固树立科教兴国的观念
江泽民同志1997年12月26日在会见国家科技奖励和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代表时说：“教育是人才培养之基和立国之本”，“我们要始终把教育和科技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快推进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8年3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同出席九届政协一次会议的科技界委员座谈时指出：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发展的明显趋势就是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我们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中国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认真对待新技术革命带给我们的挑战和机遇，顺应潮流。乘势而上，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把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搞得更好”。我认为，江泽民同志已经是站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要到来这个高度上来论述我国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了。他的讲话代表党中央对科学技术和知识文化的最新观点，也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我们就是要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和使命和作用。
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教授因对人力资本的卓有成效和超前的研究成果而倍受关注，他那句概括自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原因的诙谐之言“把钱投在人身上比投在机器上更为有效率”，更是被教育工作者多次引用。而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今天，有战略眼光的人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教育地位的估计，都认识到教育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因素。世界银行自1995年开始改变了传统的计算国家财富的统计方法，新的统计方法把以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源作为最重要的方面。
但是，在我国，绝大多数人对资源的看法则基本上还是相当传统的，只要翻一翻有关著作就不难了解这点。坦率地说，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一本论述民族地区的发展的书里看到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紧接着就是强调民族地区辽阔的地域和丰富的资源，认为这些将使民族地区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充满后劲，是今后经济高速稳定增长的最强有力保证。因为我国正处在工业化时期，这种看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认识，在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中，在资源配置上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知识取代劳动力而成为最重要的因素，知识资本将决定综合国力;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它不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不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而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第一支柱。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落后国家和地区所占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充裕的优势越来越起不到重大作用。因为就知识而言，任何民族任何地区都不具有“自然的”优势或劣势，只有“人为的\"优势，即教育素质、机制和管理我们要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并用这种观念去认识民族地区的发展，去影响当地行政领导和群众，把他们的认识提到党的十五大和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高度。
三、要有前瞻性和跨世纪的思考
现在民族贫困地区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民族贫困地区处在“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意思是考虑民族地区的发展要立足于这些地区更加落后的实际，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不能不说，在民族贫困地区有一些人过于强调民族地区落后的一面，其原因无非是希望中央在资金和政策上多给一些倾斜。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知识经济这个大趋势与我们民族地区不沾边，我们可以对此视而不见。那就对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很不利了。
我们应当明确，我们党的初级阶段理论不是安于落后、保护落后的理论，而是承认落后、逐步改变落后的理论。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是党的十五大的一种精神状态。十五大归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强调的是从落后从不发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转化，这才是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性质。我们民族贫困地区当然要正视落后，尊重起点较低这一现实，但更要认识改变落后面貌的紧迫性和有利条件。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有远大的眼光，要有前瞻性和跨世纪的思考。以未来的眼光激发起民族的无限活力，实现各少数民族的伟大兴旺发达。
因此，谈论民族地区落后的现状与知识经济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八十年代初期，当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说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要占有一席之地的时候，我们国家当时也是很落后的。当时，我们粉碎四人帮不久，是在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基础上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与世界发展水平的差距决不比现在我们民族地区与国内发达地区差距小。但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上述思想，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十几年的时间，其影响今天看来真是非同小可。试想，我们如果直到今天才提出上述问题，那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将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在世纪之交来谈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我们也必须有前瞻性和跨世纪的思考，不能不充分注意到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现实，不能不从知识经济将对社会发展及对教育发生巨大影响这个层面上认识问题这里，最重要的是把认识问题的高度与正视地区实际区别开来应当想到，现在不管是哪个民族的教育对象，他們走入社会的时候，面对的将不仅是工业经济中的发电机、铁路、汽车生产流水线，更多的还是半导体、芯片、光盘计算机。
我们这样说，并非要不顾民族地区的具体条件，不分青红皂白地都在教学中加进信息技术的内容，而主要是指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观念上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由于边远贫困的民族地区经济落后，教育观念陈旧，把小学教育办成“听话教育”，把中学教育办成“分数教育”的现象加严重，因此，民族地区在培养人才的创新能力上的任务更艰巨。我们民族地区如果能够转变观念，成功地培养出一代富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就有可能把国内外高技术的突破运用过来，导引出自己地区成功的技术进步。民族地区在传统制造业方面的落后，也许正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赶超发达地区地好机会，因为包袱轻，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从而可能更快地转入知识经济的发展轨道在知识经济处于萌芽状态的今天，我们民族地区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未雨绸缪，千万不能输在知识经济发展的起跑线上。
四、转变重科技、轻教育的观念，全面理解科教兴国的国策。
教育是科技的社会能源，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才能给科技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离开教育科技无法独立发展。没有跨世纪人才的培养，就不可能有二十一世纪的高科技。这个道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重科技，轻教育的观念确实存在。民族贫困地区因为比较落后，重科技、轻教育的思想更加严重。这与人们要改变落后的急切心理有关，因为科技成果的运用见效较快。也许是由于科教兴国的提法最初是在科技会议上提出来的，最为权威而明确的表述又是出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5年5月6日）中的。这也容易使粗心大意的人把“科教兴国”误为“科技兴国”。然而，正是在上述《决定》中对科教兴国的含义给以了明确的界定：“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钱伟长先生曾经收到写有“科技兴国”的文件，钱老拒绝在文件上面签字。他说，“科教兴国”和“科技兴国”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应当向钱伟长先生学习，坚持教育为本。
顺应自然的教育法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理解间距”是由“时间间距”和“语言间距”构成的，它在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没有间距，也就没有理解，正是“时间间距”和“语言间距”的存在，使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全面和客观的理解以及意义的彰显成为可能。
关键词：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理解间距;时间间距;语言间距
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出现在距离我们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代、近代和现代初期，它的诞生时代与我们借鉴它来指导中国的教育实践，发挥它在中国的当代价值之间，显然存在着“时间间距”。同时，西方自然主义教育家的经典著作是用希腊语、英语、德语等不同语言写成的，中国人要理解它，必须用汉语来表达它，这里就存在“语言间距”问题。正是“时间间距”与“语言间距”构成了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研究的“理解间距”问题，这一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影响到我们能否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进行客观理解。因为我们要实现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当代价值，就必须借鉴客观的、准确的和完整的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和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必须将我们自身与被理解对象的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之间的始源相关性呈现出来。我们只有在有了对自身的境遇、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思想的理解之后，才能去理解和把握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反之，我们只有在理解了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之后，才能真正地理解自身的境遇、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思想。如果实现了自身与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互动，那么也就达到了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客观理解。当然，这种理解的客观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动以及理解者的历史性发展成为一种被突破、被超越的客观性。正因为如此，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会不断地展现新的境界，生成新的意义，最终形成理解的真正客观性。
一、“时间间距”在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研究中的功用
1.正是由于“时间间距”的存在，每个时代的研究者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和解释不同，从而使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理解的连续性成为可能
正是因为有了理解的连续性，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才向我们呈现出完整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内容、视角，我们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更全面理解才有可能。没有时间的距离，任何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文本都不可能在不同的时代获得不同的理解和发展。“时间距离的魔力在于，它只保留那些对人类发展有意义的东西，而对那些没有意义或价值的东西则坚决予以淘汰。不仅如此，它还能够使那些真正有意义的思想或理论体系、文本的意义全面、客观、充分地显现出来并逐步得到人们的理解。这是通过不同时期将这些思想体系、文本内容的不同部分分别提升的办法来实现的。”[1]可见，“虽然个体的存在是有断裂的，但整体的存在却弥补了这一断裂所造成的隙罅，使人们能够把那消逝了的个别性纳入到历史整体的连续性之中”[2]。
2.“时间间距”在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中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由于“时间间距”的存在，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经典文本的意义仿佛离我们远去。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我们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意义的理解恰恰因为“时间间距”而成为可能。“时间间距”不是凝固的、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富有活力和充满创造性的东西，蕴含着积极的创造性理解之可能性，正是通过它，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经典文本的意义才不断地被阐发。
伽达默尔提醒我们：“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鸿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传承物才向我们呈现了出来。在这里，无论怎么讲一种事件的真正创造性也不过分。”[3]时间不仅包含当下，而且也包含着过去和未来。如此理解，“那我们就不再将时间看做是一去不复返的，那它也就不可能给理解构成任何‘障碍’或‘鸿沟’，人类的精神或理解力完全可以借时间而获得对过去、当下和未来的理解和把握，获得对一切人类事物的理解和解释”[4]。可见，时间距离在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经典文本及其意义的理解中充当了当前与过去、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中介和桥梁。
3.“时间间距”不仅为我们理解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提供了理解的尺度，而且还会消除人们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理解的教条主义态度，使理解的客观性成为可能
如果只是从字面、书本上教条地理解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而不联系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那就不是真正理解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如果我们在理解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时考虑时间的距离，就可避免教条式的理解。当我们意识到当下与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诞生的时代历史条件之间存在着时间的差异后，当我们懂得了每个时期教育家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与今天人们对它的理解存在着巨大差异时，当我们意识到自我理解必然包含在理解之中时，就会创造性地运用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而不是教条地理解和运用。
事实上，我国教育界目前对儿童观理论、天性教育理论、自由教育理论、主体性教育理论、自我教育理论、活动教育理论、综合实践课程、生命教育理论、生活教育理论等的研究和运用，尽管都与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密切相关，都从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相关理论中吸取了“营养”，但都不是原封不动地运用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其视野远远超越了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视野，是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融合了当代中国教育者的理解和见解。正是由于“时间间距”的存在，我们才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充满真理性、客观性和生命活力。
4.“时间间距”在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中能够起过滤的作用，从而保证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理解的客观性
在参与理解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因素中，既有正确的前见，也有错误的前见。只有通过“时间间距”的过滤，我们才能甄别它们。“时间距离除了能遏制我们对对象的兴趣这一意义外，显然还有另一种意义。它可以使存在于事情里的真正意义充分地显露出来。”[5]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经典文本的理解和借鉴是永无止境的，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不仅是指新的错误源泉不断被消除，以致真正的意义从一切混杂的东西中被过滤出来，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断产生，使得意想不到的关系展现出来。促成这种过滤过程的时间距离，本身并没有一种封闭的界限，而是在一种不断运动和扩展的过程中被把握。”[6]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时间间距”还能解决诠释学的真正批判性问题，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区分和把握理解的真前见以及由误解而产生的假前见。
二、“语言间距”在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研究中的功用
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的研究，必然涉及语言问题，因为语言是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得以实现的根本条件。“所谓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整个理解过程乃是一种语言过程。理解的真正问题以及那种巧妙地控制理解的尝试——这正是诠释学的主题——在传统上都归属于语法和修辞学领域，这一点绝不是没有理由的。语言正是谈话双方进行相互了解并对某事取得一致意见的核心。”[7]因此，“语言间距”对理解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当代价值的实现至关重要。
1.翻译彰显着“语言间距”在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研究中的功用
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当代价值的研究，首先应面对的问题就是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不同的经典文本的翻译。因为我们与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经典文本之间存在着希腊语、英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的隔阂，要达到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和对话，必须首先翻译和转换这些语言。正是由于多种语言的存在，并且它们可以翻译、交流和对话，从而使不同语言的经典文本的理解成为可能。
理解的语言性主要表现为对语言所表达的事物理解的一致性。“翻译者必须克服语言之间的鸿沟，这一例证使得在解释者和文本之间起作用的并与谈话中的相互了解相一致的相互关系显得特别明显，因为所有翻译者都是解释者。”[8]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诠释学的问题并不是语言问题的正确掌握，而是对于语言媒介中所发生事情的正当地相互了解的问题。“翻译者必须把所要理解的意义置入另一个谈话者所生活的语境中。这当然不是说，翻译者可以任意曲解讲话人所指的意义。相反，这种意义应当被保持下来，但由于这种意义应当在新的语言世界中被人理解，所以这种意义必须在新的语言世界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作用。”[9]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之所以能够被不同语言所理解、言说，能够在不同国家中实现其当代价值，表明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然，这种普遍的意义不是抽象的，它是在与各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也是在被不同的语言翻译和转换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不同的翻译者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经典文本的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会赋予经典文本以“创造”和“新意”。“翻译有可能成为对原文的‘再创造’和‘重写’，因为它必须考虑许多与原语言文字所表述的不同情况，它必须使翻译过来的文字更加贴近另一种语言所表述的内容、风格、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等。”[10]对此，伽达默尔作了独特的阐释：“凡需要翻译的地方，就必须要考虑讲话者原本语词的精神和对其复述的精神之间的距离。但这种距离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克服掉的。因此，在这些情况中相互了解并非真正地发生在谈话的参与者之间，而是产生于翻译者之间。因为翻译者能在一个共同的相互了解的世界中真正地相遇。”[11]“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12]“翻译过程从根本上包括了人类理解世界和社会交往的全部秘密。翻译是内心的预见，即在整体上预先把握意义和对被预见的东西的明确的确证的不可分割的统一。”[13]可见，“语言间距”是文本意义的生长域，正是通过“语言间距”，才使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意义不断呈现出来。
2.对话是达成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理解的重要条件
由于每个人都有理解能力，因而人与人之间就有可能共同生活和相互对话。
首先，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是一种对话的语言现象。因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一切理解是在语言性的媒介中获得成功或遭遇失败的，都存在着潜在的语言相关性，因此我们总能在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通过相互的对话而达成一致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教育者与自然教育家之间、不同的教育者之间都可以通过语言对话达成一致，而且教育者对自然教育家的经典文本的理解也是通过语言对话实现的。因为对经典文本“理解的过程本身也表现为一种语言现象，一种被柏拉图描述为思维之本质的灵魂与自身的内心对话的语言现象。”[14]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所有的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并达成相互理解。“诚然，我们总是受到我们自己的能力和可能之有限性的局限，而只有一种无止境的对话才能完全实现这一要求，这也是事实。”[15]相互谈话是有共同的话题和视角的，因而它不是相互争论，也不是各自的“独白”。“谈话改变着谈话双方。一种成功的谈话就在于，人们不再会重新回到引起谈话的不一致状态，而是达到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是如此地共同，以致它不再是我的意见或你的意见，而是对世界的共同解释。”[16]正是这种共同性才使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统一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成为可能。
其次，对话乃是人类自然教育思维的标志。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标志人类的自然教育思维，那就是永无止境的关于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对话。没有对话，人类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思维和理解也就无从产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思维就是指自身思考某些东西，而自身思考某些东西又是指自身讲出某些东西。因此我认为，柏拉图把思维称为灵魂和自身的对话，称为一种不断进行自我超越，反过来又对自身和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发生怀疑，提出异议的对话，他这样认识思维的本质是十分正确的。”[17]对话的真理性就在于，说出的话只有被人理解、接受和认同，才能得到验证。反之，这种对话思维就缺失说服力。
第三，对话能加深自我理解。按照伽达默尔的理解，对话就是在我们心中留下某些痕迹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在其他人那里遇到了未曾接触过的新东西，它改变着我们的经验世界。“谈话具有转变的能力，凡是成功的谈话总给我们留下某些东西，而且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改变我们的某些东西。因此，谈话与友谊比肩而立。”[18]只有在谈话中我们才能相互理解，并达成理解的共同性。“在这种共同性中，每人对于对方都是同一个人，因为双方都找到了对方并且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19]这种共同性是以人的自我理解为前提的。
3.“语言间距”的存在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整体意义
对于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而言，每个解释者总要表现自己的个别性，如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视域，因而难免会导致片面性。然而，“通过这种片面性，解释就使得事物的某个方面得到了强调，以致为了达到平衡，这同一个事物的另外方面必然会继续地被讲出。正如哲学辩证法通过矛盾的激化和提升使一切片面的观点得到扬弃，从而使真理的整体得到表现，诠释学的努力也有这样的任务，即从它所关联的全面性中开辟意义的整体。”[20]伽达默尔的这段话提示我们，教育者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和解释是在语言中实现的。
不同的教育者由于自身是在前理解所规定的境遇中从事理解活动，因而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和解释是不相同的。正是这种不同使教育者达成了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客观和全面的理解，展现了一个意义的整体，出现意义的同心圆，由此完成理解的任务，即在各种同心圆中扩大被理解意义的统一性，形成理解的一致性。很显然，“意义的统一性根源于意义的个别性，没有意义的个别性也就没有所谓意义的整体性。……没有各种语言形式或媒介，我们也根本无法达到意义的整体。因此，能帮助我们达到对全面一致的意义理解的正是各种千差万别的语言形式。没有千差万别的语言形式的存在，我们就无法把握意义的统一性。”[21]
4.语言与意义的间距是达到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客观理解的重要条件
要正确地客观地理解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就不能拘泥于字眼，而应从整体上去把握，否则就会造成误解或困惑，导致理解的失败。例如，关于卢梭的“自然人”，以往很多人把它理解为纯粹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自然”人。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只要联系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及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和《爱弥儿》整体地来理解，就不会得出这种结论，而是会把培养身心自然和自由发展的“自然人”仅仅看作卢梭的教育目的之一，卢梭的另一个教育目的的重要内涵就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再如，要理解心理化自然教育思想，就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或拘泥于心理化自然教育家的个别结论，而应从整体上把握心理化自然教育家注重教育教学心理学化这一特征。这两个事例表明，要客观地理解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它的意义，不能囿于某个词、某句话、某个片断和某个个别结论，否则，我们的理解就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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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602.
责任编辑：杨孝如
顺应自然的教育法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经过近六个世纪的商界纵横，晋商在传承儒家文化、融合黄土文化和塞外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晋商商业文化。如今，大学生创新教育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教育模式。本文认为，用极具地方特色的优秀文化资源丰富大学生创新教育，对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强化创业意识、提升创新创业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晋商精神;大学生;创新教育
创新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高校对创新教育越来越重视，越来越系统、规范。作为地方高校，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丰富创新创业教学资源，更能凸显高校地方特色，形成独特的创新教育模式。
一直以来，晋商都被称作商界奇旅。晋商对世界商业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商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晋商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纵横近六个世纪，与其文化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在经商过程中衍生出的创新精神，值得人们学习、传承。
一、晋商创新精神的内涵
晋商作为世界重要的商帮之一，其在发展中呈现出规模巨大、时间长久、业务范围广泛等特点，与其适应营商环境、不断创新有着直接的关系。开拓创新是推动晋商不断前进的动力 [1]。
（一）思维创新：晋商的重商观念
明清之际，封建社会的“士、农、工、商”择业观受到了强烈冲击。一是因为山西一些地域出现“地少人多”现象，加之连年大旱，迫使山西人不得不以“走西口”来维持生计，因时而动，进行了“弃农行商”的实践。同时，一些名儒大家，如黄宗羲、王源等人看到了商贸行为给社会带来的价值提升，主张提升商贾的社会地位。这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重商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晋商在长时间的经商实践中发现，商业沟通天下财货，便民利国，有极高的社会价值 [2]。于是，山西地域逐渐形成了重商的地方风俗，这在科举为要、入仕为荣的时代，是不同于“主流”的思想观念。重商习俗的形成正是晋商理论联系实际，并以实践为前导总结出来的极具地方特色的经商观念和思维模式，其思想具有超前性和创新性。
（二）人本思想：晋商的用人哲学
晋商提倡避亲用乡，两权分立，身股激励，道德教化 [3]。在选人用人、育人、交人上的规范、严谨，是晋商成功的基石。在选人方面，晋商一是提倡避亲用乡，二是坚持择优保荐，学徒的选择有“查三代、询两历、过三试、后三验”之说;在用人方面，作为财东，应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并能够破格晋升特殊人才。例如，东掌合伙制的出现，就体现了财东对掌柜的信任，实现了出资、经营的两权分离企业管理制度;在育人方面，晋商以“仁、义、理、智、信”为纲，用孔孟思想教化学徒，训诫伙友 [4];在交人方面，晋商之间“相与”互助，互保互荐，财东联姻，逐渐打造出雄霸一方的商业帝国。
（三）管理模式：晋商的制度优势
管子云：“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晋商在管理模式中体现出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制度的建立上。贷金制、朋合制、东掌制、东伙制、股份制等经营制度的实践，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商业行为，促进了商业发展。在晋商票号发展中，晋商采用的防伪方法，通过水印、字迹、印章、密押等形式有效防止了银票伪造现象的出现。纵观晋商发展历史，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为晋商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朝章国典”，成熟的管理模式的迅速复制（如票号的总分号制度），成就了晋商的“白银帝国”。
二、大学生创新教育的现状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的主阵地在高校，近年来，高校对创新创业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但创新教育在多数普通高校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系统的教育模式，往往是与创业合教，或单单以赛促创新、以第二课堂助创新。
（一）创新及创新教育的概念
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创新教育是以培养人们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创新教育研究和解决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问题，并且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所在。
（二）大学生创新教育的现状分析
国家在教育体系的宏观把控上就大学生创新教育出台了许多政策，鼓励企业与高校融合发展;虽然各高校或地市创新研究中心、创新创业基地如雨后春笋，但仍然存在理念落后、项目投入大产出小、专利转化率低等一系列问题。追根溯源，高校作为知识分子的集聚地，理应是创新之源，实践之所;但大学生创新教育的开展情况并不乐观，从教育的意义来说，大学生创新教育存在以下问题：
1. 受重视程度不够
一是对教学体系的构建不够重视。目前创新教育一般依附于创业教育课程进行理论教学，但此类课程创新理论较少，实践教学更是少之又少，这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与提高仅起到有限的作用。二是学生对创新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高校多以“第二课堂”、以赛促新、创新学分的形式开展创新教育，并没有形成独立体系。
2. 创新教育教师队伍参差不齐
创新教育教师是创新教育理论和实践教学的设计者、组织者和监督者。任课教师的水平直接影响授课质量，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认为，兴趣是人们活动的巨大动力。学生往往在两种情况下愿意认真学习：一是学生本身对学习内容产生强烈兴趣，所学习内容与学生的职业发展（如就业方向或考研等）存在较高的契合度;二是授课教师具有独特的语言和行为魅力，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具备足够的创新理論和创新实践知识。然而，现实情况是，创新教育依附于创业教育存在，而创业教育的任课教师大多也并不具备创业理论和创业实践的教育背景。创业教育教师大多由经管类教师或辅导员担任，教师在理论的讲授上可能不存在问题，然而课程设计要做到“有血有肉”，光有理论则会显得不够专业。能够让学生注意力比较集中、学习兴趣较浓的课程，往往能与社会实践、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创新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不能只依靠创新比赛、选修课、讲座等形式进行填补，应该从上层建筑上宏观考虑。
3. 大学生创新实践多流于形式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其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进行应用型人才培养，2017年，批准设置目录外新专业43个，其中93%以上为应用型本科专业 [5]。地方高校也在积极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观念作为应用型人才素质要求之一，在高校产、学、研一体化建设中得到重视，但是，很多高校还是无法摆脱传统教育的藩篱，存在以理论教学为主要途径，实习和实践教学不足或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三、晋商创新精神在大学生创新意识培养中的运用
创新是国家发展的第一动力。高校应从课程体系上重视大学生创新教育，用科学的方法培训创新教育教师队伍，加强创新实践力度，以此来构建科学、规范的大学生创新教育模式。晋商在经商实践中凸显的创新精神，要在大学生创新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体现和应用。通过开设晋商类课程、晋商类讲座，创办晋商研究类协会，提供晋商文化参观、实践等方式，可将晋商创新精神与大学生创新教育深度融合。
（一）注重地方思维模式，培养大学生的企业家精神
创新是大学生必备的素质之一。创新精神的培养是国家创新体系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开展大学生创新教育，是高校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手段和主要内容，也是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统计，麻省理工学院开设的创新创业类课程多达70余门，斯坦福大学将创新教育列为必修课程 [6]。创新教育应该取消理工与非理工的专业限制，以融合发展的态度让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互联互通，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启发学生进行创新;在培养方案的制订中，应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关内容，尤其是创新教育。可增设“创新战略”“创新思维”“技术创新”“创新创业人才素养”“创新创业教程”等课程;加大开办SIYB创业培训力度;开发在线精品课程和选修课，增加实践教学比例;提倡融合性创新教育课程的开发、教研，以“课程思政”的思路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教育相融共生。
地方高校的发展兼有服务地方和依托地方的双重属性，这就要求地方高校要充分利用地方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来实现办学的“区域性”和“地方性” [7]。晋商精神是极具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的文化资源，将晋商的创新案例、发展历程、经验成果等融入大学生创新教育，有助于大学生理解创新精神，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企业家精神。
（二）顶层设计以人为本，注重大学创新教育教师专业化建设
创新教育的特点要求创新教育教师较专业课教师具备更全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在一些西方国家，创新创业师资一般要求具有创业学博士学位，通过举办创新师资培训、教学沙龙、案例午餐会，选派创新教育教师到企业进行挂职实践等形式提升创新教育教师的课程讲授能力、案例分析能力、指导实践能力 [8]。另外，高校可科学组建创新教学研究机构，引进创业成功的校友、社会优秀企业家作为兼职教师或创新实践导师，构建合理、科学的创新教育师资队伍。
高校决策层应在政策上和经费上给予支持。一是鼓励和引导创新教育教师善用晋商历史研究成果，走出高校，拓展思路，支持和鼓励高校创新教育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以实践矫正理论教学，在教与学中不断完善创新教育教学体系。二是将企业家“请进来”，让企业家指导大学创新教育教学体系的构建。
（三）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大学生创新实践力度
就现阶段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依然存在企业要求与大学生素质不匹配现象。这种现象造成企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招聘不到合适的员工;大学生到处投递简历，找不到工作;高校就业部门千方百计搭建桥梁却效果甚微的局面。通过大学生创新教育实践，可以让企业了解大学生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让其参与企业建设，实际体验和感悟企业用人的规则和要求;高校就业部门通过企业和大学生的反馈，能够制定更加合理的就业工作体系，提高就业率、提升学校知名度。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是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晋商通过百年实践，为山西乃至中国商界提供了大量的财富，尤其是其在制度方面的不断完善、创新，奠定了其在中国商界的地位和荣耀。大学生加强实践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实践，逐渐认识企业的文化建设、运营过程、制度规程等，为毕业后择业提供参考和借鉴，为提升自我职业竞争力、更快地适应和融入企业打好基础。
高校可以就创新教育教学体系进行进一步完善，加强大学生创新实践力度。通过校内课程建设建立校内创新实践基地，如工程训练中心、创新创业中心等;利用社会资源，通过合作建立校外创新实践基地;利用高校校友资源，建立“高校-校友-企业”创新实践基地与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联动的运行机制等方式，不断完善高校创新教育教学体系。
四、结语
“富不过三代”的古训在晋商辉煌的500年间，似乎并不完全适用。晋商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不乏被迫“创新”之案例，但更多的是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思考、不断尝试，这才形成了今天被广泛研究的晋商创新精神。继承和弘扬晋商精神，是晋地大学教师和大学生的责任和义务。将晋商创新精神与大学生创新教育体系融合，既能培养大学生尊崇历史、学习历史、总结经验的能力，又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强化创业意识、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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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稿人：刘瑞贤，中北大学朔州校区党委书记，副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
顺应自然的教育法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中国与西方都提出了推崇自然与天性的教育思想，对音乐教学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本文综述了中国“道法自然”教育思想与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与特征，并比较了二者在音乐教学应用中的区别。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法自然”教育思想更加注重整体，追求一种和谐的境界，合理运用既有助于提升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学质量，也有利于在学生心中树立“文化自信”。
【关键词】音乐教育;道法自然;自然主义;天人合一
引言
教育肩负着重要的培养下一代劳动者的使命，因此，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教育都极为被重视。教育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而在漫长的教育发展历史，东西方的哲学家与教育思想家们对于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怎样做好教育都进行了深入的系统思考，形成了许多流派的教育思想。在诸多教育思想之中，中国的“道法自然”與西方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都推崇尊重受教育者，特别是儿童的本来的天性与自然，向大自然与自然规律学习，二者具有一定的共同点。而且，音乐与自然，音乐与人密不可分，音乐也常常被认为是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在当今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教学中，合理运用这些尊崇天性与自然的教育观，开发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对提升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学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由于东西方的思想源流的不同、道路发展的不同，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中国“道法自然”教育思想
从先秦时期到近现代时期，大量思想家、教育家提出了大量具有浓厚东方特色的哲学与教育思想。先秦时期，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自然无为”“行不言之教”的教育思想;两汉时期，黄老学派倡导“因性而教”;魏晋南北朝时期，何晏、王弼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教育思想、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思想;唐宋时期，柳宗元提出了“以无念为宗”，顺应儿童天性的教育思想;明清时期，王守仁提出了“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的教育思想;近现代时期，蔡元培提出了“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1]。
《老子》中提到的自然概念应属于道家，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内容。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里，其实就是在论述“道”的本质，“道”本“自然”，就“道”的性质、功能上而言，自然既是本能，也是归因;因此，道家教育思想是一种崇尚自然和谐的教育思想，对待儿童，自然就要顺应儿童的天性。道家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庄子，提出“庖丁解牛”能很好的说明他自然主义的思想。庄子曾说：“依乎天理，批大郄，导大窾，因其固然，几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这种提倡掌握客观规律，根据自然条件的思想开启了我国自然主义教育的先河[2]。
汉初的黄老之学讲“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的运用到教育上。所谓“道法自然”是指以自然为师，它包含了遵循人的天性和事物发展规律的因素。在他们看来，生活、教育、工作都是取法自然而产生发达的，这与卢梭所提倡的“受之于自然”“受制于人”“受之于事物”自然主义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相契合的。黄老之学强调了教育与自然的界的结合，具有积极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的嵇康继承了东汉王充“元气自然论”朴素唯物主义，认为：“浩浩太素，杨耀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这种哲学观奠定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应该说，嵇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系统阐述自然主义教育的思想家，他的《难自然好学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自然注意教育思想的诞生。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的“自然教育”理论要早1500多年，他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思想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是自然主义教育与人文主义的分水岭。
中国近代教育家、革命家蔡元培先生以近代自然为基点深刻的指出了“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把中国推崇自然，“道法自然”的教育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蔡元培先生，创新性的把中国古代“道法自然”的思想与西方国家教育思想有机融合在一起，使中国自然主义教育逐渐走向了完善和成熟。在《以美育代宗教说》中说，“其间恒有古木名花，传播与诗人之笔，是皆利用自然之美以感人者。”可以从中品出，蔡元培先生希望通过自然类比的方法为中国的旧教育思想提供改变的思路，特别是在那个封建动乱的年代，寄希望于通过更好地教育培育出良好的人才[3]。1918年，蔡元培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话——“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在讲话中他针对封建教育用封建礼教约束、压制、甚至是破坏损伤儿童本身天性的劣势，提出新教育应当能够尊重顺应儿童天性，培养儿童的个性，让儿童能够自由轻松的成长与发展。他说：“知教育者，与其收成法，毋宁尚自然;于祈求划一，毋宁展个性。”“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4]
纵观中国这些推崇自然的教育观在我国历史上发展的脉络，虽然比西方自然主义教育观发展早，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传承。直到近代才由我国一些教育家去西方国家留学受其教育观念的影响又重新被重视。钱穆学者曾提出：“天人合一”观——中国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5]。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长期受封建礼教统治，直到今日，依然对我们的教育文化有所影响。轻视人自然的追求，禁锢人自然天性的解放。在长期礼教思想的统治和影响下，人们似乎习惯了压抑天性逆来顺受的性格，逐渐开始放弃追求自我。这种思维惯性影响了今天的教师的教育方式。在音乐课堂教学中，教师习惯性根据已有的课本知识对学生进行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忽略了学生本该有的天性发展。
道家思想是我国宝贵的古代哲学遗产，其中“道法自然”是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老子根据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为依据，突破性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观点。“道法自然”归根结底是人行为处事之道当与自然和谐统一，也就是“天人合一”。而“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同样体现着自然美学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人们创作的音乐也应当法自然而作。“希声”是去除人们心中芜杂过度的欲望，不妄加看似华丽的雕饰，顺应自然的声音。“大音希声”的审美观念核心在于美在自然，美在人天性的回归。而这种审美在我国传统音乐之中多有体现[6]。
道家所推崇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原始简朴，向往自由纯真，看似与音乐教育无关，实则却是充满了联系。“道法自然”说的“自然”，并不在于事物之外，而在于万物和人本身。老子认为，人和自然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用“道法自然”的视角审视音乐课堂，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与自然，音乐与人密不可分，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应当引导学生回归自然，走向自然，接收自然的熏陶与洗礼[7]。音乐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音乐创作是在自然物质社会中的人，以生理、心理活动为基础，对自然存在的事物进行美化、改造、再创造的过程;“道法自然”的思想告诉我们，音乐的表现力，要以“自然”作为价值取向与音乐追求。而对于音乐教育来说，“道”便是音乐和教育的自在。“道法自然”的理论思想对于音乐教育的良性循环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老子从人的生命本体的深切感受与对自然变化规律的敬仰，不断地反对过于压迫性的人性发展行为，反对过多的人为修饰，提倡自然的发展，反对离开中正之道的极端，提倡情境的自然影响，对于我们现代教育工作者了解和避免應试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实质性的解决办法。就教育而言，我们应该顺应儿童的身心发展，而不是违背儿童的身心发展。
当我们从世界音乐教育角度审视“道法自然”这一哲学思想与中国音乐教育的关系时，我们可以看到，以“道法自然”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指导的音乐教育，是一种有益的世界音乐教学尝试，特别是在西方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的今天，西欧艺术音乐长期影响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音乐教育体制、内容和方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1994年7月，第21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Music Education，ISME）确定《ISME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为ISME对待世界各种文化的官方政策：“我们认为，世界各文化的音乐，不论从个体或是从整体来看，都应该在广义的音乐教育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音乐在文化融合与保持民族身份之间以及在各种文化的接触中常常起着主导作用，在解决民族与民族以及多民族社会中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方面，音乐的特殊功能已得到充分的证明”“任何音乐教育体制都应接受世界音乐的存在事实及其学习价值，并把这种观点作为音乐教育的新起点”[8]。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我们当今的音乐教育中，我们应当看到，只有立足我国传统文化，运用“道法自然”等本土的、内生的哲学思想，以整体和谐的角度促进儿童天性的发展，加强我们的儿童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认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全球视野的我国音乐教育才能茁壮成长，而不是变成无根之木，无本之水。
二、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从古希腊开始，在诸多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中有所体现，到了近代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家力图使教育理论逐步走上科学化进程中所做得努力，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认识教育本质所作的积极探索和思考[9]，历经了西方古代到近代的历史[10，11]。
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教育适应人的自然发展的思想，教育应当跟据人的身心发展特点而进行，在教育思想史上开拓了“教育遵循自然”的先例[12]，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夸美纽斯在著作《大教学论》中指出，旧学校最大的弊病是违背自然，用无用的知识填满学生头脑，造成儿童学习时间和精力的极大浪费[13]。夸美纽斯说：“教与学的行动本来是件自然的、令人高兴的和惬意的乐事，自然的事情无需强制。只要他们觉得四肢强壮，便本能地做这些事情。”[14]夸美纽斯主张适应自然、顺应自然的生长来证明自己的教育改革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神学禁锢了人的思想的时代，这反映了他期望能够摆脱神学，将教育工作逐步科学化的美好期望。
在启蒙运动中，卢梭是一位伟大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当时批判经院主义教育不顾儿童身心发展，只是强迫儿童死记硬背枯燥的宗教教义，同时提出了教育应回到自然，适应自然，乃至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的自然适应性原则[15]。卢梭认为，在教学活动中，如果不遵循儿童自然的天性，而是教育者加以干涉，打乱了儿童应有的生长规律，那么这样只会打乱自然的环境，破坏了自然的法则，从根本上来说是破坏儿童的天性。所以，卢梭强调“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因此，卢梭要求尊重儿童的天性与自由，让儿童享有充分自由活动的可能和条件，并在教学生长过程中采取自然、自由的教学方法来适应儿童的身心发育水平和个别差异。卢梭的这些思想向我们教育工作者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必须要适应儿童的成长的天性，“如果把教育看作是一种人为的艺术，教育事业的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成功的主要条件，不是人力所能支配的……”[16]
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思想中也有关于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论述：“教育应当被提高到一种科学的水平，教育科学起源于并建立在对人类本性最深刻的认识基础上。”[17]他在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教育心理化”的口号，赋予其教育适应自然的理论新的内涵，要求教育活动应该与儿童的心理成长特点相一致，帮助儿童在学习知识、培养智慧和道德情感方面，都能够处于自然主动的位置，取代从外部强加给儿童的教育模式。
裴斯泰洛齐的学生福禄贝尔提出的教育适应自然的思想在其著作《人的教育》中进行了详细描述。他认为的“自然”也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大自然，另一方面是指儿童的天性。在论述教育顺应自然时，自然主要指后者。他认为：“人的天性本事完善的，良好的教育教学必须效法、遵循自然事物发展的正确道路，小心翼翼地追随儿童的本能、天性。”[18]
第斯多惠把人的天性理解为大自然赐给人的天资，换句话说，即是学生的心理特点。“天资是一个人的本身能力和活动可能性的基础，也可以说天资是发展能力和力量胚胎。”[19]在他看来，教育的发展必须要符合受教育者的天性，其核心的使命是要认识到儿童的本性。教育过程中需要研究儿童的本性及其变化过程，依照儿童不同阶段的心理特征对其进行教育。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在西方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其思想内涵不断发展进步，尽管每一位教育家对于自然主义的具体理解也不尽完全相同，但是，无论在哪一位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大家的理论中，都有一些共性存在，而这是需要我们教育研究工作者去理解把握，发现其中的理论精髓，并在实际音乐教学中灵活运用，提升我们的教学水平。从上面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家的典型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中有如下共同特征。
（一）崇尚自然与天性
自然主义作为舶来词，其英文原文为Naturalism，词根为Nature，具有“自然”“天性”等义项;在哲学上，Naturalism指的是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是遵循自然性质与自然规律的，而不是超自然的或者精神上的原因的一种哲学观点。历来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家，主张对于儿童的教育应当尊重儿童本身的天性，而不是各种世俗的条条框框，繁文缛节，主张向大自然的规律学习，人类的本性本质应与大自然服从同一规律。
（二）人性本善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家认为人的生物性上属于自然，儿童在出生时还未受到社会中不良因素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思想觀点中，普遍认为人性本善，而教育就是引导儿童天性的善继续发展。
（三）自然适应性原则
在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中，认为人的生物性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的发展则也应遵循大自然的普遍规律，人实现自然的发展绝对不能超越或违背自然规律。所以，现代教育必须尊重儿童的自然天性，按照儿童自然成长的顺序进行教育，而不是扭曲颠倒这个顺序。这也就是所谓的自然适应性原则。对儿童的揠苗助长或者放任自流，都对儿童的自然成长不利。
（四）运用生物学的概念
由于自然主义教育家对自然的推崇，他们经常运用生物学的概念来解释人的教育的自然性。认为人生来具有各种能力的“种子”，而“种子”的萌芽、生长需要通过顺应天性的教育来完成。
（五）注重培养儿童主动性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发挥儿童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即在学习过程中，不是依靠教师的空洞的理论灌输，而主要由儿童自己主动地积累各种经验。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儿童会逐渐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动性，教育者应当在恰当的时机上，依照儿童的心理特点与智力发展调动儿童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才能让他们更好地掌握相关的知识，让他们成为具有独立学习和思考能力的人。
三、中西方自然教育观在音乐教学应用的比较
中国“道法自然”教育思想与西方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长期的发展。古人的思想在漫长发展的历程中，包含了有深度的内涵。教育直接关乎人类自身的发展与生存，探寻古人的智慧，立足于现代教育的实际情况，从中取其精华作为音乐教育研究的理论指导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断地被发掘、中外文化的深入交流，尤其是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发展，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问题。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应当引导学生回归自然，走向自然，接收自然的熏陶与洗礼。这两种教育思想在尊重天性和学习自然上殊途同归。但由于二者植根的文化土壤的区别，二者也存在区别。
“道法自然”作为道家的代表思想，其哲学内涵与音乐审美，与教育思想都有着内在的联系，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相较于西方，“道法自然”教育思想更加注重整体，追求一种和谐的境界。教师与学生在课堂内追求的也是一种自然相处的模式，用“道法自然”的思想影响这我们的教育教学观，结合中国“道法自然”教育思想重塑教学观，知道音乐课堂的建构是一种积极有意义的探索。课堂教学中的“天人合一”，是学生与教师的和谐相处;是课堂学习中的情景交融、对等平衡;是教师学生与课堂内容融合一体，课堂教学不再是刻板的载体，课程的设计已成为师生精神世界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尊敬规律、探寻真理、尊重自然与生活是课堂活动的真理。而这也是笔者进行教学实践研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音乐与天性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师与生、教与学之间的和谐。学生的天性是多样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这些学生可能只是在不适应自己的环境下，没有健康地成长。
近代以来，中国本土教育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这冲击既有好的一方面，也有水土不服的一方面。如果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却容易忘记自己从何而来，迷失自己。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科技、社会的飞速发展，我们更应当重新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既要吸收西方文化中好的一面，也要摒弃不好或者说不合适的部分。目前，我国的音乐教育水平，特别是农村落后的音乐教学水平较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一定距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吸收世界先进的音乐教学理念，更要深度挖掘中国“道法自然”教育思想，依托于我国具体实际，衍生出农村音乐教学的理念，寻找到让我们的儿童的“天性”合于广阔深邃的“自然”。充分发掘“道法自然”等宝贵中华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意义，丰富现代儿童音乐教育思想，进而开发出符合当代中国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音乐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学习，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创造性思维，以及在这些心理品质的发展过程中培养健康和积极的态度和情感，这些应成为音乐学习和音乐教育促进人的发展方面的根本目标”[20]，既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青少年文化素养的全面发展，也是践行 “文化自信”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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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蔡抒洗（1991—），女，中国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音乐教学实践。